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改变了我们什么？ 第1页

互联网让沟通和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缩减，让世界变小了。

在互联网时代以前，信息相对于人类的接触能力而言供应不足。

但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信息爆炸导致信息供过于求。每个人都面临信息过载的问题。

商品领域从供不应求到供给过剩的过程，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发展的瓶颈主要在生产者一方。生产者只要能干，就一定能销。

类似的，在互联网时代以前的信息供不应求时代，信息传播起点和节点的日子相对好过。这些起点和节点包括研究机构和传播传媒等等信息生产和传播机构。信息传播则以从机构生产到消费的这种垂直形式为主。

相应的，信息的需求者只要肯学习，就能够获得有益的、正规的和成体系的智识。

但信息爆炸出现之后，信息传播的起点和节点爆炸性增加，尤其是每个个体也作为自媒体参与到信息制造和传播当中来。海量信息借助社交媒体，从四面八方向消费者涌来。

世界变平了。

你不再依赖于传统的垂直模式来获取信息（注意，信息不分好坏）。

更准确的说，不是你不再依赖、你不想依赖，而是你没时间依赖、无法依赖。要不怎么说叫信息过载呢？

这个时候，你的身边会充斥大量良莠不齐的信息。

这种情况下，如果措施不当，你的努力未必会换来智识的提高。甚至可能相反，会出现很多认知的固化，甚至是反智。

如果这个问题是“移动互联网改变了我们什么？”的话，那么反智这一点值得继续阐述。

不过在这个问题里，互联网背景下的主要矛盾是信息过载。

所以，让我们再回到信息过载。

1、信息获取模式变了

上面说了，在信息过载的环境里，每个人的信息获取模式变化了。

以前只要肯努力学习，就会形成有体系的智识和价值观。

但信息过载后，光卖力就不够了，你还得动脑子。

2、人的分层和分歧加剧。

大家知道人和人的区别不在于外表，而只在于脑子。

从外表看，所有人类、人种，都是两个眼睛一嘴巴，两个胳膊两条腿。但从智识和价值观来看，个人的可塑性可就天差地别了。

于是，在过载信息的调教下，随之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人类的分层。

智识高的人学会利用信息来统治，智识低的人由于思维僵化而被统治，并逐渐趋于工具化。

大家环顾四周可以发现，有很多相悖的事情可以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就是因为这些人已经被洗脑成为工具。

他们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全盘接受外部输入，用复制粘贴的方式变成对方想要的人。

想想至道学宫的600多万粉丝。这些人可以把线上和线下混在一起，把虚拟和现实混在一起，把常识和谣言混在一起。所有这些冲突都可以毫无逻辑地码放在一起，他们竟然没有半点违和和不适。

21世纪都过去20年了，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却出现完全相反的封闭个体。这就是信息过载带来的结果。

而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不但没有享受到信息丰富和便利的好处，反而更加脆弱，更加容易撕裂。

人人都想着自己的主义是最真的，都想着去说服别人。甚至连鞋教都借着互联网的传播而愈演愈烈。

3、两极分化

而与分层对应着的，是社会的两极分化。

由于有互联网时代信息工具的帮助，管理半径得到了大幅延长。

统治和管理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于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就会展开对统治权，尤其是信息统治权的新一轮竞争。

竞争的结果是让资本分层，但最后的胜利者属于金融资本和互联网巨头的合体，尤其是Facebook这样的巨头。

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的重心都会向这些互联网寡头倾斜。而这些新寡头则会压倒传统工业资本，成为新的统治者。

这二十年来，资本市场的头部企业和世界五百强企业榜单的变化也说明了这一点。不但互联网企业跑到了能源军工等传统工业企业前面，而且市值也登上万亿。

与此相应，社会结构则从二八变化到1:99，金字塔的顶端愈发的尖锐起来，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纽约折叠这种科幻情节，不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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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让我们失去了引领者。

前几日和朋友聊天，说到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彷徨。

在20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都是一个在文化智识上高度离散的社会，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成人文盲率竟能高达80%，有时候一个村庄里走一天都未必找的到一个能读报的人，这种智识的巨大离散或许可以满足一小撮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但整个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工业化水平也将因此大大受限，之后的历史也证明，这样的国家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的。

解放后，扫盲运动和义务教育的推广让文化智识上的离散得以减弱，但少数文化领袖引领思潮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完全消失，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我这代人出生的时候，在我们世界观形成的早期，中国还有很多人被温饱问题所困扰，文化教育资源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奢侈品依然不成比例地向少数人倾斜，这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社会上的智识水平依然离散，大部分民众在世界观层面的讨论上都难以进行深入的思考，特别是在传统媒体占据支配性地位的时代，只有少数一些被命运眷顾的文化精英可以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点，而绝大多数人都只能在精神上被他们引领，无论社会上出了什么事，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去听听那些“聪明人”是怎么个看法。

直到后来，互联网来了。

文化和教育资源被空前普及，过去社会中智识上的巨大离散被迅速抹平，“你别整天高谈阔论的了，大家伙的见识也不比你少”，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过去历史中那种让少数人得以引领多数人的文化格局消失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公众精神上的去中心化过程轰然开始，对于任何一个身负盛名的文化精英来说，其权威性都将被互联网严重消解，而其局限性也将被格外放大，藏拙渐渐成为一项基本技能，因为在当下，不存在不拙的人，只有藏得住藏不住的问题。

您就好比说，我之前买了不少曾经的大师和文化领袖的著作，翻开一读，大失所望，发现这帮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其眼界之狭窄，观点之浅陋，让人耸肩摊手，写一本书讨论人性，既没有人类学的田野证据，也没有神经科学的理论支持，完全是对着空气自说自话，用抽象支持抽象，用观点论证观点，云山雾绕地说一通，再做几个打趣的类比就完事了，还有的历史大师，写书正好写到我擅长的领域，结果我发现书页上密密麻麻全是错，这些人要是活到今天，在网上发言得被人笑话死。

从整个社会的福祉来看，这无疑是好现象，吸收文化并思考表达的权利属于公众，本就不应被少数人垄断，但这种趋势还造成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已经没人能在思想上引领这个时代了。

对于我这种成长于前互联网时代的人来说，我早年间养成了喜欢追随权威的坏习惯，我懒得思考，也没有自信去回答那些深刻宏大的话题，只有当我从那些社会公认的聪明人那听来现成的答案时我才会感到踏实。

但社会的发展给予了我这种普通人知识和力量，我和其他很多人渐渐发现过去那些聪明人其实也不怎么聪明，就好像一个热爱武术的年轻人，跋山涉水地去深山古刹中去拜访一位威名显赫的武林高手一样，年轻人本想学到一招半式，结果在讨教时两记直拳将高手打出了鼻血，要搁你彷徨不彷徨？太彷徨了，这人引领不了我，我又该往何处去呢？

所以，我一直觉得，互联网普及后出生的一代人，比我这代人会更有种，更自信，更有勇气去直面客观世界，自己去回答那些深刻而宏大的问题，因为他们本来就成长在一个思想上去中心化的时代，对权威的依赖和幻想也有，但没有我这代人严重。

至于失去引领而感受到的彷徨，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驱散，也许在大量的阅读后，它可以在信息的规模中渐渐浮现，也许，在之后漫长的人生中，我都难以走出年少时那种渴望引领而不得的惯性。

“您好，请问这山上是不是有一位武术大师啊？”

“你不用上山去找了，前两天大师和几个孩子过招，住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