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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只有「中国威胁论」却不见「印度,巴西威胁论」?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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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一周前开始写的一个答案,原本打算在键盘上敲几千字,用一、两小时解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如果想把事件来龙去脉都交待清楚,这点篇幅和时间远远不够。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我用一周时间和三万字篇幅,勉强写完这份作业,而且还只是在网络上登载部分。我把他整理成一个国际关系史研究方面的文章(zhuanlan.zhihu.com/p/23


希望我这篇拙文能有助于帮助各位读者,对我们这个可爱的邻国,建立起一个还算清楚的认识轮廓。




美国的“印度威胁论”一直就有,在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70年代逐渐成型,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最为喧嚣,到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

印威论的声势,总体而言也比中威论要低。在美国的全球战略格局当中,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比印度所处的南亚次大陆更为重要,所以美国叫嚷中威论的声音,就比印威论大的多。只有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一段时期内,因为当时冷战的特定局势,印威论的声势才一度超过了中威论。

更何况,国际舞台上没有独角戏,美国带头喊中威论,其他西方国家,以及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菲律宾等,这些国家对中国也有诸如文化冲突、政治体制差异、领土与领海主权争端等等矛盾,自然也会跟着一块起哄帮腔。

但是喊印威论的国家就少的多了,基本只有中国、巴基斯坦、美国和伊朗这四家。此外,斯里兰卡、孟加拉这两个印度的邻国,也会有反印情绪,但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无足重轻,几乎没人理会。

中、巴两国是和印度动过手流过血的,自然好理解;伊朗则是和印度有宗教方面的冲突对抗,是一个特例。而美国这么喊,涉及到冷战和美国在南亚利益的关系,最复杂。

大部分中国人对这些方面都不关心,没兴趣去了解,也就不知道这其中发生过什么事了。


我在美国就遇到过鹰派政客,此人对华、甚至对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也持强硬态度,他就是特别典型的持“印度威胁论”的美国政客,并一直抱怨奥马巴在第一届总统任期内,于2010年成功推动美国国会批准向印度出口C-17战略运输机这一行为。

2010年印度购买的C-17运输机。尽管美国批准对这个军售协议,但出于对印度的提防,依然对这批C-17的技术配制做了限制,堪称质次价高——


既然美国的“印度威胁论”最复杂,我就尽量以美版为主,把这个论调的来龙去脉解释一下。

美国的印威论与中威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区别,总结如下——




相似性

一、对美移民、种族文化冲突。

印度作为前英国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基本可以看作是英语国家,美国的印度裔人口已经突破300万,约为美国华裔人口的70%,占据美国总人口比例约近1%。美国国内自然担心来自印度的移民对美国社会文化、种族、就业等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经济产业结构。

担心印度的中低产业的发展壮大,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竞争,或美国资本看中印度的低成本人工,将人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印度,导致美国经济受损,失业率上升。



三、地区政治格局。

担心“亚洲象”在南亚次大陆的崛起,特别是印度与巴基斯坦长期存在的矛盾,会改变这一地区(包括南亚次大陆、印度洋、中东地区和阿富汗)的政治势力状态,打破地区实力平衡,导致美国不得不调整海外战略,甚至有损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



四、人权。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同样在人权方面对印度指手划脚,并且也把要求印度“改善国内人权状况”与其他政治、外交、经济合作的两国双边协定挂钩——如果印度政府不承诺改善人权,那两国之间某个重要的协定就不签署。

美国和西方社会对印度的人权指责,主要针对自宗教与民族冲突。印度不仅有悠久的种姓制度,还有庞大的穆斯林人口(约占印度总人口的13.4%),穆斯林教徒与印度教教徒经常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造成数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人员死伤的恶性事件。

印度教是国教,印度政府一直认为,本国穆斯林得到巴基斯坦或明或暗的支持,是亲巴基斯坦势力,因此长期奉行打压、监控国内穆斯林群体的态度。美国单方面给一些他认为在人权方面表现恶劣、有言行污点的印度军政要人设立“黑名单”,采取一些针对个人的限制与制裁措置,比如拒绝给黑名单上印度政客签发赴美签证,拒绝与黑名单上印度政客展开对话等等。

去年实现首次访华的印度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就曾长期列在这份黑名单上。因为他就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教徒,极端仇视穆斯林教徒。印度过去几十年里发生的数次大规模宗教流血冲突,莫迪不仅都参与过,还是个很狂热的煽动者。2002年,位于印度西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古吉拉特邦再次发生穆斯林教徒袭击印度教徒事件,造成57名印度教徒丧生。莫迪正好是该邦的首席部长,相当于省长,他在事发后不是安抚,而是积极股东印度教教徒的情绪,导致宗教冲突升级为大规模地区暴乱,最终造成当地穆斯林与印度教徒死亡数字超过2000人。

事后,美国政府指责莫迪未能妥善处理古吉拉特邦暴乱,宣布他是“不受美国欢迎的人”。


2015年10月,印度穆斯林教徒在游行中焚烧印有莫迪头像的宣传画报,表达不满——

2015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首次访华,首站西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印度国内穆斯林与印度教教徒的民族宗教矛盾,追溯起来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堪称积怨深重。此外,印度国内还有与锡克教徒的矛盾,印度教内部还有种姓制度等等。上文我举出的古吉拉特邦宗教骚乱这个例子,死亡人数超过2000,已属骇人听闻,但是在印度民族与宗教冲突史上,还算是小规模的,都排不上名次呢。1946年,此时印度还没正式独立,国内各地就发生宗教冲突,仅在加尔各答一地就有15万人丧生。1947年9月8日,印度刚独立不久,又发生宗教冲突,并迅速演变为一场大屠杀,超过50万人丧生,1200万人无家可归。

美国《生活》杂志在1946~47年拍摄的照片。宗教冲突死亡者的尸体泡在河里,没有及时收殓处理,腐烂鼓涨,任由秃鹫啄食——

印度刚独立,作为执政党的国大党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印度教教徒,担惊受怕的穆斯林教徒成群结队逃往巴基斯坦——




五、计划生育政策。

目前世界上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只有中国和印度。

西方国家绝大多数是基督教文明社会,尤其是奉行天主教(旧教)的国家,都明确反对堕胎,严厉惩处私自流产。对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施行当中,诸如与已怀孕妇女的强制引产措施,西方国家一直持强烈抨击的态度。然而在“中国威胁论”当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恐惧感的“黄祸论”,形成了一种即害怕13亿中国人抢占全球资源、搞人口输出,又反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矛盾态度。

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批评过中国,也批评过印度,而且时间比批评中国还早。因为印度早在1950年代就制订过旨在控制本国人口的“育龄人口绝育政策”,施行过程中采取的手段,甚至比中国的计划生育还要极端。但是因为印度自身的医疗卫生条件简陋、医护人员整体职业素养不高,再加上印度社会对妇女地位的歧视,导致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有大量妇女死亡,或在手术后有并发症。这就跟给西方国家提供了借题发挥的口实。

印度实施计划生育的时间比中国早,但成效不大,现在印度人口已经到了13亿大关,直追中国,如果不能降低人口净增长率,超过中国指日可待。





区别

一、军备竞赛与核不扩散。

中国即是联合国“五常”,也在1960年代就成功完成原子弹、氢弹试验,掌握核裂变与核聚变技术,是世界核俱乐部制定游戏规则的的五大老板之一。印度1974年5月才实现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且迄今为止尚且停留在掌握原子弹(核裂变)技术阶段。

因此,在“军备竞赛与核不扩散”这点上,美、中都对印度多有指责。但美国和中国讨论这个问题,只能是平等商议的口吻,对待印度则是老板教训员工的口吻。

印度与他的邻国巴基斯坦是当初“印巴分治”的政治结果,自1947年8月,两国分别宣布独立,成立印度联邦与巴基斯坦自治领之后的近七十年以来,堪称是一对相杀相爱的好基友,不仅在1971年之前爆发了三次印巴战争,而且长期处在紧张对抗姿态,双方都致力于发展核武器与中远程弹道导弹技术。印巴两国早就对外宣称自己是有核国家,印度的“烈火5”导弹射程已经超过5K公里,并继续向8K~10K公里发展,技术积累远远超过北朝鲜。

尽管印度宣称他热衷发展导弹技术的行为,主要是针对邻国(巴基斯坦与中国),但美国依然对此非常敏感,也早就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印度的武器禁运措施与禁止对印出口敏感技术的清单。



二、伊朗问题

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和扣押美国驻德黑兰使馆人员的“伊朗人质危机”后,美伊两国势同水火。美国对伊朗一直施行严厉的经济制裁和对敏感技术的管控,不仅通过立法等措施,严格限制本国公司、本国公民与伊朗的经贸活动,也对别国与伊朗的经贸合作表示担忧。美国这么做,目的就是在国际上孤立伊朗。

而印度与伊朗的经济合作不仅一直存在,而且还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在能源合作方面,伊朗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印度的经济发展又对能源有强劲消费需求,互有需求。两国位置还很近,中间就隔着一个巴基斯坦。

笔者前面说了,印度一直打压本国的穆斯林,印度穆斯林以逊尼派为主,伊朗是什叶派穆斯林国家。但伊朗依然在宗教问题上,经常指责印度政府。

很难得的是,在实际利益面前,双方采取了最现实的处理手法。印度和伊朗早就展开了一系列合作,如开发伊朗当地的油气资源,投资建设伊朗海港、铁路等基础设置,印度向伊朗提供优惠贷款,双方成立合作开发银行等。为了建设要经过巴基斯坦境内的伊朗—印度输油管线,印度居然还难得主动向老冤家示好。

1996年,美国通过了对伊朗和利比亚实施制裁的《达托马法案》,其中规定,对伊朗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国家和公司,将受到美国的制裁。该法案有效期为五年,2001年,美国政府决定将该法案有效期再延长五年。就在此期间,印度却在对伊朗投资方面频频做出大手笔行动,早就越过了该法案中实施惩罚手段的标准线。

2012年受邀参加欧佩克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期间,印度政府更是明确对外界表示,只遵守联合国对伊朗的四个制裁决议,不会理会美国单方面对伊朗的严厉制裁(“我们不打算支持个别国家的制裁,我们今后仍将会继续进口伊朗石油”)。

印度亲近伊朗的举动,让美国深为不满。

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石油输送管线示意图:

今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德黑兰,与伊朗总统鲁哈尼签署关于两国政府间贷款、开发阿曼湾恰巴哈尔港、投资伊朗境内油气田的一揽子合作项目协议。





三、意识形态冲突。

中美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主要是社会主义与美国资本主义之间社会政治制度的对抗。美国反华,有相当浓重的反共色彩。

印度虽然宣称本国是“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但实际上施行的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西方的民选总统+议会民主形式(印度是议会总理制,总统是名义国家元首)。美国与印度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不是社会政治体制对抗,主要是出于遏制苏联(1991年之后为反俄)的目的,属于冷战思维的延续。

苏(俄)与印度,在国际上是长期的政治盟友,是一对有百余年历史的恩爱情人呢。双方友好关系,甚至能追溯到印度还是英国殖民地的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在美苏冷战对抗最严峻的二十世纪60~70年代,印度逐渐倒向了苏联,成了华约集团的“亲密外围”,一度让美国深感不安,颇为忌惮。

回顾中美关系史,提及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国关系出现升温转折,达成共同对抗苏联的实际同盟合作关系这一历史事件时,经常有这种论调:这是双方本着“两害权益取其轻”的务实态度,暂时抛开意识形态对抗,在更大的威胁面前,做出的明智选择,对于中美两国而言,是利大于弊的双赢。

换到苏联这一边,也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即苏联把施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印度拉拢到自己身边,实现了苏印同盟,合作对抗美、中。

这个要是细说起来,话可就长喽。




1、

已经看到这里的诸位,有谁还记得中学历史书的近代世界史部分,讲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英、俄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亚洲腹地的一系列较量吗?

两国在中亚地区这场漫长的对抗,就是著名的“The Great Game”,中文一般翻译为“大博弈”。英国在十九世纪将印度纳入怀中,成为日不落帝国最重要的一块殖民地,依然得陇望蜀,以印度为跳板继续北上,向内陆腹地的中国西藏地区与中亚阿富汗等地渗透。帝俄正相反,一心想南下,希望能在波斯或印度获得立足点,得到通往印度洋的暖水港。

双方通过一系列较量,历经两次英—阿富汗战争(1839~1841,1879~1881)、阿古帕浩汗国,清军西征收复新疆等历史事件后,达成妥协。1907年,两国签署《英俄条约》,明确商定双方在波斯、阿富汗与中国西藏的势力范畴。其中波斯被双方瓜分。

下图是针对《英俄条约》的一张时政讽刺漫话。狮、熊、猫分别代表英、俄和波斯,图下方那The harmless necessary cat,想必对英国文学和莎士比亚有所了解的人,都能明白其中的涵义~~



俄国对印度渗透的意图没有成功。但俄国人不死心,这时,印度本土的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了,主要由民族资本家与上层社会民族精英人士组成的国大党(国民大会党)也早就成立。这些民族精英人士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俄国虽然不便于公开支持,但还是通过口头声援的方式,对印度民族主义者和民主运动人士获取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行为表示“赞赏”。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剧变,英国国力与国际地位大损,苏俄取代帝俄。印度这时也早出现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族领袖——圣雄甘地。在甘地的身边,还有一位更具眼光与实干能力的政治家——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地区正在觉醒的民族主义运动浪潮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力,也对甘地和尼赫鲁、尤其是后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尼赫鲁最初是以“甘地的追随者”的身份形象示人,积极参与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这招对英国殖民当局而言并不管用。在1920年代,尼赫鲁出访欧洲,还积极参与有苏俄加入的“世界被压迫民族运动”。1927~28年,他前往苏联访问游历,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得到苏联方面的热情接待。

这里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发生在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随后苏俄红色政权的出现,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主张向全世界的扩散,对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广大亚非拉殖民地的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运动,产生过深远影响。

在苏联的所见所闻,苏联政府高规格的热情招待,以及刚刚宣布开始实施的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都给尼赫鲁带来全新的感观冲击,让他有所启示,使他实际上放弃了不实用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转为采取“社会主义”,鼓吹彻底的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

不过,尼赫鲁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布尔什维克,他倡导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也和苏俄、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不同。作为生长在中上层富裕家庭、在英国贵族学校哈罗公学留学、并以律师这一光鲜高级职业出身的尼赫鲁,也不赞同采用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是主张采取谈判、议会选举争取多数席位等温和方式获得民族独立。

尼赫鲁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的详细过程,在这个答案里,我就不多展开了。总之,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英国意识到印度独立的大趋势已经难以避免,审时度势,做出顺应历史发展的举动,宣告自己准备“退出印度”。经过两年的过渡时期,印度人通过温和的方式获得了成功。1947年8月,一个新国家在南亚次大陆诞生了。以尼赫鲁为实际党魁的国大党,也自然也成了执政党。






2、

作为二战后刚获得独立的亚洲新兴国家,中、印在建国初期有很多相同之处,人多地少底子薄,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搞国内经济建设,亟需得到发达国家的支援。

但是在整个50年代,两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太不一样了。

在1947~1962年期间,印度在国际上一直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原则,避免本国卷入美苏争霸。从当时的世界形式去看,印度坚持的这套主张符合时代潮流,凸显光明、正义,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赞誉。

虽然印度在不结盟运动等国际公开场合多次抨击美、苏,但国家之间关系不是看耍嘴皮子,而是看实质的东西。在这方面,印度采取了在美、苏之间保持等距离姿态的“平衡外交”。他与美苏都不接壤,没有领土争端,都没有历史遗留问题,距离都很远,都符合“远交近攻”的地缘政治特征。

美、苏两国也都很想拉拢印度这个在南亚不可忽视的大国,纷纷向他示好,解囊相助,给印度送上不少实实在在的甜头。东、西方世界都向他敞开大门,他的外部环境是比较宽松的。

相比之下,新中国的国际空间就很逼仄了,因为朝鲜战争、美国帮助蒋介石集团协协防台湾等原因,从建国之初开始,新中国就失去了同西方对话、交流的机会和合作的可能性。中国全面倒向苏联,是一种别无选择的无奈之举。


与苏联、中国一样,印度、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在建国之初,也通过制订五年计划搞经济建设。1951年4月~1956年4月,是印度的“一五”时期。

与中国“一五”直接上马工业项目不同,印度把“一五”的重点了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此时印度全国人口85%为农民,水利设置落后,缺少化肥、农药和必要的农作物良种优选栽培技术,粮食产量还不能实现自给自足,经常闹饥荒。

印度是和平独立,作为执政党的国大党成员,大多也是处于社会中上层的资本家和大地主,没有经历过类似中国“土改”那样很彻底的生产资料再分配,农村土地兼并问题严重,贫富分化明显,一旦遇到灾年,阶级矛盾必然激化,还给在广大农村地区坚持武装斗争路线的共产党游击队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50~51年,印度又发生饥荒,社会形式严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51年2月向国会提交了一项对印度提供200万吨救济粮的提案,并强调这不仅是普通意义的人道主义援助,还可以缓和目前印度国内的动荡局势,“防止印度倒向共产主义阵营”。就在美国国会还在为此提案展开辩论时,苏联和新中国都对外宣布,将向印度提供紧急粮食援助。美国人坐不住了,很快批准方案,并在当年6月通过《对印度粮食紧急援助法案》,随后又开展更为深入广泛的“农村建设计划”,结合印度的实际情况,以村落为单位,向印度农民提供优选种子、农具、化肥、农药,防治常见急恶性热带传染病的药物与医疗设备,利用美国的无偿捐助款项和低息优惠贷款(包括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贷款)组织基础水利灌溉工程建设等等。

1956年3月,尼赫鲁宣布,印度“一五”计划超额完成,经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社会主义类型社会”构想已经走出第一步。

1946年印度大饥荒中的营养不良者——


美国在二战时,曾在印度驻军,在印度设立基地,帮助武装、训练中国远征军,为此向印度运过去数量可观的武器装备物资,在二战后还有大量战争剩余物资,所以除了经济援助外,也乐于顺水推舟送个人情,但是还要考虑巴基斯坦的反应,所以在这一时期,美国还对印度有数量有限的无偿军援与廉价军售。

不过,美国对印援助和政治态度,在三个方面让印度有所怨意;

A、

在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格局中,最重要的地域是欧洲,其次是亚太,印度所处的南亚次大陆还排在后面,美国对印度的援助,远远小于“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战后重建的援助力度。美国把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外交路线的印度视为“中立国家”,在冷战格局中,他肯定要和苏联争夺“中立国家”的支持,但又把“中立国家”定位在重要性和可信赖度明显小于“盟国”的次要位置。印度对美国厚此薄彼的态度不满。

B、

美国对外援助,通常都附带好多条条框框,借机干涉受援国内政,影响受援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对待印度自然也不例外。印度官僚机构中的腐败现象比较普遍,在接受外援过程中,官员趁机雁过拔毛,中饱私囊的贪腐事件时有发生。美国要求必须专款专用,专物专用,严查私自挪用,美方人员还要拥有监督权,掌握援助钱款物资的具体使用情况。对于美国援助中附加的繁琐条款,印度官员颇有意见。

C、

还是在美国的全球战略格局中,强调维持地区力量平衡,抑强扶弱,具体到南亚地区,就是即援助印度,也支持巴基斯坦。如著名的F-86喷气式战斗机,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上的主力机型,1953年朝鲜停战,用不着那么多军用飞机了,也成了入库封存待处理的战争剩余物资。1954年,美国一口气向巴基斯坦提供多达120架F-86战斗机,而且不是让巴方掏钱购买,而是美方提供军援款项。

印度对美方此举提出强烈抗议。对美国援助巴基斯坦的举动,印度是最不能接受的。


在美国之后,苏联很快也展开对印度的经济援助。

印度建国初期1947~1949年,和苏联有矛盾。当时印度共产党打算效仿苏俄和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尼赫鲁认为苏联支持印共,宣布印共为非法政党,强力镇压,对苏联、以及刚成立的新中国,也都采取警惕、防范的不友好态度。到50年代初,在确认苏联已经不会采取支持印共等左翼力量,不会颠覆印度政府之后,印度与苏联的关系才得到明显改善。

在“一五”进入尾声阶段的1955年,尼赫鲁对这一阶段的国家建设成就做总结,提出印度在此期间,接受的外援和吸引到的外国投资都很有限,在即将开始实施的“二五”计划中,需要在这些方面有所加强。

另一方面,到了50年代中期,苏联已经基本从二战的严重创伤中恢复过来,国力明显增强。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提出一个要和美国展开“和平竞争”的口号,核心内容就是通过经济援助等温和方式,争取亚非拉诸多刚获得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的好感和支持。哪怕这些国家施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哪怕领导人是持反共态度,这些都不重要,为苏联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者,壮大苏联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才是关键。印度,自然是赫鲁晓夫看上的重点对象。

各有所需的苏联和印度,一拍即合。

众所周知,新中国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几乎就在同时,苏联和印度之间,也展开了形式相似的援助合作。1953年年底,印、苏两国在莫斯科签署《印苏贸易协定》;1955年,两国领导人互访,签署《印苏钢铁协定》等一系列建设项目,苏联在冶金、采炼、化工等重工业领域,对印度展开大规模援建。苏联专家前往印度指导建设,印度的学生与技术人员到莫斯科留学、进修。

尼赫鲁与赫鲁晓夫——


1956年4月~1961年4月,是印度的“二五”计划时期,重点放在钢铁、水利发电、机械、造船、铁路、煤炭等方面,苏援重工业项目成了印度“二五”的主要建设成就。在此期间,苏联对印度经济援助高达8.3亿美元,是对中国“一五”经济援助规模的一倍以上。凭借如此慷慨的大手笔,苏联在50年代后期迅速实现后来居上,赶超美国和英国,成为印度最大的外援国。

苏联对印度表现出的热情,很容易理解:其一、苏联援助印度,从一开始就抱着要和美国竞争的心态,因此他必须提供更为价廉物美的服务,凡是美国不给的、不卖的,我给、我卖;凡是美国已经给过的、卖过的,我加倍给、便宜卖。而对于中国而言,苏联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号,自然要摆出一副店大欺客的垄断心态了。其二,苏联尽管此时对中国保持亲密关系,但依然持有防范戒心,但对没有政治与领土争端的远邻印度,则放心的多了。

在老舍《茶馆》的第二幕里,唐铁嘴有一句经典台词:“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这点福分还小吗?”1950年代的印度,也是美国帮我的农,苏联援我的工,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左右逢源(这一时期对印度展开大规模经济援助的国家不止美、苏,还有英、德等国)。





3、

印度在建国初期对国内建设方面的总体姿态,是比较踏实的。不过,这个即古老又年轻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上采取的外交方针,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偏激的误差。他不太懂得“韬光养晦,不强出头”的道理,特别在乎自己的“形象、面子”,重务虚而轻务实,热衷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具有想当国际领袖的强烈表现欲。

印度领导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本身是人类文明古国;自己又接受过很好的西方教育,采取西方议会民主选举的和平方式获得成功,属于把悠久的历史和代表人类最先进文明体系的西方民主制做了成功结合,而且在二战后的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斗争中,印度独立时间很早,因此堪称表率,最适合作为这些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代言人。

在刚建国的当年,印度就摆出东道主的姿态,在本国举行第一届“亚洲国家关系会议”,有28个国家派来政府代表团,其中不少是当时还没有获得独立的殖民地地区代表。1947年这会儿,中国还在国共内战,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印度的这个举动,一下子打出了国际声势,被外界看作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国。

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开国领袖,在对外交往这方面,主观上特别自负。在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一书中,他写有一句名言:“(印度)所处的地位,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这句话,成了印度独立后重要的外交指导方针。整个1950年代,在本国国力尚不充实的前提下,印度却强行扮演了亚非拉广大落后民族国家“独立精神领袖”和“国际争端仲裁人”的角色,要把自己争取国家独立的那套议会民主斗争经验传播出去。

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也历经从最初的和睦、理解,到迅速出现裂痕的转变。


1955年,以周恩来首的中国外交代表团,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这个会议本名叫“亚非会议”,是由印度、印尼、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缅甸五个独立不久的南亚国家发起的,其中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印度总理尼赫鲁是最具备影响力的两位发起方主席国领导人。中国只是受邀参与者之一,地位不仅不如印度,甚至要排在五个发起国之后。

大会明确提出反对美、苏两大国的“新殖民主义”。此时中苏关系还处在蜜月期,中国又是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中国被视为苏联的势力代表和“红色政权国家”,在会议上遭到多次围攻,全凭周恩来为首中国代表团采取灵活应对的方式,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外交主张,方才化解误会,重新赢得尊重。可见,在50年代,这些东亚、东南亚、南亚诸多刚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里,印度的影响力明显超过中国。

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与尼赫鲁——


进入60年代,印度都不满足只在亚洲发挥影响力了,大踏步实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1961年9月,尼赫鲁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埃及总统纳赛尔等共同发起声势更为显赫的、明确提出反对美苏两家超级大国争霸的“不结盟运动”,又美美的过了一次当国际领袖的瘾。中国对此依然采取作壁上观,当吃瓜群众的围观态度,只是长期表示“一贯重视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直到1992年,中国才成为这个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国家,而不是正式成员国。

“不结盟运动”五位发起国领导人合影,从左开始,依次为印度总理尼赫鲁、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尼总统苏加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



此外,印度的对华政策,特别是针对两国在西藏地区的边境领土争议等问题,也是持强硬态度,还全盘继承英国殖民当局对中国西藏采取的渗透政策,就连“英国驻拉萨代表处”这个机构,印度都全盘继承,改为“印度驻拉萨代表处”,并在1959年西藏叛乱期间,接纳出逃的达赖喇嘛集团。

尼赫鲁与达赖喇嘛——


就在尼赫鲁推动“不结盟运动”的同年年底,印度还发动一个“彻底驱逐西方殖民者”的VIJIJA军事行动(在梵语中意为“胜利”)。当初大航海时代,最早到印度的西方航海家是葡萄牙人达迦马,随后葡萄牙和法国都在印度海岸线建立一系列军事与贸易据点。后来葡萄牙衰落了,英国后来居上打败法国,但英国允许葡、法两国在印度沿海地区保留一些据点。印度独立后,法国在1947~54年间,陆续向印度移交了自己控制的据点,而葡萄牙不愿意放弃。于是在1961年12月,印度决定采取武力方式驱逐葡萄牙人,收回果阿、达曼等地。

这场战争的胜负结果没有悬念,葡萄牙已经沦落为欧洲三流小国,这些据点里的守军合计也只有4000多人。印度陆海空三军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装备上都拥有压倒性优势。通过果阿战争,印度宣布他彻底驱走了西方殖民者,无论是政府领导人还是一般民众,民族虚荣感、自豪感再次膨胀。


总体而言,在1950~1960年代的这二十年里,印度在亚洲和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力和印度政府领导人的国际形象,都明显高于新中国。印度领导人还有长期在西方留学的经历,能说比较流利的英语。再加上印度的国际环境比较宽松,国家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就有更多的表现机会,能经常到西方国家(包括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访问,因此西方社会对印度领导人更熟悉,亲切感更强烈,印度与西方国家在文化和经贸方面的交流也就相对顺畅。

而同处在这时间的中国大陆,则还被西方看作不友善、集权的红色铁幕国家,尽管西方社会对对中国也有浓厚兴趣,但误解多于了解。一直到1971年新中国政府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美国关系改善之后,中国的国际舞台才开阔起来,国际环境才开始扭转,逐渐重新获得本该拥有的世界声誉。

中国国境南边两个以夜郎自大为特征的邻国,一个是越南,当年号称自己军事实力“世界第三”,后来成为别人的笑柄;还有一个就是印度,更是自命不凡,直接单方面认定自己是“一哥”。





4、

1962年10月,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发生了一场交火规模有限的武装冲突,“一哥”被打回原型,外光里糟的悖弱本相彻底暴露在外。

中印边境冲突,改变了外界对中、印真实实力的印象,也让尼赫鲁在国际社会上苦心经营的“领袖”形象受到了极大贬损。印度国内这些政客不得不接受这一实情。


用斜体字插入一点扩展话题。中印边境冲突结束两年后,印度拍摄了一部反应此事件的电影《Haqeeqat(严峻的考验)》。既然是印度拍的,肯定是反应人家的意识形态立场咯,此片的创作思想就和我国早年的革命题材电影一样,正、反角色都呈现特别明显的脸谱化——浓眉大眼的就是英勇的印度军人,歪瓜裂枣的自然是中国侵略军,表演风格特别夸张做作。

这是中国鬼子军官


一脸浩然正气的印度美女俘虏

印度女俘虏严守秘密,中国鬼子对女俘虏动刑了!

片中扮演中国侵略军的演员都是越南人,是印度从当时的南越共和国找来的演员,所以片中说的是越南话,不是中文。

关于这部印度神剧的简介就到此为止,优酷上有片子,谁有兴趣自己去看,网址:Haqeeqat 1964


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结束之后,印度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力,修正在国际事务上的政策路线。总体而言,就是在敌视中国、敌视巴基斯坦的同时,他逐渐采取了亲近苏联,疏远美国的态度,使自己在1966~1991年期间,成为苏联为主导的华约集团的“亲密外围”,尽管在这一时期,他和美国依然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与经贸往来,但因为印度与苏联的这种关系,美国对印度,就只能采取有明显忌惮与警惕的态度了。

这一时期,也就成为美国“印度威胁论”的主要促成期。


那么,印度为什么会在60年代选择亲苏路线呢?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更为繁复。从印度自身上来看,和这个国家始终强调“独立自主、民族自尊”的一贯态度有关。从外部国际形式上看,进入60年代后,美苏冷战对抗程度加剧,南亚地区的国际局势也是日趋紧张和复杂化,已经牵扯到印、巴、美、苏、中五个国家之间的互相作用,每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盘算,头绪纷杂。

我尝试着依照由简到繁的顺序,以每两个国家为一组,一对一对的讲述:

A、美国,印度——

苏联在50年代中期开始对印度展开的慷慨援助,以及60年代初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高潮的出现,让美国意识到,必须加强对外经济援助的力度,才能有效的和苏联争夺“中立国家”。

因此,美国很希望从1961年后的印度“三五”计划开始,通过加大对印援助,强化印度对美国的好感,遏制苏联已经在印度获得的影响力。

美国国内的一些亲印派人士,也确实制定了数额更为庞大的对印援助计划预案。美国虽然是大国、富国,但进入60年代,面对急剧膨胀的对外援助数额,也感到力不从心。幸好到了这时候,西欧国家不仅从二战创伤中回复元气,而且国力还逐渐超过战前。美国就把他在北约组织里的同盟国都拉过来,组成“援印俱乐部”。到60年代初,“援印俱乐部”已经有了十个成员国,众人拾柴火焰高,通过世界发展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一起支援印度。

但是,美国掏钱的增速,赶不上印度要钱的增速。1962年,“援印俱乐部”表示,可以向印度提供总计10.7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其中美国承担4亿美元。印度方面狮子大开口,仅仅一个博卡鲁钢铁厂项目(印度要求达到年产量400万吨规模),就要求美方提供9亿美元,且建设期超过十年。

经过反复激烈的争论后,美国舍弃了某些不现实的想法,改为采取充满商人精明色彩的务实算账态度:在美国的全球战略格局里,欧洲、亚太、中东,都比南亚重要。我援助欧洲能掏3万元,援助印度只掏400元,这可不是我厚此薄彼,而是从我的立场看来,欧洲就值3万,而你印度只值400。我和北极熊都在争取你,如果花100就实现目的,那我赚了;如果我花400实现目的,也刚好控制在承受范围内;超过400,就不合算了。现在我咬着牙,又让我的盟友一起凑份子,已经给你开到1000,仁至义尽了。可是北极熊把你胃口喂大了,你张嘴就管我要1万,门都没有啊!我可不当冤大头。

另外,印度这个国家经过建国初期大搞经济建设,国力虽然有明显提升,但基础依然薄弱,而且还有一些难以克服的软肋,比如依然脆弱的农业与迅猛增长的人口矛盾,与巴基斯坦火药味越来越浓的对抗、与中国的边境冲突等等。印度的这些软肋遮挡不住,包括美国在内的外人都看的挺清楚,平时小疼略痒的,不太在意,靠临时吃点药能扛就扛过去;但一旦国内外发生动荡,这些软肋就会恶化成重大危机,美国就可以趁机要挟印度。我是不是苍蝇没关系,关键在于你这枚蛋上到处都是缝。

于是在60年代,美国对印度采取了明智的冷处理态度:虽然我很不愿意看到你和苏联秀恩爱,但您这谱忒大,我伺候不起了。我也不会和你彻底翻脸,友好的姿态永远对着你,只是不管苏联对你的援助又增加多少,我对你的援助就这个数,愿意要,您拿走;您要嫌少啊,不好意思,我也没辙。

B、美国,巴基斯坦——

在美国看来,相比印度,巴基斯坦就显得颇为低调,乖顺。

巴基斯坦从一建国,就有明显的弱者心态,把自己定位为小国,与印度以“一哥”自居的自豪心态完全相反。印度强调自己是“独立自主”,巴基斯坦是“独立而不自主”。尽管这个国家也加入了不结盟运动,但实际上,他非常迫切的需要寻找靠山。

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南亚次大陆与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之间的过渡地域,也是从印度洋北上进入中亚腹地,或者从北方南下到达印度洋沿岸的必经之地,如同十字路口。当年英军入侵阿富汗,还是现在美国在阿富汗打击塔利班,或者假设俄国势力南下,都要经过巴基斯坦。

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时,除了和印度不睦,和北方邻国阿富汗也存在激烈的领土归属争端,双方都宣称对普什图尼斯坦拥有主权(约49万平方公里)。巴阿关系也是相当紧张,巴基斯坦加入联合国时,唯一一个在联大投反对票的国家就是阿富汗。1950年和53年,阿富汗军队与部落武装,在边境争议地区与巴基斯坦军队发生交火,造成两次普什图尼斯坦危机,此时阿富汗的军事强人是有“红色亲王”称号的亲苏派铁腕人物达乌德。苏联就站在了偏袒、支持阿富汗的立场上。

卧榻之侧,环伺着两个充满敌意的邻国和不怀好意的苏联,巴基斯坦如坐针毡,没有其他选择余地,只能赶紧向美国求援,在1950年代初就确定了全面靠近美国的一边倒路线。巴基斯坦表现出来的低调,对争取美国支持的迫切需求,就使美、巴关系发展,比起美、印关系要更为顺畅。除了印巴关系外,基本就没有负面影响因素了。

对于美国而言,巴基斯坦还是在南亚地区打造“对苏战略包围圈”上的重要一环。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同盟合作就更为密切深入。1953年11月和次年5月,巴基斯坦总督古拉姆·默罕默特(Ghulam Mohammed,当时巴国还叫自治领,名义上属于英国,领导人职位叫总督)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了《美巴双边防务协定》和《美巴共同防卫协定》。美国随即开始大规模武装巴基斯坦军队,出手还很大方,拿出来的都是诸如F-86战斗机、AIM-9响尾蛇导弹、M-48坦克等当时的先进武器,让巴基斯坦在短时间内就迅速拥有超过30万人的现代化陆军(其中10个精锐的全美械师)。

美国为了实现对苏联腹地的间谍侦查活动,在50年代末还直接向巴基斯坦派驻军事力量。巴方特别配合,为美国大开方便之门。1960年5月1日,在莫斯科以东2000公里外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架U-2高空侦察机被苏联国土防空部队的SA-2导弹击落,飞行员被俘,造成轰动一时的“U-2入侵苏联领空事件”。这架飞机就是当天零时从巴基斯坦白沙瓦空军基地起飞的。

考虑到印度方面的反应,美国刻意淡化对巴军援的性质,宣称武器的数量有限,不足以改变印、巴两军的原有实力对比。但实际上,美国在1954~1961年期间的若干对巴军援、军售,明显提高了巴基斯坦军队的战斗力,已经让印、巴两军之间出现装备技术差距。在几年后爆发的第二次印巴战争中,装备精锐美式武器的巴军,在空战和陆战上,都取得对印军的优势。

美国对巴基斯坦军援,实际已反应出,他逐渐采取亲巴、疏印的态度,只不过不便于公开表态。美国原本是打算把印巴两国同时争取到自己这一方的,还幻想能调解二者的矛盾。但经过50年代中前期的接触后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的罅隙实在无法填补,根本不能化解,而印度又太有个性,太看重“独立自主”,不愿意和美国再拉近距离,甚至明确以冷淡态度相对的;相比之下,巴基斯坦对美国表现的特别殷切和顺服。

在意识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美国自然是哪个对他表现的更积极有诚意,他就偏向哪家。美国回绝印度狮子大开口的经济援助要求,也是基于如此考虑——我在南亚有两个争取对象,印度不过是之一,印度不愿意和我展开更深入的合作,没关系,我可以退而求其次,还有巴基斯坦这个备胎呢。最迟到50年代后期,美国对印、巴两国地位价值的判定,已经出现了差距,印度依然是“(可以争取的)中立国家”,巴基斯坦上升为“盟国”。

巴基斯坦在50年代初选择了紧跟美国,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是该国变数最小的一个长期外交路线。

1954年,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的F-86F战斗机;1957年,印军装备的英制“猎人”战斗机——

C、中国,巴基斯坦——

如今,中巴常年保持稳定友好关系,中国人亲切地称呼巴基斯坦“小巴”、“巴铁”、“巴基斯坦铁哥们儿”。双方形成如此良好关系,是从60年代开始的。在50年代,如果让笔者找几个词语形容下当时的中巴关系,笔者想了想,只能说“凑合、马马虎虎、时好时坏”。直到1959年,巴基斯坦还在联合国上批评指责新中国平定西藏叛乱事件;同年夏天,又因为巴基斯坦官员公然接待来访的台湾“中华民国(朝觐)代表团”,新中国政府还对巴方提出强烈抗议呢。

补充扩展内容:新中国长期没能与沙特建交(1990年7月两国才正式建交),而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国家,得到沙特阿拉伯的特许,可以在当地代办前往沙特的签证。1959年3月发生西藏叛乱,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异常兴奋,认为从中看到了通过挑拨民族宗教关系,与大陆对抗的“希望”。这年7月是伊斯兰教历十二月,台湾当局借组织赴麦加朝觐代表团的机会,途径巴基斯坦,在当地大肆活动,制造声势,妄图与大陆穆斯林朝觐信众展开“交流对话”。

也是在这一年,随着中印边境摩擦加剧,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中巴两国找到了共同语言,迅速接近。在对华态度上,巴基斯坦采取了与印度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你和中国搞边境冲突摩擦,那我就和中国展开解决边境争议的友好谈判。1960~1962年期间,中巴两国不断对外释放边境地区谈判取得成果的信号。

1962年12月,双方又对外释放出信号,宣称两国已经取得圆满成果,达成共识。次年3月,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里·布托在北京签署《中巴边界协议》。这个时候可是中印冲突刚结束不久,专挑这个节骨眼上对外放话,这话是对谁说的,也就很明晰了。从此之后,中巴关系尽管还有小幅度的波折,但总体上是越来越近,越来越铁,一直保持至今。

和中国结盟,使巴基斯坦找到了第二个即可靠还强大的盟友。美巴结盟,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苏联,属于优先满足美国的利益需求;而在对印度问题上,美国为了维护地区平衡,经常采取和稀泥的态度,不能让巴方满意。中巴结盟,主要就是针对印度的,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需求。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中国政府在当天23时对外界宣布这一消息,巴基斯坦极度兴奋,主流媒体立即发布社论和通电,在对中国表示支持和祝贺的同时,肯定忘不了借机埋汰一把老冤家:“……(中国)这一成就的意义,足以使那些对中国抱有深仇大恨的国家伤脑筋。”——巴基斯坦《明星晚报》1964年10月17日社论。

巴基斯坦还有他自己的一副小算盘:有了美、中两个核大国作为盟友之后,他也可以和印度搞“等距离外交”,同时向美、苏要援助的手法类似,在美、中之间两面卖好,体会体会当唐铁嘴的快感了。在之后几十年里,巴基斯坦的这点小心机岂止是实现了,简直是超额实现了。美中两国都向他提供长期的、数额可观的经济与军事援助,一直保持至今。

阿里·布托,60~70年代巴基斯坦亲华派代表人物——


巴基斯坦空军的现役美制F-16战斗机——

D、印度、中国——

从印度的立场上看,1962年冲突之后,他的国际环境严重恶化了,印度的60年代是“糟糕的十年”。过去他可以采取游走在美、苏两霸之间的平衡外交政策,可以相对从容地对付巴基斯坦。但1962年之后,他不得不面对两个敌对邻国。特别是到了1964年和1967年,其中一个敌国还成了有核国家;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期间,这个有核国家更是不断就战事表态。印度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从此之后,印度就逐渐把中国提升为和美苏同等地位的核大国,原来的“美—印—苏”线式对称的等距离关系结束,变成了印度在中心,美苏中各居一点的三角型关系。

E、印度、苏联——

外部形式复杂化,印度在国际社会上深感身不由己,口头上还可以接着喊“不结盟”,现实中要是没有盟友就太无助了。一个好汉三个帮,有事没事,还得找朋友帮忙。印度在美、苏两个选择之间,自然是哪个对他的态度更客气、出手更慷慨、更能尊重他的独立自主,他就要尽量靠近谁。

故此,从60年代开始,印度与苏联越走越近。为了对抗中国,印度也在国防建设方面搞五年计划,尼赫鲁去世前不久,印度开始实施“扩军五年计划”。1964~1968年,是印度的“扩军一五”时期,主要是以中、巴为战略假想敌,依靠苏联提供的大规模军援,印度陆海空三军换装苏制先进常规武器。1964年,两国签署《武器贸易协定》,苏联向印度派遣军事顾问团;1968年,又达成“军舰换港口”协定,苏联无偿向印度转让海军舰艇,换取苏联对印度几个军港的租借使用权,因担心此举会大大刺激美国,因此为秘密协定。

在此期间,发生了中国核试验成功与第二次印巴战争,印度就此做出重大修正,在接下来的“扩军二五”计划中,开始重点发展核武器,不仅积极配合苏联对中国的遏制策略,同时摆出越来越高的反美调门,与苏联配合形成呼应。在苏联的鼎力帮助下,“扩军二五”期间,印度实现了成功仿制米格-21战斗机(实为组装),取得了航空工业现代化等显著成就。印度空军在这以之一时期的技术装备已经超过了中国(中国虽然也有米格-21的国产化型号歼-7战斗机,因种种原因,质量不可靠,长期无法形成战斗力)。经过长期进口和本地组装苏制武器,印度陆海空三军在70年代已经实现了70%武器装备的苏系化规模。

F、中国、美苏——

整个60年代,对于中国而言,也是糟糕的十年。国内发生的诸如文革等历史事件,笔者就不多说了,只讲述国际方面。中国在50年代已经和美国处于敌对状态,到了50年代末和60年前期,随着1958年炮击金门、1964年东京湾事件等事件发生,中美对抗更加激烈了。偏偏到这时,中苏关系破裂。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发生时,苏联高调支持印度,成了加剧中苏关系恶化的诸多因素之一。中国不得不面对即要反对美国,又要和苏联吵架的”两线作战“中。

换一个角度再看,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国际形象定位发生了变化——以前,外界都认为中国是苏联和华约的盟友,以及美国的敌人;现在中苏关系破裂,双方越走越远。中国也成了印度那样的“中立国家”了,只不过,这个“中立国家”的处境很尴尬,和美、苏的关系都不好。

不过,天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任何变化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以后会发生什么,那是观察家的预测和政治家的所谓”高瞻远瞩“,没啥实际意义。还是先脚踏实地的面对眼前的现实问题吧。

在国内局势一团糟,外部又和美、苏都闹翻的情况下,作为“中立国家”的中国,不得不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在60年代寻求外交突破,以改善严峻的环境。说的再通俗点,就是中国也得靠展开对外援助的方式,去争取广大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的支持了。

北朝鲜的金日成同志,越南的胡志明同志、长征同志,柬埔寨的嘻哈努克亲王、晃着脑袋的宾努亲王,明灯国的霍查同志……每当这些60~70年代“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又来访问时,一些老百姓私下就感叹“唉,又来要钱来了。”

我们自己还勒紧裤腰带吃糠咽菜呢,却要慷慨的支援别人。对此,中国社会对这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定现象,都是颇有意见的。但略微了解到当时的国际情况就会发现,在那个时期,不止是中国,美、苏两大国也照样比着当散财童子,拿出更多的物质援助撒到世界各地,去争取援助受惠国的支持;美苏两国的国民,对于越来越沉重的对外援助,照样是抱怨重重,反对声势日渐高涨。但你不掏钱去争取,别人就会去,政府领导层权衡再三,还是的咬牙坚持,实在是没办法。

1961年11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在一份国情咨文里,就以激烈的措辞表示:“……我们的援助投资是否产生了让人满意的回报?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掏空了纳税人的口袋,延迟了我们国内某些重大社会需求,去向他国提供援助?”——《美国外交关系(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1961~1963》Vol.6,Document125.

那些非洲的国王啊、南美的将军啊、中东的强人啊,隔三差五地飞到纽约伦敦,一身珠光宝气,一脸指气熙使,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美英的老百姓看见了照样别扭,美国的媒体照样会刊发毫不客气的质问:我们国家的对外援助,到底用在该用的地方了,还是都流到这些人和他们老婆孩子的银行户头里去了?!

类似的,在那个时代,台湾国民党当局肯定也有类似举动。譬如1964年,台湾“外交部”取《论语》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意,在台北创设对外军校“远朋班”,从亚非拉友好国家招收学员。2011年在国内动乱中丧命的利比亚独裁“强人”卡扎菲就曾在这所学校受训。


伟大领袖在提及60~70年代中国外交与外援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以现实的眼光,去审视这些朋友,基本可以分成两大三——

其一是凑热闹的酒肉朋友、忘恩负义的狐朋狗友,今天我给你点好处,你就对我笑脸相迎;明天我不给你好处或少给你好处,你立即变脸;后天我的仇家给你点好处,你干脆就跑过去了。这样的朋友是最多的;

其二则是不限于眼下利益的可靠朋友,即不是那种纯粹建立在经济援助、物质利益交易基础上的朋友,而是在更深刻的国际关系上可以长期合作、互相帮衬的朋友,比如巴基斯坦;

其三,朋友不一定非得永远友好,俗话说的好,不打不相识吗,美国这种和咱们打了几十年的,照样是老朋友,照样有大转折的哪一天。

即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随着1965年的第二次印巴战争等事件的发生,“大转折”终于出现了。转折力度之大,超过了所有观察家的预计,也让所有人都看傻了眼……

G、美国、苏联——“我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你不高兴的样子。”

出于对抗苏联的目的,美国一直努力安抚印、巴这对冤家,明确反对二者的冲突对抗升级,担心苏联借机插手南亚事务。随着1964年“东京湾事件”的发生,越南战争扩大化,山姆大叔陷入了东南亚丛林的潮湿泥沼当中,一时半会儿难以自拔。怕什么还就来什么,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中,美国同时对印、巴双方实施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也同时遭到了双方的反对。而英国和苏联却以“调停者”的身份,促成双方停火,为结束这场战事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居然被边缘化,苏联后来居上,当了一回主角。

1966~67年发生的另几起军售事件,让美国人对印度越加悲观。

鉴于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印度谋求成为有核国家的想法更急迫。当印度试探性同美国提出把自己的想法,遭到了美方的拒绝;而苏联得到印度相同的试探信号后,虽然照样有所保留,却以尽可能积极、慷慨的态度,向印度提供了相关资源。

印度原本有一支全英式装备的海军,通过购买英国的二战军舰,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他的海军实力堪称亚洲第一,拥有对巴基斯坦海军的绝对优势。但是,印度在50年代就有航母、巡洋舰这类大型水面舰艇,却没有潜艇。1965~66年前后,巴基斯坦通过葡萄牙,获得了法国刚制造的新型常规潜艇,在这方面取得对印度海军的装备优势。印度方面获悉后,也立即启动本国的潜艇采购计划。

二战后,美国重点发展核潜艇,本国海军不装备常规潜艇,印度就对英国提出想法,希望购得英国60年代初制造的“奥伯龙”级潜艇。然而,美国担心此举会再次引发印巴军备竞赛,通过向英国施压,迫使后者拒绝了印度的请求。

印度转而求助于苏联,再次得到积极回应。苏联于1967年达成向印度出口8艘641型常规潜艇的协议(西方称之为“狐步Foxtrot”,F级潜艇)。因为印度对得到这批潜艇的意愿很急迫,已经等不及在造船厂的建造周期了,苏联干脆直接从本国海军太平洋舰队、黑海舰队抽调出4艘现役同级潜艇,满足了印方需求。

从印度海军退役后用作展览用途的F级潜艇——


以上两个事例,还只是当时美、苏针对印度做出的诸多反应中的一小部分。对于美、苏做出的反应,印度人早已是心有所感,冷暖立判。美国不得不承认,因为苏联的积极动作,他对印、巴原本坚持的策略已经完全失控了。

对苏联而言呢,争取“中立国家”印度,是他的一个漫长、宏大的计划,可以分为“争取、巩固、提高”三个阶段。到60年代中期,即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充分相信,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争取”阶段已经实现了,苏联在争取印度方面,取得了击败美国的全面成功。

“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句带有十足黑色幽默感的话,堪称是美、苏两霸冷战时代对印度策略的精髓。

当然,为了维持对印度的优势,保证让美国一直不高兴下去,苏联在冷战后期也付出经济上的沉重代价。我们都听说过很多关于北极熊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的历史事迹,但是在冷战的某些特定地区和特定时期,却有少数国家——比如印度和越南,让北极熊心甘情愿的割肉相赠,长期的、充分的从熊窝里得到了巨额实惠。

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就在苏联自己都陷入经济困难的窘境,就如许多历史纪录片中所见,本国国民被迫排着大队购买短缺的肉制品、面包等生活必需品时,这头行将分尸的大熊,还在给他在南亚次大陆的那位大象朋友奉上美食。

1980年代,因为错误的经济改革路线,印度和苏联都出现国内经济局面困境,卢布和卢比持续贬值。然而就在1986年年初,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当选为苏共总书记,同年11月,戈氏访问印度,是他当选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外交出访,凸显密切火热的苏印关系。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的北极熊,依然依然打肿脸充胖子,向印度提供了4亿卢布的信用贷款和480亿卢比的政府贷款(约折合40亿美元)……





5、

在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之前,美、印之间已经开始出现裂痕,在1961~1967年,发生在两国之间的若干起争议,使双方矛盾逐渐激化,裂痕越撕越大,最终导致“印度威胁论”在美国形成,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也是促成这个结果的作用因素之一。

A、首先发生的是1961年的“F-104事件”。

F-104是美国在50年代中后期研制的超音速战斗机,当时航空设计思路是追求更高、更快,F-104可以突破两倍音速,是最尖端的高科技武器。

1960年前后,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Mohammad Ayub Khan)也对美国耍了一点与印度类似的小手腕,他对外放出消息,声称苏联主动找到巴基斯坦展开接触,两国有可能达成一些经贸合作和外交互信的协议,以此要挟美国提供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更不愿意失去巴基斯坦这个盟友,最后同意在1961年向巴方提供10架F-104A战斗机。为了不刺激印度,美方对这个军售高度保密,飞机的装卸运输都是专门挑夜晚完成。

万万没想到,这事还是走漏了风声。印度获悉自己被美国蒙蔽,立即采取了带有报复性色彩的行动:与苏联就购买米格-21战斗机展开谈判。尽管美国也尽力挽回,想方设法阻挠印、苏之间的交易,但是到1963年,双方还是达成协议。1964年9月,以国防部长查万为首的印度军事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同苏方签署协议:苏联向印度提供45架米格-21,并在印度建设米格-21组装厂,承诺对印提供部分技术转让,同时还向印度提供折合14亿美元的援助款项。

美国就此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

武器装备、尤其是高技术含量的武器,属于特殊商品,不是掏钱就能买到的事,还受敏感的政治关系影响。只有在政治可靠,关系紧密的国家之间,才会有大规模的军售案例发生。

美国对外军援、军售的态度,就是一贯坚持“讲政治”的典型,最精锐的尖端稿科技武器,只提供给关系最可靠的北约组织成员国,亚太地区日、韩,西亚的巴列维伊朗和以色列等盟国,对印度这种“中立国家”就采取怠慢和防范的态度,特别是担心印度会把美国武器转手送给苏联去研究消化,所以只提供三流装备。苏联同样如此。法国则是无原则军火贩子,只要和他不接壤没矛盾的“远邻”,他向来是见钱眼开的。

我们现在戏称印度军队的装备是“万国造”,印度军队在50年代还基本以英制和部分美制武器为主,从60年代开始,逐渐引进苏联、法国的武器和技术,以及西德、以色列、瑞典等其他西方国家的装备。这就标志印度的国家政策,已经在“独立自主”中明显偏向苏联了。直到今天,苏(俄)式武器依然是印度军队的主要装备。

巴基斯坦空军的F-104和印度空军的MIG-21——


B、其次发生的事,是在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中,美印双方彼此的“失望”。

就算已经和印度产生裂痕,但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发生后,美国肯定也支持印度。这时,中国“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刚刚结束,国力损耗严重,美国看到印军薄弱的实力和中国军队的行动后,做出判断,认为中国打算通过对印度发动入侵,转移国内矛盾。因此美国认为战争规模一定会很大,立即决定对印度提供紧急军事援助。因为战事发生在交通运输不便的喜马拉雅山地,又是10~11月,所以美国提供的是轻武器、小口径火炮、迫击炮、防寒衣物、通讯器材和急救医药等在战场上最实用、也是印军最急缺的物资。美国用自己的运输机,把这批军火送到印度手中。

美国这时抱着一种普遍存在的“趁人之危”心态,向印度派去了军事顾问代表团:平时我和你商量点事,你老是和我讨价还价,我提出来的条件,你都不答应或打折扣;现在中国军队把你打的落花流水,国内人心惶惶,这个时候我再和你展开谈判,而且条件比平时还苛刻,如果你还打算从我这里得到力度更大、质量更高的军援,就必须接受我开出来的条件。

美国想的挺好,认为可以借机要挟印度,甚至幻想可以趁机拆散印度与苏联的的军购谈判。然而,美国军事顾问代表团刚到新德里就听到最新消息:中国政府宣布停火,中国军队全线后撤,对印度的军事行动已经达到目的,不会升级为全面战争。

仗不打了,居然就这么结束了。

因为中国军队的单方面停火,美国和印度原来盘算的计划全都落空。美国没机会要挟印度;印度原本也早就列出一份军火清单,要求美国提供12个中队的超音速战斗机、2个中队的喷气式轰炸机和配套的雷达设备,现在美国啥都不给了,几年之后,才答应可以提供C-130运输机,而且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纯买卖,不再赠援,也不提供贷款。


C、接下来,又发生了“粮食用于和平”计划。

这件事的起因,说起来和中国也挺像的。

我们都知道,新中国建国初期,特别是取得“一五”建设的成就之后,我们对接下来的“二五”期待值过高,盲目乐观自信,制订了不切实际的发展计划,搞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要“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就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惨痛教训。

印度在这点上,和中国简直就是一个德性。印度取得“一五”、“二五”的工农业建设成就之后,头脑也开始发热,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从“三五”开始,执行了有明显偏差的错误政策路线,国内经济形式也开始恶化,偏偏又赶上自然灾害。1965~67年,印度也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

早在1964年,印度的粮食形式就不太乐观。1965年,因为印度洋季风异常气候,印度遭受一场罕见的大旱,旱情波及全国大部分省份,一有旱灾,必有蝗灾,造成建国以来最严重的饥荒。虽然印度50年代在农业上取得一些成就,但粮食产量并不稳定,迅速膨胀的人口规模,也严重抵消了粮食增长产生的红利。1964~65年度,印度粮食产量为8800万吨,人口4.76亿;1965年是旱灾第一年,粮食减产1000万吨,人口反而增长1100万;1966年是灾情最严重的一年,粮食产量继续减少到7400万吨,人口继续升高到4.988亿,已经踩到5亿大关的门槛上了。

此时,印度人均粮食产量缩减到只有148公斤,全国半数以上人口营养不良,饿殍遍地,”饿死人“成了常态。要知道,中国即便是在形式最严峻的1960~1961年,人均粮食产量还能达到207公斤呢(新中国历年的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的数据和图表)。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1965年的2~3月间和8月,印、巴两国又在印度河入海口的库奇兰恩和克什米尔争议地区发生武装冲突,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

好在,印度还可以向农产品过剩的美国求援。美国可逮到机会了,虽然同意向印度提供粮食援助,却附带各种条件,要求印度对国内官僚机构、政治体制、经济策略、减少政府开支与裁军等方面做出改革。特别是印巴冲突,明显影响到美国在这一地区对抗苏联的诉求,因此美国更是把粮食援助作为和印度讨价还价的工具。再加之美、印两国已经有了之前一系列积怨,美方态度越发不客气了。

对此没有太多回旋余地的印度,拿人手短,吃人嘴短,为了急需的美援粮食,不得不对美国忍气吞声。在印度看来,在自己遭到如此天灾人祸之时,美国的某些言行,分明就是往印度的伤口上撒咖喱粉,印度一向看重的、也一向敏感的民族自尊心态,受到了极大挫伤(第二次印巴战争仅仅几个月内就“调解”方式结束,此时印度国内严重的社会危机与自然灾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没有实力再打下去了)。

都是三年自然灾害,中国找个“苏修逼债”的理由,印度呢,也喊着“美国找茬”的委屈。当笔者从资料里看到这段时,实在是哭笑不得——别看印度和中国之间有这么多恩怨,其实两国国情有太多的相通之处。就连两国的现代史都如此近似。





6、“祝胡志明主席生日快乐!”

笔者上文讲述的这些事例,同样也是这一时期美印矛盾中的一部分而已。

从1947年独立算起来,到了60年代中期,印度建国历史已经快有20年了。如果我们把他想象成一个孩子,他成长到这个年龄段,正是逆反情绪最浓重的青春期,早就嫌弃起自己的亲爹亲妈了,也早就敢和大人顶嘴,干出很多很出格的事了。

换做国家也是一样的。美、印两国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明显。量变逐渐积累,终将转变为质变。1966~1967年,是美印关系史上不同寻常的年份,促成质变来临的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印度首位女总理,在世界现代史上享有显赫声誉的政治家——英迪拉·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


虽然以“甘地”为姓,但英迪拉·甘地(下文简称英·甘地)与被视为印度国父的“圣雄”甘地没有血缘关系,她是尼赫鲁的女儿,结婚后随其夫婿、信奉拜火教的帕西族人费罗兹·甘地的姓氏。

古往今来,各国政坛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性世界,而能在这个高度阳盛阴衰的舞台上,以卓尔不群的姿态脱颖而出的女性,大都具备特立独行的个性。这些“政坛女汉子”具有比男人更为雷厉风行的作风,更加坚韧苛酷的手腕。从中国古代的唯一女皇武则天、到近现代的英国首先撒切尔、印度的英·甘地,无不如此。

1966年1月,经苏联出面调解,印巴两国签署《塔什干宣言》,第二次印巴战争结束。前往塔什干签署协议的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在几个小时后就突然暴亡于当地。英·甘地在随后的国内大选中获得,出任印度政府第三任总理。

英·甘地上任不久,在对外内事务的处置方面,就表现出一副见棱见角的鲜明立场。此时,正是印度国内遭受严重灾情的困难时期。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印度的内外国策多有干预,在诸如政府财政收支、经济发展政策、金融管制、裁军与限制军备竞赛等方面,不断向印度政府提出各种“改革建议”,并客气却明确的表示,如果英·甘地政府不能对此做出让人满意的回应,就无法及时得到由美国发挥影响力的世界银行提供的贷款。

内外交困中的英·甘地,不得不暂时向西方做出部分妥协。1966年5月,英·甘地访美,同意接受美国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意见”,美方也随即启动了一项350万顿粮食的援助计划,帮助这个国家渡过正在恶化的国内饥荒。同年6月初,印度政府又宣布卢比贬值36.5%,以达到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度金融改革的“建议”,美国在九天后做出回应,宣布停止在印巴战争期间实施的对印经济制裁,恢复对印经济援助;同时,世界银行行长乔治·戴维·伍兹也表示同意向印度提供贷款。

就在外界还在猜测英·甘地政府的这些举动,是向美国表示让步和屈服时,刚过去一个月,英·甘地就向美国发起了反击。同年7月,她出访苏联。正值美国总统约翰逊批准实施轰炸越南北方的“轰雷行动”,又派出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参战,导致越战升级的时期。因此在英·甘地动身之前,国际舆论就已经散播出消息,称越南问题是这次苏印高层会访中极受关注的一个内容,双方很可能要在“越南战争扩大化”这个当下最惹眼的时政话题上做文章。

事情的发展,不仅证实了外界的猜测,还超出了外界的猜测:印苏两国领导人在会晤后发表《印苏联合公报》,抨击美国此举是“帝国主义行为”,“对一个国家明目张胆的侵犯”,呼吁美国立即停止对北越的轰炸。

《印苏联合公报》辄一公布,全世界一片哗然。

在回顾和研究二十世纪冷战史这一领域,存有一种很普遍的观点,即把1966年7月的《印苏联合公报》与1972年2月的《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相提并论,都标致着彼时的印苏关系与中美关系,进入到了新时期与新阶段。在这类观点里,还存在一个很有说服性的论调,即鉴于中、美两国此前的长期对抗姿态和印、苏两国此前就已形成的良好关系,《中美联合公报》透露出的感情色彩,更像是双方的“初步谅解”;而《印苏联合公报》则更像是双方加强联系的“再接再厉”,后者的实际成效还要超过前者。

作为签署《印苏联合公报》当事一方的英·甘地,这位刚刚履职几个月的印度新任总理,就凭借鲜明的反美论调,从此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治领袖。

美国自然对此反应激烈,立即以极其罕见的严厉措辞,向印度提出最强烈抗议。对于已经领教过相似外交话语的印度政府而言,美国的这次抗议显得有气无力了。英·甘地随后向美国方面解释,印度此举是基于本国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不结盟路线,并婉转表示,印度国内带有明显反美情绪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然日趋高涨。这其实就是在向对方暗示:我们之所以选择越来越偏向苏联的态度,就是出于对美国的反感,我们也不愿意看到如今这个让人深感遗憾的现状,但这一切不是我们造成的,而是美国一手造成的。

1966~67年,那是印度三年困难时期饥荒最严重的年份。美国肯定还要再次祭出粮食援助这个传统招数,但英·甘地这次保持了强硬态度,不仅没有在政治外交路线方面对美国做出妥协让步,反而采取了带有浓厚个人色彩的主动出击姿态。

1967年5月初,美国再次向印度提出“建议”:鉴于与邻国(指巴基斯坦)的敌对关系,印度近年来快速增长的国防预算不仅无益于改善本国恶化的经济形式,还会加剧这一地区的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紧张局势,美国政府希望在5月25日之前得到印度方面的回应,相信这会有助于约翰逊总统批准一项150万吨粮食的对印援助行动。

都没有等到25日,就在5月18、19日两天内,美国得到了印度的回应——笔者在这里忍不住想卖一个关子:5月19日,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通常是一个很吉利的日子;那么,有谁还能记起在中国现代史上、尤其新中国与“美帝国主义”针锋相对的斗争史上曾具备的特殊意义呢?

1967年5月18、19日两天,印度政府和英·甘地个人,分别做出了回应。

A、印度政府通告美方:我们赞同贵国的建议,但我们不打算采纳贵国的建议。

B、英·甘地夫人给一位已过古稀之年的老者发去了一封贺电:“……我很高兴地看到幸运的越南人民能有您这样的英明领袖……祝胡志明主席生日快乐!”


1967年5月19日,这是美印关系史上具有特殊涵义的日期。美国人被彻底激怒了,他们的愤懑和绝望,在这一天达到空前绝后的极值。


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领导人胡志明,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具有非同寻常的深厚感情,越南又是中国的邻国。因此,胡志明也是到中国访问最频繁国际友人。胡志明出生于1890年5月19日,1960年他年过七旬后,每年快到此时,越南各党政机关同志都表示要来给他祝寿。胡志明明确表示不搞个人崇拜、反对特殊化待遇,所以在60年代,每年快到生日前夕,他就到中国来“避寿”。中国方面自然是颇为善解人意,表面上绝不提“祝寿、过生日”等词汇,但却安排热情、隆重的高标准接待待遇,让胡志明在中国得到一个有实无名的生日,成了来华过生日最多的国际友人。以下六张图中的前五图,分别是1960、1961、1962、1964和1965年,中国方面为“胡志明伯伯”祝寿的照片。第六张是美国越战题材电影《全金属外壳》中的截图。

美国给越共起的别称是“查理”,对胡志明的态度非常明确。印度总理英·甘地夫人在1967给胡的生日贺电,普遍被认为是对美国的一记强力反击。美国方面对此表现出的惊愕与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



类似英·甘地这样个性鲜明的政治家,还经常会被外界拿出来,与其他政治家放在一起做对比。因此她常常被人称作“印度铁娘子”,这其实对她来说是有些委屈了,也反应了西方世界对印度的一直存在的轻慢心理——英国首位女性首相撒切尔是在1979年大选获胜后上任履职,方才有机会在首相职位上展示她的铁腕施政;而英·甘地早在1966年就已经让美国人感到不舒服了。

必须要说明的是,英·甘地尽管有如此让人刮目的大胆,但她可不是那种单凭“演技”和擅长“变脸”著称的政客。世界现代史上,不乏有一群以出格言行,大胆举动著称于世的强人,如萨达姆、卡扎菲之流,一向能做出让人匪夷所思的事迹。这些人的我行我素,可不是基于博闻与魄力,而是无知与狂妄,最终也证明就是政治小丑。

而英·甘地则与这些国际政治小丑有本质的不同,她具备一个成熟政治家应有的素养、张弛游刃的驭术和充盈的个人魅力。让她的政敌都产生敬畏之意,坦诚这是一个即棘手、也值得尊敬的对手。


有鉴于印度严重的粮食问题和美国频繁采取的“粮食援助”式外交讹诈,英·甘地政府深感这一关乎生存命脉的国家安全隐患,从60年代末开始,对本国农业实施了第二次更为彻底的改革,加快有条件的“土改”,同时持续展开带有产业升级性质的“绿色革命(针对传统农作物)、白色革命(针对牛奶)、蓝色革命(针对海洋和淡水渔业)”。在保持与苏联长期友好密切关系与军事合作的同时,在英·甘地政府执政时期,在诸如工业、金融与服务业方面同样有丰硕成果。

这一时期,因为冷战对抗格局已经形成,旧有矛盾无法化解,中印一直处在历史低谷期,虽然中方不便于公开表态,但英·甘地坚持的反美路线,依然让中方从中察觉到许多可加以利用的国际机会。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发生时,美国人是以比较欣喜的态度来因对这个事件,采取了支持巴基斯坦、援助印度和明确反华的态度,可以总结为六个字——“支巴、援印、反华”;然而到了69年代末,在悲观情绪支配下美国人,不得不把相关外交策略修正为“支巴、抑印、反苏”。

已经成为有核国家、按理说应该威胁性更高的中国,从此就不再是美国南亚政策中的主要对手了。这其实就是间接的为不久后,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两国握手言和的这条崎岖通路,扫去了一块绊脚石。

至于英·甘地夫人在1966~1967年的一系列反美言论,自然也引起了美国国内的震动和随之而来的舆论讨伐,“印度威胁论”此时在美国出现,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写到这里,有几句略微遗憾的话,我需要在这里说明:

本文其实没有写完,还有诸如“勋章爱好者”勃列日涅夫的一系列对印举措,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与肢解东巴基斯坦,基辛格访华,英·甘地夫人遇刺,苏联入侵阿富汗;英·甘地之子拉吉夫·甘地出任印度总理,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中印两国“破冰”、改善双边关系;苏联解体与1991年印度金融危机;1998年印、巴两国对抗性核试验造成“南亚核危机”等历史事件。但我的出版商建议,考虑必要的市场因素,不希望把全文都发布到网上。因此我决定本文在网上的连载内容,就到此为之了。

这个文章写到这里,其实已经解释清楚了“印度威胁论”的历史成因,我也把处在高潮酝酿期的那个“历史拐点”都说过了,后面不连载的部分,其实是在这个拐点后,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继续深入施力的过程而已。


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上一次印度总理来华访问,还是三十四年前的1954年,他的外祖父尼赫鲁。拉吉夫·甘地与邓设计师的握手,是中印全面恢复关系的重大标志——



对于印度和印度人,我们这个邻国,其实如今中国人、尤其是网民的态度,是调侃多于了解,三哥长啊三哥短的,更关注在“喝茶就使瓢,火车卖挂票,阅兵练杂技,恒河水上漂”之类的网络段子。我希望我这篇拙文能有助于帮助各位读者,对这个邻国有建立起一个还算清楚的认识轮廓。

这个国家的现代史,和中国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个国家时至今日,也和中国有大致相似的地位。

“独立自主”,这四个在拙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也是印度现在依然在坚持的国策。他照样受到西方世界通过有色眼镜打量过来的眼神,照样以他独特的个性反驳西方世界对他的指手划脚。


他是一个和中国一样,敢于向西方世界说“不”的国家。这也就是说,就算印度和中国有矛盾,也很难被其他反华势力所利用,印度也从来不屑于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组成的“中国威胁论”大合唱团中的一员。因为这头我行我素的大象,会用倔强、古怪的口气告诉他们:“就算我和北方那只熊猫闹别扭,我也只会用我习惯的方式去对付他,而不是让你们教我去怎么对付他。”

既然如此,就应了一句老生常谈、官腔味十足的外交措辞:中印两国,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只要能求同存异,我们就能顺畅达成更广泛战略合作。

这是一个开挂的民族,一个骄傲的邻邦。


最后,我用我仅会的几句印度话,给大家献唱一首歌,最为本文的结尾——

多冷啊

我在东北玩泥巴

虽然东北不大

我在大连没有家

多冷的隆冬

多冷的隆冬

多冷的隆冬

哒哒哒……


我在知乎上篇幅最长、耗时最久的一个答案,写完了。

————2016年10月22日 于京东肉饼慎思轩


user avatar   fatfox10 网友的相关建议: 
      

怎么筛选出最有潜在威胁的敌人?

当然是看简历。

都是面对现代化冲击。

巴西变成共和国已经一百二十多年了,一百二十多年来,巴西做成了什么事?

啥都没做成。

那再给巴西一百二十年,它又能做成什么事?

印度独立已经快70年了,70年来,印度做成了什么事?

啥都没做成。

那再给印度70年,它又能做成什么事?

昨天是918八十五周年纪念。

85年前,中国几乎要亡国灭种,

85年后,中国基本已经搭起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架子。

再给中国85年?

是你你怕不怕?

都是穷,

巴西人乐呵呵的安于现状,

印度人整天求来生,

中国人没事就抱怨为什么不能和美国一样富。

你们说谁更有战斗力?

少扯什么制度的蛋。

1900年到现在,也就一百年多一点,中国累计换了帝制、总统制、军阀混战制、国民党一党制、亡国奴制、共产党制、改革开放制至少七个制度,平均二十年换一个。

喜欢就买,不行就分,穷就闹革命。

翻脸比翻书还快,就问你服不服。

本质上说,中国的民族性格是发达国家的民族性格,只是转型太沉重,路途比较艰难罢了。

和印度巴西真不是一路人。

这一点,外国人看得比中国人更清楚。


user avatar   zhang-xiao-pi-93 网友的相关建议: 
      

别人基本没有特别地说自己很爱中国,很爱中国文化,但能从他的视频里看出他是真的对中国文化很了解,而且郭杰瑞也没有刻意贬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比如他去印度的视频,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好的或者坏的方面都是印度当地人自己表现出来的,而且他也尽量避免不谈政治话题,至少到现在为止是我最喜欢的外国up(可能是因为郭杰瑞本身就很有钱的原因,他不需要捞金,本身教育也很好,所以不会出现其他up那种开淘宝店出问题或者草粉这种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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