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魏、吴两国到现在基本没有什么痕迹了，为什么蜀国文化现在在四川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第1页

事实上，我们现如今在四川所能够看到的绝大多数标榜着蜀汉文化或三国文化的历史古迹或文化遗存，绝大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三国印象，它们本质上并不是三国时期流行于魏蜀吴三国的全国性文化面貌，也不是三国时期巴蜀一地的地方性文化面貌，而是《三国演义》影响之下产生的明清时期巴蜀地区文化面貌。

明清时期的巴蜀民众通过《三国演义》的流传而对三国人物故事进行的再加工，本质上并不能算作蜀国文化、蜀汉文化或三国文化，只能算作是以《三国演义》为题材的明清时期四川地方民俗文化。

就好比，根据《杨家将演义》而流行开来的杨家将的故事，流传于晋剧、北路梆子、蒲剧、京剧、秦腔、豫剧等北方剧种之中，它们本身并不是“北宋文化”，而是明清以来晋冀陕豫等黄河省份的地方文化。根据《隋唐演义》、《说岳全传》而改编的评书节目，本质上也是单田芳、刘兰芳等评书艺人创作的清末以降的评书艺术，严格地讲并不属于所谓“隋唐文化”、“南宋文化”。

至于前面提及的《三国演义》、《杨家将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基本上都是明清时人根据三国、北宋初年、隋唐、南宋初年的史实进行大幅度加工改造而产生的演义小说，本质上其实也是“明清文化”的一员，从其内容上看，基本上除了书中的人物、时间、事件走向还属于所取材时代，其余的对话方式、诗句风格、情节设置、武器样式、服装细节甚至个别地名，都属于明清时期市井说唱之人所熟稔的“文化元素”。那么，依据这些演义情节而构筑的任何地方民俗文化，自然也谈不上有多少“三国文化”、“北宋文化”、“隋唐文化”了。

至少，四川地区现存的所谓“三国文化”、“蜀汉文化”，绝非从“三国时代”一路传承下来的，更谈不上什么“四川地区对千八百年前的蜀汉文化面貌有很好的传承，其他地区没有对千八百年前的魏文化、吴文化有很好的传承”。因为严格地讲，现代四川地区所保存的只是以三国人物为原型、受《三国演义》影响颇深的明清时代风格的地方民俗文化，其他地区也有同样的明清时代风格影响下的文化遗存。

至于明清时代风格影响下以三国为原型的的文化遗存，全国各地也不算少见。

• 南京、镇江两地就有类似与石头城、铁瓮城、北固山之类经过历代印象叠加之后的“东吴元素”；
• 合肥有类似逍遥津这样的张辽八百破十万之遗存；
• 襄阳、南阳两地更是出了名地为了诸葛亮隐居地争得“头破血流”；
• 临漳、磁县、安阳等故邺范围内更是围绕着邺城遗址、三台遗址、曹操高陵而对曹魏邺下文化颇为重视；
• 荆州甚至有一座刚刚被国家文物局下令拆迁的关羽铜像；
• 运城在市区、解州镇甚至中条山上遍布关羽的塑像、庙宇或IP，关庙则因为宋徽宗以来的皇帝与晋商的努力而走遍天下；
• 诸葛亮的信仰也不仅仅局限在成都，陕西的汉中定军山、宝鸡岐山五丈原各有一定程度上天下知名的武侯祠。

当然，上述文化遗产（除曹操墓以外），绝大多数都已经是明清时代之文化面貌，谈不上有多少三国面貌了，但依旧以地方民俗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渗入到当地的文化肌理当中，形成了一批拥有相当规模的“三国元素”明清古迹与明清以降的地方民俗。四川只不过是近年来包装宣传得比较突出的，并不代表“只有四川有、其他地方没有”。

如果我们抛开受到明清风貌影响过多、又与地方民俗牵连太多的这些在全国或当地比较知名的“三国元素”明清古迹、明清以降的地方民俗，纯粹从历史学与考古学的视角来看，蜀汉的出土文物反而是三国之中最为稀少的，以至于我们现在完全弄不清蜀汉历史的一些细节。

在贵族大墓方面，曹魏方面近年连续发现并考古发掘了安阳曹操高陵、洛阳曹休大墓、洛阳西朱村大墓，东吴方面则有马鞍山朱然家族墓、庐江丁奉家族墓、江宁上坊孙氏某宗室大墓，它们的文物形制及墓室信息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曹魏、东吴顶层统治者（宗室成员、高级将领）的具象了解。

在木质简牍方面，东吴方面以长沙走马楼东吴简牍（总字数300万的东吴长沙郡档案）为主、曹魏方面的楼兰简牍，也为我们认知东吴、曹魏的社会运作、地方治理、书法造诣提供了直观的依据。

在石刻文字方面，曹魏方面虽然禁碑，却也有像受禅碑、上尊号碑、正始石经（三体石经）残件、范式碑（范巨卿碑）、孔羡碑、王基断碑、曹真残碑，东吴方面则有天发神谶碑（天玺纪功碑）、皇象《急就章》刻帖等石刻文物的存世，为我们直观展示了魏吴帝王进行重大仪式的石刻资料、魏吴两国的书法成就以及曹魏上层统治者讯息之吉光片羽，蜀汉方面有且仅有芦山姜城遗址遗址出土的云南太守张休碑存有文字，至于彭山蜀汉石墓、乌杨阙（严颜家族墓阙）等石刻文物均无文字，且信息量极少。

那么蜀汉方面有什么呢？

非常可惜！

以上三类，一个都没有。

或者说，没有一处能够代表蜀汉上层的文物出现，有且只有与两汉、成汉相似到区分不出来的疑似蜀汉时期中下层墓葬出现，这就使得蜀汉反而成为三国历史与考古研究中最不前沿的一个模块，我们对于蜀汉历史的具象感知，基本上可以说依旧停留在现代考古学介入以前的状态，而我们对于曹魏历史、东吴历史的具象感知，早已在现代考古学的介入下，产生了突飞猛进式的进展。

如果有朋友参观过近年来先后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北京中华世纪坛、深圳南山博物馆、苏州吴中博物馆举办的“三国志文化大展”就会明显得感受到曹魏、东吴远强于蜀汉的文物出展，以至于蜀汉方面还需要拉来一批四川地区的东汉文物镇场子。

另外，东吴方面有已经建成的马鞍山朱然家族墓博物馆、六朝博物馆通过文物本身专题式展现东吴历史，曹魏方面有已经建成的邺城博物馆、正在建设的曹操高陵博物馆通过文物本身专题式展现曹魏历史。洛阳博物馆（珍宝展厅、汉魏展厅）、南京博物院（六朝部分）、南京市博物馆（六朝部分）等馆更有对曹魏、东吴精品文物的展现，蜀汉方面在这方面依然相当薄弱，有且只有成都博物馆几乎以图文展板为主的蜀汉文史介绍。

综上可见，四川地区的所谓“三国文化”，主要是受到《三国演义》影响的明清时代风格为主的三国元素地方民俗文化，这种民俗文化在驰名国内外的川菜火锅、四川美景、四川美女、四川方言、熊猫基地、以变脸为吸睛特征的川剧等要素的相互烘托下，使得“三国元素”成为四川这处全维度旅游目的地的热门IP之一。

三国元素的明清渲染、现代包装，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国时代原汁原味的“三国文化”或“蜀汉文化”，真正的“三国历史文化”还需依赖考古学、历史学的手段进行还原，从这一点上看，四川地区的蜀汉时期，无论是考古成果，还是博物馆展现，都远远没有洛阳&邺城的曹魏历史展现，南京&马鞍山&镇江的东吴历史考古文博展现做得更前沿、更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