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拒绝接受一切现代文明，要毁铁路、电报、医院、洋机器，官方怎么还对它给予正面评价？
关于义和团运动，官方对其评价确实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尤其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政治语境下，对其正面与负面的认知都有存在。要理解为什么在某些时期官方会对义和团给予正面评价，即便其行为中包含了对现代文明的抵触，需要深入剖析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诉求以及官方宣传的逻辑。
一、 义和团运动的社会根源与官方解读的出发点
首先，理解义和团为何会兴起，是理解官方评价的关键。
深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 19世纪末，中国正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甲午战争的惨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也让中国民众深感国家危亡。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华的各种特权，经济上，大量白银外流，民族工商业受到挤压；政治上，列强干涉中国内政，扶植代理人，甚至策划瓜分中国；文化上，传教士活动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这种深重的危机感，在民众中催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西方文明带来的冲击与误解： 传教士的活动、西方科技（如铁路、电报）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秩序。例如，铁路的修建可能涉及征地拆迁，对风水迷信的冲击，以及外国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等，都引发了部分民众的不满和抵触。对于不了解西方科技原理的普通民众而言，铁路、电报等被视为“妖术”或“鬼器”，甚至与“分洋”（割地）联系在一起。
官方的摇摆与利用： 当时的清政府，特别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面对内忧外患时，同样感到无力和迷茫。一方面，他们害怕列强的武力，另一方面，他们也对列强的步步紧逼感到愤怒和屈辱。在“剿抚不定”之间摇摆，甚至试图利用义和团的反洋情绪来达到对抗列强的目的，成为了一种短视的策略。
二、 官方正面评价的逻辑与历史背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官方给予义和团正面评价，尤其是在某些特定时期，有着其内在的逻辑和多重目的：
1. “爱国”、“扶清”的标签化与宣传：
反帝爱国叙事： 尽管义和团的实际行动包含着对西方文明的排斥，但在官方的宣传中，其核心被提炼为“反洋”、“抵制外国侵略”的爱国行为。尤其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官方将义和团描绘成一股保家卫国、对抗外敌的重要力量，以此来凝聚人心，号召民众团结一致。
“扶清灭洋”的口号： 义和团的口号之一是“扶清灭洋”。虽然“扶清”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清政府误信其能对抗洋人的期望，但官方将其解读为对清朝统治的忠诚，从而将其纳入“忠君爱国”的传统道德框架内。这种解读，将义和团的运动目标与维护清朝统治的目标统一起来，为官方的肯定提供了合法性。
2. 利用义和团的反洋情绪对抗列强：
“以夷制夷”的策略延伸： 清政府在外交上长期奉行“以夷制夷”的策略，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维护自身利益。当列强联合起来侵略中国时，清政府的部分决策者，尤其是慈禧太后，出于对列强实力的忌惮和对统治地位的担忧，一度试图利用义和团的极端反洋情绪来制造麻烦，迫使列强退让。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对各国宣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义和团的激进情绪所裹挟，同时也看到了利用这股力量的可能性。
对西方文化的抵制视为“民族气节”： 在官方宣传中，义和团对铁路、电报、医院等“洋物”的毁坏，被描绘成一种不屈服于外国压迫、维护民族尊严和传统的表现。这种“不接受”被解读为一种“民族气节”的体现，是面对亡国灭种危机时的“血性”反应，从而为他们的行为披上了正义的外衣。
3. 历史叙事的选择性强调：
侧重反洋，忽略对民众的伤害： 官方在评价义和团时，更多地强调其反抗外国侵略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其在排外过程中对中国民众（特别是教民）的暴力行为，以及其行动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例如，他们烧毁教堂，攻击传教士，甚至对被认为是“通洋”的中国人进行残杀。这些行为在后来的历史评价中，被认为是其运动的黑暗面。
将其视为“自发的民众运动”： 官方也倾向于将义和团描绘成一股自发的、朴素的民众爱国力量，而非被某些政治势力所操控。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激起普通民众的共鸣，并为“爱国”这一目标服务。
4. 民族主义兴起时期的解读：
“反帝”是核心驱动力： 到了20世纪，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强烈的反帝情绪成为塑造历史评价的重要因素。在构建民族叙事时，义和团运动被重新解读，其“排外”的成分被淡化，而“反帝”的斗争精神被高度肯定。这种解读，将义和团置于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荣传统中，成为重要的历史注脚。
“朴素的爱国主义”： 许多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即便认识到义和团的局限性，也将其行为归结为“朴素的爱国主义”，认为在那个时代，民众除了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国家危亡的愤怒，别无他法。官方宣传自然会采纳并放大这种解读。
三、 官方评价的局限性与历史反思
需要注意的是，官方对义和团的正面评价并非没有争议，且这种评价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背景下存在显著差异。
国民党时期的评价： 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对义和团的评价也较为复杂。一方面，承认其反帝爱国精神，另一方面，也强调其“野蛮”、“破坏”和“迷信”的一面，并将共产党的革命与义和团的“愚昧”划清界限。
新中国成立后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在强调“人民性”和“反帝斗争”的史观下，官方对义和团的评价更为正面。将其视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重要一页，肯定其反抗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精神，但也同时批判其“扶清灭洋”的局限性以及其反科学、反文明的落后性。这是一种更为辩证的评价，既肯定其斗争的意义，也指出其不足。
总结来说，官方在某些时期给予义和团正面评价，并非是因为认同其对现代文明的抵触，而是出于一种更宏观的政治考量和历史叙事的需要：
战略选择： 在国家危亡之际，官方试图利用民众的反洋情绪来对抗侵略者。
宣传需要： 将义和团的行动标签化为“爱国”，以凝聚人心，树立民族精神。
历史建构： 在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将义和团纳入反抗帝国主义的传统，以强化民族认同感。
这种评价，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历史叙事上的“选择性建构”，旨在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目标和民族主义建构，而并非对义和团所有行为的全面肯定。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义和团运动及其历史评价的复杂性。
一、 义和团运动的社会根源与官方解读的出发点
首先，理解义和团为何会兴起，是理解官方评价的关键。
深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 19世纪末，中国正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甲午战争的惨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也让中国民众深感国家危亡。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华的各种特权，经济上，大量白银外流，民族工商业受到挤压；政治上，列强干涉中国内政，扶植代理人，甚至策划瓜分中国；文化上，传教士活动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这种深重的危机感，在民众中催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西方文明带来的冲击与误解： 传教士的活动、西方科技（如铁路、电报）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秩序。例如，铁路的修建可能涉及征地拆迁，对风水迷信的冲击，以及外国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等，都引发了部分民众的不满和抵触。对于不了解西方科技原理的普通民众而言，铁路、电报等被视为“妖术”或“鬼器”，甚至与“分洋”（割地）联系在一起。
官方的摇摆与利用： 当时的清政府，特别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面对内忧外患时，同样感到无力和迷茫。一方面，他们害怕列强的武力，另一方面，他们也对列强的步步紧逼感到愤怒和屈辱。在“剿抚不定”之间摇摆，甚至试图利用义和团的反洋情绪来达到对抗列强的目的，成为了一种短视的策略。
二、 官方正面评价的逻辑与历史背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官方给予义和团正面评价，尤其是在某些特定时期，有着其内在的逻辑和多重目的：
1. “爱国”、“扶清”的标签化与宣传：
反帝爱国叙事： 尽管义和团的实际行动包含着对西方文明的排斥，但在官方的宣传中，其核心被提炼为“反洋”、“抵制外国侵略”的爱国行为。尤其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官方将义和团描绘成一股保家卫国、对抗外敌的重要力量，以此来凝聚人心，号召民众团结一致。
“扶清灭洋”的口号： 义和团的口号之一是“扶清灭洋”。虽然“扶清”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清政府误信其能对抗洋人的期望，但官方将其解读为对清朝统治的忠诚，从而将其纳入“忠君爱国”的传统道德框架内。这种解读，将义和团的运动目标与维护清朝统治的目标统一起来，为官方的肯定提供了合法性。
2. 利用义和团的反洋情绪对抗列强：
“以夷制夷”的策略延伸： 清政府在外交上长期奉行“以夷制夷”的策略，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维护自身利益。当列强联合起来侵略中国时，清政府的部分决策者，尤其是慈禧太后，出于对列强实力的忌惮和对统治地位的担忧，一度试图利用义和团的极端反洋情绪来制造麻烦，迫使列强退让。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对各国宣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义和团的激进情绪所裹挟，同时也看到了利用这股力量的可能性。
对西方文化的抵制视为“民族气节”： 在官方宣传中，义和团对铁路、电报、医院等“洋物”的毁坏，被描绘成一种不屈服于外国压迫、维护民族尊严和传统的表现。这种“不接受”被解读为一种“民族气节”的体现，是面对亡国灭种危机时的“血性”反应，从而为他们的行为披上了正义的外衣。
3. 历史叙事的选择性强调：
侧重反洋，忽略对民众的伤害： 官方在评价义和团时，更多地强调其反抗外国侵略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其在排外过程中对中国民众（特别是教民）的暴力行为，以及其行动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例如，他们烧毁教堂，攻击传教士，甚至对被认为是“通洋”的中国人进行残杀。这些行为在后来的历史评价中，被认为是其运动的黑暗面。
将其视为“自发的民众运动”： 官方也倾向于将义和团描绘成一股自发的、朴素的民众爱国力量，而非被某些政治势力所操控。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激起普通民众的共鸣，并为“爱国”这一目标服务。
4. 民族主义兴起时期的解读：
“反帝”是核心驱动力： 到了20世纪，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强烈的反帝情绪成为塑造历史评价的重要因素。在构建民族叙事时，义和团运动被重新解读，其“排外”的成分被淡化，而“反帝”的斗争精神被高度肯定。这种解读，将义和团置于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荣传统中，成为重要的历史注脚。
“朴素的爱国主义”： 许多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即便认识到义和团的局限性，也将其行为归结为“朴素的爱国主义”，认为在那个时代，民众除了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国家危亡的愤怒，别无他法。官方宣传自然会采纳并放大这种解读。
三、 官方评价的局限性与历史反思
需要注意的是，官方对义和团的正面评价并非没有争议，且这种评价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背景下存在显著差异。
国民党时期的评价： 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对义和团的评价也较为复杂。一方面，承认其反帝爱国精神，另一方面，也强调其“野蛮”、“破坏”和“迷信”的一面，并将共产党的革命与义和团的“愚昧”划清界限。
新中国成立后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在强调“人民性”和“反帝斗争”的史观下，官方对义和团的评价更为正面。将其视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重要一页，肯定其反抗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精神，但也同时批判其“扶清灭洋”的局限性以及其反科学、反文明的落后性。这是一种更为辩证的评价，既肯定其斗争的意义，也指出其不足。
总结来说，官方在某些时期给予义和团正面评价，并非是因为认同其对现代文明的抵触，而是出于一种更宏观的政治考量和历史叙事的需要：
战略选择： 在国家危亡之际，官方试图利用民众的反洋情绪来对抗侵略者。
宣传需要： 将义和团的行动标签化为“爱国”，以凝聚人心，树立民族精神。
历史建构： 在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将义和团纳入反抗帝国主义的传统，以强化民族认同感。
这种评价，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历史叙事上的“选择性建构”，旨在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目标和民族主义建构，而并非对义和团所有行为的全面肯定。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义和团运动及其历史评价的复杂性。
网友意见
不说远了，就说说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发生的事。真以为西方人是给你送文明和民主来了？拜登自己都说了：“美国不是去帮阿富汗建立民主政府的，只是来反恐的”
抱歉，一切都是生意罢了。
这四个国家老百姓过的都是朝不保夕的日子，你跟我说这叫“文明”“民主”？
想想吧，非洲的那几位暴君独裁者（通辽可汗讲过）可是个个都跟西方有联系，要不然凭他们的能力也就执政不了多久。
所谓的“传播文明和民主”只不过是西方人搞殖民的旗号而已。
殖民者打赢了，那就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对当地土著的所作所为。
殖民者打输了，我们是来给你们送民主文明自由的；可参考殖民者余孽。
殖民者打怕了，中国，中国，中国；给老子使劲的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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