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和他的作品对你有过哪些影响？如何看待他的一生？ 第1页

谢邀。

余光中先生殁了，89岁。过了米寿，不可谓不久。

朋友们都开始念叨《乡愁》：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大概因为写得两岸士子血肉连心，大概入选了语文课本之故。

我小时候，或者是上课不用心，或者是语文课本无载，并不太记得这段诗。

所以我印象里的余光中先生，是另一个样子。

比如《寻李白》：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从开元到天宝，从洛阳到咸阳
冠盖满途车骑的嚣闹
不及千年后你的一首
水晶绝句轻叩我额头
当地一弹挑起的回音

比如十一年前那首《草堂祭杜甫》：

七律森森与古柏争高
把武侯祠仰望成汉阙
万世香火供一表忠贞
你的一柱至今未冷
如此丞相才不愧如此诗人

比如《听听那冷雨》里，蒋捷爱好者一望而知的段落。

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喊谁。

比起《乡愁》来，这些诗大概更接近他的气质：用典故，用意象，抒情，怀古。

他强调的弹性，是对于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蓄、融合无间的适应能力，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基础，在情境所需时，也不妨用一些欧化或文言文的句子，以及适时而出的方言或俚语，或是穿插典故。文体和语气变化多，散文弹性当然越大， 发展的可能性也越大， 而不至于趋向僵化——这在中国古代，叫做文气。

运用文字的稠密，也就是利用一些特别精选的字眼，来达成特别的意境，像是“咽过多少州多少郡的空寂”；也可以透过时空的压缩和景象的映衬、重叠、交替，让意象变得繁复，例如“每次写到全台北都睡着，而李贺自唐朝醒来”；或是小孩学习作文经常被强调，结构的首尾呼应，也能因为强化了文字对读者的印象，达成密度的增加——这在中国古代，就是意象了。

他对朱自清前后期文章的评价，对英式中文的警惕，都多少暗示出他的趣味：他喜欢纯雅天然的，传统中国文人的姿态。

您再回忆下，台湾许多位老先生，都如此。

怎么说呢？这整体像一种，南朝文人气质。

魏晋南北朝时，东晋到宋齐梁陈，文人如云。因为中原衣冠南渡，贵族多在意文化素养。所谓“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辞藻美，声律谐、隶事精、属对工。优美协调，富有古韵。后期太发达了，还流行骈文与宫体诗。后来南宋文学，也有过类似气象。托古，抒情，优美，精致。

因为隋唐文学过于兴旺，韩愈及古文运动的诸位是反南朝文风的，所以现在对南朝文章评价不算很高。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与理论成就，本身是够够的。

台湾的诸位先生，早年写文章，都有类似调子。读惯的人觉得古韵悠然，读不惯的便觉得文绉绉的。

对去台湾的诸位而言，退守台湾，仿佛南朝失了江北。自觉文化正朔在东南一角，必须好自郑重。所以格外优雅，格外复古。比如我一直敬佩的唐鲁孙先生，晚年在台湾写专栏怀念北平故都饮食，末了总免不了提几句“还于旧都”之类，这是当时台湾的政治正确——这些话，后来的出版稿也删了。

其他台湾作家，不至于如此激进，但这种南朝士大夫式的典雅、优美、崇古、温润、精致，算是台湾老派文学的整体风格吧。

余光中先生自己，1970年代，台湾戒严时期，反过乡土文学，还出了唐文标事件——后来他自称反对的不是乡土文学，而是工农兵文学。

所以台湾左翼诸位豪杰，又譬如李敖先生这种斗士，自然与余光中先生意见相左，看他不惯了。

自然了，文无定法，不论高低。李白觉得谢灵运牛上天了，钱钟书先生觉得谢灵运矫揉造作。视角不同，意见也不同。

但说余光中先生是个书斋的南朝士大夫做派，大概应该没什么错。

说这段事，也无非借余光中先生，说说台湾诸位先生的风骨。

台湾诸位先生的文笔，有乡愁，有涵养，懂典故，知文化。他们的气质，是一种上溯历史的复古气质。所以，真回大陆来了，他们怕反而要失望的——逯耀东先生写他回大陆吃东西，摇摇头，“不是那个味道了”。

就是所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意思——哦对了，说这句话的桓温，也是个南朝人。虽然一代枭雄，依然多愁善感。南朝文章，一向如此。

所以呢，我们不必太为余光中先生的乡愁遗憾。

夏志清先生很早就明白这一点，他如是说过：

余光中所向往的中国并不是台湾，也不是大陆，而是唐诗中洋溢着‘菊香与兰香’的中国。

其实这句话适用台湾许多位老先生——又不止余光中先生一个人了。

余光中先生当年写杜甫：

惟有诗句，纵经胡马的乱蹄
乘风，乘浪，乘络绎归客的背囊
有一天，会抵达西北那片雨云下
梦里少年的长安

他理想中，诗句可以穿越一切，直达梦里少年长安的。

现在，他是回到自己少年长安、李白杜甫的中华梦里去了。他对古中华的乡愁，圆满了。

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