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里有哪些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符合直觉和日常经验，但实证检验的结果就是不支持？

经济学是一门充满魅力的学科，它试图用理性的模型去解释人类纷繁复杂的经济行为。然而，有时候，那些听起来顺理成章、贴近生活经验的理论，在经过严谨的实证检验后，却会露出不那么“给面子”的一面，甚至被数据无情地打脸。这反而让经济学更显真实与迷人，因为这恰恰说明了现实世界远比我们的直觉要复杂得多。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几个经济学里这样“听起来很美”，但实证却不那么支持的理论，试着剥开它们的光鲜外衣，看看数据背后的真相。

1. 理性经济人假设 (Rationality Assumption) 的“不理性”反击

听起来很有道理且符合直觉：

“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模型中的基石之一。这个理论认为，个体在做经济决策时，会充分利用所有可用信息，权衡各种选项的成本与收益，并选择能够最大化自身效用（也就是最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和偏好）的那个选项。这简直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对“聪明人”的定义嘛！想想看，我们买东西时，总是会货比三家，考虑性价比；找工作时，会比较薪资、福利和发展前景。这不就是理性决策的体现吗？我们希望自己的选择是最优的，这符合我们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和期望。

实证检验结果：

然而，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的兴起，就是专门来挑战这个“理性人”神话的。大量的实验和现实观察表明，人类的决策过程充满了各种认知偏差和心理捷径（heuristics）。

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 我们的大脑容量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也无力去收集和分析所有信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足够好”（good enough）的决策，而不是“最优”（optimal）的决策。比如，在选择餐厅时，我们可能就凭着过去几次的经验或者看到排队人数来决定，而不是去详细研究每家餐厅的菜单、卫生评分、人均消费等所有可能影响效用的因素。
锚定效应 (Anchoring Bias): 人们在做判断时，容易受到第一个接触到的信息（“锚点”）的影响，即使这个信息与最终判断无关。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如果一件商品的原价是1000元，打折后卖500元，我们觉得很划算。但如果它一开始就标价500元，即使质量相同，我们可能就觉得没那么“值”。这个“原价1000元”就是一个锚点，影响了我们对500元价值的判断。
损失厌恶 (Loss Aversion): 人们对损失的感受比对同等数量收益的感受要强烈得多。也就是说，失去100元带来的痛苦，远大于得到100元带来的快乐。这导致我们在风险决策时，往往会规避可能带来的损失，即使潜在的收益更大。比如，投资时，人们可能更倾向于持有亏损的股票，希望能“解套”，而不是及时止损卖出，这与理性人追求最大化收益的目标相悖。
框架效应 (Framing Effect): 同一个信息，用不同的方式表述，会影响人们的决策。比如，一个手术的成功率是90%，与“死亡率只有10%”，前者听起来让人更愿意接受。我们以为自己是基于事实做决定，实际上却很容易被呈现方式所左右。

这些行为经济学的发现，通过大量的心理学实验和对消费者、投资者行为的实证研究得到了证实。它们表明，现实中的人类在经济决策上，远不如“理性经济人”模型所描述的那么完美和高效。

2. 供需定理的“失灵”时刻：价格弹性与非价格因素

听起来很有道理且符合直觉：

“供需定理”是经济学中最基础、最直观的理论之一。它认为，在竞争市场中，商品的价格会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当需求增加时，价格上涨；当供给增加时，价格下降。反之亦然。这个理论很容易理解，我们买东西时都体会过“物以稀为贵”，也知道商品丰盛时价格会便宜。

实证检验结果：

虽然供需定理在很多情况下都解释得通，但在某些特定的市场和商品上，它的力量会受到限制，或者说“弹性”不足以支撑其预测。

低价格弹性商品 (Inelastic Goods): 对于一些必需品，如药品、燃油、食盐等，即使价格上涨，人们的需求量变化也很小。这是因为这些商品没有太多可替代的选项，人们无论如何都需要购买。在这种情况下，供给的变化对价格的影响会更大，而需求的变化对价格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与教科书里描述的供需均衡机制在某些程度上会显得“僵化”。例如，当某种救命药物的生产出现瓶颈时，即使价格飙升，患者也只能咬牙购买，需求并不会因为价格过高而大幅下降。
信息不对称与市场摩擦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Market Frictions): 在现实世界中，市场并非总是完全透明和无摩擦的。买卖双方可能掌握的信息不对称（比如，卖家比买家更了解商品的真实质量），或者存在交易成本、搜索成本等。这会导致价格无法迅速、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供需关系。例如，在二手车市场，买家很难准确判断车辆的真实状况，而卖家可能利用信息优势来设定一个高于其真实价值的价格，这与理论中价格能够瞬间反映供需变化的描述有所偏差。
行为经济学的影响（再次登场）：就像前面提到的，消费者的非理性决策也会影响供需。比如，品牌效应、从众心理等，可能导致某些商品即使在供给充足的情况下，价格依然坚挺，或者在需求下降后价格也未必能立刻调整到位。人们可能因为对某个品牌的“忠诚”而持续购买，即使价格有所上涨，也可能因为担心失去会员权益等而继续消费。

所以，虽然供需定理提供了理解价格形成的核心框架，但将其应用于所有市场并期望其能精确预测一切，则会遇到很多现实世界的阻碍。

3. 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践”困境

听起来很有道理且符合直觉：

“比较优势理论”（Comparative Advantage）是国际贸易的核心理论之一，由大卫·李嘉图提出。它的核心思想是，即使一个国家在生产所有商品上都比另一个国家更有效率（绝对优势），两国进行贸易仍然是有利的。两国应该专注于生产并出口它们相对而言生产成本更低的商品，然后通过贸易换取对方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商品。这样，两国都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商品，提高整体福利。这听起来非常合理，就像家庭内部，一个人擅长做饭，一个人擅长打扫，分工合作效率更高。

实证检验结果：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比较优势理论的完全实现却面临着诸多挑战，有时甚至出现“不符合预期”的情况。

贸易的“赢家”与“输家”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Trade): 理论上，贸易能带来整体福利的提升。但实际上，在国内层面，贸易的收益分配并不均等。当一个国家专注于出口某个产品，而进口另一个产品时，出口产业的从业者可能会受益，但进口产业的从业者可能会因为国内该产业竞争力下降而失业，或者面临收入下降。这在国内政治和经济稳定上会造成很大问题。例如，一个国家大量进口低价纺织品，虽然消费者受益，但国内纺织业可能因此萎缩，导致大量工人失业。
要素禀赋的不完全流动 (Imperfect Factor Mobility): 比较优势理论假设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可以在国内自由流动，从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但现实中，劳动力转移往往受到技能、地理、文化等多种因素的限制，资本的流动也并非没有成本。当一个国家转向出口优势产品时，那些不适应新产业需求的劳动力，可能难以快速转移，导致结构性失业。
产业政策与保护主义 (Industrial Policy and Protectionism): 很多国家为了扶持国内新兴产业，会采取关税、补贴等保护主义措施，这直接违背了比较优势理论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理论认为保护新兴产业会降低整体效率，但在一些国家，成功的产业政策确实帮助其建立了在全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让人们开始反思，是不是在某些特定发展阶段，干预性的产业政策反而能创造或增强“比较优势”。
新贸易理论的补充 (New Trade Theory): 后来的经济学家发展了“新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和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也可以解释国际贸易的模式，甚至在产品同质、成本相似的情况下，贸易的发生更多是偶然的，而一旦某个国家率先发展起某种产业，它就可能因为规模经济而获得先发优势，形成“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单纯的要素禀赋驱动的比较优势解释力。

因此，虽然比较优势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解国际贸易基础框架，但实际的贸易模式、收益分配以及各国政策选择，都让这个理论在实践中显得更加复杂和充满“例外”。

结语

经济学理论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能够不断被检验、被修正。那些看起来很直观的理论，往往是建立在高度简化的模型之上，它们抓住了事物运行的某些关键逻辑，但忽略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正是因为有这些“不被支持”的实证结果，经济学才不断进步，涌现出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新领域，让我们对经济世界的理解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谦逊。

这些理论的“不被支持”，并非否定它们在理论框架中的价值，而是提醒我们，在运用经济学知识分析现实问题时，必须结合具体情境，警惕过度简化带来的偏差，拥抱和理解那些隐藏在数据背后的复杂人性与社会动态。这或许就是经济学最迷人的地方：它总是在不断地挑战我们既有的认知，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去探究“为什么”。

网友意见

公共品的自愿供给

我们平时消费的很多物品（比如食物、衣服等几乎所有日常消费品）都具有竞争性，也就是我消费了，别人就不能消费了。但现在网络上的很多内容，消费都不具有竞争性，比如知乎上的内容、微博上的新闻和八卦、百度百科上的内容、还有Github 、Stack Overflow等社区上的分享——一人供给，全民共享。经济学家把这些物品（内容）称为公共品。

为什么人们会自愿提供公共品呢？——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发展。

一

按照五十年前（Gary Becker之前）经济学的说法，人们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最大化自己的物质利益。如斯密所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每一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何种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自己的利益。”

但若人人如此，那我们怎么能解释知乎、维基百科等公共社区的繁荣呢？比如知乎上，最多只有极少数的大v能通过售卖知识/编故事赚点小钱，大部分用户答题写文章的动机都不是金钱收益。追求金钱的动机不足以解释现实中公共品的自愿供给。

二

自Becker^[1]起，经济学家意识到要拓宽经济学的领域，提高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就要在模型里引入人的社会属性。

关于公共品的自愿供给，在八十年代发表、之后有持续影响力的文章一篇是Bergstrom、Blume和Varian的《关于公共品的私人自愿供给》^[2]。这篇文章的假设和Becker在讨论家庭成员之间的分享行为时的假设一样，假设人们不仅关心该公共品对自己带来的效益，并且关心它对社会上其他人带来的效益，即人们有利他之心。出于利他之心——这是很多（如果不是大部分）经济学家在那个时代对公共品自愿供给的认识。我们称这个基于利他的公共品供给理论为传统理论。

一些前卫的经济学家很早就意识到了传统理论的不合理之处。^[3]^[4]其中Andreoni（1988）证明，基于利他的传统理论会导致一个结论：公共品的人均供给数量会随着人群的变大而减少；在一个大的群体里，公共品的人均供给数会变得非常少。这是因为在传统理论里，人们对公共品的供给存在搭便车效应：虽然每个人都关心公共品的总供给水平，但总供给越多，公共品的边际效益越小，这会反过来降低每个人提供公共品的动力。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公共品供给是替代品：别人供给得越多，我就供给得越少。这听起来有道理，但无法解释现实中公共品自愿供给的繁荣和大规模：比如在美国，超过85%的家庭会给慈善机构做捐赠，每年的慈善捐赠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人均捐赠超过200美刀一年。

于是Andreoni在1990年发表了一个"手有余香"理论，假设人们有“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心理，即独立于公共品给别人带来的效益，给予行为本身会对给予者产生心理上的效用。^[5]比Andreoni更早的是Sugden在1986年发表的互惠理论^[6]。Sugden的模型甚至跳出了经济学自萨缪尔森^[7]以来一直坚持的用效用函数完整刻画个人偏好（无论是关于自己的收益，还是别人、集体的收益）的框架，在今天看来依然前卫。Sugden的理论假设，人们在选择公共品供给以最大化个人效用的时候，要额外受到一个道德原则的约束。这个道德原则就是，给定群体里的所有其他成员都提供给了一定量的公共品，那么我就有义务去提供对等数量的公共品。这个道德约束产生了与传统理论截然相反的结论，一个公共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的公共品供给应该是互补品：别人供给得越多，我就供给得越多。

尽管一再受到（行为）经济学家的挑战，基于简单利他的传统理论及搭便车效应的观念依然延续至今，比如最新的网络经济学的大佬在讨论公共品在社交网络上的供给时，依然假设公共品供给在朋友、邻里之间是替代品，存在搭便车效应。^[8]^[9]

三

之前两个阶段的认识主要依赖于经济学家对公共品供给的自我理解、对之前理论的琢磨反思和对现实中公共品供给行为的模糊观测（casual empirics），而第三个阶段的认识依赖于实验经济学和自然实验等实证方法的发展。

围绕公共品供给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公共品供给存不存在搭便车效应，是否别人供给得越多，我就会供给得越少？实验经济学家们希望在一个尽可能排除其他因素干扰的环境里回答这个问题。于是他们随机邀请了一堆参与者，让参与者集中起来进行一个模拟公共品供给的实验。

在一个典型的公共品实验里，每个参与者有一定的初始资金，他们可以选择留多少资金在自己的个人账户，然后把剩下的投入到“公共账户”。投入公共账户的每一块钱，都会产生超越一块钱的收益（比如变成两块钱），然后再平均分配给同组的每个人。自己也会分到收益，但自己分到的少于原本投入的一块钱。最大化所有人总收益的做法是所有人都把所有初始资金投入到公共账户，这样可以把蛋糕做到最大。但如果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金钱收益，那就没有人会往公共账户里投一分钱，结果每个人都只能拿到原来的本金，放弃了把蛋糕做大的机会。与典型的心理学实验不同，在经济学实验里，研究者会给参与者真金白银来玩这些游戏。

关于公共品供给的经济学实验到现在已经数不胜数了。上面这个基本设置已经被不同团队、在中外多个地方重复实验过n次。研究者们也做过基于这个设置的各种变型实验。其中一个最稳健的发现就是，当别人增加对公共账户的投入时，大部分参与者不但没有减少自己对公共账户的投入，恰恰相反，他们增加了自己对公共账户的投入。^[10]^[11]就像在知乎回答问题，基于利他的传统理论会说，别人回答得越多、回答的质量越好，我就会回答得越少。而我的个人感觉却是，看到越多的优秀答主越积极地分享硬核知识（而不是编的故事），我会越有动力分享我的知识。

大部分公共品供给实验都是在大学实验室里以大学生为对象进行的，结果能反应广泛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公共品供给行为吗？——好问题。

广播电台对公共广播频道进行众筹的过程是研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公共品供给行为的好机会。由于公共广播频道所有人都可以收听，所以是公共品。人们对公共广播频道的资助是互补品还是替代品？研究者与电台合作进行了一个实验^[12]：当听众打电话给电台了解资助信息时，接线员会跟听众说，“我们有另一位听众，他捐赠了75刀。”接线员会随机地把这个“75”（以往捐赠的中位数）换成“180”（以往捐赠前85%的水平）或者“300”（以往捐赠前90%）。结果显示，当且仅当说“另一位听众捐赠了180刀”或“另一位听众捐赠了300刀”能显著提高听众的平均资助数目。——结果更支持公共品供给是互补品的假说。

最后，介绍一个利用对维基百科的屏蔽所做的研究^[13]。维基百科是公共品：一人供给，所有不被墙的人都可以浏览获取信息。我们自2005年10月19日始突然对维基百科开启了长期屏蔽，一夜之间降低了中文维基百科社区的参与和使用人数。基于利他假设的传统理论预言：由于搭便车效应减弱，一个公共品社区的人数越少，人均公共品供给就会越多。与此相反，对屏蔽前后的对比发现，屏蔽降低了没被屏蔽用户贡献水平的百分之四十三。

参考

^ Becker, G. S. (1974).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2(6), 1063-1093.
^ Bergstrom, T. C., Blume, L. E., & Varian, H. R. (1985). On the privat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 Sugden, R. (1982). On the economics of philanthropy. The Economic Journal,92(366), 341-350.
^ Andreoni, J. (1988). Privately provided public goods in a large economy: the limits of altruis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35(1), 57-73.
^ Andreoni, J. (1990). Impure altruism and donations to public goods: A theory of warm-glow giving.The economic journal,100(401), 464-477.
^ Sugden, R. (1984). Reciprocity: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through voluntary contributions.The Economic Journal,94(376), 772-787.
^ Samuelson, P. A. (1948).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 Bramoullé, Y., & Kranton, R. (2007). Public goods in networks.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35(1), 478-494.
^ Galeotti, A., & Goyal, S. (2010). The law of the few.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0(4), 1468-92.
^ Fischbacher, U., Gächter, S., & Fehr, E. (2001). Are people conditionally cooperative? Evidence from a public goods experiment.Economics letters, 71(3), 397-404.
^ Fischbacher, U., & Gachter, S. (2010). Social preferences, beliefs, and the dynamics of free riding in public goods experimen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0(1), 541-56.
^ Shang, J., & Croson, R. (2009).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The impact of social information on the voluntary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The economic journal,119(540), 1422-1439.
^ Zhang, X. M., & Zhu, F. (2011). Group size and incentives to contribute: A natural experiment at Chinese Wikipedi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1(4), 16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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