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那些靠勤奋努力上清华北大的学生？ 第1页

我们承认，在科研、商业、投资、教育等等领域，到最后除了运气，确实是在拼天分和直觉，而人和人之间的天分的差距确实是有的，并且经常还非常的大。但是题目中把『大学』作为『天才』的标准，把努力学习考上名牌大学的学子称为『平庸的人混在天才』里面，未免有点格局太小，把起点当终点了。

在2016年的顶级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有一篇看上去有点『政治正确』的文章，卡耐基梅隆的一个教授写的，关于平权法案对学生教育的影响。我们知道美国的平权法案，尤其是在知乎上饱受诟病，主要是有一些隐形和显性的，对某些少数族裔的大学配额上的优待而闻名。

这篇文章研究的就是，这些依靠法案的恩惠，上了自己本来不该上的好大学的学生，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是不是学业能够跟上？如果这些人成绩显著为低，或者说毕业率显著低的话，那说明平权法案把资源错误的分配给了“不匹配”的学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作者用印度的数据，通过对控制组和对照组的毕业率和成绩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并没有任何显著的区别，于是作者得出结论，平权方案从宏观上讲，对打破社会隔离还是有正面意义的，不过作者也承认，从社会福利的角度上讲很难说，因为平权法案意味着有一些本来可以上好大学的学生的名额被挤掉了，这部分人的福利损失不太好度量。

试想，连通过平权法案的优惠进入了明显超出自己能力所能达到的的大学的人，其成绩和毕业率都能和通过正常渠道进入大学的人保持差不多的水平，而『那些靠勤奋上了清华和北大的学生（首先到底怎么才算是靠『聪明』上的，怎么算是靠『勤奋』上的边界就很模糊，其次至少人家还是堂堂正正的考上的）这就更不会有显著的区别了。

造成这种情况，大体上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毕业要求，都是有缓冲的，可以说总是比自己的选拔标准要低一些。这个和实习生的选拔一个道理，本质上是因为总体资源和名额有限而不得不提高标准来进行筛选，以提高这有限教育/工作资源的使用效率，但是并不意味着其内容和难度难到『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的地步。就像很多大公司的实习生选拔标准也很高很严格，但是进去之后做的事情，也并非只有满足那么高的标准的人才能做。

另一方面，虽然大体上从概率上说，成绩越好的人，以后选择面会宽一些，尤其是科研更容易成功一些——但是这仅仅是事后的概率，无法应用到个人身上。有大量的弯道超车的例子——包括诺奖得主都有当初成绩平平的。所以就以勤奋不勤奋来作为划分天才不天才的标准，未免太短视了。

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元勋郭子仪郭令公当年位极人臣，有一个小官叫卢杞来拜访他，他屏退所有的侍妾，郑重的接见了他。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卢杞相貌丑陋，如果让侍妾看到可能会笑话他，而他又心机很重，以后可能会做大官，那时候如果他记恨这件事情，我可能就有灭族之祸了。』

后来卢杞果然飞黄腾达做了德宗朝的宰相，成为历史上有数的奸臣。一生垫脚石无数，迫害了不少 像颜真卿这样的名臣，逼反了大将李怀光，但是唯独感念郭子仪对自己的恩德，终生对郭家都非常的友善。

我想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和其他人的差距再怎么以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去度量，都比不过当年郭子仪和卢杞之间的差距。而郭令公是『如何看待』对方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少琢磨一些『我究竟如何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分开来』和『他们凭怎么就能和我一起工作/学习』这种问题，专注于提高自己才是王道，如果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牛了不需要提高了，那就想着怎么给子孙后代——或者更博爱一些，给普罗大众多做一些好事也更有意义一些。

我从小一直被老师说不是最聪明的孩子，所以自己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比别人要难一点点，甚至一年级的时候连跳绳都不会，自己在家练了很久才学会，算是补考及格。但就是这样，小学毕业的时候我是我们小学唯一一个考进上外附中的人，然后开始学法语，后来去法国读书，再后来找到这样的工作。

我觉得在任何地方我从来都不是最聪明的那个人，进了中学更是如此，周围的朋友都比我优秀太多。甚至在毕业的时候，我也就是中学里面很普通的那个。后来去了巴黎高科，去了巴黎高政，去了图卢兹经济学院。我在每个地方都遇见了太多太多优秀聪明的人，从他们身上我学会很多，让平庸的我也可以一点点地不断进步……

我有时候想如果那么多年来，我当中因为觉得自己去了更高的平台被许多人碾压而沮丧，有那么一次放弃的话。可能就无法认识这么多比我更优秀的人。而没有这么优秀的他们鼓励着我时刻前进，那也就没有今天的我，和这份可以靠自己养活自己的工作了……

这份道理其实论语中早有提及：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