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又称战略容忍,战略克制,或者是善意无为(benign neglect)。
1997年9月19日,Strobe Talbott(记者,学者,前美国务院官员,现布鲁金斯学会会长)首次在斯坦福大学提出了“strategic patience”,当时指的是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不急着处理眼前的危机和事变,而是放眼下一个世纪,特别是面对(当初Talbott热情支持的)令人失望的叶利钦/俄罗斯的无所作为与瘫痪,美国无法快速反应(因为没有效果),只有图谋长远。这是克林顿政府从美俄“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败退的表现——俄罗斯的困境无法改善,而美国也得不到它想要的。
在朝鲜(核)问题的框架下,战略克制简而言之就是“美韩坚决不动,除非朝鲜先妥协”,坚持“有前提条件”的重启谈判。2009年2月13日,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首先提出“只要朝鲜弃核,就可妥协”,4月5日奥巴马总统本人提出“朝鲜如果不弃核,就不能融入国际社会”。
该政策要求美国忽视朝鲜的挑衅与讹诈,因为朝鲜无法做出什么真有重大破坏力的事情,所以要忽视,直到朝鲜回归“理性的轨道”——真正弃核——才给予经济援助同政治妥协。既要坚持忽视,又要坚持不给援助。除了“朝鲜闹不出什么大花样”这个前提以外,战略克制的另一个前提是“崩溃论”——指望朝鲜在内忧外困之下崩溃,或者是不得不向美韩屈服。
其他较小的政策前提包括:
1,朝鲜核武器和导弹武器的开发速度很慢
2,希望北京能够帮助美韩约束朝鲜
3,美国不应该在韩日之前先妥协(否则破坏韩日的围堵政策)
4,美国国内强硬派反对对朝妥协。
当然,战略克制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美国(与其区域盟友)继续通过经济制裁,拦截朝鲜海运等方法对朝鲜实施围堵。战略克制的后果:
除了继续允许朝鲜挑衅,给朝鲜更多时间推进核计划以外,还事实上把朝鲜(核)问题放置于“二等地位”——比起伊朗等其他问题,朝鲜危机似乎也常态化了,可以接受了,甚至不需要多少关注了。如果美国坚持战略克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六方会谈无法重启,因为朝鲜要求“无前提条件”的重启,而美国不会同意(除非朝鲜先采取实际行动弃核)。在2012年2月的“闰月协议”因朝鲜发射运载火箭完全崩溃后,奥巴马政府已经没有什么政治资本可以主动跟朝鲜“妥协”,所以战略克制极有可能会延续到下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