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我有发言权。买命这个事情放在随便哪个朝代能便宜么?
现在医生动不动都是博士,我都已经买房了,我高中同学还在医大没毕业。等他毕业已经很难上车了,工资刚开始才六千多,房价都一万五了。同学说一年现在三十万了,然而房价十万了。这不喊穷才不对吧。
病人喊贵也没毛病。某日我跟同学开玩笑说他年轻有为升副主任了,那本事可大了,把自己腿锯了接回去还能再长几厘米。我同学一脸严肃的说这个本事是有的,这个钱他木有。
博士副主任,学的就是把手暂时接到脚上长好了在装回手臂去,那么大本事的人,他说他自己消费不起自己。
合着张学友请不起自己唱歌,这像话么?
但是别的我不懂,工业设备我还是懂的,那医疗设备不得几百上千万一台,为了装上这个机器,配套的UPS,无尘室,负压病房一堆东西哪样不要钱。张学友请自己唱歌,他得租喇叭,那喇叭不可能是大妈广场舞的,那必须是进口品牌的,还得根据不同曲目接水电或者火电,以防曲子太热太凉。
医生开刀不是一个人能开的,他得有麻醉师傅,擦汗师傅,各自各样一大堆人协助。不先麻翻了怎么下锯子?血喷主刀师傅脸上了,师傅自己擦,那不就掉价了吗?张学友请自己唱歌,起码也得是请马友友来客串友情价拉五分钟二胡,就算不给工钱,起码机票酒店钱不能马友友自己贴。那把二胡最少也得好几十万,最起码都是碳纤维的,还得找大和尚开光,就算是租二胡,一天怎么样也得几万块。
医生瞧病,他得吃饭,吃饭就要有食堂,食堂就要有大妈,大妈家里还有大爷,大爷腿脚不好还得医生瞧。张学友请自己唱歌,他得有助理定饭,或者厨师做饭,厨师得听着张学友唱歌才能做出饭。
医生开方,照方抓药,这药得价格合理。别像美国生物医药集团搞的罕见病药,长生不老药动不动几十万刀一年,那搞个锤子,等死算了。张学友请自己唱歌,版权费一首都是天价,得了,张学友只能唱免费无版权歌,比如苏联国歌。苏联都没了,应该不至于俄罗斯跑来要商业演出版权费。张学友给自己唱一首吻别得交不少钱,他今天如果要唱三小时,如果不跟听众收费,那得赔到当裤子。但就算真唱三小时苏联国歌,马友友的二胡钱也得照样掏,所以不存在这种赔钱赚吆喝的事情。
那张学友今天真就是自己掏腰包请自己唱歌了,他那掏出来的钱哪去了呢?
百万漕工今天吃上饭了啊。
有一个村子,大家都不做饭,去食堂吃。
食堂是个好食堂,每天馒头包子做的不亦乐乎。不仅如此,食堂里的师傅们也乐于学习,经常去大城市学习更好的做饭技术,买了烤箱、集成灶等一系列设备,食堂的饭,也从一开始的米面为主变成了披萨牛排。
明面上,大家吃的比以前更好了,是进步。
可价格也水涨船高,渐渐地,有一些人吃不起了。
食堂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没有降低价格,而且披萨牛排也越做越少,反而加大了松茸龙虾鱼子酱的供应。
更多人吃不起了,食堂大爷却来了一句:外面人都这么吃!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困局,医疗技术发展太快了,可大家的收入水平却跟不上。
举个例子,米国前总统卡特,2015年8月证实罹患黑色素瘤并发生脑转移,除了切除肝脏并对脑部进行放疗外,他还接受了K药注射,这个K药就是大名鼎鼎的PD1,12月他发表声明说,医生在他做完最近一次脑部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后,发现他大脑中的癌灶已经消失。在继续接受每隔三周一次的K药治疗后,到了2016年3月,他的医生认为他不再需要使用药物治疗,在此之后的2年多以来,卡特仍然健康。
但你先别急着觉得这个药神奇,在肝癌的治疗中,K药+仑伐替尼的组合,一次费用是5万元。而规范疗程是21天一次,连续使用两年。单单这两种药物,费用是180万。
药是好药,可出的起180万的家庭能有几个呢 ?
那怎么办?回头吃馒头包子肯定也不行,但一百八十万也太贵了,也不行。
事情就无解了吗?
不是的,上面的故事,非常的表浅,我们再深入一点,比如:
海鲜肯定好,比包子馒头好吃,但大西洋的虾吃不起,渤海养的总能吃吧?
都是肉,吃进嘴里差不了太多。
如果再有一个人,把食堂的采购管起来,不准搞一些花里花哨,价钱,自然也就不会那么贵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虽然很多人没做过手术,一定吃过药,搜个药名,出来的产品千奇百怪。这,就是药品的“乱局”,主要有两乱。
一乱,乱在“一药多名”。全国有6000多家药厂,其生产的95%以上的药品品种是仿制药。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临床上使用的常用药,实际也就1000余种。而中国市场上有1万多种。
怎么多出来这么多呢?许多品种其实就是变更了一下包装的剂量、数量、规格,之后换个名字,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新药”。
有统计显示,在200种常用药品中,有4个、5个、6个、7个药名的,分别占到20%、25%、25%、15%。
二乱,乱在“流通层层加价”。药厂生产出来的药,并非直接就能到医院,而是要在流通领域层层辗转,一路加价:首先是一级总代,其次是多为私人承包的二级代理商,之后进入医院还要层层过关,包括医院负责人的许可、药房默许列入用药名录、医生答应用药开方,到了这里后才是医药代表走到台前,推介给医药配送公司,配送公司加价后送进医院,最后医院才堂而皇之地加价国家规定的15%。到患者手里的药价,经过如此层层加码后,可能已经上涨了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而三明医改采用“两票制”,药品从药厂卖到一级经销商开一次发票,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发票,杜绝了七票、八票,减少流通环节的层层盘剥,药费,自然就下来了。医疗器械也是同理,这也是我觉得三明医改最核心的地方。也是最利于每一个人的。
核心谈完了,再说说医生的收入。
以前,医院绩效工资从医疗总收入中提取,医务人员实际收入与医院总收入紧密相连。然而,医生看病问诊却不值钱。进一步导致医生吃药商“回扣”,而他们赚钱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多开药、多用耗材、多做化验和检查。
而此举,更是导致了医疗行业的“不均”,就拿骨科来说,手外伤专业,手术时间长,技术要求高,却因为不用“耗材”挣不到什么钱,更难的是患者多是当地工程、工厂的人员,跑费情况也很多,收入一直不高。
而骨伤专业,因为能多放钢板多放钉子,让人才趋之若鹜。同理的还有儿科、急诊等。
改革后,通过“腾笼换鸟”,提高医疗服务性收入的空间,以“工作量”而非“创收量”来核定收入,医生多看病、看好病,做预防,做健康,都能拿到更多薪酬。
“简单来说,以前是‘你为医院赚了多少钱’,现在是‘你为医院做了多少事’,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所以,我是很看好目前的医改模式的,不仅降低了患者的负担,更是能够让医生劳有所得。
答:钱让阿鼠赚了。
作者:第一大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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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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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贵,主要是两点:第一,药品贵。第二,耗材贵。
第一,啥叫药品?即治病的消耗品。
第二,啥叫耗材?也是治病的消耗品。
我国只有这两个贵,人工并不贵。剪个头,最低二十,补个课,最低三百。看个病,只要五块钱。所以可以忽略不计。
这药品咋这么贵?国家定的。国家为什么定这么贵?只有贵的才能卖出去。可是亚当斯密不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市场决定价格啊。那市场价格肯定是越低越好卖,咋回事啊?
第一,假设我要卖野草。野草也是药材,可是野草遍地都是,这玩意咋能卖出去?野草能治病,所以能卖出去。那我自己拔草吃,不花钱啊。是的,但是你没有权利吃,医生才有让你吃的权利。
第二,那医生让我吃,我就吃,野草才多少钱。那就错了,野草不能直接吃,只能走一遍药厂才能吃。
第三,野草一块钱一斤,药厂卖二块钱,医院卖三块钱。患者三块钱就买到了。这很好,并不贵。
第四,有一天娄阿鼠思考了这个问题,怎么才能卖野草赚钱?思考之后,定出如下方案:
1.找衙门,将阿鼠牌野草定价为一万块钱一斤。衙门为什么要同意?因为阿鼠说了,只要你同意,一斤鼠草给你五千块钱。衙门说这个简单,不违规。衙门做出如下公告:《为了防止阿鼠哄抬物价,避免阿鼠牌野草卖十万一斤,必须给阿鼠牌野草定价一万一斤》。
2.找医院。院长,只要你卖一万一斤的阿鼠牌野草,一斤给你提2500元。院长想了想说:阿鼠,你这个野草真的好啊,医院有15%加价率,三块钱一斤的,医院只能赚0.45元,一万一斤的医院赚1500元,阿鼠,你是好样的!
3.阿鼠找到叫兽医生。叫兽,你只要开我一斤阿鼠牌野草,我一斤给你1000元。叫兽看了看一系列的定价,大吃一惊!鼠哥!我谢谢你!我全家都感谢你!
患者:叫兽,我这病吃啥药?
答曰:阿鼠牌野草。
患者:野草我知道,为啥阿鼠牌这么贵?
达曰:是药三分毒,阿鼠用了高科技,绝无任何毒性,兼有保健养生奇效,衙门定的价。本届衙门最好,小小你知道吧,小小是保护你的,差不了。
患者:你说的是做梦的小小吗?他爱玩打老虎的游戏,有时还打苍蝇呐!我相信小小,小小爱看佛经,老虎苍蝇都不杀的!是个好人。可是我实在没钱,给我开三块钱一斤的野草吧!
答曰:没有,医院只有阿鼠野草。马路上遍地野草,你要是吃了,病就严重,就得死。并且不孕不育,祸及子孙。你不是有医保吗?衙门给你报销75%,你怕啥!要感谢小小!
患者:衙门太好了,给我报了75%,还得是小小啊!感谢小小!
阿鼠乐了,这比三百年前的《十五贯》还给力啊!小小昨天吃了猪肉大葱包子,不知道看《昆曲》,就知道听歌,竟然不知道《十五贯》。三天之后,各大媒体头条是:《阿鼠牌国际领先心脏支架隆重上市》。
阿鼠的成功成为一代传奇,马鼠思考了三天,又看了一百遍小人书《十五贯》。决定建立鼠宝店。召集众鼠,漫延整个网络兼及世界各地,务必人人成鼠。人人成鼠了!是的,审美都改变了!以鼠为最美!终于明白了,为啥十二生肖,以鼠为尊了。美女们的感觉最灵敏,认为老鼠最有本事,老鼠最有钱,是的,老鼠才有一切。可是美女们不知道,老鼠不爱臭哄哄的美女,老鼠爱的只是大米。
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下面,每个人都在讨论对错,互相甩锅。
然而这个社会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色的人,可以帮到这个家庭。
没有人可以帮助孩子,也没有人可以帮助父母。
人们反对语言暴力,反对肢体暴力,反对禁闭管教,
人们几乎反对所有“极端方案”,却没有人任何人给出正确的解决方案。
这个案例里,父母的行为,已经做到了一个正常父母,甚至高素质父母能做到的一切。这个故事在一次“长记性”的暴力殴打之后得到了控制。
然而如果这样都控制不住呢?
比如打过之后,依然没用,女儿开始逃学,抽烟,夜不归宿;家里人没有办法,把她锁在家里关禁闭,她用床单当绳索从3楼爬出去,离家出走几天不回家。家长该怎么办?
这其实不是一个假设,
这是豫章书院事件中,那个“只是有点早恋”的当事人,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口诉的故事。
实际上不管是送去杨永信还是送去豫章的孩子,他们的故事和这个新闻都类似,甚至有过之而不及。
在从爱的感动,到灵魂交流,再到科学教育法,最后到心理咨询师;
当“正确”的方法都无效之后,还有谁能帮助这些人?
这些人是少数,可能只有千分之一;
同时也不是少数,千万人口的城市,儿童近百万,千分之一就意味着数千家庭需要面对这种极端情况。
在豫章书院之后,我也在试图寻找这件事的答案。
我对话了豫章书院当事人sona的心理咨询师,她告诉我sona不该送去那样的地方,但同时也认为有些人需要在那里管教。
我找了浙大的儿童心理学教授,他告诉我心理辅导和更好的教育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但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我们的讨论中,出现“驯服人类的方法”这样极限的闭门话题。
一位在工读学校工作了14年的高级教师,他给出的答案更令我惊悚。靠”管“能解决的问题不会送来工读学校。工读学校的作用是把这帮人关到18岁,等他们出去了就能判刑了。
这段时间我看了大量教育学的书籍。但我发现,整个社会对正常儿童的教育信息非常丰富;对于异常儿童和家庭的帮助方案近乎于玄学;而对极端状况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回到主题,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这件事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对叛逆少年研究和帮助的空白。我们有海量的关于对错的讨论,有海量政治正确的讨论,却没有任何一个方案禁得起“如果这样做无效呢?”的反问。
父母无处求助,孩子无处管教。声称能给出帮助方案的机构,全部诉诸暴力而被网友围剿。
如果学术上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角色不能良好的补位,这样的悲剧永远不会是最后一次。
而这个问题下,现在所有的争论其实都毫无意义。
掌控药企的大资本家,还有官。
其实大家都明白。
希望仇医者不要因为自己的懦弱而拿基层医生出气。看到卫计委的大官了吗?您敢动吗?
当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