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一提古代历史只会想到汉唐而忽视宋？ 第1页

赵构的母亲叫韦氏，也就是韦太后

靖康之役后韦太后（当时三十八岁，一说四十八岁）被抓到北边，押解至上京洗衣院（浣衣院）充作奴婢

所谓洗衣院，也就是金国的军妓院，敌国太后在军妓院是怎样一个情况，各位自行脑补吧

韦太后后来在金国生了两个孩子，也不知道是完颜宗贤的还是其他什么人的

和韦太后情况类似的，还有邢皇后（赵构妻）、柔福帝姬（赵佶女）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韦太后和邢皇后一起给金太宗侍寝过

韦太后和柔福帝姬后来又被送给完颜宗贤

金人为韦太后和邢皇后编著了写二人在洗衣院生活和接客过程的秽书，发到中原流传

当时被北掳妇女之多，野史称金人一铁匠甚至用八金的价格买下一位兼有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三种身份的女性。虽然一般来讲，野史也没啥可信的，但靖康羞辱之大，在当时看来，想必远甚二鸦甲午辛丑之和

以下是靖康后《开封府状》开封府官员“用情统计”的明细帐，明码实价：

选纳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公主二十二人，人准金一千锭，得金一十三万四千锭，内帝妃五人倍益。
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准金五百锭，得金二十二万五千五百锭。
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准金二百锭，得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
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单四人，宗妇二千单九十一人，人准银五百锭，得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
族妇二千单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准银二百锭，得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
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准银一百锭，得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
都准金六十万单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

北掳妇女共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五人

即使在宋朝灭亡半个世纪后，新朝代只要提到和谈就高潮，谈到投降就砍头，绕来绕去就是不割地，不赔款，不称臣，不和亲，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竟有矫枉过正之感，大抵也是前朝耻辱太甚，难以抬头，不敢也不能忘怀了吧

天子的母亲、妻女都成别人的*奴了，屁民们又能得到怎样的保护呢。作为一个八百多年后的人，我打这段话的时候，其实已经难以感受和表述时人的愤怒了，有的却是一股悲哀

更悲哀的是如此大耻仅过了十五年，赵构就把岳飞给杀了

母亲、妻子和女儿都让人QJ了，你拿着一根木棒出追出去打对方。打到刚刚力敌时，只见你把那木棒一拌两段，跪地大喊：“好汉！凶器我已毁，下跪我已做，干爹我可认，岁钱年年有，只求好汉饶我一命，放我双亲！”

如果宋就这么灭了，这段历史也就是亡国一瞬，确实史上也有不少。但它还存了一百五十二年，在这一百五十二年中，虽然涌现出无数仁人志士，但说句实话，除了孝宗一朝稍有志气之外，我没看到有一位统治者真正把耻辱铭记，把振兴当做一个事业来做的

奥斯曼不知道比你高到哪里去了

终宋一朝，最多可称繁荣，难称伟大

-------------------------------

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中阅读理解题型存在的必要性：

部分知友看到「不...不....不...不」，上下文都不读，就来扣皇汉大帽，也是奇怪。照此逻辑，既然《讨曹操檄》中有曹操二字，想必陈琳彼时也是曹操的铁杆了吧

简单说，现下我们对国史的梳理，渊源于晚晴以来的变局。

在不断的失败与屈辱中，回望我国的历史，当然会遥想当年汉唐的雄壮，讴歌犯汉必诛的精神——至于陈汤本人的斑斑劣迹就不重要了。在一种又一种的条约之后，回想当年澶渊之盟，难免会产生宋廷软弱无能的印象——至于个中平等交往的因素，也就忽略不计了。

要之，现下对于宋代的印象，很大意义上是近代以来国家认同与历史建构的一部分。其实，前清时对于宋代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之前有一位回答者提到了明孝陵的石碑：

治隆唐宋

但这里的关键是，这出自康熙的手笔，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清初统治者的历史意识。他们对于宋代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反感宋人的华夷之别；另一方面，他们认同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价值，也推崇宋人文治上的成就。某种意义上，在清初的征服者看来，南朝的武力向来不济，宋朝并不是一个特例。然而，作为华夏的统治者，如果能在文治方面达到或者超过宋人，这才是真正值得骄傲的。这庶几是乾隆钦佩宋仁宗的一个原因。

再往前推，明人对宋代的看法更为复杂——有时真的像照镜子一样。无论如何，明人确有汉唐宋并称后三代的说法，这是比较持中的看法。大体上，疆域之广，那和汉唐比，如果就文治而言，尤其以宋代士大夫为参照。专书俱在，就不展开了（v. 吴漫《明代宋史学研究》）。

就历史记忆的变化，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是朝鲜半岛的历史叙事。在王氏高丽与李氏朝鲜时期，统一半岛的新罗，而不是与之对峙的高句丽，才是朝鲜成就的代表，渊盖苏文很大程度上是在叛臣权臣间游移的另类角色。但十九世纪以后，日本的殖民入侵，内部民族主义的兴起，击败隋唐大军的渊盖苏文渐渐被大家重新发现，成为朝鲜民族对抗外敌的英雄。高句丽渐渐被追尊为真正朝鲜的代表，而与唐军沆瀣一气的新罗则被边缘化（v. Kyung Moon Hwang, A History of Korea）。

这个例子同样说明，对于过往王朝的印象，很多时候受到刻下心态的影响。

我们可以再异想天开一下。假设今天中国的文治武功都达到了现下美国的水平：中国的军队驻扎在世界各地，“捍卫”着世界的和平，动辄以“科学”发展观为由，干预他国内政。我们的国内达到了高度的文明，实现了一人一票——虽然，权力的杠杆掌握在大财阀的手中。至今，我们依然在为医疗、教育改革争论不休，全民的医疗保险无法实现。这时候，我们回望历史，我们会想起谁？也许，那时，我们会对汉唐帝国的西域霸权主义嗤之以鼻。也许，我们会想起王安石，想起蔡京，想起彼时的学校与救济机构，想起新法时代把教育与医疗推广到基层的努力。我们会说：啊，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