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里有哪些有趣的问题？
一、 为什么有些国家贫穷，有些国家富裕？（发展经济学与历史的交织）
这是经济史中最核心、也最引人入胜的问题之一。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从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的腾飞，到20世纪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再到许多国家至今仍在贫困线上挣扎。
有趣的点在哪里？
“一次性”的解释失效： 很多简单的答案，比如“资源多就富裕”，或者“殖民就是剥削，所以被殖民的国家就落后”，并不能解释所有现象。例如，日本和韩国的资源并不丰富，但在战后迅速崛起；一些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反而长期贫困。这说明解释贫富差距需要更深层次的因素。
制度和文化的力量： 经济史学家们发现，国家财富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制度安排：产权保护是否到位？法律体系是否公正透明？市场是否自由开放？政治稳定性如何？这些制度如何形成？为什么有些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有些却扼杀活力？这引出了关于“制度的路径依赖”和“历史偶然性”的讨论。
历史事件的“蝴蝶效应”： 一些看似微小的历史事件，在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巨大的差异。例如，某个政治人物的某个决策，可能改变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这使得经济史充满了“如果……会怎样？”的假设和探讨。
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就是个经典例子。文化中的勤奋、节俭、信任等价值观，是否能影响经济发展？这种文化又是如何形成的？
详细讲述：
工业革命的起源之谜： 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拥有更先进科技的中国，或是更早发展出商业文明的意大利？是地理因素（煤炭和铁矿石靠近港口），技术突破（蒸汽机），科学革命的思维方式，还是政治和法律制度（财产权保障、专利制度）的完美结合？对此，经济史学家们提出了多种假说，并不断进行争论和修正。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像日本、韩国和后来的中国，在学习和模仿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表现出色，它们享受了“后发优势”。但这种优势是否会带来新的挑战？比如，过度依赖外部技术，创新能力是否受到限制？或者，历史上的殖民经历，是否让一些国家陷入了“资源诅咒”，即丰富的自然资源反而阻碍了经济多元化发展？
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更能促进发展，还是国家积极干预、引导产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更有效？历史上有太多案例支持不同的观点，例如英国的自由贸易与德国的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如何平衡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一直是经济史研究的重点。
二、 为什么有些技术会成功，有些会失败？（技术采纳与传播的复杂性）
我们生活中使用的各种技术，从农耕工具到互联网，背后都有一段漫长的演化史。为什么有些技术能够迅速普及并改变世界，有些却昙花一现，或者被遗忘？
有趣的点在哪里？
“技术决定论”的局限： 很多人认为技术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但技术本身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的采纳、传播和影响，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历史的偶然”与“锁定效应”： 许多技术之所以成为主流，并非因为它是绝对最优的，而是因为在某个历史时刻被“锁定”了。例如，QWERTY键盘布局最初是为了防止打字机卡键而设计的，但随着其普及，学习成本和转换成本使得更高效的键盘布局难以取代。这说明了早期的技术选择往往具有“路径依赖性”。
网络效应与标准化的力量： 许多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具有网络效应，即使用的用户越多，该技术的价值就越大。这使得率先获得大量用户的技术更容易形成行业标准，并挤压其他竞争者。
社会接受度与文化阻力： 一些技术即使在技术上很先进，也可能因为不符合当时的社会习惯、伦理道德或宗教信仰而难以被接受。例如，早期的某些机械化劳动可能被工人视为对传统手工艺的威胁，引发抵制。
详细讲述：
蒸汽机 vs. 水力： 工业革命初期，水力作为动力来源已经成熟，而蒸汽机则是在技术和成本上存在挑战的新兴技术。为什么蒸汽机最终能取代水力，成为工业革命的核心动力？这涉及到煤炭资源的便利性、机器制造的进步，以及对地理位置的依赖性降低等因素。
电话 vs. 电报： 电报在电话发明之前已经广泛使用，为何电话能够后来居上，彻底改变人们的通讯方式？电话的交互性和私密性是其优势，但也需要建立庞大的通讯网络和标准。
互联网的普及与演进： 从ARPANET到万维网，互联网的发展经历了多次技术革命和商业模式的探索。为什么某些互联网巨头能脱颖而出？这与技术的开放性、标准化的建立（如TCP/IP、HTTP）、网络效应的发挥，以及早期政府投资和研究机构的推动密切相关。
三、 金融危机是如何发生的，又如何影响历史进程？（金融的历史周期与脆弱性）
金融，尤其是信贷和债务，是现代经济的血脉。然而，它也是经济波动和危机最常见的爆发点。从郁金香狂热到2008年金融危机，金融史充满了泡沫、崩溃和重塑。
有趣的点在哪里？
人性的贪婪与恐惧： 金融市场很大程度上是人心的投射。贪婪驱使人们追逐高回报，而恐惧又导致恐慌性抛售。这种非理性的情绪波动，是理解金融危机的重要切入点。
创新与监管的博弈： 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从早期的股票、债券到后来的金融衍生品，不断挑战现有的监管框架。当创新速度超过监管能力时，就容易滋生风险。危机发生后，监管又会加强，但新的创新又会悄然出现。这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博弈。
国家与金融体系的互动： 金融危机往往会对国家政治、社会稳定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大萧条导致了罗斯福新政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兴起；亚洲金融危机也改变了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国际地位。
“历史是否会重演？”的警示： 研究金融危机历史，不仅仅是为了理解过去，更是为了吸取教训，避免未来重蹈覆辙。然而，每一次危机都有其独特性，如何识别新的风险点，是经济史留给我们的重要课题。
详细讲述：
南海泡沫与郁金香狂热： 这是早期金融泡沫的经典案例。这些事件揭示了在信息不对称、投机盛行的情况下，资产价格如何脱离基本面，被非理性情绪推高，最终导致破裂。
大萧条的成因与后果： 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引发了全球性的大萧条。对其成因的分析，涉及股市投机、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脆弱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等多种因素。其后果更是深远，彻底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经济思想和政府角色，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的兴起。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石油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石油危机和美国经济压力下逐渐瓦解。这标志着美元与黄金脱钩，全球进入了浮动汇率时代，也引发了全球经济的动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这次危机源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次贷危机，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迅速蔓延至全球。它暴露了金融监管的严重不足，以及“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对经济的巨大威胁。其影响至今仍在持续，推动了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深入。
四、 价格如何形成，又如何反映和影响社会变迁？（市场机制的演进）
价格是市场经济的信号灯，它反映了供需关系，也引导着资源配置。然而，价格的形成并非总是简单的供需平衡，它还受到垄断、政府管制、信息不对称、甚至历史惯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有趣的点在哪里？
看不见的手的神秘性： 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是如何通过价格机制引导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并最终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这背后蕴含着复杂的互动机制。
价格扭曲的影响： 政府补贴、税收、价格管制等，都会扭曲价格信号，导致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例如，粮食价格管制可能导致粮食短缺。
价格作为权力斗争的体现： 在某些历史时期或特定市场，价格的形成也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博弈。例如，工会与企业之间的工资谈判，本质上就是劳动价格的博弈。
信息经济学与价格： 信息的不对称性会影响价格的准确性。例如，二手车市场的“柠檬问题”，就是因为买家无法准确判断车况而导致劣质车充斥市场。
详细讲述：
古代的价格调控与饥荒： 在农业社会，粮食价格的波动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历史上许多政权都尝试过价格调控，以平抑物价，防止饥荒。然而，这些调控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例如，对粮价的限制可能导致农民惜售，加剧短缺。
垄断与价格卡特尔： 历史上，强大的垄断组织（如早期的大公司、商会）能够操纵价格，获取超额利润。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通过协调成员国的石油产量来影响全球油价。
市场化改革与价格信号： 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价格改革”。如何让价格真实地反映供求关系，避免商品短缺或过剩，是改革中的巨大挑战。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教训。
数字时代的价格： 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价格的形成更加复杂。个性化定价、动态定价、平台定价等新模式层出不穷。这些新模式如何影响消费者福利和市场竞争，是经济史研究的新课题。
五、 贸易如何塑造了世界？（全球化与分工的演变）
自古以来，人类就在进行贸易，从陆上丝绸之路到大航海时代，再到今天的全球化，贸易一直是连接不同文明、促进经济增长、也带来冲突的重要动力。
有趣的点在哪里？
“比较优势”的普遍性与局限性： 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自由贸易能够使参与方都受益。然而，在现实中，这种优势并非一成不变，也可能被国家政策、技术进步等因素改变。
贸易与权力结构： 历史上，贸易往往与殖民、征服和权力扩张紧密相连。例如，大航海时代带来的地理大发现，不仅是贸易的扩张，更是欧洲殖民帝国的建立。
贸易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反复争论： 历史上，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如关税壁垒）和自由贸易的争论从未停止。哪种政策更能促进国家长远发展，一直是经济史研究的经典议题。
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全球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降低商品价格的同时，也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环境破坏、以及文化冲突等问题。
详细讲述：
大航海时代的贸易革命： 新航路的开辟，将欧洲、美洲和亚洲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开启了全球性贸易的新时代。白银的全球流动、新大陆作物的传播（如玉米、土豆），都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工业革命与全球贸易的扩张： 蒸汽轮船和铁路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使得大规模的国际贸易成为可能。英国作为世界工厂，向全球出口工业品，进口原材料，形成了深刻的国际分工。
两次世界大战与贸易的倒退：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急剧萎缩。战后重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国际贸易的复苏提供了制度保障。
当代全球化的动力与挑战： 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的进步，以及国际贸易协定的签署，推动了当代全球化的发展。然而，贸易摩擦、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反思。
总结：
经济史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宏大的视角来理解人类社会的运作。这些问题并非孤立存在，它们相互关联，共同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人类经济活动图景。通过探究这些问题，我们不仅能认识到历史的规律性，更能理解现实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并从中汲取智慧，以更清醒的头脑面对未来的挑战。经济史就像一本永不枯竭的故事书，每一个问题都隐藏着一段引人入胜的经历，等待我们去发掘和思考。
网友意见
陈志武三篇论文都非常有意思，分别是关于借贷利率冲突、利息决定因素、以及妻妾价格与粮价的波动。
无论是文艺作品的刻画，还是人们的主观印象，大众普遍认为在借贷关系中借款人属于弱势方，被各种高利贷欺诈。陈志武等人则根据通过清代民间债务命案档案统计研究，作者依据5000多个样本发现随着利息的提高，贷款方被打死的概率远高于借款人，也就是说利息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贷款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而且还面临死亡的危险。
也许陈志武的这篇论文有的颠覆常识，但细想其实依据道义和稀泥式的执法，才是更符合中国常识的。从医闹、碰瓷到交通违章，执法部门习惯于和稀泥式的执法，往往根本不是根据案情裁决，而是由于害怕舆论的压力，往往选择不作为。例如医院与患者之间的冲突引发原因，自然有医疗事故，也有人无理取闹。从组织可获得资源的角度看，医院自然比于患者处于强势地位，但是患者往往处于道义的强势地位，对于执法部门来说，为什么要作为呢？不作为，任有患者和医院闹，也许会有医生不满，但不会指名道姓的追责具体的执法人员不作为，但是如果执法部门作为，具体处理事件的负责人肯定面临患者和旁观者的指责。也就是说，不作为与作为，对执法者来说，责任是不相等的。执法部门的不作为，自然导致医疗市场的持续恶化。古代的贷款人，就如同今日的医院，也许他们相比于普通人是强势的，但相比于不作为的执法部门，他们就弱势的可怜了。
陈志武还有篇论文讨论了高利贷利息的影响因素。
这是民国时期中国多个省民间借贷的利息统计。其中宁夏民间借贷的利息就没有年息30%一下的，57%借贷的利息都超过年息50%。陈志武分析如此恐怖利息的原因，发现个人耕地面积与利息成正比，也就是说农业占收入比重越高，商业越不发达，利息就越高。同样作者发现限制利息与民间借贷，提高了利息，因为贷款方面临更高的成本与风险，这样反而对穷人不利，因为穷人更需要借贷、更难获得借贷，他们不得不面临更高的利息。类似的例子，有论文发现如今中国县域农村金融抑制造成了农民收入内部不平等。
关于
陈志武清代妻妾价格研究，已经有知乎专栏介绍了。我只简单的说下，这篇文章这么有趣，对研究男女平等有格外重要的意义，结果你百度一下，或者看看凤凰网下面的评论，看看大众对此论文的评价。。。
知乎也有大把这样的人，呵呵
我是北京大学12级本科生张晓萌，本学期选修了吴老师的《世界经济史》。以下是我感兴趣的经济史问题：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彭慕兰在其代表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对比西欧（主要是英格兰地区）和中国江南，认为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西方就此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国却没有。而造成东西方历史分岔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西欧通过海外殖民掠夺摆脱本土的生态困境，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易于开采和运输，由此率先实现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东西方历史这一分道扬镳的过程，彭慕兰称之为“大分流”。在你看来，“大分流”之前，中西方是否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彭慕兰教授将英格兰与中国的江南地区相比较，有无不妥之处？你认为“大分流”还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美国经济学家Steven Levitt, 以做研究选题不被“道德”束缚，不顾“政治正确”而只从实证数据出发而闻名。
比如，他曾经研究过堕胎率与犯罪率的关系，并得出结论：20世纪末美国暴力犯罪率减少的主要原因就是个别州的堕胎合法化。在The Impact Of Legalized Abortion On Crime （“堕胎合法化对犯罪的影响”）论文中，Levitt指出，随着1973年部分州允许堕胎，凡是堕胎合法化的州，在这一改变后的十八年左右，犯罪率无一例外都出现了“拐点”并持续下行，而堕胎始终非法的州则未出现显著变化。
如图，这是对各州堕胎率与与谋杀案发律的回归分析图，横轴反映堕胎率变化情况，纵轴反映谋杀案发律变化情况，总体趋势是堕胎率增加，则谋杀案减少。
Levitt在排除几种其他影响因素的干扰后，指出这一相关性的依据：很多潜在的罪犯因为堕胎的合法化根本没有被生出来！
Levitt解释道，在意外怀孕的情况下，很多父母根本没有为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做出妥善安排，某些时候，甚至对孩子的到来心怀埋怨，导致孩子从小缺乏父爱母爱甚至遭受家庭暴力，没有良好的家庭环境。更不必提意外怀孕后经常出现男方跑路的情况，导致孩子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物质和心理条件相对双亲齐全的家庭而言普遍较差，容易早早辍学误入歧途。 Levitt认为，给母亲理性选择生孩子世纪的自由，更加能确保孩子在更好的环境中长大而不至于为生活所迫走上犯罪道路。
这一研究，虽然在统计学上有其严谨性，也有能够自圆其说的逻辑解释，但却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质问他，你是魔鬼吗？凭什么要鼓吹剥夺人的生命权？有人很愤怒地控诉他歧视单亲家庭，动摇传统宗教价值观。
Levitt面对这些指责，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专门写了一本兼具学术严谨性与段子手潜质的经济学流行读物《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听说还改编成了电影）其中除了这项关于堕胎的研究之外，还讲了其他一些不扯道德只看数据的故事：
例如，为研究就业中的歧视问题，Levitt编造了一些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相似的简历，分为两组，一组写上正统的美国白人常用姓名，一组则写上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后裔常用姓名，投向各大公司，发现第一组过简历筛选关进入面试的几率比第二座高将近二十个百分点。
例如，他在多处写字楼开了无人监督的面包圈售卖点，办公人员可以随意拿面包，并自觉投币。通过统计哪几处写字楼在哪些日子被不花钱拿走的面包多，Levitt发现这类”偷窃“的的发生率和人群收益关系不大，反而和天气如何，是否有重大节假日等有关。有趣的是，当社会发生危机事件，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的时候，老实付钱的人会更多，甚至还会收到额外的小费。Levitt因此判断，心情和社会责任感，而非纯粹的经济因素，对白领犯罪起着重大影响。
再比如，Levitt调查过一家幼儿园的管理制度：最开始，如果有家长接孩子迟到了，老师会无偿加班等待家长到来。后来，幼儿园决定对迟到的家长罚款两美金，以为这样可以督促家长不要迟到，没想到迟到的人数骤增。再后来，幼儿园取消了罚款，这下，迟到的人数更多了。Levitt解释道，在最开始，家长认为自己有义务按时接孩子，对迟到坏有负罪感；后来，发现只要付两美金就可以“买”一次迟到的机会，认为自己已经支付了迟到的价码，负罪感就减轻了；到最后，就算不收两美金了，家长们也不会在找回这种负罪感，只是觉得现在好，迟到不花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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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魔鬼经济学家Levitt，有诗赞曰：
华氏谈笑领风骚，至今已觉不新鲜，
学界又出莱维特，实证篇篇是经典，
武可撒腿跑回归，文能强画趋势线，
任人道我是魔鬼，我行我素自疯癫！
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此抛砖引玉：能否根据捐纳制度和捐纳价格来估算清代官职的价格——即人们为了得到一个官职愿意花费多少钱？
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考察清代官僚制度。例如，我们可以间接衡量官场腐败程度的动态变化——随着官场腐败加剧，当官寻租的空间增大，那么一个图利的捐纳者所愿意为买官付出的成本也会增加。
背景：在清代捐纳制度里，正四品（如道员）以下官职大多都可以花钱去买。官位明码标价，并且在太平天国之后朝廷财政窘迫之时还常常有折扣。
难点：捐纳的游戏规则复杂，导致捐纳的价格不等于人们对官职的估价。这句话乍一听有点绕，下面我会详细解释。
捐了官以后，得到的仅仅是一个排队等待空缺职位的资格。往往需要等待十年以上才能真的得到实际任命，走马上任。而且，捐了基本的买官费用以后，为了减少排队等待时间，还可以继续花钱购买优先特权（“花样”），排在不购买花样的候选人前面去。
另外，捐纳是按照“事例”为单位来组织的。每次“事例”都具体针对一次战争筹饷、或是赈灾的财政需要。例如，嘉庆三年（1798年），朝廷为了平定川楚白莲教，开办川楚善后事例。嘉庆十八年（1813年），湖南发生水灾，特开衡工例；同年，河南睢州黄河溢，开办豫东例。而每推出一个新的“事例”，之前的“事例”就变成了旧例；为了鼓励捐纳者踊跃参与新的“事例”，排队候补官职的优先级总是给新的“事例”。19世纪，随着朝廷财政的不断恶化，捐纳事例的推陈出新不断加速。旧的“事例”的参与者还没有排到官职，新的“事例”就开始了；为了保证能够排到官职，减少等待时间，捐纳者往往需要再参与新的“事例”。
在这样的背景下，捐纳者付款后，所购买到的仅仅是参与排队的资格，而不是直接得到官职。买官基本费用＋花样费用仍然小于（等待时间为零的情况下的）官职的实际价值。特别是在19世纪中后期捐纳事例频繁推陈出新的情况下，捐纳常有折扣；这种表面上的价格下降，很大程度上是“排队资格”的含金量下降导致的，而不意味着人们对于官职本身的估值下降。
关于清代捐纳制度的一些其它背景信息：
清代官僚制度中，捐纳入仕和科举取士是并行的——即使没有科举功名的普通人（俊秀）也可以通过捐纳去做知县、知州、知府甚至道员。具体而言，官僚体系下空缺的官职会以一定比例在贡生、举人、进士、捐纳候选者之间分配（实际规则非常复杂，文后附有《知县序次补缺大小轮子图》，可窥一二）。长期以来，捐纳作为入仕渠道的重要性被低估。
张乐翔(Lawrence Zhang)用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知府（从四品）以上官员的履历做了一个统计，以捐纳入仕的官员比例从雍正朝开始一直在20%以上。虽然这个统计表并不具有统计上的代表性（履历档案全编本身不是一个随机样本，另外知府以上官员这个子样本也有其选择性），但仍然是有意义的。
对于捐纳的研究自1947年许大龄先生的硕士论文《清代捐纳制度》之后，几十年来停滞不前，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了新的进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位学者是：Elisabeth Kaske（白莎）、张乐翔（Lawrence Zhang）、伍跃。以下是他们关于捐纳的主要作品。
Kaske, Elisabeth. "Fund-Raising Wars: Office Selling and Interprovincial Fina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71.1 (2011): 69-141.
Kaske, Elisabeth. "Silver, Copper, Rice, and Debt: Monetary Policy and Office Selling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Money in Asia (1200–1900): Small Currencie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2015): 345.
Zhang, Lawrence. "Legacy of Success: Office Purchase and State-Elite Relations in Qi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3.2 (2013): 259-297.
伍跃：《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
最后贴一些捐纳相关的档案照片：
1. 《知县序次补缺大小轮子图》：描述了空缺出来的知县职位如何在诸多类型的候选人（科举正途候选人、捐纳候选人）中分配，以及不同类型的优先级。这页书是在一本清末的《官绅便览八百种》的工具书里——供候补的绅士们查阅。
2. 捐纳条例《新捐章程》，标明了捐纳各种官职的价格。咸丰年间朝廷进行了一些货币改革的尝试，例如发行大钱（面值比实际金属含量大的铜钱）和纸币。为了支撑这些新发行的货币，清廷允许捐纳时使用一定比例的大钱和纸币。Kaske (2015)非常精彩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3. 户部记载的各省捐纳筹款的情况，以及各省间调拨军饷的情况。Kaske (2011) 就是基于此类材料研究了捐纳与各省间财政的关系。
4. 具体到个人的捐纳记录，应是捐纳房（户部负责捐纳的部门）留下的清册。目前这类资料非常少，难以展开系统性研究。唯一的希望《川楚例官生名次錄》——张乐翔的博士论文是首次系统性利用此资料，但是仍有很大的继续挖掘的空间。
《川楚例官生名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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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补充与更新：
1. 对评论“朝代在全胜时期卖的官是没有实权的，清末卖实权官才是一般理解的卖官鬻爵”的回复：
并非如此。
捐纳分为：捐实官、捐虚衔（获得品级，但不任实职）、捐封典（以爵位名号荣典本人以及父母、祖先、妻室；）、捐出身（即捐纳监生、贡生出身，通过捐纳得到监生者称“例监生”，通过捐纳得到贡生者称为“例贡生”）、捐加级纪录、被降革离任的官员捐复原职等（详见许大龄《清代捐纳研究》72-87页）。
你说的“卖的官是没有实权的”大概是指捐虚衔一类。然而，出售实官的“大捐”从康熙到光绪，每个朝代都常有发生。清代出售实官的最早记录是康熙十四年捐纳知县（许大龄《清代捐纳研究》26页）。雍正皇帝对由科举出身入仕者并无完全的好感，认为他们“苟且因循，而贪赃坏法者亦不复少，至于师友同年，夤缘请托，比比皆是”，把捐纳作为肃清科场官场弊端、制衡科举入仕者的一个措施（许大龄《清代捐纳研究》37-38页）。乾隆皇帝一登基，就下谕停止捐纳实官，然而形势比人强，乾隆七年两淮水患，赈灾亟须筹措经费，于是重新捐纳实官；之后乾隆皇帝东征西战“十全武功”的背后也有大量筹措军饷的财政需要，加上赈灾所需，又开了五次捐纳实官的“暂行事例”。直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川运事例后，才有了少见的20年左右的停歇——这既是因为这段时间里国库充实，也因为川运事例卖出去太多官职，候补的队伍很长，需要时间消化。之后嘉庆、道光、咸丰、光绪朝，没朝都没少捐纳实官。其中，嘉庆三年（1798年）开设的川楚善后筹备事例，共得银超过三千万两。许大龄先生梳理了雍正以后的各次大捐事例，做成了表格，在《清代捐纳研究》67-68页；康熙朝的捐例表在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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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火凤燎原》，那真是让人魂牵梦萦的作品！脑海里总会时不时闪过一些画面，伴随着那些仿佛还带着点残缺美、却又字字珠玑的台词。要说经典或印象深刻的，那可太多了，得慢慢捋一捋。最让我拍案叫绝的，莫过于那些关于“身不由己”与“自主选择”的悖论。 “我不想输……不是输给别人，是输给自己！” 这句台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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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电视剧里的纯音乐，那真是能瞬间抓住人心，勾起无数回忆的魔术师。它们不带一句台词，却能诉说出比千言万语更动人的故事，将观众的情绪推向巅峰，或是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说到经典，脑海里首先跳出来的，一定是那些在无数个场景里出现过，早已渗透进我们文化基因里的旋律。《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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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这健身房啊，就像个大染缸，里面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的是真的热爱运动，想把身体练得杠杠的；有的是被朋友拉来凑热闹，或者被广告忽悠了，心血来潮想减肥塑形。而我们这些在里面摸爬滚打的教练，跟顾客打交道多了，有时候为了让大家开心，或者为了自己的“业绩”，难免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或者更直接点，就是那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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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香港街头，时常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随时会有吴宇森的白鸽飞过，或是周星驰的经典台词在耳边回响。那些承载着无数港片记忆的场景，至今仍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是无数影迷心中不可错过的朝圣地。今天，就带你走进香港，探寻那些曾定格在光影里的地方，重温那些难忘的港片时光。1. 砵兰街：风情万种的“不夜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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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直击心灵的台词，如同电影的灵魂，让人回味无穷。有些对白，更是如同精雕细琢的艺术品，将人物的内心世界、电影的主题，甚至是人生的哲学，浓缩在寥寥数语之中。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那些电影里，那些让人拍案叫绝、又或是感同身受的经典对白和演讲。1. 《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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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总有些句子，听起来似曾相识，仔细一想，原来是从我们热爱的动漫或游戏里飘出来的。它们或许带着热血，或许带着无奈，又或许带着一丝幽默，久而久之，就融入了我们的日常交流。热血与坚持的呐喊：说到动漫里的经典台词，怎么能少了《灌篮高手》？赤木刚宪那句“我是天才！”就算不说出口，那种不服输、对自己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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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当我们回望过去，观看那些描绘未来的影视作品时，会突然惊出一身冷汗，发现我们竟然活在了它们预言的时代里。这种感觉既是荒诞的，又是令人着迷的，仿佛我们是某个早已写好的剧本中的演员，只是演出顺序刚好错开。我一直对《银翼杀手》系列情有独钟。当它在1982年上映时，它描绘的2019年，一个被污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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