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阎锡山的晋军总是很有钱？ 第1页

阎锡山发下官土来，在乡下也由闾长卖。像李如珍那些吸家，可以在小喜那里成总买私土；只有破了产的光杆烟鬼，每次只买一分半分，小喜不愿支应，才找闾长买官土。按当时习惯，买官土要用现钱，不过这在别的闾里可以，铁锁这些外来户，不赊给谁怕得罪谁，赊出去账又难讨，因此除了收粮秣借款以外还要讨官土账。借款也不易收，土账也不易讨，自己要出的款也没来路；上边借款要得紧了，就把卖官土钱缴了借款；官土钱要得紧了，又把收起来的借款顶了官土钱；两样钱都不现成，上边不论要着哪一样，就到福顺昌先借几块钱缴上。
官土又叫“戒烟药饼”，不过那只是官家那样叫，老百姓都叫“官土”。
——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

实行官卖鸦片，就必然涉及毒品的来源问题。据说，“1930年以来雁北各县与察、绥接壤之区，农民仿效该两省种了不少烟苗。每到烟土收割的时候，阎锡山即派人低价强迫收购，每两3角，并规定隐藏不交者严惩。农民迫于政府威力不敢不交。到1932年，共收烟膏20余万两，连同禁烟考核事务所存储以前没收的烟土10余万两，共30余万两，作为首批药饼。”
据绥区屯垦督办办事处编制的《绥区屯垦第四年工作报告》统计：整个垦区1933年种植面积为114265.9亩，其中：糜子24628.5，特种作物（主要指罂粟）5756.9亩；1934年种植面积为131013.5亩，其中糜子35565.8亩，特种作物9405.4亩；1935年种植面积为168268.6亩，其中：糜子72185.9亩，特种作物10347.1亩。三年之中，特种作物种植面积累计尚没有达到3万亩的计划。
多年以来，甘肃、青海、宁夏等省所种大烟行销内地，大都以绥远为集散地。为了满足需要，阎锡山又另辟蹊径，在绥远设立办事处，派员常川驻扎，专事采买烟土。然而，既要专卖，就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固定的毒品来源，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自种，也就是官种。因为阎锡山早在20年代就标榜，山西罂粟早已禁种，再由民间大规模种植实在有违舆情。此外，官种的好处还在于“肥水尽入自家田”。
官种罂粟的最佳选择就是绥西垦区。这是因为：其一，绥西偏处一隅，较为隐蔽；其二，以军队发展生产为幌子，易于掩护；其三，后套地区土地肥沃，适合罂粟生长。这样，以发展生产，寓兵于农为号召的绥西垦区，就成了阎锡山官卖鸦片的重要原料产地，从而失去了其原有的某种意义上的积极作用。根据官卖鸦片的需要，绥区屯垦办事处对种植罂粟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预计整个垦区的种植面积要达到3万亩。
据统计，戒烟药饼正式发售始于1932年8月，起先每月销量约为20余万两，以后逐年增加。到1937年，前后共获利2000余万元。

作为山西人，首先说个主观的：我们阎长官NB啊！！！

下面聊点稍微客观点的。

阎锡山，1883-1960，清末举人。16岁帮助叔父经商。所以他从小是个聪明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09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之后中举。说这个，说明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者首鼠两端，而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辛亥革命率领山西成为全国第五个宣布独立的省份。并且，他击毙了当时的山西巡抚，而不是和湖北或者江苏一样捧原来的行政长官做主。

山西在民国时期富庶的原因有很多，先从外因来说：1.晋商自明末以来就是中国第一大商业集团。山西贯东西通南北，位置重要。2.不是山西有多富裕，而是其他省份太乱。东北：遍地响马；东部沿海：既有外国的压榨，军阀、兵变一片一片的。。

内因：1.山西的兵工厂为全国三大兵工厂之一，所以境内相对和平，有发展的环境。2.劝农桑，这几乎是唯一这么做的军阀。3.个人魅力。他作为一个军阀，文采出众，并且很有口才，出过书，能讲课。不像当时山东的土鳖：上头尖来下头粗。

另外，当时山西搞的基本是地方保护主义。当时山西的铁路动脉：同蒲线（大同-风陵渡），采用的是窄轨。火车能出不能进。

归根到底一句话：不是当时山西富，而是外面的世界太乱。

是个能人，乱世能保河东平安，只要百姓安居乐业，收的农业税和工商业税，也够吃饭。比我们陕西好多了。晋陕两省，省情非常类似，但陕西从辛亥一直乱到三十年代，土匪活跃到1950年代。

说点题外的，阎锡山没有起义，真是反逻辑。

第一，晋阎政权比国民党政权早的多，根本没有必要为国民党政权殉葬。

第二，晋阎的政治理念很接近共产主义，和延安合作深度很大。

第三，太原围城时，三大战役都结束了，困兽根本无望。

当时的山西相对比较稳定，阎锡山是少有的注重发展的军阀之一，比较稳固的后方，重视发展的领导人，环境还是不错的。再说山西煤矿资源丰富，晋商传统尤在，这都为阎锡山在山西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另外人家阎长官算盘打得精啊，对金融方面也是很有见地的。之前他乱印军用券导致娘子关守军哗变，最后用强借的白银才摆平，可以说印象深刻，所以在主政山西后力推货币改革。30年代把马列主义学者请过去研究“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资本论托洛茨基照看不误，甚至研究成果还出书。

读过一点阎长官的大作《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他老人家批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你没有拿错剧本，我们的阎长官早在20年代就在研究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金银本位，认为金银充当货币是一种病态，解决的办法就是用实物作为本位，确立所谓的“物产证券”---简言之就是货币与实物挂钩。根据阎长官的理论，专门建立了实物准备库，为四银行号的发行做准备，所谓货币发行必入库，回笼货币必出库，同时通过实物准备库协调市场物价，贵卖贱买，囤积了大量的物资。事实上法币改革在山西并不顺利，一开始阎锡山就扯后腿，直到共产党进山西才不得答应推行中央金融政策，等到39年，阎老西一边要法币一边躲在山沟里玩晋钞，玩不下去了又搞实物征收。

他这个理论好不好姑且不论，但起码很适应那个操蛋的时代.......

PS：应私信要求简单补充一下时代背景好了，上世纪20-30年代，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发生过极大的动荡，国民政府本质上带有浓厚的买办性质，在主要大国放弃金本位，美国白银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出，原来的银本位无法维持，引发极大的金融动荡和市场混乱，最后只能筹划法币政策的出台。由于国民政府的政权性质，整个货币政策实际受到了英美的直接操纵和影响，最早居然与英镑挂钩，然后美国通过中美白银协定强势介入，大家一起剪羊毛。其实透过这个背景，就会发现阎老西为什么重视“物产证券”，同时认为金银基准是“病态”了。不得不说，山西人玩钱确实比较专业。

最后中华民国的金融和经济变成了这幅德性：布赖恩.克罗泽的《蒋介石》专门为这事做了个对比，1939年，某周姓少校在军事委员会做翻译，月工资是60元，当时买双鞋都要80元。等到了1943年，买双鞋要1000元，周少校的工资一分钱没涨！而这时候阎长官已经开始推行实物形式增收农业税，在军队、公务员、教师中间推行食品和必需品的定量供应制度。两下一比较，阎老西简直就是业界良心，不捞偏门的话，军事委员会的周少校一年工资还买不了一双鞋，连晋军士兵都特么不如。最后甚至连中央政府都觉得他的办法好，号召大家学习模范。

这才是外人觉得晋军“有钱”的真正原因，除了发展工商业，发展兵工产业外，阎长官的物产理论功不可没。他重实物，晋军装备可能不好，但自已勉强能生产一些，钱财未必最多，但好歹能吃饱饭，这对于当时的绝大部分中国军队而言，妥妥的高富帅。另外根据阎的经济观点：“按劳分配”，那么毫无疑问，军、公、教这个算分配第一系列，待遇更是不同，当然，普通老百姓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