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动荡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其复杂性和多面性使其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关键议题。以下从历史背景、运动过程、影响与评价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一、历史背景
1. 清政府的腐败与衰落
19世纪中后期，清政府因腐败和政治腐败导致国力衰退，无法有效应对列强侵略和内部动荡。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和洋务运动（18601890）后，清政府的统治权威进一步削弱。
2. 帝国主义的侵略
19世纪末，列强（英、法、德、俄、日等）通过不平等条约（如《辛丑条约》）强占中国领土、割让主权、控制经济命脉，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导致民众对列强的强烈反感。
3. 基督教的传播与排外情绪
19世纪末，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加剧，他们建立教堂、传播教义、传播西方文化，与传统儒家文化发生冲突。民众对“洋人”和“洋教”的排斥情绪高涨。
4. 民间社会的危机
土地兼并、自然灾害、农民起义（如1899年的“义和团”兴起）等社会问题，使底层民众对清政府失去信心，转向民间组织寻求出路。
二、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与活动
1. 组织与口号
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基督教，同时支持清朝统治。其组织形式为秘密结社，依靠民间信仰和宗教仪式（如“刀枪不入”）传播信仰。
2. 主要活动
攻击外国使馆与传教士：1899年，义和团在山东等地袭击外国使馆和教堂，导致列强强烈反应。
破坏外国势力：焚烧外国商行、铁路、教堂，甚至攻击外国商人的家属。
与清政府的互动：清政府初期默许义和团活动，后因局势失控而试图镇压，最终与列强合作将其剿灭。
3. 关键事件
1899年：廊坊之战：义和团与外国军队爆发冲突，清政府被迫与列强议和。
1900年：北京之战：义和团攻入北京，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
三、义和团运动的影响
1. 对清政府的打击
加速清朝灭亡：义和团运动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和无能，导致民众对清廷失去信任，为辛亥革命奠定基础。
清政府的崩溃：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后被迫与列强议和，清政府的权威进一步丧失。
2. 对列强的冲击
列强的联合镇压：八国联军（英、法、德、俄、日、美、意、奥）联合入侵中国，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进一步加深半殖民地化。
列强的矛盾：列强在镇压义和团过程中也因利益冲突（如德国与英国的矛盾）而产生矛盾，为后来的国际局势埋下伏笔。
3. 对中国的长远影响
民族意识的觉醒：义和团运动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意识，成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开端。
社会变革的催化剂：运动后，清政府试图改革（如“新政”），但未能挽救统治危机，反而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对列强的警示：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民众的反抗潜力，促使列强重新评估对华政策。
四、历史评价的多面性
1. 正面评价
反侵略的象征：义和团运动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历史事件，体现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对外来压迫的决心。
推动社会变革：运动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加速了其崩溃，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社会条件。
国际历史意义：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浪潮的一部分，反映了殖民时代下被压迫民族的反抗精神。
2. 负面评价
盲目排外与暴力：义和团运动中，民众对“洋人”和“洋教”的极端排斥导致大量无辜平民伤亡，甚至与列强发生冲突，加剧了国际矛盾。
清政府的利用与失职：清政府在运动初期默许义和团，后期试图镇压却失败，暴露了统治集团的腐朽与无能。
历史教训的缺失：义和团运动未能实现真正的社会改革，反而导致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
3. 现代史学的反思
复杂性与局限性：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义和团运动是“盲目排外”与“反动统治集团结合”的产物，其历史意义需结合具体背景分析。
对民族主义的批判：部分学者指出，义和团运动的极端行为未能体现真正的民族主义，反而成为列强入侵的借口。
五、结语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其历史评价具有复杂性和争议性。从积极角度看，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意识和对列强侵略的反抗；从消极角度看，其盲目排外和暴力行为加剧了社会动荡，也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也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研究民族主义、反殖民运动和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案例。
网友意见
5月9日
原回答不知道为啥被击毁了，再发一次
4月22日补充
简要说一下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内发生了什么，分析一下这场战争怎么打起来的。
一个常被有意无意忽视的事实是，从1900年1月到1900年5月底这五个月内，在公使团下决心向京津各地（包括使馆）派遣护侨部队前，义和团没打死一个洋人。
这听起来有些令人惊讶，但事实就是如此。义和团作为一个组织松散的乡村武术自卫社团，其主要对手是欺负他们的教会（其实就是各路教民）而非外国人，因此1900年6月前华北的几乎所有冲突都是教民与团民的互殴，清军一直在冲突中偏袒教民，而外国人几乎未受波及。在此期间，外国人在华北遭受的最暴烈的攻击，是一名法国铁路职工在丰台挨了顿揍（非致命），这显然不足以引发一场战争——然而，公使团铁了心要拉偏架，得知涞水爆发大规模民教冲突后，公使团强迫清廷允许他们调兵进京。
“中国通”赫德在5月中旬还很乐观，得知公使团打算调兵他立刻感觉要坏事。他在5月20日的信中指出：“本周护馆卫队将进京，我们将随时看到冲突的发生。”赫德的总结说明，卫队抵达前的局势并不算糟，但他认为卫队的进驻将引发冲突。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列强为什么急于调兵——在1900年5月底，公使们其实并没有多担心义和团的威胁，他们或许只是想找个借口“惩罚”清廷。出于一种政治均势，几乎所有列强国家都开始调集兵力，第一批增援使馆的卫队数量超出规定的每国30名——列强违规在先。
从1900年5月31日开始，护侨部队开始分批赶赴各地打击义和团，原本只是与教民、清军交战的义和团不得不开始“反帝”。6月2日一队俄国哥萨克兵到天津镇压义和团，1人遭伏击身亡。列强调集军队的行为吓坏了清廷，在清政府看来，外国人尚未遭受多少攻击就仓促调兵，目的十分可疑，担心列强是找借口想要入侵，于是默许收编义和团以补充兵力。
公使团继续加码，6月9日RN驻华舰队司令西摩尔接到命令，纠集2千余兵力登陆开赴京城——此行动未得到清廷许可，这就是战争行为。清廷得知后切断使馆电报线，阻止公使团继续“召唤”军队。义和团一部得到消息后紧急破坏了廊坊以西铁路，因此6月12日西摩尔滞留于廊坊。公使团不知道西摩尔受阻，以为远征军即将到达，嚣张的公使团于6月13日纵容卫队走出使馆区主动袭击团民——当天夜里义和团开始以牙还牙，京城局势大乱。清廷派人前往使馆请求公使团下令撤军，公使团拒绝。
西摩尔被困在廊坊，又联系不到公使团，头脑发热的驻津领事团和海军将军们集体独走，6月16日夜强迫大沽守军撤退，守军拒绝，联军6月17日晨攻占大沽炮台。6月18日甘军一部赶到廊坊阻击西摩尔。6月19日清廷得知大沽已开战，下令驱逐公使团离境。德国公使在6月20日前往总理衙门理论，途中与清军巡逻队产生误会对射当场毙命。6月21日清廷发布宣战令。
4月21日回答
在义和团兴起前不久的1898年2月，法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勒·阿诺托在面对议员质询时表示：
在中国的所有门户都有我们的先锋队，他们一直在为扩大我们的影响而努力工作……（如果有朝一日）清帝国分崩离析……一切已准备就绪。
出处：
法国外长这段战狼浓度达到114514 mol/L的发言引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法国外交部长口中遍布清帝国各通商门户的“我们的先锋队”指哪些人?
第二个问题，在1898年法国政府（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判断清帝国可能将土崩瓦解，对此，法国人有什么尚未启动的方案已“准备就绪”？
我来凑热闹的，指出一些回答里有悖于历史事实的点：
在讨论义和团的时候，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切记义和团是一场去中心化的运动，各部自行其是水平也参差不齐，任何个例都无法推导到全体，也无法代表义和团这一组织的整体立场，这是本回答的核心观点。
1.义和团是清朝舔狗，只敢打洋人不敢打清廷
事实上，第一个公开打出“扶清灭洋”口号的赵三多1898年10月起兵的时候就是被清军剿灭的，认为义和团一直都和清廷合作本身就很荒唐，如果不是满清宫廷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像义和团这种组织不管打出什么口号都绝对会遭到清军无差别的打击，自然也不可能不和清军作战。而在清廷和义和团合作期间，李鸿章等人的奏折也频繁提到，义和团围攻县城捕杀官军，清廷却因为中央政治斗争而漠视的情况。义和团曾经取得伏击清军击毙杨福同的涞水大捷，涿州也被义和团攻破，义和团不光有杀洋人的胆子，杀官的胆子也不小，像是后来聂士成一家惨遭报复就是因为之前聂下令开枪镇压义和团（此处已有辟谣，但不影响核心观点）。所以义和团和清廷之间的关系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有被忽悠成了清廷的政治斗争工具的，有趁乱浑水摸鱼的，有真的要扶清灭洋的，也有实际行动上敌视清廷的。说实话，义和团后期在京城失控的时候，连从一开始就支持煽动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两人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他一家大小十三口都因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守旧派徐桐的家也被抄了，说什么义和团是清朝舔狗属实无稽之谈。
2.义和团在抵抗八国联军侵华中没有发挥任何军事作用
事实上几乎所有交火战场都有义和团的身影，从天津到黑龙江，义和团几乎参与了所有的战役，表现不太好但也不太差，考虑到他们的武器装备落后已经算十分努力了——对于义和团战斗力为0的印象基本都来自于围攻东交民巷使馆，但是东交民巷一战实际上只打了一个月，而且打到后面使馆区大半都已被攻陷，义和团的战斗力也只能说处在比较落后的水平还没有到一触即溃的地步。
整体而言义和团战斗力处于普通的农民起义军和民兵团练水平，前期和清军敌对的时候他们还能反手消灭不少清军的部队。至于什么刀枪不入只不过是个别队伍的作秀法，实际作战的时候义和团的人们可是有枪用枪有炮用炮的，没人会和自己的命过不去——再者说很多义和团的成员也是从清军中发展的，比如成建制入团的甘军，你说他们会放弃用洋枪洋炮那根本不可能。
如果要给义和团一个词去评价，最好的词应该是“混乱”，义和团运动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哪怕是象征意义上的核心，打着义和团旗号的人里什么都有。
有只为一心保卫桑梓，地方团练性质的自卫组织；
有的跨州连郡，杀官斩将的反抗军；
也有被清廷守旧派忽悠到城里“清君侧”，杀“一龙二虎十三羊”的炮灰；
也有浑水摸鱼借着义和团旗号大肆劫掠的投机者。
前线英勇抗敌的是他们，后方滥杀无辜也是他们；和清军合作的是他们，跟清军发生冲突的也是他们；洒狗血的是他们，打洋枪的也是他们。
义和团本来就千人千面，截取任何一张脸谱对他们而言都是不公平的。
做为一位一般通过五学家，我认为义和团其实可以跟朝鲜东学党对比:
都是在传统封建社会崩解以及列强压迫造成的社会冲击下所形成的特殊产物；
都是以下层赤贫农民为主体的政治运动；
都兼具本土宗教团体与民间武装团体两种性质，两者实际上都有激进的反西方与反洋教色彩；
两者都与统治集团有一定政治联系——义和团就不用说，东学党曾经同统治者达成“全州媾和”，其二度再起也同朝鲜最高统治者兴宣大院君不甘居于日本傀儡地位密切相关；
两者口号上甚至也有一定的相似度——义和团前期是“兴/扶清灭洋”，后期是“反清灭洋”，相比之下东学党前期鼓吹“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后期则是“辅国安民”；
两者最终也是被朝廷与列强侵略者联合绞杀；
这两个宗教团体在后来都被泛左翼阵营尤其是传统共产主义左翼秉持的“民族解放史观”给予了“批判性支持”[1]，而且特别讽刺的是这两者都给予某些政治势力攻击与其敌对的泛左翼或者激进民族主义势力的口实，例如2018年开始的由于征用工赔偿问题引发的日韩贸易战争期间，韩国知名的极右派报纸《朝鲜日报》就公开开骂文在寅政权是“东学党”，而文在寅的参谋团队也有高级秘书官公开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东学党歌曲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
攻击这两个宗教团体的人都抓住二者的愚昧、疯狂排外的特点大肆攻击，指责执政者以国定历史教科书为平台歌颂这两次农民运动是助长国民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绪”与“耻辱史观”，导致他们拒绝吸收来自西方的现代先进成果。
而非常有意思的是，攻击这义和团与东学党运动的人其政治理念多半具有以下特征：
一、反对康米主义，解构本国老左派[2]主张的国家—民族主义理念；
二、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提倡利己主义，鼓吹从个人角度而非以民族与阶级为单位重新认识历史，但是实际上打心底又厌恶自下而上的民众运动；
三、他们理想的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是因为现代化的成功而形成的致力于改革的、“体面”的中产市民阶层，而不是因为现代化进程的种种失败而备受贫困排斥的、“不体面”的无产者阶层；
四、深受“经济发展第一主义”理念的影响，鼓吹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后迅速“现代化”以实现质的飞跃，将经济发展巧妙转化为满足个人经济之增长，强调每个人的经济富足而非经济平等；
五、在评价历史时常以经济发展成果与“现代化”论英雄，有“唯结果论”的倾向[3]，甚至于用帝国主义侵略者推动本国“现代化”为理由来掩盖、美化其侵略罪行（体现在韩国就是韩国新右派鼓吹的“殖民地现代化论”[4]）；
六、强调自己捍卫自由民主主义，在吸收现代化经验上竭力主张以美国、日本这类“先进国家”而非以欧洲大陆的法、德、俄等国为“他者”，但是自己若是放在欧美多半是右派乃至极右派（类似于美国共和党）；
七、内部逻辑上往往有着自相矛盾之处，虽然鼓吹新自由主义、小政府理念，但是往往这些人也可能会追捧一些强化国家职能、在经济理念上与新自由主义理念相悖的国家主义右翼统治者，包括且不限于蒋氏父子、李承晚、朴正熙等。
所以对于义和团的所谓“历史评价”，正如在武汉大学就学并且之后流亡美国的某极右翼网红历史“学者”所言:
“事实不重要，格局最重要。”
现在简体中文网络上这些年关于义和团历史的论争以及韩国国内就对于东学党评价所产生的冲突，说句不好听的就跟前几年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以及围绕对于曼德拉的评价引发的冲突一样，只不过是某些人用“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为自己的主张和理念张目、攻击敌对派别的手段而已。与其说他们是讨论历史，不如说他们是热讽现实。
顺带提几句东学党在韩国国内历史评价的变迁：
1.韩国国史教科书直到1965年仍将甲午农民战争称为“东学乱”，但1970年后就改以“东学农民运动”或“东学革命”，并在其历史教科书中用大量篇幅加以叙述，而1970年代正值韩国经济腾飞的关键时期，前共产党人出身的朴正熙总统在任上不仅推行系统性的民族主义历史教育，同时利用韩国人特有的“恨”[5]这种“集体情感体验”来塑造国家的认同。
2.2004年2月，甲午战争110周年的时候，也就是“参与政府”[6]时代，韩国国会（当时还是保守派的大国家党占据国会多数，3月份的时候卢武铉就被弹劾）通过了《东学农民革命参与者名誉恢复特别法》，并专门成立了“东学农民革命参与者名誉恢复审议委员会”，隶属国务总理，下设“登录审查”、“名誉恢复推进”和“纪念产业”等三个事务课，正式为东学军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恢复了名誉，并由国家出面将甲午农民战争发扬光大。
3.后来“参与政府”以“转型正义”的名义宣布开始“亲日派清算”之后，韩国保守势力立马就开酸东学党:2005年12月13日（正好《亲日反民族行为特别法》通过不过5天），《朝鲜日报》上就发表《用“民众、民族”掩盖真相和世界的历史教科书》一文，指责现行国史教科书“给人一种韩国近代史仿佛以东学运动为中心展开的印象”，认为“在‘民族’和‘民众’的名义下灌输特定观念，教导对亡国的自我陶醉合理化，这样的历史教育只能使正在成长的一代变成‘瞎眼的世界人’。”
参考
- ^ 指批判运动中所带有的盲目排外、蒙昧主义以及在政治上同统治者媾和这些保守的消极面，积极肯定运动所体现的抵御外来列强侵略捍卫民族自主性的精神以及运动中所体现的下层民众朝气蓬勃的政治潜力，从而在总体评价上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 ^ 在韩国体现为NL、PD这类“老左派”，而这些标榜“民族、民主、民众”原则的老一代进步左派的历史观也深深影响了包括以86一代民主化精英为权力中坚的“参与政府”、文在寅政权在内的整个韩国的“进步改革阵营”的历史意识
- ^ 类似于弗朗西斯科.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当中吹的调调，韩国新右派也有声音认为“只要是胜利的理论就一定是成功的”
- ^ 实际上源自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村哲1983年所提出的“中进资本主义论”，后来被安秉直这类从原运动圈左翼势力转向到新右派的学者所吸收，主张近代朝鲜的现代化自日帝统治时期形成而发展，日帝虽然有掠夺但是也为朝鲜殖民地开设工厂、铺设铁路、整理土地，从而推动了朝鲜半岛的工业化以及产业的现代化，并主张这一现代化进程延续到了1960年代军事政权主导的经济开发和工业化进程以及后续时代韩国的经济发展。这种史观的危险性在于：强调仅仅依托仅仅依托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论历史功绩只认经济增长，忽视了历史、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进步才一并构成现代化，更不用说新右派知识分子绝口不提殖民统治的掠夺性以及残暴性，还有殖民统治客观上强化了封建生产关系对于农业的束缚以及压迫民族资本的增长等不利于朝鲜半岛日后发展的历史后果
- ^ 出自韩国人李圭泰1991年创作出版的《韩国人的意识结构》，是一种集悲哀、痛苦、怨恨、悔恨、自责等多种情感长期累积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其矛盾不仅指向受害者也指向自身，情感中不仅有愤怒也有妥协、期待、忍耐与自责。这种心理状态来自于朝鲜半岛自从甲午战争之后的外交失败、战乱和多年的殖民历史，以及二战后南北分裂和手足相残，和后来李承晚时代的家毁人亡、经济崩溃、特权阶层的独裁与腐败
- ^卢武铉政府的自称。之所以被称之为“参与政府”具体可见： https://www.zhihu.com/answer/1392368637
你可以高谈阔论，站在历史的制高点评价义和团；然而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你会比他们高明，比他们聪慧，比他们更勇敢，更善良，更有办法救中国吗？
义和团固然是愚昧和落后，然而其迸发的反抗精神，不好意思，你没有，当然了，你也不配有。
1 9 5 8年在教育革命的推动下,山东大学历史系部分师生到鲁西南、鲁西北和山东、河北交界的地区进行义和团史迹的调查。获取了很多第一手资料
走访了当地很多老人，说是光绪初的时候，有白莲教造反，官兵捉拿，然后法国传教士说你们过来，我保你们没事，然后白莲教头头就立刻改信天主教了，然后官兵就不敢捉拿
茌平一代还有土话，叫“撑洋劲”，类似就是洋人给你撑腰的意思
义和拳在山东最早亮相，是传教士要拆玉皇庙盖教堂，1897年春天，几千个义和拳在梨园屯聚集，“亮拳”，展示自己存在，震慑传教士
当时没有发生武力冲突，最后玉皇庙归还当地群众，传教士另外换地方盖教堂
但是到了1898年以后，巨野事件，胶州问题以后，洋人大军来了，有人撑腰了，传教士就去找济南巡抚张汝梅
然后判决上次协议无效，还是在玉皇庙那里修教堂，然后抓捕义和拳首领
并派兵驻扎在梨园屯
这个就是导火索
具体的还有持续多年的冲突，比如当地地痞流氓信教以后，官府不敢抓，法院不敢判，刑不上教民，法不管天主之类的。
用当时毓贤的电报说法，就是当地百姓经常受到教民的欺负，为了自卫才学习拳脚。
茌平县老人的回忆，当时茌平县一个县，大教堂14个，小教堂几十个，张庄的教堂，还养了三十多个打手。有的传教士还得了清朝的官，穿官服，做轿子那种
当地老人家的回忆就是，洋人往衙门递上一个小纸条，没理也有理了。
The missionaries interfered extensively in village judicial actions, taking the side of their converts in civil lawsuits that pitted church members against ordinary people. This led to a general situation of “deceitful converts against honest men,”
（传教士广泛干预乡村的司法行动，在教会成员与普通人对立的民事诉讼中站在皈依者一边。这导致了“欺骗者反对诚实的人”的普遍情况）
One important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lawsuits between converts and ordinary people were confined to petty spats and squabbles over households, marriage, land, properties, debts, theft, robbery, etc.（皈依者和普通人之间的诉讼于在家庭、婚姻、土地、财产、债务、盗窃、抢劫等问题上）
也就是说，开始，中国的老百姓收到欺压的时候，那些“开化的”、“不野蛮的”、“明理”的人都装看不见
然后这些愚昧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群众起来反抗了
这些人又站的高高的开始嘲笑他们了
愚昧吗？愚昧啊，当地群众回忆打那个有30多个打手的张庄教堂的时候，喊的是“大师兄、二师兄冲上去了”········
还在相信孙悟空猪八戒呢
注：先写到这里吧，后续回来再补充
突然发现当时老人回忆录很有意思，我先看完在接着写吧
过千赞就再聊聊，义和团运动为啥先在这儿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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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中都少了一条。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播撒下了反抗救亡的种子。
义和团本身在运动过程中就一直在探索和进步。本来他们以为皇帝都是圣明的，苦难都是由于洋人和奸臣作怪，所以赵三多要“扶清灭洋”。但是被清廷和洋人联合镇压后，赵三多充分认清了老佛爷和皇帝的真面目，也深刻的认识到他要扶的这个清是扶不起来的。他随后就在广宗联合景廷宾打出了“扫清灭洋”的大旗，可惜壮志未酬，很快遭豪绅出卖被捕，在狱中绝食身亡。
赵三多死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同村的村民们前赴后继，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尤其是赵三多的秘书郭栋臣，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他北亡保定、南下武昌，返回威县后创建游击队，后编入解放军正规军。
这期间1942年河南大灾，其实冀南地区的灾情一点不比河南轻。郭栋臣奔赴各地呼号，组织捐款捐粮救济灾民，很快就募集了大批粮款和20万斤粮种，大大降低了灾害造成的后果，活了许多人命。冀南军区的领导和群众给他颁送了“造福人民”的金字大匾。
建国后郭栋臣功成身退，按当时政策，干部归省，但他以身负战伤为由，没有赴省任职，而是主动要求留县。他也因此躲过了文革。其实他虽然负过战伤，但身体硬朗着呢，73年才死，活了九十二岁。
这个村还出了二十多个烈士，著名的有：冀南军区第四分区独立营营长任虎臣、地下党交通员潘西爵，这俩人遭汉奸叛徒出卖，被捕后受刑惨烈，视死如归，从容就义。
死都死了二十多个，这个村的活人干了点啥就不用说了。
要说上面这些人没有受到过赵三多义和团的影响，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不信的。
有看官就要问了，上面这些都是真的假的啊，这些事本答猪为啥这么清楚哇。因为……因为赵三多、郭栋臣、任虎臣、潘西爵……，他们……他们和我都是一个村的乡亲呐。
赵三多的孙子是个中医，给我曾祖母看过病，号脉开方子，我都亲眼见了，不能有假。郭栋臣的墓碑就在村西头庄稼地里，我爬上去过，不能有假。任虎臣和潘西爵牺牲时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被迫去围观了，也不能有假。那二十多个烈士里就有我的堂叔伯爷爷，前些天国家还又给了些抚恤，也不能有假。
所以谁都能骂义和团，但我不行，我不能骂我们村那些先死了的乡亲们呐！
其实网上骂两句也没啥大不了的，因为都吃饱喝足了，自由了嘛。只是他们骂义和团的自由，是义和团及其后继者们用许多鲜血和生命探索争求来的。哎，真替我的那些乡亲们感到不值，豁出命去，为的不是自个儿，死了还挨骂，图个什么呢！
这么点大个村子，我党认可的烈士就有二十多个，他们也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个个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哎，没办法，那时候国家民族的梁要折、房要塌了！必须立刻马上顶啊。现在站在上帝视角，嫌弃那些先行者们一开始顶得不科学不理智，多少有点强人所难吧。列强的刀叉盘子都预备好了，餐巾也围下巴颏儿了，就别那么理智了，先掀翻他们的桌子再说别的吧。
反满清、反八国联军、反军阀、反日本、反蒋该死，排着队反了个遍，打了个遍。
昨天有同事问我，“你们那儿有啥特产呐？”
我说，“造反！”
“义和团若是野蛮，有的人连猴子都不如！”
视频：“义和团若是野蛮，有的人连猴子都不如！”_哔哩哔哩 (゜-゜)つロ 干杯~-bilibili
1962年夏天，西班牙全国的中餐、日料和韩国餐厅，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歇业，几个月内，想吃口亚洲菜都找不到地方。
顾客们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一个美国电影公司，在拍一部叫《北京55日》的“大制作”，他们花钱把所有找得到的亚洲人都请去拍戏了。
这电影讲了啥呢？
故事的主角是八国联军里的成员。当他们从天津登陆来到北京后，这里到处是“暴民”在杀洋人，“暴民们”还把一群西方外交官困在了北京。
德国公使克林德上街散步，就被不讲道理的中国人活活打死。
英国驻华公使还是个圣母心，一直主张包容和爱护中国人，他后来参战打义和团，都是被逼得没办法才动手的。
美国大兵更是“军纪严明”，别说骚扰百姓了，在街头打死个义和团他们居然都会赔钱。
这要是现在的美国大兵看到了这剧情，说不定都会吐槽，你们这群怂包，老子在阿富汗天天霍霍平民，别说赔钱了，被判刑的都没几个！
但哪怕外国人如此文明，清政府和义和团的还是蛮不讲理，执意要把外国人赶出北京，他们不答应，双方就大打出手，围困了使馆55天。
在这55天被困的时间里，这些西方人各种神勇，在数千人里七进七出，保护妇女小孩，顺带和美女谈了恋爱，终于等到了援军打进北京，解救了被围困的外国人。
好家伙，咱们熟知的八国联军侵华，硬是被拍成了《拯救大兵瑞恩》？
以我们的立场看，这电影当然是完全站在侵略者的视角，给八国联军侵华行为洗地的。
但巧合的是，我发现现在的不少公知，对当年那段历史的立场，说法跟这部电影居然没啥区别。
比如什么“八国联军是因为义和团先动手才进攻北京的”啊，什么“义和团就是一群暴民，没脑子，盲目排外”啊，什么“清政府不懂外交，四处宣战，酿成大祸啊”，等等等等。
尤其是事件的主角义和团，近些年是被黑得体无完肤，甚至都成了公知辱骂爱国者的专有名词，每次外国做了什么让中国人义愤的时候，就有公知骂咱们都是义和团。
前不久HM和耐克的事件里也有不少这种人，想法设法想给自发抵制外国货的中国人扣一顶“盲目排外”、“义和团”的帽子。
但历史上的义和团，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我是南瓜，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群这些年被黑得最惨的爱国者的故事。
1
1895年，山东大旱，地里没收成，官府催收的粮食却一点没少，再加上四方盗匪横行，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在山东曹县烧饼刘庄，有个叫刘士端的富户，年轻时跟江湖术士学过一套咒语，能召唤出“金钟罩”，刀枪不入。
这刀枪不入当然是骗人的，但他的拳脚功夫却不是假的，他带头成立了一个叫“大刀会”的组织保护老百姓，带头打退过几伙土匪，在当地有点威望。
现在眼看日子没法儿过了，刘士端一咬牙一跺脚，去戏班子买了身黄袍，自封“皇帝”，带着村民就造反。
没想到，“出征”当天突然下了场雨，大家一看下雨了，那不赶紧回去种地？吃几顿饱饭？于是，这伙人纷纷掉头回家不造反了。
这场“起义”刚走到村口，就宣告失败了。
这事听起来有点滑稽，但当年的中国的老百姓们，对统治者的要求就是这么低，只要不让他们饿死，给大伙一条活路，大家就会本本分分当顺民。
可就连这点要求，清政府很快也满足不了了。
鸦片战争后，列强不光掠夺中国的资源，还派来了传教士传教。
当时外国来华的传教士，不仅负责传教，有的还直接给外国军队办事，名义上是牧师，其实就是间谍。
传教士们为了传教或者发展势力，对来报名的人不光来者不拒，还常常发钱让大家入教。
当时有民谣说：“为什么要入教？为了六块北洋造；花完再找神甫要，神甫不给就退教。”就很真实。
而且，因为大清打不过洋人，但凡是长了张洋人脸的都有法外特权，地方官稍有让他们不满意的，他们就找自己的大使告状，地方官怕把事情闹大，只能忍气吞声。
眼看当官的都怕传教士，很多土匪恶霸、地主乡绅，就纷纷入教抱大腿，为非作歹，强抢老百姓的土地和妻女，和老百姓冲突不断。
1870年，法国领事丰大业以“教会冲突”为由，威逼钦差大臣崇厚调兵镇压反对法国教会的百姓。
崇厚不肯听他的摆布。这个丰大业居然对崇厚连开两枪，迸起的碎瓷片打得崇厚血流了一脖子。
出了大门，丰大业又开枪打死了知县刘杰的家人。
围观百姓是忍无可忍，就一拥而上，把这个胡乱杀人的法国领事活活打死，顺带着把法国望海楼教堂也烧了。
这事怎么都是洋人理亏在先吧？可法国不管，要求清政府道歉、赔款，还要杀够数十个中国百姓“抵命”。
其实，当时的法国正因为普法战争节节败退，压根无力威胁中国，但清政府完全不懂世界形势，这些要求全答应了。
还有天津教案、南昌教案、山东梨园屯教案。。。每次不是洋人占了老百姓的地，就是拆了老百姓的庙要盖教堂，中国人只要反抗，他们就让清政府出面镇压，要钱、要道歉。
光是在酉阳教案中，法国传教士动用军队打死145个中国百姓，结果最后还是以中国人赔款道歉告终。
也有地方官同情百姓，和洋人斗争，但他们大部分很快就会被软弱的清政府撤掉，只剩下为虎作伥的软骨头。
几次三番下来，洋人和教民更加横行无忌，有教民娶了老婆，过了段时间把老婆打死了，对方的哥哥去官府告状，结果差点被官府丢到牢里。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你生在当时，整天被教民和洋人欺压，你的妹妹被他们杀害了，告官也没用，官府也帮着他们。
从你出生开始，你就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大字不识几个，也不知道怎么科学地组织大伙儿反抗才是对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能怎么办？！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义和团运动慢慢兴起了，官府不管事，那老百姓就只能以暴制暴，自己保护自己。
1897年，河北冠县洋人要强拆百姓们的庙，地方官不敢管。
当地有个叫赵三多的老农民，练过拳，也教义和拳，他就带着3000多个弟子在教堂门前舞刀弄枪，示威，想吓唬吓唬洋人。
结果，传教士比他们狠多了，他们带着教民向村民们开枪。枪声激起了大家的怒火，当晚，大伙儿抄起兵器就把这个教堂砸了。
传教士的人被杀了，也疯狂展开报复，传教士抓到练义和拳的，就把他们的辫子拴在门槛上，拿斧头把他们的头在门槛上活活砸烂，叫“砸杏核”。
从1890年开始，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一带的穷苦农民，很多都在练过些拳脚的同乡组织下起来反抗。男女老少都有，男的叫义和拳，女的叫“红灯照”，练功习武，保护家园。
“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烧了毛子楼，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
久而久之，这些互不统属的人，都被称为“义和团”。
2
一开始，义和团成员是练本地常见的梅花拳、刀术和长枪，但这些东西打不过洋枪洋炮啊，这群农民又没受过教育，咋办呢？
他们中有的人就搞出了一种神拳，说“请神下凡”来帮他们。
按传道者说的，只要你念经喝符水，烧香磕头，念咒完了，往往会突然倒地，口吐白沫，再起来以后，就请动天上的神仙“附体”助阵了，会百般武艺，刀枪不入，打仗不怕死。
当然，这个“请神”也不是谁都能请的，跟自己条件越接近的，成功率越高。比如你擅使长枪，你就可以“请”来杨家将、赵云和岳飞。
如果你是使长棍，还属猴，那你可以“请”齐天大圣孙悟空；假如你是农民，只抡过锄头，啥兵器都不会，也可以“请”猪八戒。
总之，看自己像啥就请啥。中国那么多神仙，总有一款适合你。
义和团组织松散，现在提起义和团，你第一时间甚至都想不出一个代表人物，因为他们就是民间本能的反抗意识聚集起来的，都是小团体，所以他们的素质也是良莠不一。
对于“神功”，有的人深信不疑，但有的人却是不信的，反而很注意学习先进技术。有的人就盯着洋人和恶霸打，不乱杀教民，但有的人也会趁机打家劫舍，练拳的时候嘴里都喊“杀洋人”、“杀洋娃娃”。
根据俄国随军记者扬契维茨基记载：有的义和团成员是拿着步枪，学习操作火炮的。
就算咱们教科书上那张义和团的照片，你也明显能看出他们腰间是有枪支弹药的。
后来俄国人在东北打义和团的时候，甚至还闹过这么一个笑话：
其中有一个叫鲍古拉夫斯基的，看到一个义和团成员从身边跑过，他的同伴刚要开枪，他马上制止说：
“等一等，别浪费子弹，让我用军刀收拾他！”
话音刚落，他就提着刀朝这个义和团成员扑了过去。
结果那个人反手就是一套苇名剑法，掏出枪就把他打成重伤，把他都整蒙蔽了。
说好的你们义和团不用火枪的呢？
大人，时代变了！
随着教民和义和团冲突越来越严重，义和团的主张也越来越直接，就是把这些祸害他们的洋人，从中国的土地上彻底赶出去！
他们的声势越来越大，1900年4月，义和团已经闹到了北京周围，他们到处围攻洋人，拆电线，破坏铁路、烧洋人的车站。
只不过，他们这么做不是公知说的是因为“迷信”、“不懂现代科技”，恰恰相反，义和团员也知道这些是洋人逃跑或者相互报信的工具，所以才要拆掉他们。
传教士被杀的消息频频传来，列强给清政府施压，要他们镇压义和团。
但很多官员同情老百姓，他们给朝廷上书力争，说洋教在民间欺压百姓，才有的义和团，如果真的按照外国大使的要求残酷镇压，滥杀无辜，反而会激起更大的民变！
慈禧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她对义和团一直是惩治为首的，其他从犯从轻处罚。
但外国人不满意，不仅要求处理，还要求必须按照他们说的处理，整天指手画脚，教慈禧做事。
4月7日，列强甚至派了几艘军舰过来军演，施压。他们几乎是以下命令的口气，要求清政府两个月内必须处理掉义和团！不然他们就派兵来北京！
如果列强的军队真的来北京了，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万一他们想要推翻慈禧呢？慈禧拦得住吗？
慈禧很想做点什么和列强斗斗法，但苦于手里没什么牌。
这时候，她想起了顺天府尹和刑部尚书给她联名上的折子，他们建议，义和团“有古侠士之风”，并没有抢劫焚掠之事，如果严办，势必把他们逼成了匪。不如安抚他们，利用义和团，把他们仇视传教士的心导向洋人，借刀杀人。
于是，她主动招抚义和团，不叫他们匪，而叫“义民”，引他们进北京城。
清政府一变态度，不少义和团就变成了自带干粮的爱国者，他们一腔热血，决心要帮清政府打跑洋人，口号也从“反清复明”改成了“扶清灭洋”。
据《庚子事变文学集》记载，慈禧太后当时想要赏赐一位义和团老首领白银，结果他们却断然拒绝，还说：“某等自备资斧，欲图报效，不受国恩！”
3
6月7日，义和团进入京城。
整座城，一下子变得极其混乱，因为进城的人中不仅有拳民，还有各地来的三十万饥民，他们纷纷加入义和团，这些人的纪律性根本无法保证，他们不仅攻击教民，有的人还趁机对富户打砸抢。
有的义和团成员贪财，慈禧就开出悬赏，“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忽悠他们杀人领钱。
很快，义和团和清军就把列强的使馆区围得水泄不通。
洋人也以救人为借口，出动了联军，在廊坊和义和团碰上了，双方大打出手，发生激战。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慈禧已经没有选择了，洋人派兵侵略不说，还可能威胁她的位子，就算是为了她的统治，也必须要开战了。
于是，就出现了慈禧一口气把各个列强宣战了一个遍的名场面。
但你要让慈禧真的跟洋大人翻脸，她也是不敢的，她真正的目的是以打促谈。
所以清军在联合义和团围攻使馆的时候，都在故意放水。
根据《英国蓝皮书》的记载，清军对使馆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绝大部分的子弹飞得很高，炮弹也是实心弹而不是爆炸弹，除了树木和屋顶被打得七零八落以外，所造成的损失实际上等于零。
后来慈禧说到围攻使馆区的事就说：“虽是没阻拦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地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过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说到底，面对当时的列强，清政府根本没有发动广大人民死战到底的勇气，他们也不想放手发动汉人，而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在义和团的人看来，他们是为国报效，所以一个个全心全意，奋勇当先，死不旋踵。
可在慈禧看来，这使馆里的外国人和义和团，都不过是她手里的筹码，她幻想着靠他们能斡旋一下，让外国人不要继续往北京增兵，也不要追究她的责任，保住她的权位。
至于为了她的权位要死多少义和团的人，死多少平民，慈禧是不在乎的。
然而，慈禧和空气斗智斗勇，一顿操作猛如虎，但在使馆区里的外国人不怕她的吓唬，甚至都猜出来了她害怕杀死太多外国人的心思。
相比之下，在天津的战斗却打得极为惨烈，清军和义和团在这里真刀真枪地和八国联军拼命，双方都死伤惨重。
到了这一步，义和团的人就是再傻，看到战友被洋人打死也明白了，他们所谓的请神上身不顶事，可他们依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在竭尽全力地战斗。
在这一刻，他们真的是为国为民的战士。
可是，大沽口登陆的联军足足有上万人，清军和义和团装备落后，虽然他们打得前所未有的拼命，但依然不是联军的对手。
其中，天津直隶提督聂士成就在战斗中牺牲，为国捐躯。
7月14日，联军攻陷天津，在城里大肆抢劫杀人。
天津失守，慈禧一看打不过，马上就当墙头草，准备丢卒保车。
义和团一夜之间就从她嘴里的“义民”变成了“土匪乱民”，要剿。清军开始给被围攻的使馆人员送西瓜蔬菜，反过来限制义和团的行动。
但这时候已经晚了，强盗们已经来了，怎么可能善罢甘休？
8月15日，慈禧仓皇出逃，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进入北京后，八国联军大肆抢劫杀人足足三天。
1960年，在义和团起义60周年时，作家老舍就写了一部叫《神拳》的话剧。在前言里，他就提到了一段关于他家庭的心酸往事。
1900年，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劫掠的时候，老舍的父亲就是一个守城军官，洋兵打进地安门时，老舍父亲的弹药袋被子弹打中，火药烧起的大火瞬间吞噬了他的全身。
好不容易把火扑灭，老舍的父亲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混乱中，老舍的堂哥没能抢出自己亲人的遗体，为此自责懊悔了一辈子。
当时，八国联军还轮番冲进老舍家里抢劫，连他邻居张大妈的戒指、李大妈的发钗都没漏下。有的小孩被吓得哭闹，抢劫的洋兵反手就一刺刀捅过去。老舍被母亲放在一个箱子底下，躲过了一劫。
八国联军以报复义和团为名，把设立过拳坛的地方都付之一炬。还大肆给平民扣“义和团”的帽子抢劫、强奸，百姓稍加阻拦，他们就滥杀无辜。
根据《庚子大事记》的记载，“皇城之内，杀戮更惨，联军逢人即发枪毙之，常有十数人一户者，拉出以连环枪杀之，一致横尸遍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
8月20号，清政府下了个罪己诏，把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为了和洋人和谈，各地的官员都开始残酷镇压义和团，尤其是袁世凯。
很快，在清政府和洋人的合力下，义和团运动也被绞杀了。
这群爱国者的热血，就像一现的昙花，转瞬之间就被掐灭了。
尾声
在最近的电视剧《觉醒时代》里，有这样一段拍得很感人的桥段：
李大钊和陈独秀在河边碰到了一个当年的义和团成员，他在给自己的老战友们放河灯。
李大钊上去问，老人说：
“他们都是为了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
李大钊安慰说：“他们是为国捐躯而死的，死得值啊。”
“值个屁！……为这样的国家去死，是冤大头。你看看这满河堤上，这么多年来，一年三百六十天，哪天不是满满当当的灾民呐，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你们二位是白面书生，我就问你们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老人接着说道：“政府？哪见过这么混蛋的政府？八国联军杀进来的时候，这海河上到处漂的都是中国人的尸首，有的没了头，有的四肢不全，有的女子光着身子，可怜呐。
老百姓命苦，这么多年，习惯了。”
义和团最可悲的地方在于，他们是一群朴素的爱国者，愿意为了这个国家献出自己的一切，愿意为了同胞们的幸福，和侵略者血战到底。
可自始至终，他们都被清政府当成一个工具人，一开始利用他们打击洋人，事情惹大了之后，他们又被清政府无情抛弃，杀给洋人看，人头滚滚。
他们的失败，让他们直到百年之后，还被各路公知拉出来不断抹黑，鞭尸。仿佛八国联军侵华，都是他们的错；仿佛都是他们的反抗，才害死了其他的中国人。
可是，他们不反抗就不会死了吗？
在那样一个落后的旧中国，在那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在那个殖民者抢走大部分资源，还可以“合法地杀人”的地狱里，有一百种不用刀子杀人的办法。
就像这剧中老者说的“一年三百六十天，哪天不是满满当当的灾民啊！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
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难道要坐着等死吗？！
一个民族要多绝望、多无助，才会眼睁睁地看着同伴一个个倒在洋枪下，也只能选择喊着“神功护体”，端着大刀长矛继续往前冲锋呢？
骂义和团盲目排外，不就等于在说“不做安安饿殍，犹效奋臂螳螂”吗？！
义和团就是再愚昧再排外，也比跪着当狗的软骨头好。
孙中山先生就评价说：“然而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
义和团运动虽然有不少盲目性，也有种种缺点，但它让侵略者意识到了，他们永远不可能像殖民印度一样殖民中国。
也正是在这次运动之后，列强放弃了直接瓜分中国，而是开始扶植起买办傀儡政府，维持表面上的统一，只要这个政府不断把人民的利益出卖给他们就行了。
八国联军总指挥瓦德西就说：“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
1900年，英国政治家罗伯特·赫德，从义和团对中国做出的预言：
五十年以后，将有千百万像今天义和团民这样的中国人，全副武装，听候中国政府的号召，他们将使任何外国人都无法在中国待下去，他们会把他们的国旗，连带着一切外国势力强加给他们的一切，加倍奉还给所有侵略者。
某种意义上，50年后的1950年，我们真的办到了。
1950年，香港有一部叫《清宫秘史》的电影在全球各地上映，这部电影对义和团大加讽刺，认为他们是一群脑残的暴徒。
于是，教员专门为此写了篇文章，在文章里说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话：
到底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到西方各国“杀人放火”，还是帝国主义来中国压迫人民，激起人民对他们和贪官污吏买办走狗的反抗？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革命当然需要明确的目标，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最重要的，是需要团结广大被压迫的人民。
义和团在这几点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但我们批判义和团，是为了批判他们斗争方式的错误，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是为了抹黑他们的抗争精神。
至于公知们批评他们，是想批评他们的“愚昧”，还是想批评他们的“反抗精神”，想必明眼人都清楚。
正如在最近新疆棉花的问题上，有许多大V一个劲地在抹黑民间自发抵制的行为，给我们扣上各种不理性的帽子，想要说我们盲目排外，说我们是义和团。
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网民们早就成长了，也自信了，绝大多数的人都在抗议的过程中，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
所谓的“打砸耐克店”图是伪造的，所谓的“辱骂直播店员”是谣言，大多数人喊的都是耐克下架，都知道直播的工作人员也不容易。
如果这样理性的行为，都算是“义和团”的话，那我就做义和团，又何妨？！
中国近代史到当代史是有非常清晰脉络的。
鸦片战争形成了改变国家形态的动力。
太平天国是直接改变国家形态的失败尝试，宣告着依靠外来宗教改变国家形态的失败，但是让人看到改变国家形态的可行性。
义和团是中国民族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虽然本质上是暴动，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自下而上地主动实践了华夷之辨的古老理论。
虽然古代也曾有过反对侵略的起义，但是基本上都是中上层带动的，底层一直都不是农民运动的主体。
义和团放在当时，虽然脱离不了时代的局限，有着浓厚的迷信色彩，但是扶清灭洋的口号是相当有群众基础的，本质上起到了唤起民族觉醒的作用。
这一点上看，义和团已经接近于一场革命了。
清庭对义和团的背叛，使这个腐朽的政权丧失了最后一丝执政的合法性，实质性的灭亡其实从这一刻就注定了。
太平天国也好，义和团也好，都是五四运动思想大解放的先声。
五四运动以后，基本上整个民族共识逐渐形成，接下来才是民族国家的探索，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这个底层逻辑上了。
换句话说，义和团带来的民族共识，是民国和本朝执政合法性的来源，没有义和团，就没有中国。
在这里，我先要非常不客气地说：两个几千赞的高赞答案，更像是盲目的情绪输出，看似慷慨激昂，实则完全是大而化之，囫囵吞枣的灌水文字。因为这两个答案都简单地把义和团定性为“老百姓被逼得活不下去的本能反抗”，这就彻底无视了义和团的特殊性。如果用这种视角看的话，义和团和古代农民起义又有什么区别呢？全世界哪儿的百姓没反抗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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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透过义和团的各种荒唐跳大神行为的表象去看本质，就可以发现，义和团虽然在一开始只是帮派、宗族和农会在基层籍以抱团自保、维护利益的组织，主要冲突也是在与教民之间，但随着规模扩大，逐渐演变为以“中国”作为标签的排外运动，“扶清灭洋”不是因为清有多好，而是把区分敌我的标准建立在“国家”的基础之上，人家不是真的要去扶这个清，义和团攻击州府官兵为数不少，只不过是因为它是中国的执政者故被拿来当口号用。
虽然思想和行为十分幼稚，但刨根究底，其潜意识确实是和传统的“华夷之辨”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所区别的“国族建构”，这正是以“一族一国”的政治定性为标志的近代民族主义，准确地说叫“国族主义”（nationalism）的萌芽。
从后人的角度看，义和团没有什么明确纲领和组织，有无数的搞笑荒唐之处，称之为暴民匪乱也不为过，但任何意识形态在刚出现的时候都是很笨拙，很幼稚的，没有幼苗就不会有大树，没有熊孩子就不会有成年人。义和团直接或间接催生了随后“中华民族”这一学术概念的产生，民族/国族主义开始从蒙昧朴素的意识上升到了理论的层面。
所以对义和团不能孤立视为一次活不下去的反抗活动，而应该把它作为近代史时间线的一个部分来看。义和团、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循序渐进地构成了近现代中国从民族主义（nationalism）崛起到国族建构完成这一整体进程，其中义和团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崛起的标杆性事件，是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从古典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起点。
没有清廷在洋务运动后依然不可逆的持续堕落就没有义和团；没有义和团就没有同盟会，没有同盟会就没有辛亥革命和后来的共产党，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接下来的北伐战争；没有北伐就没有再后来的全民抗战，没有全民抗战也就没有高度凝聚化的国族认同，1950年突然出现在朝鲜的强大战争机器就绝对不会形成，更没有往后的工业化、两弹一星和国家的真正崛起。
饭都是一口口吃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这是我给 @十八千坛女儿红 点赞的原因，只有他指出了义和团在社会建构上的特殊意义。印度不是没有反抗过殖民者，人家也有1857年反英大起义，单论效果，印度人完胜义和团，怎么能说印度人都甘当奴隶呢？但是这次起义带有典型的宗教特征，和义和团以国族建构为潜在叙事的意识形态完全是两码事，印度也没有因为这次起义就走向民族国家构建的道路。斗争的性质从来就不是以强弱程度来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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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另一个问题马上又来了：为什么同样是遭受列强的侵略，中国就可以产生以义和团为发端的民族主义浪潮并完成社会转型，社会凝聚力迅速提升并建构成现代民族国家，让国民像燃料一样疯狂燃烧，炼成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现代化强国，印度人、非洲人却不行呢？
许多人会把它简单归结为“中国人有英勇的反抗精神，有血性”，但这仍然只是表象。中国人不想被杀，不想做奴隶，难道其他人就想了？那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子，而它们不行呢？
——因为“血性”不是凭空冒出来的，群体的意识是组织的结果。
中国不是没有历史的，它经历了漫长的古典帝国统治期，形成了具有显著凝聚力的社会政治认知，从高层的华夷之辨、忠君爱国、士大夫伦理，到基层的宗族崇拜、伦理纲常、匹夫有责，都是长年累月的帝国政治熏陶累积的结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不是自吹自擂出来的，而是这些数不清的细节共同组成的具有强烈凝聚力和主体精神的文化氛围。
政治催生了文化，文化反过来促进政治的演进，两者互为因果；大到天子朝堂，小到人际关系，“中国人”这一群体形成了把社会组织起来的共同经验。
——而群体的力量，就存在于“怎么构建人和人的关系”之中，“反抗精神”，也是社会构建的结果。这种构建能力，无法凭空出现，也无法迅速学会，只有通过“国家”这一组织方式，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进化。用一个游戏词汇来说，就是社会的组织度。义和团以宗族、戏曲、文学、鬼神、武道和其背后的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内核为媒介形成自发组织并逐渐发展成以“文明”和“国家”的认同为朴素依托的运动，正是文化内在凝聚力的体现。
欧洲人能率先建成工业社会，中国人在觉醒后能迅速跟上乃至反攻倒算，都建立在两千多年的帝国统治史所积淀的组织度上。日本和朝鲜虽然文明史没华夏那么长，但也有千年以上的帝国统治。文化的组织模式早已在长年累月的政治博弈中渗透到每个国民的底层意识中去。
印度人、非洲人，他们缺的就是前工业时代的政治文化积淀。印度的文明乃至种族更替明显，结构松散，传承混乱，文化断代，二战结束前印度仍然只是一个有宗教加持的地理概念；非洲黑蜀黍就更原始了，尤其是撒哈拉以南，其中最好的加纳王国、马里帝国和桑海帝国有没有秦汉和罗马的组织水平都难说，北非则处于欧洲和小亚细亚文明的反复征服更替之中，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在陷入殖民者统治之前依然处于部落文明或其向早期国家过渡的原始阶段。
这样的社会，就不会有强大的内生凝聚力，也就不会有以集体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血性”和“自强不息”。黑人的基因一点都不差，可以出现智慧而强大的个人，必要的时候也会泯不畏死，但基因不会自动告诉人要如何构建高效率的团队，他们缺的恰恰就是这段历史的功课，也就不会有强大的群体。
殖民者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制度，但很遗憾，任何体制都要建立在文化认知的基础上，身体被强行拖进工业时代，脑子还停留在几千年前，是没有可能迅速适应的。
所以，尽管19世纪的中国军队对上列强军队的表现比黑蜀黍、印度阿三和阿富汗土著都难看，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别说19世纪了哪怕是解放时都未必比得过人家，东亚病夫看起来好像比西亚病夫南亚病夫非洲病夫还恶心，但千万别以为中国和他们就真的站在同一条起跑线甚至落后于他们了。在“怎么把人构建成群体”的文化层面，哪怕是近代最黑暗最落后时的中国也早就远远把他们甩在身后，祖宗这几千年不是白混的。
同样儒家文化圈内拥有漫长帝国政治史的日本、朝鲜和韩国，也体现出了强大的内生凝聚力和组织度，其中最差的一个朝鲜，在外部环境之恶劣全世界都没几个国家比得了的情况下，其国家和社会的组织之严密强悍，亦和大多数亚非拉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为什么拳民会自发地前仆后继悍不畏死；为什么满清灭亡后军阀混战四分五裂却没人敢说独立；为什么日寇侵华之时貌似一盘散沙的国人团结一致地誓死反抗；为什么中共是一个组织能力极为强大、精神意志异常团结的团队；为什么新中国建国以后，许多有诺奖潜质的科技大牛坚决回到这个穷地方玩专家模式；为什么毛泽东出现在中国而印度出现甘地，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因为有一个叫意识形态的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似乎非常虚，但却实打实存在于每个人心中，以邻里家庭的关系为最底层的基点，以伦理道德为纽带，百川汇海，聚沙成塔，构成了社会的组织度。它需要很长时间来进化，只有攀到足够高的级别，其内在的能量才会足够强大和坚韧。
千万不要觉得随便哪个国家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党，掉下来一个毛主席，然后国家和人民就能站起来了，没这回事，历史自有其规律，任何东西都只会出现在有条件出现它的地方。“儒家文化圈”固然有诸多可诟病之处，留给后人的遗产也是足够丰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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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可以说义和团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标杆。往前追溯，它是中国的历史积淀在绝境中爆发的结果；往后展望，它是驱动古典中国转型为现代国家的转折点。它是一个缺乏核心领导团体及由此带来混乱、低效和愚昧的反抗活动，但其炽烈程度反过来也证明了文明的伦理架构和内生凝聚力对塑造国家民族的主体认同和驱动社会改造的决定性意义。
历史都是有因果的，从来不存在什么弯道超车，无论从后往前看还是从前往后看，历史的功课都是没办法绕过不做的，今日是昨日的果，也是明日的因。这或许是义和团在历史上最有证明力的贡献。
清朝末期的中国农民，什么主义都不懂，没国家意识，就算你抽他两巴掌，然后给他扔两个白馒头，他都能笑嘻嘻感激你。
鸦片战争的中国农民，看抗英如同看戏。我只要老老实实种地，国家完蛋与我何干？
同时，中国的农民世界上最务实，没什么奇怪的信仰，不相信天堂，不相信七十二处女，知道头没铁硬。
以上，就是中国农民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
但如果这帮人团结起来造反了，甚至相信刀枪不入了，肯定不是因为排斥洋大人的民主科学，而是因为洋大人和走狗既抽了他巴掌，还占了他的地，还抢了他的馒头。
“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到山谷深处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抢武器，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但是呢，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子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都去死！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 很简单的道理，当时清末农民所处的环境是不反抗就没有活路的。我很不喜欢某些人既吸了农民的血，又居高临下的指责农民愚昧暗弱，这种行为纯属逆天。他们的反抗是值得今天所有的的中国人纪念的。
法国人会不会觉得贞德是巫婆？
英国人判贞德是巫婆是英国立场，法国人是不是欢庆火刑，只恨烧晚了，感谢大不列颠帮我们揭露了真相，除掉一个害人精？
她到底是圣女还是巫婆？哪一个才是真相？我觉得这两重属性都有啊，怎么评价就看你的立场。
借助宗教迷信获得勇气是人类历史常规操作，只是百年战争时代双方武器没有代差，贞德自称圣女临凡振臂一呼管用。义和团请猪八戒上身对洋枪洋炮就显得傻了。但是这并不影响这两者可比性啊。其实都可以说是政治牺牲品，根本没太大区别。义和团当不起圣，也占一个义，浑不浑另说。
可惜最近四十年，我们的舆论对底层人民是不宽容的。只要是人民反抗，无论是民族层面（义和团）还是阶级层面（太平天国）都是大错特错，人民就没有对的时候。
主流叙事主要防左，但凡历史上人民起事，就是愚昧盲动残暴。用框框老师的话说：都是极左。
听听国外的声音总是好的。
——马克·吐温1901年11月23日在纽约勃克莱博物馆公共教育协会上的演讲
我想，要我到这里来讲话，并不是因为把我看作是一位教育专家。如果是那样，就会显得在你们方面缺少卓越的判断，并且仿佛是要提醒我别忘了我自己的弱点。
我坐在这里思忖着，终于想到了我所以被邀请到这里来，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让我这个曾在大洋之上飘流的不幸的旅客懂得一点你们这个团体的性质与规模，让我懂得，世界上除了我以外，还有别的一些人正在做有益于社会的事，从而对我有所启迪。另一个原因是你们之所以邀请我，是为了通过对照来告诉我，教育如果得法，会有多大的成效。
尊敬的主席先生刚才说，曾在巴黎博览会上获得赞扬的有关学校的图片已经送往俄国，俄国政府对此深表感谢———这对我来说，倒是非常诧异的事。因为还只是在一个钟点以前，我在报上读到一段新闻，一开头便说：“俄国准备实行节约”。我倒是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我当即想，要是俄国实行了节约，能把眼下派到满洲去的3万军队召回国，让他们在和平生活中安居乐业，那对俄国来说是多大的好事。
我还想，这也是德国应该毫不拖延地干的事，法国以及其他在中国派有军队的国家都该跟着干。
为什么不让中国摆脱那些外国人，他们尽在她的土地上捣乱。如果他们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国这个国家将是中国人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人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那便是谢天谢地的事。
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我把俄国的电讯再看了一下，这样，我对世界和平的梦想便消失了。电讯上说，保持军队所需的巨额费用使得节约非实行不可，因而政府决定，为了维持这个军队，便必须削减公立学校的经费。而我们则认为，国家的伟大来自公立学校。
试看历史怎样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演，这是多么奇怪。我记得，当我还是密西西比河上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曾有同样的事发生过。有一个镇子也主张停办公立学校，因为那太费钱了。有一位老农站出来说了话，说他们要是把学校停办的话，他们不会省下什么钱。因为每关闭一所学校，就得多修造一座监狱。
这如同把一条狗身上的尾巴用作饲料来喂养这条狗。它肥不了。我看，支持学校要比支持监狱强。
你们这个协会的活动，和沙皇和他的全体臣民比起来，显得具有更高的智慧，这倒不是过奖的话，而是说的我们心里话。
课本和史书上写的比较宽泛，很难让读者理解当事人的情绪。
义和团距离现在并不算很遥远，目前60岁以上的老人，小时候很可能还能见到当事人，当时能从他们口中得知一个既没参加义和团运动，也没信过洋教的小民，是怎样看待当时的事的。
提起教民，普通人的情绪，一是怕，二是恨。怕的是绝大多数教民，成分为地痞、流氓，村里为人极坏，做事极孬，极其无赖的人，才肯入洋教。有的村庄全村信教，但多数都是被裹挟的。信教的有传播任务，起先还分银圆，后来发现即便是有钱拿，村民也不愿意信。这时候，如果不信教，就会遭到恐吓和毒打。
传教士找的本地传教者，类比于今天，其实就是“要账的”，一般都有黑社会背景。如教民刘元清说，他们当地的传教士，找一个叫“花脖子”的恶霸传教，有谁不信，直接殴打，这是他亲眼见过的。
这种地痞殴打人的方式很多样，譬如揪着人的头发，把脸往石头上撞，有的故意撞牙，把牙齿撞掉，以目之所见全部磕掉为佳，如果还有一颗剩下的，就很不满意。传教的地痞还带着十六七岁的“任侠儿”，就是无良少年，下手没轻重，但很听话，脾气暴，让打就打。
就这样，多数人还是不信教。
教民信了教，就要经常接受洗脑，当时的洗脑方式与邪教颇为类似，教民对中国传统的天地君亲师充满了仇恨。
譬如某地教案，事发的原因是腊月底，几个村民照旧在村里的十字路口挂灯笼，搭建春节迎神的路棚。
然而这个十字路口附近，刚好有个信教的。对于儒释道极端反感。看到以后，非常愤怒，责令村民必须拆掉，否则后果自负。争吵一番无果，且暂退去。
到第二年，村民又迎新春，还是挂灯笼。该教民特地前来滋事，不停辱骂，撕毁迎春神的画像，并要烧毁棚子。
事后，有村民气不过，跑到天主教礼拜公所，把公所里的土制祭台的边沿砸坏。
事情闹大，传教士知会县令，要求以“土匪”来论处这几位市民。
事后议定了六条规矩：
①村民保证不再滋事，写认怂状，在教堂和县衙两处保存。从今往后，不准村民在该教民家附近搭建灯棚。
②村民摆席，并在席上给传教士磕头、赔礼。
③该村村民必须请附近三个村的教民到村民家里，吃席两桌。
④另请该村的教民吃大席两桌。
⑤村民毁坏礼拜公所的物件，折合250两纹银，必须立即赔偿。
⑥村里的一段空地内的所有树木，原本归村民集体所有，如今应让教民全部锯去。
除此之外，村民之前10年的卖树所得的120K（文），全部归教民所有。
愤怒，深深埋在村民的心里。
虽然因为洋人坚船利炮的开路，传教士的参与，他们不能不暂时磕头、赔钱、忍辱、屈服。但是，忍耐到极限后，只有强烈的爆发，反制。所有无法忍受如此凌辱的人们，终将会在合适的时机，自己为自己主持正义。
庚子年（1900），此村成为了义和拳练拳的基地，附近很多村庄的村民，都来这里练拳。本地的义和团名声大震，但是依附于洋人的教民依旧嚣张。县里来人，百般劝说，被村民骂了回去。教民不服，鸣枪震慑团民，团民愤怒，聚起来1000多人，围攻天主堂，天主堂有几十名教民守卫，开枪射击，愤怒的团民一拥而上，几乎将该处教民全部焚烧、殴打致死。
在此事件的影响下，华北各地村民都开始反击，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就此遍地开花。
教民用洋人作为靠山，侵吞村民土地。
团民王恩晋说：“传教的，霸占田产，把人家的东西抢走。离这里十多里地的大王庄，全村都信教，不信教，地给你弄走，家具全搬走。”
教民故意找村民“借钱”，并不归还。但如果你不借给他，他就对你说：“行，你以后别想从我家门口走。”
你哪里知道被借钱的村民家里是不是个死胡同，要出胡同，是否只能从他家门口过去。
教民的经商行为与现如今的恶霸差不多，一些教民是从事建筑的，你家有建筑活，不能找别人干，只能找他干，如果你找别人干，干活的那人就会被殴打，你也会被殴打。你说不干了，用不着了，就是跟他结仇。他们收费是行情价的两倍。
还有的大聪明赊账不还，把自己家当出去以后，就请你帮个忙，住你家里去。你不能撵他，还问我，那他什么时候走呢？
答案是，当你帮他把房子赎回来的时候。
以上，都是义和团运动前夕，发生在教民和村民之间的真人真事，见于建国后对当事村民、教民的采访。
有人说，义和团运动是愚昧、无知、血腥、暴力的代表。
但是，请你告诉我，农民到底应该怎么做？
农民早就意识到了官府靠不住，能靠的只有自己。
是，他们是愚昧，是血腥，是暴力，这些都没错。
但是面对如此凌辱，不做出任何反应，使高贵的官人和一等一的洋人利用神祇的威严享受奴隶的侍奉，使数以万万计的奴隶不知反抗，不敢反抗，深深认可自我的懦弱、肮脏、不可接触，那不是中国人的个性。
以后遇见人问义和团的好坏，说义和团愚昧害人，要想到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有什么神教让你不得过春节，不得食这种肉那种肉，什么教民借住在你家还让你帮他还款，让你把10年来攒的钱全拿出来赞助他们，官府无动于衷，甚至还替他们说话，你会怎么办？
反抗，唯有反抗。
至于“引发西方社会反感，给国家带来了灾难”“装神弄鬼只敢欺负无辜教民”“就是排外的邪教”，那是一些在你受欺辱后，还试图让你跪下磕头的人说的话，当然也可能是看了两段这种人说过的话的人得出来的结论。
义和团不是没有缺点和缺陷，缺点甚至很大。但是，反对义和团的一切，本质上就是反对老共对农民起义的认同。由于这种积怨，就有点“恨屋及乌”的意思。也就“抛去事实不谈”，来反对数以万万计的人民的是非荣辱观。
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不把人当人看。
不会闹义和团的中华民族和印度没有区别。一边嘲笑义和团，一边看不起印度，我觉得这就离谱。
19世纪的义和团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但他们可以感受到洋人的狗腿子是怎么欺负他们的。没有别的能力，但暴力是会的。
由于其普遍性的无知，义和团像是教堂的另一个极端一样吸引了很多流氓无产者。这些流氓无产者的灭洋行动中往往连用个洋火的普通民众都不放过。
当其发现自己的暴力活动只会被当局限制时，又迅速的转向了扶清灭洋实现了塔拳一体。
可惜慈禧演的好：「这些精壮汉子（义和拳民）哪怕当当炮灰也能浪费洋人不少子弹。」
不久后，义和拳果然成为了慈禧与洋人谈判的筹码，之后变成了炮灰。
可怜、可悲、可叹、可敬！
这就是义和团，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能做到的一切。他们向后来者证明了靠盲动、妥协是救不了中国的。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究竟是中国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毛主席《是义和团侵略了帝国主义了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
——孙中山《九七国耻纪念宣言》
其（义和团）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孙中山选集》下集第724页
妄图瓜分中国的列强，“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方针，想用中国人来瓜分中国”。
——孙中山《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
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
——美国驻华特使柔克义致海约翰的信
是一场愚昧的反抗运动。
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资格现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他们。
因为在我们的祖辈还没出生的时候，这些公知慕洋犬眼中的愚昧农民，他们敢拿着土刀土枪锄头铁耙，自带粮钱，一边念叨着神功护体，一边朝着比他们先进半个世纪的洋带人冲锋。而你不敢，我也不敢。公知和慕洋犬看到那个场面恐怕当场就得吓得大小便失禁了。
所以我们都没资格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嘲笑这些愚昧的农民，因为当你还在网络上重拳出击的时候人家已经敢抄家伙反抗了，他真的敢。
沙俄的农奴、工人对妇孺惨死漠然，他们可以处死沙皇全家，包括所谓无辜的公主王子。被西方污蔑为暴徒，成为红色恐怖和苏维埃反人类的所谓证据。
可是有人想过，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那是因为在沙皇统治下他们的妻女姐妹惨死如便饭，惨剧成了日常，天天在他们身上发生。这又是因为谁呢？难道工人、农奴的妻女姐妹就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这全家惨死血雨腥风，吹打的了沙俄的工人农奴，就吹打不得你罗曼诺夫一家？
农民运动，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所谓过分问题、所谓痞子运动。这是劳苦大众的错？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详细的讨论了这些问题。
他们愚昧，他们粗鲁，他们迷信，都没错，但就同俄国农奴一样，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的？
满清政府对农民的压榨与剥削堪称五千年之最，思想上禁锢更是古往今来罕见之极。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缺乏先进科学的指导思想，但他们依然懂得反抗。这比多少生活优渥却沦为猪狗的人要强多少？
他们愚昧，他们只能学着戏台上的样子，请齐天大圣请天蓬元帅，他们真的无知，只能打着三百年前的口号反清复明，他们简直就是愚蠢，一被“诏安”就扶清灭洋，他们残暴，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就是被人更残暴的对待
但是，如今有人坐在空调房里，敲着键盘，因为这些并不该由他们承担的过错而贬低、污蔑、抹杀他们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那真是…………
英国人处死查理一世是光荣、法国人把路易十六夫妇送上断头台是革命、基督徒屠杀穆斯林、迫害犹太人就是圣战，苏维埃枪毙沙皇一家就是残暴就是反人类、中国人反抗侵略者就是愚昧迷信。羊吃人就是人类文明之光，创造两千年来不曾创造的价值，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屠杀与镇压。
壮哉，我万军的耶和华！大哉，我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阿尔法！这正是您的意志行走在大地上，如同行走在天上的国！
最后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列宁《中国的战争》：
俄国正在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动员了好些军区，耗费了数亿卢布，派遣了几万名士兵到中国去，打了许多次仗，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的确，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淹死和屠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而俄国政府以及奉承它的报纸，却庆祝胜利，欢呼勇敢的军队的新战功，欢呼欧洲文化击败中国野蛮，欢呼俄罗斯“文明传播者使命”在远东的新成功。
在这一片欢呼声中，只是听不到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觉悟工人的声音。但是，这次新的胜利征战的重担，完全是由劳动人民承担的，从他们中间抽了许多人到远方去。为了弥补庞大的开支，向他们征收了重税。那么，社会主义者对于这次战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这次战争对谁有利呢？俄国政府的政策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试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我国政府首先想使人相信，它甚至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它只是在平定暴乱，镇压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秩序。虽然是不宣而战，但是问题的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因为战争毕竟是在进行。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进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硬说，这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参加了进去。我们通常把这种掠夺政策叫做殖民政策。凡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都要急于找寻殖民地，也就是找寻一些工业很不发达、还多少保留着宗法制度特点的国家，它们可以向这里倾销工业品，从中牟利。为了让一小撮资本家大发横财，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了连年不断的战争，把士兵整团整团的开到有损健康的热带国家去送命，耗费了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量钱财，使居民的起义风起云涌，使他们濒于饿死的边缘。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印度土著的抗英起义和印度的饥荒，以及现在英国人的对布尔人的战争。
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的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他们在开始是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他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俄国专制政府在1900年8月12日给各国的照会中宣称：俄国军队占领牛庄并且开入满洲境内，乃是临时的措施；采取这些措施，“完全是由于必须击退中国叛乱者的侵略行动”；“绝对不能说明帝国政府有任何违反政策的自私计划”。
好一个可怜的帝国政府！它简直像基督教徒那样毫无私心，人们竟冤枉了它，简直太不公平了！几年以前，它毫无私心地侵占了旅顺口，现在又毫无私心地侵占满洲，毫无私心地把大批包工头、工程师和军官集结在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地区，不得不引起以温顺出名的中国人的愤怒。在修筑中东铁路时，每天只付给中国人十戈比的生活费，这难道还不是俄国毫无私心地表现吗？
但是，我国政府为什么要对中国实行这种狂妄的政策呢？这种政策对谁有利呢？它对一小撮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大亨有利，对一小撮为亚洲市场生产商品的厂主有利，对一小撮现在靠紧急军事订货大发横财的包工头有利（有些生产武器、军需品等等的工厂正在拼命地干，并且增雇成千的日工）。这种政策对一小撮身居军政要职的贵族有利。他们所以需要实行冒险政策，是因为通过这种政策可以升官发财，建立“功勋”扬名于世。我国政府为了这一小撮资本家和狡猾的官吏的利益，竟断然牺牲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沙皇专制政府这一次也和往常一样，暴露出自己是甘愿充当资本家大亨和贵族的奴才的昏官的政府。
侵略中国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有什么好处呢？成千上万个家庭因劳动力被拉去打仗而破产，国债和国家开支的激增，捐税加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的权力扩张，工人的状况恶化，农民的死亡有增无减，西伯利亚大闹饥荒——这就是对中国战争能够带来而且已经带来的灾难。俄国的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于奴隶地位，不得到政府官吏的许可，它们就不敢登载任何东西，因此在对中国的战争中人民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们没有确切的材料，但是这次战争的费用达好几亿卢布，这是没有疑问的。有消息说，政府遵照一项没有公布的命令，一次就拨出军费一亿五千万卢布，而目前的战费开支每三四天就要耗掉一百万卢布。政府大把大把地花钱，但是给饥饿的农民的救济金却一扣再扣，斤斤计较每一个戈比，不愿意把钱用在国民教育上，他和一切富农一样，从官办工厂的工人和邮政机关小职员等等的身上榨取血汗。
财政大臣维特曾经宣称，截至1900年1月1日，国库尚存闲置现款两亿五千万卢布，但是现在这笔钱已经没有了，都投入了战争，政府正在发行公债，增加捐税，因财政拮据而缩减必要的开支，停止修筑铁路。沙皇政府虽然面临破产的危险，仍然拼命实行侵略政策，这不但需要大量资金，而且有卷入更可怕的战争的危险。进攻中国的欧洲列强，已经在分赃问题上争吵起来了，谁也不能断定这次争吵会怎样收场。
沙皇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政策不仅侵犯人民的利益，而且还竭力毒害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凡是只靠刺刀才能维持的政府，凡是不得不经常压制或遏止人民愤怒的政府，都早就懂得一个真理：人民的不满是无法消除的，必须设法把这种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别人身上去。例如煽起对犹太人的仇恨，卑鄙的报纸中伤犹太人，说犹太人不像俄国工人那样受资本和警察政府的压迫。目前在报刊上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的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还说什么俄国士兵去打仗是如何兴高采烈，如此等等。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中国人民也遭到俄国人民所遭到的那种苦难，他们遭受到向饥饿农民横征暴敛和用武力压制自由愿望的亚洲式政府的压迫，遭受到侵入中国的资本压迫。
俄国工人已经开始从人民所处的那种政治上受压迫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因此，一切觉悟的工人就有责任全力起来反对那些挑拨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们。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它更使人民破产，使人民受到更深的毒害和更大的压迫。沙皇政府不仅使我国人民变成奴隶，而且还派他们去镇压那些不愿意做奴隶的别国人民（如1849年，俄国军队曾镇压匈牙利革命）。它不仅帮助俄国资本家剥削本国工人，把工人的双手捆起来，使他们不能团结自卫，而且还为了一小撮富人和显贵的利益出兵掠夺别国人民。要想打碎战争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新的枷锁，唯一的办法就是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以结束政府的专制统治，迫使政府不光是照顾宫廷奸党的利益。
载于1900年12月《火星报》创刊号
按《火星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四卷第334—338页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前原住民学校遗址上发现了七百多座无名坟墓，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也有零星发现。教会管理、国家资助的寄宿学校在加拿大运营了150年，罗马天主教会经营了百分之60，其余为圣公会、联合教会和长老会经营。
超过15万原住民儿童曾经就读，他们基本是武力强迫送入学校的的，禁止说自己的语言，学校的目的是使他们接受统一的文化教育，现在很多组织称其为殖民化的‘文化种族灭绝’。
纽约时报采访的原住民前法官辛克莱在声明中说，寄宿学校的女孩们会遭受长期性侵，父亲是教会的牧师，女孩生下孩子后，牧师们会杀婴儿，甚至扔进火炉，以保证自己的名誉。——德国之声报道
在一些学校中，超过七成学生遭受了各种形式的性虐待，1995年寄宿学校宿舍主管亚瑟·普林特对儿童性侵，被判20年监禁，法官说他只不过利用了制度化的恋童癖系统。
1947-1968年，普林特用糖果贿赂儿童给他口交，殴打不听他话的孩子。萨斯喀彻温省戈登印第安寄宿学校的威廉·斯塔尔承认他虐待了数百儿童，主要是命儿童为他口交，以及其他性侵。
天主教神父哈罗德·麦肯锡于1950年-1960年，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圣约瑟夫印第安寄宿学校的宿舍与男孩上床，在睡衣下抚摸他们，用糖果诱惑儿童为其口交。
有些教会的教师甚至在儿童的家中虐待他们。原住民中自己的赵家人对此不闻不问，儿童和父母自己去报警，当时种族主义年代，加拿大警察有许多和稀泥，以至于受害人很多都放弃了报警。1980年代正义姗姗来迟，但判刑普遍很轻，有的只有入狱几周。
许多被性侵的儿童长大后沉迷酗酒、吸毒，和家庭决裂，到处流浪，犯罪，入狱。在蒙特利尔出席听证会的伊莱恩·杜罗彻女士说她在寄宿学校被糖果和殴打完全驯化，十几岁时就像妓女一样为了小甜头为人口交和手淫。另一个出席听证会的奥兰先生在回忆当年情况时哭得很厉害，哭到呕吐。
信息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国家邮报（无法直连应该）
由此再看当年的义和团，清朝当时氛围迷信，欧洲也一样迷信，那个年代使然。义和团哄传洋人用小孩脑髓下药，挖他们的眼睛等，这是毫无来由的大清式的胡乱猜测。
但教会育婴堂的孩童死亡率确实很高，这是流言传播的原因。1951年3月武汉花园山育婴堂被接收时，账目已经被毁坏，加拿大教会学校的账目也被毁坏了，或者干脆不统计，因为死亡率太高了。
武汉花园山育婴堂当时有幸存婴儿35名，幼女48名，婴儿瘦骨嶙峋，满身疥疮，孤女残疾、癞痢头、瞎眼甚至痴呆，患皮肤病的婴儿为百分之65，幼女为百分之82，百分之百的孩童患各种疾病，身体不健康。
1927-1938年十一年间，收婴7813名，幸存130名，死亡率百分之98.3，1946年7月-1950年6月，收婴757名，死亡718名，死亡率为百分之94.8，1951年武昌阅马场举行控诉大会，建立了纪念塔，说“被帝国主义杀害的中国婴儿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
上海地方志记载1869年天主教修女会在上海建立了徐家汇圣母院，有托儿所、育婴堂等。圣母院对婴儿死亡率问题也高度敏感，1949年同时烧毁了账目，但根据残留的一些表推算出来，死亡率在百分之94.81.
为什么死亡率、残疾率这么高呢，因为一是大多数被抛弃的婴儿，本身就患病，有残疾，父母才会抛弃，其次是女婴，女婴儿出生后，父母就不打算要她，所以不给她吃饭，等被育婴堂收留时，早已奄奄一息虚弱将死。
好的男婴，育婴堂会送给附近想要孩子的家庭，或者寄养在附近的奶妈家里，奶妈按月领育婴堂的工资，所以育婴堂自己留下的，都是将死的、患病的、大多数为女婴的婴儿。
育婴堂不考虑自己能力，到处收住被遗弃的婴儿，民众也把自己想杀死的婴儿送去，好歹留一条活路。当时育婴堂技术能力低下，缺医少药，且资金不足，所以婴儿大量死亡。
1956年，武汉孤儿院收养167名残疾婴儿，占总数的百分之96，1951年8月收女婴儿93名，占总婴儿数的百分之59，1958年大饥荒时期，女婴儿占孤儿院收留的总数的百分之99.
说本来不收进育婴堂的婴儿，恐怕都要死亡，育婴堂的高死亡率无可苛责。但父母们因为自己养活不了，盼孩子有条活路，于是送育婴堂去，也死亡了，就很残酷了。
并且，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孩子们遭遇了性侵和虐待，毕竟连生死都统计不清，但从天主教会一贯的作风来看，是很有可能的了。
先看看教员是怎样评价的，他在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进行批注时明确指出，“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还是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显而易见的是，义和团之所以在1898年于山东率先兴起，并于1900年蔓延至直隶一带，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列强想瓜分中国。
其中在天津吕祖堂坛口遗址博物馆就收藏了一副著名的画作《时局图》复制品，作者是兴中会会员谢缵泰，在画中英国被比喻为狗，想独占中国长江流域，法国为青蛙，想侵占西南内陆省份，太阳指代日本，已经把黑手伸向台湾，美国则是鹰，也想来中国分一杯羹。此外在《时局图》背后还有一位不知姓名的广东人题记，最后一段可以说是耐人寻味，即“如果中国人再不奋发图强反抗，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而义和团的兴起正是中国普通百姓朴素爱国情怀的体现，最终在山东人，梅花拳拳师赵三多的组织下，得以形成基本组织架构义和拳。那么什么是梅花拳呢？ 从义和团档案可知，梅花拳就是古代中国一种传统武术，因需要在梅花桩上扎马步而得名，经常练习可以舒筋壮骨，强身健体。有趣的是，一代武术宗师霍元甲就与赵三多相识，两人还曾切磋梅花拳武艺。吕祖堂坛口遗址就留有部分梅花桩，是当年义和团战士练功的产物。
与当时中国歧视女性的大环境不同，义和团是最早主张解放妇女，还专门成立了女性附属组织红灯照，首领是黄莲圣母林黑儿。在林黑儿的领导下，红灯照由12至18岁的少女组成，她们白天练习挥刀等武艺，晚上则训练水上行走等轻功，更掌握了中医草药原理，为贫苦百姓治病并宣传义和团的理念主张。
有关义和团的政治主张，起初为山东首领朱红灯提出的反清灭洋，但后来随着时局发生变化，赵三多将其改为扶清灭洋。现在在国家博物馆就收藏着一件来自于义和团吕祖堂坛口遗址的文物，照片还上了教科书，即义和团长新镇北街坎字团防总局虎头牌，里面简单扼要地阐明了义和团宗旨，“同保大清，扫除洋孽......为国安良， 严拿奸细。”
为了给战士们进行打气，义和团在宣传上号称刀枪不入，更有代表性战装文物万宝符衣。而万宝符衣实际上就是背心肚兜，图案为八卦形状，里面还缝有兵符，含有“ 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等字样。经过相声大师侯耀文的改编和加工，最后就变成了传统相声《口吐莲花》。
在外界的眼中，义和团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综合吕祖堂坛口遗址博物馆收藏的档案和八国联军内部战报来看，义和团一共歼敌2500人，而联军在增兵以后总兵力也才万余人。其中被义和团击毙的级别最高侵略者为英属印度陆军第四团团长Arthur Browning少校，而在1900年6月发生在天津的老龙头火车站争夺战中，八国联军主要参战部队为英军和德军，总兵力为1700人，义和团方面是由曹福田率领，人数只有500人。但在清军的配合下，义和团利用伏击战歼敌500人，英军指挥官更是举起白旗希望停战。如果不是清军后来阻拦，义和团完全有望乘胜追击，重创英国人的锐气。
正因为义和团的顽强抗敌，这才让联军占领北京天津以后进行疯狂报复。1900年8月的一天，林黑儿被俘后在天津监狱被八国联军士兵奸杀，遗体更被制成标本，带回欧洲各国博物馆进行巡展。除了林黑儿以外，义和团天津首领曹福田被清军斩首，另一位首领张德成被地主武装抛尸河中，就连创始人赵三多也在狱中绝食身亡，他们死后均没留下墓葬。
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相比，义和团的民族大义和气节还是让对手折服。另据看守林黑儿的法军士兵回忆，当他们往林黑儿囚室扔银元的时候，林黑儿连看都不看又扔回来，“有一种尊贵的风度泛滴出来。”就连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也不得不在《瓦德西拳乱笔记》里承认，中国群众尚有无限蓬勃之生气，瓜分中国实在是下策，欧美各国都没有能力“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
而义和团军旗最后被联军当做战利品带回欧洲。但在1955年，时任东德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渥访问中国，将义和团军旗交还给周总理，并高度称赞中国人民反帝反侵略的勇气。
对于义和团的评价，正像教员说过的那样，义和团的最大意义当属这是“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从这点来看，尽管义和团首领死后尸骨无存，但他们的反侵略精神不死，永远值得后人缅怀。所幸还有天津义和团吕祖堂坛口遗址，以及国家博物馆等相关展厅，都对回顾义和团抗敌历史，正确看待大环境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大多数都是日常生活因缺乏背后的国家支持而过得很困苦，国仇家难时反被诱导利用，到了报仇时因缺乏科学素养而认不清真正仇家的可怜人。
全文摘抄引用自我上大学时的近代史课程讲义
同时也是对 @安风你压我头发了 的太监回答进行补充（#滑稽）
山东大学的义和团调查资料【始自50年代，持续到80年代，访问了大量亲历过义和团时代的老人，积累访问资料百余万字。】
1.义和团的主要攻击对象确实不是洋人，而是本国“教民”
“他们光跟奉教的作对，不碍穷人事，也不抢财主，只要不奉教，义和团就不管，他们吃的抢的是奉教的东西。有时候，他们抢奉教的，财主们吓得也给送礼。”【平原县王庙公社郭庄，郭丙富，76岁，1960年2月28日——编辑注：此系受访者受访的时间和当时的年龄、姓名、籍贯，下同】
“参加神拳的都是些劳动良民，他们光找信教的，对老百姓不怎么着。”【东阿县姚寨公社小街子村，王玉理，84岁，1966年2月19日】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从平原、禹城传来义和拳，我庄也学起来了。我庄学拳的有十几个人，目的不是为了杀富济贫，而是要忠厚老实，以抵抗奉教的。”【商河县胡集公社谢家村，李元昌，80岁，1965年12月29日】
类似的记载在100余万字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中比比皆是，而提及义和团直接攻击洋人者则极少。 受访时间集中于1960年代，受访者当时大多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因为年龄的缘故，并未经历过官方教科书的洗礼，故其所言，具备相当的可信度——如许多老人提到外国神甫都说好，按当时的官方宣传，其实是不能说好的。
2.教民之所以成为义和拳主要攻击目标，与他们已蜕变成凌驾于普通乡民之上的特权阶层有关。
“教民完粮、完银与非教民一样，但杂税、杂役比非教民少。教民与非教民有纠纷时，非教民怕教民，不敢与教民争吵，处处要躲着点。黄六爷动员孙地主入会信教时说，在教吧，在教后有点什么事也不怕了，有事时我给你应着。在平时孙家也受点教民的挟制，所以也挂了个名。平时教堂里人也向非教民宣传说，信教好，有天主保护，死后能上天堂等。但贫民认为没有好处，一天还要三次去念经，所以不愿在教。”【单县龙王庙公社黄楼，孙福超，81岁，1960年3月4日】
“我有三亩地跟奉教的挨着，他不让从地里过。要从他地里走就得给他点什么东西，不给东西就不能过。逼得没有办法，不卖不行，我就卖给他了，三亩地共卖了240吊钱。那年这里的一般地价是一亩地120吊，咱只得算80吊一亩卖给他。奉教的可欺负人啦，比方说咱地里栽了树，树荫子伸到奉教的地里，奉教的就说：“这树有我的。”就得平半分。打官司人家到衙门里去，拿出“领票”，县官也不敢惹。咱还得站在外边等着什么时候传，才能进去。咱说么县官也不听，光听奉教的话。”【临邑县宿安公社刘家寨村，樊胜德，78岁，1965年12月24日】
“不奉教的小孩到奉教的地里去拔草，他(奉教的)就说你拔了他的绿豆，非叫你请客不可，你请他吃吃喝喝，才算完事。有的奉教的，走路横着走，不奉教的不敢动他，一动他，他就找你的事，打人骂人。奉教的人逢集逢会喝醉了就骂人，别人不敢怎么着他。就说买东西吧，也欺负你，明明这件东西值五吊钱，他给你三吊就算啦，你也不敢吭一吭。你和他(奉教的)在一起种地，两块地紧靠着，你地里的树影在他地里，他就说你的树是他的，你不敢怎么着他，打官司，咱得输。哎，奉教的太欺负人啦，时间长啦，人家知道这些人不好惹，就都躲着他走，没有和他搭腔的。”【临邑县宿安公社张家林村，张文治，82岁，1965年12月24日】
对此现象，晚清名臣丁日昌也有深刻洞察，他在办理天津教案时曾说道：
“天主、耶稣各教传人中国载在条约，固不能不照章随时保护；然亦不能任听作奸犯科，以致事机决裂，不可收拾。” 天主教“虽其本心并非为恶”，但传教士所到之处，“不择良莠，广收徒众”，且往往袒护教民，形成“莠民以教士为逋逃之薮，教士以莠民为羽翼”的局面，从而导致民众“仇教”的情绪日益高涨。即使如“天津一口言之，自通商后中外商民相安已久，毫无间言，耶稣教人亦不以为怨。惟百姓言及天主教，则异口同声，恨之入骨，盖缘天津莠民最多，一经入教则凌虐乡里，欺压平民，官吏志在敷衍，但求无事而不求了事，又不敢将百姓受屈之处与领事官力争，领事官又何从知教民如此妄为？百姓怨毒积中，几有‘及尔偕之’之愤。”
3.普通乡民受了教民的欺负，其选择往往是忍气吞声，“办酒席”向教民赔罪了事。
“天主教欺负人，天主教没有人敢惹，打官司神甫去，不在教的有理也得输。给俺村朱子浩扛活的‘马大秃子’奉教，一天听到刘都元在姚屯赶集，路上说了句天主教不好的话，马大秃子到洋楼张庄教堂告了刘都元的。刘都元没敢与马大秃子打官司，结果被罚了三四桌子酒席，请了从张庄来的在教的和马大秃子，这才了事。这就是撑洋劲，撑天主教的劲。马大秃子，是个给人扛活的，刘都元家有一顷多地，是个小地主。那个时候，这个地主都不敢和一个扛活的打官司，扛活的在教，地主不在教。”【茌平县业官屯公社朱庄，朱允泽，82岁，1965年12月12日】
“教民春耕时，向两边的非教民土地扩张，不在教的打官司也打不过，这样，教民就占去别人的部分土地。马庄教民把黄庄人放牧的山羊拉去吃了也没事，黄庄人不敢说话。有一次马庄教民的猪放出来，吃黄庄麦子黄庄人赶猪，马庄人倒打起官司，结果黄庄人被迫赔不是。马庄教头石传雇（石坤辉的儿子）硬要抱走我父亲的羊。我父亲不肯，石传雇就拿出手枪打他，子弹从手心通过手脖子串过去了。结果羊还是被抢走，石传雇把羊宰吃了。”【巨野县（属山东菏泽市，在鲁西南。）黄庄，黄瑞宪，72岁，1960年3月1日】
“万家坊子，原是商河地。本庄有一个姓李的在耿家楼集上卖头绳儿，小张庄有一个奉教的买李某的头绳儿，少给三个制钱(一吊合一毛，五小个制钱合一百，五百个制钱合一吊)。李某就要，张某就不给。小张庄人多，又有势力，就把李某打了。因谢家与万家坊子同宗(此时万家只有一户姓李的，现在绝后了)，就打抱不平，又把小张庄的人打了。小张庄有神甫撑腰，于是便跑到济南告了。把济南的神甫搬到临邑【今属德州，位于山东西北、济南北。】，听说临邑县官刘士成也怕神甫。为了使小张庄姓张的落台，就断案谢家庄在耿家楼集上设宴请小张庄奉教的，第一次是在当年的冬天。设宴这一天，小张庄的大小奉教的都是谢家用牛车接来，有十来个吹唢呐的，放着鞭炮，鞭炮用大簸箩盛着。谢家知道要在耿家楼集上丢人，都不愿去，后来被迫的去了四五个人，四五个人还得披着狗皮咧！倒不是真狗皮，而是反穿着皮衣裳。上一碗菜，叩一回头，伏在桌子底下，小张庄奉教的踢一脚，谢家的人还得噢噢地学狗叫才行。奉教的还说：‘你这是些狗，我不怪你们。’这样把人摆弄够了才算完，真丢人。人家吃饱走了，咱也噘着个嘴来家了。从此以后我庄再没有赶耿楼集的。”【商河县（属于济南市，与临邑县交界，在临邑东边。）胡集公社谢家村，李元昌，80岁，1965年12月29日】
4.乡民和望族受教民之欺后，小部分选择了入教成为教民，更多乡民则是去“请”义和团。
譬如前面提到的“耿家楼事件”
“谢家吃不了这个气，越想越噎得慌，就到平原、禹城请来了义和拳”。【临邑县宿安公社张家林村，张维田，80岁；张文治，82岁，1965年12月24日】
“原在光绪逃荒前好几年，张举人不在大刀会，张银会也不在天主教。有一年，张举人在村里一个公共的五亩多的大坑里种上了藕，长得很好。张银会觉得自己是乡混官，要收藕。张举人说：‘我栽的藕，你不能收。’从那时起，两家就有了仇。张银会就在了天主教，当上了会长。张举人就在了大刀会，成为大刀会的头子。”【姜庄公社薛屯村，张广聚，78岁，1965年12月28日】
“吕洼奉教的李乐西管事，梁院于三猴管事。那年河西发水，临清以北决口子，梁院人要在吕洼庄头开口子把水放到河沙。吕洼李凤梧不同意，要在梁院后边开，于是两方打官事，打三年，梁院于三猴输了。于觉没脸见人，想以武欺文，想学义和拳。”【夏津县吕洼，王顺，78岁，1960年2月25日】“于三猴和吕洼姓李的(开药铺，教徒)有仇，姓李的家里有二三十亩地，有长工，管了几年公事，是吕洼领头。于三猴与他因管理河堤之事，结下仇，两家去武城县打官司几次，于三猴输。于三猴以后还让吕洼青年学义和拳。”【夏津县（属于山东德州，位于山东省西部平原、鲁冀两省交界处）吕洼，安金才，79岁，1960年2月24日】
5.地方望族在与教民的利益冲突失败后，尤其容易选择引入义和拳。
“庞家林为大刀会大头目庞三杰的家乡，当年庞三杰为该庄最大的地主，拥有三顷多土地。庞家林学金钟罩的人不多，除庞三杰外，还有几家，他们都是有顷把地的人家。学金钟罩目的是为了看家。庞三杰学金钟罩是较晚的，而目的又是为了争湍tuān（水急）地。在庞家林西南方十多里，有一处叫刘堤头，在那里有湍地。所谓湍地，是清朝政府不要的官地，附近谁有势力，就可以霸占耕种，谁种这地就属谁，也不完粮纳税。湍地原属于庞家林附近一个庄的地主庞世均所占有（这人为庞三杰的本家，据说他也是抢来的），庞世均死后，势力渐衰，湍地落到庞三杰手里。刘堤头有一姓刘的地主就想来争夺这湍地，于是就组织人来抢割湍地的麦子。庞三杰想霸占湍地，当然不与罢休，因此出面干涉。庞三杰也曾率领过人几次前去与刘家地主打仗争地，但都没有结果。去的人少，给刘家地主打回来；去得人多势众，姓刘的地主便躲到教堂去。刘堤头设有天主教堂，姓刘的已经奉教了。由于教堂有势力，天主教的人见官高三级，所以庞三杰无法对付。在争地未成的情况下，庞三杰便决计学金钟罩。但本地又没有金钟罩，便在单县【shàn xiàn，属于山东菏泽，位于苏鲁豫皖四省结合部。】请来金钟罩的师父名叫智效忠，拜他为师。庞三杰本人也排刀排枪，但不拉架子打拳。庞三杰学好金钟罩之后，就在单县请来很多大刀会的徒众，到庞家林集合去打刘堤头。”【砀山县（位于安徽省最北端）步朱寨公社庞家林，韩振环，76岁；贾昔令，74岁；刘广荣，69岁，1960年3月12日】
另一些老人的回忆可以对“庞三杰引入义和拳事件”做一些很有价值的补充，这些补充有助于后人更清晰地认知义和团运动。如：
“当时庞三杰的势力较大，南边湍地都让他占去了。庞三杰占湍地有八十顷之多。湍地是清政府扔掉的鹅鸭地，在河南刘堤头，地很多，数不过来，有几百顷。当时谁有势力谁就占地占碍多，占后种地不完粮。大家抢不过庞三杰，都在了洋学，然后就讹他的地。在洋学的穷富都有，穷人较多。庞三杰因此仇视洋学，并开始打洋学。”【砀山县马良集马西队，苏贵房，82岁，1960年3月12日】
“庞三杰打教堂，原因当时湍地（刘堤头庄附近）很多，而庞家很有势力，庞喜君（庞三杰的侄）做官，庞家在磁山说一不二，所以强占着湍地。刘堤头庄的刘广兄和刘广志兄弟俩【刘是刘堤头的地主，有几顷地。】也想争地，因怕庞家的势力，所以就在了教堂，并对神甫说了这些事情。神甫劝刘说，现在庞家有势力，不要和他争等，但刘不听，就叫着本村和附近几村的人到庞家地里去割麦，并且他俩亲身在这块地里割几把一丢，又到另一块地里也是割上几把就丢了，并且说你们随便割吧，谁割了是谁的，出了事有我们。庞家知道后就气极了，一号召就是十八个村子的人就去刘堤头打仗。去的人很多，刘就联合了各村进行抵抗，并把庞三杰的哥的脸上打了一铅弹，后来受风死了。这样庞家更气，就联合了人要打教堂。”【丰县（属江苏省徐州市，古称凤城，相传远古时期曾经有凤凰落于此地而名；汉高祖刘邦故乡。）戴套楼，程立斗，88岁，教民，1960年3月15日】
6.大部分选择成为“教民”的乡民，并非因为信仰，而只是出于现实利益考量。
同时天主教当年急于发展教民数量而忽视教民素质。《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里大多数受访老人提及民、教矛盾时，所指向的恰恰也正是天主教；而对其它教派如耶稣教，则观感甚好。
“当时奉教的穷人，有两种人：一种是饥饿的穷人，为了吃教堂‘放赈’的粮食入教的。一种是犯点罪为了逃避官府的搜捕而入教的。”【南宫县(属河北邢台)梨园屯公社小里固村，刘万衍，53岁，1960年3月7日】
“当时入教的没有多少是老实庄稼人，都是一些小偷、贼、土匪、有罪作案的，入教后就没事了。光绪二十四五年间（1898-1899年），曾有过这样一回事：有一个老实生意人(卖洋油的)叫张先烈，在街上叫卖‘卖洋油！’教民无中生有说他是喊‘抗洋楼！’于是教民让他拉鞭炮，摆席赔礼。张先烈被迫摆了三四座席，让村内教民吃了，磕头赔礼才算完了事。”【南宫县梨园屯公社邵固村，张绍贞，84岁，1960年3月9日】
“天主教神甫叫人们学好，真正在教的好教民是不会仗势欺人的。但谷有粃谷，人也有坏人。天主教后来发展大了，法国神甫来后，天主教势力更强，这难免有的教民做了些错事。这些人不多，也不少，但这不是天主教让他们做的。”【魏村，李昌杰，70岁，1988年5月5日、9日】
“听说闹神拳时我才14岁，俺庄上分两派，前边是天主教，后边是神拳。其实俺村高、赵是一家【兄弟二个，一个姓外祖母的姓，一个姓本姓】。前面是姓赵的，后边是姓高的。东头有个大庙，庙里有一顷二十亩地，赵家种着，后来高家人多了，腰板硬了(高家有当村长的)，两家就争庙里的120亩地。姓赵的不让，两家子打官司，打了七八年，赵家没有打赢，但120亩地高家也没争去。高家不服气，光打赵家，男女老少不论。这个时候了，赵家就在教了。在教后，官司也不打了，高家也不敢争地了。”【茌chí平县（属山东聊城市，地处鲁西平原。）韩屯公社玉皇庙村，赵登顺，80岁，1965年12月14日】
“大刘庄人多地多，是富庄，有很多地主恶霸，老欺负李庄，因李庄太穷了。李、刘庄中间有大水沟，李庄妇女在水边洗衣，刘庄青年人故意光旋子在水里洗澡，并且故意立起来，侮辱李庄妇女，李庄人打不过他们。有一年中间大水沟发水，水从李庄岸上开口，流进李庄，李庄人要堵口，刘庄人不许，打官司，李庄人穷，打不过。这样，李庄李道洛从西姚楼引来天主教。此后，官司打胜，刘庄也不敢欺负李庄了。到庚子年李庄只有四五家不奉教。”【巨野县李庄，李文奎，78岁；李星齐，58岁，1960年3月7日】
7.而如果外国神甫拒绝为教民提供诉讼特权的话，教民往往会选择脱教。
“修教堂时，西边有个黄庄。一个姓黄的在教后不正经，霸占人家的闺女。人家明着不敢惹他，杏熟了的时候，姓黄的他爹在树底下看杏，闺女家一个人把姓黄的他爹砍了。第二天姓黄的拿着斧子到神甫那里告状，神甫不见他。姓黄的不见神甫不走，神甫见了他的面后，问他：‘你来干什么？’姓黄的说：‘人家把我爹砍了。’神甫说：‘你怎么不到城里去告状去？’神甫把姓黄的赶走了，以后姓黄的就反教了。后来别人问他：‘反教干什么？’他说：‘信教干么，连人砍了都不管。’”【茌平县韩屯公社玉皇庙村，赵登顺，80岁，1965年12月14日】
据回忆，入教，其实是一条规避当局暴政的捷径
“张安业家有三四十亩地，后来县里出了监案，有人招出和他是同伙，差点出官司。他害怕吃官司坐狱，就奉了教啦，要不然，准关进去啦。……俺家奉教还是叫张泽逼的，他当里长，我和俺爹都有个不巴结富人的脾气，和张泽和不来，就派了俺家一匹官马，凭俺家底是出不起的，没办法，就奉教吧!奉教后，请人去衙门里疏通，弄了一年多才去了官马。”【郭庄公社北堤，张安道，80岁，1960年2月20日】
“咱县英庄的穷人刮地碱烧盐土。当时官家禁止私自烤盐。县盐官发觉英庄人烧盐，便捉了几个关进县衙门里。后来神甫把他们救出来。不仅如此，而且从此以后英庄可以合法烧盐，只要奉教就准。所以英庄的人几乎都入了教。”【茌平县胡屯公社刘庄，董子乾，78岁，1965年12月9日】
8.在政府力量未介入前，义和拳局限于在本乡本土活跃，其纪律相当之好。
作为一种民间结社组织，义和拳（团）的前身如梅花拳、大刀会等，在华北平原上早已存在了许多个世纪。在这许多个世纪里，这些组织实际上起到了一种护卫乡土的作用，所以直到1899年，地方政府和这些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仍然相当友好；乡民们对其接受程度也相当高，这也是很多乡民、望族在受了教民的气后，第一选择就是引入义和拳的缘故。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北京紫禁城介入运动之前，义和拳自发活跃于本乡本土时，其纪律性得到了民众的高度认可。
“年轻的在拳的多，义和拳不要地主的粮，地主也不给钱粮，义和拳不抢不掠。以前各村的义和拳组织是连着的。”【常屯乡北常屯，孟繁明，76岁，1988年4月24日、27日】
“碧霞宫一带只有两人没有参加义和团（王九信、路均满）,其他都参加了。……义和团员都是本地人，里边也有提篮子的小商贩，穿便衣，包红头，丝毫不扰百姓，吃的东西向商会、洋行、县官要。”【临清（属聊城市，于鲁西北 。）城关碧霞宫，王九信，75岁，1960年2月15日】
“义和团不抢别人的东西，是老百姓抢的。义和团打吕洼的时候（庚子年五月），打下了，跟着去看的妇女、小孩没有吃的，义和团就把天主教的一些东西分给他们。”【夏津县（属山东德州市，位于山东省西部平原、鲁冀两省交界处。）梁院于恩庆，64岁，l960年2月27日】
“义和拳的纪律：不打人不抢老百姓的东西，就是和在教的闹。”【武城县（属山东德州市，在鲁西北边陲）小杨庄，杨顺堂，80岁；杨高堂，76岁，1960年3月1日】
“打十二里庄时，听说义和拳拿着口袋、家伙，准备收红薯，拾掇 shiduo东西。他不跟不奉教的闹。义和拳在胡官屯村，对老百姓说：‘你给我烧水吧？我们不跟你们不奉教的闹，别害怕！’烧水后，还给黄瓜吃呢！”【武城县十二里庄，周金和，75岁1960年3月3日】
9.而当义和拳受到朝廷的号召，开始脱离本土四出串联时，其成员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
朝廷的号召（扶清灭洋）与乡民参加义和拳的现实逻辑其实并不合拍。当乡民退出，游民成为运动的主体时，其抢掠性也自然随之增强，譬如：“义和拳从北边来了两三个人，与本地金钟罩结合在一起人更多了，这些人都是无知的人，土匪，企图烧洋房发财，但没发着。”【临清城关，查古堂，92岁，1960年2月20日】——所谓“从北边来了两三个人”，显然都是些游民而非乡民。
运动晚期，大饥荒造就大批流民游民，为活命加入义和团，制造了许多打砸抢烧事件。此一时期，“义和团运动”的主体已不再是普通乡民，而是小部分社会游民和大饥荒造就的大批流民。当日的灾荒状况，许多老人都有回忆，譬如：
“光绪廿六年（1900年）是贱年，庄稼收成不好，七月初十下雨，后八月下霜，棒子长得真好，可是霜下早了，都打坏了，刮大风把穗粒刮没了。当年，一斤河南高粱400个制钱。穷人拿衣裳与小商贩换粮食吃，吃糠吃草的很多，饿死不少人。要饭的人也很多，要饭还没处要，只得吃棒子芯、柳树叶。当时全村有二百来户，要过饭的就百十家，村内要不到，就扶老携幼到外村四处要饭。”【南宫县梨园屯公社赵村，马玉明，76岁；马灯迎，74岁，1960年3月7日】
“光绪廿六年是歉年，那年是旱。‘六月初四日下雨，八月廿三日下霜，头春没下雨。挨饿的人多，生活不好过，净吃红高梁。’‘吃树皮、卖孩子的很多，西边的多，东边的逃出的多，饿死了不少。’又说：‘挨饿的抢推粮食的，见推的人就抢，人多就不敢抢’；‘有钱的也买到外来的白面，没钱的吃树叶树皮和糠，城市的生活还好一点。’”【临清城关古楼周围，刘凤山，84岁；张宗尧，73岁；何明山，77岁，1960年3月3日】
即便没有义和拳（团），面对饥荒，流民四出求食，打砸抢烧事件也肯定少不了。只不过1900年的这些打砸抢烧身上，蒙上了一层“义和拳”的面纱罢了。有了这层面纱，加之以朝廷的鼓励，打砸抢烧的对象更多地向教民倾斜，也不奇怪。但说到底，这些饥民并不是什么“非理性暴民”，面对饥荒，求生是最大理性。
10.义和拳的本质，是乡民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不得已之举。
一些学者、媒体非常喜欢渲染义和拳（团）“杀得最多的是本国同胞”、“面对八国联军贪生怕死”以及“盲目排外”等“缺点”。但却似乎从来都没有兴趣去关注这些“缺点”背后真实的历史逻辑——真正与乡民存在利害冲突的是教民而不是神甫；后期响应朝廷号召加入义和团的大部分是求生的饥民，并无满腔的“忠君爱国”热情；攻打教堂、进攻教民等行为都源自极现实的利益考量，既非“盲目”，更非“排外”；这些都是极简单的事实，但许多学者和媒体习惯性视而不见。
事实上，当日山东地区的地方官员，对义和拳的本质，已有非常清晰的洞察。1899年12月21日，署济宁知府汪望庚在一份给上级的禀报中如此写道：
“教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或罚钟，或罚席，或罚油，不厌不休。其款数之多寡，视力量之丰啬，虽父兄子侄不顾也。今略一询问，卑职耳闻目睹所及者，仅卑州西北一隅受其罚者，已不下百数十家，而此外所未及知者不知凡几、良懦饮恨，求泄无从，求避无门，年复一年，日不聊生，稍有身家者，咸凛凛焉惧无以自保。……习拳者本为保卫身家起见，并非利人财物，其所以向教民索还前罚之物，求一平衡天之冤气而已。……”
而即便是当年对义和拳态度并不友好的袁世凯，面对山东境内层出不穷的“扰害教民案件”，其定性也相当清晰：
“实由民、教积怨构成，而巨盗奸民，因而从中煽惑”
——前半句是实话，道出了义和拳运动的本质；后半句是处理方式，抓几个头目就算了结。换言之，乡民们之所以在1899年选择义和拳，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而政府又软弱无能不能有所作为。
挺可怜的，在那个三千年内从未有过的混乱年代，一群老实巴交的贩夫走卒，没有思想武器，空用一身蛮力表达自己的抵抗。你说他们蠢嘛？现在看来确实蠢。你说他们坏嘛？没有纲领的他们确实干了不少坏事儿。
可没办法啊，那是100年前的中国，老百姓没有国家概念，没有先进思想，只知道种地。在面对侵略和欺辱的时候，这群人本能的报团反抗，已经超脱那个时代的平均水平了。
你还能要求他们更多么？
正面远大于负面。
八国联军侵华
本来就是打算灭亡中国
只不过他们统共总人数就5万
遇到义和团百万规模的战士
能打赢才见鬼了
当时机关枪貌似没有普及。
如果没有义和团，那就不是洋人继续扶持清廷
而是直接像印第安人，灭种了
以西方文化传统，不是干不出来
义和团最初选择起义
原因当时教会的传教士，在教堂圈养未成年的孩子；西方恋童癖，不是现在就有，以前就有了。
正常人，会对侵虐者、贩毒、强奸幼童的有好感吗？
某种意义上还是吃的太饱了
以前读书的时候，我是很看不起义和团的，觉得就是一群暴民，是他们挑起了八国联军入侵
现在，不这么想了，因为我觉得，你不能对别人苛求太多
当时的义和团，是中国的底层人民，收到清政府和洋人的双重压迫
他们迷信，盲目，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从小就接受科学教育，而不是他们想迷信
他们盲目排外，可是又有谁教过他们如何不盲目呢，为什么突然就这么排外了呢？那肯定是洋人的压迫太严重了
他们不讲道理，崇尚暴力，可是当时的中国，他们可以去哪里讲道理？
义和团只是一群社会底层用自己能想到方式来反抗当时的压迫而已，只不过他们又正好遇上了一个脑残兼不要脸的统治阶级。
每代人都有因为环境所带来的局限性，作为后人，高高在上的去批判前人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与他们完全不一样。
还有就是，有没有义和团，八国联军都会入侵，这只是个导火索，这才是正确的历史观
我认为义和团的评价应该是正面的，批评其极端和愚昧一面，同时需要认可与肯定其反抗精神和打击压迫着的行为。
我们现在反向看义和团，其观点十分的愚昧迷信，竟然想练功来抵御枪炮，行为也很极端残暴，仅仅因为使用外国人生产物品就屠杀同胞，这些是历史事实，确实应该进行批评。
但是，我们讨论义和团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不能把义和团放到现代去看待。义和团那个年代百姓认证水平有限，没有现在的人道主义和包容观念，百姓停留在古代的认知水平，对近代科学与技术毫无概念。而且面对新事物，人往往会既有的认知去理解，古代认知水平下超出他们认知水平的皆为妖术巫术（伊斯兰世界叫魔鬼之物，西方叫女巫）。所以他们认为自己从没见过的那些洋人玩意都是妖术，他们想到的对抗洋人的办法也就是练舞做法的驱妖术。
中国古代的历代统治者，为了提防敌人潜入和勾结敌人，采取的措施就是灭九族、连坐和宁可错杀也不能漏掉等方式，跟敌人有任何关联与来往就被当做通敌处理，这种观念几千年来深入人心，这就是义和团屠杀那些信洋教、读洋书、用洋物的人，陈年旧俗使得义和团表现的如此极端和愚昧。而且这种问题和现象在亚洲民族接触近现代时普遍存在的共性。
义和团是底层百姓发起的反抗运动，不管是反抗外国人还是清政府，那都是因为被剥削和欺压的，活不下去才起来反抗的，为了妻儿老小的活路才站起来搏命的，而且实际上也给压迫者造成了一定的攻击，仅仅就这一点义和团值得得到一个正面评价，不应该全盘否定。
我算是看懂了现在某些“知识分子”的嘴脸了，在他们眼里不管什么“变革”“革命”“演进”都得是从无到完美一步就位，都是容不得一分差错的，否则他们便会像苍蝇一般云集于烂疮之处，嗡嗡的宣告着自己的客观，通过一句句的“如果是我的话就应该……”来彰显自己的先进性。
别太过分了，“知识分子”们，但凡那些人能读半年书，能得到足以平稳度日的财富，能在看到洋人的时候不会莫名其妙命丧黄泉，那么他们大概率就不会干出这种让你们“兴奋”的事情了。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的选择是站出来对抗洋枪洋炮，而不是窝在大后方的书房里写日记。如果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不足的话，那么他们对于知识分子和商业的破坏就是大罪，可，当时的主要问题是生产力吗？
一群为温和中国人崛起争取时间的极端中国人。
拿出了当时农民具有的“最强科技”，只是效果嘛…
硬气功这种东西大致可以理解成“催眠人桥”那种操作的类似物，尽管有一些不同比如是清醒也能有的，不过大致可以获得比平时更高的硬度/抗打击能力，只不过…
换言之如果在冷兵器时代步兵对战中，这种操作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很难讲），但是碰上洋枪洋炮…
说多了都是泪。
这就好比土匪持刀和你拼命，尽管你知道手机没多大攻击力，但既然都你死我活了，不妨拿手机砸过去好了。
义和团知道硬气功打不赢吗？肯定是知道的，但那又怎样呢？还能怎么办呢？
同样，历史课本提到的“虎头军”，选用“属虎的人”，以“洋人谐音羊人” “虎能吃羊”这种行为，古人难道不知道这样打不赢吗？当然知道。
但那又能怎么办呢？还有别的办法吗？
这不是因为古人愚蠢，而是他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当然，义和团当然要“嘴硬”，当然要“说能打赢”，但是真的能打赢吗？我觉得他们是清楚的。
古人并不蠢，清朝人毕竟不是南岛土著，只不过没有办法。
不然岳飞北伐弄一套义和拳不好吗？或者万历三大征搞一套义和拳不好吗？难道之前这些不存在吗？不是的，是因为之前没有绝望到这个地步罢了。甚至南明/郑成功都没去整这种东西，只能说到义和团这里那是真的山穷水尽了。
但是，面对绝望，面对帝国主义，他们仍然选择了反抗。最终这份反抗意识也在后来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的五十年中继续发挥着作用，鼓励着大家前进。
这也告诉世人，只能用枪炮对付枪炮。后续继续加强了新军建设，最终有了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
是被压迫的人组成的暴力集团
我算是看透了某些人的所谓“全新史观”就是用西方的那一套来看我们中国的事。比如说前不久死的余英时，他就是这样说的。
他在《到历史中寻找今天中国问题的根源》中讲道：
1840年以后外国人进来，只是要跟中国做生意，打开中国市场；就象中国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亚乃至罗马的市场一样。不能说这是侵略，也不能说是欺负中国。主要要看你会不会“应付”。中国的应付是失败的，人家日本就应付得很好，所以它慢慢站立起来了，不但没有被牺牲，而且变成了列强之一。
余英时炮制的“东方专制论”：
修养在中国一向是重要的，从汉朝开始，怎么教育太子成为一个专制的君主，从小就要进行人文教育，让他长大后怎么统治这个帝国，专制皇帝不是大权掌握，想干啥就干啥，而是要平衡这个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修养，但是我们现在不能接受了，这是因为进入民主社会，我们改变了少数的统治，已经不适用了，我们现在无论是活动家还是平民都要新的修养。
在余英时眼里，西方传统上就是“民主”的，东方传统上就是“专制”的，那么余英时想要通过这样的论证得出什么结论，其实也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要把西方的所谓“民主”传统嫁接过来：
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因素，虽然不是现代人权和民主的概念，但是至少有这样的概念，把西方概念翻译过来最早的时王韬，他在美国看到三权分立等，就觉得非常先进，受过传统影响的严 复等人也开始关心转型问题，他们当时都是儒家领袖，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康有为，他们也是欣赏周朝时君民共治的精神。他们在接触到西方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的，正是我们需要的。
知乎上有些人一天到晚的动不动就说老百姓是乌合之众。在他们眼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是暴力野蛮，是不知好歹。至于殖民者残杀殖民地人民、掠夺他们的财富；他们要么选择性失明，要么就说：“经济发展”
就拿前段时间的阿富汗来说，很多人张口闭口就是“野蛮战胜文明”不知道在阿富汗战争中被西方军队杀害的三万多平民怎么想？去年澳军。顺带一提，阿富汗政府的两任总统和部长全都是欧洲或美国留学归来的公共知识分子。
阿富汗政府这20年来，既没有有效的控制各地，也没有给各地修建各种各样的交通设施和基建。世俗化程度仅限于阿政府和美军控制的地方。绝大部分地区部落制，地方根本就不听这个所谓“民主政府”的话。
经济水平：人均GDP508美元。也就比中非共和国好点（中非共和国人均GDP476美元）非洲大部分国家虽然穷，但人均GDP基本在一千美元左右，海地这种无政府老百姓吃土的国家人均GDP都是2900美元。
现在有些人评价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只要是殖民地独立后经济不行了；他们就会以此为由否认其正当性。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当狗，谁要跪谁自己跪下去；老子没那个心情。
说回义和团，某些人说：“就是他们招来了”甲午战争后的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他不说、殖民者肆意欺负中国人他也不看，老百姓一反抗。这帮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就自命不凡的在那里指手画脚；说什么“文明”“野蛮”“克制”云云
这类人在西方最吃香
本质上是一群迷信格斗术的威力的人而已：
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
义和团，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然而一般人不但忽略了他的重要，并且对他怀着两个错误的观念：第一个错误的观念：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他们不看见义和团排外所以发生之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死德公使及日本书记官，他们不看见英人将广东总督叶名琛捉到印度害死，并装入玻璃器内游行示众！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损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财产，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军事的商业的侵略损害了中国人无数生命财产！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人放火的凶暴，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者强卖鸦片烟、焚毁圆明园、强占胶州湾等更大的凶暴！他们自夸文明有遵守条约及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信义；他们忘了所有条约都是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人之奴券（最明显的是关税协定及领事裁判权），所有在华外人（军警、外交官、商人、教士）都是屠戮中国人之刽子手，所有在华外人财产都是中国人血汗之结晶！他们指责义和团号召扶清灭洋及依托神权是顽旧迷信，他们忘记了今日的中国仍旧是宗法道德、封建政治及神权这三样东方的精神文化支配着！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中国当然也在其内）都还在顽旧迷信野蛮的状态中，何能独责义和团，更何能独责含有民族反抗运动意义的义和团！与其憎恶当年排外的义和团之野蛮，我们宁憎恶现在媚外的军阀、官僚、奸商、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之文明！
第二个错误观念：以为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列强不应因少数人之故惩罚全中国人民以巨额负担。他们不曾统观列强侵略中国，是对于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即或义和团当中及纵容义和团之贵族夹有思想上政治上争执的动机或其他更卑劣的动机，而群众之附和义和团，则由于外力尤其是教会压迫的反应，可以说毫无疑义。义和团事件，无论是功是罪，都是全民族之责任，不当推在义和团少数人身上。全民族都在外人压迫之下，若真只有少数人、义和团不甘屈服，那更是全民族无上的耻辱了！
若因为参加义和团运动者为全民中之少数，则参加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者，也是全民中之少数，我们决不能只据实际参加者之数量，便否认其实质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文明的绅士学者们，说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说列强不应该惩罚到义和团以外的人，不啻是向列强跪着说：我们是文明人，我们不曾反抗汝们惩罚少数的义和团，不应该皂白不分连累到我们大多数安分屈服的良民。情形如果是这样，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
义和团的野蛮，义和团的顽旧与迷信，义和团时的恐怖空气，我都亲身经验过；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像我们华北地区的群众，祖上是贫下中农的，多半都是拳民，最少也有亲戚朋友是拳民。别问怎么评价，问就说“我也是个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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