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黄仁宇认为万历十五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第1页

自万历十五年起，神宗皇帝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了，由此一直延续到万历四十八年神宗驾崩。

黄先生认为“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并从几个人物的不同视角描写了这一时期内大明朝廷的群像。

我个人的观点，如果要从这些细微事件中挑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来和题目《万历十五年》相应，就是皇帝不上朝这件。

从史学的意义上讲，这个事件是个意义非常深远的标志。这意味着大明从成祖皇帝开始建立的，龃龉平衡了百余年的皇权-相权协调模式的彻底失控；意味着大明王朝政治制度中深层内核的问题和矛盾也彻底爆发了出来，而且在万历并不很努力的解决态度下，彻底走进了死胡同。

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前，在他的主持下朝廷至少是运转正常。小皇帝从小在张先生的严教下成长，自然也是规规矩矩勤勤勉勉。如果再往前看，嘉靖一朝皇帝也是疯疯癫癫，一心修道炼丹，但是嘉靖从小可是经过大礼议事件过来的，对人性对官场对朝廷的认识非同寻常。在位四十多年虽说不见得是位明君，可御下之术用人之权真是炉火纯青。因此整个朝廷也能维持着平衡稳定。

但是实际上到了嘉靖末年，明朝这套政治制度内核上的弊端已经不经意地凸显出来了。皇帝只顾用人，要通过维护自己“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形象来实现中国古典政治语境中，天子半人半神的裁判权和话语权，搞的神神秘秘不可琢磨。殊不知皇帝终究还是人，经过近四十年的揣摩熟悉，下面的一众大臣表面上当然还是顶礼膜拜，但是到了具体的事情上，皇帝本身也被臣子琢磨透了。这样一来，一个严嵩下台了，就会有第二个再上来。文官官僚内生成了一个利益阶层，在运行国家机器的同时也派生出自成体系的组织和架构方式。皇帝对于这一阶层的影响和掌控，到了嘉靖末年随着皇帝的力不从心已慢慢有失效的迹象。皇帝用大臣如落定棋子，大臣“用”皇帝如排头猎枪。《大明王朝1566》中，张居正建议裕王说，依臣看，倒不如让浙江彻底乱起来！也恰恰体现着这种失控。但是，四十余年来，大臣换了一茬又一茬，皇帝却只有一个人。个中压力和疲倦，自然异乎寻常。

一切的变化实际上发端于张居正之死。张居正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掌控大明十年，缔造了明朝回光返照式的万历中兴，死后却被自己一手培养的万历皇帝反攻倒算差点鞭尸。不知道万历是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开始亲政，我们能看到起初皇帝还算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亲自主持祭天祈雨，步行回宫。但当他似乎要大权独揽之时，却发现朱家大明的政治局面远没有那么简单，单就是立储一事，不但遇到了朝臣的强烈反对，连生母太后也出面力压。万历皇帝扛了五年，到万历十四年郑贵妃生下皇子朱常洵，这个拉锯的局面彻底被点爆，长达十几年的“争国本”事件就此开始。

这一系列事件的本质实际上是皇帝理论上个人的“无限”权力和文官作为经理人进行行政和解释所必须从皇权割让而获得的权力之争，嘉靖年间皇帝的“精明”和大臣的妥协使得矛盾两方一直保持着动态的平衡。自从成祖设立内阁制度以来，历代皇帝都小心地维持这个平衡，却从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 张居正虽位极人臣，但是他心里了如明镜，他手上的权力，仍旧是来自皇恩浩荡，不过是皇帝年幼，自己代为执政罢了。令人想不到的是，万历亲政后，神宗皇帝面对同样繁乱的局面， 居然采取了这种自暴自弃的、“赌气式”的不上朝的方式来进行冷处理。这一赌气，就是二十多年。

这说明，到了万历十五年，皇帝已经对这种无休止的、耗费精力的权力平衡束手无策甚至感到厌倦了。

这也说明，大明朝政治体制内核的这种矛盾，在皇帝放弃的前提下，机制上已经彻底失去了调节能力，不但凸显化了，而且溃烂了。

我个人觉得，这既是很多史家认为，明实亡于万历的原因，也是黄仁宇先生提出万历十五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的原因。万历十五年，实际上是一个结果，而不是根源。大明帝国运行至此，病态已无可挽回。

明朝开国之时洪武皇帝为了最大程度地集权，废除宰相，皇帝不但要扮演上天在人间的代表、终极的裁判者、国家权力的根源的天子角色，还要成为终身的政府首脑。这种压力和工作之繁重，非常人所能承受。成祖设立内阁的初衷也是作为皇帝的助理和秘书班子。逐渐地当皇帝的个人素质出现波动时，以内阁为代表的文官官僚的权利也就逐渐变大，到张居正达到顶峰。可是，这样的分析就能看出，这套制度的本质并不是分权和制约的关系，而是代理和让渡的关系。这就意味着这种协调的模式是不稳定的，没有法理依据的，也就导致了有明一朝持续不断的围绕皇权让渡而来的权力争斗。这才是困扰整个明朝政治，乃至唐宋文官阶层出现以后，困扰整个中国古典政治的核心问题。

任何一种政治模式的确立和维持，首先要解决的并不是组织和架构的问题，而是思想和方向的问题。用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说法，就是“理想与信念”的问题。对于参与者而言，要从理论上说清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究竟“为谁而战”；对于被管理者而言，要解释为什么要把权力让渡给管理者，也就是合法性的问题。在中国古典政治模式下，这个问题最终得到解释是在宋代理学建立之后。理学家们构建的天-天子-大臣-百姓-天的权力逻辑体系才真正给这一套政治制度提供了完整的合法性。可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个逻辑的解释上。由于整个体系的权力传递是单向的而不是制约的，导致皇帝作为天子也作为链条上的关键一环，其权力的体现和对整个体系的维持都太过依赖于这个具体的人的素质和道德水平。顺从者如宋仁宗、明孝宗，兢兢业业扮演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职责，能得到“仁”和“孝”这种至高无上的庙号，但是皇权本身也就被冲淡了。而个性者如明武宗，最后死的离奇蹊跷。强势者如嘉靖，到了后期也力不从心。而到了1587年，却遇到了放任自流，自暴自弃的万历神宗皇帝。当这个极其重要的关键环节出了问题，整个链条也就堵塞了。同时由于没有制约模式，整个体系也毫无调整机制。对于明末的局面来说，除非再次出现绝顶的明君或者政治强人，局面是无解的。

然而张居正作为史上一流的政治家，能不明白这其中的问题么？很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张居正为什么至死都没有留下政治继承人。可是我们仔细看看他对皇帝的教育和培养，他的继承人，正是万历皇帝啊！

张居正明白，只有皇帝是“明君”，这个体系才能最高效最良性地运转下去！

每每至此我都很感叹，呜呼张江陵，既看明白了政治的本质，也洞察了其中核心的漏洞，甚至在他所能做到的极限上找到了最佳的解决方案。最后，还是敌不过人性之私欲，人性之仇恨！

人类自有文明至今，还未出现“完美无缺”的政治制度。对于政治哲学的深挖和探讨，最终都会触及人性和社会的本质这种很难有答案的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明朝的历史全景地展现了一个庞大帝国在百年中由于经济模式转型失败和始终无法突破制度桎梏而带来的后果。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中国，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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