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 MIT 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oğlu)？ 第1页

利益相关：笔者哥伦比亚大学SIPA博士毕业，UCLA商学院博士后在职，接受过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博士科研训练。

2021年看他，先上这么个结论：一个非常擅长把分析和数理思维应用到社会经济领域的人，一个从方法论和建模能力方面堪称顶级的经济学研究者，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实践研究和政策建议者。

笔者认为他对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在Methodology方面。他的研究（很多层面上其实是基于他老婆的帮助，他老婆是个Network大佬），在一些领域，如宏观经济学、社会网络等，他的贡献使得学术界的方法论有了十足的进步，例如他将网络分析应用于宏观领域，系统性地刻画了上下游产业的关系结构，甚至让一度被淘汰的投入-产出表重获新生，这些“以微观分析宏观“的方法是他分析和数理思维的优势所在，是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另外，在关于技术进步（如AI和人类之间的替代和互补问题及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等领域，他同样有着深刻的认识，能够动态地看待问题，这一点在 @司马懿 大佬的答案中写的也非常好，他内生化了技术的发展方向，巧妙地模型化了人类社会会自我调节自动化和新职位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事实。这些都是他作为顶级的方法论研究者和建模者的素养，是我们作为经济学者值得学习和仰望的地方。

然而，他最擅长的“动态地、发展地看待经济问题“的能力到了他非常喜欢涉足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却全无踪影。Why Nations Fail这本最知名的书籍，讲的基本上和车轱辘话没有区别。在2021年的NBER Working Paper里面又开始创造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理论来论述为啥只有西方的制度是可以持续的。从这个角度笔者甚至开始怀疑他做这个领域全是生意，只有前面的领域才是真正的学术。

如果不考虑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和他的学派，以及一些风格类似的研究者例如UC Berkeley的Gerard Roland等等，都常见同一个毛病：过度地简化“人”的架构，不肯偏离“理性人”的核心假设分析Political Economy和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问题。这种思路在我们行为经济学家看来是相当偏颇乃至危险的，因为对于“理性人”的系统性大范围偏离，会导致基于“理性人”假设推导出的“最优制度“的有效性大打折扣，甚至跌到谷底，如果盲目地自上而下遵从这种“唯一性”的推理制定政策，那么悲剧是理所当然的。

从Akerlof的《动物精神》到Kaplan的《理性选民的神话》，美国研究者们对此的反思从未停止，但Acemoglu的习惯是都看不见。

事实上，美国人在政治方面的权利和制度上的优越性，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带来的信息过载，基本上都在Information Cascade（信息级联）、Motivated Reasoning（动机性推理）、Confirmation Bias（确认性偏差）等重要的行为偏误下，已经成为了新时代最大的幻觉。Acemoglu在这个领域的抱残守缺，上来就以Democratic和Authoritarian的二极管思维看待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实在是对不起他在其他领域的卓越贡献，回头好好搞methodology improvement才是他后半生能给经济学学术界最大的贡献。

而且，他在近几年学阀倾向非常明显，发表鱼龙混杂，经济学学术界有这么个笑话，“Acemoglu's Correlation is Causality“，这句话啥意思，接受过经济学研究训练的人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