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有「中国威胁论」却不见「印度，巴西威胁论」？ 第1页

印度女俘虏严守秘密，中国鬼子对女俘虏动刑了！

片中扮演中国侵略军的演员都是越南人，是印度从当时的南越共和国找来的演员，所以片中说的是越南话，不是中文。

关于这部印度神剧的简介就到此为止，优酷上有片子，谁有兴趣自己去看，网址：Haqeeqat 1964

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结束之后，印度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力，修正在国际事务上的政策路线。总体而言，就是在敌视中国、敌视巴基斯坦的同时，他逐渐采取了亲近苏联，疏远美国的态度，使自己在1966~1991年期间，成为苏联为主导的华约集团的“亲密外围”，尽管在这一时期，他和美国依然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与经贸往来，但因为印度与苏联的这种关系，美国对印度，就只能采取有明显忌惮与警惕的态度了。

这一时期，也就成为美国“印度威胁论”的主要促成期。

那么，印度为什么会在60年代选择亲苏路线呢？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更为繁复。从印度自身上来看，和这个国家始终强调“独立自主、民族自尊”的一贯态度有关。从外部国际形式上看，进入60年代后，美苏冷战对抗程度加剧，南亚地区的国际局势也是日趋紧张和复杂化，已经牵扯到印、巴、美、苏、中五个国家之间的互相作用，每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盘算，头绪纷杂。

我尝试着依照由简到繁的顺序，以每两个国家为一组，一对一对的讲述：

A、美国，印度——

苏联在50年代中期开始对印度展开的慷慨援助，以及60年代初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高潮的出现，让美国意识到，必须加强对外经济援助的力度，才能有效的和苏联争夺“中立国家”。

因此，美国很希望从1961年后的印度“三五”计划开始，通过加大对印援助，强化印度对美国的好感，遏制苏联已经在印度获得的影响力。

美国国内的一些亲印派人士，也确实制定了数额更为庞大的对印援助计划预案。美国虽然是大国、富国，但进入60年代，面对急剧膨胀的对外援助数额，也感到力不从心。幸好到了这时候，西欧国家不仅从二战创伤中回复元气，而且国力还逐渐超过战前。美国就把他在北约组织里的同盟国都拉过来，组成“援印俱乐部”。到60年代初，“援印俱乐部”已经有了十个成员国，众人拾柴火焰高，通过世界发展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一起支援印度。

但是，美国掏钱的增速，赶不上印度要钱的增速。1962年，“援印俱乐部”表示，可以向印度提供总计10.7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其中美国承担4亿美元。印度方面狮子大开口，仅仅一个博卡鲁钢铁厂项目（印度要求达到年产量400万吨规模），就要求美方提供9亿美元，且建设期超过十年。

经过反复激烈的争论后，美国舍弃了某些不现实的想法，改为采取充满商人精明色彩的务实算账态度：在美国的全球战略格局里，欧洲、亚太、中东，都比南亚重要。我援助欧洲能掏3万元，援助印度只掏400元，这可不是我厚此薄彼，而是从我的立场看来，欧洲就值3万，而你印度只值400。我和北极熊都在争取你，如果花100就实现目的，那我赚了；如果我花400实现目的，也刚好控制在承受范围内；超过400，就不合算了。现在我咬着牙，又让我的盟友一起凑份子，已经给你开到1000，仁至义尽了。可是北极熊把你胃口喂大了，你张嘴就管我要1万，门都没有啊！我可不当冤大头。

另外，印度这个国家经过建国初期大搞经济建设，国力虽然有明显提升，但基础依然薄弱，而且还有一些难以克服的软肋，比如依然脆弱的农业与迅猛增长的人口矛盾，与巴基斯坦火药味越来越浓的对抗、与中国的边境冲突等等。印度的这些软肋遮挡不住，包括美国在内的外人都看的挺清楚，平时小疼略痒的，不太在意，靠临时吃点药能扛就扛过去；但一旦国内外发生动荡，这些软肋就会恶化成重大危机，美国就可以趁机要挟印度。我是不是苍蝇没关系，关键在于你这枚蛋上到处都是缝。

于是在60年代，美国对印度采取了明智的冷处理态度：虽然我很不愿意看到你和苏联秀恩爱，但您这谱忒大，我伺候不起了。我也不会和你彻底翻脸，友好的姿态永远对着你，只是不管苏联对你的援助又增加多少，我对你的援助就这个数，愿意要，您拿走；您要嫌少啊，不好意思，我也没辙。

B、美国，巴基斯坦——

在美国看来，相比印度，巴基斯坦就显得颇为低调，乖顺。

巴基斯坦从一建国，就有明显的弱者心态，把自己定位为小国，与印度以“一哥”自居的自豪心态完全相反。印度强调自己是“独立自主”，巴基斯坦是“独立而不自主”。尽管这个国家也加入了不结盟运动，但实际上，他非常迫切的需要寻找靠山。

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南亚次大陆与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之间的过渡地域，也是从印度洋北上进入中亚腹地，或者从北方南下到达印度洋沿岸的必经之地，如同十字路口。当年英军入侵阿富汗，还是现在美国在阿富汗打击塔利班，或者假设俄国势力南下，都要经过巴基斯坦。

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时，除了和印度不睦，和北方邻国阿富汗也存在激烈的领土归属争端，双方都宣称对普什图尼斯坦拥有主权（约49万平方公里）。巴阿关系也是相当紧张，巴基斯坦加入联合国时，唯一一个在联大投反对票的国家就是阿富汗。1950年和53年，阿富汗军队与部落武装，在边境争议地区与巴基斯坦军队发生交火，造成两次普什图尼斯坦危机，此时阿富汗的军事强人是有“红色亲王”称号的亲苏派铁腕人物达乌德。苏联就站在了偏袒、支持阿富汗的立场上。

卧榻之侧，环伺着两个充满敌意的邻国和不怀好意的苏联，巴基斯坦如坐针毡，没有其他选择余地，只能赶紧向美国求援，在1950年代初就确定了全面靠近美国的一边倒路线。巴基斯坦表现出来的低调，对争取美国支持的迫切需求，就使美、巴关系发展，比起美、印关系要更为顺畅。除了印巴关系外，基本就没有负面影响因素了。

对于美国而言，巴基斯坦还是在南亚地区打造“对苏战略包围圈”上的重要一环。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同盟合作就更为密切深入。1953年11月和次年5月，巴基斯坦总督古拉姆·默罕默特（Ghulam Mohammed，当时巴国还叫自治领，名义上属于英国，领导人职位叫总督）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了《美巴双边防务协定》和《美巴共同防卫协定》。美国随即开始大规模武装巴基斯坦军队，出手还很大方，拿出来的都是诸如F-86战斗机、AIM-9响尾蛇导弹、M-48坦克等当时的先进武器，让巴基斯坦在短时间内就迅速拥有超过30万人的现代化陆军（其中10个精锐的全美械师）。

美国为了实现对苏联腹地的间谍侦查活动，在50年代末还直接向巴基斯坦派驻军事力量。巴方特别配合，为美国大开方便之门。1960年5月1日，在莫斯科以东2000公里外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架U-2高空侦察机被苏联国土防空部队的SA-2导弹击落，飞行员被俘，造成轰动一时的“U-2入侵苏联领空事件”。这架飞机就是当天零时从巴基斯坦白沙瓦空军基地起飞的。

考虑到印度方面的反应，美国刻意淡化对巴军援的性质，宣称武器的数量有限，不足以改变印、巴两军的原有实力对比。但实际上，美国在1954~1961年期间的若干对巴军援、军售，明显提高了巴基斯坦军队的战斗力，已经让印、巴两军之间出现装备技术差距。在几年后爆发的第二次印巴战争中，装备精锐美式武器的巴军，在空战和陆战上，都取得对印军的优势。

美国对巴基斯坦军援，实际已反应出，他逐渐采取亲巴、疏印的态度，只不过不便于公开表态。美国原本是打算把印巴两国同时争取到自己这一方的，还幻想能调解二者的矛盾。但经过50年代中前期的接触后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的罅隙实在无法填补，根本不能化解，而印度又太有个性，太看重“独立自主”，不愿意和美国再拉近距离，甚至明确以冷淡态度相对的；相比之下，巴基斯坦对美国表现的特别殷切和顺服。

在意识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美国自然是哪个对他表现的更积极有诚意，他就偏向哪家。美国回绝印度狮子大开口的经济援助要求，也是基于如此考虑——我在南亚有两个争取对象，印度不过是之一，印度不愿意和我展开更深入的合作，没关系，我可以退而求其次，还有巴基斯坦这个备胎呢。最迟到50年代后期，美国对印、巴两国地位价值的判定，已经出现了差距，印度依然是“（可以争取的）中立国家”，巴基斯坦上升为“盟国”。

巴基斯坦在50年代初选择了紧跟美国，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是该国变数最小的一个长期外交路线。

1954年，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的F-86F战斗机；1957年，印军装备的英制“猎人”战斗机——

C、中国，巴基斯坦——

如今，中巴常年保持稳定友好关系，中国人亲切地称呼巴基斯坦“小巴”、“巴铁”、“巴基斯坦铁哥们儿”。双方形成如此良好关系，是从60年代开始的。在50年代，如果让笔者找几个词语形容下当时的中巴关系，笔者想了想，只能说“凑合、马马虎虎、时好时坏”。直到1959年，巴基斯坦还在联合国上批评指责新中国平定西藏叛乱事件；同年夏天，又因为巴基斯坦官员公然接待来访的台湾“中华民国（朝觐）代表团”，新中国政府还对巴方提出强烈抗议呢。

补充扩展内容：新中国长期没能与沙特建交（1990年7月两国才正式建交），而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国家，得到沙特阿拉伯的特许，可以在当地代办前往沙特的签证。1959年3月发生西藏叛乱，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异常兴奋，认为从中看到了通过挑拨民族宗教关系，与大陆对抗的“希望”。这年7月是伊斯兰教历十二月，台湾当局借组织赴麦加朝觐代表团的机会，途径巴基斯坦，在当地大肆活动，制造声势，妄图与大陆穆斯林朝觐信众展开“交流对话”。

也是在这一年，随着中印边境摩擦加剧，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中巴两国找到了共同语言，迅速接近。在对华态度上，巴基斯坦采取了与印度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你和中国搞边境冲突摩擦，那我就和中国展开解决边境争议的友好谈判。1960~1962年期间，中巴两国不断对外释放边境地区谈判取得成果的信号。

1962年12月，双方又对外释放出信号，宣称两国已经取得圆满成果，达成共识。次年3月，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里·布托在北京签署《中巴边界协议》。这个时候可是中印冲突刚结束不久，专挑这个节骨眼上对外放话，这话是对谁说的，也就很明晰了。从此之后，中巴关系尽管还有小幅度的波折，但总体上是越来越近，越来越铁，一直保持至今。

和中国结盟，使巴基斯坦找到了第二个即可靠还强大的盟友。美巴结盟，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苏联，属于优先满足美国的利益需求；而在对印度问题上，美国为了维护地区平衡，经常采取和稀泥的态度，不能让巴方满意。中巴结盟，主要就是针对印度的，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需求。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中国政府在当天23时对外界宣布这一消息，巴基斯坦极度兴奋，主流媒体立即发布社论和通电，在对中国表示支持和祝贺的同时，肯定忘不了借机埋汰一把老冤家：“……（中国）这一成就的意义，足以使那些对中国抱有深仇大恨的国家伤脑筋。”——巴基斯坦《明星晚报》1964年10月17日社论。

巴基斯坦还有他自己的一副小算盘：有了美、中两个核大国作为盟友之后，他也可以和印度搞“等距离外交”，同时向美、苏要援助的手法类似，在美、中之间两面卖好，体会体会当唐铁嘴的快感了。在之后几十年里，巴基斯坦的这点小心机岂止是实现了，简直是超额实现了。美中两国都向他提供长期的、数额可观的经济与军事援助，一直保持至今。

阿里·布托，60~70年代巴基斯坦亲华派代表人物——

巴基斯坦空军的现役美制F-16战斗机——

D、印度、中国——

从印度的立场上看，1962年冲突之后，他的国际环境严重恶化了，印度的60年代是“糟糕的十年”。过去他可以采取游走在美、苏两霸之间的平衡外交政策，可以相对从容地对付巴基斯坦。但1962年之后，他不得不面对两个敌对邻国。特别是到了1964年和1967年，其中一个敌国还成了有核国家；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期间，这个有核国家更是不断就战事表态。印度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从此之后，印度就逐渐把中国提升为和美苏同等地位的核大国，原来的“美—印—苏”线式对称的等距离关系结束，变成了印度在中心，美苏中各居一点的三角型关系。

E、印度、苏联——

外部形式复杂化，印度在国际社会上深感身不由己，口头上还可以接着喊“不结盟”，现实中要是没有盟友就太无助了。一个好汉三个帮，有事没事，还得找朋友帮忙。印度在美、苏两个选择之间，自然是哪个对他的态度更客气、出手更慷慨、更能尊重他的独立自主，他就要尽量靠近谁。

故此，从60年代开始，印度与苏联越走越近。为了对抗中国，印度也在国防建设方面搞五年计划，尼赫鲁去世前不久，印度开始实施“扩军五年计划”。1964~1968年，是印度的“扩军一五”时期，主要是以中、巴为战略假想敌，依靠苏联提供的大规模军援，印度陆海空三军换装苏制先进常规武器。1964年，两国签署《武器贸易协定》，苏联向印度派遣军事顾问团；1968年，又达成“军舰换港口”协定，苏联无偿向印度转让海军舰艇，换取苏联对印度几个军港的租借使用权，因担心此举会大大刺激美国，因此为秘密协定。

在此期间，发生了中国核试验成功与第二次印巴战争，印度就此做出重大修正，在接下来的“扩军二五”计划中，开始重点发展核武器，不仅积极配合苏联对中国的遏制策略，同时摆出越来越高的反美调门，与苏联配合形成呼应。在苏联的鼎力帮助下，“扩军二五”期间，印度实现了成功仿制米格-21战斗机（实为组装），取得了航空工业现代化等显著成就。印度空军在这以之一时期的技术装备已经超过了中国（中国虽然也有米格-21的国产化型号歼-7战斗机，因种种原因，质量不可靠，长期无法形成战斗力）。经过长期进口和本地组装苏制武器，印度陆海空三军在70年代已经实现了70%武器装备的苏系化规模。

F、中国、美苏——

整个60年代，对于中国而言，也是糟糕的十年。国内发生的诸如文革等历史事件，笔者就不多说了，只讲述国际方面。中国在50年代已经和美国处于敌对状态，到了50年代末和60年前期，随着1958年炮击金门、1964年东京湾事件等事件发生，中美对抗更加激烈了。偏偏到这时，中苏关系破裂。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发生时，苏联高调支持印度，成了加剧中苏关系恶化的诸多因素之一。中国不得不面对即要反对美国，又要和苏联吵架的”两线作战“中。

换一个角度再看，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国际形象定位发生了变化——以前，外界都认为中国是苏联和华约的盟友，以及美国的敌人；现在中苏关系破裂，双方越走越远。中国也成了印度那样的“中立国家”了，只不过，这个“中立国家”的处境很尴尬，和美、苏的关系都不好。

不过，天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任何变化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以后会发生什么，那是观察家的预测和政治家的所谓”高瞻远瞩“，没啥实际意义。还是先脚踏实地的面对眼前的现实问题吧。

在国内局势一团糟，外部又和美、苏都闹翻的情况下，作为“中立国家”的中国，不得不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在60年代寻求外交突破，以改善严峻的环境。说的再通俗点，就是中国也得靠展开对外援助的方式，去争取广大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的支持了。

北朝鲜的金日成同志，越南的胡志明同志、长征同志，柬埔寨的嘻哈努克亲王、晃着脑袋的宾努亲王，明灯国的霍查同志……每当这些60~70年代“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又来访问时，一些老百姓私下就感叹“唉，又来要钱来了。”

我们自己还勒紧裤腰带吃糠咽菜呢，却要慷慨的支援别人。对此，中国社会对这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定现象，都是颇有意见的。但略微了解到当时的国际情况就会发现，在那个时期，不止是中国，美、苏两大国也照样比着当散财童子，拿出更多的物质援助撒到世界各地，去争取援助受惠国的支持；美苏两国的国民，对于越来越沉重的对外援助，照样是抱怨重重，反对声势日渐高涨。但你不掏钱去争取，别人就会去，政府领导层权衡再三，还是的咬牙坚持，实在是没办法。

1961年11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在一份国情咨文里，就以激烈的措辞表示：“……我们的援助投资是否产生了让人满意的回报？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掏空了纳税人的口袋，延迟了我们国内某些重大社会需求，去向他国提供援助？”——《美国外交关系（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1961~1963》Vol.6,Document125.

那些非洲的国王啊、南美的将军啊、中东的强人啊，隔三差五地飞到纽约伦敦，一身珠光宝气，一脸指气熙使，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美英的老百姓看见了照样别扭，美国的媒体照样会刊发毫不客气的质问：我们国家的对外援助，到底用在该用的地方了，还是都流到这些人和他们老婆孩子的银行户头里去了？！

类似的，在那个时代，台湾国民党当局肯定也有类似举动。譬如1964年，台湾“外交部”取《论语》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意，在台北创设对外军校“远朋班”，从亚非拉友好国家招收学员。2011年在国内动乱中丧命的利比亚独裁“强人”卡扎菲就曾在这所学校受训。

伟大领袖在提及60~70年代中国外交与外援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以现实的眼光，去审视这些朋友，基本可以分成两大三——

其一是凑热闹的酒肉朋友、忘恩负义的狐朋狗友，今天我给你点好处，你就对我笑脸相迎；明天我不给你好处或少给你好处，你立即变脸；后天我的仇家给你点好处，你干脆就跑过去了。这样的朋友是最多的；

其二则是不限于眼下利益的可靠朋友，即不是那种纯粹建立在经济援助、物质利益交易基础上的朋友，而是在更深刻的国际关系上可以长期合作、互相帮衬的朋友，比如巴基斯坦；

其三，朋友不一定非得永远友好，俗话说的好，不打不相识吗，美国这种和咱们打了几十年的，照样是老朋友，照样有大转折的哪一天。

即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随着1965年的第二次印巴战争等事件的发生，“大转折”终于出现了。转折力度之大，超过了所有观察家的预计，也让所有人都看傻了眼……

G、美国、苏联——“我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你不高兴的样子。”

出于对抗苏联的目的，美国一直努力安抚印、巴这对冤家，明确反对二者的冲突对抗升级，担心苏联借机插手南亚事务。随着1964年“东京湾事件”的发生，越南战争扩大化，山姆大叔陷入了东南亚丛林的潮湿泥沼当中，一时半会儿难以自拔。怕什么还就来什么，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中，美国同时对印、巴双方实施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也同时遭到了双方的反对。而英国和苏联却以“调停者”的身份，促成双方停火，为结束这场战事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居然被边缘化，苏联后来居上，当了一回主角。

1966~67年发生的另几起军售事件，让美国人对印度越加悲观。

鉴于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印度谋求成为有核国家的想法更急迫。当印度试探性同美国提出把自己的想法，遭到了美方的拒绝；而苏联得到印度相同的试探信号后，虽然照样有所保留，却以尽可能积极、慷慨的态度，向印度提供了相关资源。

印度原本有一支全英式装备的海军，通过购买英国的二战军舰，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他的海军实力堪称亚洲第一，拥有对巴基斯坦海军的绝对优势。但是，印度在50年代就有航母、巡洋舰这类大型水面舰艇，却没有潜艇。1965~66年前后，巴基斯坦通过葡萄牙，获得了法国刚制造的新型常规潜艇，在这方面取得对印度海军的装备优势。印度方面获悉后，也立即启动本国的潜艇采购计划。

二战后，美国重点发展核潜艇，本国海军不装备常规潜艇，印度就对英国提出想法，希望购得英国60年代初制造的“奥伯龙”级潜艇。然而，美国担心此举会再次引发印巴军备竞赛，通过向英国施压，迫使后者拒绝了印度的请求。

印度转而求助于苏联，再次得到积极回应。苏联于1967年达成向印度出口8艘641型常规潜艇的协议（西方称之为“狐步Foxtrot”，F级潜艇）。因为印度对得到这批潜艇的意愿很急迫，已经等不及在造船厂的建造周期了，苏联干脆直接从本国海军太平洋舰队、黑海舰队抽调出4艘现役同级潜艇，满足了印方需求。

从印度海军退役后用作展览用途的F级潜艇——

以上两个事例，还只是当时美、苏针对印度做出的诸多反应中的一小部分。对于美、苏做出的反应，印度人早已是心有所感，冷暖立判。美国不得不承认，因为苏联的积极动作，他对印、巴原本坚持的策略已经完全失控了。

对苏联而言呢，争取“中立国家”印度，是他的一个漫长、宏大的计划，可以分为“争取、巩固、提高”三个阶段。到60年代中期，即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充分相信，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争取”阶段已经实现了，苏联在争取印度方面，取得了击败美国的全面成功。

“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句带有十足黑色幽默感的话，堪称是美、苏两霸冷战时代对印度策略的精髓。

当然，为了维持对印度的优势，保证让美国一直不高兴下去，苏联在冷战后期也付出经济上的沉重代价。我们都听说过很多关于北极熊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的历史事迹，但是在冷战的某些特定地区和特定时期，却有少数国家——比如印度和越南，让北极熊心甘情愿的割肉相赠，长期的、充分的从熊窝里得到了巨额实惠。

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就在苏联自己都陷入经济困难的窘境，就如许多历史纪录片中所见，本国国民被迫排着大队购买短缺的肉制品、面包等生活必需品时，这头行将分尸的大熊，还在给他在南亚次大陆的那位大象朋友奉上美食。

1980年代，因为错误的经济改革路线，印度和苏联都出现国内经济局面困境，卢布和卢比持续贬值。然而就在1986年年初，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当选为苏共总书记，同年11月，戈氏访问印度，是他当选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外交出访，凸显密切火热的苏印关系。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的北极熊，依然依然打肿脸充胖子，向印度提供了4亿卢布的信用贷款和480亿卢比的政府贷款（约折合40亿美元）……

5、

在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之前，美、印之间已经开始出现裂痕，在1961~1967年，发生在两国之间的若干起争议，使双方矛盾逐渐激化，裂痕越撕越大，最终导致“印度威胁论”在美国形成，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也是促成这个结果的作用因素之一。

A、首先发生的是1961年的“F-104事件”。

F-104是美国在50年代中后期研制的超音速战斗机，当时航空设计思路是追求更高、更快，F-104可以突破两倍音速，是最尖端的高科技武器。

1960年前后，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Mohammad Ayub Khan）也对美国耍了一点与印度类似的小手腕，他对外放出消息，声称苏联主动找到巴基斯坦展开接触，两国有可能达成一些经贸合作和外交互信的协议，以此要挟美国提供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更不愿意失去巴基斯坦这个盟友，最后同意在1961年向巴方提供10架F-104A战斗机。为了不刺激印度，美方对这个军售高度保密，飞机的装卸运输都是专门挑夜晚完成。

万万没想到，这事还是走漏了风声。印度获悉自己被美国蒙蔽，立即采取了带有报复性色彩的行动：与苏联就购买米格-21战斗机展开谈判。尽管美国也尽力挽回，想方设法阻挠印、苏之间的交易，但是到1963年，双方还是达成协议。1964年9月，以国防部长查万为首的印度军事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同苏方签署协议：苏联向印度提供45架米格-21，并在印度建设米格-21组装厂，承诺对印提供部分技术转让，同时还向印度提供折合14亿美元的援助款项。

美国就此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

武器装备、尤其是高技术含量的武器，属于特殊商品，不是掏钱就能买到的事，还受敏感的政治关系影响。只有在政治可靠，关系紧密的国家之间，才会有大规模的军售案例发生。

美国对外军援、军售的态度，就是一贯坚持“讲政治”的典型，最精锐的尖端稿科技武器，只提供给关系最可靠的北约组织成员国，亚太地区日、韩，西亚的巴列维伊朗和以色列等盟国，对印度这种“中立国家”就采取怠慢和防范的态度，特别是担心印度会把美国武器转手送给苏联去研究消化，所以只提供三流装备。苏联同样如此。法国则是无原则军火贩子，只要和他不接壤没矛盾的“远邻”，他向来是见钱眼开的。

我们现在戏称印度军队的装备是“万国造”，印度军队在50年代还基本以英制和部分美制武器为主，从60年代开始，逐渐引进苏联、法国的武器和技术，以及西德、以色列、瑞典等其他西方国家的装备。这就标志印度的国家政策，已经在“独立自主”中明显偏向苏联了。直到今天，苏（俄）式武器依然是印度军队的主要装备。

巴基斯坦空军的F-104和印度空军的MIG-21——

B、其次发生的事，是在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中，美印双方彼此的“失望”。

就算已经和印度产生裂痕，但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发生后，美国肯定也支持印度。这时，中国“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刚刚结束，国力损耗严重，美国看到印军薄弱的实力和中国军队的行动后，做出判断，认为中国打算通过对印度发动入侵，转移国内矛盾。因此美国认为战争规模一定会很大，立即决定对印度提供紧急军事援助。因为战事发生在交通运输不便的喜马拉雅山地，又是10~11月，所以美国提供的是轻武器、小口径火炮、迫击炮、防寒衣物、通讯器材和急救医药等在战场上最实用、也是印军最急缺的物资。美国用自己的运输机，把这批军火送到印度手中。

美国这时抱着一种普遍存在的“趁人之危”心态，向印度派去了军事顾问代表团：平时我和你商量点事，你老是和我讨价还价，我提出来的条件，你都不答应或打折扣；现在中国军队把你打的落花流水，国内人心惶惶，这个时候我再和你展开谈判，而且条件比平时还苛刻，如果你还打算从我这里得到力度更大、质量更高的军援，就必须接受我开出来的条件。

美国想的挺好，认为可以借机要挟印度，甚至幻想可以趁机拆散印度与苏联的的军购谈判。然而，美国军事顾问代表团刚到新德里就听到最新消息：中国政府宣布停火，中国军队全线后撤，对印度的军事行动已经达到目的，不会升级为全面战争。

仗不打了，居然就这么结束了。

因为中国军队的单方面停火，美国和印度原来盘算的计划全都落空。美国没机会要挟印度；印度原本也早就列出一份军火清单，要求美国提供12个中队的超音速战斗机、2个中队的喷气式轰炸机和配套的雷达设备，现在美国啥都不给了，几年之后，才答应可以提供C-130运输机，而且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纯买卖，不再赠援，也不提供贷款。

C、接下来，又发生了“粮食用于和平”计划。

这件事的起因，说起来和中国也挺像的。

我们都知道，新中国建国初期，特别是取得“一五”建设的成就之后，我们对接下来的“二五”期待值过高，盲目乐观自信，制订了不切实际的发展计划，搞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要“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就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惨痛教训。

印度在这点上，和中国简直就是一个德性。印度取得“一五”、“二五”的工农业建设成就之后，头脑也开始发热，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从“三五”开始，执行了有明显偏差的错误政策路线，国内经济形式也开始恶化，偏偏又赶上自然灾害。1965~67年，印度也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

早在1964年，印度的粮食形式就不太乐观。1965年，因为印度洋季风异常气候，印度遭受一场罕见的大旱，旱情波及全国大部分省份，一有旱灾，必有蝗灾，造成建国以来最严重的饥荒。虽然印度50年代在农业上取得一些成就，但粮食产量并不稳定，迅速膨胀的人口规模，也严重抵消了粮食增长产生的红利。1964~65年度，印度粮食产量为8800万吨，人口4.76亿；1965年是旱灾第一年，粮食减产1000万吨，人口反而增长1100万；1966年是灾情最严重的一年，粮食产量继续减少到7400万吨，人口继续升高到4.988亿，已经踩到5亿大关的门槛上了。

此时，印度人均粮食产量缩减到只有148公斤，全国半数以上人口营养不良，饿殍遍地，”饿死人“成了常态。要知道，中国即便是在形式最严峻的1960~1961年，人均粮食产量还能达到207公斤呢（新中国历年的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的数据和图表）。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1965年的2~3月间和8月，印、巴两国又在印度河入海口的库奇兰恩和克什米尔争议地区发生武装冲突，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

好在，印度还可以向农产品过剩的美国求援。美国可逮到机会了，虽然同意向印度提供粮食援助，却附带各种条件，要求印度对国内官僚机构、政治体制、经济策略、减少政府开支与裁军等方面做出改革。特别是印巴冲突，明显影响到美国在这一地区对抗苏联的诉求，因此美国更是把粮食援助作为和印度讨价还价的工具。再加之美、印两国已经有了之前一系列积怨，美方态度越发不客气了。

对此没有太多回旋余地的印度，拿人手短，吃人嘴短，为了急需的美援粮食，不得不对美国忍气吞声。在印度看来，在自己遭到如此天灾人祸之时，美国的某些言行，分明就是往印度的伤口上撒咖喱粉，印度一向看重的、也一向敏感的民族自尊心态，受到了极大挫伤（第二次印巴战争仅仅几个月内就“调解”方式结束，此时印度国内严重的社会危机与自然灾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没有实力再打下去了）。

都是三年自然灾害，中国找个“苏修逼债”的理由，印度呢，也喊着“美国找茬”的委屈。当笔者从资料里看到这段时，实在是哭笑不得——别看印度和中国之间有这么多恩怨，其实两国国情有太多的相通之处。就连两国的现代史都如此近似。

6、“祝胡志明主席生日快乐！”

笔者上文讲述的这些事例，同样也是这一时期美印矛盾中的一部分而已。

从1947年独立算起来，到了60年代中期，印度建国历史已经快有20年了。如果我们把他想象成一个孩子，他成长到这个年龄段，正是逆反情绪最浓重的青春期，早就嫌弃起自己的亲爹亲妈了，也早就敢和大人顶嘴，干出很多很出格的事了。

换做国家也是一样的。美、印两国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明显。量变逐渐积累，终将转变为质变。1966~1967年，是美印关系史上不同寻常的年份，促成质变来临的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印度首位女总理，在世界现代史上享有显赫声誉的政治家——英迪拉·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

虽然以“甘地”为姓，但英迪拉·甘地（下文简称英·甘地）与被视为印度国父的“圣雄”甘地没有血缘关系，她是尼赫鲁的女儿，结婚后随其夫婿、信奉拜火教的帕西族人费罗兹·甘地的姓氏。

古往今来，各国政坛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性世界，而能在这个高度阳盛阴衰的舞台上，以卓尔不群的姿态脱颖而出的女性，大都具备特立独行的个性。这些“政坛女汉子”具有比男人更为雷厉风行的作风，更加坚韧苛酷的手腕。从中国古代的唯一女皇武则天、到近现代的英国首先撒切尔、印度的英·甘地，无不如此。

1966年1月，经苏联出面调解，印巴两国签署《塔什干宣言》，第二次印巴战争结束。前往塔什干签署协议的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在几个小时后就突然暴亡于当地。英·甘地在随后的国内大选中获得，出任印度政府第三任总理。

英·甘地上任不久，在对外内事务的处置方面，就表现出一副见棱见角的鲜明立场。此时，正是印度国内遭受严重灾情的困难时期。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印度的内外国策多有干预，在诸如政府财政收支、经济发展政策、金融管制、裁军与限制军备竞赛等方面，不断向印度政府提出各种“改革建议”，并客气却明确的表示，如果英·甘地政府不能对此做出让人满意的回应，就无法及时得到由美国发挥影响力的世界银行提供的贷款。

内外交困中的英·甘地，不得不暂时向西方做出部分妥协。1966年5月，英·甘地访美，同意接受美国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意见”，美方也随即启动了一项350万顿粮食的援助计划，帮助这个国家渡过正在恶化的国内饥荒。同年6月初，印度政府又宣布卢比贬值36.5%，以达到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度金融改革的“建议”，美国在九天后做出回应，宣布停止在印巴战争期间实施的对印经济制裁，恢复对印经济援助；同时，世界银行行长乔治·戴维·伍兹也表示同意向印度提供贷款。

就在外界还在猜测英·甘地政府的这些举动，是向美国表示让步和屈服时，刚过去一个月，英·甘地就向美国发起了反击。同年7月，她出访苏联。正值美国总统约翰逊批准实施轰炸越南北方的“轰雷行动”，又派出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参战，导致越战升级的时期。因此在英·甘地动身之前，国际舆论就已经散播出消息，称越南问题是这次苏印高层会访中极受关注的一个内容，双方很可能要在“越南战争扩大化”这个当下最惹眼的时政话题上做文章。

事情的发展，不仅证实了外界的猜测，还超出了外界的猜测：印苏两国领导人在会晤后发表《印苏联合公报》，抨击美国此举是“帝国主义行为”，“对一个国家明目张胆的侵犯”，呼吁美国立即停止对北越的轰炸。

《印苏联合公报》辄一公布，全世界一片哗然。

在回顾和研究二十世纪冷战史这一领域，存有一种很普遍的观点，即把1966年7月的《印苏联合公报》与1972年2月的《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相提并论，都标致着彼时的印苏关系与中美关系，进入到了新时期与新阶段。在这类观点里，还存在一个很有说服性的论调，即鉴于中、美两国此前的长期对抗姿态和印、苏两国此前就已形成的良好关系，《中美联合公报》透露出的感情色彩，更像是双方的“初步谅解”；而《印苏联合公报》则更像是双方加强联系的“再接再厉”，后者的实际成效还要超过前者。

作为签署《印苏联合公报》当事一方的英·甘地，这位刚刚履职几个月的印度新任总理，就凭借鲜明的反美论调，从此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治领袖。

美国自然对此反应激烈，立即以极其罕见的严厉措辞，向印度提出最强烈抗议。对于已经领教过相似外交话语的印度政府而言，美国的这次抗议显得有气无力了。英·甘地随后向美国方面解释，印度此举是基于本国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不结盟路线，并婉转表示，印度国内带有明显反美情绪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然日趋高涨。这其实就是在向对方暗示：我们之所以选择越来越偏向苏联的态度，就是出于对美国的反感，我们也不愿意看到如今这个让人深感遗憾的现状，但这一切不是我们造成的，而是美国一手造成的。

1966~67年，那是印度三年困难时期饥荒最严重的年份。美国肯定还要再次祭出粮食援助这个传统招数，但英·甘地这次保持了强硬态度，不仅没有在政治外交路线方面对美国做出妥协让步，反而采取了带有浓厚个人色彩的主动出击姿态。

1967年5月初，美国再次向印度提出“建议”：鉴于与邻国（指巴基斯坦）的敌对关系，印度近年来快速增长的国防预算不仅无益于改善本国恶化的经济形式，还会加剧这一地区的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紧张局势，美国政府希望在5月25日之前得到印度方面的回应，相信这会有助于约翰逊总统批准一项150万吨粮食的对印援助行动。

都没有等到25日，就在5月18、19日两天内，美国得到了印度的回应——笔者在这里忍不住想卖一个关子：5月19日，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通常是一个很吉利的日子；那么，有谁还能记起在中国现代史上、尤其新中国与“美帝国主义”针锋相对的斗争史上曾具备的特殊意义呢？

1967年5月18、19日两天，印度政府和英·甘地个人，分别做出了回应。

A、印度政府通告美方：我们赞同贵国的建议，但我们不打算采纳贵国的建议。

B、英·甘地夫人给一位已过古稀之年的老者发去了一封贺电：“……我很高兴地看到幸运的越南人民能有您这样的英明领袖……祝胡志明主席生日快乐！”

1967年5月19日，这是美印关系史上具有特殊涵义的日期。美国人被彻底激怒了，他们的愤懑和绝望，在这一天达到空前绝后的极值。

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领导人胡志明，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具有非同寻常的深厚感情，越南又是中国的邻国。因此，胡志明也是到中国访问最频繁国际友人。胡志明出生于1890年5月19日，1960年他年过七旬后，每年快到此时，越南各党政机关同志都表示要来给他祝寿。胡志明明确表示不搞个人崇拜、反对特殊化待遇，所以在60年代，每年快到生日前夕，他就到中国来“避寿”。中国方面自然是颇为善解人意，表面上绝不提“祝寿、过生日”等词汇，但却安排热情、隆重的高标准接待待遇，让胡志明在中国得到一个有实无名的生日，成了来华过生日最多的国际友人。以下六张图中的前五图，分别是1960、1961、1962、1964和1965年，中国方面为“胡志明伯伯”祝寿的照片。第六张是美国越战题材电影《全金属外壳》中的截图。

美国给越共起的别称是“查理”，对胡志明的态度非常明确。印度总理英·甘地夫人在1967给胡的生日贺电，普遍被认为是对美国的一记强力反击。美国方面对此表现出的惊愕与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

类似英·甘地这样个性鲜明的政治家，还经常会被外界拿出来，与其他政治家放在一起做对比。因此她常常被人称作“印度铁娘子”，这其实对她来说是有些委屈了，也反应了西方世界对印度的一直存在的轻慢心理——英国首位女性首相撒切尔是在1979年大选获胜后上任履职，方才有机会在首相职位上展示她的铁腕施政；而英·甘地早在1966年就已经让美国人感到不舒服了。

必须要说明的是，英·甘地尽管有如此让人刮目的大胆，但她可不是那种单凭“演技”和擅长“变脸”著称的政客。世界现代史上，不乏有一群以出格言行，大胆举动著称于世的强人，如萨达姆、卡扎菲之流，一向能做出让人匪夷所思的事迹。这些人的我行我素，可不是基于博闻与魄力，而是无知与狂妄，最终也证明就是政治小丑。

而英·甘地则与这些国际政治小丑有本质的不同，她具备一个成熟政治家应有的素养、张弛游刃的驭术和充盈的个人魅力。让她的政敌都产生敬畏之意，坦诚这是一个即棘手、也值得尊敬的对手。

有鉴于印度严重的粮食问题和美国频繁采取的“粮食援助”式外交讹诈，英·甘地政府深感这一关乎生存命脉的国家安全隐患，从60年代末开始，对本国农业实施了第二次更为彻底的改革，加快有条件的“土改”，同时持续展开带有产业升级性质的“绿色革命（针对传统农作物）、白色革命（针对牛奶）、蓝色革命（针对海洋和淡水渔业）”。在保持与苏联长期友好密切关系与军事合作的同时，在英·甘地政府执政时期，在诸如工业、金融与服务业方面同样有丰硕成果。

这一时期，因为冷战对抗格局已经形成，旧有矛盾无法化解，中印一直处在历史低谷期，虽然中方不便于公开表态，但英·甘地坚持的反美路线，依然让中方从中察觉到许多可加以利用的国际机会。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发生时，美国人是以比较欣喜的态度来因对这个事件，采取了支持巴基斯坦、援助印度和明确反华的态度，可以总结为六个字——“支巴、援印、反华”；然而到了69年代末，在悲观情绪支配下美国人，不得不把相关外交策略修正为“支巴、抑印、反苏”。

已经成为有核国家、按理说应该威胁性更高的中国，从此就不再是美国南亚政策中的主要对手了。这其实就是间接的为不久后，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两国握手言和的这条崎岖通路，扫去了一块绊脚石。

至于英·甘地夫人在1966~1967年的一系列反美言论，自然也引起了美国国内的震动和随之而来的舆论讨伐，“印度威胁论”此时在美国出现，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写到这里，有几句略微遗憾的话，我需要在这里说明：

本文其实没有写完，还有诸如“勋章爱好者”勃列日涅夫的一系列对印举措，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与肢解东巴基斯坦，基辛格访华，英·甘地夫人遇刺，苏联入侵阿富汗；英·甘地之子拉吉夫·甘地出任印度总理，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中印两国“破冰”、改善双边关系；苏联解体与1991年印度金融危机；1998年印、巴两国对抗性核试验造成“南亚核危机”等历史事件。但我的出版商建议，考虑必要的市场因素，不希望把全文都发布到网上。因此我决定本文在网上的连载内容，就到此为之了。

这个文章写到这里，其实已经解释清楚了“印度威胁论”的历史成因，我也把处在高潮酝酿期的那个“历史拐点”都说过了，后面不连载的部分，其实是在这个拐点后，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继续深入施力的过程而已。

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上一次印度总理来华访问，还是三十四年前的1954年，他的外祖父尼赫鲁。拉吉夫·甘地与邓设计师的握手，是中印全面恢复关系的重大标志——

对于印度和印度人，我们这个邻国，其实如今中国人、尤其是网民的态度，是调侃多于了解，三哥长啊三哥短的，更关注在“喝茶就使瓢，火车卖挂票，阅兵练杂技，恒河水上漂”之类的网络段子。我希望我这篇拙文能有助于帮助各位读者，对这个邻国有建立起一个还算清楚的认识轮廓。

这个国家的现代史，和中国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个国家时至今日，也和中国有大致相似的地位。

“独立自主”，这四个在拙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也是印度现在依然在坚持的国策。他照样受到西方世界通过有色眼镜打量过来的眼神，照样以他独特的个性反驳西方世界对他的指手划脚。

他是一个和中国一样，敢于向西方世界说“不”的国家。这也就是说，就算印度和中国有矛盾，也很难被其他反华势力所利用，印度也从来不屑于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组成的“中国威胁论”大合唱团中的一员。因为这头我行我素的大象，会用倔强、古怪的口气告诉他们：“就算我和北方那只熊猫闹别扭，我也只会用我习惯的方式去对付他，而不是让你们教我去怎么对付他。”

既然如此，就应了一句老生常谈、官腔味十足的外交措辞：中印两国，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只要能求同存异，我们就能顺畅达成更广泛战略合作。

这是一个开挂的民族，一个骄傲的邻邦。

最后，我用我仅会的几句印度话，给大家献唱一首歌，最为本文的结尾——

啊

多冷啊

我在东北玩泥巴

虽然东北不大

我在大连没有家

多冷的隆冬

多冷的隆冬

多冷的隆冬

哒哒哒……

我在知乎上篇幅最长、耗时最久的一个答案，写完了。

————2016年10月22日 于京东肉饼慎思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