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看似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实际蕴含着颇为理性的经济学道理？

生活中，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化习俗，乍一看只是代代相传的礼节或传统，细究之下，却能发现其背后蕴藏着精妙的经济学逻辑。这些习俗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为了应对资源约束、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效率或规避风险而形成的智慧结晶。下面我将挑选几个例子，深入剖析它们看似“约定俗成”，实则“颇为理性”的经济学内核。

一、 节庆期间的“礼尚往来”与“礼物交换”：信息传递与社会资本的投资

每逢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人们之间会互赠礼品。这在中国尤为盛行，送礼的清单、礼品的价值甚至包装方式都有着不成文的规矩。初听起来，这似乎是虚荣攀比，但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一种高效的“信息传递”和“社会资本”投资。

信息传递的成本效益： 在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处理需要成本。直接的口头拜访或电话虽然有效，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时难以克服。礼物作为一种载体，可以在不占用过多双方时间的情况下，传递“我在乎你”、“我还记得你”这样的信号。礼物的选择本身也是一种信息传递——既能体现送礼者的品味和经济能力（虽然不应过分），也能通过礼物的品类（食品、保健品、家居用品等）传达对收礼者生活状态的关心和了解。这种“间接沟通”比直接沟通的单位信息传递成本更低，尤其是在人际网络庞大复杂的情况下。
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回报：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将婚姻、家庭、友谊等视为一种“人力资本”的延伸，而这些人际关系网络则构成了“社会资本”。节庆期间的礼物交换，本质上是对社会资本的投资。通过赠送礼物，人们维护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互助、合作、信息共享甚至商业机会奠定基础。这种“投资”的回报并非即时可见，但它能够降低未来发生“交易”的信任成本和搜寻成本。想象一下，当你需要一个推荐、一份工作机会或者一个合作项目时，那些你在过去节日里曾用心送礼的人，更有可能慷慨相助，因为这份情谊已经通过长期的物质互赠得到了“锚定”。
风险规避与社会规范： 送礼的“潜规则”也包含了一定的风险规避。送礼的价值不应“太轻”，否则可能被视为不够重视，从而损害关系；但也不能“太重”，否则可能给对方造成压力，甚至被视为行贿或拉拢，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种“适度”的原则，其实是在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条件下的一种社会博弈结果，旨在最大化关系的维护效益，同时最小化关系破裂或被误解的风险。

二、 “人情债”与“互惠原则”：风险分散与长期合作的保险

在中国等一些文化中，“欠人情”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比如，有人帮助了你，你就“欠了他一个人情”，将来有机会也要还回去。这看似是情感的羁绊，实则是一种非正式的、基于信任的互助契约，具有显著的经济学功能。

非正式保险机制： 在缺乏完善的正式社会保障体系（如失业救济、疾病补助等）的社会或特定群体中，“人情债”构成了一种重要的非正式保险。当个体面临突发困难时（如生病、失业、遭遇意外），亲友邻里凭借“人情”提供的金钱、物资或劳力援助，能够有效降低个体的短期风险暴露。这种援助并非市场化交易，而是基于互惠和未来回报的预期。这种机制能够将个体的风险分散到整个社会网络中，降低了个人破产或陷入极端困境的可能性。
降低交易成本与信息不对称： 维护和偿还“人情”的过程，是社会成员之间信息交流和信任建立的过程。当你需要帮助时，能够迅速得到响应，是因为你过去的付出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信用”。反之，当你去偿还“人情”时，也是在向对方传递“我还记得你的恩情，我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的信息。这种互惠行为，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能够显著降低人们在合作前的搜寻成本和信任建立成本。你知道谁是可靠的，谁乐于助人，这种“口碑”信息通过人情往来得到验证和传播。
网络效应与合作的激励： “人情债”的累积和偿还，实际上在构建一个具有网络效应的互助网络。每个人都倾向于帮助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或自己帮助过的人，这样才能维持网络的正常运转。这种“互惠原则”激励着人们积极参与到社会交往中，主动提供帮助，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付出”最终会以另一种形式“回报”到自己身上。这是一种非线性的回报，可能不是直接的物质补偿，而是增强了在网络中的“能见度”和“可信度”，为未来的机会铺平道路。

三、 婚丧嫁娶中的“随份子”与“份子钱”：成本分摊与风险共担

在婚礼、丧礼中，亲友们通常会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包一个“份子钱”（红包）。这个数额虽然有一定讲究，但通常不会超出太多人的承受范围。

风险的社会化分摊： 婚礼和丧礼往往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尤其是在婚礼上，新人家庭可能需要承担婚宴、场地布置、婚纱摄影等一系列费用。通过亲友“随份子”的方式，相当于将这笔巨额开支的风险分摊到了整个社交网络中。每个参与者贡献一部分，共同帮助新人或逝者家属度过这个经济上的难关。这种机制比完全由当事人承担所有费用，能显著降低他们的经济压力和破产风险。
成本效益的信号： 随礼的数额也传递着一种经济学上的“信号”。它既表达了对新人/逝者家属的祝福/慰问，也反映了送礼者对这段关系的重视程度和经济能力。在遵循“回礼”的原则下，这份子钱的数额实际上是一种“预付费”，为未来自己在遇到类似支出时能收到同样的回报做好了准备。这种“预付费”的积累，可以看作是个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建立的一种“储蓄”，当自己需要时可以“提取”。
集体行动的协调： 这种随份子的习俗，实际上是一种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巧妙方式。如果没有这样的规范，每个人都可能因为担心自己的付出不被他人公平回报，或者担心自己支付得过高而产生犹豫。而“随份子”的普遍性和相对可预测性，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共同遵循的行动指南，降低了协调成本，确保了资源的有效汇集。

这些看似朴素的文化习俗，细究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我们会发现它们并非简单的陈规陋习，而是人们在长期社会互动中，为了应对资源稀缺、降低交易成本、分散风险、建立信任和激励合作而形成的理性选择的集合。它们以一种非正式、嵌入式的方式，悄无声息地支撑着社会的稳定运行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是人类群体智慧的生动体现。理解这些习俗背后的经济学逻辑，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传承文化，也能更深刻地认识人与社会之间微妙而理性的联系。

守寡是亚洲特有的风俗。

中国在早期并不认为寡妇再嫁是羞耻或禁忌。唐朝时，为了增加人口，政府大力鼓励男女再婚，公主改嫁都稀松平常。

宋朝改嫁，问题不大，宋太祖本人都把寡妹改嫁他人。范仲淹订立的《义庄规矩》中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二婚男没人在乎，再嫁的妇女反而可以获得二十贯政府津贴，不知道那会有没有人假离婚骗补。

可是从元朝开始，情况起了变化。

此前，妇女还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从元朝开始，妇女的人身权转移到了夫家。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妇女的孝顺对象，从父母变成公婆，媳妇需要赡养公婆。

2. 嫁妆属于夫家，不论改嫁还是离婚，均不能带走嫁妆。

3. 子女属于夫家，改嫁也不能带走子女。

也就是说，女性的人身权、财产权和抚养权，从本家转移到了夫家。

这是由于蒙古人完全不同的婚俗文化。女性在蒙古文化里更像是一种劳动资产，蒙古人娶老婆要付高额彩礼，是对娘家的补偿，等于买婚，而女性也因此成为夫家的财产。

婚后女人就像帐篷、牛羊一样，成为家庭的财产，那么自然不能随便浪费。收继婚的习俗因此产生，哥哥死了，弟弟需要娶嫂子，父亲死了，儿子可以娶非亲生的母亲。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征服了小半个地球，也没能免俗。他还没过世，儿子察合台和窝阔台就为了谁能娶大汗的美妾而起了争执，兄弟争相给父亲戴绿帽子，老头儿躺在床上不知作何感想。

弟弟娶嫂子更是常规操作，隔壁潘金莲馋哭了。

乱伦不是大事，出轨却决不能饶恕。蒙古人把女人的“外乱”视为家族的严重损失，惩罚极为严厉，外嫁更是不可接受。

因此，在元代蒙古人统治时期，汉文化和蒙古文化出现了剧烈的碰撞。在1276年之前，朝廷严格的执行蒙古法律，导致了汉族的激烈反抗，从1276年到1294年开始逐步放松收继婚的执行，直至1330年政府下令完全取消汉人的收继婚：「诸汉人、南人，父殁，子收其庶母，兄殁，弟收其嫂者，禁之。诸姑表兄弟叔嫂不相收，收者以奸论。」

蒙古人改了法律，汉人也不是没有妥协，守寡就是一种折中的方式。寡妇不愿被依法乱伦，又不想失去财产权、子女权、人身权，最好的办法就是守寡不嫁。

这样，守寡既满足了蒙古文化中不离夫家的要求，又没有违反汉族乱伦的禁忌。除了牺牲了寡妇本人的自由，各方的诉求都得到了兼顾。

于是从元代开始，政府开始鼓励女性守寡。“若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晚节不易，贞正着明者，……申呈省部，依例旌表。”

明朝和清朝继承了这种文化，也各有对守寡节妇的表彰，政府设立专项基金为节妇立贞节牌坊。同时，明清时期纺织业的发展，女性可以织布换钱，自给自足，进一步提高了守寡的操作性。

那么蒙古人为什么会发展出收继婚这种婚俗呢？

这里要推荐高凯老师的一篇神论文《地理环境与中国古代社会变迁三论》。

高老师调查了大兴安岭——西辽河，阴山南北，阿拉善高原及鄂尔多斯高原及其他收继婚流行的区域，发现这些地区的土壤成土，母质多为第四季风成黄土，土壤中有效锌、铁、锰等微量元素含量很低。

环境中缺乏微量元素，人体也就跟着缺乏。这些微量元素在妊娠时极为关键，缺铁缺锌导致大量女性死于难产及并发症，男女比例因此失调严重。直到上个世纪，内蒙古的男女比例，曾高达127比100，也就是127个男性才有100个女性。在一些极端的地区，如乌兰察布盟，人口比例一度达到150比100。

育龄女性的极度缺乏，使得女性的生育能力沦为被争夺的资源。这也就是蒙古女人即使丧夫，也不可离开家族的原因。

谁能想到，女人守寡归根结底是因为她们稀有。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寡妇无罪，怀孕其罪。帅又有才华的人男人也很稀有，而我又有什么罪呢？

参考文献：

1. 张彬村（1999）：《明清时期寡妇守节的风气：理性选择的问题》，《新史学》，10(2):29-76。

2. 高凯. (2006).地理环境与中国古代社会变迁三论. 天津古籍出版社.

经济学的理性框架是非常有弹性的一个体系。有太多今天看起来难以理解的行为都可以被理性化。

举两个很久以前读到的法与经济学方面的例子。

第一个，叫做trial by combat。感谢《权力的游戏》中两场精彩的决斗，这个曾经在中世纪欧洲盛行的制度已经不用多解释了，大意是法庭上争辩的双方各派出一位champion，以决斗结果来判案。如何用经济学的思维来建立模型以解释这一现象呢？Peter Leeson (2011 Journal of Legal Analysis)是这样做的：假设争议双方都主张对某个标的权利，小到一块土地，大到其中一方的生命。法律的目标是让“真实”拥有者获得该标的，换句话说，这是个分配问题。现在看来，并不难解决，只需要看证据对哪一方有利即可。然而在中世纪，证据的获得是个大问题。法官需要在缺乏证据的时候做出裁决。怎么办呢？既然并没有证据特别支持哪一方的主张，那法官的目标就变成了把标的判给分配中较有效率的一方，换言之，看谁出价高。有人会说，根据科斯定理，产权给谁是无关分配效率的。的确，在交易成本低时，这一点的确成立，可是trial by combat中争议的产权通常具有很高的交易成本，（中世纪时候的）土地是如此，生命更是如此。那么，法官的判决就十分重要了，因为它对公平和效率都有重大影响。

那么，法官的问题就从看谁的主张较有证据支持，变成了看谁的出价高。问题是出价本身难以观察，言语只是cheap talk。这时候trial by combat就派上用场了，不管是亲自下场还是花高价雇打手，这都是巨大的成本。而双方谁下的本越多，谁就越有可能获胜，因此，trial by combat本质上可以视为all pay auction。但是，法官也完全可以用普通的拍卖来决定谁出价高。这一点又如何解释呢？这需要把法官的动机也纳入考量，涉及到rent seeking的问题，就不展开了。大致上是trial by combat中并没有哪一方有特别的得利，因而也不会鼓励大量的欺诈性诉讼。

第二个例子叫做trial by ordeal，也是同一个作者2012 JL&E的文章。这也是一种十分有趣的判决方式：法官（通常是牧师）让被告通过一些极端残酷的考验（通常与水、火有关，真是水火无情啊。And who by fire, who by water?...）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有沸水之考验：伸手到沸水中捞出一枚指环，看是否被烫伤；冷水之考验：溺水看是沉下去还是扶起来；火之考验：走过烧的发红的铁铲子。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奇葩的方法，比如饱腹之考验（喂以干面包和奶酪看看会不会噎着），毒药之考验等等。

为了用理性来解释这个法律，需要的是某种迷信，即神会且只会保佑无辜的人于水火(Judicium Dei)。这个信仰于是导致了分离的均衡：有罪的人认为神不会保佑自己，因而不敢尝试这些考验。无辜的人则自信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在祂的保佑下水火不伤。牧师则可以通过仔细观察被审判者的神态举止来判断是哪种情况，并且悄悄的操纵考验的过程来保证无辜者不会受到太大伤害。

结果就是这些看似没有人能通过的考验，往往证明了被审判者的清白！当然，牧师也不能让所有人都通过考验，否则除了完全虔诚的人外，大家迟早会发现其中的猫腻。所以牧师们需要让足够多的人不通过考验，才能维持民众这一迷信，即使其中确有不少无辜者。文章中还提到了一些有趣的事实，例如这一考验通常不对无信者，所以犹太人就不能用考验来自证清白。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模型只是一种解释。作为思维训练是很不错的，同一个现象的往往有多种模型可以解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只有通过实证研究。

有哪些看似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实际蕴含着颇为理性的经济学道理？

有哪些看似精妙实则很蠢的设计？

有哪些看似 Ps 过，实则没有 Ps 过的照片？

有哪些看似聪明，实则很傻的行为？

有哪些‘看似很傻、实则聪明’的行为？

有哪些看似荒谬的事，却有着合理的化学解释？

有哪些看似不简单却人人都会的技能？

有哪些看似「黑暗料理」，实则好吃到抖腿的食物？

有哪些看似很「歪」实则很「正」的大实话？

有哪些看似是谣言实则确有其事的例子？

有哪些看似很傻，实则很帅的行为？

有哪些「看似无关，实则有很大因果关系」的例子？

有哪些看似出现得晚，实则早已存在的事物？

有哪些看似荒谬，其实很科学的理论？

有哪些看似简单但却破不了/很难破的案子？

有哪些看似是小事却能定大罪的罪行？

有哪些看似很废却有着出人意料之用法的超能力？

有哪些看似汉语实为音译的地名？

有哪些看似大团圆结局的作品、历史事件，实际上则更多地是一场悲剧？

有哪些「看似很 LOW，实则惊艳」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