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田余庆教授的《东晋门阀政治》这本书？ 第1页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人对于东晋史的入门就是靠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此书的受欢迎程度比一般学术作品要高许多，但也因为这样很多网友对这本书有着“误解”。

需要指出的是《东晋门阀政治》的主题是在于通过论述皇权与士族的矛盾，对门阀政治“下定义”，而并不是“讲述”几个家族之间的博弈和起伏。

我个人在读过这本书之后，又读过祝总斌、胡宝国、仇鹿鸣三位魏晋南北朝史名家写过的《东晋门阀政治》的书评，对于田老都极力推崇，盛赞书中的内容与思想框架，但对于有什么缺点却丝毫未提（所以这篇回答我主要提《东晋门阀政治》在内容上不足的地方，至于有哪些地方写得好可以看祝总斌、胡宝国、仇鹿鸣等人的书评）。虽然这书确实是非常优秀的作品，里面不少思路都很有启发性，但我个人觉得里面的一些论证和结论都还是缺乏说服力。后来读过日本汉学名家川胜义雄先生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此书是川胜义雄的论文集，日文版在1979年于日本出版，而田老的《东晋门阀政治》初版在1989年出版）中的《东晋贵族制的确立过程——与军事基础的问题相关联》、《刘宋政权的成立与寒门武人——从与贵族制的关联来看》两篇论文之后，感觉到在对东晋政权理解上似乎更优于田老的《东晋门阀政治》。下面就根据两书的比较，提出我个人对《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感觉不足的地方。

首先，田老的《东晋门阀政治》主张士族是通过兵权的掌握抗衡皇权形成门阀政治，但缺少对东晋开国军事构成的叙述，从而导致对门阀政治的开端叙述不清。田老对于东晋门阀政治的渊源追溯到了司马越与王衍的君臣关系，并称司马越的军事力量与王衍的社会人脉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滥觞，这点非常精彩，这也解决了为什么是琅琊王氏早期那么受司马睿倚仗的问题。但是，田老止步于此，未能对东晋建国时期的军事构成进行剖析和说明，会导致让人对于从司马越和王衍的“共天下”到司马睿和王导、王敦的“共天下”的形成是很理所当然的结果，这点在我个人看来是有些不足的，因为在这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纵观《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田老对于东晋政治力量主要以皇权、士族、流民划分，而川胜义雄在《东晋贵族制的确立过程——与军事基础的问题相关联》一文中，视角就要比田老更宏大，划分出皇权、士族、江南士族、江南田野豪族（社会身份低江东士族一等）、流民五种政治力量。川胜义雄指出司马睿、王导、王敦等人渡江之初都是光杆司令，平叛的部队都是靠江南田野豪族陶侃、周玘、周访、甘卓等人的武装力量，后来王敦靠权谋手段夺取了陶侃部曲才成为荆州刺史掌握了一定的兵权，周玘、甘卓、周访等人也都遭到诓骗耍弄，中间过程的偶然性非常大，难以说是对司马越和王衍“共天下”的直接继承。

在《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这一章中，个人感觉田老对于郗鉴的定位似乎过于独立化。北方因为五胡之乱，大量的流民涌入南方，在东晋早期，就有多个由流民组成的军事武装部曲驻扎在江北。据川胜义雄推论王敦之乱，王敦势力中江南田野豪族起着重要作用，推动着王敦的野心实践，而能平定王敦的关键武装力量就是这些江北的流民帅。如果这一推论成立，那么王敦之乱可以说是东晋朝廷内部南人与北人之间的“第一次南北交锋”了。第一次“南北之争”结束不久就马上又迎来了第二次的“南北之争”，在平定苏峻之乱的过程中，南人陶侃、虞潭、顾众等人的武装力量分别在西、东战场发挥出关键性作用，战后，这些南人的地位上升到了新高。当时对这一时局有着清楚认识的王导就为了平衡局势不再被一边倒，便不惜饱受非议也要对苏峻余党和北来流民帅进行提拔和重用。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能看到与王导有着姻亲关系的郗鉴其实是一直保持着跟王导一样的步调。从田老的论述来看，似乎更把郗鉴当作独立的政治势力看待，而且把京口北府过早地从建康政府中割裂开来。其实在桓温领北府之前，京口与建康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可以说是牢牢掌控在建康主政者手中。另外，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提到王导对于江东士族的笼络，我们从史书中也能看到郗鉴的幕府对江东士人顾和、谢沈进行征辟（拉拢），这在当时其他北方士族中罕见，可见王导、郗鉴二人在政治上一直保持着一致同步性。

田老争议最多的也许就是关于桓温先世的猜测，我个人对桓温与桓范的亲缘关系，不太苟同。《晋书·武帝纪》：高阳许允既为文帝所杀，允子奇为太常丞。帝将有事于太庙，朝议以奇受害之门，不欲接近左右，请出为长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时论称其夷旷……史臣曰：……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司马炎对于在前朝反抗司马家篡位的家族大多进行原谅，而且这里的许允、嵇康都是明着反对司马氏的人，在情节上个人是觉得比桓范党附曹爽要更加“恶劣”，但司马炎即使这样都原谅了他们，桓温如果真与桓范有亲缘关系，应该也不至于在当时皇权极弱的东晋隐讳。

胡宝国先生在书评中评价：

《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篇幅？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

后面胡宝国先生盛赞田余庆先生对于细节的分析和处理，但我个人觉得稍显冗余，而且对于一些细节并不赞同。比如田老对于过江后太原王氏嫡宗（王浑、王济的后代）名位不显的理由分析是因为王浑、王济在西朝与匈奴刘渊有深交，这似乎太过于牵强。先不说王浑、王济的后代是否完成渡江，刘隗在王敦之乱中逃到北方就投靠了田老强调的东晋政府“仇视”的石勒，但刘隗的从侄刘劭在咸康年间（公元335~342年）“历御史中丞、侍中、尚书、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要知道刘隗的孙子刘波重回东晋是永和五年（公元349年）以后的事，可刘劭的仕途依然不差。田老在书中一直强调东晋与刘渊、石勒的仇恨“不共戴天”，但从刘隗、刘劭事迹来看，事实究竟是否如田老所说，值得推敲。在乱世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这句话，需要考虑下。

最近读了侯旭东先生的《宠》，里面的序言是我个人见过的第一个对田老《东晋门阀政治》作出批评的国内学者作品。在《宠》的序言里，侯旭东先生提倡要“告别线性历史观”，并特意指出田老的《东晋门阀政治》与日本寺地遵先生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存在隐性“线性历史观”作出了批评。下面贴出侯旭东先生对于田老批评的部分：

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确实如侯旭东先生所说存在着诸多偶然性和断裂。在我个人来看，上游专兵威胁下游的既可以是士族，也可以是其他身份，所谓东晋门阀政治中士族割据上游对建康政府进行压制，在本质上跟后来的南朝宗王与建康政府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一个社会身份是士族，另一个身份是皇家宗室，都是地方与中央权力的矛盾。因此我个人是更赞同川胜义雄的说法：“大体而言，东晋贵族政治是如王导、谢安所代表的那样，细心维护各个势力之间的平衡，从中作出调整，使这些势力能够自如地发挥作用的方法。”

说个和史实内容无关的评价：这本书文笔也很好。

刚读完，书的条理很清晰，以执政的琅琊王氏、颖川庾氏、龙亢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为线索，把东晋一朝门阀政治基本解释通了。既有宏观上对门阀政治的总体看法和发展的描述，在细节的地方也能见出先生的考证功底。美中不足的地方在于龙亢桓氏与桓范关系上猜测成分过大，不过也是在尽最大可能的尊重史实了。

不同意楼上的观点，这本书只要有点东晋门阀基本史实的初学者都能看懂。田先生厉害之处不在于写的多高深，而在于把高深的东西写的普通人也能看的懂，看的进去。

以上

贴一份大一的课堂作业，中部某大学的九字专业学生最好不要抄这个回答 。

文笔稚嫩，才疏学浅，如若有不当之处，望见者不吝赐教。

暑假期间，我在家里重温了一次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先生所著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在这本著作中，田余庆先生对东晋每个影响力较大的门阀士族的兴衰历史都进行了一遍梳理，其中主要包括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流民帅问题）和后期的刘裕与孙恩（北府兵问题）。他所做的梳理工作，大部分是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和对史书典籍的引用，为了能让读者能够更清晰地认识每个家族的兴衰史，他并没有以时间顺序叙述东晋历史，而是以各大门阀家族为单位，细解每一个家族之“生老病死”。书中对各大家族历史之讲解，涉及到政治权谋，军事割据，文化及社会之影响等各方面，可谓精彩至极。

在对各大士族崛起史的梳理中，田余庆先生都强调了同一个关键的因素，即完成思想上由儒入玄的转变。那么这种由儒入玄的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玄学在东晋的政治格局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就是我看完这本书后所思考和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玄学走进政治家的视野

东汉末年，汉王朝的统治进入末期，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严重分裂，社会危机日益激化。与此相应的是，儒家思想也开始动摇，空洞无物的经文谶纬对缓解社会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就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社会动荡总能引起文化思想上的大发展大繁荣。正巧在此时主张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受到了知识分子的重视。自汉武帝始儒学的传统就包含着一层维护皇权政治的含义。但在魏晋时期，士族经济实力的膨胀和政治权力的扩张都与之前的儒学主张不相符，而彼时思想界的大繁荣为渴望获得权力的大家族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理论环境。结合了儒释道的思想后，玄学应运而生，为门阀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石。也就是李书吉先生认为的：“东晋门阀政治正是世族按照玄学理论建立起的一个新的封建政治格局”[①]。随着门阀政治地进一步发展，玄学也被改造得更加适合门阀政治，而作为门阀阶层共同的政治目标，玄学的地位不断加强，完成由儒入玄的转变愈发重要。玄学逐渐取代儒学的统治地位伴随着政局的变化，士族阶层对玄学的推崇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接受并承认玄学，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如田余庆先生所说“司马氏得势后虽然还标榜儒学，但逐渐软化了反对玄学的态度，以至于进一步向玄学靠拢，甚至皈依。”（页339）

二、玄学的政治思想

尽管士家大族想要发展玄学为己所用，但是儒学的百年根基难以动摇，玄学是没有足够条件来取代儒学的。因此，援儒入玄是士族阶层发展玄学的主要方式，也可以说，玄学是士族阶层从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中精挑细选综合而来的学问。如书中提及，“儒学自有其社会效用，是玄学所不能完全替代的。玄学阵容中，很少有人完全站在儒家基本思想的对立面。”（页340）在基本的问题上，玄学的主张与儒学是相似的。但在政治问题上，玄学比儒学有着更支持门阀存在的主张。

其中在政治问题上，玄学与儒学最核心的区别在于儒学主张修齐治平，而玄学主张清静无为。清静无为在政治上又有着特别的含义。简单的理解，对统治者来说，无为意味着要减少对人民的控制，如《世说新语·政事》中记载的“暑，可小简之。”[②]及“丞相末年，略不复政事，正封箓诺之。”[③]；而对平民百姓来说，清净无为意味着守职本分，不过分追求功名利禄，也不读史通经以求入世，只为名士之名分而活。如《世说新语·任诞》中的记载：“王孝伯言：‘名士不需其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④]。

在这种政治主张之下，士族阶层支持玄学的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一方面，士族阶层是为了在门阀乱局中维护自己的安全。如本书所提及的谢氏处贵而遗权之门风，正是一种玄学角度的政治智慧，适当的回避可以带来更大的政治利益。虽然有些牵强，但是石崇之死也算是一个未受玄学浸润，炫富害死自己的例子。石崇作为一个官员，他有多有钱呢？《世说新语·汰移》中记载的“石崇与王恺之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的故事[⑤]，以及该篇中的其他故事，石崇宴客，石家厕所等例都可以说明。东晋门阀政局本非某个家族一家独大，石崇其人既家藏珍宝鉅资，又坐拥绝色佳人，但又没有足够的权势可以庇护他，这怎么可能不招致祸端呢。在八王之乱中，石崇被迫害，临刑前长叹:“奴辈贪我家财尔！”，这也就给名士们敲响了警钟，在乱局之中切不能露头角。另一方面，鼓吹玄学有利于维护九品中正制，提倡逍遥的同时也是在压抑人们追求功名利禄。在清谈之风和所谓的魏晋风骨的熏陶下，读书人已不以饱读经书为尊，他们崇尚清谈，无事政治。如嵇康一封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说明了当时读书人对政务的态度变得更加消极，缺少了儒家所推崇的入世观念。这种观念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也就维护了九品中正制下贵族阶层的相对稳定，适应了士族政治的要求。

因此，玄学受到了士族的欢迎，被当作是维护门阀制度合理性的理论武器。

三、由儒入玄的政治意义

在东晋的思想界，玄学已经发展为了当时的一大显学，更是当时的各大家族纷纷追捧的一门学问，因此由儒入玄的转变，是适应社会的一大潮流，如果一个家族没有完成这
种思想上的转变，是不被大众所认可的，也是难以被其他家族接纳，得到士家大族的认同的。

根据书中的一些片段来看，田余庆先生也认为，由儒入玄的转变在世家大族的发展中是必要的。如“谢氏与桓氏一样，其家族地位上升，由儒入玄虽是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页193），又如作者在后论中的总结“东汉世家大族得以入魏晋为士族，意识形态由儒入玄也是必要条件。”（页315）但是由儒入玄究竟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它有何政治意义？

由儒入玄的转变过程也就是一个社会影响力扩大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社会影响力包括了两个层次：其一是对大众的文化输出，这一点即是常说的社会影响力。在书中作者提到，由儒入玄的转化和建立事功是有矛盾存在的，认为这里的矛盾在一方面就是门阀追逐政治利益和人民群众所希望看到的“无为而治”的矛盾。这也就从侧面证明了玄学适应了在政治动荡的局面中百姓希望能安居乐业的要求。其二，社会影响力也包含着某一家族对其他家族的影响力，也就是这一家族被其他家族所认可和接纳的程度。这一方面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对于精英阶层来说，所谓的社会，即是政治舞台上他们统治阶级的集合。

除了关乎社会影响力的扩大之外，由儒入玄也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明。田余庆先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各大家族都致力于共同维护门阀政治于不衰之地。在皇权和士家大族的权利之争中，是士家大族的团结一致维护了这一制度的长期存在。据此判断，由儒入玄的转变，即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支持门阀政治，抑制皇权。

只有完成了由儒入玄的转变，一个家族才能打通成为门阀望族的路。

四、玄学的没落与门阀政治的终场

田余庆先生认为东晋门阀政治所依靠的条件是有变化的（页344），作为一门依靠于门阀政治发展并用于巩固门阀政治的学问，玄学的存亡必然与门阀政治之存亡息息相关。随着门阀政治最终被南朝皇权政治所代替，利于巩固皇权政治的儒学逐渐回归。玄学失去了利于它发展的土壤，逐渐走向了低潮。

五、结语

这本书于我而言不仅仅算是一本历史书，也是一本论文写作的模范教程书。《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最大的优点就是田余庆先生对历史的梳理细致而简洁。细致在于他对史料的运用炉火纯青，书中暗藏了很多容易被忽略的历史史实，虽然文章内容庞大，但是田余庆先生选取了一个独到的角度，以江左几家侨姓士族的兴衰为线索，行文思路十分清晰。对流民帅问题的分析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特别之处，如果没有引入流民帅问题到魏晋研究中，这一段历史会存在很多历史难题，正是田余庆先生提出的这一个新角度使得魏晋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让我觉得可惜的是，书中对玄学的分析甚少，我认为玄学与门阀政治相伴而生，相佐而亡，其中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是研究门阀政治不应该避开的。诚然，由于知识水平暂时有限，我也没能在此文中对玄学与门阀政治的关系分析透彻，本文仅代表本人拙见，还望文化研究能与历史研究相辅相成，成为一个分析问题的新角度。

总之，我看完此书最大的收获不是对魏晋政治史的了解，而是被作者研究历史的方法所打动，所吸引。我认为重演东晋门阀政治史绝不是此书的意义之所在，书中所体现的历史问题的分析方法则是更为精彩。田余庆先生十分重视史料的收集分析，他对自己所怀疑的问题必须要收集足够史料来进行合理的推测，而且分析问题的思路十分清晰，推测也十分有力。举个例子，推测桓温的先世时，田先生先提出桓温的隐情问题，再先引用前人观点并从《世说新语》、《宋书》、《通鉴》等书中求例考证桓温是桓范。对很多人来说，问题至此已经解决，但田先生仍然继续探索，对自己已得的观点提出进一步的质疑，提出了桓范的郡望问题。在翻阅各种古籍数据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还要从其他的数据中找例证旁证桓温的身世。这种治学上的严谨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史料分析论证永远是历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正途。

[①] 見李書吉：《西晉政治與玄學》，載山西大學學報1990年第三期

[②] 見劉義慶：《世說新語》，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61頁

[③] 見劉義慶：《世說新語》，第61頁

[④] 見劉義慶：《世說新語》，武漢，崇文書局，2015年，第168頁

[⑤] 見劉義慶：《世說新語》，第352頁

在许多关于历史的书籍推荐中，看到了关于这本书的五星推荐，所以慕名购买阅读。

但是当我开始阅读之后，我发现大意了。

作为一个对魏晋南北朝历史没有什么了解的小白，直接看大神对于基于东晋历史的门阀分析，是有阅读难度的。但是转念一想，来都来了，书都买了，总不能半途而废。

当我努力的看到一半时，书里众多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作者对事件的分析已经让我眼花缭乱了。所以为了更好地阅读和理解，我祭出了终极法宝--人物关系图。

东晋世系表

东晋一百零四年的历史，共有十一位皇帝。

有了东晋世系表，对照着查找书中提到的皇帝名，顿时感觉好了许多。

五大家族

既然是门阀政治，又怎能少得了高门士族。

书中重点提到了五大士族，从出场顺序来说，分别是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除此之外，还有高平郗氏等。

琅琊王氏

蓝色标记的琅琊王氏的核心人物。

颍川庾氏

谯郡桓氏

陈郡谢氏

太原王氏

看起来太原王氏出了三位皇后，分别是：哀帝皇后，简文帝皇后，孝武帝皇后。

这是根据书中的内容整理的人物关系图，当作参考，希望可以更好地帮助有需要的人对书中内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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