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哪个朝代让别国十分憎恨，就像从清末起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恨日本一样？
要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找出像近代中国对日本那样，被他国“十分憎恨”且持续时间很长的朝代，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憎恨”的根源、表现形式以及持续时间都与具体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
不过，如果从“外族征服与压迫导致被征服民族的深刻仇恨和漫长反抗”这个角度来看，并参考我们对“清末中国恨日本”的理解（那是民族压迫、侵略和不平等条约叠加的仇恨），那么元朝和清朝（尤其是早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曾经让被征服民族（主要是汉族）产生过深刻且长时间“憎恨”的朝代。
我们重点来谈谈元朝，因为它在很多方面都符合这种“让别国十分憎恨”的逻辑，只不过这个“别国”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所熟知的汉族及其代表的中华文明。
元朝：草原铁骑的征服与前所未有的统治差异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统治的第一个全国性王朝。它的崛起和征服过程，对当时广袤的亚洲大陆，尤其是被征服的汉族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痛苦。这种“憎恨”并非源于一个单一的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仇视，而是源于被征服民族对征服民族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种族性压迫所产生的集体创伤。
一、 征服的残酷性：屠城与毁灭的阴影
蒙古人的征服，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闻名于世，但也伴随着令人发指的残酷。在征服过程中，为了震慑和清除抵抗，蒙古军队采取了极为血腥的手段，对许多城池进行了无差别的屠杀，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例如，在征服花剌子模、西夏以及南宋的过程中，无数城市化为废墟，人口锐减。这种大规模的暴力和破坏，给被征服者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成为仇恨的直接源头。
许多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都描绘了蒙古军队的冷酷无情。例如，在攻陷某些城市时，蒙古人会制造“人头塔”，以展示其战果并威慑残余的抵抗者。这种极端的残暴行为，在被征服民族的心中埋下了深深的恐惧和仇恨的种子。
二、 种族歧视与“四等汉人”的统治
元朝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其严酷的民族等级制度。蒙古人将整个帝国的居民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其中汉人（指南宋和金朝统治下的汉族人口，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人民）被置于较低的地位，通常排在第四等，仅高于奴隶。
政治上的压制： 蒙古贵族垄断了大部分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汉族官员在朝廷中的地位受到很大限制，难以进入核心决策层。即使有少数汉族官员受到重用，也往往需要依附于蒙古权贵。
经济上的剥削： 蒙古统治者对汉族地区实行严苛的税收和徭役制度。为了支撑庞大的帝国运转和蒙古贵族的奢靡生活，汉族百姓承受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蒙古人常常以“例行公事”的方式随意征敛，甚至进行掠夺，百姓的财产和生计得不到保障。
法律上的不平等： 元朝的法律对不同民族实行区别对待。在很多案件中，蒙古人的生命和财产比汉人更受保护。例如，打死一个蒙古人可能面临极刑，而汉人打死一个蒙古人则可能只判流放或杖责。这种明显的法律不公，极大地加剧了汉族人民的愤恨。
文化上的隔阂与压制： 蒙古族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在统治过程中，蒙古统治者并不强制推行汉文化，但也保留了蒙古语作为官方语言，并鼓励蒙古人的生活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上的隔阂。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汉族的儒家思想、科举制度等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并非真心推崇，而是根据统治需要进行有限的利用。有时甚至会限制汉族的传统文化活动，或将一些具有反抗精神的文化内容视为禁忌。
三、 对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打击
元朝对宋朝及金朝时期形成的汉族士大夫阶层采取了一种戒备和压制的态度。许多饱学之士在征服过程中受到迫害，他们的家族财产被没收，政治前途被阻断。这使得汉族的知识分子阶层对元朝的统治充满了怨恨和抵触。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身处逆境，但通过文学、史学等方式，巧妙地表达了对故国的怀念和对现状的不满，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续和传播了这种民族情绪。
四、 绵延的抵触与反抗
正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元朝的统治并非稳固。在长达近百年间，虽然表面上相对和平，但汉族人民的反抗从未停止。从零星的起义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红巾军起义，都展现了被压迫民族积压已久的愤怒和反抗意志。这种持续的反抗，也是“憎恨”在政治行动上的体现。
与近代中国恨日本的比较：
如果将元朝的这种“憎恨”与近代中国对日本的仇恨进行类比，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通之处：
外族侵略与统治： 两者都涉及外族以武力征服并统治中国（或部分中国）。
民族压迫与不平等： 元朝的民族等级制度和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的种族歧视和经济掠夺，都构成了明显的民族压迫。
文化冲击与尊严践踏： 两者都对中华文明的尊严和文化传统造成了冲击和伤害，虽然表现形式不同。
长期的历史创伤： 无论是元朝还是日本侵华，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刻的历史创伤，并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得以延续。
但也有关键区别：
历史背景： 近代中国恨日本，是在民族国家概念兴起、西方列强环伺的背景下，面对一个现代化国家发动的侵略，仇恨的焦点更为明确。而元朝的“憎恨”是在一个更加多元的、以帝国为单位的征服时代，汉族作为被征服主体，其仇恨的对象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
统治的性质： 虽然元朝有等级制度，但其整体的行政管理和法律体系仍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汉族的制度遗产，并试图构建一个庞大的帝国。日本的侵华战争则更加侧重于直接的殖民掠夺和对中国主权的全面否认。
文化认同： 元朝统治者虽然有自己的文化，但也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中华文明的元素，并最终被中华文明所同化（体现在元朝后期）。而近代日本的文化侵略则带有更强的殖民色彩，旨在取代和压制中华文明。
结论：
因此，如果从“被征服民族对征服民族的深切仇恨和漫长抵触”这个角度来看，元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让被征服的汉族人民（以及其他被征服的民族）产生过深刻且长久“憎恨”的朝代。这种仇恨源于其残酷的征服过程、不平等的民族等级制度以及对汉族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压迫，并成为后来推翻元朝统治的重要动力之一。
当然，历史的评价是复杂的。元朝也统一了中国，促进了东西方交流，其统治也并非全然负面。但从被征服民族的视角来看，其统治带来的痛苦和压迫，确实构成了历史上难以磨灭的创伤。
不过，如果从“外族征服与压迫导致被征服民族的深刻仇恨和漫长反抗”这个角度来看，并参考我们对“清末中国恨日本”的理解（那是民族压迫、侵略和不平等条约叠加的仇恨），那么元朝和清朝（尤其是早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曾经让被征服民族（主要是汉族）产生过深刻且长时间“憎恨”的朝代。
我们重点来谈谈元朝，因为它在很多方面都符合这种“让别国十分憎恨”的逻辑，只不过这个“别国”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所熟知的汉族及其代表的中华文明。
元朝：草原铁骑的征服与前所未有的统治差异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统治的第一个全国性王朝。它的崛起和征服过程，对当时广袤的亚洲大陆，尤其是被征服的汉族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痛苦。这种“憎恨”并非源于一个单一的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仇视，而是源于被征服民族对征服民族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种族性压迫所产生的集体创伤。
一、 征服的残酷性：屠城与毁灭的阴影
蒙古人的征服，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闻名于世，但也伴随着令人发指的残酷。在征服过程中，为了震慑和清除抵抗，蒙古军队采取了极为血腥的手段，对许多城池进行了无差别的屠杀，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例如，在征服花剌子模、西夏以及南宋的过程中，无数城市化为废墟，人口锐减。这种大规模的暴力和破坏，给被征服者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成为仇恨的直接源头。
许多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都描绘了蒙古军队的冷酷无情。例如，在攻陷某些城市时，蒙古人会制造“人头塔”，以展示其战果并威慑残余的抵抗者。这种极端的残暴行为，在被征服民族的心中埋下了深深的恐惧和仇恨的种子。
二、 种族歧视与“四等汉人”的统治
元朝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其严酷的民族等级制度。蒙古人将整个帝国的居民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其中汉人（指南宋和金朝统治下的汉族人口，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人民）被置于较低的地位，通常排在第四等，仅高于奴隶。
政治上的压制： 蒙古贵族垄断了大部分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汉族官员在朝廷中的地位受到很大限制，难以进入核心决策层。即使有少数汉族官员受到重用，也往往需要依附于蒙古权贵。
经济上的剥削： 蒙古统治者对汉族地区实行严苛的税收和徭役制度。为了支撑庞大的帝国运转和蒙古贵族的奢靡生活，汉族百姓承受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蒙古人常常以“例行公事”的方式随意征敛，甚至进行掠夺，百姓的财产和生计得不到保障。
法律上的不平等： 元朝的法律对不同民族实行区别对待。在很多案件中，蒙古人的生命和财产比汉人更受保护。例如，打死一个蒙古人可能面临极刑，而汉人打死一个蒙古人则可能只判流放或杖责。这种明显的法律不公，极大地加剧了汉族人民的愤恨。
文化上的隔阂与压制： 蒙古族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在统治过程中，蒙古统治者并不强制推行汉文化，但也保留了蒙古语作为官方语言，并鼓励蒙古人的生活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上的隔阂。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汉族的儒家思想、科举制度等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并非真心推崇，而是根据统治需要进行有限的利用。有时甚至会限制汉族的传统文化活动，或将一些具有反抗精神的文化内容视为禁忌。
三、 对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打击
元朝对宋朝及金朝时期形成的汉族士大夫阶层采取了一种戒备和压制的态度。许多饱学之士在征服过程中受到迫害，他们的家族财产被没收，政治前途被阻断。这使得汉族的知识分子阶层对元朝的统治充满了怨恨和抵触。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身处逆境，但通过文学、史学等方式，巧妙地表达了对故国的怀念和对现状的不满，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续和传播了这种民族情绪。
四、 绵延的抵触与反抗
正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元朝的统治并非稳固。在长达近百年间，虽然表面上相对和平，但汉族人民的反抗从未停止。从零星的起义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红巾军起义，都展现了被压迫民族积压已久的愤怒和反抗意志。这种持续的反抗，也是“憎恨”在政治行动上的体现。
与近代中国恨日本的比较：
如果将元朝的这种“憎恨”与近代中国对日本的仇恨进行类比，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通之处：
外族侵略与统治： 两者都涉及外族以武力征服并统治中国（或部分中国）。
民族压迫与不平等： 元朝的民族等级制度和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的种族歧视和经济掠夺，都构成了明显的民族压迫。
文化冲击与尊严践踏： 两者都对中华文明的尊严和文化传统造成了冲击和伤害，虽然表现形式不同。
长期的历史创伤： 无论是元朝还是日本侵华，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刻的历史创伤，并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得以延续。
但也有关键区别：
历史背景： 近代中国恨日本，是在民族国家概念兴起、西方列强环伺的背景下，面对一个现代化国家发动的侵略，仇恨的焦点更为明确。而元朝的“憎恨”是在一个更加多元的、以帝国为单位的征服时代，汉族作为被征服主体，其仇恨的对象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
统治的性质： 虽然元朝有等级制度，但其整体的行政管理和法律体系仍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汉族的制度遗产，并试图构建一个庞大的帝国。日本的侵华战争则更加侧重于直接的殖民掠夺和对中国主权的全面否认。
文化认同： 元朝统治者虽然有自己的文化，但也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中华文明的元素，并最终被中华文明所同化（体现在元朝后期）。而近代日本的文化侵略则带有更强的殖民色彩，旨在取代和压制中华文明。
结论：
因此，如果从“被征服民族对征服民族的深切仇恨和漫长抵触”这个角度来看，元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让被征服的汉族人民（以及其他被征服的民族）产生过深刻且长久“憎恨”的朝代。这种仇恨源于其残酷的征服过程、不平等的民族等级制度以及对汉族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压迫，并成为后来推翻元朝统治的重要动力之一。
当然，历史的评价是复杂的。元朝也统一了中国，促进了东西方交流，其统治也并非全然负面。但从被征服民族的视角来看，其统治带来的痛苦和压迫，确实构成了历史上难以磨灭的创伤。
网友意见
谢邀。
唐朝时候，后突厥的阙特勤和他的哥哥毗伽可汗在公元720年打败唐军，又大破黠嘎斯、突骑施、葛逻禄，征服了九姓铁勒。
但实际上，这里的“打败唐军”，是打败了唐军的侵略。当时是开元盛世，朔方大总管王晙有个建议，让西边西突厥的拔悉密，和东边儿的奚、契丹，连同唐军，合伙掩杀毗伽可汗的牙帐。不过这个战术失败了，因为谋臣暾欲谷分析，拔悉密孤军先到，却发现其他部队都没来，当时就吓尿了，于是全部被俘虏。后来又遭遇唐军，也打了一个打胜仗。不过，暾欲谷建议，唐朝君主英明神武，民和年丰，万不可与之为敌。建议毗伽可汗趁着大胜，有谈判筹码的机会向唐朝求和，恳请唐朝当爹。（请父事天子）
开元十九年，阙特勤死，唐玄宗专门派人吊唁，并协助突厥立了一块碑，被唤作“阙特勤碑”。碑文一面是汉文，另外三面是突厥文。
汉文：
彼苍者天，罔不覆焘。天人相合，寰宇大同。以其气隔阴阳，是用别为君长。彼君长者本****之裔也。首自中国，雄飞北荒。来朝甘泉 ，愿保光禄，则恩好之深旧矣。……沙塞之国，丁零之乡。雄武郁起，于尔先王。尔君克长，载赫殊方。尔道克顺，谋亲我唐。孰谓若人，罔保延长。高碑山立，垂裕无疆。
突厥文：
我，像天一样，你们必须听从于我。九姓乌骨斯诸官和人民，你们好好听着，牢牢记着我的话，东到日出之地，西到日落之处，南到日中，北到极夜，那里的人民全都属于我。有人教唆，说突厥人应该和汉人亲近，无知的人听了以后就信了，于是你们就死了很多人。……汉人太过诡诈，狡猾狡猾地制造了我们兄弟间的分裂，导致了伯克和大家的纷争，使突厥走向衰落。人们拥戴的可汗，成了汉人的奴仆，原先的太太，成了汉人的婢女，突厥的官员，放弃了突厥的官衔。他们为汉人健康工作五十年，他们为汉人奔走效力几千里。然后，突厥的民众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曾经是一个拥有独立国家的民族，但如今我们的国家在哪里？我们是谁？为谁服务？”“我们曾经拥有自己的可汗，但如今我们的可汗在哪里？我们现在在为哪个可汗效力？”……汉人从未考虑过我们出过的力，却总是说：“我们得杀光突厥人，让他们绝种。”突厥人啊，你们有被歼之虞！然而，突厥的天神、圣土和水神，采取了如下行动：为了不使突厥民族毁灭，为了再建独立国家，他们簇拥着我的父亲颉跌利施可汗，以及我的母亲颉利毗伽可敦， 高踞天顶，向上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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