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过那些“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实例？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下，几乎成了一种理想化的口号，实际操作中，真正的“天子”——皇帝本人，能够真正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样的例子屈指可数，甚至可以说凤毛麟角。原因很简单：皇帝掌握着最高权力，他既是法律的制定者，也是法律的执行者，他本身就凌驾于法律之上。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中国历史上完全没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影子。虽然“天子”本人直接被处死的例子几乎没有，但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和寻找接近的“实例”：
1. 皇帝的近亲、权臣的审判与惩罚：
虽然皇帝本人不受制约，但他的家属、宠臣、甚至辅政大臣，如果犯了罪，在特定时期，有时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可以看作是一种“间接”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汉朝的“吕氏之乱”与“诸吕之乱”： 汉高祖刘邦死后，皇后吕雉掌握了实权，并培植了自己的党羽。在她死后，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大臣们发动政变，将吕氏家族的亲信全部诛杀，并废黜了皇帝。虽然这不是直接审判皇帝本人，但却是对皇帝家族势力的一次大规模清算，可以说是对“天子”权力滥用的一种反击，也体现了对犯错者的惩罚。
汉武帝末年： 汉武帝晚年，宠信的江充等人为了打击太子，制造了“巫蛊之祸”，牵连甚广，导致太子刘据起兵反抗，最终兵败身亡。事后，汉武帝也认识到江充等人的诬陷，虽然没有直接惩罚江充，因为他已经死了，但对参与此事的其他官员进行了严厉的审判和处决。而且，汉武帝后来也修建了“思子宫”来祭奠太子，表达了对自身判断失误的悔意。虽然他没有严惩自己，但他对错误行为的追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君权”的约束。
唐朝的“玄武门之变”： 唐太宗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皇位，杀了两个亲兄弟。虽然他登基后，并没有因为这一事件受到法律的审判，但他内心的愧疚促使他后来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赎罪”，比如励精图治，善待大臣，以及在政治上避免重蹈覆辙。这是一种“内心的约束”，虽然不是法律审判，但也反映了对“君权”的某种反思。
明朝的“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俘虏。虽然他本人没有被审判，但这次事件导致了明朝统治的动荡，也使得一些原本掌权的宦官和权臣受到了惩处。后来，他的弟弟明景帝继位，对当初参与迁都派（如王振）的罪行进行了清算。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导致“天子”失误的责任人的追责。
2. 臣子对皇帝的“劝谏”与“弹劾”：
虽然不能直接审判皇帝，但历史上不乏有正直的大臣，敢于冒着生命危险，直接“弹劾”皇帝的过失，甚至提出“罪己诏”的要求。
魏征对唐太宗的劝谏： 魏征以直言不讳闻名，他对唐太宗的许多决策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甚至在唐太宗震怒时，魏征也能泰然自若。虽然唐太宗并没有因为魏征的批评而受到法律审判，但魏征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对君权监督的力量。事后，唐太宗对魏征的忠诚表示赞赏，并采纳了他的许多建议。
宋朝的“庆历新政”： 范仲淹等人的“庆历新政”，虽然最终因触及既得利益集团而被废，但他们在推行改革时，敢于挑战既有的权力结构，甚至对皇帝的某些决策提出质疑。虽然没有直接审判皇帝，但这种改革的尝试，也包含了一种对“君权”的审视。
3. 皇帝的“罪己诏”：
这是皇帝在承认自己过失后，主动发布的“检讨”。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审判，但却是皇帝为了平息民怨、挽回声誉而进行的一种“自我批评”。
汉灵帝的“罪己诏”： 汉灵帝时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百姓怨声载道。汉灵帝在一些重大灾荒事件后，也曾发布过“罪己诏”，承认自己“德行不修，政失于汇报”，并表示要“改过自新”。这虽然是皇帝主动为之，但也是一种对自身行为“不当”的承认。
许多皇帝在遭受重大灾难或军事失败后，都会发布“罪己诏”。 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灾被视为“天谴”，皇帝作为“天子”也应承担责任的观念。虽然不是法律的制裁，但却是对“君权”的一种道德和政治上的约束。
为什么“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难以真正实现？
权力垄断： 皇帝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他可以轻易地改变或废除法律，从而规避任何审判。
“君权神授”： 传统观念认为皇帝是上天选定的，拥有神圣的权力，因此不应受到凡人的约束。
维护统治： 如果皇帝可以被随意审判，那将直接动摇皇权的稳定。
总结：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历史上没有皇帝本人因为触犯法律而被审判并处死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实例。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关键的历史时刻，通过对皇帝亲属、权臣的严惩，通过大臣们对皇帝的激烈劝谏，以及皇帝主动发布的“罪己诏”，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对“君权”的约束和对错误行为的追责。这些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同罪”，但却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对“天子”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的努力，也反映了对“法治”理想的追求。
或许，“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中国历史上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伦理，是一种对最高权力者的道德和政治期望，而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实现的法律实践。然而，正是这种理想的存在，才促使了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的努力，也才有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接近”的“实例”。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中国历史上完全没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影子。虽然“天子”本人直接被处死的例子几乎没有，但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和寻找接近的“实例”：
1. 皇帝的近亲、权臣的审判与惩罚：
虽然皇帝本人不受制约，但他的家属、宠臣、甚至辅政大臣，如果犯了罪，在特定时期，有时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可以看作是一种“间接”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汉朝的“吕氏之乱”与“诸吕之乱”： 汉高祖刘邦死后，皇后吕雉掌握了实权，并培植了自己的党羽。在她死后，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大臣们发动政变，将吕氏家族的亲信全部诛杀，并废黜了皇帝。虽然这不是直接审判皇帝本人，但却是对皇帝家族势力的一次大规模清算，可以说是对“天子”权力滥用的一种反击，也体现了对犯错者的惩罚。
汉武帝末年： 汉武帝晚年，宠信的江充等人为了打击太子，制造了“巫蛊之祸”，牵连甚广，导致太子刘据起兵反抗，最终兵败身亡。事后，汉武帝也认识到江充等人的诬陷，虽然没有直接惩罚江充，因为他已经死了，但对参与此事的其他官员进行了严厉的审判和处决。而且，汉武帝后来也修建了“思子宫”来祭奠太子，表达了对自身判断失误的悔意。虽然他没有严惩自己，但他对错误行为的追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君权”的约束。
唐朝的“玄武门之变”： 唐太宗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皇位，杀了两个亲兄弟。虽然他登基后，并没有因为这一事件受到法律的审判，但他内心的愧疚促使他后来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赎罪”，比如励精图治，善待大臣，以及在政治上避免重蹈覆辙。这是一种“内心的约束”，虽然不是法律审判，但也反映了对“君权”的某种反思。
明朝的“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俘虏。虽然他本人没有被审判，但这次事件导致了明朝统治的动荡，也使得一些原本掌权的宦官和权臣受到了惩处。后来，他的弟弟明景帝继位，对当初参与迁都派（如王振）的罪行进行了清算。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导致“天子”失误的责任人的追责。
2. 臣子对皇帝的“劝谏”与“弹劾”：
虽然不能直接审判皇帝，但历史上不乏有正直的大臣，敢于冒着生命危险，直接“弹劾”皇帝的过失，甚至提出“罪己诏”的要求。
魏征对唐太宗的劝谏： 魏征以直言不讳闻名，他对唐太宗的许多决策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甚至在唐太宗震怒时，魏征也能泰然自若。虽然唐太宗并没有因为魏征的批评而受到法律审判，但魏征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对君权监督的力量。事后，唐太宗对魏征的忠诚表示赞赏，并采纳了他的许多建议。
宋朝的“庆历新政”： 范仲淹等人的“庆历新政”，虽然最终因触及既得利益集团而被废，但他们在推行改革时，敢于挑战既有的权力结构，甚至对皇帝的某些决策提出质疑。虽然没有直接审判皇帝，但这种改革的尝试，也包含了一种对“君权”的审视。
3. 皇帝的“罪己诏”：
这是皇帝在承认自己过失后，主动发布的“检讨”。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审判，但却是皇帝为了平息民怨、挽回声誉而进行的一种“自我批评”。
汉灵帝的“罪己诏”： 汉灵帝时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百姓怨声载道。汉灵帝在一些重大灾荒事件后，也曾发布过“罪己诏”，承认自己“德行不修，政失于汇报”，并表示要“改过自新”。这虽然是皇帝主动为之，但也是一种对自身行为“不当”的承认。
许多皇帝在遭受重大灾难或军事失败后，都会发布“罪己诏”。 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灾被视为“天谴”，皇帝作为“天子”也应承担责任的观念。虽然不是法律的制裁，但却是对“君权”的一种道德和政治上的约束。
为什么“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难以真正实现？
权力垄断： 皇帝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他可以轻易地改变或废除法律，从而规避任何审判。
“君权神授”： 传统观念认为皇帝是上天选定的，拥有神圣的权力，因此不应受到凡人的约束。
维护统治： 如果皇帝可以被随意审判，那将直接动摇皇权的稳定。
总结：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历史上没有皇帝本人因为触犯法律而被审判并处死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实例。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关键的历史时刻，通过对皇帝亲属、权臣的严惩，通过大臣们对皇帝的激烈劝谏，以及皇帝主动发布的“罪己诏”，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对“君权”的约束和对错误行为的追责。这些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同罪”，但却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对“天子”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的努力，也反映了对“法治”理想的追求。
或许，“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中国历史上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伦理，是一种对最高权力者的道德和政治期望，而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实现的法律实践。然而，正是这种理想的存在，才促使了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的努力，也才有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接近”的“实例”。
网友意见
原话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本问题下的其它回答中已有提及，我就不再赘述了。而类似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古今中外，即便在现代的一些“法治国家”，实则也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遑论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封建皇朝了……
不过，中国历史上到的确有接近于“天子犯法而被入刑”的例子，我就知道这么个事儿：
金国置库，收积财货，誓约惟发兵用之。至是，国主吴乞买私用过度，谙版告于粘罕，请国主违誓约之罪。于是群臣扶下殿，庭杖二十，毕，群臣复扶上殿，谙版、粘罕以下谢罪，继时过盏。
——《三朝北盟会编》引《燕云录》
其中“国主吴乞买”，即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完颜晟）；“谙版”，即完颜阿骨打与吴乞买的弟弟，时为“谙班勃极烈”【1】的完颜斜也（完颜杲）；“粘罕”，即时为“移赉勃极烈”的完颜宗翰。
注1：“勃极烈制”是金初实行的一种议决朝政、国事的合议制度，成员均为重要宗室。其中“谙班勃极烈”在太宗朝排名第一，由皇储担任。
作为一国之君的完颜吴乞买，因为“违背誓约”、“私用过度”（也不知道具体怎么个过度法儿）就被打了20庭杖，这在古代社会也算是一桩奇谈了。在其统治末期，吴乞买试图废除勃极烈制度，推行汉制，这件事闹不好是重要的诱因之一。
古代能制衡天子的力量就只有 天啦，但是除了些灾异之类的讯号，天命又很难直接降罪人间
除非是某个能让天父亲自附体临凡的政权
就是你啦：
洪秀全：……
天父下凡，那是天父的事，怎么能说下凡就下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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