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学者和普通人的区别仅仅是知识吗？ 第1页

这牵扯一系列问题：人的大脑如何读取、理解、记忆和利用知识。

我们在阅读信息时，不同人大脑这一系列细节处理都是不同的。这导致不同的人面对相同的信息大脑读取的内容不同。下图是一项著名实验：照片中是两个英文单词，大部分人将第一个单词作“THE”，把第二个单词看作“MAT”，而实际上两个单词中间的字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很显然人在获取、理解信息的时候受到大脑以往储存信息的影响，最起码读过心理学的人在看到两个单词时，首先想到确定中间的字面是什么。也就是说，旧知识本身就在影响你理解和获取新知识，因为旧知识塑造你大脑能力。

学者由于经历过残酷的选拨（读很多年枯燥的书和论文）和训练，他们读取、理解、记忆和利用知识的能力都比普通人强很多。曾经有心理学家，让学者和普通人同时读不同领域的书，实验结果是专家记忆信息的能力明显比普通人强。

学者相比于普通人，最大的特点是其会根据科学规范解读信息，而普通人只会根据感官信息分析事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键盘侠和政治学家的区别。当中国发生一件悲剧，或者美国发生一件闹剧的时候，美分和五毛都习惯将事件发生的原因归于“民主”。而实际上中美两国的历史、宗教、政府制度、法制环境、地理区位、人口、社会结构等因素都区别非常大，事件发生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单一因素影响的结果，甚至可能就是个例。在分析中美两国时，简单地对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两国的差别远大于两国相似之处，在这种情况用个别标签解释两个社会现象往往会错误归因。

普通人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因为不懂“对比”和“类比”的适用范围。类比思维适用于在差别比较大的事物中寻求深层次的相似结构（逻辑），例如鲤鱼和孔雀差别很大，但都有脊椎，我们将它们归于有脊椎动物；而对比适用于思考相似事物间不同的特点，比如分析帕萨特进口和国产款油耗、安全性等。分析鲤鱼和孔雀的不同点往往是没有意义的，反过来，分析进口和国产帕萨特的相同点也是没有意义的，而美国和中国其实就是类似于鲤鱼和孔雀。

那么学者又是怎么分析事物的呢？比如同样是上个世纪中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想到的是“苏联和美国有什么相同点”，进而提出“强政府”这一概念，指出制度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适用性，显然美苏两国更适用于类比思维。反过来，利普哈特在《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则是利用样本的相似，对比两党制和多党制等民主细节，显然民主国家内对比不同制度的绩效差别更有意义。强政府和弱政府、两党制和多党制，这些普通人也能很明显的觉察到，但我们却不会进行深层次分析，甚至错误的利用对比和类比分析事物，这背后就是因为我们读取、理解、记忆和利用知识的能力与学者们存在极大的差距。

正是因为这样的差距，当我们读到中外新闻里群众对犯罪分子袖手旁观时，我们很可能将此归入民族性，或者自我安慰到“美国也一样”，而心理学家、经济学家们会思考背后的普世行为机制，如何用巧妙的实验证明自己的想法。也就是面对相同的信息，我们敲键盘，别人可能在想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