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刘禅时期蜀汉频繁「大赦」？ 第1页

蜀汉的“大赦”分两个时期。诸葛亮时代，明确反对，十年间仅在刘禅继位之初大赦过一次。诸葛亮去世后的30年间，连发十一次大赦令。这也侧面体现了诸葛亮施政的超卓水平，即使是蒋琬、费祎等贤相，亦远不能及。

三国鼎立局面下，人力资源对各国都极其宝贵，因此各国统治者都不约而同地频繁下达大赦令，解放那些囚犯罪人，让他们尽快投入生产、充当兵源。

依据《三国志》各位君主的本纪列传统计：

曹丕在位6年，1次大赦；曹睿在位13年，5次大赦；曹芳在位15年，9次大赦；曹髦在位6年，3次大赦；曹奂在位5年，4次大赦；

孙权在位33年，8次大赦；孙亮在位6年，6次大赦；孙休在位6年，4次大赦；孙皓在位16年，14次大赦。

即使是东吴孙权也好，司马氏三父子也罢，这些政治才能公认出色的统治者，一样在依靠频繁的大赦令来赦免罪犯、缓和矛盾，粉饰太平，同时顺带给自己涂抹上一层“仁君”面孔。

然而，这种对罪犯的频繁赦免，肯定直接损害了受害者亲属、间接损害那些守法百姓的权益，也是对国家律法威信的严重打击。因此，刘备生前和诸葛亮论政，都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治乱之道，曾不语赦”“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诸葛亮执政十年，仅仅在刘禅继位之初大赦过一次，并公开自己“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的施政理想。《三国志》作者陈寿对此评价甚高，认为“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然而，诸葛亮去世后的30年间，执政的蒋琬费祎等人却改弦更张，以改元、立皇后、立太子、军队胜利、敌国内乱、敌国重臣来投等理由，先后发布了十一次大赦令。大司农孟光对此公开抨击，认为是"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费祎竟不能应答,无言以对。

【大司农河南孟光于众中责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祎但顾谢，踧踖而已。由是蜀人称亮之贤，知祎不及焉。】——《资治通鉴》

在蜀汉政权的四十年历史中，“丞相”便是诸葛亮的专属称呼，后主刘禅以下，从蒋琬、费祎、董允、姜维等诸重臣，一直到基层小吏，但凡议论政事时，无不引述诸葛亮之法为关键依据。

诸葛亮连年用兵，严刑峻法，而百姓不以为苦，完全是凭他的超人意志和卓越才华，同时加上事无巨细的工作态度，燃尽生命中所有能量，才得以让蜀汉政权的组织效率和生产力水平极限提高。

然而，封建帝制国家，是极难有现代国家一样的严明法治的，而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人治。等诸葛亮去世后，作为继任蜀汉执政者的蒋琬和费祎，虽然也是诸葛亮生前就重用的贤才，但他们面对蜀国地域狭窄、国力贫弱的的现实，作为务实的政治家，也不得不做各种妥协，难以将诸葛亮生前的一切施政方略都继续下去。

其实，这些大赦令绝大多数发生在蒋琬、费祎、姜维这些执掌军国大事的重臣还军成都、准备对曹魏发动新的战争时。

• 建兴十二年春二月，秋八月，诸葛亮卒于渭滨。杨仪斩魏延首，率诸军还成都。大赦。
•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张氏。立子璿为太子，子瑶为安定王。大赦，改元。
• 延熙六年冬十月，大司马蒋琬自汉中还，住涪。十一月，大赦。
• 延熙九年夏六月，费祎还成都。秋，大赦。
• 延熙十二年春正月，右将军夏侯霸来降。夏四月，大赦。
• 延熙十四年夏，大将军费祎还成都。冬，复北驻汉寿。大赦。
• 延熙十七年春正月，姜维还成都。大赦。
• 延熙十九年春，姜维退军还成都。是岁，立子瓒为新平王。大赦。
• 延熙二十年，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以叛，姜维复率众出骆谷，至芒水。是岁大赦。
• 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於是大赦，改元。
• 景耀四年春三月，追谥故将军赵云。冬十月，大赦。

因此用意一目了然，就是史上常见的“谪发囚徒为兵”，如秦始皇征南越、汉武帝征大宛例。只不过秦朝二世而亡之殷鉴不远，汉武轮台悔过之诏书犹在，便用大赦天下的名义，让那些罪犯囚徒，去填补下一轮军事行动所需的人力资源。

蜀汉作为一个人力物力资源贫乏的小国，仅仅占据了两汉十三州中的一个州，却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作为立国之根基，因此不停以攻为守，对占据中原九州的北方大国曹魏频繁发动攻势，从这个意义上，确实称得上一句“穷兵黩武”。

蒋琬、费祎们的才干远不能与诸葛亮相比，当然维持不了诸葛亮的理想主义施政，明知频繁大赦是饮鸩止渴，却也是“火烧眉毛，且顾眼下”，因此，蜀汉政权的施政效率，蜀汉民众的生活水平，在诸葛亮去世后，确实是远不如当年了。（【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

然而另一方面，诸葛亮去世后，蜀汉百姓生活质量严重降低，以至于“面有菜色”之说，也只是东吴使臣薛珝的一面之辞，算不得铁证如山。

此事发生于永安三年（公元260年），东吴使者薛珝到蜀国买马，回国后向吴国皇帝孙休禀报蜀国施政得失的说辞，距离诸葛亮于公元234年过世，已经过去二十余年。

【永安三年春,使五官中郎将薛珝聘蜀求马。 】
《汉晋春秋》：【孙休时，珝为五宫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东吴景帝孙休这个人，只因为"旧爱宿恩",就重用自己潜邸时的亲信张布、濮阳兴主持朝政，不能根据朝臣才干来举拔良才，本身就不是什么明主。他为了确保自己皇位万无一失，便将此前被权臣废黜的幼弟孙亮杀害，自然算不得心胸豁达的仁君。

孙权在位期间，吴使张温出使蜀汉，盛赞诸葛亮的施政方略，却被孙权认为是有损国体，因此将其贬官。前车之鉴如此，何况孙休的能力见识胸怀，更远不及其父孙权呢？

因此当孙休问及蜀政得失，薛珝故意多加夸张贬辞，什么“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一套一套哄得刚愎自用的孙休高兴，原亦寻常之事。

孙休在位期间，东吴军事上毫无对外胜绩，更不乏海盗进犯，乱民起兵，死前托孤给张布、濮阳兴，此二人却废其子而迎立其侄孙皓。

孙皓即位后，同样为了巩固皇位，当即将孙休之妻和他两个儿子一并杀死，也算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更嘲讽了九泉之下孙休的识人不明。

诸葛亮去世后的三十年，蜀汉共发布十一次大赦，和诸葛亮时代比当然是过频过滥。然而孙休在位仅六年便发布四次大赦，孙皓在位十六年时间，更发布十四次大赦，荣登“三国大赦帝”宝座。这位史上出了名的暴君，如此喜欢“大赦”，目的当然也是尽可能扩充人力资源，而将国家法度抛诸脑后。

因此，单从下达“大赦令”的频率这个指标，也能推算出孙休、孙皓治下的东吴政权，其实比刘禅治下的蜀汉政权，更加法度紊乱，国势堪忧。如果此时的蜀汉百姓当真“面有菜色”，那么同一时期的东吴百姓只怕要“面色如土”了。

只是司马氏控制的曹魏政权，首先将蜀汉作为了优先打击目标，几十万大军呼啸南下，以狮子搏兔之态，泰山压顶之势，令总共只有十万常备军的蜀汉难以抵抗，率先亡国。

于是如“面如菜色”这样的贬低之辞，才成了吴人所谓的“先见之明”，竟成青史定论。说到底，不过是东吴多延续了十七年，便多了十七年的史书话语权，也算是某种程度的“成王败寇”罢了。

不能完全延续诸葛亮的施政方略，归根结底，是因为彼时蜀汉君臣能力不足，非不欲也，实不能为，毕竟单论治政能力，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及诸葛亮这个千古奇才？

所以这才是【诸葛大名垂宇宙，千载谁堪伯仲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