问题

如何看待「女性上不上桌吃饭是小事,不应为这事闹得一家不安宁」这种言论?

回答
这种说法听起来挺有道理的,好像是劝人不要小题大做,把焦点放在“一家人其乐融融”上。但仔细一琢磨,这里面藏着不少门道,也挺容易让人心里堵得慌。

首先,这话说得好像在“大事化小”,但实际上可能是在“小事压人”。

“上不上桌吃饭”,听起来是件小事,谁坐哪儿,谁先动筷子,好像对填饱肚子没啥直接影响。但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顿饭不仅仅是吃饭,它背后承载着许多东西:

尊重和地位的体现: 在很多传统观念里,“上桌”是一种身份和尊严的象征。女性是否能和男性平起平坐地出现在餐桌上,吃同样的饭菜,这关乎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受到的尊重程度。如果一个家庭里的女性,尤其是长辈或者重要的女性成员,连上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那说明这个家庭的观念里,女性是被排在次要位置的。这种“不上桌”很可能不是她们自己不吃,而是被“规定”了。
家庭参与感和归属感: 吃饭是家庭成员最常聚集在一起的时刻之一。如果女性被排斥在餐桌之外,就等于被排除在家庭的日常互动和交流之外。久而久之,这会影响她们的归属感和在家庭中的参与度。她会觉得“我只是个做饭的”,而不是“我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价值观的传递: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如果孩子们从小看到的是女性在餐桌上的“边缘化”,那么他们就会潜移默化地接受这种性别不平等的观念,并将之视为常态。这对于培养下一代的性别平等意识是非常不利的。

其次,“不应为这事闹得一家不安宁”,这句话的潜台词也值得玩味。

这句话听起来是在劝和,但仔细想想,它实际上是一种“息事宁人”的方式,而且这种“息事宁人”是以牺牲一部分家庭成员的感受和权益为代价的。

压制不同声音: 如果有女性因为“不上桌”而感到不满或提出异议,这句话就相当于一个“定论”,直接把她的感受定义为“小事”,甚至“无理取闹”。这等于直接压制了她的声音,让她觉得自己的感受是不重要的,是“麻烦”。
维护既有秩序: 这句话往往是为了维护某种既有的、可能是传统或者不平等的家庭秩序。那些提出异议的女性,往往是为了打破这种不平衡,争取更平等的对待。而“不应为这事闹”的说法,就是一种阻止改变、固守原状的姿态。
逃避深层问题: “不上桌”可能只是表面现象,背后真正的问题可能是家庭内部沟通不畅、尊重缺失,甚至是更严重的男权思想作祟。把焦点仅仅放在“别闹事”上,就回避了去解决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再来,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

如果是一个儿子,一个父亲,或者一个男性长辈,因为某种原因,比如“不吃晚饭”,或者“有其他安排”,被要求不能和家人一起吃饭,而只能自己一个人吃,或者被安排在旁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吃,他会有什么感受?很可能他会觉得被冷落、被忽视,甚至是被排斥。

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待遇,用在女性身上,就可以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小事”呢?这本身就暴露了某种不公平的衡量标准。

最后,这句话往往是在“规劝”或“要求”女性接受现状。

很多时候,说出这句话的人,可能是家中掌握话语权的一方,或者受到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一方。他们可能不是真的觉得女性“不上桌”是无所谓的,而是认为“这是规矩”,或者“为了家庭和睦,你就忍忍吧”。这种“为了大家好”的说法,往往是在让女性做出牺牲,来换取表面的和平。

总而言之, “女性上不上桌吃饭是小事,不应为这事闹得一家不安宁”这句话,虽然看似在追求家庭和谐,但它很容易掩盖了家庭成员之间在尊重、平等和地位上的不平衡。真正的家庭和谐,应该是建立在每个成员都得到尊重和重视的基础上,而不是通过压抑某些人的声音和感受来换取的表面平静。如果一个家庭因为女性是否“上桌”而感到不安宁,那么问题不在于“这是否是小事”,而在于这个家庭的相处模式和价值观是否存在需要调整和改进的地方。回避问题,才是最容易破坏家庭安宁的。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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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写错题目了,本来是另一个问题。反正奇文共欣赏,不在乎多鞭尸一遍。

如何评价《在我老家,女人小孩不上桌的家庭更兴旺》这篇文章? - 社会

原文如下:

在我老家,女人小孩不上桌的家庭更兴旺
孙旭阳 | 2016-02-25

在刚过去的春节,中国农村一些地方女人和小孩不上桌吃饭的习俗,又被翻出来热议一番。我老家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邓州,旧俗也有这个,沿袭至今,虽松动很多,倒还有一议的必要。

这个规矩,在匮乏年代很有必要。农家待客的饭菜,一般都超出自家的消费水平,唯 有此,才能兜住家庭基本的体面,以表达对客人的尊敬。自家上桌吃饭的人,自然也是越少越好。女人且不说,贪吃的幼童也不能上桌。然而,他们毕竟不懂事,瞅 见饭桌上有好吃的就哭闹索求,自家大人遇到这个,就会非常尴尬,往往不顾客人的劝解,把小孩骂了过去。


在 二三十年前直至更前,这样的场面在农村并不鲜见。这是眼下吃零食就能饱的小孩所无法想象的。我读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夜数学老师来家访,我母亲炒了一大盘小 葱鸡蛋,我父亲为老师斟酒,闲聊到半夜。睡梦中,母亲喊我起来,把他们吃剩下的鸡蛋吃光了。那是我至今吃到的最美味的炒鸡蛋。要说老师来访,我母亲和我为 啥不坐上桌一起吃饭呢,这个问题我母亲从来不会去想,我也无力从逻辑上自洽地回答。


可以说的,唯有“规矩”两字。现在,小学教师在乡村已经远远没有二十多年前的地位,想被家长奉为饭桌上的座上宾,难度也大了不少。可熟悉农村的人或许都会同意,师道尊严和“规矩”的沦落,绝对不是好事。


女人小孩吃饭不上桌的习俗,让不少现代人,尤其是女权主义朋友感到不适,首先可能与实情有所隔膜。


男人们上桌吃饭的时候,女人们去了哪里?是不是像一些评论所说的,她们都蹲在饭厅的外边,满面热泪,正恶狠狠控诉直男癌患者们?显然不是。去过农村宴席的人都知道,女人们不分宾主,这时候都会在厨房忙活。


有朋友或许会说,我虽是女的,但今天也做客,也得帮厨?答案是肯定的,你女客人再金贵,也是东家的亲戚,大多时候还是晚辈,帮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的女主人择择菜、添把火、掌掌勺,是明礼懂事的表现。


在 我老家村里,液化气和电炉是这两年才开始小范围使用。在春节,肉菜的冷藏靠严寒,饭菜做好后的保温,只能靠蒸笼或扣碗。所以,一旦家里来客超过三五人,仅 靠女主人一人根本忙不过来。一些大家族待客,人数还要数倍于此。不下馆子,大过年的又不便攀扯他人帮厨,只有在场的女人们集体做饭,宴席才得以圆满。


小孩们不上桌吃饭,也不难理解。他们太小,会扒得饭桌上杯盘狼藉,一有不遂,又哭又闹,也影响大人们的交流。鉴于中国吸烟男性的总体素质——这个不分城乡,从保护妇幼的角度出发,我也支持大家分桌吃。


回到饭桌上,正大嚼大咽的男人们,基本不会认为正在厨房忙活的女人,以及正在庭院里玩耍的小孩是贱民,低自己一等。如果说第三方看到这副场面,感到愤慨,寄予理解之同情,也许气就顺了。中国固然有很多陋俗,但不明就里的道德评判,往往构成真的歧视。


另 一方面,并不是女人完全不能上桌,只有三两人的场子,女人带小孩上桌吃饭,也算不得稀奇事儿。倘若到了谈婚论嫁的饭局上,撮合的媒婆还必须上座呢,她必须 居中,作为双方共同代言人的角色出现。这时候,不会有人觉得她是一个女人就不能上桌。即使席间有男村干部或男教师,也不敢跟她抢位置。


这 就又回到“规矩”上。所有“规矩”,都与农村的生产生活相适配。重视教育的年代,一个民办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50块钱,村民也是礼遇有加。眼下,最受礼遇 的,已改换为了媒人。媒人之所以越来越被抬举,是因为在适龄男女比例悬殊的农村,能否尽快娶到一个差不多的媳妇,直接决定了家族的存亡兴衰。


早些年,大家贫富差距不像现在这么大,婚姻主要看的是对方家庭是否讲“规矩”,如果父亲喝酒打牌、母亲抽烟放荡、儿子打爹骂娘,家里没一个人有“规矩”,那 婚配势比登天。老家有“敲烂锣”的说法,就是说小话坏别人家的婚事。“敲烂锣”的主要手段,不是说男孩家穷,而是说他们家没“规矩”没前途。


一个家庭连桌像样的酒菜都置办不成,或者吃顿饭都男女老幼混杂,闹得乱哄哄,自然是摆在面上的没“规矩”。为一顿饭,搅黄一桩婚事,或使得亲戚反目,在农村时有耳闻,实在不可不慎。


再说春节走亲戚,虽年味儿淡了,但在农村毕竟是一年一度的大事,上述道理自然适用。在一个家族内,男女分工,长幼有序的程度,是这个家族最基本的形象展示,也很大程度决定着家族的未来。


“规矩”的家族,首先说明人丁兴旺,有足够多的男女老幼;其次,说明存在有权威的家长,不会发生老无所养、幼无所教的状况;再次,跟老人丧失权威,“规矩”废弃比,这样的家族更能在子孙的繁衍发展上互相帮衬,形成合力。


“规矩”使得家族“像个人家”,仪式感赋予底层农民一种作为完整人格的尊严。有资格坐在饭桌吃饭斟酒的人,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担。如果他丧失了这个能力,如果他得不到妻子的信服,导致局面失控了,整个家庭的未来就会变得灰暗。


反观一个妻子,家里来客人了拒不做饭,甚至跟丈夫争夺上饭桌的权利,吵得四邻难安,那么即使这家富足,儿子多半也要打光棍儿。我不否认中国有很多地方的农村富庶开化不亚于都市,但至少我老家,农民们还是辗转求生存,焦灼于养儿防老。至于摈弃一些老“规矩”,早着呢。


“女人不上桌吃饭”这条秩序,隐伏于农村家庭权责格局里。在农民生存状态没有足够改善的情况下,简单批评为陋俗什么的,于人无益,于己则暴露了有所不知的短板。


家庭收入来源和权责格局的变化,也渐渐使得这些“陋俗”或“规矩”,成为少数有精神自觉的农家的奢侈品。更多的年轻家庭,则在买了房买了车之后,没有相应的“规矩”可以遵循,所造成的问题,比“女人不上桌吃饭”更为紧迫。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中说,“在我老家,女人小孩不上桌吃饭的家庭,往往更加兴旺富足”,好多朋友附议。但包括此文在内,我所说的仅限于我见识的一小片农村。至于“为什么男人不去做饭,让女人上桌吃”之类的问题,恕我无力奉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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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如下: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综上,反对一切试图以“贫穷”作为切入点,讨论女性地位的答案。



自母系氏族后,在漫长的古代历史里。女性地位始终不高是个不争的事实。

因为农耕文明里,人类的生产活动始终由人力和畜力,加上极为有限的风力水力设施来维系。男性因为天生的身体条件,就自然而然成了生产的主力,所谓“男丁”。


民间传说 田螺姑娘


《田螺姑娘》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一个朴实勤劳的农家小伙,田里忙碌一整天,回到家里冷冷清清,一口热饭都没有。连田螺都看不下去了,从水缸里跳出来给小伙子做饭洗衣,从此两个人过上了幸福快乐,没羞没臊的生活。


为什么是田螺姑娘?不是螃蟹姑娘或者甲鱼姑娘……

因为甲壳类生物特别让人联想起某种生殖的信号,或者说是有关生殖的神明崇拜,不信就自己百度一下图片,估计有惊喜。


扯远了回到正题


问题在于,为什么女人乐于给男人做饭呢? 在《田螺姑娘》这个故事里,乃至所有的报恩主题的故事里,女人给这样一个父母双亡、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做饭暖床,与其说是一个“施与”的角色,不如说,是一个得利的,被宠爱被照顾的角色。

“爱情天梯”的故事里,相伴成了比“尊卑”更重要,更打动人心的主题。


实际上,妇女远远不是农村最低的一个人群。因为在贫乏的古代,地位是根据创造生产力的绝对值来判定的。

地位最低的是老人、女婴、因疾病丧失劳动力人,还有懒汉。

电影《楢山节考》讲述了日本古代的信州农村,老人一到70岁,就要被子女背进深山,供奉山神,实则是等死的故事。


相反,不需要赡养双亲,又年轻又精壮的小伙,是社会地位的高点。女孩子相中这样的小伙子,是可以不用考虑其家境的。男耕女织,通力合作,当几年佃户攒下来的钱,足够买下五亩薄田,生儿育女,维持一家的生存了。

这就是《田螺姑娘》这个故事背后的耕作哲学。


回到最开始的照片。

为什么现在再提妇女地位,拿贫困说事就毫无道理,甚至是社会的倒退呢?


一是生产力的进步,二是分配方式的变革。


新中国以来,在农村延续几千年的生产方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农机使得规模农业成为现实,集体生产改变了原有的一家一户的小农模式。而且每个人上工就能记工分,在“大锅饭”的时代,工分就等同于口粮。这是妇女在历史上,首次通过自己的劳动,直接获得田间报酬。


这不啻为比武则天当皇帝还要大的变革。


妇女从家庭进而走进集体,进而走进社会。于是就有了无数个“女拖拉机手”,“女村主任”、“女大队书记”、“女兵”、“女人大代表”等等等等。


所谓”不爱红装爱武装”,既然女性已不再需要男的耕田才能吃上饭,步枪的出现又使得武力不再只是男人的属性。那么同一张桌子,没有谁的座位的存在与否是天经地义的。


评价一种民俗或者传统是不是糟粕,关键要看是否有无辜者受压迫。近年来媒体声讨的民俗陋习,比如“彩礼”,“闹洞房”、“配阴婚”,“红白事大操大办”,这些看似热闹传统的仪式背后,是一群默默忍受这些幺蛾子的弱势群体。

自己闺女当伴娘,肯让别人动一手指头吗?但为啥别人家女孩子当伴娘,自己就能下流到猪狗不如呢?

这是病,得治。

还有的行为已经与犯罪无异,比如溺婴、比如家庭暴力。这些都可以归结为贫困或者愚昧。但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当首先分清“应然”和实然,分清是“本不该如此”还是“理应如此”,不然就会写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鬼话出来。

如今的中国,仍有偏远的地方生活在贫穷里,仍有部分妇女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但与此伴生的是老人赡养的缺失,医疗配套的不完善。弱势群体不仅仅只有女性,被社会所声讨的不仅仅是“女性不能上桌”这一件事。


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农村老人自杀的平静与惨烈


虽然贫困可以衍生出种种人间惨剧,但是贫困本身没有原罪,任何青年或者劳动力,都应该以道德,以教育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如果无力改变某些现实,那也比为现状卫道洗地要好很多。

满脑子谁穷谁有理,才会写出这种穷且横的奇文来。



孙旭阳:《在我老家,女人小孩不上桌的家庭更兴旺》,写出这种标题的人不像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

我更倾向于他是刚穿越回来的。

比如《在我老家,把年满70的老人背进山中等死的家庭更孝顺》。

再比如 《我的家乡,男人打老婆的家庭更和谐 》


我因和这样的人活在同一个时代而感到懊丧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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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同桌吃饭,在大革命期间就是我党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怎么会是小事?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1927.3):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

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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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革命几十年,观念还不如1927年湖南衡山白果地方的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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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更新:

1922年的中共二大,即选举向警予为妇女部部长,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决议》说:

“全国所有的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的礼教束缚之中...所以中国共产党...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目前为妇女奋斗的是:

1.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

2.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

3.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

1923年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

“一般的妇女运动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亦甚重要...本党女党员应随时随地指导并联合这种种运动,口号应是‘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打破奴隶女子的旧礼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应有遗产承继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母性保护’、‘赞助劳动女同胞’。”

从此妇女作为一支独立、自主的力量融入了中国革命的洪流。红军时期就有独立的妇女团,如1933年通南巴根据地的妇女团有上千人,她们同男战士一样,剪短发、穿军装、扛刀枪,并随军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参加了长征。

“为花季少女解开裹脚布,为广大妇女争取参政权,为底层娼妓寻求独立人格,谁说我辈不女权?”------中国共产党创始人 向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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