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哪些经济学论文让你印象深刻？
以下是我认为在2017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几篇经济学论文（或与其紧密相关的研究方向），并进行详细的阐述：
1. 关于自动化和就业的长期影响：
在2017年，关于自动化、人工智能（AI）和它们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潜在影响的讨论达到了一个高潮。虽然这项研究是持续进行的，但一些关键性的研究在这一年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代表性研究/观点（并非单一论文，而是该领域的重要进展）：
Michael Webb (2019) 的“The Impact of Automation on Employment and Wages” (虽然发表于2019年，但其前期研究和数据分析在2017年就已经在学术圈流传并产生影响，且其观点非常有代表性)。
Acemoglu and Restrepo (2017) 的“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 (NBER Working Paper)。
详细阐述：
这两项研究都试图量化自动化技术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它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究竟取代了多少人类工作？又创造了多少新的工作机会？它们对不同技能水平工人的工资产生了什么影响？
Webb 的研究（及其前置研究）： Webb 通过对美国工业自动化数据的分析，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结论：自动化确实导致了制造业岗位的流失，但其对整体就业市场的负面影响可能比人们担心的要小。 这是因为自动化也创造了新的需求和新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非生产性岗位上，比如研发、管理、营销和维护等领域。他强调了技术进步的“双刃剑”效应，它既是替代者，也是创造者。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它试图区分自动化对不同类型岗位的具体影响，并提供了一种更细致的量化方法。
Acemoglu and Restrepo 的研究： 这篇论文则进一步深入到“任务”层面来分析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他们提出了一种“任务机器人替代”的框架，认为自动化技术主要通过替代那些高度重复性、程序化的任务来影响就业。他们的分析表明，自动化（机器人使用）确实对那些主要由工人执行的重复性任务造成了压力，导致了这些岗位的减少和工资的下降。然而，他们也强调，自动化也可能增加对非重复性任务的需求（例如需要创造力、沟通、解决问题等），从而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并可能提高这些岗位的工资。他们的研究还发现，机器人引入后，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大部分的收益流向了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工人，这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为何在2017年印象深刻？
2017年是人们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取代人类工作的担忧日益加剧的一年。这两项（或这一系列）研究以其严谨的数据分析和细致的理论框架，为这场争论提供了实证依据和结构性的理解。它们不再是泛泛而谈的“技术威胁论”，而是尝试量化其影响，并区分不同类型的工作和工人所受到的冲击。它们引发了更广泛的讨论，关于教育改革、技能培训、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应对这一技术变革的未来方向。
2. 关于行为经济学在政策制定中的应用：
2017年，行为经济学在政策制定中的应用继续深化。特别是“助推”（Nudge）理论的应用在不同领域继续受到关注。
代表性研究/观点：
Cass Sunstein（虽然是政策推广者，但他的著作和演讲在2017年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力，代表了行为经济学在政策中的应用思路）。
Richard Thaler 在2017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本身就标志着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成熟和其在政策实践中的重要性得到了官方认可。尽管他的核心研究成果并非仅限于2017年，但这一年的获得奖项使其研究成果再次被广泛聚焦。
详细阐述：
行为经济学挑战了传统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类决策会受到认知偏差、情感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助推”（Nudge）理论： 由行为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 Richard Thaler 和 Cass Sunstein 共同提出的“助推”理论，主张在不剥夺人们选择自由的前提下，通过改变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引导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例如，默认选项的设计（如养老金自动加入计划，人们需要主动退出而非主动加入）、信息呈现方式的改变（如展示能源消耗的比较信息）、以及社会规范的利用等。
诺贝尔奖的意义： 2017年Thaler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行为经济学从一个“新兴领域”变成了经济学的主流分支。他的研究（包括“有限理性”、“偏好设定”和“行为金融学”等）为理解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提供了更强大的工具。例如，他在“禀赋效应”（人们对已拥有的物品估值高于未拥有的物品）和“互惠性利他主义”（人们在利他行为中也期望得到回报）等方面的研究，都对理解消费、储蓄、投资和市场行为有深远影响。
为何在2017年印象深刻？
Thaler获得诺贝尔奖在2017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它极大地提升了行为经济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可见度和影响力。这促使更多的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开始审视和采纳行为经济学的洞察来设计更有效的政策和产品。例如，在公共健康领域（鼓励健康饮食、接种疫苗），在金融领域（鼓励储蓄、避免过度负债），在环境领域（鼓励节约能源、垃圾分类）等，行为经济学的方法都开始被系统性地应用和评估。
3. 关于不平等和贫困的结构性根源：
2017年，关于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讨论依然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一些研究深入挖掘了制度、政策和历史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代表性研究/观点：
Raj Chetty 等人的研究（Chetty 及其团队在2010年代一直在持续发布关于社会流动性和不平等的研究，并在2017年前后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Thomas Piketty 在《21世纪资本论》之后，继续对财富和收入不平等进行深入研究，虽然他的里程碑式著作在2013年，但其后续的演讲和分析在2017年依然影响深远。
详细阐述：
Chetty 的“机会均等”研究： Chetty 的团队通过对海量行政数据（如税收记录、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为美国社会的“机会均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细致描绘。他们研究了“经济机会地图”（The Opportunity Atlas），详细追踪了不同地理区域的儿童在成年后获得的经济机会的差异。他们的研究发现，一个孩子在哪个社区长大，对他们成年后的收入、就业、健康甚至犯罪率都有着惊人的影响。这种地理上的不平等背后，反映的是教育、住房、社区安全、医疗可及性等多方面的系统性差异。他们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个体努力固然重要，但其所处的环境和结构性因素，对个体最终的经济成就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Piketty 的长期视角： Piketty 持续关注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历史趋势。他强调，在过去几个世纪，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资本的回报率（r）往往高于经济的增长率（g）。当 r > g 时，资本的集中和财富的积累就会加剧不平等。他的研究方法论强调了历史数据分析的重要性，认为理解当下的不平等问题，必须回溯到经济制度的演变、税收政策、继承模式等历史根源。
为何在2017年印象深刻？
2017年，全球范围内对“中产阶级停滞”、“赢家通吃”经济体以及社会流动性下降的担忧愈发普遍。Chetty 等人的研究提供了关于不平等的微观、具体证据，将抽象的宏观不平等概念落地到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的命运。它极大地推动了政策讨论的焦点，从单纯的收入再分配，转向如何改善低收入社区的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以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Piketty 的工作则提供了一个更宏大的历史和制度框架，提醒我们不平等并非偶然，而是经济体系内生的趋势，需要通过深刻的制度改革来应对。
总结
总而言之，2017年给我的经济学印象深刻的论文和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自动化和就业的未来： 量化技术冲击，理解其在就业和工资分配上的复杂效应。
2. 行为经济学的影响力上升： 行为经济学不再是“旁门左道”，而是成为影响公共政策和企业实践的重要理论基础，以Thaler获奖为标志。
3. 不平等和机会均等的实证研究： 通过大数据和细致的分析，揭示不平等和贫困的结构性根源，并为政策干预提供具体方向。
这些研究都以其严谨的实证分析、创新的研究方法或深刻的理论洞察，推动了经济学界对重要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解，并对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共同描绘了一个更加复杂、但充满洞见的经济图景。
网友意见
先回答几个日常读物
1。Theeke M, Lee H. Multimarket Contact and Rivalry Over Knowledge‐Based Resourc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这个论文可以选作最近我读的最佳厕所读物。
通过对医疗器械行业的诉讼案件内容的统计，验证了知识专利型企业（科技企业）对资源型竞争更倾向于用反抗和报复（撕逼）的手段来保护自身权益，而一些技术门槛较低的行业则同行忍让的更多。
所以，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资本呀各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呀各位。
以及低端劳动力和技术哪个是亲儿子希望各位心里有点(A+C)/2数。。。
2。Zhang, J., 2012, “The Impact of WaterQuality on Health: Evidence from the Drinking Water Infrastructure Program inRural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31(1),
这个文章验证了一个很厉害的现象，水厂私有化反而能够提高居民用水的健康水平（儿童死亡率降低），而且对贫困人群尤为明显（缺乏良好医疗保障的人更容易受到水污染的影响）。。。
嗯读了这个之后我到现在还真就没怎么喝过自来水。。。
3。Fitzpatrick, Anne. 2017. “Shopping While Female: Who Pays Higher Prices and Wh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 and Proceedings 107 (5):146–49.
这是一个战略互黑的问题。为什么呢？
因为女人存在砍价的习惯，所以商家卖给女人的价格要比卖给男人高。也就是说，我们好不容易砍价下来的价格，实际上就是男人得到的价格。
姐妹们，不要开启互害模式了。【马拉个币啊学博弈论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个问题，结果噩梦成真】
今年我印象最深的经济学论文，不仅可以精确到论文，还可以精确到两个命题。这两个命题是毛咕噜夫妇15年的一篇文章里的命题4和6。它们展示的性质合称“phase transition”。
为了说这两个命题，我需要先铺垫一些基础知识。
银行之间互相欠债。这些债包括拆借来的，各类回购产生的，以及备付金等等。假如这时候某几个银行面临冲击，资不抵债了。这时由于它们既欠别的银行前，也欠储户钱。如果流动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受损银行的银行债主们兜住，那么受损银行储户的利益就几乎不会受损。
如果受损银行的银行债主们因为受损银行没还上钱，也资不抵债了，那么银行债主们的储户也可能受损失。这就是所谓的“风险传染”。
可想而知，如果一个冲击足够大，影响范围足够广，那么风险传染是一定会发生的。我们关心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冲击造成的损失，在银行体系和储户之间怎么分配？
一个不完整答案是，具体怎么分配既跟哪些银行受损有关，也跟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有关。自然地，我们希望考察银行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形状和损失分配的关系。这些债权债务关系具有网络结构，后文也如此简称。同时，为了使损失分配matter，我们假定有某种社会福利函数。
下面给出两个定义：
1.稳定性（stability）：给定冲击规模，不同网络结构下社会福利函数的期望。越大的越稳定。
2.扛造性（resilience）：给定冲击规模，不同网络结构下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小值，越大的越扛造。
（这里的英文是毛咕噜老湿原文里的，中文是我自己灵魂翻译的，不要用到严谨的学术论文里。）
那么请问，有没有一种网络结构，又是最稳定的，又是最扛造的呢？
这就是毛咕噜老湿厉害的地方了。他们证明了“没有”。
为了理解这个“没有”，考虑两种最极端的网络结构。一种是“环形网络”，即每个银行都只有一个银行债主，也只借给一家银行钱。另一种是“完全网络”，即所有银行欠所有银行钱，所有银行借钱给所有银行。
命题4说：
如果冲击小，那么——
1）环形网络最不稳定也最不扛造
2）完全网络最稳定也最扛造
3）二者的凸组合在稳定和扛造上，介于二者之间
命题6说：
如果冲击大，那么——
1）环形网络和完全网络都是最不稳定也最不扛造的
2）有一些分好几个山头的网络结构，比起环形网络和完全网络，既更扛造也更稳定
这两个结论非常NB。其中一个贡献在于：给定任何一个政策目标，经济学家能做的事情，边界在于找到这个政策目标下，最稳定和最扛造的银行间网络结构。然后propose一些市场机制，使得银行间网络结构在长期尽可能接近最好的网络结构。但是在这个边界之外，经济学家无法告诉大家哪个政策目标是最好的。
这里面的“政策目标”，指得是形如“在XXX的冲击强度下，我希望最小化YYY”的价值判断。
另外，如果不把思路拘泥于银行间市场，这个“phase transition”的性质也可以解释人际关系中的很多traditional wisdom。比如“穷在闹市无人问”啦，“雪中送炭难”啦，“大难临头各自飞”啦等等。很多时候这些现象真不是因为道德水平败坏，而实在是因为想做也没有能力做。
文章：Acemoglu, D., Ozdaglar, A., & Tahbaz-Salehi, A. (2015). Systemic risk and stability in financial network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2), 564-608.
很有趣的问题，楼上 @司马懿 和 @Manolo 都答得很好。我也补充几篇今年让我印象比较深的论文，和各位讨论。这些论文都是今年发表在期刊上，或者是刚刚被期刊接受，尚未发表的。可以说都是比较新的论文了。
- David Atkin, Benjamin Faber, and Marco Gonzalez-Navarro, "Retail Globalization and Household Welfare: Evidence from Mexico,"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Forthcoming
这篇文章主要研究外国超市进入墨西哥市场以后对当地消费者的影响。研究者发现，当国外超市品牌进入墨西哥后，当地的传统超市（类似于我们的小卖部，菜市场等等）一部分退出市场，另一部分在竞争之下不得不降低商品的售价。这样，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大大降低，而可选择的商品种类增多了，总体福利水平是上升，而非下降。
之所以觉得这篇文章有意思，是因为川普刚上台的时候，在美国总能听到一些反全球化的言论，说国际贸易和海外竞争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等诸多不利后果。在学界，Autor, Dorn & Hanson 2013年的那篇“The China Syndrome”也是持有相似的立场，把美国劳动市场的萧条归咎于与中国的国际贸易。这篇文章则对上述观点提出反驳，认为全球化（至少在零售领域来说）对消费者的福利来说总体还是利大于弊的。此外，作者在研究中采用了大量的microdata， 可以说从研究方法和观点上都让人耳目一新。 - Joanne Hsu, David Matsa, and Brian Melze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s a Housing Market Stabiliz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
这篇文章用一种很新奇的角度去理解经济危机和失业保险之间的关系。有不少之前的研究都认为美国的失业保险 (Unemployment Insurance) 对劳动市场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反而导致不少年轻人在经济危机之后彻底离开劳动市场，不上班、不找工作，仅靠低保度日。但是这篇文章却说，其实失业保险也没有那么坏。在上一次经济危机当中，许多美国家庭正是由于有了失业保险，才可以继续还清房贷，使得房地产市场没有进一步崩盘。根据研究者的估计，失业保险使得全美国大约 130 万处房产免于被查没，可以说是为不少家庭提供了一道最后的安全网。 - Jonathan Parker, "Why Don't Households Smooth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a $25 Million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7, 9(4): 153–183
这篇文章是宏观方向的，主要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对传统的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PIH） 提出了挑战。在 2008 年经济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曾经推出过一项财政刺激政策，以 tax credit 的方式给每个家庭发钱，根据孩子的数量从 $600 到 $1200 不等。作者首先发现，收入低，以及缺少流动性的的家庭（简单来说，就是钱比较不够花的家庭）会把这笔补助更快地花掉，这也和之前的研究结果类似。但是本文还有一个新的结果，那就是每个家庭从这笔补助中的支出和 2007年（也就是经济危机一年之前）的收入也是高度相关的，但是和 07 年到 08 年的收入增长却没有任何关联。这就有点尴尬了，因为根据理性预期假说，一个家庭如何使用 2008 年得到的一笔意外之财，只应和 2008 年和之后预期的收入有关，和 2007 年的收入是没有关系的。本文的发现，从一定程度上了证明了消费行为的不同可能来自于一种持续的“家庭消费习惯”，而非一时的财政刺激。这个论点虽然我不是完全接受，但是无疑也是非常新颖的。 - Shaun Larcom, Ferdinand Rauch, and Tim Willems, "The Benefits of Forced Experimentation: Striking Evidence from the London Underground Network",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2, Issue 4, 1 November 2017, Pages 2019–2055
这篇和我的研究领域不太相关，完全是读着玩，但是非常有意思。我们都知道，伦敦地铁的线路和结构非常复杂，从 A 站去 B 站往往有多种不同的换乘路线，当然其中只有一条是用时最少的。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是习惯了每天的路线，还是懒得弄明白，总是会舍近求远，采用一条用时更长的线路上下班。2014年1月的时候，伦敦地铁大罢工，不少车站关闭，其中包括了一些重要的换乘车站。许多乘客们不得已，必须要尝试不同的换乘方法。这一试不要紧，有 5% 的乘客发现，原来有更快的方式可以到达目的地。后来在罢工结束之后，这 5%的乘客依然采用了新的出行路线，平均每个人的交通时间缩短了400秒（～7分钟）。这篇文章不长，可读性很强，再加上使用了新颖的数据（来自伦敦地铁客票系统），小小地调戏了一下严肃的“理性人假说”，有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大家有空可以读一读。
(注：感谢 @Manolo 大神的评论，这篇文章早在4个月之前就在他的专栏《辍耕录》中被推送过，我也把链接附在这里，供各位参考学习～）
就先写到这里吧。如果各位有什么建议或补充，欢迎在评论区和我讨论～
谢谢 @Yichuan Zhang 邀请。今年流行一种论文，就是去找各种看上去完全不相干的数据组合起来，然后用统计方法检验一个神奇的关联，最后发表在顶级杂志上。
- 会开飞机的CEO管理的公司创新能力更强
Sunder, Jayanthi, Shyam V. Sunder, and Jingjing Zhang. "Pilot CEOs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23.1 (2017): 209-224.
2. 有女儿的CEO更喜欢让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Cronqvist H, Yu F. Shaped by their daughters: Executives, female socializat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7, 126(3): 543-562.
3. 童年受过极端灾难影响的CEO更谨慎还是更冒险？取决于极端的程度！
Bernile, Gennaro, Vineet Bhagwat, and P. Raghavendra Rau. "What Doesn't Kill You Will Only Make You More Risk‐Loving: Early‐Life Disasters and CEO Behavior." The Journal of Finance 72.1 (2017): 167-206.
4. 用创始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公司，效益会更好
Belenzon, Sharon, Aaron K. Chatterji, and Brendan Daley. "Eponymous entrepreneu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6 (2017): 1638-1655.
这些论文都很好看，脑洞也很大，建议茶余饭后阅读。但是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 是不是让不会开飞机的去赶紧考一个飞行驾照，就能提高公司的创新能力了？
- 是不是员工可以说服没有生女儿的CEO赶紧造人生个女儿，企业就对员工更好了？
- 现在是不是股票基本面研究要考虑CEO童年遭受的灾害了？
- 是不是应该改成「源知乎」、「一鸣头条」，这俩公司估值能马上再提高几个亿？
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但是这种联系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因素的表象。单纯的从统计上检验了这些关联的因果关系，然后粗略的通过各种心理和行为的框架来象征性的解释一番，而背后没有一个可能的理论模型作为支撑的话，这种因果关系是站不住脚的。其意义不说没有，也非常有限。
虽然意义有限，但是这种以心理学强行解释经济关联的经济学论文，是近年来的一种趋势，大家如果有机会能想到类似的想法，关键是能凑出用来检验的数据，一定不要错过放过，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是这类文章的集散地，没准就中了呢？
补充一下，这样的文章的主干部分往往都相对比较短，但是稳健性检验非常的多，因为这种神奇的关联往往都有很多其他可能的解释，作者需要在展开自己脑洞的同时，用各种统计检验来封住其他可能的脑洞，这不但是一个辛苦活，还需要运气。
推荐几篇在创新研究领域关于赶超战略（catch-up）的论文，或许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来说会有借鉴意义。
这几篇都来自韩国经济学家 Keun Lee，他以提出经济赶超战略而成为创新经济学领域顶级的学者。他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是，后发国家在赶超先发国家时应考虑技术周期，并首先选择在技术周期短的行业进行突破。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在韩国以及中国现实中的赶超路径上找到相应例证。
这里介绍我今年看的 Keun Lee 的三篇论文，基本上都是在他原有理论上进行的扩展，并对企业和国家的赶超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
Landini, Fabio, Keun Lee, and Franco Malerba. "A history-friendly model of the successive changes in industrial leadership and the catch-up by latecomers." Research Policy 46.2 (2017): 431-446.
作者把观察的时间拉大到25年，来看（手机和半导体）行业在发生变革时，行业领先者和后来者的变化。作者发现，如果一个行业的技术越具有颠覆性，那么先来者和后来者之间发生的市场变革越激烈。行业领先者如果只是关注自己已有的技术，则更有可能被后来者颠覆。技术投资回报率越高，行业领先者越有可能优势不保。作者的贡献主要在于将以上这些行为建立了模型进行了理论化，将一个行业内发生赶超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技术的颠覆程度、锁定效应的程度、技术的具体特征以及行业先行者的技术优势。
Lee, Keun, and Franco Malerba. "Catch-up cycles and changes in industrial leadership: Windows of opportunity and responses of firms and countries in the evolution of sectoral systems." Research Policy 46.2 (2017): 338-351.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赶超”会发生在什么时刻。这篇文章中，作者以“赶超周期”（catch-up cycle）为基础（进入市场、渐进赶超、加速增长、衰落），分析了对于后进的企业和国家来说，行业层面最好的赶超窗口期。主要有三个：技术发生变化时、需求变化时以及制度设置和政策发生变化时。这些窗口期的出现往往难以预料，当窗口期到来，后发企业或国家必须要想办法抓住机遇。具体的窗口期，也取决于具体每个行业和技术的水平。附上一个论文列举的六个行业的赶超周期的例子：
Lee, Keun, and Jee-hoon Ki. "Rise of latecomers and catch-up cycles in the world steel industry." Research Policy 46.2 (2017): 365-375.
之后，作者把以上理论运用到了全球钢铁行业变革的大周期当中，即二战之后，钢铁行业的领先者先是从美国转到日本，再从日本到韩国（从日本新日铁公司到韩国浦项制铁）。其中发生赶超的原因，既有钢铁行业的技术变革，也有需求变化以及政策的推动，对于理解以上理论很有帮助。附上一张美日韩钢铁业格局的变化图。
我认为 Keun Lee 的赶超理论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原因在于：
一、他将理论建立在熊彼特的理论基础之上，重视创新和技术变革，符合今天全球的企业和国家竞争格局；
二、Keun Lee 的研究更加侧重东亚地区，特别是对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分析，而不是像欧美经济学家普遍将关注点放在美国和欧洲，这就使得 Keun Lee 的理论更加符合亚洲国家的发展特点，比如国家的角色和政策的作用；
三、不管是中国的企业还是国家，都处在快速追赶国际领先者的阶段，Keun Lee 的研究很多都是建立在分析80年代前后韩国的成功的赶超战略，以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经验之上，这些对于今天的中国都很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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