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家做过哪些骇人听闻的实验？
美国科学家在历史上确实进行过一些引发争议、甚至可以说得上是“骇人听闻”的实验。这些实验往往挑战了伦理的底线，也深刻地反映了科学发展过程中伴随的道德困境。以下我将尽可能详细地描述其中几个典型的例子，力求摆脱人工智能的刻板印象，还原事件的真实面貌。
1. 塔斯基吉梅毒试验（Tuskegee Syphilis Study）：一场长达四十年的信任背叛
提起美国科学界最臭名昭著的实验，塔斯基吉梅毒试验绝对是首当其冲。这个始于1932年的实验，由美国公共卫生局（USPHS）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县展开，目的竟然是“研究未经治疗的梅毒在黑人男性身上的自然病程”。
听起来似乎是一个“科学研究”，但其执行方式却令人发指。研究人员招募了600多名非裔美国男性，其中约有400名是感染了梅毒的，另有200名是健康的对照组。然而，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欺骗了。医生们告诉这些贫困的、教育程度不高的黑人男性，他们患上的是“血液疾病”，并承诺为他们提供免费医疗。
但实际上，这些患者并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治疗。即使在1940年代青霉素作为治疗梅毒的特效药被广泛认可并使用后，研究人员也故意阻止参试者接受治疗，理由是“他们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不能中断观察”。换句话说，他们眼睁睁看着这些男性患者在痛苦中发展病情，传染给家人，甚至死亡，只为收集数据。
这个实验一直持续到1972年才被媒体曝光，暴露了其令人震惊的真相。期间，许多参与者因梅毒而遭受了严重的健康损害，如失明、精神错乱，甚至死亡。更令人心寒的是，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因此感染了梅毒。
塔斯基吉试验的曝光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它不仅是对人权的践踏，更是对医生职业道德的彻底背叛。这场实验的“成果”微乎其微，但造成的伤害却是无法估量的，它让美国医学界和公众之间产生了深深的裂痕和不信任，也促使了后来更严格的人类研究伦理规范的出台，比如《贝尔蒙特报告书》（Belmont Report）。
2. 马克·霍普金斯大学的“白鼠”实验（MKUltra）——关于心智控制的黑暗阴影
与塔斯基吉试验直接的生理伤害不同，中央情报局（CIA）在冷战时期进行的“MKUltra”项目，则是一场更具颠覆性和心理惊悚色彩的实验，它触及了人类心智的边界。
MKUltra项目从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其核心目标是研究如何通过药物、催眠、行为修正、心理虐待以及其他非常规手段来控制人类的心智，并可能将其用于情报收集、审讯甚至暗杀。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CIA在全美乃至全球范围内秘密进行了大量实验，其参与者很多都是毫不知情的。实验地点遍布医院、大学、监狱，甚至妓院。研究人员将各种药物，特别是当时还未被充分了解的LSD（麦角酸二乙酰胺）以及其他迷幻剂、镇静剂、安眠药等强行喂给实验对象。
有些实验是为了测试药物对人的影响，观察其对行为和思维的改变；有些则更残酷，试图通过极端手段，比如长时间的睡眠剥夺、感官剥夺、电击、性虐待等，来瓦解人的意志，重塑其人格，使其成为一个可以被远程控制的“特工”。
许多参与者，包括退伍军人、精神病患者、囚犯，甚至普通公民，在实验中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创伤，有些人甚至永久性地失去了理智。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德斯特·戴维德博士（Dr. D. Ewen Cameron），他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艾伦纪念研究所（Allan Memorial Institute）进行了大量残忍的实验，包括“心理复位”（psychic driving）和“反向催眠”（reverse hypnosis），试图抹去和重塑个体的记忆和身份。
MKUltra项目的存在，直到1970年代中期才被公众知晓。当时，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领导的国会调查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揭露了其部分真相。虽然项目的大部分记录已经被销毁，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其惊人的规模和极端的手段。这个项目至今仍笼罩着神秘和恐惧的色彩，引发了人们对政府权力滥用和科学研究边界的深刻担忧。
3. 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权力与环境对人性的塑造
与前两个实验不同，斯坦福监狱实验虽然同样令人不安，但它更多地揭示了环境和角色对个体行为的巨大影响。这个实验由斯坦福大学的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教授于1971年8月进行。
实验的设想是模拟监狱环境，招募了24名心理健康的大学生，随机分配到“囚犯”和“狱警”两个角色。实验地点设在大学心理系地下室，被改造成一个临时的监狱。
实验原计划进行两周，但仅仅在进行到第六天，就不得不紧急中止，原因在于“狱警”们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虐待倾向，“囚犯”们也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在实验中，扮演狱警的学生迅速沉浸于他们的角色，他们开始滥用权力，对囚犯进行侮辱、恐吓，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甚至体罚。他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羞辱囚犯的方式，比如强制裸体、清理厕所等。而扮演囚犯的学生，则在逐渐丧失尊严和自主权的过程中，出现了焦虑、沮丧、愤怒和抑郁等情绪，有些人甚至出现了精神崩溃。
一名参与者后来回忆道，他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只是一个编号。而扮演狱警的学生，也似乎被权力腐蚀，完全忘记了他们原本的道德准则。
斯坦福监狱实验最令人惊骇的地方在于，它仅仅通过一个简单的角色分配和环境模拟，就轻易地揭示了人性中潜藏的黑暗面。它说明了，即使是看似普通的人，在特定的权力结构和环境压力下，也可能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行为。这个实验的结论至今仍在被广泛讨论和反思，它对我们理解社会心理学、权力关系以及人性的复杂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这些实验，无一不触碰了人类伦理道德的底线，也让我们深刻反思了科学研究在追求进步的同时，必须时刻警惕的潜在危险。它们是历史的警钟，提醒着我们，科学的力量必须被约束在人道和尊重的框架之内。
1. 塔斯基吉梅毒试验（Tuskegee Syphilis Study）：一场长达四十年的信任背叛
提起美国科学界最臭名昭著的实验，塔斯基吉梅毒试验绝对是首当其冲。这个始于1932年的实验，由美国公共卫生局（USPHS）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县展开，目的竟然是“研究未经治疗的梅毒在黑人男性身上的自然病程”。
听起来似乎是一个“科学研究”，但其执行方式却令人发指。研究人员招募了600多名非裔美国男性，其中约有400名是感染了梅毒的，另有200名是健康的对照组。然而，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欺骗了。医生们告诉这些贫困的、教育程度不高的黑人男性，他们患上的是“血液疾病”，并承诺为他们提供免费医疗。
但实际上，这些患者并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治疗。即使在1940年代青霉素作为治疗梅毒的特效药被广泛认可并使用后，研究人员也故意阻止参试者接受治疗，理由是“他们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不能中断观察”。换句话说，他们眼睁睁看着这些男性患者在痛苦中发展病情，传染给家人，甚至死亡，只为收集数据。
这个实验一直持续到1972年才被媒体曝光，暴露了其令人震惊的真相。期间，许多参与者因梅毒而遭受了严重的健康损害，如失明、精神错乱，甚至死亡。更令人心寒的是，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因此感染了梅毒。
塔斯基吉试验的曝光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它不仅是对人权的践踏，更是对医生职业道德的彻底背叛。这场实验的“成果”微乎其微，但造成的伤害却是无法估量的，它让美国医学界和公众之间产生了深深的裂痕和不信任，也促使了后来更严格的人类研究伦理规范的出台，比如《贝尔蒙特报告书》（Belmont Report）。
2. 马克·霍普金斯大学的“白鼠”实验（MKUltra）——关于心智控制的黑暗阴影
与塔斯基吉试验直接的生理伤害不同，中央情报局（CIA）在冷战时期进行的“MKUltra”项目，则是一场更具颠覆性和心理惊悚色彩的实验，它触及了人类心智的边界。
MKUltra项目从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其核心目标是研究如何通过药物、催眠、行为修正、心理虐待以及其他非常规手段来控制人类的心智，并可能将其用于情报收集、审讯甚至暗杀。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CIA在全美乃至全球范围内秘密进行了大量实验，其参与者很多都是毫不知情的。实验地点遍布医院、大学、监狱，甚至妓院。研究人员将各种药物，特别是当时还未被充分了解的LSD（麦角酸二乙酰胺）以及其他迷幻剂、镇静剂、安眠药等强行喂给实验对象。
有些实验是为了测试药物对人的影响，观察其对行为和思维的改变；有些则更残酷，试图通过极端手段，比如长时间的睡眠剥夺、感官剥夺、电击、性虐待等，来瓦解人的意志，重塑其人格，使其成为一个可以被远程控制的“特工”。
许多参与者，包括退伍军人、精神病患者、囚犯，甚至普通公民，在实验中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创伤，有些人甚至永久性地失去了理智。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德斯特·戴维德博士（Dr. D. Ewen Cameron），他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艾伦纪念研究所（Allan Memorial Institute）进行了大量残忍的实验，包括“心理复位”（psychic driving）和“反向催眠”（reverse hypnosis），试图抹去和重塑个体的记忆和身份。
MKUltra项目的存在，直到1970年代中期才被公众知晓。当时，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领导的国会调查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揭露了其部分真相。虽然项目的大部分记录已经被销毁，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其惊人的规模和极端的手段。这个项目至今仍笼罩着神秘和恐惧的色彩，引发了人们对政府权力滥用和科学研究边界的深刻担忧。
3. 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权力与环境对人性的塑造
与前两个实验不同，斯坦福监狱实验虽然同样令人不安，但它更多地揭示了环境和角色对个体行为的巨大影响。这个实验由斯坦福大学的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教授于1971年8月进行。
实验的设想是模拟监狱环境，招募了24名心理健康的大学生，随机分配到“囚犯”和“狱警”两个角色。实验地点设在大学心理系地下室，被改造成一个临时的监狱。
实验原计划进行两周，但仅仅在进行到第六天，就不得不紧急中止，原因在于“狱警”们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虐待倾向，“囚犯”们也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在实验中，扮演狱警的学生迅速沉浸于他们的角色，他们开始滥用权力，对囚犯进行侮辱、恐吓，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甚至体罚。他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羞辱囚犯的方式，比如强制裸体、清理厕所等。而扮演囚犯的学生，则在逐渐丧失尊严和自主权的过程中，出现了焦虑、沮丧、愤怒和抑郁等情绪，有些人甚至出现了精神崩溃。
一名参与者后来回忆道，他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只是一个编号。而扮演狱警的学生，也似乎被权力腐蚀，完全忘记了他们原本的道德准则。
斯坦福监狱实验最令人惊骇的地方在于，它仅仅通过一个简单的角色分配和环境模拟，就轻易地揭示了人性中潜藏的黑暗面。它说明了，即使是看似普通的人，在特定的权力结构和环境压力下，也可能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行为。这个实验的结论至今仍在被广泛讨论和反思，它对我们理解社会心理学、权力关系以及人性的复杂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这些实验，无一不触碰了人类伦理道德的底线，也让我们深刻反思了科学研究在追求进步的同时，必须时刻警惕的潜在危险。它们是历史的警钟，提醒着我们，科学的力量必须被约束在人道和尊重的框架之内。
网友意见
谢邀。这个问题邀请我大概是想要我说一些核试验的事情，既然前面有答主已经说了太平洋马绍尔岛的美军核试验，我就接着这个时间轴说说内华达试验场吧。
众所周知美国是最早发展出核武器的国家，美国在太平洋进行了大部分早期的核试验，但是它们的成本太高，无法继续，因此在1950年，美国政府开始寻找一个安全的内陆位置测试核武器。很不幸，内华达州被选中了。
内华达试验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建立的，因为担心苏联的全面核攻击。 随着冷战的举行，美国需要一个方便的地方来设计和建造其核武库。自1951年始的四十多年，美国政府在这个试验场进行了近千次核试验（确切说是928次，其中大概100次为空中引爆），并将其收获为“地球上最受轰炸的地方”的绰号。每一次核实验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因为灯塔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想要“了解和描述核弹如何在军方要求的不同武器设计中发挥作用”以及“核辐射对军事装备的影响”。
下面的图片不是月球，是美国内华达试验场。
我相信这组图不需要我过多解释，大家都看的懂。
接下来的核试验视频绝大部分场景就是来源于内华达核试验场，可能引起心理上的轻微不适。
https://www.zhihu.com/video/949636209706758144在1955年关于内华达试验区原子测试效应的小册子中，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向附近的居民保证，辐射水平“只比你日常生活中每天所经历的正常辐射略高。”
然而，经过几十年所谓的“下放式”调查活动后，国会在1990年通过了“辐射暴露补偿法”，以支付受内华达试验场核试验影响的人的赔偿。到目前为止，已向32,000多名索赔人支付20亿美元。 在我看来“只比你日常生活中每天所经历的正常辐射略高”大概等同于照个X光或者时不时的空中旅行，原来这个略高可以获赔这么多钱。
最后我再说几句自己的看法，我们知道美国自奥巴马上台到目前的川普，一直在大幅削减科研经费，其中就包括聚变能研究的经费，目前美国国内在运大型核聚变设施大概只有DIII-D，很多美国的科研大牛在抱怨经费难拿。为什么热衷核武器实验几十年，但是对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聚变能研究这么没有耐性呢？可能冷战有一部分原因，可能聚变永远的五十年有一部分原因。但是天堂地狱的待遇确实让人值得深思。
原子能是宇宙的普适终极能源模式，在核能已经能够被人类开发的前提下，和平利用核能是我们能走出接下来的一个进化瓶颈的重要影响因素。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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