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哪个地区的女性地位较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第1页

和地域关系不大，主要看这个群体有没有经过两代以上的体制内/城市化洗礼。对外表现有地域性，其实内核还是阶级性。

第一梯队：

东北老体制内家庭、一线城市土著职工家庭、全地区多代体制内家庭。

三代以上体制内+城市化洗礼，几乎彻底改造，性别意识近乎消解。

第二梯队：

发达地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沿江二线城市）城镇职工家庭、发达地区体制内家庭、西南城镇乡镇家庭。

两代左右体制内/城市化改造，改造基本完成，性别平等意识很强。西南地区是本身社会架构就比较独树一帜，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问题。

第三梯队：全地区普通城镇职工家庭、全地区普通体制内家庭、发达地区乡镇农村家庭（不含环渤海乡镇农村）。

接受过基本的城市化/体制内改造，有一定的性别平等意识，但旧社会残留客观存在，内部处于更替状态，代际差异往往巨大且割裂。

第四梯队：普通乡镇农村家庭、特殊MZ文化区家庭。

社会改造文化改造方兴未艾，性别平等意识尚未完全树立。代际差异巨大同上，年轻人在互联网等高效传媒下迅速现代化，但大部分人还没有跟上。

第五梯队：富裕宗族区（东南沿海小城镇，如闽南、浙南、潮汕）

未改先富，没有进行改造的意愿，也没有进行改造的必要。不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均能依附于强大而独特的经济体系，实现富裕又同时免于改造的阵痛，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明显的进步。

这篇文章将从前人很少切入的角度，来谈谈江南吴地（环太湖）的性别平等问题。

以往人们提到吴地的男女平等的原因，归因大概是四种：

一是明清丝棉手工业发达造成的乡村女性劳动参与率与收益率提高，提升了家庭话语权。

二是近代上海开埠带来的西方文明，刺激了女性人格觉醒，冲击了封建父权。部分都市女性婚前开始参与就业。

三是前三十年城市的国有工业化下的双职工传统，以及官方宣贯的左翼意识形态，使得城市女性基本全体就业。

四是改开后计生国策在江南无论城乡的一律严厉执行，尤其是在苏南上海农村也执行一孩政策，产生了大量独生女。

尤其是第四点，可以说基本终结了江南乡村之前依然强烈的重男轻女观念。

这些原因是大家常常提到的，但在我看来，它们描述的并不是全部。

明清江南是一个三层架构，即乡村—市镇—城垣，其中市镇一级非常发达，这是有别于缺乏市镇，城乡对立的华北社会，以及在珠三角平原虽也有部分市镇，但其依然是乡村附属的华南社会的。

国家机构一般只到县一级为止，在县城城垣有最基层的官衙，而其下的广袤乡村，则是庶民自治的，地方社会的主体。

市镇是这些乡村自发孕育出来的产物，但它基本只在江南最繁多和繁荣，是非常少见的。这意味着城垣与乡村之间，出现了一个中介，而其上也出现了官僚与庶民之间的阶层，即士绅群体，他们在乡村有土地，市镇有产业，帝国有功名，基本居住在市镇。

这种结构促成了两种变化，一是乡村发生了庶民家族的涣散化，二是市镇形成了士绅望族的联合化。

乡村家族的支脉，如果因为科举，产业的成功而跻身士绅，那他一般会离开乡村，迁居市镇，市镇因此而集聚了多姓的士绅望族。为了加强他们在官僚体制内的地位与能量，他们必定积极联姻，形成利益的联合体。

而在这种联姻里，父系单轴的家族结构，显然会受到冲击和削弱。是同处一城的富亲家更重要，还是远在乡下的穷兄弟更重要？结果不言而喻。两个能量接近的望族之间的联姻，实际上促成了某种父权的粗壮双轴结构。

而在乡村，则又是另外一种形态。

江南乡村是水网平原，本就是小散居模式，加上手工业的发展，男耕女织的小家庭生产模式非常流行，这可能造成了大家族一直都无法孕育。而某个家族的支脉一旦发达，又会迁居市镇，从而造成乡村实际上并不存在大望族。

乡村也没有形成大家族以主导村治的动力，因为它实际上一直为迁居市镇的望族中的士绅所控制。相较于士绅背后的国家力量，乡村自发的力量显然太过微弱。乡村只有几个各族的所谓头人，处理简单的基层事务，乡村庶民家族是碎片化的，涣散化的，这里依然没有强势的单轴父权结构。

乡村是小家族弱势的单轴父权，市镇是大家族强势的双轴父权，这都相对于传统强势单轴父权，有利于女性地位的提高。在乡村小家族的联姻中，也有可能如市镇一样，出现双轴父权。

这两种结构显然产生了两种女性地位提高的原因，一是市镇“千金小姐”基于家族血缘的庇护，二是乡村“勤勉农女”基于参与劳动而提升的话语权。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改开后快速的城镇化以及严格计生造成的小家庭化，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城乡家庭条件的不断小康化，这两种趋势显然发生了合流，最终得以在“两代小家庭”的结构中得到充分施展。

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平等，本质依然是父权主轴的，都只是父权的尽量削弱而非反转。对于“千金小姐”来说，其显然无法与亲父的父权相脱离，即存在岳权，而对于“勤勉农女”来说，其依然要求丈夫有相当的经济能力，小家庭依然保留很强夫权主导的逻辑。

但还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基于岳权和自身就业形成的妻权的膨胀，与对夫权的削弱，在下一代女儿的婚姻中，却又可能造成岳权为岳母权所削弱。

江南地区的这种性别平等，与我们今天见到的另一些模式都不一样。

如今天在京沪等大城市，对于远离父母，高度依靠自己共同打拼的毕业生，他们组成的小家庭显然是更趋向于无妻家父权的，而只有夫权，且为亦一起打拼的妻权所削弱。这是一种接近“勤勉农女”的模式。

而在东南沿海宗族色彩较重的乡村社会，出现的商贾老板天价嫁女，以及对女儿的宠爱，则似乎看起来更像“千金小姐”模式。但这样的女儿婚后基本依然是以夫家为中心，也有更高的家庭主妇率。

而在四川，重庆，云南等部分西南城市社会，出现的父母干涉较少，女性执掌经济大权，性别角色相对自由的搭配模式，则似乎是“勤勉农女”的终极突破版本。

与江南地区模式最接近的，是今天大城市本地社会的中产家庭的女儿。她们普遍为独生女，有良好的家庭条件，也受到父母的宠爱，亦有不错的学历和工作，她们对男方也有对等的要求。她们是“千金小姐”和“勤勉农女”的结合体，

不过，她们依然有与江南地区的差异，最大的不同在于，她们对于条件远超自身阶层的男方或者其家庭，有着更强的接受能力，即更加有服从于夫权的趋向，她们是“勤勉农女”的更保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