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陵之变中，曹爽是出于怎样的考虑相信了司马懿不动杀机的允诺？ 第1页

曹爽信不信根本没关系，因为他面前并没有其他路可走。

曹爽的军事能力和组织能力都非常的糟糕。

曹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军事行动是正始五年（244年）的伐蜀，结果率领六、七万大军入蜀被费祎所阻，而关中及羌、氐后勤运输又不能应付军队所需，搞得军民都缺乏物资和粮食，撤军的时候又被费祎进兵据三岭截其归路，曹爽苦战才得脱身，部队输送用的牛马辎重全丢光，落得个羌、胡怨叹关右虚耗的下场。

所以曹爽的军事能力和组织能力是没法跟老于军事的司马懿正面抗衡的。

高平陵之变中司马懿第一时间掌握了洛阳的军队

高平陵之战的情况是司马懿陈泰高柔等重臣趁曹爽随驾扫墓时发动政变，司马懿的动作十分迅速，一发动就控制了各个城门，率兵占据了武库，并派兵出城据守洛水浮桥，同时命令司徒高柔持节代理大将军职事占据曹爽营地，太仆王观代理中领军职事占据曹羲营地。司马懿此时已经通过其军中威望和老臣们的支持控制住了洛阳地区的军队，曹爽曹羲麾下的中军中垒等部队留守洛阳的已经全部落在了司马懿控制中。要知道司马懿长期领兵，和陈泰两人先后担任大将军和太尉这两个军事最高职务，其子司马师也长期担任中领军（负责禁军将领升迁）的职务，在军中威望极强，曹爽兄弟架空司马懿也不过才几年时间，司马懿的积威犹在，洛阳各军都肯听其号令。

曹爽没有迅速回洛平乱的实力

而高平陵之战发动时，曹爽现在有的只有随驾的少量军队，以及临时征发的数千名屯田兵士为护卫，这些军队的忠诚度也还是成问题。就凭曹爽的军事能力和组织能力，带着这点毫无战斗力的屯田军队和忠诚度成迷的禁军回洛阳平乱，那基本上等于主动冲塔送人头。

而皇帝曹芳是否支持其都很成问题，所以当时的曹爽甚至都不敢把洛阳发生政变的事情告诉曹芳。

曹爽对奔许昌长期对抗没有信心

当时桓范提出的方案是让曹爽先去许都，调用许都的兵库武器武装军队，同时调兵勤王平乱。但是曹爽三兄弟都对自己的军事组织能力没信心，没有采纳该意见。自古发生政变要出兵平乱都得趁早，一旦拖延那就是给对手从容调兵布置的时间和机会，想收拾就难了。而司马懿的威望和能力都不是曹爽三兄弟能比，且司马懿旬月平孟达三战定辽东，作战风格都是谋定活动绝不拖泥带水，如果跑到许昌去将对抗拖成长期正面战争，曹爽三兄弟那点本事怎么可能是司马懿的对手？这事曹爽自己心里有数，所以根本不肯听桓范的意见——你听说过塔也送了兵线也被推了然后靠打野能翻盘的么？

范南见爽，劝爽兄弟以天子诣许昌，徵四方以自辅。爽疑，羲又无言。范自谓羲曰：“事昭然，卿用读书何为邪！於今日卿等门户倒矣！”俱不言。范又谓羲曰：“卿别营近在阙南，洛阳典农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诣许昌，不过中宿，许昌别库，足相被假；所忧当在谷食，而大司农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从，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谓诸从驾群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过欲令我兄弟向己也。我独有以不合于远近耳！”遂进谓帝曰：“陛下作诏免臣官，报皇太后令。”

我们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分析曹爽去许都的可能性，曹爽的结局其实是从三兄弟一开始离开洛阳时就已经决定了。曹爽的活路有三，上策是在趁洛阳时就先下手为强干掉司马懿一党，中策是把司马懿和两儿子赶回温县老家远离朝堂，下策是三兄弟至少留一个在洛阳控制住洛阳的兵权，同时去高平陵扫墓的也要掌握一支能战之兵，这样任何人敢跳出来作乱都可以第一时间调兵镇压，不至于措手不及。

而曹家三兄弟一同离开洛阳还只带那么点护卫，却把整个洛阳留下来给司马懿随便折腾，那就真的是飘了。

所以塔也送了，兵线也送了，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掉，最后只剩下一个办法——认怂回去，看看能不能留下一条小命咯。

实际上你只要够菜，你做出任何选择就都是错的。曹爽只是选了最省力的那个而已。回洛阳无法夺回禁军，去许昌打不过司马懿，一样是死不如死得轻松点，何必折腾。

没有吃过大苦头。

以前读到过一些讲留学生活的文章，讲到外国人对中国留学生的看法。其中一种看法是这样的。中国留学生在政治见解上十分深刻（跟外国同龄人比较起来），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十分幼稚。

曹爽应该就是类似的情况。

共同点是接受过良好的政治教育，对于理论抽象的事情十分了解，对复杂隐晦的现实事件缺乏认识。如果你将事情进行归纳总结，抽象出来，用理论概括的方式讲述给他们听，他们会很轻松地根据各类条件做出正确判断，指出事情本质，做出正确抉择。如果直接让他们处于事情当中，初则如潮水将至，迷茫不知危险将至。已而浪潮汹涌骤然升级，则惊慌失措，慌不择路。他们会在迷茫中错误地就近登上海中礁石，失去涉水逃往远处岸边的机会，最后在绝望中被浪花吞噬。

纸上谈兵则侃侃而谈，躬耕南亩则不辨菽麦。

曹爽的决策，就是这种潮水突然涨起来了，慌忙逃上身边的礁石躲避，却不肯涉水逃往真正的岸边的典型表现。

很多人都讲，曹爽逃往许昌，也会遇到很多风险。这些风险就是涉水。曹爽就地投降，就是登上礁石。一开始看起来是安全的。然而等到潮水涨起来以后，他们就不再可能涉水，而礁石本身就是被海浪淹没的残余，于是他们就只有死。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司马懿，本来就面临着死的可能。

放弃抵抗，就地投降，这种事在汉初就发生过一次。被一个女人痛骂了一顿，没有做成。

当时吕后去世，吕家手握军政大权。吕后遗命，不许他们送丧（《吕太后本纪》：“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但是吕家这些人并没有理解其中的深意。他们只做到了“慎毋送丧”的事，却远远没有做到“据兵卫宫，毋为人所制”的事。吕后一死，大臣们就开始谋划夺权。第一次尝试，就是派人去游说掌握兵权的吕家子弟吕禄，说了一通你带兵在此才会引起猜疑的鬼话，诱骗他交出兵权以放下嫌疑，回去做一国至尊的赵王（《吕太后本纪》：“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藩，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足下何不归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就信了，和吕家人商量，然后一直犹豫不决。结果还是吕家的女人懂事，指出没了军队吕家就完了（《吕太后本纪》：过其姑吕嬃，嬃大怒，曰：“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毋为他人守也。”）。就这样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前线传来消息，大臣们与齐国联合打算诛灭吕氏的事情暴露，相互之间的敌意揭穿。趁着相国吕产入宫谋划的空档，大臣们决定以快打慢、立即动手。于是，一方面，他们假传圣旨，声称皇帝让周勃代管北军，一方面继续派人欺骗吕禄说皇帝让太尉周勃代管北军对他有利，让他赶紧交出印绶。周勃在交接的第一时间就组织北军起兵。这时，大臣们并没有控制守卫宫廷的南军。因为南军都是从关东调来的，都不是关中人，关中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无法影响到他们。这就给了吕氏一族反击的机会。这个时候信息差的问题就显现了出来，由于大臣们以快制慢的打法，吕产并不知道北军已经没了，结果在宫殿外被堵住，无路可逃的吕产被杀。接着大臣们就杀了吕氏一族。等到后来立汉文帝，他们又诓骗少帝出宫，杀了少帝一家，以及少帝的兄弟们。

这次政变的一些设计，例如说诱惑吕禄放弃兵权，回去做他的赵王，和司马懿诱骗曹爽是相似的。司马懿同样是诱惑曹爽放弃抵抗，承诺不杀他，回去做他的富家翁。事后杀起来则杀得非常痛快，斩草除根，一个不留。就连出嫁的女儿也要杀。这个风气似乎从是曹操杀伏皇后开始的。后来很多年以后才被废止。好像废止的理由之一就是三从四德之一的“出嫁从夫”，从而避免了女儿跟着家族一起被杀。这一条封建道德吧，你要是傻子一样当尚方宝剑用来夫妻吵架，其实是没什么用的。但是关键时刻拿来救人还行。只是谁也没想到后来的理学家就是傻子。

关于这个取信于人的事情，后来唐代有一个事儿很有讽刺意义。唐代喜欢赐丹书铁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免死金牌。一般人理解，免死金牌是莫大的信任和光荣。但是政治上这个事儿并不是这么简单。有一次唐朝赐给一个大将丹书铁券。大将说，皇帝给谁丹书铁券，一般就是想杀谁，不如反了吧。于是就反了（《新唐书·卷二百二十四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上·李怀光》：“凡疑人臣反，则赐券。今授怀光，是使反也。”）。这种取信于人结果反而没了信任的事情，在春秋时期也有过。平王东迁时，根据“国际会议”达成的协议，周平王以郑国为卿士执政。郑国是申国的女婿。申国是周平王的杀父仇人，也是周平王的拥立势力。郑国也算是代表申国执政。一开始是郑武公，他和申国的关系也是杀父仇人。接着是郑庄公，他和申国的关系，是申国是他的外公。郑庄公的时候，周平王开始和虢国眉来眼去，周郑两国失去信任。为了重建政治互信，决定交换人质。周郑两国将太子送到对方那里做人质，史称“周郑交质”。历史评价说，这说明双方已经失去互信了。这个操作效果还行，至少周平王最后还是没有换掉郑庄公。双方决裂要等到周平王死了以后很多年了。当时他的太子离开郑国回来，马上就死了。公开的说法是哀伤过度。然后大臣们拥立了太子的侄子、前太子的儿子继位，后来这位王孙联合虢国去打郑国，爆发了繻葛之战，被射了一箭，怂了。周天子变成吉祥物就是从这开始的。

曹爽的考虑其实挺好理解的。一般人理解不了司马懿这种思路。我原先也理解不了。因为这太理性了。曹爽正好是不理性的反面。他只考虑进退结果，却并没有考虑自己的进退可以交换什么、有什么切实的形势可以提供保障，政治势力的分布和将来的发展前景，而只是空泛得相信所谓保证。

想事情不从事情上想，而从人情上想，就已经失败了。

我们一般人都见惯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就算嘴上说“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其实也并不知道这个残酷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样的。就更不用说理解什么叫做“无所不用其极”了。

司马懿是个战克之将。

他谋事用兵，全都能够做到事先预料。这里面固然可能有后来史书文饰吹捧的地方，但是从具体表现来看，就算不是料事如神，至少也是料敌机先。料敌机先也就罢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高光时刻。司马懿出挑的地方在于，他还是一个出色的执行者。他能够预判敌我双方的行为，并且能够坚决地执行自己的战略。一般人预判了事情以后，在执行时就会有一些不耐烦。走程序走得烦躁不安，失去耐心。结果就是想好的事情办得敷衍了事。司马懿不但能够制定谨慎周密的计划，而且可以一丝不苟地执行完毕。这个人的执行力太强了，简直就像一台无情的办事机器。

问题就在这里。作为一台无情的办事机器，他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诱骗曹爽可以取得胜利，那么他就会坚决诱骗曹爽。什么蒋济陈泰全都用上了，无所不用其极。诛灭曹爽是深思熟虑以后定下的战略目标，那么他就会坚决屠杀曹爽一族，寸草不留，谁说都没用。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如果我们充分理解他的思维方式，那么当他拼命诱骗的时候，你就应当恐惧到极点。所以一开始曹爽还可以犹豫不决，但是当司马懿一再派人来诱降、表现出势在必得的态度时，曹爽就应该说：“仲达老贼数使使诱我，言卑信重，是所求于我者重也。求我者重，则忌我者深也。且欺我，故数诱我。是轻我也。忌我而轻，若降，必不免。”

现实中很多打工人之所以被老板欺负得死死的，就是因为这个“忌我而轻”。老板怕你个傻瓜学会了本事，只教给你干活，不交给你渠道。然后又看不起你这样一个没有关系只有一腔热血的打工人，就死死地欺负你。

曹爽并没有认识到，投降之后，自己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非但没有利用价值，而且他的年轻，恰恰是年迈的司马懿最不能接受的条件。因为一旦几年后司马懿身死，曹爽正当壮年，那么司马懿家族的命运不会更好。所以即便是投降的情况下，曹爽也是不能活的。如果曹爽在投降的第一时间选择自刎，那么曹氏家族的结局反而会好一些。要是这样的话，那么曹爽投降什么呢？

曹爽的思路，就是别人怎么挖坑自己怎么跳，最后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屈从于虚假的安全感。

我们不用以过于复杂的方式来应对这样的问题，也不需要因此丧失什么信念啊、理想啊、温情啊之类的基本情感。我们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就行了：

做人要有担当。

谢邀，一点也不难以置信。只是我们看问题不能上帝视角。

从上帝视角来看，司马懿在最后的两年“诛戮名族，宠树同己”，立庙洛阳，建立霸府，确是有异志。但是站在时人的角度看，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前是朝野之中大大的良心，杀了曹爽之后，有部分人开始有所警觉，但是总体风评依然不错，直到后来司马师、司马昭吃相越来越难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醒悟了司马家的心思，到司马炎代魏之后，前后串起来一看，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此人当初就是黑心白莲花，遂为定论。

再插一句话，晋代魏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接近于满清代明之计、元首图捷克之谋。就是一步步的逼近但是不亮底牌，每走一步，团结大多数人，把少数反对派干掉；然后再进一步，之前团结的人中又有一些人变成了反对派，再干掉，然后再走一步，每一步都足够的小，保证团结在自己身边的是大多数。典型的例子就是淮南三叛的平定——上次平叛的将军就变成了下次的叛臣，通过这种磨盘式的平叛过程，磨干了魏国忠臣的血，也铺平了走上皇位的阶梯。

下面列举三个司马懿早年所获得的评价：

曹植的评价：

魁杰雄特，秉心平直。威严允惮，风行草靡。在朝则匡赞时俗，百僚仪一；临事则戎昭果毅，折冲厌难者，司马骠骑也。

曹丕的好朋友吴质的评价：

骠骑将军司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

吴国人张俨的『默记』：

诸葛、司马二相，遭值际会，讬身明主，或收功于蜀汉，或册名于伊、洛。丕、备既没，后嗣继统，各受保阿之任，辅翼幼主，不负然诺之诚，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也。

我们后世已经很难想象有人会说“诸葛司马二相”了吧？

就连曹爽早期，也是敬之如父。

爽以宣王年德并高，恆父事之，不敢专行。

只是到后来曹爽膨胀了，当时曹爽和何晏等搞正始改制，大量任用私人，并且曹爽本人的一些行为也得罪了一批魏国的元勋（是不是非常跋扈，我觉得这事存疑，因为三国志能把曹髦写得如此不堪，曹爽的跋扈可能也有很大程度的夸张，更可能就是因为政治上曹爽大量提拔新人，得罪了元老们）。

所以高平陵事变本身，虽然自司马懿起，但是当时的魏国元勋或支持或暗助，因为当时的司马懿确实是朝野之望。毕竟是两受托孤的大老元臣，大家都指望着他出来拨乱反正呢。这么一个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四朝元老，指着洛水发誓保护曹爽的平安，同时另一个四朝元老蒋济还做保，还有侍中许允、尚书陈泰也劝曹爽，这由不得曹爽不信。

其实问题不在于信不信，而在于曹爽他没有大志。如果曹爽有大志，是断然不能接受失去大将军权力的事实的。司马懿所许诺的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吸引力，只是保住一个爵位回家养老而已。司马懿的优势无非有三：

1. 打了一个突然袭击，扰乱了曹爽的心志；
2. 自己积累了数十年的名声和四朝元老余威做保证；
3. 一堆魏国元勋会帮忙劝，曹爽大概率会信。

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曹爽胸无大志，并且非常胸无大志的基础上。

爽既罢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范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

说到底，无非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以当时的情形，曹爽相信司马懿的承诺一点也不奇怪，而魏国朝野上下很多都相信了司马懿。当时是真的没有人能想到司马懿年已七十还如此心大。司马懿后来的行为不但出乎曹爽意料，也出乎蒋济，陈泰这一大帮元老的意料。但是那个时候再想动司马懿，就难了。后来曹爽被杀，帮助司马懿打包票的蒋济不久之后也郁郁而终。

就这一点来说，高平陵事变，负能量自然是满满的——谁都能变卦，谁都不能相信；但是要说正能量，其实也是有的，司马懿发动政变之时已经是耄耋老翁，尚有如此吞天蚀日的雄心，后来还平定王凌之叛，为自己的子孙开万世基业。这心气别说在平均年龄三十多岁的古代，就是现代又有几人到了这个年龄还有如此劲头呢？可谓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了。

既然有人加了博弈论的标签，我也就这个话题谈谈经济学。关于司马懿对声誉的利用，和经济学中Career Concern，也就是『职业关注』方面的文献很有关系。职业关注的文献很多结论可以总结为两句话：

• 立足长远，即便是完全自私的人也会装好人；
• 信誉攒了就是用来在未来某个时候坑人的。

职业关注有很多的应用，比如说，用在国家货币政策上，有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就是——只要央行是垄断的货币发行者，那么央行永远也无法通过自身的声誉约束来消除滥发货币的问题。

为什么呢？ 可以想象一个声誉好到顶点的中央银行，所有的人都坚信它是负责任的，不会滥发货币的，那么这个时候央行的最优策略就是偷偷的滥发一点——因为反正你们所有人都相信我不会，所以我就要利用这一点，无中生有的变出一些钱来花。所以央行的最优策略就是好好的攒信誉，等信誉攒到一定程度，能够骗过大多数人了，利用一把；等自己声誉下降了，再慢慢的攒上去。

拿美国做例子，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就是在建立信誉的时代，宁愿黄金外流也死死的守着黄金兑美元的比例，可谓是非常『负责任的大国』，但是到后来美元已经非常强势，成为国际通行支付货币之后，各种放水、量化宽松的时候就不那么不客气了；中国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也是牢牢撑住人民币的汇率，那就是人民币还比较弱势，还处在在刷信誉；等积累到一定程度了，人民币成为了国际通行的强势支付货币，人民币也是会利用信誉的。

司马懿就是这样的，攒了七十年的声誉，都用在高平陵了，给自己的子孙换了一个天下。

因为曹爽不会带兵，曹爽唯一一次带兵的经历如下：

后邓飏为了令曹爽建立军功名声而建议征伐蜀汉，曹爽听从并于正始五年（244年），西至长安，领六、七万兵从骆谷入蜀，但因为渭河平原及羌、氐的运输不能应付行军所需，令当地和军队都缺乏物资和粮食；而且蜀汉大将军费祎又先一步领兵据守山岭，曹爽无法前进。曹爽在参军杨伟和征西将军夏侯玄都劝他撤军之下，唯有撤军，但还是被蜀军追击，死伤甚多，渭河平原大为虚耗。

相比起司马懿而言，曹爽的指挥能力简直弱爆了！面对二流对手费祎，曹爽连有条不紊地撤退都做不到。更关键的在于，胜败乃兵家常事，曹爽败了一次以后就完全没有再战的想法。所以曹爽其实到死都是一个军事外行。正因为他是外行，自己不会领兵，不能打仗，所以他才会觉得即便是手里有禁军，有各地勤王的部队，自己也打不赢！

退一步，即便自己能打赢，那么由于自己不会将兵，兵权必须下放，到时候平定司马家叛乱后，恐怕还是会受制于人。

我们现在看古代的战争，总是喜欢比兵力。其实带兵打仗兵力固然重要，可是它从来都不是一个衡量胜负的绝对因素。曹爽并不是相信司马懿会善待他，他只是觉得无论自己怎么挣扎都必败。所以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到底是鱼死网破毫无悬念地被杀，还是谈谈条件有可能活下去。

举个例子，现在给你一把尖刀，让你跟退役的吃赤手空拳的拳王泰森打一架，打输了就车裂而死。不打有50%的可能被杀，你会怎么选？逻辑上说，你有尖刀，对方赤手空拳还年龄一大把，似乎可以打一打试试，但实际上呢？你有这个胆量去接受挑战吗？

其实曹爽的选择跟刘禅的选择是类似的，都是战争年代没有军事才能的主帅做出的对自己最佳的选择。不是愚蠢而是才能达不到合格主帅的要求却占据着决策者的位置。为什么邓小平跟萨契尔夫人谈判的时候能够以弱国威迫强国？因为他是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二十多年磨练出来的可以直接领导部队，有着威望的军事政治家。跟这种人谈判可不是你摆一摆经济数据，就能讨价还价的。

军事人才必须在实战中成长起来，必须要成千上万的人流血才能铸就。乱世最硬的通货不是皇族血脉，不是名门传承，也不是什么经史典籍，就是能不能指挥作战。

当然，刘禅和曹爽的区别很好的证明了在真正做决策的时候，历史经验其实没有多少意义。就好比股市，有一万个跌的理由不意味着它能跌，有一千种涨的原因也不见得它就涨。你看遍了股市涨跌的历史也不能保证自己就能成为股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