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化的影响并不大,因为清末京杭大运河在山东境内就淤塞了,而且至今没有恢复。近代大运河都不能全线贯通,而且铁路,海运兴起,实在很难说对沿线城市现代化有什么积极好处。
我的感受是,运河的意义,其实恰恰是前现代化时期,也就是明清,很大程度加强了京城与华北,江淮,江南的联系。而这个联系随着走入近代逐渐消亡,甚至到今天也没有恢复过来。
这种联系不仅是指大家都熟悉的漕运,以江南物产赋税供养京城,乃至进而实现地方调配以稳定帝国(类似于转移支付),而是更深程度的在统一南北上层体制和融合南北乡土文化。
纵观明清,江南是最受到帝国严密控制的地区,仅次于距离京城较近的华北,都拥有一个强势的上层体制。而由于南来北往,人口,商品的流动,运河商贸的繁荣,南北的乡土文化其实有相当大融合。
例如,这一时期的北方土语,江淮,吴地方言就已经共享许多相似词汇,并且投射到清代顶层的北京官话中;鲁菜,淮扬菜,江南菜则也有许多类似之处,且共同统一于京城的官府菜。
可惜的是,因为宋以后,长期战乱水患造成的中原糜烂,这种沟通实际上只是在北京,江南以及中间的运河沿线城市进行,其他华北,江淮平原部分则依然落后。在黄淮水患严重的地区,则已经生活贫困,盗匪横行,民风完全粗鄙野蛮化了。
明清这种“京城—江南”叙事里面的哑铃状结构,终于在近代运河淤塞失去漕运优势后,正式走向断裂。先是淮扬板块极速衰落,广大江淮难民逃到江南求生而被污名化;然后是华北运河沿线也完全衰弱,整个华北继续被拖入近代的战乱,北方的形象也开始悄然跌落;最后是27年后首都的南迁,北京一落千丈,且失去了因为政治地位带来的与南方精英人群的联系。
民国时期,特别是27年以后,可以说是“京城—江南”的中原叙事完全崩溃破产的时期。华北持续混乱,军阀割据,日人渗透:而整个东南则风景独好,特别是沿江沿海的殖民口岸城市,资产阶级崛起,工商日渐繁荣,发展非常迅速。这一时期,江南与华南的闽粤板块反而走的非常近。从同盟会,大gm到南京国府时代,江南人与特别是广东人在政治上合作密切。而在经济上,两个族群中的资本家群体则交汇在上海,共同构成旧上海的中上层精英力量。
依靠东海南海,这种“东南叙事”极大拉近了江南与闽粤的距离,反而与华北的距离开始变得疏离。这种趋势在49年新国家建立,重新定都北京后得到了局部反转,但最终又开始陷入消沉。
49后,新国家建立了国有工业化主导的政治体制,在华北,江南全面铺开国有工业布局,并通过现代水利工程,治理好了顽固的黄淮水患,重振了几百年来一直困顿,找不到出路的华北。这一时期,两地和明清一样,高度共享了同一套上层体制,都属于新国家的工业重地。
南北文化也似乎可以重新获得融合的可能,共同统一于新的社会主义工业文化以下。进一步的说,如果明清的“京城—江南”叙事,还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框架里,构建了“皇帝—士人”的结构的话,那么建国后,实际上产生了“北京—上海”的新叙事,在官方的工业与gm文化框架里提供了“干部—工人”的新结构。
然而在这一时期,由于人口的进一步禁止流动,实际上这种融合只是相当局部的,只是部分恢复了那种哑铃状结构。借助官方gm文化中对北京的神圣化,这一时期北京的地位可能超越明清,极大恢复了对江南的吸引力。而对更加广泛的华北,江南民间对其的印象依然是模糊和带有贬异的;至于江淮,那种强烈顽固的偏见和歧视则一直没有停止过。
新时代的“京城—江南”叙事最终又在90年代的新一轮市场力量推动的工业化,也即国企下岗,外资进入,以及东南沿海民营经济的崛起中,逐步开始衰微。与近代一样,江南和闽粤共享了下层的民间活力底色,一样都通过民营经济重现活力,而与此同时,华北的国有经济却开始陷入困顿与萎靡,而没有像江南的国有经济一样实现顺利市场化的转型。
“长江以北皆苦地”,这依然是今天某些江南民间民粹式的想法观念,包含江淮也包含华北,尽管江淮板块在49乃至90年代的两轮工业化中都在逐步复苏,甚至在后者的表现上远远好于华北。但,不知道是为了首先拒绝华北,还是江淮,总之另一个板块始终成了附带的累赘。“北”成为某种带有微妙贬异意思的词汇,欲说还休,闪烁其词。
拒绝长江以北,当然无法重建“中原叙事”。而与此相反,“东南叙事”却又在90年代后的持续出国热潮中,得到了某种加强。往海外南方的香港,新加坡,澳洲去的江南人族群,毫无疑问将遇到更多闽粤华南人士,加强着某种“东南沿海”的共同体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