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个领导是在培养你，还是在压榨你？

别扯那些没用的故事……

很好判断领导是否刻意栽培你，

就是看在相关业务交流场合，他愿不愿带你出席，并在谈话间、酒桌上主动提你的工作贡献，特别是在更高层及其他有影响力人士在场的情况下，愿意给你机会发言，让你表现自己。

如果领导给你这些机会，那么996根本算不上压榨，这些加班都是业务需要；

如果领导不给你上台总结发言的机会，特别是不给你向大领导单独回报的机会，那么无论他对你说多少好话，都说明他根本没在刻意培养你；

另外，并不是每个领导都有能力培养下属，你也要对自己科室、单位及领导能力有清醒的判断。

很多领导在更上层根本没有话语权，也和上层没有多少私交，他们就是普通的技术官员，他们喜欢你，让你做事，培养你可能是发自内心的，但受限于他们自己的认知和单位影响力，你做的事更上层其实不关心，你领导的人事建议也无足轻重，所以你领导对你的栽培是没有意义的。

很多年轻人认为是领导不重视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你的领导也没能力重视你。他既没能力向上级推荐你，又要顾虑科室内部人员团结。因为在弱势部门，大领导几年才来调研一次，你努力就是和科室其他人争你领导现在的位置，你的领导还有20年退休，你说他咋培养你？他咋激励你？咋重视你？

缺少这些条件，领导是不是只能口头激励？

可口头激励，15年看不到晋升希望，这样的培养对你又有什么意义？

最后，这种职场回答不能开通赞赏，太坑了……

培养和压榨，表面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多让你干活。

本质上的差异是，让你干简单、重复的工作；还是让你干一段熟悉一段，之后又干下一段工作，从而熟悉这个单位、部门最核心的内容。

第一种，学会了，学透了，也就那么回事，是压榨。因为你重复多少次也是个机器重复，很容易取代你。

第二种，是培养，可能你确实很累，但你只要有脑子，能锤炼出来，那你就是这个部门的支柱，离不开。

至于激励，钱只要不歧视性的给的太低，制度只要相对公平，都不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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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事例对比一下

一个是蒋介石和卫立煌；一个是周恩来和熊向晖。

先说第一个。一九四七年十月，卫立煌回国后，立即被蒋介石召见。蒋介石希望他接替陈诚，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挽救东北的危险局面。卫立煌说：“辞修（陈诚）已在东北，驾轻就熟，现在换人恐怕不好。”蒋介石说：“他要是胜任，我就不借重你了。”

蒋介石的这番话感动了他：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的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我看只有你能担任这个艰巨重任，才让你去东北，相信你一定能够挽回不利形势……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把这个事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

卫立煌夫人十分恼怒，说人人都知道东北快要完了，连我这个没有军事头脑的人都看清楚，你为什么偏偏“去替陈诚当替死鬼”？卫立煌还是去了。

辽沈战役期间，卫立煌作为国民党方面在东北的最高将领，始终坐镇沈阳指挥。当廖耀湘兵团被围歼以后，沈阳已是岌岌可危的孤城，局势十分凶险。与卫立煌私交深厚的杜聿明立即想到了一个问题——卫立煌的安全。杜聿明明白，深陷沈阳的卫立煌从地面逃出来的希望几乎为零,如果听任他落入解放军之手,除了令国民党方面颜面扫地之外,还有就是如何对得起卫立煌本人。

杜聿明赶到北平面见蒋介石，汇报了沈阳战况后，说出了他认为眼下最要紧的事:“对卫总司令的安全应该考虑……”蒋介石根本不予理会。正在此时，国民党空军司令王叔铭也来向蒋介石报告说:“沈阳已混乱,北陵机场已失,东塔机场也落炮弹,城内还有一个民航机场,我已经命令留一架飞机等卫先生（卫立煌）。”蒋介石还是不理会，不置可否。他一边命令杜聿明到葫芦岛指挥撤军，一边向外走，准备坐专机返回南京。

这时候，杜聿明知道，蒋介石再不开口，就再没有机会了。杜聿明推了一把跟在蒋介石身后的王叔铭。王叔铭明白杜聿明的意思,赶快上前一步,小声地问蒋介石:“是不是把卫先生接出来?”蒋介石这才脸色铁青地说:“叫他到葫芦岛指挥。”

在最后时刻，蒋介石对多年跟随自己征战的将领如此冷漠，令杜聿明心绪黯然。

再看周恩来。

1938年，周恩来安排熊向晖到胡宗南身边潜伏，委托董必武与熊谈话。董老谈话时，说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

一，不要急于找党，无论多长时间，你都要耐心等待，绝不能离开胡宗南部队，要围绕这个特殊任务，独立处理问题。今后，我们会设法找你联系，那时也许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当闲棋冷子。

二，隐蔽党员身份，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相机推动胡宗南抗日、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表面上同他一致，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微骄傲，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谨慎从事。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挥你肯用脑筋、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长者风范，授人以渔。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转眼到了1946年6月，胡宗南保荐熊向晖到美国留学，熊赴南京洽办留美手续。离开西安时，上线王石坚告诉熊向晖，周副主席要在你到南京后同你面谈。

在梅园新村30号的中共代表团驻地，熊向晖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走进门，拉着熊向晖坐在沙发上。周恩来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号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我没有穿外衣，把一个记事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我在专机上躺了一会儿，一睡就睡得很死。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重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原来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了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熊向晖回忆道：我顿时感到震撼，倒不是由于他丢了小本子，而是由于他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做检讨，请求处分。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我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

周恩来又说：昨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让侍从副官来找我，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掉的小本子。

周恩来说：马歇尔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你就暴露了。秘密党员一暴露，通常就得撤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对你却不能采取通常办法。毛主席说过，你顶几个师。一下子撤掉几个师，我下不了这个决心。我和董老反复研究，马歇尔照了相，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如果他送，不会送给徐永昌、郑介民这类人，那不合他的身份。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架子大，见他必须事先约定，这就给我们一些缓冲时间。蒋介石一看到，一定派人抓你，这又会暴露马歇尔，使他失去“调处人”的资格。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送给蒋，免得因小失大。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但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同时考虑第二种可能。

周恩来分析，如果马歇尔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蒋一定会交中统或军统查办。按照他们的规律，从发现线索到捕获目标，不会超过半个月。周恩来让熊向晖找个借口，在上海找个不引人注意的合适地方住上半个月，不要出门。

周恩来让延安通知西安的王石坚，要王注意敌情，准备应变。发现异常立即通知熊向晖，熊接到报警，即到上海马思南路107号找王炳南，王炳南已作了准备，会把熊安全送到苏北解放区。周恩来要熊吸取他的这次教训，对王炳南的姓名住址都不要写在纸上，记住九个字“马思南-107-王炳南”。

正如熊向晖所说，周恩来这次“事故”，是“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如果自己不说，不可能有任何外人知晓。不论事态下一步如何发展变化，都可以轻松摆脱与自己的干系。但是，周恩来丝毫没有这么想，没有这么做。他如实报告中央，自做检讨，请求处分。而且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向年轻普通党员、向“事故”牵涉到的当事人和盘托出。正是这种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熊向晖，使这位秘密情报干部对这位可敬的上级领导更加敬仰，更加信任。

比较一下，答案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