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1900 年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入京攻击各国使馆。义和团成员为什么会相信自己「刀枪不入」?

回答
关于义和团成员为何会相信自己“刀枪不入”,这背后是那个时代复杂社会背景、宗教信仰以及特定宣传手段共同作用的结果。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看看当时发生了什么。

首先,义和团的兴起本身就与民族危机紧密相连。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接连战败,割地赔款,丧失了大量主权。西方列强在中国横行霸道,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他们的教会往往成为侵略势力的触角,也常常与中国民众发生冲突。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导致民生凋敝,这些都让中国民众感到绝望和愤怒。

在这种背景下,义和团作为一种带有强烈民间宗教色彩的团体出现了。他们的信仰体系吸收了中国民间传统信仰中的一些元素,比如扶乩、符咒、神灵附体等等。义和团内部的组织形式,以及他们所宣扬的理论,都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那么,他们是如何建立起“刀枪不入”这种信念的呢?

1. 宗教和巫术的感召力:

神灵附体与法术: 义和团的核心成员或头目,常常宣称自己能与神灵沟通,甚至能请神上身。他们会进行一系列的仪式,比如焚香、念咒、跳神等等,然后声称通过这些仪式,可以将某种神力注入到团员体内,或者让神灵附体保护他们。这种“神力”被认为是刀枪不入的来源。
符咒和护身符: 义和团会制作并分发各种符咒,声称这些符咒能够避邪驱魔,保护持符者免受刀剑的伤害。这些符咒往往被认为具有神奇的力量,佩戴在身上或者写在衣服上,就能起到保护作用。很多成员会将这些符咒视为自己的“护身符”。
仪式化的训练: 尽管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义和团内部可能存在一些仪式化的训练。这些仪式可能包括集体性的呼喊、舞蹈、冥想,旨在营造一种集体狂热的氛围,并通过这种氛围来强化个体的信念。在高度情绪化的集体环境中,个体更容易失去理性的判断,相信自己获得了超自然的力量。

2. 心理暗示与群体效应:

领袖的权威与鼓动: 义和团的头目往往具有很强的煽动性,他们通过声情并茂的演讲,将民族危难、外敌入侵与宗教信仰联系起来,宣扬“扶清灭洋”的口号,并承诺只要虔诚信仰,就能得到神明的庇佑。这种强烈的精神鼓动能够极大地激发成员的勇气和信念。
群体认同与归属感: 加入义和团,意味着成为一个强大的集体的一部分。在充满凝聚力的群体中,成员的个体意志很容易被集体意志所吞没。当所有人都相信某种信念时,即使是理智的个体也可能因为群体压力而接受这种信念。这种“别人都行,我也应该行”的心理,在群体效应下会被放大。
幸存者偏差(未验证成功): 那些在初期冲突中侥幸未被击毙的团员,更容易被视为“神力显灵”的证明,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刀枪不入”的信念。而那些不幸牺牲的成员,他们的死亡则可能被解释为“信仰不够虔诚”或“被妖术干扰”,反而更加强化了对神秘力量的依赖。

3. 对西方武器的误解与恐惧的转化:

西方技术的陌生感: 对于当时的许多普通民众来说,西方列强的先进武器,如步枪、大炮,是他们从未见过、也无法理解的。这种陌生感和恐惧感,很容易被神秘主义的解释所填补。他们不理解为何这些“洋枪洋炮”如此厉害,于是就倾向于用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认为这些武器是被某种邪恶力量所驱动,而只有神力才能对抗。
“妖术”论: 义和团常常将西方列强及其武器视为“邪恶”和“妖术”,认为他们的力量来源于非自然的邪恶力量。而他们自己宣称拥有的是“神力”,是正义的力量,因此自然认为神力能够克制妖术。

4. 历史与文化的土壤:

民间“刀枪不入”的传统: 在中国的民间传说和武侠文化中,一直存在着许多关于习得“金钟罩”、“铁布衫”等武功,达到“刀枪不入”境界的故事。这些文化观念为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提供了心理基础和想象空间。
对“鬼神”之说的普遍接受: 在当时的社会,大多数民众仍然相信鬼神的存在,并且认为可以通过祭祀、符咒等方式来影响鬼神,从而获得保护。这种普遍的宗教和迷信心理,使得“刀枪不入”的说法更容易被接受。

具体到围攻使馆的场面:

当义和团成员冲向使馆时,他们身上可能佩戴着符咒,头领在前方呼喊着神灵的名号,周围的战友们也高声呐喊,营造出一种万众一心、神助必胜的氛围。在这种集体性的狂热和精神麻醉下,个体对疼痛和死亡的感知可能会被大大削弱,他们更容易将一切伤害视为“妖术”或“鬼怪”的攻击,而不是真实存在的物理伤害。

然而,我们都知道,当面对真枪实弹的西方士兵时,这种“刀枪不入”的信念最终被残酷的现实击碎。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成员在枪林弹雨中倒下,他们的符咒和神灵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保护。但对于当时身处其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的信念是真实的,是那个时代他们能够抓住的唯一稻草,是他们反抗侵略的一种精神寄托。

所以,义和团成员相信自己“刀枪不入”,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条件下,宗教信仰、心理暗示、群体效应以及对外部世界不了解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反映了当时中国底层民众在面对深重民族危机时的绝望、愤怒以及他们特有的反抗方式。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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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现在说的“刀枪不入”,跟他们当时说的“刀枪不入”,不是一回事。

他们说的刀枪不入是什么?

无极道,俗称红枪会,是旧时道会门之一。……道徒能把红缨枪尖扎在自己裸露的肚皮上,木杆一端顶住木轮大车,闭气鼓肚,推之前进,或把枪杆一端顶住墙壁,鼓肚力抵,使它弯曲,而枪尖不损皮肉,或以刀猛砍练足气功、青筋暴涨之臂膊,如铁石,无稍伤:此之谓“刀枪不入”。——《济宁文史资料》第一辑,页143

从义和团起源地说件小事。有点长,可能还有加更。嫌长的别看,骂人的拉黑。

一、玉皇庙的拆旧盖新:梨园屯教案

义和团在庚子年席卷直鲁,可发源地在哪儿?在山东,具体来说,是鲁西,也就是东昌府。研究义和团有个跳不过去的事件是梨园屯教案。

先说梨园屯教案。

今天的河北邢台威县、广宗、清河、南宫、临西之间有一块地,在明清两朝是山东的一块飞地,如上图所示,面积不大,半个县大小,却分属于三个州县:北边属临清州,中间属丘县,南边属冠县。

上图是我在做的明末山东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号称“冠县十八村”的那块飞地,与冠县本地隔出去整个临清州,百十里,因为这个飞地的问题,冠县对此地征派钱粮是通过设立代征点的方式,而这个“代征点”,有一个就在梨园屯,所以这个屯子很大。而咱们要说的梨园屯教案,就发生在这儿,即现在的河北邢台市威县梨园屯镇。

“梨园屯孤悬河北直隶境内,为南宫、威县、清河、曲周等县村庄环绕,距县城百四十里,距府城二百五十里,唯与临清、邱县境之长屯、小芦等较近”。

天囯辛酉十一年的时候,村民李成龙捐献闲宅,修建了一座玉皇庙和一处义学,此后善男信女不断增加,使得玉皇庙的面积从最初的三亩地变成了三十余亩。

同治八年,传教士来到这里,选中玉皇庙,要拆了改建教堂。直接给传教士是不可能的,所以教士那边出面的,是当地的教民。教民和村民就改建教堂一事进行协商,村民心说“他们要了庙后也不敢拆庙”,于是分给了教民三亩,自留三十亩。然而教民拿到三亩庙产之后,“即将此地基献于梁司铎名下修盖教堂”,于是庙被拆了,就这么一转手,村民的土地,成了传教士的。

记住这个年份,这年是同治八年,也就是1869年。

打这年开始,因为玉皇庙被拆盖教堂一事,村民和教民就没断过官司,冠县县衙那边递上去的状子海了去了,可县衙不管。打嘴仗打了四年,同治十二年,冠县知县韩光鼎因为害怕各地愈演愈烈的教案,所以就梨园屯玉皇庙一案提出了判决:玉皇庙地基为教士教民“暂行借用,日后教民购得地基,另建教堂,再议归还”。也就是承认教堂的土地属于梨园屯,但是现在“借”给了教士,等“以后”教士想搬家了,土地再归还就是。这种看上去荒谬绝伦的绥靖政策,和稀泥一和就是十四年。

光绪十三年,盘踞玉皇庙十八年的传教士再次“扩充地基”,忍了十八年的村民在乡绅刘长安的带领下爆发了与教民第一次大规模械斗,用教堂砖料在堂内盖瓦房三间,装塑神像。而知县何式箴“诚恐争执滋祸”,“革去刘长安等监生头衔”,又“断令遵限拆还教堂”,而这种颠倒黑白的判决对梨园屯民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绝不服从。

次年,知县何式箴因此事罢官,新任知县魏起鹏接任冠县,判决村民拿回玉皇庙田产,但是需要“令购地基,为王三歪(教民)等新建教堂”,实际上就是村民自掏腰包给教民搬家。

第二年,教民找到了一条大腿抱——天主教山东主教马天恩。马天恩随即写信通知法国驻华公使李梅,李梅随即致函清朝总理衙门,总理衙门随即指示山东巡抚福润,福润随即饬令东昌知府李守“将庙宇让与教民,改建教堂,并恐民心不服,由改县何令捐银二百里京钱一千吊,听民另购地基,建立新庙,设立义学。”

至此,梨园屯村民与传教士的斗争,完败。

二、鲁西往事:那些年造过的反

乾隆有几句话说的好:“朕闻山东有不欠钱粮、不成好汉之恶谚”,“山东民情,习惯抗粮”,“山左人多好勇斗狠,又自负略能识字,遂至玩法逞奸,无所不为”。

真以为山东从来都是朝廷亲儿子,埋头苦干好孩子一个啊?宋末梁山泊,金末红袄军,元末红巾军,山东哪次不反?而在清末,东昌府又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东昌府有什么特殊的呢?

还记得这个人吗?

清末北方反清首领,他就是东昌府的。

乙荣五年,太平天国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为主将的北伐援军从江南攻入山东,鲁西群雄蜂拥响应,而宋景诗,就是带队迎接他们的本地义军之一。

庚申十年鲁西抗粮,攻破县衙的是他宋景诗;

辛酉十一年丘莘教起义,率领黑旗军强攻东昌府的是他宋景诗;

壬戌十二年与联络蒙亳捻军、陕西回军,听调不听宣,甚至还收拢英王陈玉成旧部的,是被招安的他宋景诗;

癸开十三年再次反清,席卷冀鲁豫七十州县的是他宋景诗;

同年,兵败南下协助“苗练”苗沛霖反清的是他宋景诗;

乙好十五年投捻,连同蒙亳张宗禹、赖文光部在曹州高楼寨阵斩僧格林沁的还是他。

而堪称反清专业户的宋景诗和他的黑旗军,大本营就是堂邑、冠县、馆陶。宋景诗,堂邑小刘贯庄的,杨殿乙,馆陶杨坟的,朱登峰,冠县赵辛庄的,后两人是宋的左膀右臂。

也就是说,鲁西这儿本来就乱,偏偏还赶上梨园屯是“飞地”。

此地区向来民风彪悍,打明末起,崇祯当皇帝他们反崇祯(榆园军),李自成当皇帝他们反李自成(王士奎、裴守政、马瑞恒、刘桐相),福临当皇帝他们反福临(还是榆园军),清朝定鼎乾隆三十九年王伦起义,进占寿张、阳谷、堂邑,攻破临清外城。拿我们朝城县来说,1854年朝城县起兵攻县城响应太平军北伐援军,1860年响应丘莘教起义,1861年范县长枪会起义,朝城民团团长“张跻堂见贼势浩大,隐萌异志”,1862年响应宋景诗起义,1863年张跻堂“引黄旗张玉怀等攻破舍利寺圩”,1876年葛二虾米聚众千余起事,1900年起义和团,1906年县人响应郓城、巨野纪广起事,1912年“土匪”李四考起事,1913年“匪首”李九江起事,1918年范县“土匪”石殿华盘踞县境,1927年,黄沙会围县城攻打直系军阀薛传峰,响应国民政府北伐,37年二十九军南撤时伏击日寇,38年范筑先将军转战此地抗日,39年八路军于此开辟冀鲁豫边区抗日……更神奇的是,1949年11月,红枪会“起义”……

管中窥豹,你就能知道这地方的人民有多热爱反动了。

可能你发现了,似乎清末的起义是从一个诡异的年份开始的。没错,1855年铜瓦厢改道,黄河改变夺淮入海的方式,改由山东入海,而黄河在山东有接近二十年的摇摆期才逐渐稳下来,但是因为黄河改道带来的大清河河床抬升,本来以南旺为制高点的汶河分流工程结束,简单来说就是——东昌府段的运河断流了。

那么,因漕运而带来的一系列就业机会,自然也就消失了,这个问题就像五口通商之后广西改用珠江航道去广东而废弃经桂林通湖南的长江次商路而引发的广西大失业,继而引发广西土客矛盾的激化——那次带来的是太平天国。

山东因为漕运断绝而带来的失业人口,只能转移到土地上,早已人满为患且水旱连年的鲁西,成了政治运动最活跃的地方。

一系列天灾把鲁西变成混乱根源的同时,早已经埋伏好了的一个条件,此时开始超常发挥作用——白莲教。

三、老字号反贼:白莲教的马甲

白莲教也是老字号反贼了,元末的红巾军,明末的徐鸿儒,都不乏它们的身影。它们飘忽如风,马甲甚多,旋灭旋起,大刀会,长枪会,红枪会,八卦教,甚至于天理教、弥勒教,等等等等,大多都有白莲教的人。而活跃于鲁西冀南的这一伙,依据其两大基地邱县与莘县,马甲叫做邱莘教。

1860年,邱莘教起事。这场起义以邱县、冠县、莘县、馆陶、堂邑为中心,席卷周边山东朝城、观城、阳谷、寿张,河北威县、清河等十多个州县。同捻军一样,邱莘教义军也是兵分红白黑黄绿五旗,按照不同颜色的旗帜来组织义军,而其中的核心,就是白莲教的变种——邱莘教,但五旗里有个特殊的存在——黑旗。这场起义是清末白莲教在晋冀鲁豫地区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起义,兵分五旗里头,谁是哪个旗的、这个旗都有什么人,众说纷纭,但唯一确定的就是,黑旗是宋景诗的。然而宋景诗有没有邱莘教背景,不好说,一般倾向于没有。而黑旗宋军也是邱莘教义军里战斗力最强的——他们甚至敢带兵硬碰硬强攻东昌府城。

这场起义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年大旱,朝廷催饷催的紧。

于是,宋景诗带人攻打县衙抗粮,冠县也有“十八勇士”攻县衙开仓放粮,莘县、馆陶、邱县同理。然后,东昌府调兵镇压,邱莘教振臂一呼,灾民群起响应,起义了。

来平叛的是胜保——这哥们似乎从来没见打过胜仗,结果被宋景诗等人揍的满地找牙,跑了。

打了一年,义军战果辉煌,人却越来越少——因为朴素的义军觉得,打跑了官军,官军不敢来了,就可以回家继续种田了。偏偏那年庄稼收成看着还行,饿不死了。整好,此时清朝抽调了僧格林沁来平叛,义军打不过,降了。

这场莫名其妙的起义更像是一场农民暴动,从头到尾,就是围绕着“吃饭”与“活着”。大灾之年朝廷还征饷,于是我就反了,不久开始下雨了,可以种田了,来收税的官军也被我打跑了,于是我就回家种田了。——但凡给条活路,我没必要跟你们死磕。

白莲教在华北是个老大难问题,几百年扑不灭,杀不完剐不尽,为何?因为白莲教是扎根于最基层的宗教,说它是宗教其实是片面化了,因为白莲教在社会基层更像是一种横向组织——它把社会最底层的衣食无着的人拢到一起,给与他们活的希望,平年有人帮扶着农业生产,灾年有人组织着吃大户、讨饭,甚至还能提供最简单的医疗——尽管是毉而不是醫,但有总比没有强。说句不怕杀头的话,他们若是有一定的文化和更高的组织性,就是苏维埃。

而现在审视太平天国、义和团并斥之愚昧的众人,大多忽略了一个因素:你打一出生接受的就是无产阶级无神论的思想,是科学的思想。无论你是有宗教信仰也好,没有宗教信仰也罢,信的是和尚、先生、也里可温大师、木速蛮还是红教、白教、黄教、花教、黑教、神道教、印度教、锡克教亦或者热带雨林里不知名的什么教,无可否认的一点就是,你具备有基本的科学素养,你知道地球围着太阳转,知道大气层、地月关系、宇宙速度、恒星以及大爆炸等等,你一年出过的远门等于当时当地一个村的人加起来的总和还得平个方,你见过的山川河流是当地的很多宿儒一辈子也只能从书上查看的。

一百二十年前的那些人,有多少相信地球是圆的?

他们接触是大年初一的诸天神佛,是寒食、七月十五、十月一的祭祀先祖,是端午、中秋、冬至、腊八、祭灶,是村里的婚丧嫁娶周年祭日,是村口的龙王庙、土地庙,是城墙外的风雨雷电山川坛、八蜡庙,甚至于连文庙都不是他们能接触到的——那是下凡的天上星宿们应该去祭拜的。而鲁西又是这种封建余俗极为浓厚的地方,比如我们村在辛开革命108年后的今天仍然使用着跪拜礼,比如现在我煮出来饺子还会不由自主念叨一句“灶王爷吃扁食”……

这已经不是一个白莲教能说清的东西了,而是由儒家思想+佛教+道教+白莲诸教而融杂一起的本土风俗,且异乎坚不可摧。

实际上很多事都是如此,现在的你十分不解,那是因为你没办法站在当时、当地。就如同提到天父天兄下凡传旨的时候现在都用一种看神经病的眼光看杨秀清、萧朝贵,我之前也这么看,后来亲自去了桂平才知道,这就是本地人的生活,现在仍然存在。那做香火旺盛的六乌庙,那两位据说三岁就能有神仙附体,现在七十余岁仍然在唱青词的仙姑,那棵挂满了请神接仙问卜寻事小牌牌的大树,那种信奉神鬼的习俗仍然存在,活得比我都好。闲来无事想念去世的亲人了,过得好不好啊在那边?缺不缺东西啊?有没有对我的什么指示啊?找个能降身的“神人”问一下便是,就如同给死人糊的纸人纸马,如同饺子出锅时候的那句“灶王爷吃扁食”一样自然。

四、武装斗争:梨园屯的新抉择

外国势力干预,中央政府发话,省市领导亲自过问,而他们针对的对象,却只是一个村的村民,村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村中有侠义之士,谓'官已不论法,我们就守法',以武护庙”。这个村子里的教案,最终又走到了天津那些大城市的教案套路——武装斗争。

而官面上的人物对于火药桶的梨园屯教案,山东巡抚福润、济东道台张上达、东昌知府李守、临清知州陶牧、冠县知县何式箴层层加码,威逼利诱,最后村民再次被“情愿遵照原断,仍将庙基交出,让改教堂”。

这事如果放在其他地界,八成也就了了,可惜,这是山东。

梨园屯村民阎书勤、高元祥,也就是“侠义之士”,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素习红拳”之人——换算成皖北的名词,意思是他们是“捻党”。

阎书勤、高元祥等人号称“十八魁”,眼见着村里的乡绅阶层在朝廷一级压一级的官府逼迫下选择忍让,——乡绅选择忍让是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同统治阶级的利益相互捆绑的,而“拳众”就不一样了,没官府他们照样可活,且活的会很好,于是,深感自己势单力薄的十八魁们赶往隔壁的威县沙柳寨联络当地的“梅花拳”——这是白莲教的马甲小号之一,拳众囊括直隶山东不下十万余人,首领赵三多“慷慨义气,惯打人间抱不平”。

应十八魁之约,赵三多派拳众武装攻击梨园屯教堂——拳教势力由此介入。

东昌知府洪用舟在得知梅花拳介入此事之后,亲自带兵前往梨园屯镇压,并向阎书勤等“红拳”拳众施压——惹不起势大的梅花拳,还对付不了你这小小的红拳?

1896年,阎书勤等“十八魁”红拳拳众,拜赵三多为师,红拳并入梅花拳。

这下还对付的了吗?

1897年春,梅花拳众三千余人奔赴梨园屯武装示威,拆毁教堂,周边大小拳众闻风而动,纷纷拆毁自家村里的教堂,一时冠县“书院听课,钱粮停征,实缺知县何式箴辞职,署事者不敢履任,已数月无官矣”,冠县成了无政府状态。而为了尽快平息此事,山东巡抚张汝梅委派东临道台陶之千、东昌知府洪用舟、临清知州王寿朋、冠县知县曹倜和邱县知县一起往赴梨园屯,与赵三多、阎书勤等拳众协商,再次改判玉皇庙为村民田产,拳众偃旗息鼓,村民兴高采烈,复为良民。

——由此可见,你不闹,不斗争,什么都得不到,连本属于你的都拿不回。

五、铁流:我们终将汇成一道铁流(上海口音)

本来这事已经结了,没成想,不足两年,故态复萌。

1897年11月,德国以其两个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出兵强占了胶州湾,帝国主义列强随之迅速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风恶浪。由于整个局势的变化,梨园屯的教会势力又活跃起来,外国传教士到省上诉。法国公使和主教亦“乘德焰”“顿翻前说”,还给了山东巡抚四点指示:

一、将犯罪之首十八名,均系官员知悉者,限三日之内全行拿获。或该犯逃走,须将家口扣留,产业入官。
二、山东迤北教堂受累,应赔偿银两万两。
三、山东东昌府洪,时常与教士为难,并阻止办理,理应撤职。
四、现任吉道应换前办教堂之张道。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老佛爷下的懿旨……

1898年春,山东巡抚张汝梅遵照法国旨意,再次将梨园电玉皇庙基断给教会,下令清军将玉皇庙拆毁,捕拿阎书勤、高元祥等“十八魁”和赵三多,同时晓谕地方,禁止梅花拳聚会。拳民纷纷集结梨园屯,2、3月间“已逾二万余人”,这时,拳民为对付官府禁止梅花拳聚会的晓谕,将梅花拳改称义和拳,同年10月25日,赵三多、阎书勤等率拳众齐集冠县蒋家庄马场,誓师起义,引发了一场两年内席卷山东河北的反洋斗争,史称“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众不过是乌合而已。以冠县梨园屯这一团为例,他们争来争去,争了三十年,为的什么?一座原本就属于他们的玉皇庙罢了。前后七任冠县知县,可曾有一任秉公执法的?就算是因为惧怕拳众势大而将教堂田产改判村民,然后呢?最多两年不到,就又判回去了。

1861年邱莘教起义的时候,数次击退来围剿的胜保等清军,后来却人越打越少。因为那年天不错,风调雨顺,教众一看打跑了官军,今年的征派钱粮可以不交了,而且下雨了可以种田了,自然也就散了。

无独有偶,1900年义和团围攻教堂的时候,有一次在进军路上突然下雨,然后团众就散了——下雨了,该回家种田了。

为何围攻教堂?因为教众欺人最甚。

为何结团起事?因为官府要捉拿他们。

为何官府要捉拿他们呢?因为洋人施压。可为什么把大清欺负的一点脾气没有的万能的洋人却不能自己去对付他们呢?

那这就是斗兽棋的故事了。大象吃狮,狮吃虎,虎吃豹,豹吃狼,狼吃狗,狗吃猫,猫吃鼠,鼠却克大象。

说白了,义和团不过就是一群想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乌合。结果却连这个最低目标都达不到了,自然也就火了。拆教堂,扒铁轨,打廊坊,围使馆,朝廷用得着人家了,称之为义民,用不着了,血腥镇压。嫌义和团诋毁聂士成,可聂士成先在廊坊逼着手无寸铁的团众进攻洋人的机枪怎么不说说?为尊者讳。嫌义和团趁机劫掠街市,可“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怎么不提一下?

想起了一段网上伪造的近现代重要人物的非著名言论:

咱的这样的身份,在人家眼里,是不配在那里面(指人民□□堂)坐的,是猪八戒拱蟠桃,那是丢人带掀桌啊……

咱虚报产量,咱祸害书生,咱瞧不起老干部,咱给社会主义抹黑……这都是咱的错,你们都对,你们都英明,你们都比他老人家高明。

那你们早干嘛去了?

……

什么愚民无识,你们跟着他老人家打天下的时候,有几个不是泥腿子!”


尾声:梨园屯的玉皇庙

光绪二十六年岁次庚子,八月,朝廷风向已变,义和团遭到中外全力镇压,阎书勤等拳众被捕,不久凌迟处死,家产充公,梨园屯教案至此完结。

梨园屯十八魁部分拳众的结局:

阎书勤,全家三口人,三亩地,长工。庚子年被凌迟处死。

阎书俭,雇农,长工。庚子年逃亡阳谷落户。

阎书太,全家三口人六亩地,会医术。被杀。

阎士和,长工。牢狱四年。

阎士林,全家八口人四亩地,长工。

阎铭见,十五亩地,自耕农,庚子年全家被官府杀害,家产充公,绝户。

阎兆凤,两亩地,全家饿死,绝户。

阎福来,全家饿死,绝户。

阎兆华,两亩地,庚子年后逃亡,后来回乡,奉了教。

阎广绪,无地,乞讨度日。

阎广德,五口人两亩半地。

高元祥,六口人十亩地。

马天禄,饿死。

刘三,无地,庚子年被官府绞死。

刘保玉,三亩地,庚子年被捕,瘐死狱中。

辛开年,革命党人首义武昌,民国成立,清廷覆亡。然而洋人仍在,教堂仍在。民国二十四年冠县补修方志,斥阎、高等人为匪,赵三多为寇,梨园屯民为刁民、悍匪,以历任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知县大老爷为尊,教士为友。

四九年华北解放,不久大军底定江南。行政区划变更,梨园屯画归河北威县。五一年,平原省政府开始调查宋景诗起义、梨园屯教案,并定性其为反帝反侵略的爱国举动。

新世纪,义和团又成了误国害国的愚民、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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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我不认为赵三多领导的这一支义和团相信自己可以刀枪不入。

第一,他最先起义,又是最后被镇压,前后经历了五年时间,刀枪不入能骗人一时,但是好像骗不了五年。

第二,赵三多部前后三次起义,他在中间两次低潮时期均组织团众潜伏隐蔽,伺机待出,十分主意保存有生力量,如果都相信自己刀枪不入了,那么这种现象就十分令人费解。都刀枪不入了,为什么还要潜伏隐蔽?

第三,赵三多部最后一次起义时,虽然联合了广宗景廷宾部,但仍是主力部队,在机密泄漏被清军包围的情况下,他还能与景廷宾各率一部杀出重围,可见其部虽经清军前两次剿杀,仍有相当的力量。

他们知道躲知道藏,两次分散潜伏,三次聚拢起事,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被正规军剿杀三次才完全覆灭,到第三次起义时还有力量成功突破清军包围(赵三多是第三次起义成功突围后遭豪绅出卖才被捕牺牲的)。

难道这是一群自信刀枪不入的人干出来的事吗?

如果他们自信刀枪不入,那么赵三多的秘书郭栋臣的行为就更不能解释。他十八九岁跟着赵三多起义,负责文秘工作(如果我不说,你根本不知道义和团里还有人负责文秘工作)。五年后赵三多被捕,在南宫监狱绝食身亡,起义失败。郭栋臣北亡保定,南下武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威县后创建游击队,解放战争时期编入解放军正规军。

所以我认为,鲁西冀南农民、杀剐不尽的义和团头目(清末)、保定讲武堂学生(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时期)、威县游击队创建者(抗战时期)、中共晋冀鲁豫参议会驻冀南军区办事处主任(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河北省政协委员(解放后),从清末开始干列强、干满清、干军阀、干日本、干蒋该死一直干到新中国成立的————郭栋臣同志,他不可能相信别人、更不可能相信自己能够刀枪不入。

他自己身上就有战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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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自己刀枪不入,×

相信部分人可以通过修炼达到刀枪不入的效果√

题主所说的通过“验证”可以让义和团“醒悟”,这无疑是把极其复杂的历史看得简单了。当时有的文人也看不清楚义和团思想背后的奥妙,所以编造了一个袁世凯枪杀山东义和团首领,导致山东没有义和团的历史段子。为什么我说这是个段子?很简单,因为山东义和团一直在和袁大人闹,根本没有传说中的绝迹了好不好。

现在有的人也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傲慢,自认为读了点段子就真理在手,不需要详细分析,所以自然对复杂的历史现象感到难以解释。不管是山东还是河北,被官军斩杀的义和团不计其数,为什么义和团运动却一直没有停歇?那就是大多数义和团其实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刀枪不入。

这就要从义和团的起源谈起,义和团其实最开始只是一个练习武术的团体,其目的就像清廷说的是“自卫身家,守望相助”。既然是练习武术的团体,那么武术自然是少数拳师(老师)才能掌握,一般的成员只能向老师学习。

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在义和团的思想认识里,真正能“刀枪不入”的只有少数武功很高的老师而已。自己练习拳术可以达到“刀枪不入”,但其实目前还不能刀枪不入。就像你现在买了教辅资料,可能考到90分,但也可能不及格一样。这才是历史真相,大部分义和团其实都知道自己上了战场会死,支持他们和洋鬼子拼命的动机远不是“刀枪不入”可以代表的。正因为如此,义和团才不可能像段子所说的一样,只要枪杀了几个人,就马上烟消云散。

义和团的首领其实也并不把“神术”当成依靠,进城后就去找总督裕禄要枪。裕禄合情合理地问义和团刀枪不入为啥还要枪,义和团首领同样合情合理地回答很多义和团根本不能刀枪不入

虽然这只是要枪的托词,不过也可以反证在义和团的认识里,刀枪不入并不是加入义和团就能自动获得的属性,而是一种需要通过练习,很难习得的技能。大部分人其实根本不能刀枪不入。当然,义和团的首领更是心知肚明,所以整场战争他们一直在争取让所有的义和团都换装洋枪,用火器来对付洋人。“刀枪不入”仅仅是在义和团在明确反洋的目标后,面临武器的绝对劣势,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激励士气的一种手段,而现代有的“迂夫子”却反过来认为义和团是认为自己刀枪不入才起来反洋,这就是本末倒置。

另外,义和团早期的战斗经历也是一部分人认为刀枪不入可以实现的原因。有位同志(这里不点名)说义和团因为教民没有枪所以去抢他们。看到这里当时我就震惊了。

许多教堂还建立反动武装。如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平阴白云峪等教堂均拥有快枪百余杆,其中有的还私藏大炮(《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东昌府有一百二十座教堂"自购军械"(佐原笃介:《拳匪纪事》)。
在1868年春,天津领事派曾为法国陆军预备役军官的西蒙(Simon)到张家庄,训练教民使用教会拥有的大约300枝欧式来复枪。如杜巴尔(Edouard Duba)主教所说:“这位勇敢的先生不遗余力,在我们的教徒中间发展了许多友好感情和军事才能。”由于这些天主教徒能够学习到一些军事技术,所以,甚至那些有权势的平民们对天主教的防御措施寄予了很大希望。(《义和团民与天主教徒在华北的武装冲突》)

教会就是当时华北最大的武装团伙,说他们没有枪,Excuse me?这是啥国际玩笑?我要是劫匪看见教会这种硬茬绕着走好吗?!

在教会自恃武力和当地平民起冲突的时候,义和团就和教民武装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教民有枪,义和团没枪,这仗怎么打?义和团的对策就是通过首领演示“刀枪不入”来鼓舞士气,对教民武装进行快速冲击,迅速进入白刃战状态。这种战法在野外对教民武装有奇效,因为教民的枪大多是老式枪,射速极慢,根本形不成拦阻的火网。所以只要义和团鼓起勇气拼命一冲,教民多半是顶不住的。

大张庄教堂一仗就是个典型,教民仗着有枪,主动出击进攻朱红灯带领的义和团。朱红灯临危不惧,指挥义和团猛冲猛打,结果无伤砍死两个教民,还一路追击把教堂给烧了。这些成功的早期作战的例子,无疑会强化普通团民对“刀枪不入”的信心。

说道这里就可以明白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信条,以及鼓起勇气冲击敌人争取进行白刃战的战术,其实都是武器低劣的情况下为了克制教民武装而量身定做的。这种战术对教民是有效的。但八国联军的火力这个时候已经达到了义和团怎么猛攻都不可能冲击成功的地步(关键词:马克沁),所以义和团这种战术并不能击败外国正规军。

但即便义和团失败了,他们唯一的错误也是手段和策略的错误,而不是不应该起来反抗外国侵略。有几个沙俄侵略军在东北嘲笑一个年轻的义和团,这个年轻人不愿意让洋人嘲笑自己和战友,于是坚持说自己是被队友击伤的。

其实这个年轻人是不是被同伴打伤的,难道他自己不清楚?他也肯定明白自己不能刀枪不入。所以他之所以甘愿承担不想往前冲的“懦夫”名声而进行辩解,不过是不想让敌人侮辱已经为抵抗侵略而献身的战友罢了。

毛子对此其实也是心知肚明,他们感叹道:

就连侵略军都明白,中国这次失败主要是将领无能,士兵没有训练。普通民众为了抗击侵略已经竭尽其能,表现出了连敌人都不否认的勇敢精神。

我们有的人呢?是不是连侵略者的认识深度都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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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二十一世纪。也有人相信即使穿戴着最优的防弹插板与头盔,也会被普通步枪弹振断肋骨,勒断脖子。

即使二十一世纪,也有人相信随便一个劣质防弹衣就能把子弹防住。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被打上两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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