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中国的公知团体？ 第1页

其实在网上喷的久一点的都知道，公知这个词出来之前，那个位置的通称是"精英"，对面的小粉红那时候还叫"愤青"。这波人一脉相承自90年代就有互联网的那批人，所以有这么个称呼，一开始也有能力污名化网络的后来者。

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一来有墙这么个nb玩意，二来中国互联网普及的那么快，于是一下子就被翻盘了。

但是不上网的那批同屁股的人，他们对很多东西的看法还真一直没怎么变过，只是人家都忙着赚钱发财去了，没空上网。

那份所谓的公知起底明细狠扯皮的。

中国知识分子论 —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

： 首先我要感谢加加美教授和铃木教授邀请我来参加本年度的ICCS政治外交研究会，并感谢两位教授给予我和大家交流的机会。今天我想就1980年代以来的30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给大家做一个报告。有关这一问题可以从许多角度来报告，今天我主要想谈谈这30年中国思想界发生的一些变化。

我这里要做一个特别的说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分布在三个领域中。它们分别是理论界、学术界和思想界。

“理论界”主要指的是，为政府官方意识形态服务的部门。例如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各地方社科院等一些部门。

第二个是“学术界”。即各个大学以不同的学科为基础构筑成的搞研究的地方。比如说历史、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

今天我想报告的是第三个领域，即“思想界”。“思想界”只是民间性的，它不属于政府和官方。这是思想界和理论界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并且，思想界和学术界也不一样。思想界讨论的不是被学问领域化的专业知识，而是讨论一些重大的具有公共性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思想界出版自己的杂志。最有名的则是创刊30年以上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现代思想界最初产生于1980年代初期，在此后的整个1980年代形成了一个阵营，我把它称为“启蒙的阵营”。但是，到了1990年代，这一“启蒙共同体”开始分裂，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派别。最近10年这一分裂越发激烈，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今天我想向各位报告的就是这30年间在三个不同的年代思想界所发生的变化。这里有一份中文的稿子，请各位参看。由于时间有限，我将挑选一些重要的内容进行简单的说明。

第一，我想谈谈1980年代。1980年代的思想界，前后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思想解放运动”，第二个是“新启蒙运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出现………………当时存在一批比较解放的知识分子，比如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党外则有李泽厚等人。当时，他们都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搞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他们应用的是早期的马克思理论，即“异化理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本身也会产生……………………

19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这场运动当时叫做“文化热”，现在叫“新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是在体制内部发生的，而“新启蒙运动”则是在体制外、在民间的思想界发生的。

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主要有三派人。分别是“走向未来派”、“文化：中国与世界派”以及“中国文化书院派”。

《走向未来》是一套由金观涛先生主编的杂志和丛书。金观涛先生前几年来ICCS做过访问教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所以他强调的是用科学来进行思想解放。所以，“走向未来派”被认为是科学派，他们重视的是科学的理性主义。

第二派叫“文化：中国与世界派”。这也是一套丛书，主编是甘阳。他们主要的成员来自于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一批年轻的人文学者。由于他们更关心的是从西方的古典到现代的各种各样的人文主义的思潮，所以也可称其为“人文派”。

第三派是“中国文化书院派”。“中国文化书院”是北京大学部分学者创办的一个民间的书院（学术团体），哲学家汤一介为主管。他们并不赞成在1980年代比较主流的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意见。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怀有敬意，希望把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

1980年代的这三派知识分子之间虽然有很多争论，但是他们都属于一个共同的启蒙共同体。之所以他们能处于同一个共同体是因为他们当时有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敌人。所谓共同的目标是指像西方那样的现代化国家，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个人主义的实现。而他们的共同的敌人则是“老左”。以上是1980年代的基本状况。

略

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期。现代化的部分目标开始实现。例如市场经济，从1992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本来是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所希望的，但是真正出现以后他们自己最先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受害者。

当时有一些流行的说法，比如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所以，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被第二次边缘化。这次是经济的边缘化。

第一次边缘化是（）边缘化！！！

1994年《读书》杂志中出现了一场非常著名的讨论，即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当初，包括我，一些上海的知识分子首先展开了这一讨论。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发现整个中国弥漫着物质主义，而原来所具有的人文精神却丧失了。 但也有部分知识分子不同意这一看法。他们认为人文精神中国从未有过，何谓当代失去人文精神了呢？比如当时有一位著名的作家王蒙。他当过文化部长，当时他就责问人文精神派说，“难道你们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前吗？”在市场经济的潮流面前，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首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拥抱市场，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则开始激烈地批判市场。

1996年底，汪晖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这篇文章挑起了一场更大的论争。从此中国思想界分化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派。

这场论战持续了三年多时间，它的涉及范围之广，参加的人之多是这三十年中唯一的一次。经过这场论战以后，中国思想界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彻底的分裂。这种分裂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分别是利益的分裂、目标的分裂以及知识结构的分裂

首先，中国知识分子的利益开始分化。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开始出现了两极分化。那么，知识分子究竟应该代表谁的利益呢？

这在知识分子的内部发生了两极化的倾向 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所以知识分子应该代表他们的利益。这部分知识分子很多是经济学家，身处经济学界。所以，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很多著名公司的董事。

但是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并不满意在社会急剧发展中社会底层所受到的伤害。这些人中有些是新左派，也有些是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他们应该为底层民众说话。

还有第三种意见则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代表别人的利益，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要代表社会普遍的正义和良知。 所以我们看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利益上已经完全分化，它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共同体。

第二个分化是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的分化。1980年代，启蒙的知识分子读的书都大同小异。所以，他们的知识结构是相似的。但是到了1990年代以后，大量的西方的思潮被介绍到中国，然后各种各样的“主义”也随之进入了中国。因此，不同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主义以及自我独特的理论。他们各自相距甚远的知识结构已使得他们无法展开对话。于是，1990年代后期的争论中出现了更多彼此间的误解。这种误解和各自的理论背景是有关联的。

第三个分化是各自目标的追求上的分化。原本在1980年代，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西方那样的现代化，但是到了1990年代，他们在对西方的态度上也发生了变化。 在新左派看来，西方不仅是一个值得学习的目标，而且是一个需要批判的对象。新左派追求的是一种新的理想，当时他们称之为“自主创新”

所以到1990年代末，中国思想界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分裂了，共同的启蒙共同体已不复存在了。本来从1980年代一路走来的启蒙知识分子许多彼此间都是朋友，而到了1990年代末都已成为了敌人。他们相互间不仅有观点上的分歧，而且连感情都发生了分裂。所以，一旦发生什么事情问的是“你站在哪一边？”，而不是“这一事情的是非是怎样的？”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我们不能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涉及到中国改革问题上只有两派人，一派为自由主义，另一派为新左派。这是一个比较单纯性的理解。

在我看来，在涉及到中国的发展和改革的问题上，中国思想界目前有五个派别。

第一派可以称之为“发展主义”。他们主要是一些像北京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那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政治改革可以放到下一步再考虑。所以，发展是最重要的，其它问题都可以在发展后解决。这部分的意见和主流意识形态有重合的部分，同时他们也代表了相当多的经济学界精英们的意见和利益。

第二派是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式的自由主义者。这些自由主义者可以说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中国不仅需要市场经济，而且还需要现政民主。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权力没有推出市场，借朱学勤的话来说是“有一只看得见的脚干扰了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指的是市场经济，“看得见的脚”指的是政府的权力，在他们看来，那只“看得见的脚”干扰了那只“看不见的手”。所以他们核心的要求是要让政府退出市场。

第三派是“新左派”。新左派认为中国今天的问题主要来自于资本主义。即中国接受了华盛顿的新自由主义的这套理想。在新左派看来，中国今天已经被主义化了，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克服这种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传统。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传统一部分来自于西方的左派理论和思想，另一部分则来自于传统。

第四派，我把它称为“左派自由主义”。这和我刚才说的海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他们认为不能完全靠市场，同时还要靠国家力量的调节。他们相信的不是海耶克而是罗兹。也就是说，中国不仅需要自由，也需要平等，这两个价值都是中国所需要的。这些自由主义，我们也可以把他们认为是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赞成立宪，但是认为同时还需要公民的政治和公民的文化。

最后一派是“政治的保守主义”。这一派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曾经以新权威主义的方式出现过。到了1990年代末以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和新的代表人物

举一个最新的例子就是，在几年前有一个学者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那篇文章叫作《民主是一个好东西》。这个作者是中央编译局的俞可平。开始提另外一个概念，叫“善治”。“善治”和“民主”不同。民主的重点是人民的统治，“善治”则是统治者如何更好地进行良好的统治。如何良好地代表民众的意见和利益，我们知道这都是（），但是这几年也开始在民间的思想界流行。

所以，介绍了以上五种派别以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关于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表现在宏观的理论里，而且在几乎中国所有的问题上都有严重的分歧。在中国，1980年代出现的启蒙这一理想到今天尚未实现和完成，而且受到了更加严峻的挑战。这个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挑战是国家主义思潮的挑战。我们知道，启蒙强调的是个人，但是国家主义强调的是国家的发展。这几年来有一种声音在中国越来越强烈，即“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在一部分人看来就是国家的崛起，就是国家的实力的加强，所以国家的问题这几年成为中国讨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1980年代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个人”。1990年代由于社会分化以后，讨论的问题则变为“阶级”。而这几年，“国家”这一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争论的对象。

启蒙的第二个挑战来自于古典主义。前几年，出现了一位很有名的人物，她在中央电视台讲孔子和庄子。这个人叫于丹。于丹是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一位年轻的教授。她用非常时髦的方式给大家讲《论语》和《庄子》，被称为“心灵鸡汤”。她的书在中国发行到了几百万册。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因为这几年城市的人开始富裕了，但是有了钱以后，心灵却出现了空虚。很多人希望从古典的哲学和宗教中寻找精神的寄托，所以出现了古典主义热。 这个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古代经典热，比如说从孔子的思想到庄子的思想、从老子的思想到佛教的思想等等。

另一方面是西方古典热。西方古典包括古希腊和基督教。不论是中国的古典主义者，还是西方的古典主义者，他们都激烈地批判现代性。所以他们这些人和1990年代所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不一样的。最初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或承认现代化人考虑的是怎么把儒家文化和现代文化结合起来。但是今天的这些保守主义者认为现代主义者的所有一切都是错误的。他们想用回报古典的方式来建立另外一种现代性。

启蒙的第三个思潮是文化相对主义。在19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为现代性只有一种，即西方的现代性。但是今天有很多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太阳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多个中国可以完全走一走和西方不一样的道路，也就是说中国模式是存在的。 刚才谈到的这三种思潮相互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相互结合的趋势的。它们表现为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它们共同的目标是要落实在“中国崛起”这个问题上。不管是激进的新左派思潮还是保守的国家主义思潮都存在这一倾向。

第二个我们发现激进的新左派思潮和保守的国家主义思潮之间开始建立了同盟的关系。这是因为稳健的国家主义正向保守的国家主义发生着改变。

去年中国有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发行了50多万册，它很能代表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这本书所讲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在世界上崛起，要带着宝剑去做生意，叫“持剑经商”。中国的象征不再是拥有古老的文明，而是中国今天是一个有实力有资格表现出自己不高兴的一个国家。

第三个转变是从原来关心国家的内部问题转向了关心国家与世界外部的关系。 所以说中国思想界的变化是相当巨大的，和1980年代相比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面貌。这些思想不仅停留在观念形态，而且有些开始影响到决策

这些不同的思想可以证明未来中国的发展有多么多的可能性。所以今天中国面临的复杂性也是历史上少有的。我们通过这30年思想的变化也可以来更深刻地理解未来中国各种变化的可能性。

以上是我的报告内容。

本文是以作者2010年7月在ICCS研讨会发表的文章为基础修改而成的。

因某些众所周知原因有删改

许纪霖,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历史系教授

嗯，公知被扫除之后，形势一片大好，这两年耿直哥这样的五毛媒体都敢直接洗白克拉玛依大火和“我爸是李刚”了。

都是你们给的胆子。

有条微博说得特别好，适用于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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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da-shi-bu-xiang-xin-yan-lei 网友的相关建议: 
      

当公知这个词被批判臭了以后，公知这个群体似乎已经成为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但回归那个年代，公知却是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普通民众的利益。

我并不是为公知洗地，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些事实，一些理所应当的事实。

伴随着08年经济危机来临，中国的外贸经济比重急剧缩水。

为了从经济危机的泥潭走出，中国开始新一轮基建。

也就是伴随着大量工程被批准，拆迁户成为房地产经济最大头疼的对象。

在那个法律法规基本没有的年代，转包，偷工减料，工程事故，拖欠工资基本算得上家常便饭，伟大国家的崛起在哪里都是需要人民鲜血来润滑。

而钉子户不过是其中的插曲，那个蛮荒的年代，拆迁安置是一个非常可笑的话题，搬迁的赔偿有，可是并不是给居民的。

为了更高更快更省的让居民搬迁，原本就涉黑的工头们，就自然有方法从居民从自己家里半夜失踪。

而公知就是那个时代崛起。

他们拿着不知道哪里编造的法律，痛斥着政府的漠视，铺天盖地的舆论砸过来的时候，政府第一次感受到慌张。

那便是拆迁正常化一线曙光。

不可否认，在拆迁过程中有很多狮子大开口，但是请记住在此之前还有被公权漠视的眼泪。

同样的还有城管，最早的城管，你说是恶霸都算是美化。

给我三千城管，复我浩瀚中华并不是一句空话。

被压抑的贫苦人只有用泪水和哭泣来反抗绝对权利，当一切都失去的时候，那便是什么都可以失去了，但好在还有人在意她们。

同样，小摊小贩影响市容，霸占人行道，让居民厌恶。但在没有他们被知道之前，城管执法是不需要理由的。

再比如信访办的黑狱，重污染工厂，黑煤窑……

同样的案例有很多，死去的记者也不止一个，当我们理所当然享受我们的权利的时候，请至少还记得那些为了权益而争取的人。

（此处应有自干五向公知求救的微博.jpg）

公知很蠢很傻很low，但是至少我们经历过，享受过他们带来的权益，时代已经过去，扫进垃圾桶的垃圾应该做好分类。

他们曾经是有用的材料，只可惜变成了有害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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