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文横排演进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起始于新文化运动和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改革”。实际上,1915 年之前中文横排已经成规模出现,不仅早于新文化运动,也远早于严复的《英文汉诂》。早期多为中国与他国文化交流的产物,最早可追溯到以梵文形式传入的《陀罗尼咒经》,其排列方式围绕佛像呈现为横排、直排、圆形、卍字形等布局。明清时代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则开始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中文横排,在其之后随着西方思潮的大规模涌入,中文排版形式的变化显得水到渠成。也就是说,中文横排是一个兼具本土自发与外来文化推动(但外在推动起到更大作用)的过程。
被认为中国最早的中英文混排横版书:《英文汉诂》(光绪三十年)与《士民通用语录》(光绪十年)
唐宋时代梵文佛经被认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排版格式。《功德宝集偈》则创造性地在汉藏混排中选择横排方式。
西方学者、传教士、驻华政府机构在近代学术研究、宗教传播、政经交往中起到的推进作用
新文化运动时期,横排中文的大规模涌现
继承新文化运动精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延续了这一趋势。左翼认为“......文字承载着落后的封建思想,代表的是腐朽的落后文化,要和旧的思想文化彻底决裂,中国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文化体系,包括简化字、普通话以及汉语拼音方案等”。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叶籁士早在 1937 年主编的《语文》月刊已经采用了中文横排,1949 年后继续大力疾呼中文书籍横排本,并与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在推进中文横排格式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于 1956 年 1 月 1 日起从中央党报到地方出版物一律采用中文横排,现今尚有古籍、学术出版物、日文漫画等部分出版物仍以直排方式排版。经过 60 余年的耳濡目染,几代读者已经习惯了中文横排格式,出版社既无必要也无能力挑战读者的习惯。
中华民国方面,即使继续保留了传统的中文直排版式,横排也越来越广泛。2004 年正式通过政府公文格式横写的条例。
日本排版格式的发展进程与中国类似,1885 年袖珍德日辞典采用了日文横排格式,随着脱亚入欧带来的国力大幅提升,广泛接纳西方思想的文化界和政府开始考虑全面推行文字横排改革,太平洋战争爆发半年后,文部省正式提出日文左起横排的改革建议,但遭到军方激烈反对,认为在对英美开战的情况下学习西方是媚外和通敌行为,同时废除汉字的提议有违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并利用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煽动民意,导致该提议遭遇政府内部和民间的强烈反对。1945 年日本战败,盟军最高司令部与日本政府检讨教育政策时提出废除汉字、推广罗马文字的建议,推动了战后日文汉字使用量的减少和现代假名遣的快速普及。
战后日本文化和出版界基本延续了战前惯例,政府层面不再强力推行版式改革,而由各出版社和报社自行定夺。文史类沿用直排,技术类和日文/西文混排采用横排,所以在文库本和漫画中常见直排,而新书判常见横排。杂志情形类似。
由于日本出版界、市场成熟度、平面设计、字体、印刷排版、出版用纸全领域的发展完善,实际上无论采用横排还是直排并不会有太大区别,更多的仍是考虑读者的习惯。
日本书籍采用横行排版和竖列排版完全是习惯问题。
战前的官刊基本上清一色的竖列排版,战后开始出现横行排版,形成了横行排版和竖列排版并存的局面。
可见横行排版是战后的历史大趋势。
同时,究竟采用横行排版还是竖列排版,这与编撰的个人习惯分不开。
同样是朝云出版社的刊物。
横行排版和竖列排版都有。
前者的编辑是习惯于竖列排版旧军队关系者,后者是战后新生代的自卫队关系者。
不过,书籍采用横行排版或竖列排版跟外包厂商也有关。
有点印刷厂喜欢横行排版,有的喜欢竖列排版。
这两本是同一年的全国警察高干名录,外包印刷商不一样。
当然,也有两种排版都出现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大概是竖排文字作为人物对白,横排文字作为标题、解释等辅助类文字。
除了上诉以外,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作者虽然是战后世代,但是却受到各种其他方面[1]的影响,使用竖列排版。
总之,竖列排版的书籍不一定是小开本、简单易懂的漫画,横行排版的书籍也不一定是专业书籍。
备注
1.各种原因包含但不局限于销售对象、本行业书籍的出版习惯。
谢邀,
基本上所有高复杂性的问题,比如说天气预报、地球洋流、股票预测、大型生态系统演化、癌症、狂犬病等等。
具体一点的,湍流、堆积固体颗粒的流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