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适合建立陪审团制度吗？ 第1页

本院正在试行陪审团制度，将有关人员命名为“听证员”，但做的事情跟陪审团是一样一样的，经过实践证明，现在判决书中“依常理可知”这一类表述，都应该拿来给听证员把把脉才好。

比如两个温州商人做生意，甲把乙告了，生成乙欠他50w，有欠条为证，法官继续询问有没有银行转账凭证，甲说没有，付的现金，法官一脸“我读书少你别骗我”的表情，然后驳回了甲的诉讼请求。

法官认为：“通过现金借出50w元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实际上对温州人来说太正常了。这就是法官缺乏常识的表现。在“常识”问题上，常人（没有经过法律训练的普通人）大有可为。

本人就参与了一起采用”听证员“制度的案件。

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

王女士起诉李先生，声称李先生欠她100万元人民币,，并拿出了银行转账记录为证，但没有借条。而李先生则拿出了10张发货单，意图证明这100w元并不是所谓的借贷欠款，而是货款。王女士声称双方的确在做生意，并且前后一共有30份发货单，但这100万元的确是另外的借款。法院经审理发现王女士的打款记录和10张发货单存在对应关系，就认定这100万元属于货款，驳回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

判决生效后王女士来到我们检察院申诉，我们老大决定在这个案件适用听证制度。

我们向几个友好的社会单位发出过通知，让这些单位的领导自行报名，形成了一个名单，这次由领导选择了其中的三位，分别是：本地电信公司老总余经理，残疾人联合会主席杨主任和一位民企老板陈老板。之后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各自陈述事实，进行了一轮陈述和两轮辩论。我在现场听了双方的陈述。大概是情况是这样的。

1、双方共同认定的事实：

王女士和李先生从2010年起开始合作，李先生几乎每个月都会给王女士从云南发一车水果到山东，然后由王女士的加工厂加工成各种罐头再售出。

双方没有签订任何的书面合同，关于水果的单价也没有任何的书面材料，而是根据当季水果品种、品质、数量的不同，王女士先打款，李先生再发货，王女士收货之后给司机开具收据，确定重量，双方再确定价格，但双方在庭审中约定的水果价格均价是4块钱/斤计算。

30来张发货单显示，一共发货300吨。而银行的转账记录显示王女士每个月都给李先生打款，总额达200万元。

2、王女士单方面的主张：

李先生中间有时候给她发货了，有时候又没有给她发货，但她基于双方的信任，总是按时给他打款，这次打了款他没发货，那么下次发货了就从货款里扣除，因此虽然发货单一共有30份，但李先生一开始拿出来的10份是假的，这十份都没有收到。

王女士还主张，多出来的钱被李先生挪用去修祠堂了。

3、李先生单方面的主张：

李先生表示双方一直严格遵循先打款，后发货的原则，自己从来没有少发货过，王女士纯粹的污蔑。

与国外要求陪审团保持沉默不同的是，最后我们允许听证员进行发问。

余经理问王女士：”你现在的经营状况怎么样？“王女士表示形式不好，自己已经破产了。

杨主任听证员问李先生能否联系到货车司机，李先生表示他是到当地的配货中心找的司机，每次都不一样，没办法联系上。

陈老板问王女士：”既然他没给你发货，你为什么要打款？“王女士说：‘大家都是老乡，我想他也不会坑我，他让我打，我就打了。”

至此听证结束，三位听证员被带到一个密闭的办公室，在这里他们将进行充分的讨论，得出一致意见之后将书面报告提交上来即可。整个过程中只有三位听证员互相讨论，而没有任何其他人干涉。因此以下讨论场景并不是我亲眼看到，而是根据他们后面提交的讨论纪录脑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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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的大门关上了，三名听证员在三角形的桌子上分别坐了一个边，互相看着，沉默。

余经理率先开口了：“咳咳，那我们就开始说吧，我先说说我的看法，我看刚刚两位检察官不是很用心嘛，特别是那位胖胖的检察官，这个案子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你看那个原告，明显就是自己生意做不下去了，到处找茬讹钱，要不就这样算了。”

这话一说出来，立刻遭到了另外两位听证员的反对。

杨主任沉声道：“怎么能这样子，我觉得原告肯定是权益受到了侵害，我看得出来。”

陈老板也斟酌着说：“话不能这样说，做生意的时候不签任何书面合同是很正常的，原来法院觉得这不正常，这是不对的。”

陈老板的话说完，另外两人也很惊奇地看着他，杨主任说：“不对吧，这么大的合同也不签？”

陈老板往后一仰，闭上眼睛在回忆：“我曾经打过一个官司，对方的确是欠我钱，但是我没有任何的书面证据，在律师的建议下，我搜集了一些其他人给他打款的汇款单，并声称是通过他人向对方汇款的，这些人都愿意为我作证。”

陈老板坐直了身子，睁开了眼睛：“你们猜猜对方欠了我多少钱？”

余经理和杨主任对望一眼，余经理猜道：”50万？“

陈老板哈哈大笑，目光一沉：“360万。”

余老板和杨主任瞪大了眼睛，嘴巴睁得大大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陈老板用手指敲击着桌子：“最后结合各种证据，法院认定了300万，有60万就这样没有了。”

余主任问：“你说的是真的？”

陈老板：“我骗你干嘛。”

余主任沉吟着说：”我只是觉得，这个被告啊，明明一共有30多份发货单，他一开始只拿出来10份，这个很奇怪啊。”

余经理说：”但是汇款单和发货单确实存在对应关系吧，基本上都是大款4~10天之后就发货的样子。“

杨主任：”可是原告说他没有收到货。会不会这些发货单是伪造的？能否找到这些司机问个清楚？被告说他发货了，那这些司机应该是有联系方式的。就算司机联系不上，运输公司总是在的嘛。“

陈老板：”这个应该不会，被告说的有模有样的。我跑业务我知道，这些都是山东当地的车子，运了货到云南，从山东出发的时候肯定不知道从云南有没有东西拉回来，但如果从当地空车回来那是不划算的，所以都是把货卸下了之后到当地的配货中心，由配货中心统一配货，这些都是一锤子买卖，找不到司机的，更没有什么运输公司。“

杨主任沉吟道：”但是只有单子，没有别的什么证据，总是让人感觉不放心。“

余经理表示同意：”对的，这个单子很好弄的，像快递单一样，你完全可以去快递那里拿一把快递单，然后一一地填好，但就是不发货。“

陈老板说：”不对啊，上面有盖章的，配货中心敲了章的。“

杨主任说：”这也不能说明什么，万一他跟当地的配货中心很熟呢？“

余经理：”对，只有发货单不行，他们两个都说等车子到了当地之后，原告收货了，会给司机出具收货单，应该以这个收货单为准。“

陈老板表示要晕倒了：”这些司机都是一锤子买卖，又不对被告负责，且不说他们能不能找到，就算找到了，他们拿了收货单随手就给你扔了，哪里还有什么证据。”

余杨二人听了一愣，也不说话了。

余经理又开口了：“其实有一个地方非常奇怪，如果像被告说的那样是货款，双方又约定水果的价格统一为4块钱一斤，那么30份发货单总共可以运300吨，这就是240万，但原告显然只给被告打了200万，多出来的这40万被告为什么不起诉原告让原告赔钱呢？”

陈老板眼前一亮：“对对对，40万不是小数目，没有谁能轻易承受40万的损失，可见他实际上并没有发300吨给原告。”

杨主任犹豫着说：“但是你看啊，这个发货单上虽然写着是10吨，但是会不会到了山东之后，路上损失了一些，比如损失了2吨，还剩下8吨，然后原告就按照8吨付款。”

余经理想了想：“道理也有道理，但不应该相差这么多才是。”

陈老板补充道：”双方之前说这个价格是每一批次分别计算的，现在为什么又统一约定一个价格呢？这个很不科学啊。”

杨主任感到头都大了，用力揉了揉太阳穴：“总之很奇怪，很奇怪就是了。”

余经理也说：“是啊，这么大的生意都不签合同，真是，哎。”

陈老板笑道：“其实我们一般都不签合同的，又不是跟公司打交道。”

杨主任盯着陈老板：“你说的话是真的？”

陈老板：“我骗你干嘛，我们个人和个人之间做生意，凭的是信任，把价格和数量谈拢就差不多了，签合同干嘛。如果没有信任直接不要做生意好了。”

杨主任叹息道：“你们温州呐！换我们上海人怎么也要签的。“

余经理笑道：”这算是给她一个教训吧。“

陈老板听了这话，冷冷地说：”这个教训也未免太过惨重。她可不像你有国家兜底，她如果真的有100万拿不回来，整个家庭算是没有了。“

余经理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

杨主任点头说：“不仅仅是原告有影响，判案法官也有影响，如果这个案子被提抗了，法官的考核要受到影响，甚至挨处分。”

听了这话，陈老板冷哼了一声，也不说话了。

这时候杨主任咳嗽了一声，继续说：“那我们先来表决一次吧，支持法官认定事实错误的请举手。”杨主任和陈老板都举起了手，余经理没有反应。杨主任笑道：“看来我们还得做一做老余的思想工作。”

余主任斟酌着说：“我们现在说的，都是猜测，没有切实的证据，我觉得还是谨慎一点吧。”

杨主任说：“其实重点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到底是不是货款，或者在货款之外是不是有另外一笔欠款。”

陈老板突然发话：“原告叙述者100万被告是借去修祠堂了，那直接去双方老家调查一下不就好了么。“

余经理看着他：”调查什么？“

陈老板说：”100万不是小数目，不可能轻轻易易没有掉了，如果真的借了100万过去，那么当地人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包括修祠堂的工程队，肯定都知道一点。找他们问问，肯定有消息，如果能把消息串联起来，真相就不远了。“

余经理眼前一亮：”你说的当真？“

陈老板沉吟着说：”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的，被告说了真话，现在这100万的确是货款，原告也收到了货。但是被告一直在云南，怎么修祠堂？肯定是原告帮被告修祠堂，中间垫付了许多工程款，但是找的是地方的小工程队，没有任何的收据什么的，甚至可能请都是临时工，现在都很难找到了。只要派人去原被告家乡看看，被告的祠堂是不是新修的，翻新过程中又是谁在具体操作的，如果是原告在操作，给钱，那么久问问被告这笔钱是谁出的，到时候就知道了。“

杨主任点点头：”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余经理感到开始头疼了：”但是法院也没有义务去帮当事人查这些事情吧，法院毕竟要中立嘛。“

陈老板叹息道：‘是啊，法院要中立，法院只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判案子，但是真相怎么办呢？”

杨主任奇怪的说：“如果真是你说的那样，原告为什么一开始不提供证据呢？比如让工程队的人出来作证。”

陈老板苦笑道：“都是乡里乡亲的，哪好意思出来作证。但是如果法官亲自来问，那么都是相邻相亲的，哪好意思不说呢。他们没有任何偏袒谁的意思，只是不愿意主动出头罢了。”

余经理拍了拍大腿：“真是难以理解，但是你说服我了。”

杨主任这时候反而犹豫起来了：“这也不一定就是真相。而且法官真的应该主动去调查吗？”

陈老板沉下脸色：“杨主任，余经理，你们是上海人，你们从小就生活在法治的环境下，但是你们要考虑到我们这些乡下人，我倒现在了，要不是逼不得已，我都不会打官司，丢不起这个人。你们觉得我们是无知，我们是无知，但这就意味着应该让坏人横行吗？法治应不应该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呢？我们做生意的都没什么文化，不懂法律那么多弯弯绕绕，我们就是凭着信任而已，你们觉得不过是住得比较近，又不是亲戚，哪有什么信任，但是，远亲不如近邻呐。我可能不太会说话，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凭自己个人的经历向你们保证，这个原告绝不是无事生非，整个事情里肯定有没查清的地方。”

余经理摇了摇头：“好吧，那就听你的吧。”

杨主任也说：“那行吧，让法院再查一查好了。”

最终三人决定由杨主任起草意见书，主要有三点内容：

1、原告主张所借款项系用于工程款，该事实真实与否，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但未调查，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楚；

2、依照被告的说法，发货单一共有30份，但被告一开始只拿出了10份，且30份发货单的货值已经超过了240万，被告却主张只收到了200万，这一事实认定不清楚；

3、原告的权益极有可能受到了侵害，法院不应当仅仅以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为由作出裁判，应当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所谓的“依常理可知”也是不成立，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楚。

综上所述，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不清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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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份意见书送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在门外等了一个小时。远比我想象的要长，而最后的结果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最终，我们依据这份意见书作出了提请抗诉的决定，让法院重新审理此案件，在审判的过程中双方达成了调解：被告分批次付给原告90万元人民币，原告对剩余的10万元放弃主张。

看来事实远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双方当事人可能的确存在一个借贷合同，王女士借给李先生90万元，李先生还给王女士100万元，其中10万元算是利息。但这只是一种猜测。

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无从得知，我们毕竟不是机器猫，没有时光机器，不能返回去。

所以法官还是要依据证据判案，只是当法官依照”常理“进行脑补的时候，能不能听取一下”常人“的意见呢？

评论区总有一些人出没。

他们既不觉得这是讽刺也不觉得自己的理解有什么问题。

他们只会觉得：哈哈哈答主你个友善度这根本不是陪审团。

这幅漫画是 @笛子Ocarina 在朋友圈转发的人贩唯一死刑时候画的。

这个我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恰在那个时候。

但是这些奇怪的大神们并不知道。

他们只是单纯的觉得，点赞的人什么都不懂，答主我什么都不懂，笛子什么都不懂。

“老子天下第一！”

傲慢又无知。

挺好的，黑名单的素材吧。

===================以下原答案=======

放两个图，来源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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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房价的天花板不是一个价格，而是一种状态。

什么时候，中国的发展基本到位不动了，深圳城市到极限了，大家不愿意来深圳了……那个时候，自然房子就到头了……否则，全中国的财富、人才、资源向着一个小地方集中，就是房子都是空的，也不可能便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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