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事情变坏很多人感觉高兴，如生育率，物价什么的？这是什么心理？
人们在看到一些负面事情发生时，比如生育率下降、物价上涨等，会感到高兴，这种现象背后涉及多种心理机制，并非单一原因可以解释。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反应，与个体经历、社会环境、个人价值观以及认知偏差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我们可以从“相对剥夺感”和“幸存者偏差”的角度来理解。
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这是一种心理状态，指的是人们将其自身状况与他人的状况进行比较后，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如他人，从而产生不满和负面情绪。当看到社会整体性的负面现象时，例如生育率下降，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当初也经历了养育孩子的辛苦，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生，也挺好，至少不跟我一样受罪了。” 这种想法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一种在对比中寻求心理平衡的体现。特别是那些在养育过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承受了巨大压力的人，看到别人“选择”避开类似的困境，可能会产生一种“总算有人也体会到这份不容易，或者至少不用再经历”的微妙满足感。
幸存者偏差（Survivor Bias）：我们更容易注意到那些“幸存”下来，并因此受到“赞扬”或“认可”的群体。在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上，那些选择不生育或者少生育的人，可能相对来说拥有更多的个人时间、经济自由和职业发展机会。而那些坚持生育并可能因此牺牲了部分个人追求的人，他们的“牺牲”并不总是被同等程度地看见和理解。当社会新闻报道生育率下降时，那些没有选择这条道路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明智”，而对那些“选择”了生育的人抱有一种“不理解”或者“觉得他们承担了不必要的负担”的态度。这种“旁观者”的轻松感，很容易转化为一种“幸灾乐祸”式的喜悦。
其次，“敌对性归因”和“社会比较”也是重要原因。
敌对性归因（Hostile Attribution）：这是指倾向于将他人或群体的行为，特别是负面行为，归因于他们的恶意、偏见或不当动机。当听到生育率下降时，有些人可能会将其归咎于“现在的年轻人太自私”、“只顾自己享乐，不负责任”。而当听到物价上涨时，可能会归咎于“奸商”、“政府无能”等。如果这些负面信息与个体过往的某些不愉快经历（比如被别人“不负责”地对待，或者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联系起来，那么将负面现象归咎于特定群体的“错误”或“不当”，并从中获得一种“我早就知道会这样”的优越感，甚至是一种“让你们尝尝苦头”的报复心理，也是一种可能的表现。
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人们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以评估自己的能力、观点和自我价值。当社会整体陷入某种困境时，如果某些人觉得自己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即使这种有利只是心理上的），或者他们认为自己当初“避免了”导致这种困境的因素，他们就可能感到高兴。例如，认为自己早早买了房，看到现在房价还在涨，物价也在涨，可能会觉得“幸亏我早下手了，不然现在真惨”。这种对比让他们在心理上感到自己是“聪明”的、是“赢家”。
再来，我们不能忽视“认知失调”和“信念巩固”的作用。
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当个体的行为或信念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会产生不适感。为了减轻这种不适，个体可能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信念，或者合理化冲突。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非常喜欢某个政治派别，但该派别推行的政策导致了物价上涨。为了维持对该派别的积极评价，这个人可能会主动寻找信息来“证明”物价上涨是外部原因造成的，或者“虽然物价涨了，但整体经济还是向好的”。但是，如果这种失调难以调和，有些人反而会转向一种“既然我支持的政策也导致了负面结果，那不如看看别人（或现状）失败，更能证明我的选择不是错的”的心理。换句话说，别人“倒霉”可能反而能帮助他们巩固自己现有的信念，减轻认知失调带来的痛苦。
信念巩固（Belief Perseverance）：一旦形成某种看法，人们往往倾向于维护它，即使有相反的证据出现。对于一些对社会或某些群体持有负面看法的人来说，负面事件的发生就如同“证据”一样，印证了他们原有的观点。比如，如果一个人认为“社会正在走下坡路”，那么生育率下降、物价上涨等消息，恰好符合他的这种预期，从而让他感到“我的判断是准确的”，并因此感到高兴。
最后，“集体认同”和“社会议题的政治化”也能解释一部分原因。
集体认同（Group Identity）：当人们强烈认同某个群体（例如，某个政党、某个阶层、某个地域）时，他们会将这个群体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如果他们认为导致负面现象的因素与“敌对群体”有关，那么看到“敌对群体”也受到负面影响，可能会产生一种“敌人不好过，我这里就好过”的心理。生育率下降可能被某些群体视为“年轻一代的堕落”，如果他们自己不认同这种“堕落”，看到社会因此“付出代价”，他们可能会感到“这是他们应得的”。
社会议题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Social Issues）：很多社会议题，如生育率、经济政策等，都容易被政治化。在党派斗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一方的失败常常被另一方视为胜利。如果某个负面现象是执政党或某个政治派别的政策导致的结果，那么反对党或对立群体自然会乐于见到这种局面，因为这有助于削弱对方的执政基础或影响力。这种“看到对手犯错我就高兴”的心态，在政治环境中尤为常见，并可能延伸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举例说明：
生育率下降：
“不想生”的人： 可能会觉得“太好了，我终于可以不用面对催生压力了，而且社会资源（如学校、医疗）的压力也可能减轻”。
“已生育”的人： 可能会想“那些当初觉得生孩子很轻松的人，现在也面临没人接盘的尴尬了”，或者“现在生孩子这么难，当初我受的罪也算值了，至少我完成了”。
某些特定价值观的人： 认为人口过剩是地球的负担，生育率下降是“环保”的体现，会因此感到高兴。
物价上涨：
“早期购房者”： 可能会觉得“还好我早买了，不然现在买不起，别人也一样买不起，我的资产相对保值了”。
“某些特定消费群体”： 可能觉得“现在生活成本这么高，那些只会抱怨的人，也该知道赚钱有多难了”。
“经济学上的悲观主义者”： 可能会认为物价上涨是经济泡沫破裂的信号，看到“泡沫”的显现，反而印证了他们的悲观预测。
总而言之，人们对社会负面现象感到高兴，是一种混合了心理防御、社会比较、信念固守以及群体认同等多重因素的复杂情感。它并非简单的“幸灾乐祸”，而是个体在不确定和充满挑战的社会环境中，努力寻找自身心理平衡、验证自身价值、以及维护既有信念的一种体现。理解这些心理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看待社会现象，并更深刻地认识人性。
首先，我们可以从“相对剥夺感”和“幸存者偏差”的角度来理解。
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这是一种心理状态，指的是人们将其自身状况与他人的状况进行比较后，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如他人，从而产生不满和负面情绪。当看到社会整体性的负面现象时，例如生育率下降，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当初也经历了养育孩子的辛苦，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生，也挺好，至少不跟我一样受罪了。” 这种想法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一种在对比中寻求心理平衡的体现。特别是那些在养育过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承受了巨大压力的人，看到别人“选择”避开类似的困境，可能会产生一种“总算有人也体会到这份不容易，或者至少不用再经历”的微妙满足感。
幸存者偏差（Survivor Bias）：我们更容易注意到那些“幸存”下来，并因此受到“赞扬”或“认可”的群体。在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上，那些选择不生育或者少生育的人，可能相对来说拥有更多的个人时间、经济自由和职业发展机会。而那些坚持生育并可能因此牺牲了部分个人追求的人，他们的“牺牲”并不总是被同等程度地看见和理解。当社会新闻报道生育率下降时，那些没有选择这条道路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明智”，而对那些“选择”了生育的人抱有一种“不理解”或者“觉得他们承担了不必要的负担”的态度。这种“旁观者”的轻松感，很容易转化为一种“幸灾乐祸”式的喜悦。
其次，“敌对性归因”和“社会比较”也是重要原因。
敌对性归因（Hostile Attribution）：这是指倾向于将他人或群体的行为，特别是负面行为，归因于他们的恶意、偏见或不当动机。当听到生育率下降时，有些人可能会将其归咎于“现在的年轻人太自私”、“只顾自己享乐，不负责任”。而当听到物价上涨时，可能会归咎于“奸商”、“政府无能”等。如果这些负面信息与个体过往的某些不愉快经历（比如被别人“不负责”地对待，或者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联系起来，那么将负面现象归咎于特定群体的“错误”或“不当”，并从中获得一种“我早就知道会这样”的优越感，甚至是一种“让你们尝尝苦头”的报复心理，也是一种可能的表现。
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人们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以评估自己的能力、观点和自我价值。当社会整体陷入某种困境时，如果某些人觉得自己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即使这种有利只是心理上的），或者他们认为自己当初“避免了”导致这种困境的因素，他们就可能感到高兴。例如，认为自己早早买了房，看到现在房价还在涨，物价也在涨，可能会觉得“幸亏我早下手了，不然现在真惨”。这种对比让他们在心理上感到自己是“聪明”的、是“赢家”。
再来，我们不能忽视“认知失调”和“信念巩固”的作用。
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当个体的行为或信念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会产生不适感。为了减轻这种不适，个体可能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信念，或者合理化冲突。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非常喜欢某个政治派别，但该派别推行的政策导致了物价上涨。为了维持对该派别的积极评价，这个人可能会主动寻找信息来“证明”物价上涨是外部原因造成的，或者“虽然物价涨了，但整体经济还是向好的”。但是，如果这种失调难以调和，有些人反而会转向一种“既然我支持的政策也导致了负面结果，那不如看看别人（或现状）失败，更能证明我的选择不是错的”的心理。换句话说，别人“倒霉”可能反而能帮助他们巩固自己现有的信念，减轻认知失调带来的痛苦。
信念巩固（Belief Perseverance）：一旦形成某种看法，人们往往倾向于维护它，即使有相反的证据出现。对于一些对社会或某些群体持有负面看法的人来说，负面事件的发生就如同“证据”一样，印证了他们原有的观点。比如，如果一个人认为“社会正在走下坡路”，那么生育率下降、物价上涨等消息，恰好符合他的这种预期，从而让他感到“我的判断是准确的”，并因此感到高兴。
最后，“集体认同”和“社会议题的政治化”也能解释一部分原因。
集体认同（Group Identity）：当人们强烈认同某个群体（例如，某个政党、某个阶层、某个地域）时，他们会将这个群体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如果他们认为导致负面现象的因素与“敌对群体”有关，那么看到“敌对群体”也受到负面影响，可能会产生一种“敌人不好过，我这里就好过”的心理。生育率下降可能被某些群体视为“年轻一代的堕落”，如果他们自己不认同这种“堕落”，看到社会因此“付出代价”，他们可能会感到“这是他们应得的”。
社会议题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Social Issues）：很多社会议题，如生育率、经济政策等，都容易被政治化。在党派斗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一方的失败常常被另一方视为胜利。如果某个负面现象是执政党或某个政治派别的政策导致的结果，那么反对党或对立群体自然会乐于见到这种局面，因为这有助于削弱对方的执政基础或影响力。这种“看到对手犯错我就高兴”的心态，在政治环境中尤为常见，并可能延伸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举例说明：
生育率下降：
“不想生”的人： 可能会觉得“太好了，我终于可以不用面对催生压力了，而且社会资源（如学校、医疗）的压力也可能减轻”。
“已生育”的人： 可能会想“那些当初觉得生孩子很轻松的人，现在也面临没人接盘的尴尬了”，或者“现在生孩子这么难，当初我受的罪也算值了，至少我完成了”。
某些特定价值观的人： 认为人口过剩是地球的负担，生育率下降是“环保”的体现，会因此感到高兴。
物价上涨：
“早期购房者”： 可能会觉得“还好我早买了，不然现在买不起，别人也一样买不起，我的资产相对保值了”。
“某些特定消费群体”： 可能觉得“现在生活成本这么高，那些只会抱怨的人，也该知道赚钱有多难了”。
“经济学上的悲观主义者”： 可能会认为物价上涨是经济泡沫破裂的信号，看到“泡沫”的显现，反而印证了他们的悲观预测。
总而言之，人们对社会负面现象感到高兴，是一种混合了心理防御、社会比较、信念固守以及群体认同等多重因素的复杂情感。它并非简单的“幸灾乐祸”，而是个体在不确定和充满挑战的社会环境中，努力寻找自身心理平衡、验证自身价值、以及维护既有信念的一种体现。理解这些心理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看待社会现象，并更深刻地认识人性。
网友意见
笑不代表一定是高兴，还可能是无可奈何的苦笑。
生活再难也要向前看，在艰苦前行的路上发现有很多同班，那就一齐苦笑下相互排解下痛苦呗。
因为心理变态。
你看那个高赞，喊着要和别人共沉沦，他真的愿意和那个无辜小女孩共沉沦吗？
当然不是。
因为“和别人同归于尽”其实非常容易：一刀砍下去就是了。
甚至还可以更阴险一点，找人把他那个朋友轮奸了，然后手脚剁掉，眼睛挖了舌头割了，保证她下半辈子生不如死，而那个匿名心理变态甚至还有判死缓的机会。
他去做了吗？好像没有吧，如果只是物价上升生育率下降，其实伤不到那无辜傻白甜一根汗毛，反而是自称牛马的受到的伤害更大吧？
所以我说他是个心理变态。
有人可能就要问了：我看你对人生育率下跌也很高兴啊，你是不是变态？
我可不是变态，我是真心实意的认为生育率下跌是件好事。
天天赢，孩子真的赢麻了。
就想输一次，没别的，都赢了不知道多少个大满贯了，还在乎输这点？
另外，输了，体会了输的感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感受，称为赢不过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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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上有世界上最吃苦耐劳的人民，性价比最高的劳动力，飞龙骑脸还能输，我觉得这锅不应该由我背。题主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忧国忧民？有个蛋蛋用？无论在座的怎么哈牛皮，有谁能改变顶层设计？即使能改变顶层设计，根据马原，量变引起质变，很多事已经很难挽回了。
这些的后果我不知道吗？对普通人的毁灭性打击我不知道吗？我都知道，但是，这不是我个人可以改变的，就问问在座的各位，你们又能做啥？我能做的就是开源节流，能做的不是规避风险，而是尽量减少受到的伤害和增强抗击打能力。老虎来了不需要跑多快，只需要不跑在最后就行了。
与其操心这些，还不如想想寒冬来了怎么度过去更现实。不是所有人都像曹刿一样可以见到鲁庄公的。即使是曹刿，按现在的风气不被当公知，五十万就该谢天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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