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是什么，李渊父子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样的？ 第1页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看一下下面这段史料：

《史记·儒林列传》云：（辕固生）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於首；履虽新，必关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可见辕固生与黄生关于汤武革命性质的争论让汉景帝十分尴尬，因为如果他支持前者汤武革命乃是以有道伐无道的正义之举，那么日后一旦刘氏失德，天下人便可讨伐汉室以取而代之，如果他支持后者汤武乃是以下犯上的乱臣贼子，那刘氏之得天下便名不正言不顺。

所以，眼见话风不对，他立马阻止了这场争论。这段争论反映了中国长久以来的政权合法性问题，确立政权的合法性的难题常常困扰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史料往往就成为可资利用的工具。因而，中国古代修史工作逐渐形成一项传统（陋习），那就是当朝政权的合法性需要以前朝的合法性崩塌为支撑。表现为前朝“失德”，所以当朝乃“天命所归”。

也就是说正史的编纂往往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政权合法性而授意歪曲篡改历史的情况屡见不鲜, 导致后世读者和史学家经常难辨史料真假，大大增加我国历史研究工作的难度。李唐初期的国史被李世民授意重塑便是其中一显例。

长文预警，本文巨长，真的很长。但没办法，这个问题牵涉的方方面面都甚为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玄武门之变在唐朝历史上可谓影响深远，它开创了唐朝皇位继承人以武装政变夺权的先例。然而由于胜利者李世民的篡改，使史书中对此事的记载多语焉不详，疑点重重。现就相关史料，作一梳理，以期庶几能还原历史之真相。

由于玄武门之变的根源在于秦王党与太子党，秦王党与皇帝李渊之间的权力冲突，而这种矛盾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展起来最后臻于激化的，换言之，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有必要拉长时间的维度，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来考察这一政治事件的始末。

一 正史的记载

二 对正史的质疑和修正

1 晋阳起兵是谁的主意？

2 唐高祖李渊真的平庸无能吗？

3 李建成、李元吉果真是坐享其成的纨绔子弟吗？

4 李渊真的更偏爱世民，欲改立世民为太子吗？

5 李世民果真没有夺嫡之心，玄武门兵变仅仅为了自保吗？

6 李渊父子关系演变进程

6.1 刘文静事件

6.2 李神通赐田事件

6.3 李世民移居宏义宮事件

6.4 杨文干事件（玄武门之变的催化剂）

小结：双方实力对比

三 玄武门之变真相

1 王晊告密考

2 李世民问计于李靖、李世勣考

3 尾大不掉的天策府集团（秦王府成员逼迫世民兵变夺权）

4 陈寅恪与黄永年先生对玄武门之变的研究述评

4.1 李世民究竟有没有策反玄武门禁军？

4.2 进入玄武门埋伏于临湖殿真的只有李世民、尉迟敬德等九人吗？

4.3 为什么说挟持高祖李渊是李世民兵变计划的既定重要目标？

4.4 李世民集团是如何挟持高祖李渊的？

4.5 李世民兵变为何能取得成功？

4.6 李世民党羽参与玄武门之变情况略考

结语

一 正史的记载

正史中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是这样的：李唐开国至于混一海内，都是秦王李世民的功劳，李渊在晋阳起兵，乃是受了李世民的“胁迫”和“引导”，其实并没有多少创业的功劳；而李建成沉湎酒色，本无大功，不过是凭着嫡长子的身份才得以正位东宫。因此，李渊曾经多次表示要改立李世民为太子，只是李世民坚决推辞，此事才暂时作罢。齐王李元吉与太子李建成一样，并无功勋，性格残暴而又野心勃勃，故二人都不受李渊待见。

李建成担忧李世民会谋夺自己的太子之位，于是以将来立元吉为皇太弟为条件，与之结盟，共同对抗李世民。

李渊年老昏庸，晚年又为女色所惑。建成、元吉于是勾结李渊宠妃，逐渐获得了其父的好感；而李世民刚正不阿，不肯讨好李渊的宠妃，因此遭到她们的忌恨，也逐渐与李渊有了嫌隙。建成、元吉二人于是趁机中伤李世民，挑拨世民与李渊之间的关系。李渊于是日渐疏远世民，并在二人的怂恿下削弱秦王府势力，将世民的一干亲信都调出秦王府。之后，二人借突厥入寇之机，说服李渊以元吉代替世民出征。二人打算借机削夺秦王府精兵猛将，彻底剪除世民羽翼，并密谋趁世民为元吉出征践行时，以伏兵杀之，而后逼迫李渊交出政权。

二人的密谋为世民在东宫的眼线王晊所知，王晊随即向世民密报此事。李世民得知后，与长孙无忌等心腹商议对策。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都力劝世民先发制人，“行周公之事以安社稷”。世民犹豫不决，以至于要以占卜来预测吉凶，张公瑾打断占卜，并说服世民下定了最后决心。随后，房玄龄、杜如晦化装进入秦王府，与世民等人谋划发动政变。恰在此时，太史令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高祖李渊得报后龙颜大怒，召秦王李世民入宫解释。

没想到李世民进宫后对于太白见秦分的天象没有任何解读，反而密告建成、元吉二人淫乱后宫。李渊听后非常吃惊，再也顾不上什么天象，令世民第二天进宫与建成，元吉对质。李世民回秦王府后，领兵埋伏于临湖殿。建成、元吉第二天经玄武门进宫参加会审，不意在临湖殿发现了伏兵。二人欲东归宫府，被李世民和尉迟敬德杀死。建成、元吉党羽听闻二人被杀，集结两千（一说三千）兵力猛攻玄武门。此时张公瑾一个人及时关闭了城门，宫府兵难以攻入。玄武门禁军将领敬君弘、吕世衡领军出战，寡不敌众，皆战死。宫府兵眼见一时难以攻入，便鼓噪要攻打秦王府，尉迟敬德向宫府兵展示建成、元吉二人的首级，宫府兵于是溃散。随后世民派尉迟敬德入宫，逼迫李渊交出政权。至此，玄武门之变以李世民的胜利而告终。

显然，正史这种“一边倒”的叙事方式，很容易让人怀疑其叙事的立场是否中立。李渊、李建成、李元吉三人真就如此不堪吗？李世民的功劳是否被夸大？玄武门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

二 对正史的质疑和修正

事实上，李世民以兵变夺权，得位不正，对历史多有篡改。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七年七月条”（《唐会要》卷六十三“ 史馆杂录 ”条同）云： 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中略）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以，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可见太宗非常忌讳玄武门之变那段历史，以至于打破惯例，亲自翻阅史书。结果他对许敬宗等人所修的实录很不满意，明确要求重修，并为自己辩护，声称自己所为，乃是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的正义之举。那么，在太宗如此指示下修成的实录，将他的政敌李建成和李元吉污蔑为管、蔡一类的乱臣贼子，并极力刻画其父高祖李渊平庸无能的形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后晋时修成的《旧唐书》前半部分全部是直接抄录唐朝的实录（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旧唐书·太宗本纪》末史臣赞曰：管、蔡既诛，成、康道正。可见，房玄龄、许敬宗就是按照唐太宗定的“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的调子修的实录，所以抄袭实录的正史《旧唐书》才会对玄武门之变有完全雷同的评价。

《旧唐书·高祖诸子列传》云：建成、元吉，实为二凶

与《旧唐书·太宗本纪》口吻如出一辙，与太宗当时的定调完全一致，建成、元吉就是类似管、蔡的二凶。

而许敬宗后来不负太宗所望，“圆满”完成了这项政治任务，并得到了太宗的嘉奖。

《旧唐书·许敬宗列传》云：十七年，以修《武德》、《贞观实录》成，封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权检校黄门侍郎。

但是，篡改历史毕竟是件劳心费神的蠢事，许敬宗之流虽然为政治目的而掩盖历史真相，但还是留下了许多漏洞，历史的真相终究是能够透显出来的。

1 晋阳起兵是是谁的主意？

我们知道，李唐开国，肇始于晋阳起兵。所以，若晋阳起兵果真出自李世民的谋划，那么李世民就为李唐开国立下了头功，这无疑使他对皇位继承权具有某种合法性。对于这一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晋阳起兵事实上是唐高祖李渊的大手笔，只是当时李渊的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都在河东老家，只有次子李世民在身边，所以李渊谋划起兵的部署安排都需要与李世民商量。也就是说，李世民只是从旁协助参与，李渊才是总揽全局的领袖。

晋阳起兵的真相，可据信为实录的是温大雅所撰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以下简称《起居注》）。这本书详细记载了李渊父子自晋阳起兵到攻克长安的全过程，翻阅此书，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晋阳起兵是出自李渊的大手笔，李世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他的兄长李建成是一样的，只是从旁协助而已。那么，为什么说《起居注》比正史更可靠呢？原因有二，首先，《起居注》的作者温大雅是李渊的大将军府记室参军，《起居注》所记载的事情都是他亲眼所见所闻的，是成书在前的第一手史料；而两唐书等正史是依据被史官篡改过的实录修成的，可信度自然远远比不上《起居注》。关于其成书的时间，唐开元年间的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有明确的记载：

《史通》外篇卷十二记云：惟大唐之受命也，义宁、隋恭帝，武德唐高祖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创业起居注》三篇。

是《创业注》成书的时间是在义宁、武德之间。正因为此时是高祖李渊掌权时期，所以温大雅所记，才没有被篡改而一味夸大李世民的功劳而贬低建成、元吉以及高祖李渊。

至于有人反驳说说许敬宗虽然素来因为以私人好恶篡改历史受到指摘，但同他一起修史的敬播确有良史之才，我想请他读一下后面的句子。

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

最后我们说说刘仁轨等人奉唐高宗之命重修武德、贞观实录的事。说刘仁轨等人把许敬宗所记不实的地方都改正了是难以成立的。原因有二，第一，唐高宗李治是李世民的儿子，他根本就不可能给自己的两个叔叔建成、元吉翻案，去推翻他爹英明神武的形象。要是最后胜利的是他的叔叔，哪还有他李治什么事？其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刘仁轨把不实的地方都改了？别的不说，就许敬宗收受钱九陇贿赂将他升级到与开国功臣裴寂、刘文静同一卷就没改，而从苏定方的事迹来看，基本可以断定刘仁轨等人的这次重修，主要针对的是之前与许敬宗、李义府走得较近的一些大臣的传记的修改，至于武德、贞观时期的史事基本没动。

第二，考两唐书温大雅本传，知其为秦王李世民之私党，若晋阳起兵果真出自李世民的谋划，他断无隐没世民之功业而归之于高祖李渊的道理。这本书能够刊布，可见当时李渊父子对于书中所载的他们在晋阳起兵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是认同的，没有异议的。

当然，这还只是从史料的真实性来分析比较，而要彻底地从根本上戳穿正史的谎言，莫过于从正史的记载本身找到矛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这一点上，台湾学者李树桐做了非常严密的论证，得出了让人信服的结论。他从所谓的太宗首谋举义兵的时间入手，经过严密的考证，发现所谓太宗首谋举义兵在时间前后顺序上是自相矛盾的，根本无法成立的。而就正史所载，李渊亲自部署的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时间明显也在所谓太宗首谋举义兵之前，更可以推定晋阳起兵是李渊的主意。（参看李树桐《唐史考辨》第一节“李唐晋阳起兵考实”）

下面做一简要的论述。

所谓太宗首谋的时间

《旧唐书·刘文静列传》记曰：文静坐与李密连婚，炀帝令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文静大喜曰：“天下大乱，非有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无？但恐常人不能别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忧而已。时事如此，故来与君图举大计，请善筹其事。”文静曰：“今李密长围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阻泽山者，万数矣，但须真主驱驾取之。诚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则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盗贼者，皆入此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朝啸集，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复且数万，君言出口，谁敢不从？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于是部署宾客，潜图起义。候机当发，恐高祖不从，沉吟者久之。文静见高祖厚于裴寂，欲因寂开说，于是引寂交于太宗，得通谋议。

《旧唐书》同卷裴寂传云：时太宗将举义师而不敢发言，见寂为高祖所厚，乃出私钱数百万，阴结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戏，渐以输之。寂得钱既多，大喜，每日从太宗游。见其欢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许诺。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从寂饮，酒酣，寂白状曰：“二郎密缵兵马，欲举义旗，正为寂以宫人奉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兒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

假设以上的记载属实，由此可以看出太宗发动起义的步骤：第一步是入禁所（狱）和刘文静商定方略；第二步是设计联络裴寂，托他向高祖劝说；第三步是乘高祖酒酣时说明太宗欲举义旗事，得到高祖的允许。这前后的程序是可以确定的。但是事情发生的时间，刘文静裴寂两传里是笼统地叙在“高祖镇太原”，或“高祖留守太原”之后，《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是书在义宁元年（大业十三年，即公元617年）夏四月。《通鉴纪事本末》唐平东都一节，书法与《通鉴》同。

按太宗入禁所（狱）和刘文静商谈时，开头便说：今李密长围洛邑，主上流播淮南。《通鉴》亦有相似的记载，云：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据此可以推知太宗和刘文静商谈的时间，正是隋炀帝巡游江都，李密围逼东都的时候，当无问题。

按隋炀帝巡游江都，系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七月事。而李密围逼东都，时在义宁元年（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四月。兹将李密进攻东都的时间和事迹，排列于下：夏四月已丑（初九），贼帅孟让夜入东都外郭，烧丰都而去。（《隋书·炀帝本纪》）；癸巳（十三日），李密陷回洛东仓（同上）；乙未（十五日），李密还洛口，越王侗使人运回洛仓米入城，遣兵五千屯丰都市，五千屯上春门，五千屯北邙山，为九营。首尾相应以备密（《通鉴》卷一八三义宁元年夏四月乙未条）；己亥（十九日），密帅众三万复据回洛仓，大修营堑以逼东都，段达等出兵七万拒之（同上）；辛丑（二十一日），战于仓北，隋兵败走（同上）；丁未（二十七日），密使其幕府移檄郡县，数炀帝十罪。赵王侗遣太常丞元善达间行贼中，诣江都奏称：李密有众百万，围逼东都（同上）。

《旧唐书·李密列传》里载李密幕府祖君彦所作数炀帝十罪檄文里有一段说：魏公（指李密）聪明神武，遂起西伯之师，将问南巢之罪。鼓行而进，百道俱前，以今月（四月）二十一日届于东都。（《旧唐书·李密传》）。

依上面的记载，李密的军队于四月二十一日辛丑才到达东都的外围和隋兵接触，还谈不上对洛阳形成包围之势。至于四月初九孟让夜入东都外郭，仅仅系偷袭性质，更谈不上“围逼”或“长围”。纵然把四月二十一日战于仓北时，作为已达“围逼”或“长围”的形势，刘文静作为一个系于郡狱的罪犯身份，远处于东都洛阳八百零八里的太原（据《旧唐书·地理志》），听到这消息的时间，至少也在四天或五天以后。太宗入禁所（狱）看刘文静的时间，也未必就是紧接着刘文静刚刚听到这一消息之后。所以，太宗入禁所和刘文静商谈的时间。绝不能在四月二十五日之前，是可以断言的。

太宗、刘文静于“部署宾客，潜图起义，候机当发”的当儿，又“恐高祖不从，沉吟者久之”。然后他们才确定托裴寂劝说的策略。自此以后，起先是刘文静引裴寂交于太宗，接着是太宗出私自钱阴结龙山令高斌廉与裴寂博戏，等到裴寂赢钱多每日从太宗游之后，太宗才乘机说明意思。这决不是一件很短的时间内所能办到的事。所以裴寂向高祖说明太宗欲举义旗事，纵然假设为真，而在时间上，最低限度也当入了五月。甚至于要远到五月中旬。

《隋书·炀帝本纪》大业十三年（即义宁元年）五月载：甲子（十五日），唐公起义师于太原。

《新唐书·高祖本纪》云：副留守虎贲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见兵大集，疑有变，谋因祷雨晋祠以图高祖。高祖觉之，乃阴为备。（大业十三年）五月甲子（十五日），高祖及威、君雅视事，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告威、君雅反，即坐上执之。

是李渊父子设计擒拿高君雅、王威并乘机起兵事之时间在大业十三年（义宁元年）五月甲子（十五日）。此时上距所谓“裴寂向高祖劝说”之时，绝不至有十天的间隔，甚至还要更少。

太宗既托裴寂劝说，则太宗自己出面正式向高祖提出举义事，必在裴寂向高祖劝说以后。纵然假定有其事，时间上肯定是紧邻起义前夕。甚至于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根本不能容纳太宗所作的那一些需要长时间准备酝酿和执行的行动。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李世民、刘文静、裴寂行动抓点儿紧，时间上还是勉强来得及。好，退一万步讲，我们假设这一条成立。那么，下面这条史料该当如何解释？

《新唐书·李思行列传》说：李思行，赵州人，避仇太原。唐公将起，使觇诇长安，还，具论机策，以赞大议。

由“还，具论机策，以赞大议”一句可知李思行觇诇长安，回到太原之时，李渊尚未起兵。据《旧唐书·地理志》，太原距长安有一千三百六十里之遥。长途往返，在长安又不能不稍为停留，以观察长安的动静虚实。再者彼时天下大乱，道路不通，更会迁延时日，此观李靖欲告发李渊却因道塞不通而困于长安可知。由此推知李思行奉高祖命从太原出发时，至少必在起义前二十余日，甚至一两个月的时候。晋阳起兵在隋大业十三年五月甲子（十五日），则李思行出发的时间，最晚当在四月中，或四月初。甚至要更早在三月，才比较合理。那时，所谓“太宗、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的事，纵然属实，也还没有发生。则高祖派李思行去长安观察虚实动静，必定不是受到太宗或裴寂之劝之后的被动行为，是很明显的事实。探长安虚实，为晋阳起兵前的重要准备工作，高祖自己主动做了，怎能谓“太宗首谋劝举义兵”？

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详细的论述参见李树桐《唐史考辨》第一节“李唐晋阳起兵考实”。

2 李渊果真平庸无能吗？

唐高祖李渊，究竟是一代雄主，还是平庸无能之辈？

看过两唐书高祖本纪的人，都会认为唐高祖李渊似乎完全没有开国创业君主的“雄才大略”，觉得他是一个平庸无能的人，他能得天下，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李唐一统天下，大半是其次子李世民的功劳。其实不然，首先，如前所述，从《创业注》所记来看，从晋阳起兵到入据关中，李渊都是总揽全局的领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是名副其实的开国君主，从他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等诸端表现不难看出他的见识气度绝非常人可比，史臣评价他“决神机而速若疾雷，驱豪杰而从如偃草”可以说是很恰当的。其次，如果我们仔细检阅所谓高祖李渊平庸无能诸事的记载，可以发现其中多有自相矛盾，不合逻辑之处，事实上难以成立的。下面试举李树桐先生对所谓的高祖决议迁都以避突厥一事以论述之。

《资治通鉴》唐纪七武德七年十月条记曰：己丑，突厥吐利设与苑君璋寇并州。甲子，车驾还京师。或说上曰：“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上以为然，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至樊、邓，行可居之地，将徒都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裴寂皆赞成其策，萧瑀等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秦王世民谏曰：“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圣武龙兴，光宅中夏，精兵百万，所征无敌，奈何以胡寇扰边，遽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汉廷一将，犹志灭匈奴；况臣忝备籓维，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无似之！”世民曰：“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竖，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敢虚言也！”上乃止。

是高祖李渊因突厥屡次入寇，打算迁都以避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裴寂皆赞成其事，赖太宗力谏乃止。这件事在逻辑上是很难成立的，李树桐先生对此有精辟论述。考唐高祖击突厥事，重要的战役至少有两次，一次是隋大业十二年十二月率王仁恭等击突厥于马邑（以下简称马邑之役），另一次是隋义宁元年五月，高祖起义时，突厥寇太原（以下简称太原之役）。根据史书记载，可以看出唐高祖在这两次对突厥作战过程中，是很沉着的，不畏惧的，有办法的。在马邑，他能对王仁恭讲解对突厥的战略，并对突厥“驰骋射猎，以曜威武”；在太原时，他能对突厥“示以不测，夜设伏兵出城以据险”，何以在突厥寇并州（或原州）时就没有办法了呢？马邑、太原两地距突厥的根据地较近，马邑、太原两役，高祖均亲临前线，而且兵力又少，都能神色自若的从容应对。更何况长安距突厥的根据地较远，而且那时（武德七年）天下大致已定，高祖的兵力较之前增强数十倍，高祖以优势的兵力，据优越的地势，何以反倒怕寇边的突厥了呢？

考所谓高祖令迁都以避突厥事，《资治通鉴》记为武德七年七月事，在这一个月里，高祖令迁都之前，突厥曾有五次入寇：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总管秦武通击却之；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宁州刺史鹿大师救之，又遣杨师道趋大木根山，邀其归路。庚辰，突厥寇陇州；遣护军尉迟敬德击之；癸未，突厥寇阴盘；己丑，突厥吐利设与苑君璋寇并州。这五个被突厥侵扰的地方，距离长安都比较远，而且突厥五次进犯都没有得手，更没有深入到内地对长安构成直接的威胁。高祖对于长安不受威胁时而主张迁都，于理极为不和，这恐怕是史官为了贬低高祖，吹捧太宗所伪造出来的吧。

《旧唐书·高祖本纪》记曰：（武德五年八月）丙辰，突厥颉利寇雁门。己未，进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讨击，大败之。（武德六年秋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

《旧唐书·突厥列传上》记曰：（武德）七年八月，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道自原州，连营南上。太宗受诏北讨，齐王元吉隶焉。

同书高祖本纪记曰：（武德八年六月甲子）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

由以上诸条记载，可见在所谓的高祖令迁都以避突厥之前和之后，高祖对突厥的一贯策略是讨伐和防备。高祖麾下虽然将领颇多，但他最信任的还是他的儿子。所以高祖防备突厥，常常派太子和秦王以及齐王，可见高祖对防备突厥的注意。在高祖一贯的极力防备突厥的政策之间，他怎能忽然改为消极的退避——命令迁都呢？

《旧唐书·封伦列传》称：会突厥寇太原，复遣使来请和亲，高祖问群臣：“和之与战，策将安出？”多言战则怨深，不如先和。伦曰：“突厥凭凌，有轻中国之意，必谓兵弱而不能战。如臣计者，莫若悉众以击之，其势必捷，胜而后和，恩威兼著。若今岁不战，明年必当复来，臣以击之为便。”高祖从之。（《资治通鉴》记此事于武德五年八月）

这很明显的是高祖采取了以战促和的主张，《资治通鉴》于此事以后，紧接着记有：　己巳，并州大总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于汾东；汾州刺史萧顗破突厥，斩首五千馀级。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权士通、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总管杨师道击突厥于三观山，破之。丙申，宇文歆邀突厥于崇岗镇，大破之，斩首千馀级。壬寅，定州总管双士洛等击突厥于恒山之南，丙午，领军将军安兴贵击突厥于甘州，皆破之。

以上这些都是唐军胜利的战绩。《资治通鉴》于武德六年六月记曰：先是，前并州总管刘世让除广州总管，将之官，上问以备边之策，世让对曰：“突厥比数为寇，良以马邑为之中顿故也。请以勇将戍崞城，多贮金帛，募有降者厚赏之，数出骑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败其生业，不出岁馀，彼无所食，必降矣。”上然其计，曰：“非公，谁为勇将！”即命世让戍崞城，马邑病之。

可见高祖对于备边的注意与积极。

《旧唐书·窦静列传》云：累转并州大总管府长史。时（指武德六年十月）突厥数为边患，师旅岁兴，军粮不属，静表请太原置屯田以省馈运。时议者以民物凋零，不宜动众，书奏不省。静频上书，辞甚切至。于是征静入朝，与裴寂、萧瑀、封德彝等争论于殿庭，寂等不能屈，竟从静议。岁收数千斛，高祖善之，令检校并州大总管。静又以突厥频来入寇，请断石岭以为障塞，复从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六年十一月辛巳条记曰：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复请增置屯田于并州之境，从之。秦王世民复请增置屯田于并州之境，从之。

更可看出高祖对于积极防备突厥的一贯政策。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三月条记曰：上遣使赂突厥颉利可汗，且许结婚。颉利乃遣汉阳公瑰、郑元璹、长孙顺德等还，庚子，复遣使来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热寒、阿史那德等还。

同书六年十月又说：初，上遣右武候大将军李高迁助朔州总管高满政守马邑，苑君璋引突厥万馀骑至城下，满政击破之。颉利可汗怒，大发兵攻马邑。高迁惧，帅所部二千人斩关宵遁，虏邀之，失亡者半。颉利自帅众攻城，满政出兵御之，或一日战十馀合。上命行军总管刘世让救之，至松子岭，不敢进，还保崞城。会颉利遣使求婚，上曰：“释马邑之围，乃可议婚。”

可见高祖是以通婚作为对付突厥的手段。马邑虽然重要，当然不能和京师长安相比。高祖可以用通婚的手段要求颉利释马邑之围，可见高祖对突厥是绝不愿意无条件让步的。若谓突厥寇并州或原州之时，高祖将要焚烧长安而迁都，天下宁有是理？事实上，高祖李渊不但不平庸无能，反而是十足的具有英雄气概，是颇有雄才大略的创业君主。他的悲剧在于囿于亲情而失去了政治上的决断力。他本是一个很有决断力的政治领袖，所以史臣称赞他“决神机而速若疾雷”，但在处理父子关系时，他却无法割舍亲情，以至于变得优柔寡断，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对李世民的小集团采取断然措施。

李渊在正史中的形象平庸无能也有人在评论中否定，实在让人无语，除了焚烧长安而迁都以避突厥事以及晋阳起兵需要次子李世民胁迫和引导才得以实施外，另外再列举几条供大家参考。

大军西上贾胡堡，隋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屯霍邑，以拒义师。会久雨粮尽，高祖与裴寂议，且还太原，以图后举。太宗曰：“本兴大义以救苍生，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小敌即班师，将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此为贼耳，何以自全！”高祖不纳，促令引发。太宗遂号泣于外，声闻帐中。高祖召问其故，对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必克，退还则必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须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而止。（节选自《旧唐书·太宗本纪》）

宋金刚之陷浍州也，兵锋甚锐。高祖以王行本尚据蒲州，吕崇茂反于夏县，晋、浍二州相继陷没，关中震骇，乃手敕曰：“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太宗上表曰：“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精兵三万，必能平殄武周，克复汾、晋。”高祖于是悉发关中兵以益之，又幸长春宫亲送太宗。（节选自《旧唐书·太宗本纪》）

秦王世民围洛阳宫城，城中守御甚严，世民四面攻之，昼夜不息，旬馀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辈，皆不果发而死。唐将士皆疲弊思归，总管刘弘基等请班师。世民曰：“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唯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乃下令军中曰：“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众乃不敢复言。上闻之，亦密敕世民使还，世民表称洛阳必可克，又遣参谋军事封德彝入朝面论形势。德彝言于上曰：“世充得地虽多，率皆羁属，号令所行，唯洛阳一城而已，智尽力穷，克在朝夕。今若旋师，贼势复振，更相连接，后必难图！”上乃从之。（节选自《资治通鉴》唐纪四）

进军长安途中稍遇困难便要班师，李仲文、裴寂、刘弘基等无法抵挡宋金刚便要放弃龙兴之地河东仅守关中而已；唐军已然围困洛阳孤城只是城防坚固伤亡较大便密令世民班师等诸事任何一件都足以说明李渊的平庸无能，何必多件，更何况这还是一个开国创业之君。试想，汉高祖刘邦听闻英布造反后，会不会来一句我老了打不动了，他英布要造反自立就由他好了，淮南地区不要就是了，或者明太祖朱元璋得知汤和部伐夏战事不顺会不会下令明军班师？

3 李建成、李元吉果真是坐享其成的纨绔子弟吗？

按正史所记，李建成被立为皇太子，不过是凭着他嫡长子的身份，其实并无可以称道的功业；李元吉更是十足的纨绔子弟。对这个问题，下面做一简单的澄清。

首先，翻阅《起居注》可知，自晋阳起兵到攻克长安，李建成和李世民均各统一军，都建有军功，而且期间李建成的功业是不亚于李世民的。李渊在进军关中前，派兵攻取西河郡，李建成就是主帅，李世民是副将，结果是非常顺利地拿下了西河；而最先攻入长安的军头雷永吉，正是李建成的部下，可见这段时间建成的军功并不逊色于世民。因此，李唐开国后，李渊立他为太子，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次，虽然李唐开国后，李建成作为太子更多地是留在长安协助父皇李渊处理政务，少有领兵征战建立军功的机会，但从他的军事生涯来看，他的军事才干也是很突出的，绝非泛泛之辈。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统兵东征洛阳，是李唐统一中原的关键一役，结果李世民一举消灭河南王世充和河北窦建德两大集团，立下了不世之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间太子李建成的功劳却被很多人忽略了。我们知道，当时的形势是，李世民自关中出兵东征洛阳，李孝恭和李靖在蜀地大造舟舰，操练水师，准备东征萧铣，所以当时李唐在关中的留守兵力是非常薄弱的，如果突厥乘机大举来犯，那么形势对李唐而言就会非常不利。后来窦建德阻兵于虎牢关，他的谋士凌敬就建议避免与李世民在虎牢关相持，转而翻越太行山，经上党，收河东地，进逼关中，以收围魏救赵之效。那么后来为什么突厥没有乘机进攻关中，窦建德也没有攻取河东，进逼关中呢？事实上，李渊对于突厥乘机来犯的威胁是有所防备的。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武德三年七月条云：秋，七月，壬戌，诏秦王世民督诸军击世充。

接着又记曰：癸亥突厥遣使潜诣王世充，潞州总管李袭誉邀击败之，虏牛羊万计。 骠骑大将军可朱浑定远告："并州总管李仲文与突厥通谋，欲俟洛阳兵交，引胡骑直入长安。"甲戌，命皇太子镇蒲坂以备之，又遣礼部尚书唐俭安抚并州，暂废并州总管府，征仲文入朝。

梁师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军总管段德操击破之，斩首千馀级。

同书同卷武德四年正月条云：稽胡酋帅刘仚成部落数万，为边寇；辛巳，诏太子建成统诸军讨之。

可知当时突厥确有趁机进攻长安的图谋，依附于突厥的梁师都屡屡勾结突厥、稽胡兵入寇，给李唐王朝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为了确保京师安全以及李世民东征战事的顺利进行，高祖李渊派太子李建成镇守蒲坂，后来更命建成统诸军进讨稽胡。最后的结果是建成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稽胡部落，迫使稽胡酋帅刘仚成亡奔梁师都，圆满完成了任务。武德四年四月，李建成班师回朝，可见当时局势已经平稳，突厥乘机入寇的危险已经解除了。

综上可知，从镇蒲州时（三年七月）起，到班师回到长安时（四年四月）止，建成使突厥不能与王世充沟通联合，击败突厥的前驱梁师都，并击溃了突厥的羽翼稽胡，在此期间，屏藩在北边，掩护着李世民的东征军不受突厥的威胁，使太宗得以顺利的擒王擒窦（武德四年五月），能说建成没有军功么？后来窦建德没能威胁到关中，不仅仅是因为他没有采纳凌敬的建议，太子李建成在河东的严密防备，恐怕也是重要原因。

后来李建成平定刘黑闼，更展现了他在军事上的才干。关于这一节，李树桐在他的《唐隐太子军功考》一文中有精细的考辨，可以参看，这里就不在赘述了。我只指出两点，一是李建成征讨刘黑闼并不是捡漏，不足称道，而是实打实的军功；第二，从建成平定刘黑闼的过程来看，他的表现其实是优于世民的。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他花费的时间更少，世民平黑闼，耗时近四个月，而建成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二是他采纳了魏徵“剿抚兼用”的策略，不但迅速取得了胜利，而且使河北地区真正得到了安抚，人心思定了，不会再起叛乱了，较之于之前世民一味地铁血镇压以至于河北地区降而复叛，不能不说是更胜一筹。

有人在评论区里说李建成平刘黑闼是捡漏，并无军功可言，因为一则刘黑闼之前已经被李世民打得半死不活了，没有什么战力，二则列个阵连打都没打就投降了算什么征讨？对此这里做一简单的说明。

《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说：

及刘黑闼重反，王珪、魏征谓建成曰：“……今黑闼率破亡之余，众不盈万，加以粮运限绝，疮痍未瘳，若大军一临，可不战而擒也。愿请讨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 建成从其计，遂请讨刘黑闼，擒之而旋。

这大概就是所谓建成捡漏的由来，但问题是这一记载属实吗？

《旧唐书》卷五十五《刘黑闼传》说：

（武德五年）六月，黑闼复借兵于突厥来寇山东，七月，至定州，其旧将曹湛、董康买先亡在鲜虞，复聚兵以应黑闼。高祖遣淮扬王道玄、原国公史万宝讨之，战于下博，王师败绩，玄道死于阵，万宝轻骑逃还。由是河北诸州尽叛，又降于黑闼。旬日间悉复故城，复都洺州。十一月，高祖遣元吉击之，迟留不进，又令隐太子建成督兵进讨。

这一记载，简单的说明了隐太子建成出讨刘黑闼的背景。高祖所以要命太子建成“督兵进讨”实在是因为淮扬王道玄战死，而元吉又“迟留不进”的环境下，不得不如此安排。淮扬王李道玄是李世民亲信，以骁勇善战著称，统领三万精兵出战结果下博一战全军覆没，以致刘黑闼旬日间便悉复故城，复都洺州。可见当时刘黑闼卷土重来后实力不容小觑，绝非什么半死不活的弱鸡。

前面所引的两段记载，虽然同出于《旧唐书》，但因前段出于建成传，史官不无张建成恶之嫌；后段出于刘黑闼传，侧重在黑闼和唐军战争的关系，重心不在建成，对建成无褒贬的必要；所以后段远较前段为可信。

而建成受命之时的局势，《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一月载：

刘黑闼拥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县皆附之，惟魏州总管田留安勒兵拒守。黑闼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复还攻之。

十二月又载：

戊午，刘黑闼陷恒州，杀刺史王公政。……是时，山东豪杰多杀长史，以应黑闼，上下相猜，人益离怨。

当时黑闼军势之盛，局势的严重可知。

至于有没有具体的军功，参见下面的史料。

《旧唐书刘黑闼传》云：

隐太子建成督兵进讨，频战大捷，六年二月（五年十二月之误），又大破之于馆陶。

《新唐书》卷八十八《钱九陇传》说：

佐皇太子建成讨刘黑闼，魏州力战破贼，以功最，封郇国公。以本官为苑游将军。

钱九陇力战破贼，战功最多，被封为郇国公，那么其他因战功封爵的将校为数必不少，是可想见的，亦可见魏州之战，唐军与刘黑闼定有激烈的交锋。

至于李元吉的军事才能，相关的史料比较少，原因不言自明，难以做系统的分析，我这里就指出两点供大家参考。

一，李元吉骁勇善战，武艺非常出众。

齐王李元吉

《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云：敬德善解避槊，每单骑入贼阵，贼槊攒刺，终不能伤，又能夺取贼槊，还以刺之。是日，出入重围，往返无碍。齐王元吉亦善马槊，闻而轻之，欲亲自试，命去槊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纵使加刃，终不能伤。请勿除之，敬德槊谨当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问曰："夺槊、避槊，何者难易？"对曰："夺槊难。"乃命敬德夺元吉槊。元吉执槊跃马，志在刺之，敬德俄顷三夺其槊。元吉素骁勇，虽相叹异，甚以为耻。

许多人读到这里都会讥笑元吉不自量力，自取其辱，但我们不要忘了，尉迟敬德是隋唐之际最骁勇的武将之一，李元吉败给他是意料中事，换了李世民恐怕也好不到哪去。但这段文字还是给我们透露了一个基本信息：李元吉在军中素来是以骁勇善战知名的。

关于李元吉的武艺，我还找到了了一条相关史料。

《隋唐嘉话》记李元吉与尉迟敬德比武事，云：鄂公尉迟敬德，性骁果而尤善避槊。每单骑入敌，人刺之，终不能中，反夺其槊以刺敌。海陵王元吉闻之不信，乃令去槊刃以试之。敬德云："饶王著刃，亦不畏伤。"元吉再三来刺，既不少中，而槊皆被夺去。元吉力敌十夫，由是大渐恨。

元吉能力敌十夫，可见其骁勇善战，绝非虚言。

二，李元吉的军事才能也是可圈可点的。许多人多批评他骄奢淫逸，以至于丢失太原，但当时李元吉不过才十五岁，刘武周又是劲敌，太原失守也不能全怪他，倒是辅佐他的窦诞、宇文歆责任更大一些。李世民善用兵，尚且兵败于浅水原，更何况年幼的元吉？后来，李元吉屡屡跟随世民在外征战，经过战争的洗礼，他的军事才能也越来越突出。

《旧唐书·高祖诸子列传》云：四年，太宗征窦建德，留元吉与屈突通围王世充于东都。世充出兵拒战，元吉设伏击破之，斩首八百级，生擒其大将乐仁昉、甲士千余人。世充平，拜司空，余官如故，加赐衮冕之服、前后部鼓吹乐二部、班剑二十人、黄金二千斤，与太宗各听三炉铸钱以自给。

是李世民赴虎牢关拒窦建德时，李元吉负责指挥留守的唐军继续围攻洛阳。他设伏挫败了敌军的企图，圆满完成了任务。当时元吉不过才十九岁（想想你我19岁时在干嘛），就能有如此表现，不能不说是早熟的军事人才。

说完李渊、李建成和李元吉三人，最后大家想一下，如果李渊果真平庸无能，李建成和李元吉是纨绔子弟的话，那么在四周强敌环伺环境下新生的李唐政权为何没有昙花一现，被扼杀在摇篮里，反而是翦灭群雄，一统海内了呢？

4 李渊果真更偏爱世民吗？他真的打算改立世民为太子吗？

《全唐文》卷三《草堂寺为子祈疾疏》云：

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于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鄣。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可见李渊疼爱李世民是事实，但所谓李渊更偏爱次子李世民，则是无稽之谈。李渊年幼时父母早逝，所以他后来对于自己的子女一贯都非常疼爱，尤其是建成、世民、元吉三位嫡出皇子。晋阳起兵前夕，李渊坚持要等到建成、元吉安全到达太原后才正式起兵，便是明证。正因为李渊对三位嫡皇子非常疼爱，所以才会不断给他们立功的机会。建成、世民、元吉也不负李渊所望，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也因此，武德一朝，不单建成位居东宫，总理朝政，世民、元吉二人也以皇子身份出将入相，权势显赫，非其他朝代皇子可比。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一月”条云： 是时，东宫、诸王公、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长安中，恣为非法，有司不敢诘。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无复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

可见建成、世民、元吉三位皇子权势之大，他们三人的命令竟然可以与皇帝李渊的诏敕并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不仅如此，除了太子李建成住在东宫外，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这两位成年皇子也居住在太极宫，而且是昼夜通行，无复禁限，这些在历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的特例。

不过，后来李世民集团势力急剧扩张，直接挑战李建成的东宫地位甚至李渊的皇权。因此，李渊逐渐偏向李建成、李元吉一党，开始着手削弱秦王党势力，使事态有了变化。李世民逐渐失去了李渊的信任和宠爱，不再居于皇宫，而徙居城外的弘义宫，就是李世民与李渊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唐会要》第三十卷“宏义宮”条云：武德五年七月五日，营宏义宮。初。秦王居宮中承乾殿。高祖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特降殊礼，別建此宮以居之。至九年七月，高祖以宏义宮有山林胜景，雅好之，至贞观三年四月，乃徙居之，改为太安宮。（贞观）六年二月三日，太宗正位于太极殿。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曰:臣伏见太安宮在城之西，其墙宇门阙之制，方之紫极，尚為卑小。臣伏以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太安宮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虽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陛下重违慈旨，爱惜人力，而番夷朝見，及四方观者，有不足瞻仰焉。臣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从高敞，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

《旧唐书·马周传》亦云：是岁（贞观六年），(马）周上疏曰：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墙宇宫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东宫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虽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陛下重违慈旨，爱惜人力；而蕃夷朝见及四方观听，有不足焉。臣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

可知李世民迁出太极宫承乾殿后，徙居的宏义宮(或太安宫）比较简陋，以至于太上皇李渊徙居此处后，马周近乎直白的上疏批评李世民不孝。自然，所谓的“高祖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特降殊礼，別建此宮以居之”绝非实情，相反它证明当时李渊与李世民关系已经恶化，以至于李世民竟被“流放”至简陋的宏义宮(或太安宫），之后李渊徙居于此可能出自李世民的报复，所谓的”高祖以宏义宮有山林胜景，雅好之，至贞观三年四月，乃徙居之”亦出自史官的曲笔。

而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此时仍然住在太极宫，那么李渊对三位皇子的亲疏远近，于兹可见。正因为武德后期，李渊逐渐偏向建成、元吉，而对李世民集团持续进行打压，所以后来李世民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兵变夺权，即位后对李渊也多有不孝之举。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贞观三年正月”条云： 沙门法雅坐妖言诛。司空裴寂尝闻其言，辛未，寂坐免官，遣还乡里。寂请留京师，上数之曰："计公勋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泽为群臣第一。武德之际货赂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但以故旧不忍尽法。得归守坟墓，幸已多矣！"寂遂归蒲州。

是李世民批评裴寂为政无法度，以至于武德年间朝廷纲纪紊乱，货赂公行。我们知道，裴寂久任尚书右仆射，是武德年间最有权势的宰相。李世民批评他，等于是变相批评重用他的李渊昏庸无能。李世民讽刺裴寂直以（高祖李渊）恩泽为群臣第一，将其武德年间的施政贬得一文不值，其实是借此发泄对李渊昔日打压自己的不满。如果说贬谪裴寂还只是“委婉的”流露出李世民对李渊的不满的话，那么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印证了二人关系恶化，父子亲情不在的事实。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贞观六年正月”条云： 上将幸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谏。上曰："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赐思廉绢五十匹。

监察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东宫在宫城之中，而大安宫乃在宫城之西，制度比于宸居，尚为卑小，于四方观听，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称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今九成宫去京师三百馀里，太上皇或时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车驾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京处，温清之礼，窃所未安。今行计已成，不可复止，愿速示返期，以解众惑。

可见李世民对李渊孝道有亏，不仅把自己的父亲太上皇李渊安排在条件简陋的大安宫，而且到了炎热的夏天，也只顾自己避暑，并未邀请父亲李渊同行，以至言官都看不下去要上疏进谏。

接着，同书同卷“贞观八年七月”条云： 上屡请上皇避暑九成宫，上皇以隋文帝终于彼，恶之。冬，十月，营大明宫，以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寝疾，不果居。

可见玄武门之变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始终是高祖李渊心中永远的伤痛，也是横亘在他们父子二人中间不可逾越的障碍。李世民后来虽然听从了大臣劝谏，邀请父亲李渊同往九成宫避暑，但李渊却不愿前往这个隋文帝父子反目的是非之地，毫无疑问，这让他联想到了玄武门之变那段骨肉相残、父子反目的伤心往事。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的微妙关系，于兹可见。

无独有偶，李世民即位后对李渊不孝，不仅言官马周有所察觉，宰相魏徵也有所观察。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贞观十年十一月”条云： 上念后（长孙皇后）不已，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尝引魏徵同登，使视之。征熟视之曰："臣昏眊，不能见。"上指示之，征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高祖李渊陵墓）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上泣，为之毁观。

是魏徵也近乎直白地批评太宗对高祖李渊孝道有亏。而这件事是发生在贞观六年正月马周上疏劝谏近五年之后，可见太宗当时虽然表面上听从了马周的建议，又是邀请父亲李渊同行避暑，又是营建大明宫，但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对自己的父亲实在很难谈得上有什么父子亲情。

世民与李渊的父子关系好转，要等到贞观八年以后。《旧唐书·高祖本纪》中自李渊迁居大安宫后，好几年都无事可纪，直到贞观八年他们父子关系才有所和缓，可惜李渊此时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旧唐书·高祖本纪》云：　贞观八年三月甲戌，高祖宴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顾谓长孙无忌曰："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无忌上千万岁寿。高祖大悦，以酒赐太宗。太宗又奉觞上寿，流涕而言曰："百姓获安，四夷咸附，皆奉遵圣旨，岂臣之力！"于是太宗与文德皇后互进御膳，并上服御衣物，一同家人常礼。是岁，阅武于城西，高祖亲自临视，劳将士而还。置酒于未央宫，三品已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奉觞上寿曰："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祐，时和岁阜，被发左衽，并为臣妾。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禀圣算。"高祖大悦，群臣皆呼万岁，极夜方罢。

综上所述，李渊并没有特别偏爱世民，相反，随着世民的政治野心日渐膨胀，威胁到了自己的皇权，李渊对世民多有不满，以至于对秦王府屡有打压行动。至于所谓的李渊多次欲改立世民为太子，更是无稽之谈。（可参看李树桐《《唐高祖三许立太宗辨伪》）

5 李世民真的是本无夺嫡之心，只是因为建成、元吉步步紧逼，为了自保才不得不发动兵变吗？世民与李渊以及建成、元吉三人的关系演变过程是怎样的？

玄武门之变对于李唐皇室而言，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对此最感到痛心的无疑是高祖李渊。但坦白而言，恰恰是高祖李渊对此负有最大的不可推卸之责任。我们知道，玄武门之变的根源在于秦王党与太子党以及秦王党与高祖李渊的权力冲突，而这种权力冲突追根溯源，还是因为一开始李渊的政治安排出了问题。

本来李建成作为李渊的嫡长子，年长次子世民九岁，在父亲李渊不在家时，实际上就是李氏家族事实上的家长，在家里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晋阳起兵前，李渊留在河东老家的亲眷逃往晋阳，即由建成指挥。但李渊于晋阳起兵后，以长子建成、次子世民分别统率左三统军和右三统军，使得一向在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建成此时“沦落到”与世民平分秋色之地位，无异伤害了其嫡长子的身份。而世民则经常随父亲赴任，甚少在家，与长兄建成之感情不免生疏，一旦以晋阳起兵之功与建成势位相当，二人摩擦由此而起。 至于李渊去外地做官为何带世民而不是建成或元吉，原因不外乎是建成是嫡长子，是继承人，所以是不能随父亲去外地的，留在河东算是朝廷的人质，而元吉年龄太小，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所以带世民是唯一的选择并不是李渊更偏爱他。

武德元年，李建成以嫡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后，二人之间的矛盾似已有表面化的迹象。此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对二人兄弟不和似已有所观察，因此上表建议李渊防微杜渐。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武德元年六月条纪其事，云：皇太子、诸王参僚左右，宜谨择其人；其有门风不能雍睦，为人素无行义，专好奢靡，以声色游猎为事者，皆不可使之亲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离，以至败国亡家，未有不因左右离间而然也。愿陛下慎之。

李渊见表后大悦，下诏称赞孙伏伽，并擢其为治书侍御史，仍颁示远近，显示李渊此举应有深意。

不仅如此，李渊除了察觉到建成、世民兄弟失和外，还逐渐察觉到世民有结党擅权的苗头，而刘文静事件就是他给李世民的一次严重警告。

李世民与其父李渊的权力冲突由来已久，刘文静事件则标志则两人矛盾的表面化，也是父子二人关系出现的第一道裂缝。

刘文静是晋阳起兵的元从功臣，也是秦王李世民的亲信。他自以为才略功勋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裴寂之下，意甚不平。每次廷议，不论是非曲直，对裴寂所议，一律驳斥，因而与裴寂有隙。

刘文静拔刀击柱

有一次，刘文静与其弟通直散骑常侍文起一起饮酒，酒后怨望失言，拔刀砍柱，声称要杀掉裴寂。刘文静有妾失宠，以状告其兄，其兄到官府告发刘文静谋反，要杀宰相。李渊得报，令宰相裴寂、萧瑀二人审问。对于刘文静案件的处理意见，朝中分为两派，一派以皇帝李渊和宰相裴寂为主，认为刘文静谋反属实，必须处死；另一派以秦王李世民和倾向他的宰相萧瑀为主，谓刘文静不过心理不平衡作祟，酒后失言罢了，其实并无谋反之意。裴寂是武德年间最有权势之宰相，也是皇帝李渊最宠信之臣，世民的心腹刘文静折辱裴寂，在李渊看来就是刘文静依仗秦王之权势，有恃无恐，挑战自己的皇权，对此，他是万万不能容忍的。最后，刘文静事件以刘文静被处死抄家告终。史书上虽然并没有记载太子李建成对此事的意见，但我们不难想见作为当年的朝廷大案，皇帝李渊肯定就此事向太子李建成征询过意见，而结合之前建成与世民已经失和的关系和此事的最终处理结果，不难推断建成是赞同裴寂和李渊的处理意见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刘文静作为晋阳起兵之元从功臣，得赐“免死铁券”，特免两死，最终还是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后来，李世民通过兵变夺权上位后，很快就在贞观三年为刘文静“平反”，同年刘文静的死敌裴寂被贬谪到地方，这恐怕不是巧合。裴寂被贬，如前所述，一方面是李世民借机发泄对高祖李渊昔日打压自己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为自己的亲信刘文静平反，毕竟当年刘文静被杀一案，裴寂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刘文静事件表明李渊对李世民的小集团渐生猜忌，于是在晋阳失守后，他改派自己的亲信裴寂统兵征讨刘武周。只是裴寂实在是拙于用兵，一败再败，最后迫于形势，才又派秦王李世民统兵出战。

而李世民觊觎李建成的太子之位，也是早有苗头。

《新唐书·杜如晦列传》（《旧唐书·杜如晦列传》略同）云：高祖平京师，秦王引为府兵曹参军，徙陕州总管府长史。时府属多外迁，王患之。房玄龄曰：“去者虽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终守籓，无所事；必欲经营四方，舍如晦无共功者。”王惊曰：“非公言，我几失之！”因表留幕府。

是房玄龄对世民明言，若他甘居秦王之位（大王若终守籓），可坐视杜如晦外放，若他有经营天下之志（必欲经营四方），则不可无杜如晦之助，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显然李世民是一个极有政治野心，权力欲望极强的人，终究是不甘安于亲王之位的。这件事发生在高祖平京师后不久，那就是在武德元年前后。可见，李唐王朝初立，李世民就已经有夺嫡的政治野心，那么同年孙伏伽的上疏，可谓是有的放矢，并非空穴来风，他的观察，可谓是非常敏锐。这则史料本意是要表现李世民重视人才，求贤若渴，但无意间却透露了世民当时有夺嫡的政治野心。这也是我之前所强调的，篡改历史是一件劳心费神的蠢事，字里行间难免留下诸多破绽。

矛盾的进一步扩大—李神通赐田事件

如前所述，自己的亲信刘文静被杀，使李世民心理的不安全感加剧，刺激了他对权力的渴望。而对于李世民而言，追逐权力的最佳途径莫过于不断统兵出征，积累军功，延揽人才，以为政治资本。为此，李世民不辞艰危，频繁带兵出征。

武德元年，李渊代隋建唐后，李世民官拜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加授雍州牧，是以亲王之尊位列宰相（尚书令）；平薛仁果后，又拜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镇长春宫，关东兵马并受节度。寻加左武候大将军、凉州总管，是位列三公，取得了陕东道行台之控制权，为日后经略山东，结交山东豪杰埋下了伏笔；武德三年二月平刘武周后，加拜益州道行台尚书令，是又控制了益州道行台；至于武德四年，李世民一举消灭河南王世充和河北窦建德两大势力，为唐帝国立下不世之功，其军功和声望都达到了顶峰。在正常的律令制度下已无更高的官职以奖赏世民（可谓功高难赏），为此，李渊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以世民为天策上将兼领司徒，陕东道行台升格为陕东道大行台，余官如故，以宠异之；十月，加左右十二卫大将军；武德八年，加中书令。至此，李世民之权势大大超越诸王公，为除皇帝李渊、太子李建成之外帝国最有权势之人，直接威胁李建成的储君地位。此外，李世民藉职务之便，大肆结交山东豪杰，培植私人势力，终又与李渊的皇权发生激烈冲突，使李渊逐渐反感世民，更多地倾向于巩固建成的太子地位，而其中的标志事件正是李神通赐田事件。

李渊为人，以宽仁容众著称，加之他年少父母皆亡，因而素来重视亲情，对自己的儿子非常疼爱，尤其对嫡妻窦皇后所生三子建成、世民、元吉更为爱护。自晋阳起兵以来，李渊一直给诸皇子安排立功的机会，建成、世民、元吉三人皆经过战争洗礼，独当一面，功勋显赫，某种程度上形成皇帝李渊与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三位皇子“共天下”的开国政局。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卷“”武德五年十一月“”条纪其事，（《旧唐书·高祖诸子列传》略同），云：是时，东宫、诸王公、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长安中，恣为非法，有司不敢诘。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无复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

是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三位嫡皇子权势甚大，太子令、秦王、齐王之教与皇帝李渊之诏敕并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下面的官员莫知所从，只能依据最先得到的命令为准，李神通赐田事件即在此情况下发生。

平定洛阳后，李世民以宗室李神通有军功，赏其良田数十顷，不料李渊宠妃张婕妤之父也看上了这块肥肉，通过张婕妤从皇帝李渊那得到了手敕，也要接收这些良田。李神通以惯例“秦王教下达在皇帝李渊手敕之前”，否定李渊手敕的法律效力，所以拒绝张婕妤之父接收良田的要求。张婕妤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向李渊哭诉，控告李世民将本该赏赐给自己父亲的良田夺走赏给李神通。在李渊看来，这是李世民对自己皇权的赤裸裸的挑战（‘’我手敕不如汝教邪"），因而龙颜大怒，对李世民大为反感。加之李渊妃嫔又因求取洛阳府库财宝之事与世民屡屡发生冲突，终使李渊越来越反感世民，认为他骄横跋扈。后来，更对宰相裴寂说道：“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 不仅如此，李世民攻克洛阳后，为了延揽人才以扩充势力，在洛阳停留两个月之久，此事也被齐王李元吉拿来大做文章，攻讦世民颇有政治野心。

李渊的打压

随着李世民集团势力的急剧扩张，李渊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皇权受到李世民一党的严重挑战。李渊明白，只是杀掉刘文静并不能压制住李世民的政治野心。因此，武德后期，李渊进一步地采取措施打压李世民集团的势力。除了将李世民由太极宫的承乾殿迁到城外的大安宫外，进一步地， 是不再派世民统兵出征，而改派李建成、李元吉出征，给建成、元吉更多的立功机会。武德五年七月，刘黑闼得突厥之助，卷土重来，席卷河北大部。按照常理，世民作为唐朝的常胜将军，久经战阵，叛乱发生地又在其所控制的陕东道大行台辖区范围内，派他出兵平乱是理所当然之事，但李渊既已对世民渐生猜忌之心，自然不再属意世民出征。李渊先是派齐王李元吉统兵出征，但元吉畏黑闼兵强，不敢进兵，于是李渊以太子李建成为帅，令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从事。这就是说一直以来在世民控制下的陕东道大行台必须听从李建成的指挥，这对于将山东视为自己的根据地的世民而言，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而武德六年七月辅公祏于江南起兵反唐后，原本出兵平叛的唐军主帅是秦王李世民（九月壬辰，诏以秦王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但或许是太子党一方从中作梗，最后主帅落到了赵郡王李孝恭身上，当然实际负责的是副帅李靖。

东宫的进逼

李渊既对世民渐生猜忌之心，而太子、齐王又一心削弱秦王府势力，李渊自然是顺水推舟，对太子党打压李世民集团的行动予以支持。

我们知道，除了来自皇帝李渊的巨大压力外，李世民还面临东宫、齐王府的进攻。面对秦王府势力的急剧扩张，李建成自然必须有所应对。建成谋士魏征建议以武力清除世民及其秦王府集团，这种意见为个性仁厚的建成所拒绝。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建成的决定无疑是明智的。父皇年事已高，自己地位稳定，是则时间越往后，自己越具有优势，待李渊去世后，自己便可顺利继位，到时候自可从容处置世民及其党羽。对于建成而言，对付李世民的措施，实有四种。一是尽量争取统军出征，建立军功的机会，并趁机延揽人才，与世民的势力维持均势局面；二是分化策反世民心腹，和平削弱乃至瓦解其集团力量；三是尽量将世民留在京师长安，防止他以任何借口脱离监视，尤其严防他前往洛阳，依靠山东豪杰形成强大的反对力量；最后，避免直接加害世民，逼他坐困兽之斗。这四种措施是很稳健的，下面对这四种措施稍加分析说明。

第一个措施也是出自谋士魏征的谋划，李建成最后彻底地平定了刘黑闼之乱，积累了军功，并在结交山东豪杰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得到了地方实力派—幽州罗艺之支持。第二个措施推行得不那么顺利，这大概是因为建成、元吉拉拢策反的对象，已到了世民的核心亲信圈，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人追随世民既久，自然忠心耿耿，难以策反。但建成、元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既然策反拉拢不成，就干脆假皇帝李渊之手，将世民一干亲信都调出秦王府，逐步剪除其羽翼，使其孤立起来。在李渊的压力下，李世民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房玄龄、杜如晦、程知节等亲信皆被调出秦府，贬谪到地方。第三个措施乃是鉴于世民集团以山东人为主，若让其得到机会出居洛阳，那无异于让其龙入大海，将来要翦除自然是难上加难了。所以，得知世民亲信张亮之洛阳结交山东豪杰后，建成、元吉二人大为紧张，世民出居洛阳的图谋未能成功。

秦王的反击—杨文幹事件

面对父皇的日渐疏远，建成、元吉的步步紧逼，世民自然不甘坐以待毙，他势必要有所反击。首先是吸取之前得罪高祖宠妃的经验教训，让秦王妃长孙氏孝事高祖，恭顺妃嫔，以争取后宫支持，同时鼓动亲信宇文士及之妹，高祖宠妃宇文昭仪从中斡旋。其次，寻找借口离开长安，返回自己的根据地洛阳，然后交通山东豪杰，以武力对抗东宫、齐王府集团。当然，太子党对这一招早有警觉，故秦王党离开长安，以洛阳为根据地对抗东宫的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之后，李世民的重要谋士杜淹针对东宫策划了大杀招，这就是发生在武德七年六月著名的“杨文干事件”，其实质是诬告建成兵变，使高祖对之产生猜忌心理，以收隋文帝废太子杨勇之效。

据正史记载，武德七年六月，高祖李渊幸仁智宫避暑，世民、元吉随行，太子建成留守京师监国。趁此机会，李建成先令亲信庆州都督杨文幹选送骁勇士卒以充实东宫卫队，接着，又命郎将尔硃焕、校尉桥公山给亲信庆州都督杨文幹运送铠甲，使其起兵欲为乱。尔硃焕、桥公山二人行至豳乡，害怕东窗事发，跑到仁智宫向皇帝李渊告发太子与杨文幹起兵谋反。同时，宁州人杜凤举亦赴仁智宫告发太子谋反，李渊闻后大怒，命农卿宇文颖召杨文幹前来，宇文颖见了杨文幹后，杨文幹竟然果真起兵造反了。于是李渊托他事，手诏召建成至仁智宫见驾。建成心虚，不敢去仁智宫，太子舍人徐师谟劝建成以监国太子的身份控制京师长安起兵，詹事主簿赵弘智则建议建成轻车简从，前往仁智宫谢罪。建成最后听从了赵弘智的意见，前往仁智宫谢罪，头都几乎磕破了，李渊怒气不消，下令将建成及其随行的东宫官属囚禁起来，并遣左武卫将军钱九陇与灵州都督杨师道出兵平乱。不久李渊得报，杨文幹已攻陷宁州，见事态严重，李渊命秦王世民统军平乱，并向他许诺乱平之后改立他为太子，废建成为蜀王。世民出征后，李元吉及多位亲近太子党的后宫妃嫔都为太子建成求情，加之宰相封德彝又为建成说话，李渊遂改变心意，命建成回京师继续监国，将此事归咎于太子中允王珪、左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挑拨建成、世民关系，致令兄弟不和，将王珪、韦挺、杜淹三人流放巂州。世民凯旋，见一切照旧，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禁大失所望。

看了正史的这段记载，不免让人疑窦丛生。首先，如前所述，高祖李渊并无废太子李建成改立世民之意，相反他对世民骄横跋扈渐生反感，对建成则刻意加以培养，多次命其监国处理朝政，在这种情况下，建成为何要甘冒奇险，起兵造反呢？这非常不合逻辑，以建成之才智，当不应有此愚行，再者，就算建成一时糊涂，但其东宫麾下魏徵、王珪等人皆为才智过人之士，也不会坐视其陷入如此险境，换言之，建成根本就没有举兵谋反的动机。此其一；其次，若建成谋反属实，在李渊召他来仁智宫时，杨文幹既已起兵，显是事情已经败露，他应该就此孤注一掷，控制京师举兵才对，如此尚有一线生机，为何会轻车简从，前往仁智宫，自投罗网呢？他果真有脱罪的十分把握吗？最后，若建成果真勾结杨文幹谋反，以李渊之雄才大略，怎会仅仅因为元吉及后宫嫔妃求情，就轻易放过建成谋逆大罪，待之如初？还公然食言，将建成、世民各打五十大板，流放东宫、秦王府几个僚属了事，一直置身事外的世民怎么躺着也中枪？这样的处理结果，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结合以上疑点分析，我们不禁怀疑建成是被冤枉的，所谓的起兵谋反纯属遭人陷害，实际上并无此事。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谁是幕后主使呢？显然，若建成因谋反被废，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秦王李世民，加上李渊最后流放世民心腹杜淹的处理结果，不难想见这是秦王党对东宫的一次有意陷害。

事情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庆州都督杨文幹曾经宿卫东宫，确属建成亲信，建成令其选送骁勇武士以充实东宫卫队，并派人送铠甲给他，这些都是事实，也确实有违朝廷法度，但要说建成勾结杨文幹起兵谋反则纯属子虚乌有。建成所为，不过是为了增强东宫的武力，以更好地对抗势力强大的秦王府而已，这样的事他以前就做过。建成曾经招募长安及四方骁勇二千馀人为东宫卫士，分屯左、右长林，号长林兵；在争取到幽州罗艺支持后，又密使右虞侯率可达志从燕王罗艺发幽州突骑三百，置宫东诸坊，欲以补东宫长上，不料事情败露（很明显这事十有八九是秦王党那边告发的），被李渊斥责，最后以将可达志流放巂州收场。事实上，这种暗中私自扩充卫队的做法，不仅建成做过，他的竞争对手世民也做过，玄武门之变，世民伏击建成、元吉及挟持高祖李渊所恃之武力，即是其私自豢养的八百精锐武士。所以，建成与杨文幹所为，不过是昔日东宫右虞侯率可达志自燕王罗艺选送三百幽州突骑一事的翻版，根本谈不上什么举兵谋反；另外，对比两次事件李渊的处理结果—相关责任人都被流放，而且还是流放到同一个地方巂州，更可见李渊对杨文幹事件之定性与可达志事件正相同，他也不相信建成会谋反，认为建成不过和以前一样，是想私下加强东宫卫队实力而已。所以李建成根本就无意谋反，他给杨文幹运送铠甲也好，挑选精兵以充实东宫卫队也罢，虽然有违朝廷法度，但那不过是为了对抗李世民而采取的加强东宫武力的举措而已，其性质与世民私下豢养八百精锐武士并无二致，只是他做得不如世民隐晦罢了。李渊的处理结果与上次东宫右虞侯率可达志自燕王罗艺选送三百幽州突骑一事相同足以证明这一点。

到这里有人就会问了，既然建成并无谋反之意，那么为什么杨文幹最后真的起兵造反了呢？其实，这正是秦王党的阴险之处。显然，建成派去运送铠甲的尔硃焕、桥公山二人都被秦王党收买了，他们向李渊告发太子与杨文幹谋反，李渊自然会派人去召杨文幹以核实情况。如果杨文幹前往仁智宫向李渊当面解释，那么建成谋反一事就无法坐实了。于是秦王党有了下一步，李渊派去庆州召杨文幹的司农卿宇文颖也是李世民的人，正是他到庆州后，本无谋反之意的杨文幹竟然真的就起兵造反了，显然是宇文颖见到杨文幹后，说了一些话刺激了他，这才激其举兵造反。那么为什么说宇文颖被秦王党收买了呢？

《新唐书·高祖诸子列传》中有宇文颖生平的简略记载，云：宇文颖者，代人。自李密所来降，为农圃监，封化政郡公。性贪昏，与元吉厚善，故豫文干谋。

宇文颖本是瓦岗军领袖李密旧部，降唐后与齐王李元吉走得很近。或许大家看到这里就会觉得不对，宇文颖明明是齐王李元吉的亲信，怎么说他属于秦王党呢？也许正如某些人所分析的那样，齐王李元吉其实也有夺嫡的政治野心，所以是他利用宇文颖在陷害太子李建成，此事跟秦王李世民无关。但这种推测是不合逻辑的，李渊的三位嫡皇子中，李元吉年最幼，实力最弱，所以要对抗势力强大的秦王府，他必须依附于东宫，就算他有染指皇位的野心，也不可能在秦王府集团未被瓦解之前去陷害自己最大的政治靠山兼同盟者李建成。理由很简单，如果建成被废，凭他李元吉的那点实力，根本就不足以和强大的秦王府相抗，自然更谈不上觊觎东宫甚至皇位了。所以，宇文颖煽动杨文幹举兵造反，当不是出自元吉之授意，其幕后唯一可能的主使，只能是李世民。那么对于这一点，我们有证据吗？当然有，请看下文。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七年七月条云：秦王世民军至宁州，其（指杨文幹）党皆溃。癸酉，文幹为其麾下所杀，传首京师。获宇文颖，诛之。

是李世民平定杨文幹之乱后，找到宇文颖后，不经审问，也不上报，就把他给杀掉了，看出来了吗? 这明显就是李世民在杀人灭口啊！

杨文幹举兵后，李建成的处境非常危险，他虽从无谋反之意，但他的亲信杨文幹在秦王党的煽动下真的起兵了，他如何让李渊相信自己是被冤枉的？当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若他违抗李渊的命令，不敢去仁智宫，索性据京师起兵（如戾太子刘据那样），那正好落入秦王党的圈套，彻底坐实了谋反的罪名；若听从命令前往仁智宫，又难以说服李渊相信自己的清白。总而言之，此时的李建成面临艰难的抉择，与刘邦赴鸿门宴之心思颇相类似。幸而建成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他选择了轻车简从前往仁智宫谢罪以求父皇宽恕。

在当时的背景下，李建成既然轻车简从地前往仁智宫，首先正是要最大限度地打消父皇李渊对其谋反的怀疑。如果太子真的要谋反，他就应该利用监国之权据京师举兵才对，怎么敢来仁智宫自投罗网呢？其次，太子地位稳固，自己一向宠爱有加，并刻意加以培养，自己又年事已高，天下迟早是太子的，怎么看太子都没有谋反的动机啊？李渊作为颇具雄才的开国皇帝，见到建成后，虽然生气，但慢慢细想之后，自然不难想到这两层。就这样，李渊隐隐觉察到了事情背后的微妙之处，似乎查到这一切都是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在幕后操纵，自然李世民也脱不了干系，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罢了。于是就有了前面我们看到的处理结果，太子李建成在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的蛊惑下，违反朝廷法度，暗中私自给武将运送铠甲；而秦王李世民也脱不了干系，其属下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居心叵测，构陷太子谋反，所以太子和秦王都有错，但太子有过而无罪，故与之前可达志事件一样，流放几个东宫相关的僚属略加惩诫，秦王与构陷太子谋反一事虽查无实据，但其属下杜淹幕后诬陷太子谋反，虽然不便处罚秦王本人，但对杜淹也要加以惩处，因此最后将王珪、韦挺、杜淹流放了事。

不得不说，秦王府的这个杜淹实在是一个非常厉害，非常阴险的角色，阴险到了连房玄龄都非常忌惮的地步。他此番构陷太子谋反的策划实在是秦王党对付东宫的一个大杀招，只是最终功败垂成。

《旧唐书·杜如晦列传》云：初，洛阳既平，杜淹久不得调，欲求事建成。房玄龄以淹多狡数，恐其教导建成，益为世民不利，乃言于世民，引入天策府。

想想若非房玄龄有先见之明，将杜淹引入天策府，那么这次陷入险境的就是李世民了。

这次事件也让李世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他若想取得皇位，就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让父皇改立自己为太子，只能以非法的手段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以及父皇李渊一网打尽。因为是现实如此让人绝望，太子地位稳固，父皇一贯支持太子，根本没有易储的可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杨文干事件是促成玄武门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渊的烦恼

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势同水火，最痛心最忧愁的当然是他们的父皇李渊。都说虎父无犬子，但是又有谁知道有一个虎子到底有多少难言的苦衷？更何况虎子还不止一个。一方面，在高祖李渊看来，太子李建成性颇仁厚，很有乃父之风，又功勋卓著，并无大的过错，鉴于隋朝更换太子，动摇国本而迅速灭亡的前车之鉴，自己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废太子；另一方面，秦王世民翦灭群雄，军功赫赫，确实是功高难赏啊，而且他性格刚烈果决，若为了维护太子而废黜他，自己又于心何忍呢？手心手背都是肉，素来重视亲情的李渊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自己的儿子为了争夺皇位而骨肉相残，他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调停三个儿子之间的矛盾，希望他们能和睦相处，兄友弟恭。所以，武德五年以后，虽然李渊对世民的骄横跋扈颇为不满，进而对秦王府的势力多有打压行动，但他从内心深处并无废黜世民之意。为了调和建成与世民的矛盾，李渊对本已功高难赏的世民再次进行封赏，任命他为中书令，希望世民将来能成为建成的贤相。

但李渊作为父亲的良苦用心，自己的三个儿子未必能够理解，李世民志在皇位，岂会甘心屈居于建成之下，更何况，就算李世民愿意收手，他麾下的谋士武将为了自己的前途计，也会逼迫他夺嫡。最终，李渊未能调解建成与世民的矛盾，李氏三兄弟骨肉相残的悲剧不可避免。

虽说李氏三兄弟骨肉相残的悲剧根源在于权力冲突，但家庭方面的因素也不可忽视。一方面，李渊幼年便父母双亡，所以素来重视亲情，对自己的孩子格外疼爱，这使得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在处理敏感的储位问题时优柔寡断，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决断力，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对世民的小集团采取断然措施。另一方面，李渊的妻子窦氏早死，无疑也是李氏三兄弟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窦氏在世，作为母亲，在三个儿子中间多加调停，我想李氏三兄弟的关系当不至于那么快就恶化到兵戎相见的地步。

双方实力对比

关于玄武门之变前太子党与秦王党实力对比情况，孙英刚先生在他的《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一文中有很好的总结，现略引如下。

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一方和秦王李世民一方都有自己的机构和组织。如太子的东宫；齐王的齐王府，并且控制有左右护军府、左右亲事帐内府；秦王党一方有天策上将府、秦王府，并且控制有左右护军府、左右亲事帐内府、陕东道大行台、文学馆。都有立法权。当时太子李建成的令、秦王和齐王发出的教与高祖李渊颁布的诏敕同时并行，官员们无所适从，只好根据得到命令的先后来实行。都有参予中央决策的权力。太子李建成参与军国大事自不必说，而李世民是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尚书令；李元吉则是门下省长官侍中；都有强大的私人武装。除了公开的部队外，秦王府还有私养勇士八百人，李建成也“擅募长安及四方骁勇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分屯左右长林，号长林兵”。他的亲信杨文干也私募武士送长安，结果被秦王党利用引发轰动全国的杨文干事件。玄武门之变时，东宫与齐王府联军兵锋甚盛，足见建成、元吉的苦心经营。都有自己的地方势力范围。李世民以洛阳为中心经营山东，陕东道大行台的官员基本上是听命于他的。李建成则以河北幽州为势力范围，可以在东宫和幽州地方之间自由进行干部流动，甚至密使右虞侯率可达志从燕王罗艺发幽州突骑三百，置宫东诸坊，欲以补东宫长上。玄武门之变后，代替燕王罗艺守幽州的庐江王李瑗和镇守长安西北门户泾州的罗艺很快便造反了，足以证明他们是拥护李建成的。而率军猛攻玄武门的，就是李建成从幽州调来的薛万彻。而李元吉则一向担任并州的地方长官，从武德二年李元吉不想离开并州调入中央来看，并州是元吉的势力范围。另外，我想说明的是，除了并州、山东、河北等地有明显的势力划分外，其他地区双方也有人事安排和对抗。下面仅举一例以作分析。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九年六月条记曰：益州行台仆射窦轨与行台尚书韦云起、郭行方不协。云起弟庆俭及宗族多事太子建成，建成死，轨诬云起与建成同反，收斩之。行方惧，逃奔京师，轨追之，不及。

可见在益州道行台太子党与秦王党实力相当，益州道行台二号人物仆射窦轨与头号人物行台尚书韦云起分别支持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结果玄武门之变后，窦轨就趁机杀掉韦云起夺权。

武德五年以后，双方的争斗日趋激化，中央的人事安排以及出征的统兵权争夺似乎与此相关，对此，雷加骥先生有精辟的分析。

刘黑闼于河北复反后，李渊一反常态，改派太子李建成统兵出征，并下令一向由世民控制的陕东道大行台归其节制，无异于告诉世民不可夺嫡，是世民欲引用立嫡以贤之心，至此绝望，不得不兵行险招，诬告太子谋反，于是有了杨文幹事件，但李渊了解实情且信任太子，是则世民欲安排父皇与太子互相猜忌之局告于绝望。父皇日渐疏远，太子、齐王步步紧逼，世民只有一面尽力弥合与父皇及后宫嫔妃之关系，同时拉拢结交朝臣，力求在在朝堂上占据优势，并竭力策反东宫、齐王府党羽以为己用。武德后期三省人事之安排，似与东宫与秦王党之竞争有关。从武德五年起，三省的人事变动如下：（P代表世民集团或亲附者，C代表建成集团或亲附者，N代表保持中立者，P&C代表墙头草）

武德五年：尚书省尚书令李世民（P），左仆射裴寂（C）；门下省侍中陈叔达，杨恭仁（N）；中书省中书令萧瑀（P）

六年：尚书省尚书令李世民（P）左仆射裴寂（C），右仆射萧瑀（P）；门下省侍中陈叔达（N）；中书省中书令杨恭仁（N）、封德彝（P&C）

七年：尚书省尚书令李世民（P）左仆射裴寂（C），右仆射萧瑀（P）；门下省侍中陈叔达（N）、裴矩（C）；中书省中书令杨恭仁（N）、封德彝（P&C）

八年：尚书省尚书令李世民（P）左仆射裴寂（C），右仆射萧瑀（P）；门下省侍中陈叔达（N）、齐王李元吉（C）、裴矩（C）、宇文士及（P）；中书省中书令杨恭仁（N）、秦王李世民（P）、封德彝（P&C）

九年（正月至五月）：同八年，未变动。

萧瑀是偏向世民的，裴矩是东宫要官。显示世民（身兼尚书令和中书令）在武德中期以后已逐渐控制尚书省及中书省，而东宫和齐王府系统则控制门下省。玄武门之变前不满一年，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权检校侍中兼太子詹事，显示世民已直接向门下省及东宫渗透。形势上三省皆有世民心腹或偏向他的宰相，使世民在中枢占有一定优势，东宫及齐王府则努力维持对门下省的控制权，操纵大政封驳之权，对世民形成较有力之掣肘。而卫军（左右十二卫）最高统帅权自武德五年十月起已落入世民之手，中枢决策系统自武德八年十一月起世民已基本控制尚书、中书两省，取得明显优势，这是世民最后胆敢发动兵变的基础。

在武力方面，东宫至少有两千精锐“长林兵”，齐王府兵力不详，但推测至少也有数百，而秦王府仅有八百武士，与东宫、齐王府联军相比，显然落在下风，后来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不得不令高士廉私放囚徒授以兵仗以弥补己方兵力之不足，后来薛万彻、冯立、谢叔方等人率东宫、齐王府联军来攻玄武门，更是兵锋甚锐，玄武门禁军及秦府军难以抵挡。

而在最关键的皇帝支持方面，东宫和齐王府无疑占有压倒性优势，这是秦王党难以抗衡的。因为李渊作为皇帝，握有帝国最高之权力，纵使世民在中枢占有一定优势，但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则无关轻重了。正是在李渊的支持下，东宫方面不但削夺了世民之兵权，更将其麾下最得力的谋士与武将都调出秦王府，贬谪到地方，实际上把世民架空。因此，武德六年之后，世民之处境日趋恶化，父皇李渊对他愈加疏远，有废立之心；太子、齐王对他步步紧逼，一一剪除其羽翼，将他慢慢孤立起来。世民腹心人物中，亦已有人见势不妙，秘密投靠东宫、齐府集团（封德彝）。世民欲以功高求赏，以立嫡以贤得立太子，然此计划已告绝望；诬告太子谋反为最厉害之手段，亦告失败。高祖不会废黜建成，似已成定局，时间越后，对世民集团愈不利，因此世民最后的选择只能是孤注一掷，发动兵变，将父皇李渊及建成、元吉两兄弟一网打尽。

小结

综上所述，晋阳起兵并非出自李世民的谋划，而是出自李渊的大手笔；自晋阳起兵到入据关中，李渊一直都总览全局，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李建成在此期间的功业并不亚于李世民；李元吉亦为早熟的军事人才。因此，所谓的“李渊多次欲改立李世民为太子”以及“打算让世民与建成平分天下”、李渊、李建成、李元吉均昏庸无能，建成、元吉多次暗害世民，皆出自史官捏造。

事实上，李渊是颇具雄才的开国君主，建成、元吉也都是杰出的政治、军事人才，自然李渊也没有改立太子的打算。只是李唐入据关中后，建成作为太子，需要留在长安协助李渊处理政务，故作为次子的李世民获得了领军平定天下的机会。自然，我们也无须否认李世民确实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干。

随着军功的不断积累，李世民的政治野心日渐膨胀，逐渐有了取建成而代之的强烈欲望，而多次领军出征也给了他结交党羽，培植私人势力的机会。以李世民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洛阳为中心，以山东豪杰为中坚力量的天策府（或秦王府）集团，对李建成的东宫地位甚至李渊的皇权都构成了严重挑战。为此，李建成与李元吉结盟，共同对付李世民，而李渊与李世民的矛盾亦逐渐激化。李渊、李世民父子之间的权力冲突由来已久，刘文静事件标志着二人之间的矛盾开始公开化；而李神通赐田事件更让李渊深感自己的皇权受到秦王党的严重挑战。在此背景下，李渊开始偏向建成、元吉一党，并着手削弱秦王党势力。武德五年底，秦王李世民从太极宫承乾殿徙居简陋的弘义宫，表明高祖对世民的日渐疏远和猜忌。刘黑闼于河北复反后，李渊一反常态，改派李建成、李元吉统军出征，并且下令一向由李世民控制的陕东道大行台听从李建成指挥，显示了其削弱李世民势力的意图。建成、元吉趁机结交山东豪杰，并得到了幽州罗艺的支持。随着太子党与秦王党双方矛盾日益公开化和激化，双方都试图策反瓦解对方阵营。建成、元吉虽然策反世民党羽不成，但在李渊的支持下，成功的将秦王府诸多重要成员贬谪到地方。武德九年，突厥入寇，在李渊支持下，李元吉取代李世民，再次获得领兵出征的机会，并密谋借机削夺秦王府精兵猛将，彻底剪除世民羽翼。李世民不甘坐以待毙，于是孤注一掷，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前两个问题得到澄清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问题：玄武门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

如前所述，李世民以非法手段上台，为了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大肆篡改历史。其在玄武门之变中，弑兄杀弟，逼父夺位，面临很大的道德伦理挑战。为了掩盖这一点，正史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多语焉不详，且疑点重重。

1 王晊告密考

首先，根据《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记载，太子、齐王企图借出征突厥之机，削夺秦王府精兵猛将，并密谋在替元吉践行时埋伏兵马杀掉世民，这一密谋为当时已被秦王党收买的东宫率更丞王晊所知，于是他世民密报此事，这是秦王党诸人力劝李世民先发制人的直接原因。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疑点：东宫率更丞王晊是什么人物，他怎会得知如此高层次的机密？说起来还真是可疑。率更丞只是一个计时的官员，根本不入流，几乎不可能得知如此高层次的机密。或许有人会说，可能是李世民收买他之后，让他刻意留意东宫的动向也未可知。不错，姑且可以如此猜测。然而，虽说小人物也可以创造历史，但这些小人物大都是因为能够接近大人物，才有机会创造历史的，比如皇帝身边的宦官，地位低下，但因为可以接近皇帝，在一定的机缘际会下甚至可以代理皇权。举一个唐朝的例子，唐肃宗李亨能够被立为太子，就是高力士的话起了作用。而这个小小的东宫率更丞王晊，哪有什么机会接近李建成、李元吉这样的高层？换言之，他连暗中留意和偷听的机会都没有。如此高度的机密，建成、元吉讨论时必然是屏退左右，商量于密室什么的才合常理，怎会让王晊得知？当然更不用说与他商议此事了，此其一。

其次，《通鉴》记载王晊向世民密报建成、元吉的密谋，云：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

稍加思考，便可知王晊的报告是天大的笑话。如前所述，李渊是颇具雄才的开国君主，他对太子党与秦王党之间的明争暗斗必然早有察觉，在两党矛盾日趋激化的背景下，要他相信世民是“暴卒”，岂不是把他当脑残了，此其二。司马温公在这条史料下的考异里也说： 旧传以为建成实有此言而晊告之。按建成前酖秦王，高祖已知之。今若明使壮士拉杀而欺云暴卒，高祖岂有肯信之理！此说殆同儿戏。

再者，《通鉴》载当时的政治背景，云：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骁将，欲诱之使为己用，密以金银器一车赠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并以书招之（中略），敬德辞（中略）建成怒，遂与之绝。敬德以告世民，（中略）既而元吉使壮士夜刺敬德，（中略）刺客屡至其庭，终不敢入。元吉乃谮敬德于上，下诏狱讯治，将杀之。世民固请，得免。又谮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出为康州刺史。知节谓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知节以死不去，愿早决计。”又以金帛诱右二护军段志玄，志玄不从。建成谓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皆谮之于上而逐之。　

世民腹心唯长孙无忌尚在府中，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

可知太子党得到李渊的支持，对秦王党形成了全面的压倒性优势，通过将世民亲信一一贬出秦王府的方式逐渐剪除其羽翼，程知节称“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可谓一语中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建成、元吉根本不需要冒险埋伏兵马杀掉世民。因为照此情况发展下去，建成会在李渊去世后顺利继位，届时建成、元吉可以随意处置世民，根本不用在此时冒险，引来皇帝李渊的猜忌。（你现在就杀兄弟了，接下来是不是要抢班夺权了？）简言之，建成、元吉没有必要冒这个险，也不值得，二人绝不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此其三。

再者，按照唐制，亲王出征典礼仅次于皇帝亲征，是一个公开的重大的严肃场合，在众目睽睽之下，要刺杀秦王李世民，谈何容易？此其四。

最后，如果说前面的分析都是推测的话，那么，当李世民指责魏徵挑拨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时，魏徵的回应就为笔者的分析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支持。

《通鉴》纪其事，云：初，洗马魏征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败，世民召征谓曰：“汝何为离间我兄弟！”众为之危惧，征举止自若，对曰：“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

可知魏徵一直力劝建成除掉世民，但建成没有采纳，这是建成、元吉当时并没有策划谋害世民的直接的，也是最有力的证据。

因此，称建成、元吉意图借机削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以削弱李世民的势力是可信的，言二人图谋暗杀李世民则纯属无稽之谈，显然又是出自史官的捏造。如此做的目的不言而喻，那就是替李世民发动军事政变找借口。当然，笔者认为也有可能是长孙无忌等指使王晊假报消息，目的无非是让犹豫不决的李世民打消先发制人的最后顾虑（告诉他自卫是绝对必要的），此点俟后详论。

2 李世民问计于李靖、李世勣考

《通鉴》记载在突厥入寇前，李世民鉴于建成、元吉正一一剪除自己的羽翼，长孙无忌等人又一再力劝自己先发制人，曾就此向李靖、李世勣问计。

《通鉴》云：世民腹心唯长孙无忌尚在府中，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旧唐书·高祖诸子列传》云： 是后，（李建成）日夜阴与元吉连结后宫，谮诉愈切，高祖惑之。太宗惧，不知所为。李靖、李勣等数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封伦亦潜劝太宗图之，并不许。

于是有人据此认定二李其实是李世民的党羽。这里要稍加说明一下，司马光在编撰这一节时，采用的是刘鼎卿的《隋唐嘉话》 中“李世民向李靖、李世勣问计”的记载，而没有用《旧唐书·高祖诸子列传》的史料，虽然司马温公自己在考异里说二说未知孰是，如此取舍是因为《隋唐嘉话》所记有益于风化。但我个人认为其中恐怕其中还有史料可信度的考量。我们知道，《旧唐书》所根据的实录是太宗违反惯例，翻阅起居注后指示删改而成的，具体负责其事的是许敬宗。太宗对许敬宗删改后的实录是满意的，多有赏赐，所以我们不难想象许敬宗为了讨好太宗作了不少曲笔。而且，两唐书许敬宗列传明言许敬宗的人品、史德历来受到正人君子的声讨和指摘。所以，《旧唐书·高祖诸子列传》中的这条史料可信度是存疑的。 而《隋唐嘉话》为刘餗所著。他是天宝初年集贤院学士兼知史官。他的父亲子玄是有名的史学家，他的哥哥刘贶也是史官。他们父子兄弟前后任史官三十多年，对唐初史事记载的真实性，远超过高祖太宗实录。因此，他的记载显然更可信。

而即便是《隋唐嘉话》所记的“李世民向李靖、李世勣问计”一事，实际上与所谓的王晊告密一样，也很难成立。首先我们来分析李靖的情况。

李靖自加入李渊集团以来，按李渊的安排一直辅佐李孝恭在南方作战，并立下了显赫战功。《旧唐书·李靖传》谓李渊深美靖功，云：李靖是萧铣、辅公祏之膏肓，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可知李靖是为大唐帝国立下显赫战功的名将，无论将来谁继位，他的前途都是没有问题的。他不同于长孙无忌等人，并非李世民之党；也不同于魏徵，并非李建成之党，自没有必要冒险参加秦王党与太子党之间的争斗。简言之，在秦王党与太子党明争暗斗之际，李靖的立场必然是中立的。既如此，李世民怎么可能与之商议如此机密之事？若李靖将此事报告给皇帝李渊，或者李渊日后得知此事，势必让李渊对其更加猜忌。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于这种私下结交朝中重要武将的举动，李渊会怎么看？（李世民命张亮率秦府党羽之洛阳，暗中结交山东豪杰，就引起了李元吉甚至李渊的怀疑）要言之，这是一种极端冒险的行为，也是一种十分愚蠢的行为，此其一。

其次，李靖当时任灵州大都督，远在边疆防备突厥，不同于巫蛊之祸时的北军使者任安，掌握足以左右京城局势的精锐部队，根本无法给远在长安的李世民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因此，李世民寻求他的支持是没有意义的，此其二。要言之，所谓李世民问计于李靖，是不可能的事。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李世勣。如陈寅恪先生在《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中所论，李世勣为山东豪杰之领袖，在唐（李渊）、郑（王世充）、夏（窦建德）逐鹿中原之际，实具有举足轻重之势，其所代表之山东豪杰更为可与关陇六镇集团相匹敌之武力集团。因此，李世勣的出身决定了其在李唐政权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故其与李靖一样，根本不需要冒险参与秦王党与太子党之间的殊死搏斗。其未曾参与玄武门之变，可证其并非李世民党羽。故李世民不可能就如此机密之事向其征求意见，这样做也会引起太子党甚至李渊的怀疑。要言之，这样做既太冒险又很愚蠢，此其一。另外，世勣与李靖一样，彼时并不在京师（任行军总管），左右不了京城局势，李世民向他问计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李世民向世勣也不是事实。

如果说这些都是我个人的分析的话，后面发生的事是可以印证这一分析的。仔细翻阅两唐书二李列传，可以发现二李虽然都战功显赫，颇受太宗礼遇，但二人与太宗的关系却谈不上亲密，其与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杜如晦、房玄龄、侯君集等秦王府旧臣相较，相去甚远。

首先我们说说李靖。《新唐书·李靖列传》云： 靖五代孙彦芳，大和中，为凤翔司录参军。家故藏高祖、太宗赐靖诏书数函，上之。一曰："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一曰："有昼夜视公疾大老妪遣来，吾欲熟知公起居状。"皆太宗手墨，它大略如此。（中略）文宗爱之不废手。 悉留禁中。又敕摸诏本，还赐彦芳，并束帛衣服。权德舆尝读太宗手诏，至流涕曰："君臣之际乃尔邪！"

初读此节，笔者也不禁为太宗、卫公之君臣遇合所感动。但再读此传，才发觉事实上并非如此。唐高祖李渊最信任皇室宗亲，所以武德年间，唐军的兵权都掌握在三位最有权势的嫡皇子太子建成、秦王世民、齐王元吉以及几位皇室宗亲如赵郡王李孝恭、淮安王李神通等人手中。李渊对李靖颇有猜忌之心，先后两次要杀他，这些都不必说了。至于太宗对李靖的态度，则比较隐晦，这里需要稍加阐释。

有人认为李世民曾经力保李靖不死，李靖又曾在世民麾下效力，所以他应该是支持世民的，他的弟弟李客师在玄武门之变后与世民死党侯居集 、 段志玄 、 張公谨、 长孙安业等同拜十二卫将军，是李世民上台前密集人事调动安排的一环，可见李客师必是世民党羽无疑，那么李靖想来应该是支持世民的。其实不然，首先，李客师的态度只能代表他自己，他左右不了其兄李靖的政治立场，在当时太子党与秦王党两大势力殊死搏斗之际，朝中的文武百官都在寻找出路，分别投在有实力的三位嫡皇子麾下，其中不乏有亲兄弟而分别投在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的事例，比如薛万彻、薛万均兄弟，前者是太子李建成的死党，后者则选择追随秦王李世民，所以两个亲兄弟政治立场迥异并不足为奇。类似的事情后来也出现过，贞观年间，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为争储展开激烈对抗，杜如晦之弟杜楚客是魏王李泰的重要心腹，而杜如晦之子杜荷则是太子李承乾的党羽；其次，李渊最后选择不杀李靖，李世民的话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是他自己善于随机应变，应对得当，一阵见血地指出李渊志在天下，应延揽四海英才，不宜以私怨杀人。而且，我们不要忘了，李靖出身关陇府兵集团，在隋朝入仕多年，人脉关系甚广，他的舅舅韩擒虎是生擒陈后主的隋朝名将，隋朝宰相杨素、吏部尚书牛弘都很赏识他，当时为李靖求情的人恐怕为数不少；而且李唐代隋，大量吸收前隋官吏，过去与李渊有旧的前隋官员纷纷投靠李渊，在这样的背景下，像李渊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自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知道把理智放在情感之上，不难做出正确的选择。至于曾在李世民麾下效力，这也不能说明问题。李靖只是在世民麾下短暂效力（按《通鉴》记载，李靖是在义宁元年十一月李渊克长安后降唐的，他进入李世民的幕府最早也当在当年十一月之后，最晚在武德二年八月他就奉高祖李渊之命去南方的夔州经略萧铣了，所以他在李世民麾下效力的时间还不到两年，而且也并未有记载证明期间他和李世民关系如何密切，他如何受到重视，出谋划策，立下战功等等，事实上，这段时间李靖的记载是一片空白，可见这期间他和李世民的关系很一般），他对李世民恐怕谈不上有什么亲密的关系，之后他与李孝恭共事的时间更长，也未见有记载说二人关系有多么紧密。

太宗即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足以印证李靖与太宗关系不甚密切。

首先从太宗即位后对功臣的封赏可见一斑。《旧唐书·太宗本纪》云：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蚀之。癸亥，立中山王承乾为皇太子。癸酉，裴寂食实封一千五百户，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一千三百户，长孙顺德、柴绍、罗艺、赵郡王孝恭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一千户，李世勣、刘弘基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七百户，安兴贵、安修仁、唐俭、窦轨、屈突通、萧瑀、封德彝、刘义节六百户，钱九陇、樊世兴、公孙武达、李孟常、段志玄、庞卿惲、张亮、李药师、杜淹、元仲文四百户，张长逊、张平高、李安远、李子和、秦行师、马三宝三百户。

武德九年十月的这次封赏，显然是综合了对李唐王朝的贡献和对太宗皇帝夺取皇位的助力两个维度进行的，其中，支持太宗夺取皇位的功劳显然更重要。裴寂实封最多，一方面是基于他确实是晋阳起兵最重要的元从功臣，但更多的是基于他是先皇高祖皇帝最亲近的宰辅，新旧交替之际，李世民不能不对裴寂加以安抚，就算只是表面功夫也得做足了。当然，后面的事证明此时太宗对裴寂的封赏只是一种姿态而已。同样的，罗艺是前太子李建成的党羽，实力雄厚，为实现政权平稳过渡，李世民也对他刻意加以安抚。接下来，我们看到，封赏最多的，绝大多数都是助李世民发动兵变夺权的功臣（王君廓、柴绍、李孝恭除外）。其中，最主要的正是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玄武门兵变第一等功臣；其次是长孙顺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等人；以及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屈突通等人。军功显赫的李靖仅封四百户，与钱九陇、樊世兴、公孙武达、李孟常之流并列。若李靖真是支持李世民的死党的话，以他的战功，所获封赏岂会如此之薄？

其次，贞观八年十月李靖的"足疾"事件证明其与太宗的关系不太亲密，相反，李靖是感觉到了自己的不被重视，因而刻意疏远朝政。

《通鉴》云： 贞观八年，春，正月，上欲分遣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荐魏征。上曰："征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乃命靖与太常卿萧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长吏贤不肖，问民间疾苦，礼高年，赈穷乏，起滞淹，俾使者所至，如朕亲睹。"

冬，十月 ，甲子，上还京师。右仆射李靖以疾逊位，许之。十一月，辛未，以靖为特进，封爵如故，禄赐、吏卒并依旧给，俟疾小瘳，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

丁亥，吐谷浑寇凉州。己丑，下诏大举讨吐谷浑。上欲得李靖为将，为其老，重劳之。靖闻之，请行；上大悦。十二月，辛丑，以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度诸军。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刑部尚书任城王道宗为鄯善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并突厥、契苾之众击吐谷浑。

李靖荐人（魏征）不成反被外派到地方巡查，太宗言魏征不可一日离左右，而李靖却被派到地方，远离中枢，心里恐怕不太痛快。因此，不久（当年十月），李靖就上表以足疾逊位，远离朝政，太宗批准了，还赐靖灵寿杖，以助足疾。结果不到俩月，吐谷浑寇边，李靖的足疾竟突然痊愈了，李世民也不因足疾加以勉强，直接就任命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度诸军以讨吐谷浑。那么问题来了，若李靖当初真的有足疾，以至于需要灵寿杖才能行走，所以不能上朝理政，需要修养，那么他何以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痊愈了，足以担当重任，远征吐谷浑？若他当初没有足疾，那为何要上表逊位，关键李世民还批准了，赐以灵寿杖以助足疾？显然，从李靖率军平定吐谷浑的事迹来分析，李靖根本就没有足疾，这不过是他为远离朝政而编造的借口。李世民收到李靖请求以足疾逊位的表章后，说： 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乃下优诏，加授特进，听在第摄养。赐物千段、尚乘马两匹，禄赐、国官府佐，并依旧给，患若小瘳，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

可见李世民明白李靖实无足疾，不过是刻意远离朝政罢了，至于赐以灵寿杖以助足疾更是一场政治表演。我们知道李靖是一个很有进取精神的人，早年曾放言” 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 “，此时竟能激流勇退，上表以足疾逊位，除了多年宦海沉浮让他在政治上变得更成熟了，恐怕更多的与他自觉不被重视，所以刻意疏远朝政有关。

至于李世勣，他本身就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不涉党争，明哲保身是他一贯的立场。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证明。

唐高宗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一事，引起巨大的政治风波，长孙无忌、褚遂良作为顾命大臣坚决反对废后，而当高宗就此事向李世勣征求意见时，他的回答却是：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许多人就此认定李世勣名义上保持中立，但不反对实际上就等同于支持。比如史家陈寅恪就认为李世勣作为山东豪杰集团之领袖，所以会支持同为山东人的武则天上位，这种集团分析论颇有理论先行的嫌疑，学界已多有商榷，在此不赘述。事实上，如果大家认真读读他临终前的那番言论，就知道李世勣之所以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并不是因为他要支持同为山东人的武则天，以对抗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而是他一贯的立场就是不涉党争，以明哲保身。

《旧唐书·李世勣列传》云： 洎勣之死，闻者莫不凄怆。（中略）忽谓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以申宴乐。"于是堂上奏女妓，檐下列子孙。宴罢，谓弼曰："我自量必死，欲与汝一别耳。恐汝悲哭，诳言似差，可未须啼泣，听我约束。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荡尽。我有如许豚犬，将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伦、交游非类，急即打杀，然后奏知。

可见李世勣一贯保持中立，以免牵涉党争，重蹈房、杜等人覆辙的谨慎态度。熟悉魏徵的人都知道，李世民之所以后来推倒魏徵的墓碑，主要原因就在于魏徵推荐的杜正伦和侯君集先后卷入太子李承乾谋反案，所以李世民怀疑魏徵阿党。而据《旧唐书·李世勣列传》云： 勣前后战胜所得金帛，皆散之于将士。初得黎阳仓，就仓者数十万人。魏徵、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皆游其所，一见于众人中，即加礼敬，引之卧内，谈谑忘倦。及平武牢，获伪郑州长史戴胄，知其行能，寻释于竟，推荐咸至显达，当时称其有知人之鉴。

《旧唐书·张亮列传》云： 张亮，郑州荥阳人也。大业末，李密略地荥、汴，亮杖策从之，未被任用。属军中有谋反者，亮告之，密以为至诚，署骠骑将军，隶于徐勣。及勣以黎阳归国，亮颇赞成其事，乃授郑州刺史。会王世充陷郑州，亮不得之官，孤军无援，遂亡命于共城山泽。后房玄龄、李勣以亮倜傥有智谋，荐之于太宗，引为秦府车骑将军。渐蒙顾遇，委以心膂。

是李世勣同魏徵、杜正伦、张亮等人私交都很好，而且都曾向朝廷推荐过他们，而杜正伦卷入太子李承乾谋反案，李世民也因此怀疑魏徵阿党，张亮更是涉嫌谋反被诛，但一贯敏感的李世民却没有怀疑过李世勣阿党，为什么？不正是因为他一贯谨慎小心，不涉党争吗？

李世民临终前为了让李世勣荷恩新主，搞了一套欲扬先抑的把戏，这里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李世民的态度，他并不把李世勣当做如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一样的心腹加以信任，有的只是笼络与猜疑，思之令人寒心。而李世勣的反应果如李世民所料，头也不回地离开京城，到叠州上任，可见他对这一切已然是心领神会，知道自己不被信任，所以非常配合的演了一场戏。胡三省注此节，亦云： 史言太宗以機數御李世勣，世勣亦以機心而事君。 可谓一语中的。

《通鉴》纪其事，云： 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当然，李靖和李世勣未曾参与玄武门之变最直接的证据来自于两唐书二李列传，翻看二李列传便知其中并无二人参与兵变的任何记载，甚至连暗示的只言片语都没有，又怎能谓二李支持世民？翻看两唐书可知，凡是在玄武门之变中出力的功臣，他们的列传里都会提到各自扮演的角色，若二李果真有参与，岂能例外？再者，近年来发掘了众多唐代历史人物的墓志，与两唐书列传一样，参与玄武门之变的都是秦王府的死党，墓志中对此事毫不避讳，都有叙述，而二李的墓志中却找不到半点踪迹，可见二李立场中立，是可以断言的。

总而言之，所谓李世民向李靖、李世勣问计一事，纯属无稽之谈。对李靖感兴趣的朋友可参考拙文唐朝第一名将-李靖 - 知乎专栏

3 玄武门之变经过考

（1）玄武门之变出自李世民党羽之“逼迫”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在很大程度是受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秦府党羽之“逼迫”。对此，司马温公可谓有敏锐的洞察力。

《通鉴》载温公对玄武门之变的评论，云：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可知温公观察到李世民发动政变出自“群小”之逼迫，此外，他还注意到了此次政变与此后唐朝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间的关系，批评李世民作为创业垂统之君，给后世子孙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亦可见其洞察力。但他采信两唐书对李渊、李建成的污蔑歪曲，则不可不谓为败笔。

笔者下面通过几个具体例子来印证这一判断。《通鉴》云：秦府僚属皆忧惧不知所出。房玄龄谓长孙无忌曰：“今嫌隙已成，（中略）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中略）无忌曰：“吾怀此久矣，（中略）谨当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龄谋之，玄龄曰：“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乃与府属杜如晦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

可知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很早就力劝李世民先发制人了，但世民犹豫不决。后来李元吉意图借出征突厥之际，彻底剪除世民羽翼，形势更加严峻。李世民虽然知道不能坐以待毙，但迫于巨大的风险和道德压力，仍然犹豫未决。在这种情况下，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张公瑾等人采取了各种手段“逼迫”李世民先发制人。 （如前所述，所谓的王晊密告建成、元吉二人意图借践行之际除掉李世民纯属无稽之谈，但此事有可能出自长孙无忌等人的指使）

《通鉴》纪其事，云：世民以咥言告长孙无忌等，无忌等劝世民先事图之。世民叹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中略）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无忌曰：“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敬德曰：“（中略）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馀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声称如果李世民不采纳他们的建议（先发制人），他们将离开秦王府；而尉迟敬德为了进一步“要挟”世民，私自调动秦府私甲八百余人进宫，造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态势，意欲“迫使”李世民同意发动政变。显然，此时的秦王府集团已然是一个尾大不掉的政治集团，尉迟敬德等人为了自己的前途计，自然要想方设法地推波助澜，甚至是逼迫世民兵变夺权。

但李世民仍然犹豫未决，竟然要通过占卜预测吉凶，被张公瑾打断，最终使李世民下定了决心。

然而房玄龄、杜如晦二人此时被李渊贬出秦府，并不知情，仍然担心李世民下不了决心，于是以“激将法”激使世民下定决心。

《通鉴》云：世民令无忌密召房玄龄等，曰：“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谓敬德曰：“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敬德往，与无忌共谕之曰：“王已决计，公宜速入共谋之。吾属四人，不可群行道中。”乃令玄龄、如晦著道士服，与无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

可知房杜二人所言不过是“激将法”，并不是不敢违抗李渊的命令，待得知李世民已经下定决心后，二人立刻随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入秦府谋划政变。胡三省注通鉴也说： 敬德、無忌诡言逃去以激世民，使之速发。 房玄龄之言，亦以激发世民。

（2）陈寅恪与黄永年先生对玄武门之变的研究述评

陈寅恪先生对玄武门之变有开创性的研究，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中，先生认为在此次政变中，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之故也。而李世民及其死党能够预先埋伏于玄武门，抢占此要害之地，关键在于李世民策反了玄武门守将常何。而两唐书常何无传，先生借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法国汉学家）号贰陆肆拾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然后知常何旧曾隶属建成，而为太宗所利诱。当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常何时任屯守玄武门之职，故建成不以致疑，而太宗因之密发。迨太宗既杀其兄弟之后，常何遂总率北门之屯军矣。

陈先生的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但也有许多问题，比如若李世民真的策反了玄武门禁军，何以敬君弘麾下会有人建议他暂且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因此，陈先生的观点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在陈先生之后，黄永年先生对玄武门之变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对陈先生的论述作了质疑和修正。

在他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四章第四节《玄武门之变揭秘》中，否定了陈先生的观点，认为李世民并没有策反玄武门禁军，否则李世民尽可驱动禁军伏击建成、元吉，而不必亲自出手，以至于几乎被元吉扼杀。那么，李世民及其死党是如何进入玄武门的？

《通鉴》有这样一段记载：上晚年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或言蒸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是时，东宫、诸王公、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长安中，恣为非法，有司不敢诘。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无复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

黄先生据此推测，由于太子、秦王、齐王三人长期住在宫中，且地位尊崇，可以携带武器、杂物自由出入宫禁，所以禁军对三位皇子及其部属携带武器出入皇宫已经习以为常，而秦王党恰好利用了这一点。六月四日这一天凌晨，李世民及其死党等九人携带武器进入了玄武门，随即在临湖殿埋伏起来。禁军一来对于此类事情早已习以为常，二来也不知道李世民的阴谋，所以秦王党能进入玄武门埋伏起来。待太子、齐王二人一行来到临湖殿，发现了伏兵，于是想要向东逃回东宫，不果，为李世民及尉迟敬德所杀。

至于禁军虽未被利用而政变仍能成功，伏击仍能得手，自由于建成、元吉以为通过临湖殿的勘问穷核必可取得胜利，从而被这预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毫无警惕的连随从也不带就前往临湖殿，进入了李世民、长孙无忌等布置的伏击圈。加之李世民这边人数也占了优势，建成、元吉就免不了被射杀的结局。

当伏击的消息传出，宫府兵要突入玄武门救援建成、元吉，事态就起了变化。一则宫府兵大队武装之公然冲突与此前李世民等少数人之进入有所不同，对李世民等少数人之进入，禁军司空见惯，可以不加阻拦，对大队兵马之公然冲击则职守攸关，势必防卫抵御。再者，建成、元吉既被袭杀，禁军将领的态度亦易有所转变，可以接受秦府私甲的支持共同抵御宫府兵。但也由于变起不测，仓促间无从作充分布置准备，以致在冲突中，敬君弘、吕世衡为宫府兵所杀。《旧唐书·敬君弘传》中所谓“君弘挺身出战。其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当且观变，待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正透露出禁军将领初未预谋，临时仓促应战、措手不及的真实情况。至于事后李世民指责东宫将领冯立有所谓”杀伤我将士”者，当是指敬君弘最后站到秦府一边抗击东宫、齐府被杀伤而言，抑或包括被杀伤的秦府私甲在内，要不能据此含义不甚明确之词，如陈寅恪先生所怀疑敬君弘等同为太宗之党。

黄永年先生的解释颇具启发性，但也有许多问题。首先，黄先生认为如果李世民策反了玄武门的禁军，则尽可驱动禁军伏击建成、元吉，而不必亲自出手，以至于几乎被元吉扼杀，加之参与临湖殿伏击战的均是秦府私党，与玄武门禁军并无瓜葛，因而认为玄武门禁军并未被李世民策反，其卷入兵变完全是形势所迫的偶然事件，笔者以为这样的质疑是有问题的。

首先，依照黄先生的逻辑，那我们是不可以这样说，李世民党羽众多，尽可派尉迟敬德等人伏击建成、元吉，而不必冒险亲自参加战斗？显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发动宫廷军事政变是一件极具政治风险和道德舆论压力的事，若政变集团首领不亲自参加，其部属是不会参与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日后很有可能成为首领推卸责任和道德舆论压力的替罪羊。比如高贵乡公曹髦不甘作傀儡，于是率领自己的亲信随从讨伐司马昭，典午死党贾充指使武士成济弑君。一向标榜以忠孝治天下的司马氏立时面临空前的道德舆论压力，许多人甚至司马氏的党羽（比如陈泰）都要求杀贾充以谢天下。司马昭不愿杀贾充，最后只好让成济当替罪羊，夷灭其三族。但是此事并没有得到平息，司马氏也一直面临道德舆论压力，以至于已经成为亡国之虏的孙皓都敢公开谴责贾充弑君，让意气风发的司马炎、贾充（刚完成统一大业）君臣无言以对。因此，尉迟敬德等人虽是李世民的死党，与之属于同一利益共同体，但杀李建成的任务仍然需要李世民来亲自完成，这是确保参与政变的秦府党羽日后安全的必要条件。

其次，黄先生认为参与临湖殿伏击战的只有李世民、尉迟敬德等九人，因而世民一行人进入玄武门时，禁军由于对建成、元吉、世民三位皇子骑马携带武器出入宫禁早已司空见惯，故而没有阻拦；而之后面对两千（一说三千）大队宫府兵的公然冲击，则职责所系，不能不出兵抵御，这是李世民及其死党能够预先进入玄武门并埋伏于临湖殿的原因，而非李世民沟通玄武门禁军的缘故。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首先，《通鉴》等史书只是记载“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也就是说只有身份尊贵，且功勋卓著的三位皇子才能全副武装的骑马自由出入宫禁，他们的部属或随从至多携带杂物，不可能也骑马，更不可能携带武器，而史书明言李世民及其党羽皆是骑着马，全副武装进入玄武门的，此其一。

另外，参与临湖殿伏击战的绝不止李世民、尉迟敬德等九人。《通鉴》云：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

《旧唐书·尉迟敬德传》（《新唐书·尉迟敬德传》略同）亦云：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元吉走马东奔，左右射之坠马。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繣，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于是步走，欲归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杀之。

可知随尉迟敬德追杀元吉的就有七十名骑兵，而非七人。对此，黄先生的解释是，这里的“七十骑”疑作“七骑”，怀疑“十”是衍字，因为其他史料记载“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其他史料称参与伏击建成、元吉的只有李世民、尉迟敬德等九人，并不代表确实只有他们九人参与伏击，只不过记录的都是秦府的重要成员。此次伏击，尉迟敬德发挥了关键作用，从他的视角叙述此事自然更详细，因而记载了详细的兵力情况，此其二。

另外，若果真如黄先生所言，参与伏击的只是李世民、尉迟敬德等可以具体查证的九人，那么《通鉴》和《旧唐书·尉迟敬德传》就不会记载“左右射元吉坠马”，而应该指明具体是谁射元吉坠马。另，如果是这样，这个射元吉坠马的人必然也是秦府重要骨干，而非尉迟敬德的“左右”，换言之，其地位绝对比尉迟敬德的“左右”高。显然，史书记载“左右射元吉坠马”，正表明当时参与伏击的的还有许多普通的不知名的士兵，由于形势一片混乱，以至于事后只能笼统记载“左右射元吉坠马”，《旧唐书·隐太子传》亦云：元吉中流矢而走，可见射元吉坠马的必是秦府的普通士兵，此其三。

另，若参与伏击的只有李世民等九人，那么秦王党对建成、元吉恐怕没有什么胜算（建成、元吉必然带有几个亲信随从，此点俟后详论）。我们知道，齐王李元吉以武勇知名，太子李建成也久经沙场，军功显赫，二人绝非泛泛之辈，加上带上的几个精干的贴身亲信随从，仅凭李世民等九人设伏，显然并不能保证能一举杀死建成、元吉。而一旦二人中有一人或有一个随从逃脱向李渊报信，将给秦王党带来灾难性后果，如此粗心大意，岂是房谋杜断的水平？此其四。

再者，建成，元吉在临湖殿觉变后，惊慌失措，以至于骁勇善战的齐王李元吉竟然再三不彀 ？若非李元吉害怕紧张到了极点，素来以武勇自负的他何至于此时连弓都拉不开？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参与伏击的只有李世民等九人，就算李世民杀气腾腾，二人至于如此惊慌失措吗？要知道，建成和元吉都久经沙场，战功显赫，尤其李元吉更是一向以武勇自负，若非突然见到秦王李世民带着全副武装的大队人马，二人绝不至于惊慌失措到如此地步，此其五。

还有，我们都知道李世民久经战阵，精于骑射，更兼胆气过人。李世民既孤注一掷，发动兵变，从行动路线，兵力安排，时间计划到战马和武器盔甲的配备等等，自然都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以逸待劳，那么何以李世民的坐骑竟会受惊，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以至于精于马术的李世民竟然会失足坠马，险些被李元吉扼杀？显然，李世民绝不会挑选一匹易于受惊的劣马来当坐骑，他的坐骑受惊定因建成、元吉左右拼死抵抗所致，更证明建成、元吉入宫，身边必有亲信随从护卫，临湖殿伏击战，双方定有激烈交锋。

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若伏击建成、元吉的只有九个人，那么李世民如何仅凭这九个人冲破禁军的阻拦，入宫挟持皇帝李渊？（此点非常重要，俟后详论）。

故综合以上分析，黄先生认为参与临湖殿伏击战的只有李世民、尉迟敬德等九人，因而玄武门禁军按照惯例不加阻拦的解释是大有问题的。换言之，参加伏击战的必是李世民、尉迟敬德等九人率领的大队秦府私甲，其通过玄武门时若无内应必遭阻拦，当然李世民确实没有策反所有玄武门禁军。（此点俟后详论）

再者，黄先生认为尽管没有策反禁军，秦王党伏击仍能得手，是由于建成、元吉自信通过临湖殿的勘问穷核必可取得胜利，因而放松了警惕，进入了李世民、长孙无忌等布置的伏击圈。加之李世民这边人数也占了优势，建成、元吉就免不了被射杀的结局，如此的解读也大有问题的。

首先，建成、元吉并不知道此次勘问穷核的具体内容，所以不存在所谓的“被预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毫无警惕的进入秦王党的伏击圈”。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笔者综合有关此次勘问穷核的相关史料以论述之。

（1 ）《通鉴》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中略）。上省之，愕然，报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张婕妤窃知世民表意，驰语建成。建成召元吉谋之，元吉曰：“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曰：“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门。

（2)《新唐书·隐太子传》云：长孙无忌（中略）等劝秦王先图之。王乃密奏建成等与后宫乱，（中略）帝大惊，报曰：“旦日当穷治，而必早参。”张婕妤驰语建成，乃召元吉谋，曰：“请勒宫甲，托疾不朝。”建成曰：“善，然不共入朝，事何繇知？”迟明，乘马至玄武门。

可知建成、元吉虽已通过张婕妤得知李世民向皇帝李渊控告二人，但并不知道李世民控告的具体内容（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然不共入朝，事何繇知？），所以不存在因此而自信必获勘问穷核之胜利，以至于放松警惕。相反，二人作了充分的准备（兵备已严），当然自信是有的，不过是因为二人一方面做好了准备，另一方面是鉴于此前皇帝李渊的一贯支持，而非自信能获勘问穷核之胜利。所以，二人遭到秦王党的伏击，是因为二人不肯“托疾不朝”以坐实李世民的控告。试想：如果二人当日找个借口不去参加会审，那么历史将改写。最后，笔者要指出黄先生的一个细节错误，此次会审的地点是在北海池中的一条游船（上方泛舟海池），而非临湖殿。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所谓的“李世民策反玄武门禁军”的问题。如前所述，参加临湖殿伏击战的必是李世民、尉迟敬德等九人率领的大队秦府私甲，其通过玄武门时若无内应必遭阻拦，当然李世民确实没有策反所有玄武门禁军，否则敬君弘的亲信不会阻止其出战，常何确实并非玄武门禁军主将。那么，此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陈寅恪先生在《论隋某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摘录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云：令（公）从隐太子讨平河北。又与曹公李勣穷追员朗，贼平，留镇于洧州。（武德）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锡骁勇之夫，趋奉藩朝，参闻霸略，承解衣之厚遇，申绕帐之深诚。九年六月四日令揔北门之寄。

其中“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锡骁勇之夫”很关键，这一句说明李世民收买常何后，又赐给他一些金子用于收买北门（即玄武门）禁军将士。自然，此时常何并非玄武门禁军主将，只是中郎将，并不能策反北门所有禁军，但常何只需要收买一部分人即可，而这将成为李世民及其党羽顺利进入玄武门的关键。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任何军事据点的守军都是昼夜轮班执勤的，玄武门禁军也不例外。因此，笔者推测，当六月四日凌晨李世民及其死党通过玄武门时，执勤的常何及其收买的死党打开城门，使秦王党顺利进入玄武门，并埋伏于临湖殿。而敬君弘、吕世衡等人因为不当班所以在军营睡觉，对此事并不知情，这也解释了黄先生所谓的“敬君弘、吕世衡等禁军将领初未预谋，临时仓促应战、措手不及的情况”。

至于黄先生因常何不见于玄武门之变的相关史料且未获明显晋升而怀疑其并未参与政变，笔者也不敢苟同。首先，像李世民收买常何以为内应的事并不光彩，所以史书没有记载。类似的，尉迟敬德入宫挟持皇帝李渊也是一笔带过，这些都是因为李世民忌讳这段历史而故意语焉不详，此其一。另外，李世民党羽中参与此次政变但未因此而获明显晋升以至于默默无闻的还有一位。

《新唐书·薛万钧传》云：（薛）万均与弟万彻因客幽州，以材武为罗艺所厚善。与艺归款，高祖授万均上柱国、永安郡公。秦王平刘黑闼，引万均为右二护军，北门长上。

可知薛万均也是李世民安插在北门禁军中的党羽，笔者颇觉奇怪的是，貌似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故综上所述，常何、薛万均都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当然在陈寅恪先生那里，常何和玄武门禁军的作用被夸大了。从敬君弘、吕世衡率兵出战抵御宫府兵却双双战死来看，当时玄武门的禁军兵力并不多，以至于当东宫和齐王府联军来攻时，秦府兵与禁军几乎难以抵挡。之后，李世民深受刺激，加强了玄武门禁军的兵力。

而且，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世民此次兵变的重点并不在玄武门，而在临湖殿的伏击行动和挟持高祖李渊的计划，即便玄武门禁军全军覆没，他也能成功，因为他既杀死了竞争对手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又挟持了皇帝李渊。在宫廷政变中，同时做到杀死竞争对手和挟持掌握实权的皇帝（或太上皇）的往往取得成功，因为如此竞争对手的党羽没有了效忠对象，又不能指望掌握实权的皇帝（或太上皇）以勤王为名兴兵复仇，政治上没了前途，只好做鸟兽散，后续的发生的事也证明了一点，见到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人头及皇帝李渊命诸军皆受秦王处分的命令后，宫府兵顿时丧失斗志，作鸟兽散。

现在，笔者要指出两位先生研究的不足之处，那就是没有关注李世民及其党羽是如何控制住皇帝李渊的。要言之，李世民成功杀掉李建成、李元吉仅仅意味着政变完成了一半，接下来控制皇帝李渊，逼迫其交出政权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更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李渊得知李世民发动军事政变，伏击建成、元吉，他会怎么做？自然是调动禁军平乱，解除秦王党武装，惩办政变集团。因此，如果李世民及其党羽不能及时控制住皇帝李渊，其政变将会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观李重俊因未能控制住唐中宗而失败可知。其实，李世民的原本的计划是待建成、元吉到北海池中的游船参加会审后，出兵将李渊、建成、元吉一网打尽。只是因为被建成、元吉看出破绽，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先杀建成、元吉，再挟持皇帝李渊。《通鉴》云：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正透露出李世民的原定计划并不是在临湖殿伏击二人，只是因为被二人看出破绽而不得不临时更改行动方案。

下面，笔者就秦王党挟持皇帝李渊问题作一梳理。

如上文所述，如果李渊得知李世民发动军事政变，他必然会调动禁军平乱，解除秦王党武装，惩办政变集团，可是史书上对于其彼时的反应很是耐人寻味。

《通鉴》云：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秦王党在临湖殿伏击李建成、李元吉，二人先后被杀。临湖殿的这场伏击战规模不大，但很快就为东宫和齐府所知，但李渊并不知情。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人率两千（一说三千）宫府兵猛攻玄武门，守将敬君弘、吕世衡出兵抵御，皆战死。薛万彻鼓噪要攻打秦王府，李世民麾下将士大惧。为什么呢？因为兵力不足，李世民将秦王府八百私甲全都调来了，彼时的秦王府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而李世民及秦王府诸将的家眷都在府中，薛万彻此计，可谓是釜底抽薪。危急之时，尉迟敬德向宫府兵展示建成、元吉二人首级，瓦解了宫府兵的斗志。可知发生在玄武门的这场战斗十分激烈，然而李渊对这场数千军队的厮杀仍然是一无所知，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李世民的控告。李建成、李元吉为何要进宫？那是因为李世民告他们与李渊的嫔妃淫乱。这件事是否属实，还不可考，也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而且，这件事属不属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李世民要利用这件事创造有利于发动政变的机会。因为李渊听了李世民的控告，必定令建成、元吉入宫对质，如此秦王党就有机会伏击二人。若非此，秦王党如何能在严密保护下刺杀建成、元吉？其次，秦王党这一策划，除了创造有利的机会以伏击建成、元吉外，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挟持皇帝李渊的有利机会。因为皇帝的妃子与自己的儿子淫乱这种事情属于家丑，宫闱丑闻，要查清这种事，只能在秘密的状态下，找几个重臣，到一个封闭的环境私下审理，总不能能在朝会时讨论，命令三法司会审，弄得人尽皆知吧？或许有人会问这一推断有根据吗？答案是肯定的，如前所述，张婕妤虽是李渊的宠妃，但她也不知道李世民密告的具体内容，可见李渊对此事是严格保密的。如此，李渊秘密会审，必定防备不严，身边禁军肯定不多，秦王党才有机可乘，挟持高祖李渊。

所以李渊当时听闻后，将信将疑，在第二天就召集裴寂、陈叔达、萧瑀、封德彝等几位宰相，并命令原被告—世民、建成、元吉等三人一起参加会审，地点就选在靠近玄武门的北海池中的一艘游船上。为了保密，李渊要求与外界隔绝，除了几个宰相和自己的三个儿子，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这应该就是李渊当时“泛舟海池”的背景和对玄武门的激烈战斗一无所知的原因。（按，从李世民报告后积极策划和实施政变，伏兵临湖殿，根本不去参加会审来看，这件事十有八九是假的）。

那么，尉迟敬德何以能顺利的挟持皇帝李渊？李渊身边的禁军都到哪去了？如上文所述，当时李渊为了保密，与外界隔绝，身边的禁军肯定不多，遇到尉迟敬德率领的秦王府精锐，自然是一触即溃。虽然史书没有明言秦王党如何武力挟持高祖及诸位宰相的过程，但透过史书上的一些只言片语，我们不难想见在高祖李渊所在的海池边发生了激烈战斗。《旧唐书·高祖诸子列传》云： 接战久之，矢及殿屋。 （按，史书中只写尉迟敬德一人入宫挟持李渊，但实际上他肯定带了军队）。

尉迟敬德带兵制服高祖身边的禁卫，将高祖和诸位宰相包围起来，并逼迫李渊交出政权。李渊向最亲近的宰相裴寂问计，裴寂眼见大势已去，但他一贯与秦王不睦，又不愿就此改口支持世民，只好沉默不语；其他的宰相，如萧瑀、陈叔达等人本来就倾向于秦王世民，因而劝告高祖交出政权；封德彝则是墙头草，首鼠两端。眼见尉迟敬德杀气腾腾的样子，李渊明白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如果再不识时务，恐怕性命不保，遂答应尉迟敬德所请， 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又使黄门侍郎裴矩至东宫晓谕诸将卒，大势遂定。至此，李世民的政变才算大功告成。

不过，李世民的杀戮仍未停止，东宫和齐王府卫队逃散后，他命令军队占据了东宫和齐王府，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所有儿子全部杀死，永绝后患。

（3）李世民党羽参与玄武门之变情况略考

1 参与临湖殿伏击战的秦府成员

《旧唐书·太宗本纪》云：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

但这只是笼统的记述，并不准确。

《旧唐书·隐太子列传》（《新唐书·隐太子传》略同）云：（六月）四日，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新唐书·长孙无忌传》略同）：六月四日，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平之。

《旧唐书·刘师立传》云：太宗之谋建成、元吉也，尝引师立密筹其事，或自宵达曙。其后师立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尝等九人，同诛建成有功，超拜左卫率。

现在我们通过排除法来略加考证。

《旧唐书·高世廉传》（《旧唐书·高世廉传》略同）云：及将诛隐太子，士廉与其甥长孙无忌并预密谋。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门，备与太宗合势。太宗升春宫，拜太子右庶子。

可知高世廉当时率领其利用职权私放并武装之囚徒赶往芳林门，并未进入玄武门参与临湖殿伏击战。但是，这里有一个疑点，高士廉为什么会率领囚徒赶往芳林门？首先，高士廉率领武装囚徒参与政变，正表明秦府兵力不足，难以对抗实力更为强大的东宫与齐府联军。至于高士为什么会率囚徒赶往芳林门，则与当时李世民的居所及芳林门的位置有关。

《通鉴》（《旧唐书·隐太子传》略同）云：是时，东宫、诸王公、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长安中，恣为非法，有司不敢诘。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无复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

是李世民当时居于太极宫承乾殿。然而这只是李世民与皇帝李渊关系恶化前的情况。随着李渊越来越疏远李世民，情况有了变化。

《唐会要》第三十卷“宏义宮”条云：武德五年七月五日，营宏义宮。初。秦王居宮中承乾殿。高祖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特降殊礼，別建此宮以居之。至九年七月，高祖以宏义宮有山林胜景，雅好之，至贞观三年四月，乃徙居之，改为太安宮。（贞观）六年二月三日，太宗正位于太极殿。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曰:臣伏见太安宮在城之西，其墙宇门阙之制，方之紫极，尚為卑小。臣伏以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太安宮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虽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陛下重违慈旨，爱惜人力，而番夷朝見，及四方观者，有不足瞻仰焉。臣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从高敞，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

《旧唐书·马周传》亦云：是岁，(马）周上疏曰：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墙宇宫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东宫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虽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陛下重违慈旨，爱惜人力；而蕃夷朝见及四方观听，有不足焉。臣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

可知李世民迁出太极宫承乾殿后，徙居的宏义宮(或太安宫）比较简陋，以至于太上皇李渊徙居此处后，马周近乎直白的上疏批评李世民不孝。当然，所谓的“高祖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特降殊礼，別建此宮以居之”并非实情，相反它证明当时李渊与李世民关系已经恶化，以至于李世民竟被“流放”至简陋的宏义宮(或太安宫），之后李渊徙居于此可能出自李世民的报复。因此，政变时，李世民及其党羽应该是居住在宏义宮(或太安宫）

据太极宫平面图，宏义宮在太极宫的西北方向，而芳林门位于宏义宮与玄武门之间。明乎此，我们便不难判断高士廉此举的意图，其率武装囚徒赶往芳林门无非有三个目的，一是阻击可能进犯秦府的宫府兵；二是随时支援玄武门的秦府军队；三是如果形势不利，便做好撤往洛阳的准备。

《旧唐书·隐太子传》（《新唐书·隐太子传》略同）云：（六月）四日，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高祖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欲令穷覆其事。

可知宇文士及当时正与李渊一起”泛舟海池“，准备参加会审，不可能参与临湖殿伏击战。

《旧唐书·长孙顺德传》云：武德九年，（长孙顺德）与秦叔宝等讨建成余党于玄武门。

可知秦叔宝当时与长孙顺德一起率兵攻击玄武门外的宫府兵，并未参与临湖殿伏击战。

《旧唐书·屈突通传》云：隐太子之诛也，通复检校行台仆射，驰镇洛阳。

可知屈突通当时正赶往洛阳，并未直接参与玄武门之变。

《旧唐书·段志玄传》云：隐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竞以金帛诱之，志玄拒而不纳，密以白太宗，竟与尉迟敬德等同诛建成、元吉。

《旧唐书·侯君集传》云：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太宗即位，迁左卫将军，以功进封潞国公，赐邑千户，寻拜右卫大将军。

《新唐书·侯君集传》云：预诛隐太子尤力。

可知段志玄与侯君集均参与了临湖殿伏击建成、元吉之军事行动。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是参与临湖殿伏击战的主要人物，自不待详引；张公瑾于宫府兵来犯玄武门时独闭城门，应该也未参与临湖殿伏击战。故综合上引史料，可以确认参与临湖殿伏击战的应该是：尉迟敬德、长孙无忌、段志玄、侯君集、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庞卿恽、李孟尝等十一人。

至于房玄龄、杜如晦、张士贵等三人则不能确定。

2 参与玄武门战斗的秦府成员

常何、薛万均都是李世民安插在玄武门禁军中的亲信，已如前述（按，常何曾隶属建成，而后加入秦府，可能与其山东人的出身背景有关，因为如建成所言，秦府左右皆是山东人），此外，可以确认参与玄武门战斗的还有张公瑾、秦叔宝、长孙顺德三人。张公瑾参与玄武门战斗，前已详述。

《旧唐书·长孙顺德传》云：高祖即位，拜左骁卫大将军，封薛国公。武德九年，与秦叔宝等讨建成余党于玄武门。太宗践祚，真食千二百户，特赐以宫女，每宿内省。

可知秦叔宝，长孙顺德均参加了攻击玄武门外宫府兵的战斗。此处值得注意的是长孙顺德加入秦府，参与政变的情况。长孙顺德时任左骁卫大将军，掌握一部分南衙禁军兵权，因此其当时率一部分南衙禁军支援秦府兵，参与了攻击宫府兵的战斗，其事后获得的丰厚待遇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3 镇守洛阳，以备不测的秦府成员

如前所述，李世民集团的成员多是山东人（《旧唐书·隐太子传》云：秦王左右多是山东人），其势力中心在洛阳。李世民与建成、元吉矛盾激化后，曾经派亲信张亮之洛阳，结交山东豪杰，以备不测，下面略考当时在洛阳的秦府成员。

《旧唐书·张亮传》云：会建成、元吉将起难，太宗以洛州形胜之地，一朝有变，将出保之。遣亮之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欲图不轨，坐是属吏，亮卒无所言。事释，遣还洛阳。及建成死，授怀州总管，封长平郡公。

《旧唐书·温大雅传》云：武德元年，历迁黄门侍郎。（中略）寻转工部，进拜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太宗以隐太子、巢刺王之故，令大雅镇洛阳以俟变。大雅数陈秘策，甚蒙嘉赏。太宗即位，累转礼部尚书，封黎国公。

《旧唐书·屈突通传》云：隐太子之诛也，通复检校行台仆射，驰镇洛阳。

可知李世民当时派往洛阳的有张亮、温大雅、屈突通三人。值得注意的是，秦王党虽然对玄武门兵变策划得非常严密(从房谋杜断的典故来推断，兵变计划应该大都出自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之手)，但毕竟是在处于绝对劣势情况下的绝地反击，说白了就是孤注一掷，是非常凶险的行为。纵然李世民麾下武将云集，谋士如雨，也谈不上稳操胜券。所以，李世民才会在兵变的紧要关头，抽出精力，派温大雅等三人前往洛阳，以防不测。万一兵变失败，李世民及其党羽可以有机会撤到洛阳，以图东山再起。最后兵变取得了成功，否则李世民要是在兵变失败后撤到洛阳，那必然会掀起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内战，新生的唐帝国恐怕会陷入分裂。

四 余论

对于李世民而言，欲取得政变之胜利，一方面必须杀死与自己争夺继承人地位的建成、元吉；另一方面，又必须控制皇帝李渊。正如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所说，“中央政府之命令出于君王一人之身，君王所居之处乃政治剧变时成败之所系”，然而陈先生乃至后来的黄永年先生却都没有注意李世民究竟是如何控制皇帝李渊的。今从李世民的控告入手，推测其始末，然史书记载语焉不详，缺乏史料支撑，难以真正确定，但作一参考。另外，关于玄武门之变的经过，笔者在陈先生和黄先生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梳理，以期庶几能还原历史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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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论区

评论区有人说我在正文中插入反驳杠精的文字影响阅读体验，所以此次修改删掉了。下面就评论区的一些问题做一次集中的回应。

1 还原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并不是要否定“贞观之治”，也不是要否认李世民的政治、军事才干，这是两码事。我觉得这个逻辑很好懂，如果实在不懂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我并没有说李建成的军事才能优于李世民，只是说就平定刘黑闼的战事来说，他的表现是优于世民的；主要是纠正正史中“李建成即位连秦二世、隋炀帝都不如”的错误看法，试图尽可能地还原他的本来面目。李世民的军事才能突出是众所公认的，我个人也是非常认可的，在隋唐两朝，私以为他的军事才能仅次于军神李靖。

3 李世民挟持高祖李渊是实锤，否则他政变不可能取得成功。不是说他干掉建成、元吉，他就是唯一的儿子，李渊无可选择就只能立他为继承人，这样的想法把李渊想得太过幼稚，只是李渊比较识相，否则他可能会是第二个隋文帝，当然，李世民对这样的结果是满意的，他并不想承担弑君犯上的恶名。事实上，政变结束后，李世民马上就控制了全国军政大权，李渊被软禁。为了巩固权力，永绝后患，一方面李世民下令将李建成、李元吉的所有儿子（包括襁褓中的婴儿）全部除掉，斩草除根；另一方面朝廷的三省六部，十二卫将军等要害部门都进行了密集的人事调整，上位的全是李世民党羽。试想，如果李渊还能控制局势，他的十个孙子会转眼间命丧黄泉吗？

4 关于李元吉为什么会与李建成结盟对抗李世民，原因绝不是像正史所说是他打算先干掉李世民，然后再除掉李建成最后自己上位，此等污蔑之辞不足为信。我个人推测原因有三，一则李建成作为嫡长子，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占着大义名分，皇太子的政治地位毕竟摆在那里，李世民虽然实力雄厚，但说到底也无非就是一个亲王，与自己地位差不多，不过功劳大一些，实力更强罢了。所以，论政治地位，甚至是实力，李建成是优于李世民的。二来李渊长期在外地做官都是带着李世民，李元吉等人都是留在老家由长子李建成照顾，从感情亲疏远近上来说，他与李建成估计更亲近一些。最后非常微妙的一点，李元吉对自己的二哥处处压制自己恐怕心理不痛快。李世民东征西讨，李元吉都是辅助他的副手，但是取得胜利了大家看到的都是二哥的功劳，上头条没他的份，想要延揽人才扩充势力吧，第一流的人才基本上都被二哥给笼络走了，心理不平衡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武德四年唐军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后，李世民在洛阳停留了两个月之久，收编了大量文臣武将，此事就被李元吉抓住，后来以此为由向李渊告发二哥图谋不轨。

4 @三斤水 的评论值得回应，他说：为什么说《起居注》比正史更可靠呢？《起居注》的作者温大雅是李渊的大将军府记室参军，那就是说温大雅是李渊的人，写的东西也不见得就很中立。其意是说温大雅是李渊的大将军府记室参军，所以他可以夸大李渊的作用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算是我目前为止看到的最有力的质疑，对此作一回应。首先，温大雅是李渊的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不假，但说他是李渊的人就不对了，照这样的逻辑，那李渊集团所有人都是他的下属，那就没有所谓的党同伐异了？那刘文静事件怎么解释，他可是大将军府司马，也是李渊的人了，那他为何与裴寂交恶乃至于被李渊下令诛杀？我后面已经说得很清楚，温大雅是李世民的党羽。玄武门之变前夕，为了以防万一，李世民还派温大雅、屈突通、张亮三人前往洛阳镇守，这是实锤；当然，你也可以说那是后来的事，李渊父子刚起兵时，哪有太子与秦王两党对抗的事，那时温大雅应该还谈不上是李世民的党羽，他是李渊的人才对。

好，我们再就这一点作一些深入讨论。以正史中所谓的“太宗哭谏高祖”一事为例，作一分析。

《旧唐书·太宗本纪》云：大军西上贾胡堡，隋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屯霍邑，以拒义师。会久雨粮尽，高祖与裴寂议，且还太原，以图后举。太宗曰：“本兴大义以救苍生，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小敌即班师，将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此为贼耳，何以自全！”高祖不纳，促令引发。太宗遂号泣于外，声闻帐中。高祖召问其故，对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必克，退还则必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须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而止。

是高祖李渊与裴寂（黑高祖必定要带上他的宠臣死党裴寂）仅因为稍遇挫折便要班师，幸赖世民苦谏乃止。

而《创业注》记载则是：帝顾谓大郎、二郎等曰：“尔辈如何“对曰：“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突厥必欲远离太原，宁肯近亡马邑，武周悉其此势，必未同谋。又朝廷既闻唐国举兵，忧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义旗，所以骁将精兵，鳞次在近。今若却还，诸军不知其故，更相恐动，必有变生。营之内外皆为劲敌。于是突厥，武周不谋同至，老生、屈突追奔竞来，进阙面南，退穷自北。还无所入，往无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且今来禾菽被野，人马无忧，坐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米，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诸人保家爱命，所谓言之者也。儿等捐躯力战，可谓行之者也。耕织自有其人，请无他问。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帝喜曰：“尔谋得之，吾其决矣。三占从二，何籍舆言。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

是高祖李渊接受了建成、世民的意见，何至于“促令引发”？既不至于“促令引发”，太宗又何必再去夜里哭劝？这种不合理的记载，当是史臣对太宗有意的溢美之词。如前所述，《创业注》是记载李唐晋阳起兵最可靠之史料，加之其作者温大雅更是太宗重用的心腹，故他的记载，决不至于隐没太宗之功而不书的。假设真有太宗夜里哭劝高祖之事，温大雅何至于略而不提？再者，《创业注》成书于武德年间，以温大雅与高祖、太宗的关系，太宗纵未亲眼看过此书，亦必知其大概。退一步讲，就算当时温大雅还不是李世民的党羽，那么如果太宗哭劝高祖之事为真，便是温大雅隐没了太宗之大功。既如此，后来太宗即位后何不提出让温大雅补入或修改？要知道玄武门之变为太宗一生之污点，太宗尚且指示许敬宗删改以为自己辩护，若哭劝高祖之事为真，便是太宗之大功，焉有不大书特书之理？所以，太宗对《创业注》之记载既无异议，那么温大雅所记，必定是符合事实而可信的。因此，《旧唐书·太宗本纪》所载的“太宗夜里哭劝高祖之事”，显然不符合事实。其为史臣对太宗有意的溢美之词，正与所谓的太宗首谋起义相同，乃是出自伪造。

最后声明

我的这篇回答到底怎么样，我想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是正常的。我从来没说自己的回答就是不容辩驳的真理，文章开头和结尾已经两次强调“以期庶几能还原历史之真相。”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总是有人要拿我这个所谓的高票答案说事，误人子弟，甚至抄袭的指责都来了，好像高票就成了原罪一样。所以在此声明，如果你不赞同，大可以点击反对和没有帮助，你如果觉得我的论述有问题，大可以加以反驳，在评论区里或者自己写回答都可以。但不能人身攻击，理不辨不明，只要你是有理有据，反驳和批评都是有益无害的。那些没有任何论据支持而进行人身攻击的评论一概举报、删除和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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