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第1页

刚好看到这问题，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他来或没来过，其实影响不是很大，因为这本书的影响已经形成了，来或没来，也改变不了什么。当年国泰航空定名时，不想叫类似Air Hong Kong，或Hong Kong Airline一类的名字，就研究欧洲人究竟对东方的什么最感兴趣，实际就是成吉思汗，丝绸之路，马可波罗这类与其可以产生联系的，而非纯粹东方的。

都说元代泉州是东方第一大港，多元文化国际化城市，我专门去了趟，感觉这些名头里，是真没有丝毫夸张的。就以海外交通博物馆的馆藏来说。

仅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墓碑来看，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商人，基本已经覆盖了现在伊朗以及阿拉伯半岛，

这是碑铭古今地名对照表。

如果从碑铭留存数量来看，来自基督教世界的商人是远没伊斯兰世界多，但其实也不少。这证明了一件事，就是在元代，这种远行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我国可以算是全世界史籍流传最完备的国家，但在中外交通史这方面，其实留存也不多。早期就是法显的《佛国记》，这书除了记载见闻外，最主要是大家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古人的远航能力并不差，他们就是班次少，但船期是有的，所以马兄来中国的客观可能性，其实没有任何质疑的必要。

下面再说内容。关于内容我是这么看，我国的古代游记或中外交通史书，基本就是两类人写；一类就高僧大德，例如法显，玄奘，义净；他们不用为现实生活牵累，所以有时间和有条件，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加之有求法的实际驱动，所以他们才能完成作品，并让作品流传。其实和他们同时代的求法僧人很多，写的也不少，但都没流传下来。二类就是官员，比较典型的就是《岭外代答》的作者周去非，他是南宋隆兴元年（1163）的进士；他所参考的《桂海虞衡志》的作者范成大，也是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进士，后任礼部尚书。这种出身背景，写近在眼前的广西，还是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他们以后，写《诸番志》的赵汝适，是宋太宗赵炅的八世孙，也是庆元二年（1196）的进士。再往下就是写《岛夷志略》的汪大渊，他不是科举出身，但一来我们对他的生平了解不多；二来元代是外族王朝，科举是左右榜，取材的公平性很难讲，包括写《真腊风土记》的周达观，也只是小小的事务官。简单说，从中国的情况大家心里就会明白，那个年代写游记或见闻记，其实对文化水平要求还是挺高的，基本要高僧进士起步，但不是没有例外，马可波罗和汪大渊最像，他们受文化程度的影响，接收知识，理解消化，选词表达，是有局限性的；按道理，他们这个文化层次的人是没有机会留下作品的，但汪是有泉州府邀，马可波罗是在监狱恰巧碰上鲁斯蒂谦，所以我们读他的作品时，你不能假设他为文人士大夫，他就是小商人，他表达的信息估计都是很碎片，完全要靠执笔者整理，但执笔者会有他的想法，书商更有市场的考量，这都会把本来的原始信息变得更模糊，何况那年代也没什么字典，人为创造的文字，才会搞《番汉合时掌中珠》，因为怕时间一长，自己都忘了。至于中国史籍没记载这事，说难听的，泉州现在的番商墓碑多如牛毛，其中几人能在中国史书留下一笔？我估计万中无一。

我自己也写游记，很多游记我两年后再看，都有大量表述的问题，但我当时还真是查了论文的。如今信息时代都如此，何况马可波罗那个年代。马可波罗行纪如果处处准确，那这书真假都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