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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如何看待专家文章《2021年财政供养人口至少超过8000万》？

回答
好的，我们来详细聊聊这篇关于2021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可能超过8000万的专家文章。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财政供养人口”这个概念。它通常指的是那些依靠政府财政收入支付工资、津贴、养老金等费用的群体。这主要包括：

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 这是最核心的部分，包括各级党政机关、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民主党派及其参政议政单位的工作人员。
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人员： 例如大多数高校、科研机构、公立医院、文化体育场馆、部分教科单位等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资和单位运营费用都来自于财政拨款。
离退休人员： 这是非常重要且数量庞大的一类，包括上述所有群体的离退休人员，他们的养老金、医疗费用等也由财政支付。
其他一些领取财政补贴或津贴的人员： 比如一些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特定项目的补助等，虽然这些人可能不是常年依靠财政发工资，但在一定时期内也属于财政供养的范畴。

为什么会有人提出“2021年财政供养人口至少超过8000万”这样的数字？

这通常是基于对中国庞大政府体系和庞大离退休人口的估算。要得出这样一个数字，专家文章很可能是通过以下几个层面的数据进行加总和推算的：

1. 在职公职人员和事业编制人员的数量：
公务员： 我国公务员队伍非常庞大，涵盖了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立法机关等。虽然具体的实时数据可能不公开，但历年的一些统计数据和公开信息可以推测出这个规模。
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 很多单位虽然名称是“事业”，但其人员管理和待遇与公务员相似，也由财政全额保障。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人员： 这是数量最庞大的一个群体。教育、医疗、科研、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大量机构和从业人员，如果完全依赖财政拨款，就属于财政供养范畴。可以想象一下，全国有多少学校、医院、研究所、博物馆、体育场馆等，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潜在的财政供养对象。

2. 离退休人员的数量：
这是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焦点。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加速，越来越多的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以及企业退休人员（虽然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来源和财政供养的界定有时会有些区别，但很多省市的养老金缺口依然需要财政兜底）进入退休年龄。
过去几十年，国家在体制内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职工，这些人退休后，其养老金和医疗费用需要由财政来承担。这部分数量可能远超在职人员。

3. 政策性补贴和转移支付：
除了直接发工资和养老金，财政还会为一些特定群体提供生活补贴、失业救济、低保等。这些也属于广义上的财政供养。

那么，为什么会有“至少超过8000万”的说法？

“至少”二字很重要： 这意味着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实际数字可能更高。专家可能是在现有公开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推算模型得出的一个底线。
数据统计的复杂性： 中国的行政体系非常庞大和层级分明，要精确统计所有财政供养人口并非易事。很多数据可能分散在不同部门，或者统计口径不完全统一。
动态变化： 人员数量是动态变化的，有新的人进入体制，也有人退休或离开。加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财政供养界定可能略有差异，使得精确数字难以给出。
潜在的“隐性”财政供养： 有些改革中的国有企业，虽然理论上是市场主体，但如果经营困难，亏损需要财政补贴，或者其职工的养老金也部分由财政承担，那么也可能被算作广义的财政供养。

对于“8000万”这个数字，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来看待？

1. 宏观经济角度：
财政压力： 8000万人口的供养，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这部分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是多少？是否会挤占其他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国防等）的投入？
税收负担： 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口最终需要依靠税收来支撑。这意味着纳税人的负担是否过重？
经济效率： 如此庞大的“非生产性”人口（相对于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部门而言）是否会对经济活力和效率产生影响？

2. 社会公平角度：
体制内外差异： 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口，特别是与退休金、医疗保障相关的部分，往往与体制内人员的待遇优厚有关。这是否会加剧社会在收入、保障等方面的差距？
公共资源的分配： 财政供养人口的保障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公共资源的分配倾向。

3. 改革和发展角度：
行政体制改革： 这个数字也反映了行政部门的规模。我国一直在推进“大部制”改革、精简机构、优化职能，但这8000万的数字表明，改革的空间依然巨大，或者说，深化改革的必要性更加凸显。
事业编制改革： 对于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特别是那些可以市场化的领域（如部分医院、高校），如何推进去行政化、去事业编制化，实现市场化运营，是重要的改革方向。
养老金体系改革： 解决养老金的收支缺口，不仅仅是财政兜底，更需要制度性的改革，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等。

这篇文章的观点可能带来的启示：

提示关注财政可持续性：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和紧迫的问题。当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过高，或者其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时，财政的可持续性将面临严峻挑战。
呼唤更深入的体制改革： 无论是在公务员系统、事业单位体系，还是在社会保障体系，都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来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减轻财政负担，并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
引导社会讨论： 这样的文章能够引起公众对政府运行成本、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未来改革方向的关注和讨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如何看待“8000万”这个数字的可靠性？

作为公众，我们很难独立核实这个数字的精确性。但作为一个专家基于研究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基于一定的逻辑和数据推演的结果，可能并非空穴来风。关键在于理解这个数字背后所反映的趋势和问题。即使最终数字是7000万或9000万，其所指向的“财政供养人口庞大、压力巨大”的核心问题是清晰的。

总结来说， 专家文章《2021年财政供养人口至少超过8000万》指出了一个可能存在的、非常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依靠国家财政生存。这个数字的提出，无疑是对国家财政健康、社会公平以及未来改革方向的深刻警示。它促使我们去思考：

我们是否正在承受过重的财政负担？
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是否高效和可持续？
社会资源是否得到了最有效的利用？
未来的改革方向在哪里？

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国家治理能力、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结构的重要议题。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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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足输球的时间点发文，以足协为结尾着力点，可谓巧妙到极致了。文章思路不出意外地暗合了知乎用户咖子曾经指出的总蛋糕守恒定律：蛋糕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只会互相转化。——这是当下各流派键政青年必须认知到的社会分配基本定律，运用得当，这三句的每一句都能给你新的思考。

知道不会凭空产生，便不会对许多事欢欣鼓舞、自豪，因为知道那不是从虚空中变出来的。

知道不会凭空消失，便不会觉得当今大部分人付出与得到的性价比合理。

知道只会互相转化，便有了以上问题的正确答案，或者这至少提供了分析各种问题的思路。

下面详细说说不见了的蛋糕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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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人都是公务员，该是多美好的世界啊。

但这不现实，所以要让一部分人先当公务员，然后再带动没当公务员的人，最后实现所有人都当公务员。

加油吧，同胞们，这一天总会来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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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编制是最好的职业选择，但编制人员缩招降薪是未来的必然趋势。原因非常简单，地方开支不够用。发达地区就业率不乐观，依赖土地的财源结构也无法继续了。

一. 入编是当前经济下高学历人士最佳职业选择

最近众多名校博士毕业生争抢县级公务员岗位的消息火了。对于对工作环境和时薪有较高要求的大学生而言，高质量工作机会正在迅速减少，今年一千万大专院校毕业生只能争抢两百万新增高质量就业机会。这种竞争之下，就算侥幸不失业也会陷入极端的卖方市场，不可能获得与劳动产出匹配的报酬。所以最佳出路就只能是进入编制或者出国。

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显然不会是好的就业去向。机器比人贵，压榨劳动力搞同质化价格战占领低端市场还是比开发核心技术有利可图（服务业也一样，比如餐饮是菜比人贵，并且花几块钱还能在半夜得到配送服务，这和食物地板价服务贵的西方反过来），毕竟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在这些行业里五险一金和加班费是奢望，996是迟到早退。欠薪讨薪是常态，工人的薪水是最好的无息贷款。工人本身则和机器一样是耗材，区别在于维修不需要工厂掏钱，所以平时作业规范为了降低成本能省则省，防护设备极其不规范（外商出于本国法律只能与劳动环境合格的企业合作，所以制造业经常是成立样板车间专用于外商验厂），一旦遇到工伤工厂也都是先救机器。

互联网的高薪也难以维系，因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其实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让资本和劳动力回归制造业，因为制造业意味着出口，出口意味着外汇，外汇意味着国际影响力。所有阻碍资金和劳动力回流制造业，提高劳动力成本的因素都是脱实向虚的风险，都是不被鼓励的。不巧的是，我国企业的发展极度依赖于产业导向，作为利润率极高，吸纳大量资金投入，吸收大量天坑专业转行工程师的互联网行业，差不多就是这个产业导向要清理的对象，当然未来前景极不被看好了。

而且互联网程序员的高薪很大程度是因为企业赔本赚吆喝，重视占领市场甚于盈利，只要能挖到更多人才，吸引更多投资人投钱，就不会在意付出较高的人力成本，而且这些投资过半来自海外。然而这条路未来可能走不通了，因为只有确定规则保护下的资产才有价值，不可预估的风险等同于无限大。今年教育，游戏，互金等业务的管理急速收紧，而且并没有经过国际投资者熟悉的议员提案，社会博弈，议会立法的一般持续几个月，足够投资人撤出投资的漫长程序，相当于这个管理逻辑没有可遵照的明文规定，是不可预估的风险。国际风险资本使用他们惯用的市场调查，民意调查，或者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都无法找到合理的逻辑来预测这些事件，所以很多投资人就干脆彻底撤出中国市场。不能赔本赚吆喝吸引投资那就得去抠利润率，人力成本就会开始被压降。

事实上目前一切非制造业行业在产业导向上都是不看好的。我国对于降低管理难度，简化社会结构，绝对控制一切产业以利稳定的追求已然超过了对于发展的追求。任何有潜力改变社会运行方式，具有一定思想输出能力，由于规模过大涉及就业过多而具有议价能力可以对抗绝对控制的行业和企业都是打击的对象。很不幸，除互联网外，新经济如教育培训，网络主播，娱乐业等基本落在这个火力圈内。这些行业恰恰聚集了大量传统工科的毕业生，想来他们如果不进编制不出国，那就只能进厂干回老本行了。

更糟糕的是，各种不经正常程序发个通知就修改法规的行为严重损伤了市场信心。市场信心对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市场信心企业就不敢扩大生产和投资规模，尤其不愿意投资于科技创新等长周期收回回报或者收益依赖于标的市值增长而非直接盈利的领域。银行由于担忧违约风险，也不敢放贷，尤其忌讳向相关规章不明确的新兴产业放贷。这样一来，企业层面就没有动力开发核心技术，甚至主动砍去涉及规章风险的业务，无法实现产业升级，只能在低端市场打价格战，极易被卡脖子，利润空间也小。个人层面而言，由于企业利润降低，自然付薪能力也降低，从而只能降薪裁员，而且不再有新兴产业提供大量新岗位，不但当下消费能力降低，未来失业风险也使得存钱以备不时之需成为必要，从而更加不敢消费，从而市场需求更加萎缩。这样，经济实际上就人为被推入下行周期，即使施加刺激也难有成效，具体体现可能是M2增长极快，M1增长有限，大幅涨价出现在能源食品等刚性产品，并且难以传导至其他产品，因此除去刚性产品外的CPI看起来可能与M2不成比例，失业率上升，人均薪酬下降，贷款量下降。

二. 编内人员降薪缩招是未来必然趋势

财政供养人口固然是现行社会秩序最牢固的基本盘，但即使对于发达地区而言，目前维持编内人士待遇也已经给经济带来了巨大负担。大量公务员拿着几倍于平均工资，享受廉价住房，廉价医疗和平价食堂等福利，与之相对的是地方上不靠土地很难维持基本的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开支（具体表现为人均医院数和医疗开支远不及国际平均，住院难，药费高，医保报销难，退休年龄延后，养老金涨幅小于通胀，农业人口只有象征性每月几十元养老金）。如果只靠正常预算，地方连挖路修地铁以获取KPI也已经拿不出钱了，得发债，搞城投公司，在正常财源外贷款融资。正是因为地方确实缺钱，所以才会有打通税务和银行的金税四期，瞄准大量存在的无发票交易。今年税务系统扩招上万人，本身增加的劳动力开支就很大，而且大量的小型服务业和制造业利润微薄，之前一直默许他们少交税来获得出口成本优势和降低物价水平，不是真缺钱是不会对这块下手的。另外，缩减编制人员数目实质上有利于提升就业，因为这些人员并不为地方带来财源，只会消耗财源。现在企业几乎是把劳动力成本压到最低的，所有劳动力开支都是刚性的。每增加一个编制人员，企业就只能开除若干个员工来缩减支出。因此，上海杭州等地已经开始着手降低编制人员收入。

从节流的角度讲，虽然编内人员开支并非解决地方财力困局的最大障碍，放在国际上讲也不过是劳动者的应有待遇，但它可能是阻力最小的节流方式。此地历来最重视的是稳定，所以需要大量开支来清除破坏人们幸福感的信息，并注入主流价值观和正确的记忆，引导人们相信目前的社会体系是世界上最幸福最优秀的，一切问题源自外部势力的阴谋，只要打掉日薄西山的盎撒匪帮就能要什么有什么了，本土的邪恶掠夺者最多只能是资本家。这个开支是不可能节省的，纸上画的大饼比实际的大饼便宜多了，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团结在一个宏大目标之下舍弃个人利益去无私奋斗，还不会计较自己并非是劳动成果的最终受益人而躺平或报复，大饼越少越要用力画饼。各类监控设备虽然寻找失踪妇女儿童不容易，但是需要寻找那些因为一点个人利益就去破坏大局，恶意给美国递刀子的五十万还是很容易的，现在靠一张截图就能找到你，以后这方面投入只会更大。更别指望财政部能把开销减少，毕竟外交和军事这两个大头直接关系到国际影响力。不但总量不够，地方花钱的损耗也不小，比如各种修路亮灯外墙粉刷之类，还有搞出人链来传递货物之类的大型真人秀，这都是以制造便于写报告的宏大场面为目标而非以实际效果为目标的。各类招标计划仔细研读都不难发现其价格和成本并不匹配（比如高铁的卫生纸一包一百元），背后的利益交换难以清查。不过不难发现在美国插旗炸街的法拉利车队是越来越多了，他们的父母显然比普通编制人员更有话语权。近年采购疫苗和核酸的经费更是巨大，令本不宽裕的地方经费进一步被掏空，不过想到科兴的股价和百倍上涨的利润，你就知道这个开支不可能收缩。

从开源的角度讲，就只有税收和土地两块。通过继续加税来解决地方开支的问题是显然不可行的，我只能说目前生产成本已经高到承受不了增税了。即使不增加税收，去年下半年GDP和社会消费增速都已经远逊于预期。而且这以后会是常态，毕竟码农和培训老师显然比流水线工人消费能力更强，要是流水线没电了开不了工，那工人就更没有消费能力了。工人薪水还没办法涨太多，毕竟土地能源比不过东南亚南亚，技术比不过日德，唯一优势就是劳动力了，再涨那工厂生存成问题。未来税收预期看涨，福利预期却不看涨，福利主义刚被官方批判过，房产税等新税收又近在眼前了。房地产相关的家电消费也是个大头，但是在缩限房贷规模，房价限跌的作用下，大部分城市的房屋交易量都是连续几个月环比下跌，房企已经开始出售一线城市核心资产维持资金链，融创这种以谨慎著称的房企都开始出现资金链问题，很多只能打包给国企以全社会的财力消化其债务。

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为了维持制造业的生存，企业普遍不遵守劳动法是受到某种意义上的默许的。劳动力优势使得企业能够负担更高的税收和土地能源成本，这保证了财政在GDP中占据大头，保证了充足的外汇收入，这样国家有钱集中精力办军事外交这样的大事。靠着对外援助在亚非拉获得的广泛影响力，我国的国际地位稳步提升。这种路径依赖是很难破解的，因为劳动力进入卖方市场是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是不稳定的源头，我国的传统就是稳定重于发展。

你会发现所谓勤劳忠顺，默默奉献而不求回报的老黄牛精神是被刻意营造成一种社会共识的。深圳地铁的广告和城市宣传片鼓励人们加班，不躺平，不摸鱼；苏州法院判决不愿意加班的员工向公司赔偿；模仿西方工会要求“讨要薪水，减少工作时间和改善工作条件”的尝试一律被视为是收了西方资助恶意破坏生产秩序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大牛助手这样能够欺骗打卡软件的程序连开发者也被抓起来了；拍摄工地实况的大猛子和拍摄瑞典程序员按时下班的maksim都被严重警告而不得不停止原先内容的创作；还有什么“当代青年从未选择躺平”之类的宣传画就不说了，你要是在网上抱怨生活苦，就会有一堆人混淆个人和环境的问题，说你自己不努力云云，还会把什么老太太上街卖菜，农村残疾人买不起假肢裹个草垫子就去干活之类的苦难拿出来歌颂一番，然后反问你凭什么不努力。这种力度光靠资本是达不到的。有些落后地方的本应主动巡查执行劳动法的管理者也不愿意尽职责，反而把维权甚至讨薪的流程和成本搞得难以承担，以变相阻碍这些行为。

但即使是把工人的工资压到维持其基本生存所必需的下限，多数制造业企业活得还是很艰难的。由于土地能源税收等成本的居高不下，工人所需最低收入也因此上升，国产商品逐渐失去比较优势，曹德旺确实在美国建了厂，倒闭的民营厂撤走的外资厂确实不少，搬到东南亚的厂确实也不少。企业大量收缩和关闭的直接后果就是近年灵活就业人数与日俱增。

原先的靠土地获取财源的路径更是没有任何潜力可挖。今年房屋成交量一再下跌，各地几乎是通过缩减土地供应的方式强行锁定房价。土地起拍价不是市场定的，低于起拍价就流拍了，而且商品房过多降价的行为是被定性为恶意降价的。为了维持房屋的需求，租房落户门槛一直很高，然而不落户有很多权利就享受不到，这样迫使想要扎根城市的人贷款购房，这样才能维持土地交易有足够需求维持下去。

然而能够挖掘的买房需求几乎已经释放完了，在这样一个一小半人年收入不到一万二，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超过香港纽约，人均GDP刚超过一万美元，制造业主要优势还是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买房者的门槛已经远低于合理的收入下限了。很多买房者只能花光三代人积蓄，背上几十年贷款去买房，这些人时刻担心被优化，只能战战兢兢去讨好上司，默许一切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自愿地充当制造利润的工具，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由于担心养老医药的成本还不敢消费，这样不像人样的才能维持在大城市的生存。人们不敢结婚不敢生育很大程度也是这个原因。在人口增长放缓压力下，未来房屋需求只会更为萎缩。

不少地方最近推出的“婚育贷”本质上就是首付贷，事实上就是为了降低首付比例，释放更多低薪酬人群的刚需，但是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坏账风险非常大，居民负债率近十年已经翻几倍到达82.8%了。（不过某种程度上也算土地财政的意义之一，地方扩大支出的同时并不增大赤字，债务转移到居民口和城投公司，房地产还能带动家电家具装修等一大批周边产业。）数据显示，光靠刚需已经无法消费目前房屋供应了，目前城镇住房空置率已达到百分之21，租金回报率远低于世界主要国家水平，反映住房市场供过于求。

千万别以为体制内待遇好，也从来不搞优化是因为没有资本家剥削的缘故，从某种意义上正是体制外的加班和低薪使得体制内得以维持现有待遇。只要体制内的人员继续膨胀，待遇迟早变得和体制外一样。未来编制人员的员额缩减甚至都不奇怪，历史上精兵简政国企改制之类大规模取消铁饭碗的事件并不少。

土地收入，人口增长，劳动力优势三者构成的死锁闭环是目前制约经济的最大问题。突破闭环的唯一可行出口似乎在于央贝才让渡一部分用来锦上添花的开支（如对外投资援建减免债务等）用于地方开销，这样地方才能够缓慢降低地价，在郊区新城提供低价住房，并且降低租房落户门槛，然后企业成本才能降低，员工房价收入比才会降低，才敢于结婚和生育。这样来自非发达省份的外来务工人员在郊区购置房屋或租房落户后，也能把他们的父母接过来养老，把他们的子女接过来教育。对于发达地区而言这其实也是好事，因为这个担子现在也得这些地方挑，不过是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如果不发达省份的老人和儿童随着劳动力一起流入发达省份，这些地方土地还能多开发一点，财政开支也不会因此加大，倒是不用再去通过转移支付维持不发达地区的编制人员了，可能负担还会更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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