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30出头,喝白酒近十年。
安徽人,以前在老家觉得最好喝的是口子窖,入口绵柔,但是酒质一般。
后来喝古井,酒质和口感都还不错,但是得到一定的价格才能说的上好喝。
后来到上海了,在部队的时候喝过几种洋河,从海之蓝到梦六还有以前专供的红瓶洋河,整体感觉一般,除了喝过一次的红瓶内供其他都没有特别好喝的感觉。
退伍以后喝了一年半多的茅台,真的假的,飞天,十五年,外事招待,赖茅,迎宾,王子,茅台镇的都喝过,酒都还不错,上头快,不头疼,不过实在喝不惯酱香,刚开始53度能喝一斤多,现在半斤不要就想吐,闻着味就难受。而且飞天现在涨价太厉害,喝不起了。
去年开始,第一次买老白汾,本来是随便买买,后来一发不可收拾,清香型适合安徽的口味,口感适中,不卡嗓子,同等价格固态纯粮,第二天不头疼。
然后我就发现。
汾酒真的是太良心了。
我父亲就是酒厂退休的,他跟我说,300以下的酒都不要喝,都是酒精勾兑的,也就是固液态酿酒法。当然这一点有待考证。
但是我后来关注汾酒就发现,18块钱的玻璃瓶子汾酒竟然也是固态纯粮,跟牛二一个价,但是完全两码事嘛。
买来尝了一下,口感一般,有点卡嗓子,但是第二天也不头疼,纯粮无疑了。
现在自己的口粮酒就是玻汾,42度的自己喝,53度的和朋友聚会喝,成箱买都是46块一瓶的价格,口感和酒质都已经让我这个中年酒鬼很满意了。
老白汾也变成我请客的首选。
真心希望汾酒不要涨价,现在市面上良心酒太少了。
不是汾酒的托,也没收广告费。下面有我买的记录,这只是一部分,还有一些是老婆淘宝买的。真的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针对个别回答的部分内容,汾酒既不是白酒之祖,也没有证据表明汾酒对中原、西北、西南的蒸馏酒的生产工艺产生明显的影响。
白酒完全等于蒸馏酒,那是解放后的事情,民国时期的北京还存在浊酒(通常为糯米酿造酒)、蒸馏酒共用白酒之名的情况。唐代及其以前的时期,酿酒技术还不成熟,酿造清酒不易,浊酒(白酒、绿蚁、浑酒)常见,不讲神话故事,中国酒认祖至少有河南贾湖。
中国酒类蒸馏工艺是元代由阿拉伯半岛或中亚、欧洲传入的,元代晚期暹罗烧酒的蒸馏技术也由南部输入中原地区,但是目前没有资料显示烧酒(以酒曲糖化、发酵的谷物蒸馏酒)在元代中国版图内哪个地区最早“生根发芽”的。此外,不得不提“烧酒”这个词的出现与蒸馏无任何关系,最初烧酒是指隔水加热谷物酿造酒。
作为蒸馏酒的汾酒,工艺源流比较明确,低温大曲、清蒸清烧、地缸发酵、陶坛储存。离山西较近的北京、陕西两地,明清时期北京的烧酒是混蒸混烧、老五甑工序、砖石窖池发酵,工艺靠近京杭运河一系--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的浓香一脉,不过,北京烧酒的风味与汾酒相似性较高;今谓凤香型白酒发源于陕西,混蒸混烧、泥土窖池、酒海储存,风味、风格完全不同于汾酒。
另有汾酒为川酒、茅台酒的鼻祖一说,但这种说法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它的可信性:
1、泸州、宜宾、成都等地的明清烧酒(蒸馏酒)槽坊都用泥土窖池,且窖池成于明代,与作为蒸馏酒的汾酒诞生、发展、成名的时期相同,工艺是中高温大曲、混蒸混烧、万年糟、老窖,风味风格与任何清香型白酒都无相似处;重庆一带是小曲蒸馏酒的天下,汾酒是大曲白酒。
2、酱香型的茅台酒(此处指茅台地区,而非茅台酒厂或者它的源头烧坊)工艺是高温大曲(早期还以中药入曲,如今也有一些酱香白酒生产者坚持这种做法)、高温堆积、轮次发酵、砖石窖池。如果饮者在饮用川贵大曲酱香白酒时能捕捉到醇甜酒体并依靠想象排除酱香气息的存在,醇甜酒体与汾酒的相似度倒是非常高的。
汾酒的历史地位确实很高,清代及民国时期,军、政要员参与的正式宴席或者上流社会的酒宴中,汾阳地区生产的优质高粱几乎是唯一的可以亮相的烧酒,共和国开国大典晚宴的用酒汾酒(此处的汾酒确实是杏花村汾酒股份的前身,而不是笼统的汾阳地区的烧酒)独占两款(汾酒和竹叶青)。
为什么汾酒后来不再是共和国的国宴用酒,恐怕得问周总理;至于汾酒为什么让题主感觉便宜、不上档次,还得问问汾酒它自己啦!题外话,北京二锅头一直保持着廉价的形象,据信与周总理的态度有关,但是汾酒的定价似乎没有受到这种因素的影响。
南京大屠杀前夕蒋介石竟然派专车将南京日本侨民护送离开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南京大屠杀是亿万中国人记忆中难以弥合的一个伤痕。从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2月,日本军队在南京进行了持续六周的野蛮屠杀。
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
日本军队在攻占南京时,曾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在这宝贵的一段时间里,如果能够动员一切手段将南京城的中国居民转移离开,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同胞无辜死于日本军人的屠刀之下。
但是,以蒋介石为总裁的国民党当局,不但没有负责任地护送南京城的中国居民转移,还动用宝贵的运力,将南京日本侨民护送离开。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南京保卫战打响之时,尚有一部分日本驻华使馆人员和日本侨民团成员留在南京。为了让这部分日本侨民安全离开南京,国民党当局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专门的列车。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国民党当局还派了两名外交官和40名宪兵一路护卫。
日本驻华使馆参事庄司得二也在那一批撤离的日本侨民里面。他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南京日本侨民志》里,记述了撤离的情景:“列车附近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可见警戒之严密。开车后每次停车,我都注意观察,连一些小站都一样,真是非常周全。”
轰炸南京的日本飞机是12月15日上午9点10分起飞的。当这些日本侨民被国民党当局“非常周全”的护送走之后,这天下午两点50分到3点30分,日军第一批轰炸机抵达南京上空,穿过低垂的云层,对南京投下了重磅炸弹。
这些被安全护送离开的日本侨民是怎么对待中国政府的好意呢?庄司得二也进行了忠实记载,他说,当这些日本侨民得知他们自己国家的飞机越洋轰炸南京的消息时,车厢里不由地发出了庆幸的欢呼声。
没有一个人,为南京居民正在承受的巨大灾难感到哪怕一丝的难过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