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华夏有五千年文明，却没有发展出体系化的现代科学？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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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ing-chang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哲学思想中，科学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内在价值）。科学永远依附于现实存在而存在，从而只具有外在价值或实用价值。而这一依附性导致了，如果生产力没有巨大的、飞跃性的发展，科学就没有办法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历史发展不出科学，而只能说中国还没发展出科学就遭遇了西方）。与之相反的是，欧洲（或者整个受两希影响的文化圈）的科学或是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古希腊、文艺复兴（？）），或是虽然名义上依附于别的东西（神），但因为这一所依附的对象本身被定义为无穷，所以具有事实上的独立性。而这一独立性保证了科学（社会意识）可以先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存在）而向前发展。而科学在中国之所以会长期处在依附状态，本质上是因为中国没有发展出相应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政治结构很可能也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相应的意识形态没有办法产生）。

我们知道，祖冲之在公元五世纪就将圆周率算到了小数点后六位，但是后来为啥没人继续算了呢？

小时候我就挺好奇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我的想法是：小数点后六位已经能够满足那个生产力水平下的所有需要，再继续精确地计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个“没意义”非常重要：大家都不是孩子，都是成年人，小孩可能会指着天空问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一闪一闪呀？成人不会去问这个问题，除非这个问题能让我活得更幸福——而在传统的（恐怕也是现代的）中国思想中，“了解一个真理”，就其自身而言（per se），并不包含在“让我活得更幸福”这一目标之中，因此，“知道圆周率后面第x位”就其自身而言，不能成为一个目的，因此，尽管π的位数是无限的，但是对它的了解所带来的幸福却是有限的——它的限度决定于其与中国思想中定义的幸福的相关程度：也就是说，它可能可以偶然地（per accidens）与幸福相关：比如当对π的了解可以如此这般地提高手工艺品的制作精度的时候。而当对π精度的进一步了解已经不会增加这里定义的幸福（边际效用减为0），而计算π只会增加痛苦，那么这一探究活动就必然会停止。同样地，如果有中国科学家在历史上偶然地发现了某一种特定的数学规律（比如勾股定理），但由于对它的扩展性研究没有实用价值，因此对于它的莫名其妙的扩展性研究（比如费马大定理）就不会有人去做。

因此我们发现，尽管任何时候知识和认识知识的能力都是无限的，但当它为有限的社会存在（生产力、政治等等）服务时，它自身就坍缩为有限的，一旦知识满足了特定社会存在的量，它就不再会自动前进。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科学史往往呈现为片段式的状态的原因。

与之相对的是，从古希腊开始，一群人就提出了“探究世界本源”的自由人的根本任务，而亚里士多德更是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命题“人的本性是求知”。从而，“求知”本身在这一思想中成为了不依赖于生存、繁衍、政治统治或者“特定的人应该承担的职分”而存在的幸福的一个独立部分。“了解真理就是幸福”使得科学不是依附地，而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生活中。因此，有别于中国思想，单纯地求知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而由于人的幸福和知识本身都是无限的，这就使得人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有动力地试图超越任何当下存在来求知。

而追求知识的独立价值的另一个结果是，知识本身，不是被其所依附的对象规定而依照这些具体存在而分类，而是依照其自身，究其本性来分类（比如我们在下面七艺中看到的分类）。从而奠定了当代系统化科学的基础——因为只有系统化地对世界进行把握，我们才能让“把握世界”这一幸福最大化。

另一方面，基督教作为一种发源于犹太教的宗教，本来也是依照闪族传统“坚定不移跟神走”的：人和神处在最恰当的关系——服从——中，就有最大的幸福。但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与希腊思想的长期斗争与融合后，也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从而，神成了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并没有事实上改变古希腊的人本质理论和对善和幸福追求的理论。并且他自身的无限性也没有破坏幸福-求知这一组无限性的无限性。

为了让这个比较更清晰，我们可以看看古代中国的六艺和西方的七艺的差别：

中国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西方的七艺（artes liberales）：语法、辩证、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

这两个学科的划分法恰恰体现了这两种思维下科学的不同地位。六艺是士大夫要承担相应社会责任所应该学习的知识，只有熟练掌握了他们，士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也就是士的最大幸福。因此，这里面的学科都服务于特定的士的职分（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无论是可能包含科学的射、驭还是数，都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幸福本身）。它们因此也不会凭借自身而被分类（比如里面包含的相同抽象原理），而是依据其所要满足的作为士的要求（政治事务的不同内容）而被分类。

与之相对，自由七艺并不考虑个人承担的社会责任，只是考虑人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完满幸福：实践理性上的完满性和理论理性上的完满性。在实践领域：从事政治活动，需要与人交流，参与政治事务，辩论和说服，我们需要文法学、辩证和修辞；在理论理性领域，我们需要认识数和形（算数和几何），需要让算数和几何与时间发生关系（天文，时间中的几何；音乐，时间中的数），从而更全面地认识它们。

在这一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两者的目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的最大幸福，但由于其根本的哲学基础不同，科学所处的地位就不同。

因此，当我们说（西方）哲学是科学的母亲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只能谈一个剥离的事情，我们谈的可能是，科学之所以获得独立性的来源问题。

总结来说，由于中国和欧洲对人的存在和本质、目的的思考的差异，导致了科学的地位和独立性产生了差异，这一差异又影响了科学在东西方的发展进程和存在结构，最终导致了题主的疑问（“为什么中国历史发展不出科学？”）通过上面的分析我认为，中国是可以发展出科学的，只不过比较缓慢，所以被西方超车撞到了，而即使发展出了科学，其形态也是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是一种高度依赖于实践的科学。

补充：

感谢 @姜源老师的批评，让我发现有一点很重要的东西值得补充，那就是为什么只有到了伽利略时代以后，才有了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而不是在古希腊、中世纪或者阿拉伯？

这里的根本问题是科学真理和经验在古希腊思想（以及这一思想影响下的中世纪和阿拉伯思想）中的断裂：经验不能作为可靠知识（episteme）的来源，它只是永恒真理的一个摹本。因此在古希腊知识中看不到发达的物理学和化学、生物学等等，却有发达的数学、几何学，关于乐理的学问，以及逻辑学（中世纪和阿拉伯的逻辑学更是发达），因为它们不来自经验，是“确凿无疑”的知识。

而“对经验的征用，构成了近代科学的基础”（阿甘本），而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对上述希腊思想的发展：一方面，科学家并没有放弃对真理本身的追求，和真理作为幸福一部分的肯定，另一方面，科学家又承认经验与科学真理之间的关系。经验在这一过程中不再作为杂乱无章的废料，而是被要求进行符合科学的整理，这一点或许应该归功于培根。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经验恰好是作为工具，而不是作为目的服务于真理：既然我们能够得到的“确凿无疑的知识“是有限的，那么我们看看通过对经验的谨慎反思和探究能够获得多少真理。

（参考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里面的一些说法。Infancy and History, the destruction of experience, London - New York 1993, 17ff.）

我个人会将近代科学的这一经验转向看作是古希腊思想的自然结果：当我们对真理的渴望是如此没有极限，而传统思想中追求的”可靠知识“似乎又达到了它的极限时，我们自然就想着要突破这一极限，以满足我们真理的更多渴望，而这一突破的方法，就是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将经验划入真理的范围。事实上，后来许多近代科学的突破（复数、非欧几何、近世物理学），又开辟了更多的，既不是经验，又不同于传统”可靠知识“的领域，而这些领域的开拓，根本地还是要回归到那个将对真理的渴望作为人的本质的古希腊哲学思想基础之上。

tian-zhen-wu-xie-xiao-he-zi 网友的相关建议:

容我说一句，中国发展不出来科学不就是一个分流文学的问题吗？凡是预设一个理由说因此中国必然发展不出来科学的人，基本上不用看了。这些东西本质上都是结构主义的东西。你讲的任何一个理由，中国历史上可能都能找到反例，啪啪啪打脸。如果实在在中国历史找不到，那么中东国家和其他文明呢？怎么都能找到反例的。我反对那种本质的，必然的结论，论证什么发展出来了科学或者抑制了科学的出现几乎不可能，但是找反面反驳你的证据太容易了。倒不如跟我佬一样，觉得科学或者分流是一系列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不是必然的，但是当一系列偶然促成分流之时，这些偶然因素促成了必然因素，变成了世界潮流。

李乐玄这个比喻妙：

我又想起那个段子（大佬论文里的段子还是段子），一群人1对1猜硬币正反，赢得进入下一组，只要样本量够大，这游戏能做很久，所以一个个体（或公司或文明）的成功不能排除是因为掷骰子的胜利（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成功的样本水了一堆模型，永远活在回测里那种）

找了下段子原文，阿尔钦的《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下面我们将介绍著名法国数学家Borel的随机模型。设想两百万巴黎人两两配对，进行抛硬币比赛，每组选手一直抛下去直到同一组的两位选手投出相同的一面获得胜利为止。假设投硬币频率是每秒一次，一天八小时，那么平均来说，这场比赛在十年后仍然有大约一百余个小组在继续比赛；如果选手能够将比赛指派给他们的后人继承，那么在一千年以后仍然会有大约一打十二个甚至更多的选手继续进行比赛。这里的含义已经非常明显了，设想某个生意已经运营了100年，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其中没有运气和偶然性因素作为一个根本性要素，使得公司在长期中生存了下来？这里，除非能够知道起初参与者的数量，否则无法推导出任何结论。而如果想得到一些推论，人们还需要知道大小、风险和每个承诺的频率等事宜。

中国没有出现科学不是一个问题，欧洲出现了科学才是一个问题。好比，今天人民日报报道我了，这是新闻，这是需要思考的，没有报道我，这不是问题，没有被报道的人很多很多，不止我一个。没有出现科学的文明不止古代中国呀！

liu-kai-94-14-81 网友的相关建议:

包括很多高赞回答在内，都搞反了因果。

首先，现代科学的产生，是偶然而不是必然。

全世界的人都是同一个智人祖先，那是因为智人这个物种偶然出现以后，迅速传播，取代了其他人类物种。

同样，科学发仞于英国，只有英国产生了现代科学，然后扩散到全世界。

只不过欧洲国家离英国近，扩散到达得更快而已。

没有牛顿之前，人类所有文明对自然的认知都是差不多的，并没有本质区别。

只有出现牛顿以后，科学才和李约瑟认为的“科技”分野，成为更高效率探索自然的方法。

问题来了。肯定有人会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牛顿？

其实这是没法回答的。

因为牛顿就只有一个，只出现了一次，把以前一大堆零散的知识全部系统化了。

他不出现在任何地方都是正常的，否则为什么法国意大利中国不出现李顿张顿王顿？

你论证的“牛顿为什么会出现在英国”的结论，永远没有办法证实，也无法证伪。

既然如此，我们只能说，四千年的骰子，没有能掷到我们的点数。

仅此而已。

yinfupai 网友的相关建议: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要反驳一下李约瑟关于这个问题的部分观点.

反对一:缺乏古希腊的科学哲学思想

古希腊哲学思想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虽然在古希腊有一定的思辨思想,这个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现在因为古希腊的思想有不少内容很有可能是文艺复兴时期所编出来的.

以柏拉图著作为例,现代的研究中,典型像柏拉图那些著作,按考证其中24篇和4封书信被确定为真品,而关于柏拉图著作的研究中,古代柏拉图解释，中世纪柏拉图解释和近现代柏拉图解释都有差异, 更有些像"六经注我"的味道.

柏拉图著作中,由于伪作的作品也很好,所以也值得研究,然而这就导致柏拉图相当于一个代号,它究竟是否反映的是当时的思想,已经成了含糊不清的问题, 所以这不可断言.

其它的古希腊哲学家也同样有这样的情况.

而在这一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在指出中国没有形式逻辑思想这个观念上, 更是严重的谬误,以往的学者研究中,都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便是轻视了中国古代的术数的重要意义.

虽然说大多数术数是用于占卜之类的用途, 通常会被划为非主流的部分, 所以只有在不占主流言论思想上一些考古文献的专家们有所研究, 但是术数中反映出来的严密的符号逻辑排布与运算体系,对客观世界认知与模拟,对时空一体化的观念, 还有构建出如同神经网络模型那些对客观事件模型的适配, 在过去缺乏足够先进的理论认知时会觉得不可理解, 但到了如今却应该用新的眼光来看到它们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

最典型如在最简单的构建一个可计算逻辑表达中面临的异或问题,这是单层表格运算所办不到的,只能通过三层叠加完成,而这种复杂的逻辑构建运算,其实早在术数模型中就解决了,并且遗留的术数体系中, 已经在通过数理的方式来解决了深层的逻辑问题.

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形式逻辑体系并不是没有,而是遗留到现在的模型过于复杂,导致无法用最简单的逻辑原理去解构

反对二: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

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这个观点也不是那么的恰当,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非常多,这个单独都可以列成厚厚的几本图书了,随意搜索查询也很容易发现, 所以不一一列举.

过于集中的官方权力化垄, 导致了很多发明技术或精品无法在民间得以流行, 典型的例子是, 全国各地的工匠通过自己技术创造的最好的工艺品, 最后都要作为贡品上交给朝廷,然后朝廷会选择其中最好的,然后将其它的全部损毁,以保证最佳工艺品的唯一价值.

但这仅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是到涉及民生的部分,例如房屋建筑这些,比如榫卯结构,利用木头的弹性从而让结构更加坚固, 这比铁钉所钉出来的桌子要稳固得多.

在西方的建筑计算中要有三大边界条件,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就无法计算, 但是中国的建筑在不满足这些条件情况下,一样可以搭建良好.

典型的比如独乐寺, 只是将柱子直接建立在土地上,且不论它已经历经千年, 即使是在遇到唐山大地震时,它的位置几乎处于震中, 摆动的振幅也到六米,却一样能回复到原来的结构,整个却摇摇晃晃不会塌下,原因是它采用梁架结构作为主体，先建柱子后砌墙，即使发生大的震动也可以做到墙倒屋不塌。多重的斗拱把屋顶的重量分散到梁架及柱子上，最后再由柱子散力到地上，斗拱与柱子之间形成稳固的三角形，每个小部件之间都相互依托却又相互借力、散力.

所以虽然, 在中国古代并无结构力学之类系统理论, 却一样可以建立坚固的房屋, 古代木制结构宅子可以方便维护与修补, 使用几百年也不成问题, 当然它们也有致命的缺陷,很容易一把火就全部焚毁,这是另一说了.

然而这一切的背后, 也正是普通劳动者的发明也创造.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要从源头上说, 中国自西周以后,就将巫师的地位彻底打入了下九流,而在西方,却是以巫师作为先知为引导的主流,在这一段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说中国在思想的进步性上远远超越西方.

西方的逻辑思维并不是一开始便是完善的, 是经历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逻辑, 欧洲中世纪时期的逻辑, 自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时期的逻辑, 现代时期的逻辑几个时期的发展.

像最早的亚里士多德的三论式逻辑,如果有一些前提虚假或推理错误,实际上它就崩溃了,换句话说,它本身就有问题,

到了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关于共相性质问题的争论,主要也是为神学服务的, 目的是为了完善神学在面临攻击下的自我辩护, 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逻辑发展,实际是为神学体系而中心,如果把它划归作为现代科学基础恐怕不妥.

何况仅是在这种程度下的西方逻辑系统,与中国术数体系里的逻辑体系相比较,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

真正发生超越性的,还是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中叶是西方逻辑思想发展的近代时期的逻辑学.莱布尼茨将形式逻辑向着数理逻辑发展,这个才是最为重要的.

至于其它部分, 虽都多少有点问题, 但不是核心问题, 便不多说, 然后要说的最重要的问题.

西方近代科学体系建立的根本原因

首先, 要形成体系化本身,必须要有一个原始的动力, 也就是为什么需要有那么个体系.

这背后必须要有巨大的需求动力,还有足够的相应资金所支撑.

a) 从发展科技的动力不足开始

最早的初步的科学发现与研究, 以生物学来说, 如达尔文之所以有条件提出进化论, 是因为基于大量的标本研究, 而这些标本是哪里来的, 是西方传教士们, 很多有钱又闲的教士们把兴趣放在了标本制作与搜集上.

又比如像布鲁诺为什么会在天文上产生进步, 这是因为占星术发展的需要, 而占星术发展也主要是因为教会的支持.

再比如像数学的发展, 同样是因为西方教会的支持, 因为他们认为数学是神的学问.

又比如化学的发展,是因为炼金术的渴求, 教会也曾经一度的支持.

这一切起初都是围绕着西方发展神学的根本来进行的, 对教会来说, 如何构建一个强有力的逻辑与事实来证明神学的可靠性, 直接关乎对民众信教的转化.

而信徒越多, 教会就越有钱, 有钱了,自然就会开始产生各领域的研究.

所以在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时候, 可以看到最先随着殖民进入的也有大量的传教士们, 除去纯粹的宗教信仰外, 背后还包括有巨大的利益, 但这个利益是教会的.

在这一切的背后, 西方教会在这里充当的最大的角色,并不是它的宗教元素,而是作为一个西方的庞大的组织, 拥有无数财富的资金的提供者.

但是为什么在教会占主流的时期, 没有发展出现代化科学体系?

随着各门学科认识的深入, 教会对思想的禁锢与自由的研究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 但即使到这一步,都会还是有足够的可控的.

因为没有足够强大动力, 导致需要反抗教会的神学思想禁锢, 而这种禁锢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拿来利用作为帮助西方的统治稳定, 并且在欧洲诸如小国的情况下, 利用教会之间复杂的关系,可以实现各个国家之间的博弈与平衡.

一句话, 缺乏共同可获取巨大利益的前提下, 并没有产生现代科学发展的需求.

b) 大航海殖民地产生巨大消费市场构成的原始动力

真正教会在思想上的导致失控, 解放了近代科学思想的动力, 其实是由于大航海霸权的开始, 殖民主义的盛行.

众所周知,西方进入工业革命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而最先从英国开始, 这是因为英国拥有了广大的殖民地, 而殖民地本地成为了英国商品输出的巨大市场.

当法国在欧洲的战争中, 虽然还保持霸主地位,但在失去了印度殖民地而被英国获取后,经济一直就下滑,而反之英国经济开始不断发展.

通过战争获取的殖民地不但有足够便宜的人力, 还有巨大的消费市场,这就是战争红利带来的积极影响,英国只需要努力生产大量的商品,便于可以变现为现实的收入, 完全是生产力不足.

这就迫使英国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 研究如何生产更多的商品来满足需要,所以工业革命诞生在英国毫不意外.

而对于中国来说, 即使是有人发明了蒸气机,也进入不了工业革命时代.

因为中国没有参与大航海时代, 首先在航海技术发展上就已经落后了, 哪怕是有过郑和下西洋的时代, 之后也是断绝海上运行, 所以没有足够强大的海上贸易队伍, 几乎都是等着外来商人到中国来做生意.

并且, 中国对外贸易主要输出的是要么必须是人工介入的工艺要求复杂的瓷器与丝绸,要么是纯粹农业经济的茶叶, 这一切不是初期间的粗糙机械辅助所能起多大作用的.

而英国主要输出的是纺织品, 针对的是大多落后地区, 所以虽然没有丝绸的精美, 但是也有巨大的需求, 加上过程简单而繁复,可以采用机械辅助提高生产效率.

而机械的出现, 需要相应的研究, 最初的当然是技术的需要进行的研究, 谁研究出了新的技术就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收入.

而巨大的经济收入本身, 能养活更多的研究人员与学者投入科学研究, 又会滋生周边的发展,如艺术,音乐,科学等等.

c) 生产力进步导致生产关系变化, 解决的是人的问题

生产力的发展自然会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 这个已经是耳熟能详的事了.

但生产力为什么会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人的欲望是不断提升的.

如果有更好听的名词, 这个欲望也可以称为需求, 需求总是不可能有穷尽的.

如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指出的一样, 大部分人当满足了生理与安全需要后,就会产生情感需要,然后进一步就会变化成尊重与自我实现.

大部分人是被物质利益所驱使的, 虽然也有从精神超越物质的少数人, 比如如饥饿的艺术家们, 但是至少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这个需求的产生是存在的.

当然这个理论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到了社会认同需求近个层面, 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位置, 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 大多数时候是被定义的, 而不是简单通过自我定义能够满足的.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假如美国人民个个都想当美国总统,但事实上总统这个位置只可能是一个人担当, 所以这就是有限资源, 要竞争成为总统, 不是自我定义就能实现, 而是要在美国的已有的阶层中,不断向上爬, 拉取足够多的选票,击败竞争对象, 不断通过各种手段实现被大众的重定义,最后才能当上总统.

同样的, 有限的社会资源, 在生产力发展后, 能让生产更加有效率的个体本身也成为一种资源.

这种资源是一种成本,而如何让获取巨额利润的成本最小化, 这就是导致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的最大动力.

如何能够有效降低资本家总体成本, 提升整体社会生产效率, 让每个阶层的收益扩大化, 这才是最大的驱动力.

在奴隶制度时, 一个人需要给奴隶提供基本温饱的条件, 然后奴隶才能有力气干活, 初期来看, 养一个奴隶相当于可以有一个终身的劳动力,似是很划算的事.

这个在生产制造技术能力要求不高的时候, 确实是这样, 比如种植园经济时,可以很好的利用它来获取足够大的利益.

但是, 如果是一家经营的商业公司, 初期的需求是用较少的薪酬招到合适的人, 从而能够满足当时的生产或贸易需求,当开始发展后, 就需要拥有更高能力的人.

如果是购买这样的奴隶终身的话 ,这样的奴隶要经过足够多的培训, 价格必然是昂贵的, 最后会越来越昂贵, 很有可能导致购买资金不够而脱节.

而且如果再进一步发展的话, 最初的那些能力较差的奴隶, 干不了更高级活,基本上就处于闲置状态, 其实相当于白白付出了更多的成本.

举例来说, 比如做一个分级的话,将工作资源的人口, 按P1到P25,划成25级.

当发展到只需要雇佣P6以上的的人来工作, 那么前期购买的P1~P5的人就没有用了, 为了避免闲置浪费,最佳策略就是将他们转卖.

同样的,比如现在需要的是P6~P8工作的, 再发展后,需要P8~P9的, 那么唯一选择也是将更低等级的转卖掉.

加上企业风险, 总不一定总是盈利,亏损时,有可能需要卖掉一些, 盈利时需要购入一些.

这实际上就发展为从购买一个人的终身, 转变成购买一个人的工作时间, 也就形成了雇佣制度, 被买卖用于生产的人就成了雇员.

那么雇员为什么不能全部是被买卖的奴隶, 因为奴隶需要培训付出成本, 这会导致成本的上升, 如果能让奴隶们自发的学习与钻研技能, 这样可以免除一部分成本.

所以, 为了激活生产者的生产力, 那么就可以设立有额外的培训机构, 不但不用免费付出成本培训,还可以让这些生产者,自己花钱去学习,甚至一切物品, 都要让这些生产者自己去购买.

生产者们为什么有自我提升的动力, 同样必须要有足够大的未来利益需求, 于是社会角度来说, 允许一个生产者转化资本家, 会更大的推动生产效率.

所以奴隶制转化成平等的雇员制,才是满足利益最大化的体现, 这也是所说的对社会分工的需要,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化.

d) 社会关系变化后对科技的发展需求以及战争需要

一方面科技迈步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变化, 解决的是人的问题, 从而尝到了科技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自然也就让科技成为了第一生产力

但还有一个无论也不能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这世上不止有一个国家, 在商业活动之间,难免出现利益摩擦,这会积累下矛盾.

但这些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 在大航海之后, 殖民地已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只有少数国家在大量赚取巨额的财富.

然后又回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来, 资源是有限的, 这些资源已经被一些国家所占领, 但是其它的国家并不可能眼睁睁保持着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下去.

即使是拥有资源的国家之间也尝到殖民地带来的好处, 相互之间以矛盾升级来爆发的战争,无非就是要掠夺对方的已经拥有的资源与财富.

匹夫无罪,怀壁其罪.

拥有大量财富的国家, 并不一定在军事上就是第一的, 如果能够在发动战争击败它, 那么就可以掠夺大量的资源充为己用.

但是对方拥有那么多财富, 很容易雇佣或组织军团, 长期打怎么可能打得过呢?

很简单,一个国家有很多领土,但财富与资源并不总是均匀的,如果找到一个离自己近, 又对方财富集中是大量资源产出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削弱对方了.

所以德国虽然晚了英国半个世纪才进入工业区化,但没多久,在1871年时就夺取了阿尔萨期洛林一代,首先它是仅次法国首都最早富庶的地方,其次洛林产大量的煤与钢铁,也是工业化需要的最大资源出产地, 并且德国与法国同时盯上一块资源出产地,那就是北非的摩洛哥,所以摩擦进一步尖锐起来.

在工业化生产的大前提下, 战争的破坏力也变得更大, 在残酷的战争面前, 相当于把第一层对生命的需求,也就是活下去,放到了第一位, 而要活下去, 只能拼命发展科技.

因为科技的发展, 能带来更有效率的资源利用,发挥更大的价值 ,而这种价值用作用战争上时, 便出现了,战争带来了飞速度的现代科技发展.

而在战争结束后, 由于大家认识到像世界大战这种规模的直接采用武器的战争, 给大部分国家最终带来的产生的巨大损失,远远大于了在战争中可获取的.

所以在武力威慑的前提下, 会出现冷战以及战争的转型, 如商业战争,金融战争等等.

中国没有发展出代科技的关键原因

在中国也是这样, 明朝实际上已经开始引入国外的科技, 甚至在明朝晚期出现过资本主义的萌芽, 但是缺乏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 这个萌芽很只是一时的火花,很快便湮灭了.

甚至到了清朝, 其实有很多专项部分有很多发展, 比如天文学, 虽然在明朝后止步不前, 而传教士带来的第谷天文系统并不是最先进的, 但仍然有不少人进行研究, 实际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甚至天文测绘水平是全球领先的. 然而它们并没有形成规模化的学科,仅仅只是一些人所取得的成果而已, 其背后原因还是动力不足.

这种情况,直到了清末被西方的战争痛打了后, 中西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急剧变化, 以至于中国的地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这时候清政府才影响到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开始了海外派留学生等工作, 这里面包括如詹天佑,唐国安全,唐绍仪等著名人物, 最初的留学生去海外学习本来是西方试图掌控中国的手段之一, 当然却低估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怀, 这是另一个问题了,这里暂且不说.

但清朝仍然没有建立起现代科学体系了, 这是因为背后的驱动力仍然不够.

坏就坏在清朝那堆老臣太厉害, 大清面临的仅仅是社会地位低下, 需要进行大量战争赔款, 实际上并没有遇到真正的存亡问题, 反而之后赚了不少钱.

举例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广州赎城费600万元。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向日本赔款两亿两，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威海卫日军守备费150万两，合计23150万两。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各国赔款共计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共9.82亿两，还有割地赔款2000万两.

但是清政府在战争后,雇佣英国人赫德来进行管理鸦片税收，使得清廷的关税收入大幅增长：1849年，清廷当年的关税收入为472万两，但到了1901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管理下，清廷当年的关税收入达到了2380万两白银，占清廷当年财收的26.99%。一直到了1908年，清政府当年总税收约2.92亿两白银，其中鸦片税收就达3302万两，占当年全国财收的11.3%。到了1912年1月，大清帝国公布了1911年的财政收入一共为3.0191亿两白银.

而即使是在号称盛世的乾隆时期, 实际上清政府年收入也只有4000多万两.

什么样的驱动力才是够强的? 就是能带来革命化变化的, 能让大量的人都可以投身其中, 迅速获取到巨额的利益.(假如理解了这个, 便也能够明白例如现今互联网及相关技术为什么能在全球得到飞速发展).

所以在清政府末期, 在巨额的利润刺激下,甚至自己也大量种植鸦片, 最飞快发展的是鸦片种植, 但是鸦片大面积的种植, 国内的消费是第一位的, 于是就带来了大量的耳熟能详的中国普遍吸食鸦片问题.

实际上欧洲也在吸食鸦片, 但为什么欧洲人没有吸垮, 这是因为鸦片价格高, 吸得起的也是贵族, 平民并没有太多机会吸食, 而清政府的广泛种植, 虽然说鸦片的成瘾与危害性远小于现代毒品, 但是大量的廉价鸦片, 导致的毒品泛滥, 可以说侵害到了最基础的根基.

简单说, 在鸦片的巨额利润下, 清政府没有走上主要发展工业化的道路, 这也就直接导致了清政府科技发展也相应无法突飞猛进.

清政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落后, 在拥有资金后也组建北洋水师, 舰队规模算是比较强大, 然而众的周知的, 甲午中日战争时, 北洋水师输得一干二净, 结果就是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 又进行了赔款.

那么清政府那么有钱, 最后是怎么变穷的, 第一是不断的赔款产生的巨大损失, 第二是参与了国际金融投机,遭遇了五次金融危机.

如1903年,英国人麦边搞的橡胶炒作, 无数钱庄商号去投资, 结果在1910年得血本无归. 又比如到了1911年时,武昌起义爆发,导致票号大量提款,结果存款被大量提取, 放款却无法追加, 直接倒闭.

这个过程中, 本来在清末初步兴起的民族工业也被纷纷受到了巨大打击, 连初级的科技发展都无法顺利进行,自然更无余力去发展现代科技.

所以到了民国, 财政经济可以说是一塌胡涂, 袁世凯接手时, 已经是完全的金融烂摊子,因为国民政府的成立是承诺继承清朝的欠款的.

所以,初期的发展是不需要复杂的科技,而随着发展的需要, 社会大生产的需要, 高科技的力量就会越发的体现出来, 从清末到民国的时候, 多次初期的发展都被打断.

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也有反思,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说法就是西方不会坐视中国的发展,所以会千方百计的阻挠与干扰, 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比如现今的非洲就是这样的情况.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西方的现代科技发展, 得益于工业革命, 而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当年英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面积的的殖民地产生的消费需要, 这是最原始的动力.

而在中国, 经济完全可以形成闭圈自给自足, 海外贸易明末及清朝时被控制近乎禁止,导致错过大航海贸易的时代,没有足够的红利刺激, 构成不了现代科技发展的条件.

gong-ke-75 网友的相关建议:

都赖上方谷那场雨。

只恨诸葛丞相漏算天数，火熄上方谷，致使天下落入司马老贼之手。而司马老贼一家得国之不正可谓旷古绝今，生怕人妄言天数，蛊惑人心。遂将私习天文入刑，结果成了中国传统，遗祸千年。

所以说啊，不要再赖丘处机和潘金莲了。冤有头债有主，一切的根源，都是火熄上方谷啊！

晋《泰始律》：私习天文，徒两年。

《唐律疏议》《宋刑统》：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若将传用，言涉不顺者，自从“造妖言”之法（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例。

《大明律》《大清律》：凡私家收藏玄象器物、天文图谶、应禁之书，及历代帝王图像、金玉符玺等物者，杖一百。若私习天文者，罪亦如之。并于犯人名下，追银一十两，给付告人充赏。

fdsa1 网友的相关建议:

西方世界在东周时期就已经搞清楚了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发现了作为独立实体的科学，后继者只要对古典知识稍有研究，就不会犯下将科学依附于技术的错误。

亚里士多德有两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工具论和修辞学。这两部书一部是形式逻辑和确定性的推理，而另一部是在具体问题上说服人的话术。在他之后，学者都知道在具体问题背后存在着抽象逻辑，研究后者不直接有用，但却是更高层次上的指导性知识。而没有读过这两本书的人——今天我们都知道认真讨论的时候说对方缺少逻辑是骂人话，古代西方亦然。

在亚里士多德的年代，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这一思想只能用于不是非常依赖物质实践的研究领域。他自己写清楚了形式逻辑和辩论话术的关系，欧几里得写清楚了几何公理和现实测量之间的关系，就分别立下了逻辑学和数学的基础，奠基了现在的基础科学七大学科之二。这是现代科学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几块拼图，两人的著作一直作为教科书用到19世纪，写下的内容依旧是中小学教育的基础。

在后世无论是伊斯兰哲学还是基督教的经院哲学，亚里士多德都是奉为圭臬的先贤。这使得后继的学者一直很明确在技术之上有着更高层次的智慧，也由此诞生了一些非常较真的中世纪论证，例如有名的针尖上有几个天使，天使能否瞬移，上帝能否创造举不起来的石头。做这些事情的人实际上认为连上帝和天使也得依照逻辑行事，能够论证研究，其他更不例外。

这种思维方法流传下去被应用到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上，就只是时间和发展水平的问题。有了足够多的实验证据，就会有人像之前研究逻辑和话术之间的关系一样去研究背后的原理。这五门基础学科都像当年的逻辑学和数学一样初步建立起理论体系之后，现代科学就成型了。

中国文明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或者至少为一门学科做出重大贡献的原因如下：

一，没有独立发展出逻辑学和数学。虽然这不奇怪，全世界也就只有古希腊文明做到，而且还是继承了古埃及一定研究成果的情况下。

二，没有继承古代逻辑学和数学，创建其他学科。传播时间是原因之一，中国接触这两门学科的经典文献是在明代中后期，相对西欧太晚了。另一个原因是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和现代科学的距离很遥远。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是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之后，几何证明和数理逻辑从幼儿园和小学普及起，就有科学人才了。新政之后的中小学培养出的第一代人做教师，第二代人受到的就是全套完整的科学教育，在这第二代人里面，就出了杨振宁和黄昆这样的顶尖人才。肯虚心学习的前提下，中国离现代科学最多只有两代人的距离。

phobos 网友的相关建议:

早早地中央集权了，分封制难以为继，所有才子不得不被综合到某个体系里，继续综合式地想问题。枯守地方无人打扰，拨开现象看本质的分析式思维方式就没工夫发展繁衍开来。

于是，范畴和概念无法厘清，实验与模型无法净化，现象总结不出规律，知识形成不了体系，就无法推而广之。遑论技术的科学性。

去看看样式雷就知道了，三千年里几何不行，九州天下物理不彰，浓缩反应了历史。

gao-chong-61-11 网友的相关建议:

1、中国为什么没能发展出科学？因为中国掉进了局部最优陷阱。

2、欧洲为什么发展出了科学？因为他们一直在低位徘徊，文艺复兴开始触底反弹了。

先说中国。

秦始皇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可以统一调配资源，这些高度集中的资源被用在兴修水利、基础建设、国防安全等方面，其对生产力的促进是那些分散的小国无可企及的。

从此之后，吃到中央集权甜头的中国人便始终追求着大一统。

秦朝二世而亡，取而代之的汉朝仍然维持了大一统，经过几代人的摸索，终于由汉武帝找到中央集权的思想理论指导，即外儒内法。

这种思想在今后的两千年中经受了岁月的考验，自始至终发挥着无与伦比的效用，足见其强大之处。

隋唐发明的科举制度，可谓中国最伟大的发明，这种制度将外儒内法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在之后一千多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始终保持着稳定的统一。

正是这样的稳定统一，使得中国在两千年时间里屹立于世界之巅。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优势，使得中国人的认知出现了局限，大家开始“一心只读圣贤书”，专注于道德修养，关注于人与人的关系。因为历史一再证明，只要能够把人的问题解决好，就可以维持相当优越的生活。于是，中国人开始忽视客观世界，甚至对物质产生了鄙视，更不要说去钻研客观事物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格物”。既然叫“格物”，而没有叫“格人”，其最初的含义显然包含了客观事物。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格的对象逐渐发生了偏移，最终焦点完全转移到了“欲情念”等主观方面。而这种关注自身的倾向并没有阻碍生产力发展，相反的，他造就了一批批的君子，在这些君子的领导之下，这个大一统的帝国得已稳定运行，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就此掉入局部最优陷阱。

如果现在回头看，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种陷阱，因为王朝持续的时间总是不能长久，经历了数个朝代之后，这种只关注人的倾向就很值得质疑了吧？如果我们只需要道德高尚的人，那么为什么那么多朝代都会灭亡呢？难道朝代延续会导致道德沦丧？这无论如何也讲不通吧？

既然是认知问题，当局者迷，古人最终也没能跳出这个陷阱。他们总是从人的方面去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殊不知，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人，而是生产力发展无法满足人口增长。说白了，就是安居乐业时间长了，人口多了，但是粮食增长不够快，于是容错率越来越低，有点什么灾害就要饿肚子，人吃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朝代末年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就是吃不上饭嘛！

不过，以当时的数据统计能力，这个陷阱确实隐藏的太深了，也不能苛责古人。

反观欧洲，为什么他们可以发展出科学？

因为欧洲漫长中世纪，在宗教的统治下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使得资源无法集中调配，因此生产力始终发展缓慢。直到14世纪，意大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早在宋代也已经出现了。

区别是什么？

中国的中央集权之强大，直接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新兴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能力挑战官僚集团，更不用说皇权了。

而欧洲不同，他们的领主相对弱小，意大利当时只是一个个的小城帮，新型的资产阶级是有能力与他们进行较量的。于是，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大趋势下，资产阶级开启了文艺复兴运动。

什么叫文艺复兴？

说的好听，其实就是西方版的拿来主义。基督教体系已经摇摇欲坠，又没有新的体系可以替代，怎么办？于是意大利人开始病急乱投医，把被遗忘了一千多年的古希腊文明拿过来用，美其名曰“复兴”。

他们对古希腊文明进行了升级改造，使之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然后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是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就文明的载体而言，他们使用着不同的文字和语言，很难说这是一种“继承”，其实更像是购买了一个老字号，打上了人家的牌子而已。

不过，不论如何，这条路是走对了，然后就有了哥白尼、伽利略……

另一方面，由于低下的生产力难以养活增长的人口，于是逼出了大航海时代，然后就是地理大发现。新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及白银的发现直接助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

有钱了，自然就会有一批“闲人”，可以去研究一些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学问，于是科学得到了大发展。

既然欧洲人已经开启了科学之门，中国自然没有必要重复发明轮子，就好像中国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欧洲也不会发明出另外一种形式的“书”。

资本主义的血腥扩张导致了欧洲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这使得中国曾经大大落后于欧洲。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再拉长一些来看，中国近200年的落后挨打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只不过是段小小的插曲罢了。用不了几十年，中国仍然会重新站在世界之巅，那时我们再回头看，这个所谓的“陷阱”恐怕也只是大趋势之下的一个微小噪声罢了。

Mefls 网友的相关建议:

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发表半个世纪后，出版了《文明的滴定》，关于这个标题，他的解释是：

滴定是用已知浓度的化合物溶液来测定某溶液中化合物的量，前者将后者完全转变为第三种化合物，转变的终点由颜色变化等方式来确定。这就是所谓的“容量分析”或“滴定分析”。……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在研究中国和其他文化的发现文明史时，总是试图确定年代——中国的第一座运河水闸出现在公元984年，亚述的第一条灌溉渠出现在公元前690年，中国的第一条运河出现在公元前219年，意大利的第一副眼镜出现在公元1286年等等。这样便可以将各大文明相互“滴定”……

显然，李约瑟是相信不同文明间存在的滴定是可能的。否则，李约瑟之问将不能成为一个问题——science是一个从希腊的知识概念ἐπιστήμη出发，最后从法语进入英语的19世纪概念，它的诞生和发展谱系是清晰且全然属于西欧的。那么，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近代科学的解答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三段论：科学是西欧的产物，中国不是西欧，所以中国产生不了科学。至此，为什么中国历史没有发展出科学这个问题，就会实质上成为为什么西欧诞生了自然科学。无论回答是默顿的“清教徒伦理”，还是赫森的“资本主义经济“（或其他），像李约瑟用十五卷著作考察中国的”科学“（我们必须小心使用这个迷惑性的词汇）都只能算作一种文化研究，而“真正”的科学史会被局限在对西欧历史的考察。在这样的滴定中，将是异质文化的溶液与西欧文化的溶液不发生反应，直到整个锥形瓶中几乎是纯粹的西欧文化的溶液，观测的结果也只可能是对近代科学起源地文化的不同层次的还原，比如常见的“形式逻辑与实验精神孕育了自然科学”，乃至河殇式的地理决定论。这样的研究并非无意义，却难以得出服众的因果关系。况且这种还原常常是困难的，亚历山大.柯瓦雷对此评论到：

（关于近代科学起源）的一切解释，无论听起来多么言之成理，最终都是原地打转。毕竟，这对人类思想来说并不是丑闻。存在着不可解释的事件、不可还原的事实、绝对的开端，这在历史乃至人类思想史上是相当正常的。

因此柯瓦雷对科学革命研究的态度是：

在尝试给出一个关于17世纪科学革命历史出现的解释之前（无论它是什么样的解释），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它的内容。

因此李约瑟问题的提出只能在一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科学具有一定的可通约性下才有意义。在这种预设下，西欧并不必然是近代科学的起源地，其他文明也有其独自发展出的“科学“，只是在某些因素作用下，科学革命最终诞生在了西欧。研究这些因素，正是掌握了近代科学这一标准样滴定液的科学史家的使命。

然而如果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发展出了近代科学的原型的话，又将面临这样的困难。首先，科学本身的边界是模糊的。我们习惯性接受的叙事（关于这个叙事的问题 @姜源老师已经有了回答了）：希腊的自然哲学——黑暗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与拜占庭带来的文艺复兴——科学革命，那么除了希腊的自然哲学，中国的“全然异质的“（李约瑟语）自然哲学能不能算作科学呢？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发达的力学和工程成就有一大部分散失和衰落（讽刺的是传承下来的希腊化时代综合科学后来却成为科学革命的头号敌人），像安提凯希拉装置这样的杰作都难以考证，更谈不上其对科学革命的启发，那我们又如何认为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一种科学呢？在我们进行这样文明的滴定时，就有了一个预设的工程、哲学和“科学”之间的边界。

退一步说，即使是某些被我们今天明确接受为真正的科学的科学定律，与其有某种形式上相似之处的，就能被认为是近代科学的原型吗？勾三股四弦五是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原型吗？“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是极限概念的原型吗？如果认为只是一个例子而缺少形式逻辑，从而不是“科学”的原型，那我们就又一次回到了西欧，回到了形式逻辑和实验传统造就近代科学的经典叙事中——科学必须按照西欧近代科学已有的进路发展，所以西欧以外的地方产生不了近代科学——这样的循环论证中。

如果我们认为某种意义上的相似可以作为某种科学原型的判据，面临的困难将是这种相似是主观而不可靠的。首先，我们认为的形式相似完全是从近代科学视角出发的相似性。留基伯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也许与物理学的原子论概念相似，但实际上古希腊原子论是对物质的变化和本原问题的回应，而不是对物质结构问题的回应。原子论承接巴门尼德的不变的“是者”概念，影响了柏拉图的理型论。而与柏拉图理型论最紧密关联的科学领域是天文学——从当代视角看是不会认为原子论和天文学有怎样紧密直接的联系的。其次，什么样的程度算相似呢？炼丹是近代化学的原型吗？也许是。炼丹能独立发展出近代化学吗？我想大部分人不会给出肯定的回答。

李约瑟给出的理论是停滞论——某种社会或经济原因阻碍了科学的原型进一步发展为自然科学。我们先不论如何找出这样的社会或经济原因（当然我们知道只能与西欧进行对比——这又回到了之前的问题），这里给出的预设是，近代科学的图景只有一种，如果这些社会或经济原因不从中作梗，中国发展出的科学也会是如今近代科学的形式。

让我们回忆蒲柏给牛顿撰写的墓志铭：

自然与自然的法则在黑夜隐藏，
上帝说，让牛顿出世！
世界一片光。

在这里物理定律是先验的，悬置的和普遍的。科学定律像伊甸园的果实一样等待采摘，而且只有这一个伊甸园。我们认为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而不是伽利略发明了自由落体定律也是基于这样的预设——即使出现了一个阿拉伯的伽利略或是中国的伽利略，他发现的“科学定律”依然是轻的铁球与重的铁球同时落地，而不是相反。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种可能，或者说我们至少无法用语言描述这样的一种“科学”，它是独属于某种除了西欧以外的文化的。我们难以想象一种以《九章算术》这样的史志体书写出的数学体系，而不是《几何原本》的公理和证明。能多大程度上想象这样一种异质的科学，取决于我们对文化相对主义的接受程度。

引用《告别理性》中费耶阿本德的说法：

论题1:个人、群体以及整个文明都可能从学习异己的文化、习俗和观念中受益，不论支持他们自己看法的种种传统多么强大（不论支持这些看法的理由多么强大）。例如，罗马天主教可能受益于学习佛教，内科医生可能受益于研究《内经》或偶遇的非洲巫医，心理学家可能受益于研究小说家和演员塑造人物角色的方法，普通科学家可能受益于研究非科学的方法和观点，而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文明能够从“原始”人的信仰、习惯和制度中学习许多东西。
对论题1的回应有一个很宽的谱系，以下是其中的四个：
A.该论题被拒绝。这发生在一个深入信仰者日常生活的世界观被当做唯一可接受用以检验真理和美德的度量之时。……
B.该论题被拒绝，但仅在一些特定的领域。这出现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包含相互作用微弱的一些部分（宗教、政治、艺术、科学以及私人和公共的行为等），每一部分有一个定义良好和排他的范式所指导。个体被响应地切分为：“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人可以依靠信仰，“作为一个科学家”ta必须依赖证据。或者作为一个谈起加尔文的历史学家，当评论起处死塞尔维特时：“作为一个人，他并不残暴，但作为一个神学家他是冷酷无情的；而他正是以神学家的身份来对付塞尔维特的。”
C.这是一个更为自由的回应，它鼓励不同领域（文化）间的观念和态度的交流，但却要求它们服从于支配被进入领域（文化）的规则。因此一些医学研究者承认非西方医学观念和治疗的用处，但他们进而要求科学手段发现它们并且必须在他们的帮助下得以证实；它们没有任何独立的权威。
D.最后是关于我们谱系中极左的观点，我们对此的看法是：即使我们最基本的假定、我们最为坚实的信念和我们最不可置疑的理由都是可以通过与最初看起来纯粹疯狂行为的比较而加以改变——改进，或缓和，或被证明是有关的。

在费耶阿本德的表述中，我们讨论过的态度在B与C之间。

所以，无法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个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本身有意义的必要条件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单开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历史没有发展出科学’何以可能”也许是件更有意义的事。

（ @灰堡魔法师提醒我，这个问题的本意可能是”为什么中国不是西欧“，那我就真的没法回答了。或者说还是应该问：何出此言？）

present-is-gift 网友的相关建议:

首先吧，咱们先要谈谈现代科学是怎么来的。提到现代科学不能不谈古希腊文明。这个文明太牛逼！

欧几里得约于西元前300年写成《几何原本》。

这种完全脱离实际应用的纯数学理论，在公元前300年竟然就出现了！逆天到让人感觉炸裂！

但是提到古希腊文明，有个概念咱们又要说一说。古希腊文明是一个次生文明！

不用我说大家可以从以上两张图里看出古希腊神庙跟古埃及神庙的相似之处。古希腊文明明显的传承于古埃及。

当然，古希腊文明不仅仅传承自古埃及，它还有许多地方是源自苏美尔人。

可是古埃及文明和苏美尔文明早早就消亡了，留下的历史文献极为有限。它们对古希腊文明提供了怎样的启示和帮助已经无从知道。诸如《几何原本》这种惊天剧作到底是完全源自古希腊文明，还是早在古埃及和两河文明就已经有了系统的论述只是被古希腊人略微改进？这种问题由于缺乏考古证据已经永远无法解决了。

不过古希腊文明显然是吸收了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的长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展。之所以能如此，得益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希腊距跟开罗和巴格达都若即若离，一方面土地不接壤可以保证自身不被埃及或者苏美尔人吞并。另一方面，海上贸易又可以让希腊人轻松学习两大文明的长处。因此，古希腊的文明既可以独立，又可以博采两大文明之长，按照逻辑它理所应当比两个原发性文明走得更远。

在这里有一件不是太相关的事我还想再说两句。西方自认为自己是古希腊文明的继承者。所以在《全球通史》这种权威性的历史书上，古希腊文明是跟四大文明平等的六大文明之一。此外，西方对古希腊文明的研究有一种将其神化的态度。也即是对古希腊文明的继承避而不谈或者不做研究，却把古希腊文明的各个成果拿出来大谈特谈。仿佛古希腊文明的所有成果都原创于古希腊一样。最有趣的是，现代科技是盎格鲁萨克逊人开创的，他们是日耳曼人的一支。而日耳曼人在古希腊高度发达的时候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也就是说，古希腊文明的发达跟他们其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好了，我之所以花了很多功夫来谈古希腊文明，是因为有个相似的问题与我们的问题有一举同工之妙。从公元前3500年的克里特文明开始算起，古希腊经历了将近3000年，最终被罗马消灭。那么为什么3000年的古希腊，科学如此发达的古希腊，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

对你没看错！《几何原本》虽然了不起，但古希腊文明的科学距离现代科学还有一步之遥。为什么这临门一脚要等到两千年后才被踹开？而且这两千年，欧洲的科技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在倒退。到文艺复兴前，整个古希腊文明的书籍在欧洲大陆都被基督教销毁！如果不是阿拉伯人保留了古希腊文明的文本，又因为红十字军东征而传回欧洲，那么古希腊文明就彻底绝灭！而欧洲是否能发展出体系化的现代科学也是未知！

好了！为什么足足倒退了两千年，古希腊文明才再次换挡升级呢？欧洲人为什么会浪费2000年的时间呢？

以下是我的猜想，仅仅是我的猜想。

答案是，因为没有纸！

穆斯林與基督徒的交流讓紙製品在11世紀左右在歐洲廣泛利用。12世紀初傳入西班牙，13世紀傳入義大利，14世紀傳入法國、德國並最終傳遍歐洲，美洲。但到17世纪时，欧洲造纸术仍然只是中国宋代的水平，

然后特别有趣的是开启现代科学，把古希腊文明重新发扬光大的文艺复兴几乎伴随着造纸术在欧洲的传播而发生

文艺复兴是一场大致发生在14世纪至17世纪欧洲的文化运动，在中世纪晚期发源于意大利中部的佛罗伦萨，即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扩展至欧洲各国。其辞源为义大利语“Rinascimento”，由ri-（意为“重新”）和nascere（意为“出生”）构成

我们想象一下，在古希腊没有价格低廉的纸张。所有的知识都写在昂贵的羊皮卷上，在这种情况下，像《几何原本》这种著作只能是贵族的奢侈品。古希腊创造的科学理论越复杂，越精巧，在没有纸张的情况下它的传播就越困难。复杂的科学理论，败给了简单粗暴的耶稣复活故事。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纸！

一旦科学理论都只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它们对社会发展将无法构成促进。再厉害，也不过是贵族自己玩儿的游戏！

看到这儿，有人就会问了。那是不是没有纸，欧洲就会永远停留在黑暗的中世纪？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枪，炮，细菌》里对印第安文明的描述。书里提到，印第安人到美洲后，很快就把马全部猎杀干净。同时，美洲也没有可以被驯化的牛，驴。所以印第安人因为没有可驯化的牲口而无法进入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

如果说，牛马这种可驯化的大型牲口可以把一个文明锁死在初级农业文明。那么造纸术恐怕也能把欧洲文明锁死在封建社会。

至于欧洲是否能独立地开发出造纸术，到底要几千年才能搞出来，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我目前的了解，古代欧洲人的生活状态难以让他们发明造纸术。

好了，我们总结一下发起所谓的现代科学的几个必备条件。

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孕育和滋养的古希腊文明
阿拉伯文明保留的古希腊的科学火种
华夏文明的造纸术
古印度文明的阿拉伯数字
欧洲手工业和商业积累的大量物质财富

等等……

可以这么说，现代科学是博采整个欧亚大陆各个文明古往今来的先进之处才得来的。如果说现代科学是一颗参天大树，那么它要从种子长成大树，不仅需要种子(古希腊科学)，还要充足的水(造纸术)，土壤(欧洲的人口规模)和阳光(催生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对于已经长成了的大树，少点阳光，少点儿水都无关痛痒，可是对于一粒种子，缺了那点儿水就可能永远不会发芽。

那么我们可以谈谈中国了。我之前也说了，古希腊文明跟日耳曼人没有半毛钱关系。日耳曼人无非是自认为自己是罗马的继承者顺便把自己变成了古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可是无论罗马人还是古希腊人，在他们眼里日耳曼人都是野蛮人。

但是古希腊文明确实是现代科学的种子，也就是我，中国想要进入现代科学，也需要这个种子，同样也需要种子发芽所需的所有条件。只是这个种子距离中国实在太远了！从1607年徐光启自利玛窦那里翻译《几何原本》中国已经落后欧洲三百多年。当然相比起造纸术用了1000年才传播到欧洲，晚300年其实也不算什么。实际上，明代中国在科技上并未完全落后。中国依然不断在跟欧洲先进的科学进行交流。然而不幸的在于，在工业革命之际，中国恰好进入了一个历史上最封闭的朝代。

很多人把中国落后的锅都摔到了满清的身上。其实这种说法有失公允。其实闭关锁国是从明朝就开始的国策，中国的封建王朝越来越保守封闭也是一个历史趋势，哪怕改朝换代的是李自成也无法改变这个趋势。

如果我们开一下脑洞，在唐和宋这种开放自信的时代，古希腊文明传入中国，会发生什么呢？我对此其实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如果在那个时代，中国说不定也能爆发科技革命。种子发芽也需要季节，1607年中国已经进入晚秋，严寒深冬即将来临。种子最终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

当然，如果西方也阴差阳错地错过了科技革命，中华王朝也会如四季轮回一样，在最保守的严冬之后，再次迎来新春。假如在春季古希腊文明的种子恰好被播种，那么中国也可以自发出科技革命。

当然，如果做个比较，欧洲在地理上更加近水楼台先得月。在造纸术传入欧洲之后，它成功进入现代社会的概率比中国更大。

从古希腊文明到欧洲近代科技革命，我们看到的道理只有一个，开放，博采各个文明之长，才能换挡升级。所以，应对今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一步改革开放是中国文明继续发展的唯一出路。我们其实也不必因为中国近代落后于欧洲，没有爆发科技革命就自卑。因为古典时期，科技进步更加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今天，信息技术已经如此发达，海陆空运输也如此便捷，已经跟古典时代大不相同。今天，更加重视科学，更加善于吸取其它文明长处的文明才会更有前途。

此外，西方解释的历史有一种要把自己神圣化的趋势，我们辩证地看就可以了。既不能像某些人一样把西方史观当真理，也不能矫枉过正，说西方文明史都是造假。如我所说，日耳曼人其实是黑暗中世纪的罪魁祸首，以当时地利之便他们早早就接触了古希腊文明的火种，但是却焚书坑儒，让古希腊所有的著作绝迹于欧洲上千年。差点儿就把人类科学的火种扼杀在摇篮里。这样一些人竟然自诩为古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发展者，也真的是非常地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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