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德国电影《浪潮》？ 第1页

《我虽死去》讲述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子附中前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内被红卫兵殴打致死。穿着军靴，手持短棍、木枪，将卞仲耘活活打死的红卫兵，都是花季年华的少女，是什么让她们变得比野兽还疯狂，对一个50岁的长辈下此毒手？

崔卫平说：“不假思索地跟着别人去做，回避思考——既不想思考又没有能力去思考，正是刚刚走过的二十世纪一些重大灾难的社会根源。”

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少年、教师、工人、店员、医生、工程技术人员或汽车司机为何会变成人性泯灭的纳粹、红卫兵？

阿伦特从耶路撒冷审判中获得的启示是：正因为平庸的“普通法西斯”机械地服从，才使得“奥斯维辛”式的灾难真实地发生，它所造成的浩劫要比所有邪恶本能汇聚起来所产生的灾难还要可怕。

接到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耶鲁大学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1961年7月开始进行一项服从实验。后来他在《服从的危险》里写道：

“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更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的刺激，权威者通常仍然可以命令他继续。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可以做出几乎没有任何底线的行为，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现代民主社会有没有产生法西斯独裁的危险？2008年，根据Todd Strasser同名小说改编的德国影片《浪潮》给出了答案：法西斯离现实生活并不遥远，有了合适的环境与土壤，共性压倒个性和独裁的恶魔就会破土而出。

弱小、强悍、受到欺凌或欺凌别人的人都可能团结到专制的旗帜之下：弱小的希望强大，强悍的希望更加强悍，每个人都能从组织那里获得认同、安全和归属的感觉。于是，懦夫成了拔枪欲射的怒汉，温文尔雅的处子也会狂热地挥手敬礼、四处张贴“浪潮”的标记。

学生组织“浪潮”成立仅仅5天便风靡了整个校园，显示了专制的终极诱惑：服从、纪律、团结、共性；整齐划一的服装和步伐，凸显专制的力量：不随波逐流，就会被“浪潮”孤立或淘汰。个性和怀疑在这里不受欢迎，一个领袖、一个“浪潮”、一个目标。

统一服装的好处在于，每天早上起来至少可以不必绞尽脑汁去考虑该穿什么；放弃独立思考随大流，意味着你不必承担错误决策的后果，却能尽情享受行动的快乐；学习不好、不那么漂亮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融入集体之中，以集体的面目出现；你将远离毒品，再也不会无所事事。

《浪潮》清楚地表明：独裁并不遥远，专制也很容易，人们是那么乐于服从，只需要训练五天，便会不由自主地卷入独裁专制的浪潮。爱人反目，同学翻脸，首领一声令下，异议分子竟遭同窗好友群起而攻之———天下真小，酷似纳粹、文革的情景在《浪潮》里再度上演。

“浪潮”如此富有魅力，以致老师宣布结束实验，一个沉溺其中、渴望组织发展壮大的学生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而吞枪自尽。

1922年沃尔特•李普曼发出警告：大众绝对无知者的比例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大，这些人是精神上的儿童或野蛮人，是煽动者的天然猎物。

教育一个具有自由、民主的坚定理念，在任何情况下都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可能需要20年；而培养一个纳粹，却只需要5天，这就是《浪潮》带给人们的警示。遏止强横、征服、专制的心魔，惟有靠培育自由、开放、宽容的心态和民主手段的训练，以及权力相互制衡的民主制度来完成。

中国的落后是全方位的，根子上还是现代文明教育的落后。没有自由民主的常识教育和民主手段的训练，学好数理化无足以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教育不改革，华夏后代的苦头还有得吃。等到非改不可的时候再来吃后悔药，恐怕就晚了。

附.米尔格拉姆：

A假装技术人员，B假装学习者，C是不知情的被实验者。A对C声称这个实验是为了研究惩罚对学习的影响（实质是研究服从的条件）。B、C在不同房间，由C教给B单词。如果B回答有误，C即可按下按钮对B进行电击惩罚。电击从75伏到330伏以上。

B其实并没有被电击，但要根据电击的不同程度假装做出相应的反应，如痛苦的尖叫，强烈要求离开等。C可以随时停止实验，但A会对其进行鼓励，如不用承担电击的任何责任，“继续进行是必要的”、“你没有选择，必须继续”等等。如果经过四次怂恿，C仍然希望停止，实验才会结束。

米尔格拉姆用了40个不同职业的被试者充当C（20-50岁），有26人(65%)服从了A,一直进行到450伏。米尔格拉姆和他的同事大吃一惊，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甚至只有1%才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电流。由于结果和预期相差太大，他又进行了一次实验，让B的抗议显得更加痛苦。结果，40个新被试者中又有25人(63%)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