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米歇尔·福柯著作《规训与惩罚》？ 第1页

译者按：这篇文章出自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文集《马克思与福柯》（Marx and Foucault），原标题是“How and When I Read Foucault”。奈格里在这篇文章中为我们分享了他阅读福柯的原因与经历，也谈到他为什么会用马克思与福柯来充实自己的工具箱。这篇文章中涉及引用福柯的文本，有中译的我都提供了中译页码，当然，也在注释（所有注释都是译者注的）中保留了原来的页码。

我是如何以及何时阅读福柯的？

在1978年最后一期AutAut上，我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政治批判的方法》（On the Method of Political Critique）的文章。我在那篇文章讨论了直到那时为止（我在该文章涉及的最后一部福柯的著作是《监视与惩罚》），福柯的著作对意大利革命左翼思想的影响，当时我也是其中的一名激进分子。这一时期，我重新拾起了对马克思的研究，特别是对《大纲》的研究，1977年至1978年，我在乌尔姆大街的巴黎高师开设了“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课程(Negri, 1991 [1979])。

我向读者提供这个信息是为了指出一个巧合：我对福柯的阅读正是发生在我授课的时候，该课程总结了长期以来对马克思的阅读的“修正主义”经验。然而，读者应注意到，我在那些年里的“修正主义”是在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概念的态度下发展起来的，并且也是作为革命的战斗活动的一部分，而不是像那个时期的通常情况那样拒绝马克思。

为什么我会开始对福柯感兴趣呢？因为在那些年，意大利共产党（PCI）和工会陷入对运动的争论当中，它们当时正计划在社会领域和议会里与右翼势力结盟——著名的“历史性妥协”——并提出这样的见解，即无产阶级现在有可能取得政权（sovereign power），左翼势力在介入这种艰难但必要的妥协行动时不能吹毛求疵，而且政治是自主的、价值中立的：实力才是硬道理。对于意大利共产党来说，对主权的膜拜与国家理性的行使（the exercise^[1] of raison d’état）——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是睡在同一条毯子上的。问题是如何阐明这种想法——对共产党人来说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想法——他们认为权力与主权既具有自主的地位也是中立的工具。是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超验”存在！并且只有考虑到这些超验玩意儿，才能设想斗争与政治过渡。我们的回答是：恰恰相反，从自由主义政治的角度来看，权力的物质性和政治宪法的物质性是被明确界定的，也独具特征，这种条件远非中立。所以，当我否认、抵制并谴责那种所谓的权力中立性时，我是有充分理由的。换句话说，我采取的观点是坚决批判的。我否认中立（indifference），因为我是差异（difference），这种差异本身是确定的、实在的政治界定，并且无法以不同的方式显示自己。我们可以用福柯的话说：“人的特性并不存在于他和真理之间的某种关系；不过，人却持有一个同时既呈现又隐藏的真相，好像那是他专有的事物。”（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2016，809—810页^[2]）

然而，要把拒绝左翼政治灾难转变为创造新的斗争前景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的是整理分析并重建组织。我们必须给阶级意识的时刻拓展能力，并坚实建构一个新的理论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同福柯一起思考是有用的。

从一开始就能清楚地看出，福柯是在法国思想的“存在论”传统中工作的，他没有被生命哲学与行动哲学所诱惑。简单梳理一下，从福柯论宾斯万格（Biswanger）的文章（1954），途经论康德《实用人类学》（1964）和论魏茨泽克（Weizsäcker）的文章（1958），再到《疯狂史》(Foucault, 2009)和《临床医学的诞生》(Foucault, 1976 [1963])，在对上述文章中的阅读中，我认为福柯一方面强调了人类学与存在论之间关系的效力（potency），另一方面强调了在这项工作中，历史对象的建构是非常现实的：不再从事物范围的经验直接性之外寻找对象。正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在福柯这里出现了“绝对意想不到的时间性”和“新的逻辑”（这方面可见Vilar, 1973）。这使他从康德的“理性图式主义”和胡塞尔的“功能意向性”中解放出来，福柯是在一种具体的地平线上——在一种斗争和策略的地平线上——进行建构的。

现在我认为，这种地平线是：

策略的地平线，战略的复合体，是知识意志（will to know）和具体的给予性之间的互换，是断裂和断裂的极限之间的互换。每种策略都是斗争，每种综合都是极限。这里要比辩证法更辩证，比理性更精明，比理念更具体。权力最终关联并返回构成它的行为网络。当然，那些行为会被权力表现自身而造成的模糊性所掩盖。但这并没有消除这样一个事实，即每时每刻，总体都是分裂的，端点的异质性可以成为现实，而画面则失去了所有的单维性。因为变化的是视角；修改并赋予研究如此多新鲜感的是现实中的存在，它在实存和分离的行动（act of existence and of separation）中反复出现，它属于我们和所有在历史中运动的主体。斗争存在于需要与视角、谋划与意志（wills [volontà]）、欲望与期望的空间。综合不代表任何人，也不代表任何物。科学把自己从主人那里解放出来，把自己献给行动，献给具体的决定，献给实践中的决定。(《论政治批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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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这种决定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一些既简单又困难的事情——你必须把这种经验从历史推向生命，从事件史（historia rerum gestarum [history of events]）的描述推向事件（res gestae [events]）：重新获得总体性以便否定它（整体失实[das Ganz ist unwahr]），但之所以否定它是因为总体性与权力并不能完全围住生命、奇异性的视角以及欲望所组织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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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沉浸于德国历史主义，也就是Historismus：事实上，这正是我博士研究的课题（Negri, 1959）。我尤其关注狄尔泰（Dilthey）——关注构成他分析领域的独特的Kulturpolitik（文化政治与文化施政）。布克哈特（Burckhardt）与尼采也在我的课题范围，比看上去要多得多。“时代”（epochs）知识被统一组织起来，但它总是在“时代”的间断性中被打破。这个过程是不是也可以称为“考古学”的一系列认识？然而，历史主义分析的“时代”，以及福柯的认识型（知识，理解），有时似乎比构造（贯穿时代与认识型）的决定和恢复构造的能力更坚实。所以，在这个过程的最终阻断中，文化（Kultur）在历史学家那里变成了文明（Zivilisation）；同时，生命，活生生的认识型和生命政治在福柯那里被吸收为生命权力。

在一个被人文科学中蓬勃发展的结构主义（直到那时还未被击败）文化与方法所贯穿的时代里，以非结构主义的方式来理解认识型是多么困难啊！这就是《词与物》实际被解释的方式（Foucault 1966；也可见IMEC, 2009）。同样的命运也笼罩着《监视与惩罚》。在这里，“全景敞视监狱”的概念僵化了知识与运动。生产似乎被一种非生产性循环（unproductive circulation）所支配。“全景敞视监狱”投资了生产，以便将其纳入其中，因此福柯的分析似乎“迷失在一种传统行动哲学（无客体）的形式主义和一种传统结构主义（无主体）的具体质量之间”（见《论政治批判的方法》）。在事件史与事件之间有时会设立一种没有逃逸路线的回路（circuit without an escape route）。因此，在许多方面，我上面所描述的敞开似乎被封锁了。

然而，正是在《监视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就在这个封锁似乎最紧的地方，讨论重新敞开了。福柯为这种新的权力经济学（全景敞视，“无所不视”）所命名的术语，现在是基于对生命的剥削和将个人的肉体力量投入工作，基于对它们身体的管理和对它们需求的控制，总之是基于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化（normalisation），这实际上就是两大褶子（twofold）：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不加区别地使用了这些术语，好像它们是同等的。事实上并非如此。

所以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问题：只要人们坚持不区别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似乎就不再有可能对捕获生命及其标准化管理进行抵抗；就不再有一种外在性（exteriority）的选择，你甚至不再能想象一种反权力（counterpower），除非你反过来复制你想要从中解放的东西。这就是对福柯的“自由主义”逆练开始出现的地方：也就是说，从福柯对一群组织成人口的活人（un vivente）的调节管理的分析开始——从人口衍生出一种政治形象，一种对生命“精算的”（类似于保险）政治管理，一种宏观系统里的个体分类，这一形象是调节的、去主体化的和同质的。

与这种逆练相反，我们要使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相分离，要使后者成为对生命潜力（potentiality [potenza]）^[3]的肯定，以反抗掌管生命的权力（power over life）。或者说，生命本身——在情动（affects）与语言的生产中，在社会协作中，在身体与欲望中，在全新生活方式的发明中——坐落着一个创造全新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场所，这种创造也将被证明是一个摧毁所有臣民（subjection）的时刻。在这方面，有人可以反对说，权力与潜力之间的对立更多要归功于斯宾诺莎而不是福柯。确实，我自己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这儿衍生的。之前的那些年，我实际上在做斯宾诺莎，并导致我写下《野蛮的反常》（L’anomalia selvaggia，Negri, 1991 [1982]）。但是我相信福柯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置于权力与潜力的这种划分之中。例如，在《监视与惩罚》的结尾，他写道“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臣服于（subjected）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话语的对象。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听到隐约传来的战斗厮杀声。”（《规训与惩罚》，2019，340页^[4]）福柯将“战斗厮杀声”作为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的声音时，他否定了任何将这声音归结为全景敞视监狱里噪音的可能性——因此，也否定了潜力（potenza）可以被权力夷为平地。

至于把我的分析简单归结为“全景敞视监狱”的单纯隐喻，我这里可以从两个层面回答。我们可以说：让他们把归因于我的东西与我实际写的东西比一比；这里很容易表明，我所进行的权力分析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还原为这种形象，甚至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也不能。事实上，虽然我表明了全景敞视监狱是一种乌托邦，一种在十八世纪末发展起来的纯粹形式，它为持续、直接、全面地行使权力提供了最方便的样式，虽然我表明了一种乌托邦的诞生、制订、它存在的理由，但正是如此，我也立刻表明了，这的确是一种乌托邦，它从未以它被描述的方式发挥作用，并且监狱的整个历史——它的现实——正是由绕过这种模式的事实组成的。（福柯，《澄清权力：对一些批评意见的回应》^[5]）

因此，在《监视与惩罚》中已经是完全清楚的。在意大利外省的我也完全是清楚的，并且事实上，我在1978年的文章中引用了福柯的这一章节：

这样，我们对这种微观物理学的研究就提出以下的假设：首先，施加于肉体的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视作一种战略；[…]其次，这种权力在实施时，不仅成为强加给“无权者”的义务或禁锢；它在干预他们时也通过他们得到传播；[…]这就意味着，这些关系深入到社会深层；它们不是固定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也不是固定在阶级分野处，它们不仅在个人、肉体、行为举止的层面复制出一般的法律和政府的形式；尽管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它们确实通过一系列复杂机制而连接成这种连续形式），但是，既没有相似性，也没有同源性，而只有机制和模态的特殊性。最后，它们不是单义的；它们确定了无数冲撞点、不稳定的中心，每一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斗争，甚至发生暂时的权力关系的颠倒。这些“微观权力”的颠覆并不是遵循着“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法则；这种颠覆不是由于国家机器被新的势力控制或原有的制度机构行使新的功能或遭到毁灭而一下子造成的；另一方面，这些局部的插曲无一会被载入史册，除非它对制约着它的整个网络产生影响。（福柯，《规训与惩罚》，2019，28页^[6]）

正是在这一时期，像我的《支配与破坏》（Dominio e sabotaggio , Negri, 1979)这样强烈强调权力“斗争性”（agonistic）与“对抗性”（antagonistic）概念的文本才有可能出现，而我的福柯研究同时也出现在意大利的艰苦斗争。最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开始通过社会化（包括资本的社会化和劳动力的社会化）所带来的社会微观冲突来解释阶级斗争的对抗，而这事实上解释了“社会化工人”（‘socialised worker’ [operaio sociale]）概念的出现。

由此，我们必须超越辩证法的承诺；换句话说，我们不应把权力解读为一种所有权，而应把它视作一项战略。

在1978年的那篇文章中，我对在我看来比较活跃的学派：已经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李嘉图主义者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状况谈了些题外话。并且我正是在斯拉法（Sraffa，1960）那里找到了答案——在《用商品生产商品》（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through Commodities）中，他所展示的是确定新的价值，以便从商品运动中生产创新，从而更新了马克思对商品运动和转形问题的解读。在回顾斯拉法对李嘉图循环（Ricardian circulation）的解读的理论重要性时，我想起了他与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相遇并交锋的轶事，在经历了后者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之后他们已经得出结论。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向他的剑桥同事建议说，在逻辑层面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问题是相同的：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是如何可能在商品流通中确定一个转形点（创新生产的点），而对于哲学家来说，则是如何在语言流通中确定一个转换点？现在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

每一转换的可能性都处于危机之中，解决方案不能让他满意；经验和痛苦的庞大重量否定了它们。斯拉法用一个特有的滑稽手势，一个蔑视的标志——那不勒斯版的“up yours” ，来表达自己。他讽刺地要求维特根斯坦给他翻译翻译这一手势象征着什么逻辑形式。人们说，对维特根斯坦而言（我对这一轶事的真实性不感兴趣，只要它起作用就行），这个建议促使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纯粹的符号流通范围之外，在符号运动领域的静态统一之外，用符号的方式生产符号。用符号的方式生产符号……用商品的方式生产商品？当我们考虑这个故事所讲述的内容时，这难道不是一种包括流通中的生产的新政治经济学的胜利，难道不是斯拉法所提出的非理性因素的胜利？（《论政治批判的方法》）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段轶事看作是与福柯早已明确为自己设定的任务：“质疑我们的求真意志；恢复话语的事件性质；废除能指的至高权力。”（福柯，《话语的秩序》^[7]）相平行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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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够吗？没有实践，没有抵抗，有可能拥有真理吗？以下是我在1978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但这是不够的。而且对福柯来说，这似乎也是不够的。在他为布鲁斯·杰克逊（Bruce Jackson）的《他们的监狱：美国囚犯与出狱囚犯的自传》（Leurs prisons: Autobiographies de prisonniers et d’ex-détenus américains ,Foucault, 1972b)）所写的序言中，他提出将囚犯的世界解读为一个命令、排斥和暴力流通的世界；他对作为监狱的资本进行了批判性考虑，同时也为监狱内的反叛、独立、交流和自我价值化的强大现实所震撼、惊奇和兴奋。贯穿监狱的权力、法律与秩序的观念和现实，汇集在囚犯描述中的最可怕的经历，从这儿开始动摇了。诸事件在它们的连续性和规则性中开启了新的可能性条件。在这一切中没有辩证法的联系：辩证法在其虚假的严格性中禁锢了对可能性的想象。没有静态的颠覆。而只有与之相反的敞开地平。就它被实现的意义上，分离的分析逻辑（the analytical logic of separation）开启了一种分离的策略（a strategy of separation）。分离、颠覆只有在策略中才能成为现实。一个自我价值化的世界与资本价值化的世界相对立。在这里可能变成了潜力[potenza]。但是通过引入这个斯宾诺莎式的可能—潜力（possibility–potenza）概念，我们是否也许将我们对福柯的解释延伸得太远了？
也许如此。然而，福柯对不明确的怀疑总是很警觉。另一方面，他的分析“所寻求的”可以说不仅是批判性的结果，而且可能是一种新达成的有效性方面的稳定性。然而，我们如此喜欢的、与社会资本所决定的智识劳动（intellectual labour）非常吻合的这种方法论意义的“流动性”，是今天革命进程的方式和目标所固有的一部分，它带来了一个问题：这一“流动性”是否能够独立存在？难道它不必然会被引导去体现历史进程的艰难决定，即潜力反抗权力（potenza against Power），无产阶级反抗资本吗？在这儿开启了一幅只有真正的运动才能提供解答的难题性（problematic）画卷。但是，即使福柯除了提出这一系列难题外并无建树，真正的运动也应该感谢他。（《论政治批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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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在意大利经受长期监禁后我返回了法国。大约在福柯去世的时候，我恢复了与德勒兹的联系。我同他详细讨论了福柯，这超越了德勒兹最亲密的朋友和合作者中间常见的对福柯的沉默。所以我从近处呼吸着那部杰作的空气（它不是哲学史式的——你见过比福柯和德勒兹更远离那门可怕学科（discipline）的人吗？——而是文学式的和灵性共享的杰作），即德勒兹（1986）论福柯的书。它再现了对“没有对象的主体性”和“没有主体的结构”之间僵局的明确克服，我们已经在福柯那里描述了这种僵局的地形（并且它应该被解读为法国哲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身份丧失”的结果）——这种克服既不是扬弃也不是辩证法（“普遍调和/中介[universal mediation]的观念仍是另一种[…]忽略话语实在性的方式”，福柯，《话语的秩序》^[8]）而是对法国唯灵论（spiritualism）传统的一种明确超越，这种唯灵论在主体—个体的问题上强行压制真理，在爱中瘫痪行动，并在心理学上使生存的积极性失效。事实上，早在叙述认识型和其创新之间相遇的历史之前，德勒兹就已经向福柯提供了他的装置（dispositif）。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他能够如此中肯地谈论福柯的原因。对我们来说，为了一睹对法国哲学传统的这一从内部完成的非凡超越的全貌，以及为了觉察到福柯和德勒兹使之成为可能的在哲学领域（不仅是欧洲人的）领导权变易的“实现”，我们仍不得不等待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讲演的出版。但我们已经明白，如果说二十世纪早已成为德勒兹的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就将是福柯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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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求摆脱福柯话语的明确转化（用生命政治超越生命权力）人们做了多少无用功啊！我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在国际哲学学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的我的一次研讨会上，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çois Ewald）和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他们在个人主义问题、自由的不同决定因素、福柯伦理学的意义方面发生了冲突；但他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福柯那里，个人主义的反面是奇异性（singularity），伦理学经历了一种不仅是灵魂而且是身体的自由的寻求，并且他的存在论是生产性的。因此他们忽略了一点，即主权——其中生命权力扎根在它的每一种形式中（既包括自由主义也包括社会主义）——并不是唯一可以建构和衡量存在论的织造（fabric）^[9]。恰恰相反：主权被福柯所接管，然后在生命政治中，在各不相同的主体性生产之间的关系中，对主权进行了分析和解构。

当人们将权力的施展定义为针对他人行为的行为模式，当人们将这些行为的特性确定为他人对人的治理时——治理在此采用最宽泛的意义——人们考虑到一个重要的要素：自由。权力只有在自由的主体身上，并且只是在他们自由的情况下，得以施展。在此，我们指的是这样的个体或集体主体：他们具有多种可能性：多种行为，多种反应方式，多种行为模式。一旦决定性要素事无巨细，权力关系就不存在。一个人深陷枷锁的奴役状态就并非权力关系，只有他能移动，有逃脱的机会，才构成权力关系。（这是一个身体强制关系的问题。）这样，权力和自由就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要素而面对面地对峙。[…]就此，权力关系和拒绝屈从的自由不能分离开来。权力的关键问题不是自愿奴役（我们怎么会试图成为奴隶？），权力关系的核心，而且不断地刺激这权力关系的，是抵抗的意志和不妥协的自由。（《主体与权力》，收录于《福柯文选Ⅲ》，129—130页^[10]）

这个文本来自1980年代^[11]。福柯随后发展的一切都将完全在这个展望内进行。在“考古学”和“谱系学”之间过渡的对认识型内容的分析，以及对“主体性生产”的潜力（potentiality [potenza]）的分析，从抵抗到反叛和表达，以及到政治民主的批判，唯物主义的特性将不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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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8年AutAut上的文章也谈到：

当马克思谈到他对“资本社会”的定义时——也就是谈到这样一种直觉，资本的发展由于其自身的必然性而克服了所有可能的历史预测的界限，并且由于这一事实而根据一种图式和诸“社会的”维度来对其自身的运作范畴进行修改——在那一刻他是在要求执行一种新叙述（neue Darstellung），一种全新而充分的阐述。在马克思笔下，新叙述显然不仅是阐述新内容；它还必须识别新主体，然后重建新方法。今天的我们正处在（并且可能越过）马克思所瞥见的、他的批判方法所绝对需要的那个门槛阶段中间。因此，今天的我们正在见证革命者们的科学地平线的第一次巨变——为此我们也必须部分地感谢福柯。这种范畴的巨变和这种坚决的创新方法如此成为基本任务。要直接承担的任务是，坚持资本主义文明（Zivilisation [civilisation]）的结构复杂性；坚持解构谋划的激进性；坚持我们正在实施的科学战略的严格偏向性；坚持由此产生的战术后果的进攻性。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方向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福柯路径的强度和他方法的丰富性是既定的事情之一，同时它们也是要去着手的任务。
然而，像通常那样，一个选择或一项任务的理由和一种方法的基础当然不能仅仅依靠识别一个历史转折点来维持。存在论要比历史（histoire [history]）更密集。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方法是由揭露内容的特殊性所要求的。但在这儿，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方法要求决定了内容的特殊性。该方法寻求的是扎根于对历史实存把握的“存在论意义”，这是历史实存的特性，并向我们揭示了这种激进性世界。试着用庸俗辩证法及其奇怪的替代方案来解读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些重大问题：你至多只能在手上抓到一把苍蝇！真理在今天反而通过通往革命的关键过程的千路径（thousand paths）显示出它的复杂性。顺着这些路径并阐明——面对并反抗权力——自治性和独立性，自主性和自治性，可能和潜力（potentialities [potenze]）的无限复杂的相互关系——并将这一过程解释为既是敌人统治的来源，又是对敌人统治的颠覆：如果我们要使这一任务成为可能我们就需要这种方法；我们需要它在存在论意义上的丰富性。采用这种方法和它的功能性、多面性和多样性的活动，以及它所决定的语义功能的复杂性，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的批判方法今天在这项任务上证明了自己，这也要感谢福柯。（《论政治批判的方法》）

参考

1. ^ exercise这个词也有宗教仪式的意思，与前面的“膜拜”（cult）相呼应
2. ^ Foucault, 2009, p. 529
3. ^ 奈格里有时用“force”注解“potenza”，有时用“potentiality”注解“potenza”，本文出现的都是后者
4. ^ Foucault, 1979, p. 308
5. ^ Foucault, 1994a, vol. 3, text 238, p. 628
6. ^ Foucault, 1979, pp. 26–7
7. ^ Foucault, 1981, n.p.
8. ^ Foucault, 1981, n.p.
9. ^ “fabric”在奈格里这里通常充当了取代上层建筑与结构的概念，它们都是些动态的编织物
10. ^ Foucault, 2000, pp. 341–2
11. ^ 这里奈格里原文“This text is from 1980”疑似笔误，因为“主体与权力”最初发表于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