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但是首先你得承认你的三观只是你的三观,甭说相对于作者,就是相当于人物形象也并不具备任何超越性。
用一句早几年的网络流行语形容这种状态:我看诸君多莎必,料诸君看我亦如是。
如果没有这点觉悟,关于文学作品你只能输出自己那点三观的事儿,容易进入下面这种状态:
两个莎必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站在作者角度讲,他要是只塑造了一个恶人,而没有塑造出其作恶的必然性,那么他的工作就是不成功的,人物也是脸谱化的。
蝴蝶迷恶不恶?也恶。刚好可以供读者宣泄自己的三观。但作为文学形象她就是欠缺的。因为恶人不是恶的叠加,而应当呈现为人物的必然。
这种必然最极致的状态,就是不管你怎么假设,怎么翻盘,怎么悔棋,人物的归宿都不会有任何改变。这就是俄狄浦斯王被称为最完美悲剧的原因。
乔治斯坦纳在《悲剧之死》里说:
再灵活的离婚法律也无济于改变阿伽门农的命运,社会精神病学也无法为俄狄浦斯提供解答……悲剧告诉我们,理性、秩序和正义的范围是极为有限的,而且我们科学或技术的任何进步,都不能扩大它们的影响。
好的文学作品经常不是回答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恰恰是呈现理性和正义的有限性,乃至于是承认拿出解决方案的不可能。
观众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评判潘金莲是女性觉醒或者是个声名狼藉的淫妇,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但这种评判并不能见出读者在三观上的高明,反而往往表现了狭隘、冷漠、与无动于衷。
哪怕是生于封建礼教环境下的作者,也知道去呈现潘金莲的早年生活,她本身对欲望的肯定,乃至于某种追求幸福的比较危险的激情。这其实体现的就是一种对于文学审美的追求,对人物真实的尊重。而当读者试图仅仅就三观去评判这个人物的时候,不光是已然低于作者(故而不可能胜任对作者三观的评价),甚至未必能比人物形象高出多少了。读者觉得自己高明,其实无非置身事外、无动于衷,用我膜哥的一句话讲:
如果是你,你还笑的出来吗?
打算笑的时候,尽可以去看蝴蝶迷,因为在提供道德优越性方面,蝴蝶迷不会比潘金莲更不胜任,并且还免于因其丰满立体,嗤笑读者的狭隘简单。看完以后,大家笑哈哈。
并满意地发现,这个世界的理性和秩序,毕竟仍在自己的三观统摄之下。
中国的平头老百姓是啥都不懂的、啥都做不了的、啥都不想做的贱民吗?
英雄的老百姓关心美国,因为它就横亘在面前。
“Because it's there.”
因为山就在那里,所以英雄的老百姓就想征服一下呐,人类的天性而已,家畜或许不能理解。
全世界所有厉害的东西,中国的平头老百姓都关心:上至国际空间站,卡西尼,奥陌陌,旅行者;下至下水道油布包,煮饭仙人,圆珠笔尖,还有猛禽,幽灵,高精狙,福特号,电磁炮,可燃冰,盾构机,大豪斯,大牛排,电瓶车,鸟语花香,老虎大象,GPS,NMD,M1p,RTX,诺贝尔,太平洋。
我想要的不多。你给不了,我就自己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