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的弊端是什么？ 第1页

教师工会 美国公立教育之殇

1962年，正值美国公立教育体系和工会之间的关系紧张到极点之际，全美教育协会在丹佛集会，纪念成立100周年。集会中，加州教师工会的执行总监亚瑟·科里发出警告：

罢工这种谈判方式是不合法、不专业的。如果今天参加非法罢工集会,明天你们别想还能再回到课堂教我们的孩子做好公民。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美国公立教育，曾经是世界教育体系的典范，如今的学生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阅读能力在发达国家都排名倒数。这种崩溃式退步背后是一个教师工会这个庞大利益集团的崛起。

教书育人的简单逻辑被彻底政治化、复杂化了。

美国基础教育采取的是联邦与州政府多重财政扶持的学区制度，每一个学校的领导机构有：

当地教育委员会、州政府教育部、联邦教育部管，还有学区中央办公室负责人和他的那些下属机构。

多重管理下，是互不隶属服从的教育规则体系。一个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同一名学生在一个学区达不到及格标准，坐车到几十公里外到另一个学校却又达到了考核标准。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冗杂且相互矛盾的体系。

这个局面的出现教师工会的庞大势力难辞其咎。

早期公立教育的老师往往是由家庭主妇担任，薪酬也不高。因此，教师工会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弱势低收入人群的就业。但借助教育的特殊地位以及庞大数量的会员，在六七十年代以来公民政治运动中，工会以及其领导层越来越意识到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最终变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

美国是两党政治，而全国教育协会、美国教师联合会是美国两个最大的竞选赞助方，每年超过55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捐助到各级议会选举中，总额超过了全美卡车工会、步枪协会，其中百分之九十捐给了民主党。介于两党与教师工会的紧密关系，从联邦到州政府各个层级都不愿与教师工会发生矛盾。

在这种政治优势之下，美国教育体系的规则向教师工会大幅度倾斜。

在美国，平均57个医生就有一个被吊销行医执照、平均97个律师中有一个被吊销律师执照，而对于教师这个数字则是两千五百分之一。对于一个有显而易见标准评价的职业，这种淘汰率可谓是微乎其微。

原因就在于学校在工会干预下与教师签订劳工协议种有一项“终身任职制度”。

这个概念源自于美国大学教育，为的是保护学术自由与独立性而规定教授终身任职。但大学终身任职的教授资格评定标准非常繁琐、漫长，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然而公立学校老师却在任教两年后自动获得了终身任期，与教学质量完全没关系。曾经一位校长试图开除了一个在录像下上课看报、让学生闲聊的老师，但最后在工会的干预下却不得不付出一年的欠薪将他重新聘回来。

除了在人事问题上公立学校管理者寸步难行之外，在绩效管理上也完全束手无策。因为教师工会奉行的一个宗旨就是：

所有教师都必须一致对待，不能有个体差异。

在此宗旨之下，工会力量全力阻挠任何有助于教育效率提升的法案：

1998年，加州教师工会花了700万美元挫败Prop 8法案。该提案要求把学生表现列为教师考评的因素之一，并要求教师须通过科目认证考试。

2010年，奥巴马公布了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CLB）》法案，试图采用标准化的考试对学校以及学生进行评估。美国的两大教师工会——有着320万会员的全国教育协会和有着140万会员的美国教师联合会——则对该方案表示了强烈反对。

上述反对的目的都是为了阻止清晰可见的教师评价体系出现，连自由择校这种有可能引起教师地位分化的机制也被扼杀。

现行的复杂而繁琐的评价标准即便执行下来，对于老师也基本没有任何约束力。也就是说全美国的公立教育管理者既不能开除差的教师，也不能对于优秀的教师给与绩效奖励。

让校长们聊以自慰的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每一年把自己手中最差的教师踢到学区里的其他学校，然后接收一个被其他学校踢过来的老师，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在教师工会影响力之下，底层教师就是最大的获益者吗？很可惜并不是的。

首先，公立学校教师的收入并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而且是死工资。特别是在连年的教育经费缩减与社会福利萎缩的大环境之下，比起医生、律师来说，教师的待遇非常不好。但是，相对而言教师所面临的工作环境与工作压力确实更加恶劣的。在一些犯罪率高的低收入社区学校，老师甚至面临着打架、斗殴甚至枪击的危险。

干好干坏一个样，工作难度与环境随着社会贫富分化还越发恶劣，也就形成了长久以来老师们消极怠工的极端状况。即便有理想有能力的老师，也只能在那种劣胜优汰的环境下，将热情与精力消磨殆尽，而坏老师则与日俱增还加重了好老师的教学负担，从而让学校进入恶性循环。

那些极度不称职的教师会被送入调职中心等待听证处理，在漫长的听证期间他们还能享受着全薪与福利。由于工会介入，这个听证过程最终可长达三年之久。在纽约州的调职中心，足足有700名公立教师无所事事等待听证，他们有的涉及旷工、犯事甚至性骚扰。

纽约州政府每年却还要花费一亿美元来供养这些人却没有一分钱用在提升教学质量上。这个费用足足可以供养20所中国内地还不错的县级高中。

最后，这一切的后果都由孩子们承担了。

linda Cliatt Wayman是费城一所高中的校长，她在ted演讲中回忆自己第一次踏入学校时的遭遇：

我任职的学校是一所低收入、表现差的学校。社区犯罪率高、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我来学校不久，女生中间就爆发一场严重的群架事件。在平息群架之后，我气愤地召开全校会议，定下规矩，并理直气壮地提出了自己的对于学生的期望。突然，礼堂里最后排的一名女生站起来：
老师！！为什么你一直管这叫学校？这不是一所学校！
一刹那间，强烈的共鸣就激荡在我脑海，那是当年我在同样的一所烂学校里上学时一直都在感受到却从未能用语言表达的想法。

是的，这间所谓的学校在畸形的制度之下，根本不能称之为一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