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俄罗斯的人是什么样的思路和心态 如何看待黄俄份子和亲俄粉红网军？ 第3页

沙俄排华手段之毒辣,花样之繁多,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排华史上,实属罕见。

俄罗斯对中国人民犯有种族灭绝罪，普京口口声声反对东乌克兰种族灭绝，那好！请普京向被俄罗斯种族灭绝伤害过的中国人民下跪道歉。

沙俄吞并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后,不断掀起排华恶浪,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达到了高潮。沙俄政府不顾中俄《北京条约》关于不准驱逐当地华民的明确规定,悍然动用武力,对华民进行大规模驱逐;通过烧杀抢掠,逮捕下狱,征敛掠夺,频颁禁令,逼改国籍,强制同化,培植奸细,纵匪为恶等手段,对华民进行残酷迫害,逼迫他们丢弃用血汗积累起来的家业,离开世代居住的故乡。沙俄疯狂排华的暴行,激起华民的强烈反抗。揭露老沙皇的排华暴行,将使我们进一步认清新老沙皇反华政策“传统的守恒性”①。

乌苏里地区的华民问题,是一八六O年以后中俄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到了八十年代,则一度成为中俄交涉中的一件大事。

众所周知,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一八六O年,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趁火打劫,要挟利诱,逼迫清廷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东北边疆各族人民抗俄声浪的压迫下,经过清廷据理以争,在最后签订的《北京条约》中,对当地华民问题作了如下规定:只许俄国占领“空旷之地”,“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②。这就是说,当地华民在一八六○年以前居住和渔猎之地,俄国不得占领;当地原住华民在一八六○年以后仍有权照常居住和渔猎,俄国不得驱逐。这是《北京条约》第一条关于当地华民问题唯一的、确切的含义。

然而,《北京条约》的墨迹未干,沙俄便急忙向华民聚居区大量移民,不断派遣哥萨克军抢占交通、战略要地,到处建立军人村屯和军事哨所,疯狂排挤当地华民,大肆掠夺他们的住地、耕地和渔猎之地。沙俄殖民者供认:“俄国移民夺走了中国人的土地”,迫使他们迁往中国境内或更边远的地方③。当地少数民族“在殖民者的排斥下,抛弃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一步步退到深山”④。这样,沙俄便公然破坏了中俄《北京条约》关于当地华民居住和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的规定。

不仅如此,沙俄还恣意破坏中俄《北京条约》关于“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的规定,颁发各种禁令,剥夺华民生计。例如:“不准樵采”⑤,“不准采菜”(指采木耳)⑥,“不准沟民伐木”⑦,烧毁碓房,取缔陷阱,不准华民从事正当的渔猎活动。在一八六一年《中俄勘分东界约记》的《附录·旗户渔猎居住册》中明确规定,图们江口东至绥芬河口沿海一带,“及海中间十四岛屿向系旗人渔猎之处”⑧。沙俄竟在这些地方“插立标记”,派驻军队,“禁止华民叉海参,拈海菜,取蟹肉”⑨,甚至公然派遣军舰,以武力驱逐华民淘金工。一八八○年沙俄殖民当局下令,将南乌苏里地区三千六百五十三个华民猎兽陷阱全部拆毁,接着其他各地也相继禁绝⑩。一八八三年,瑚布图河附近老松岭一代华民碓房子二十余间,也被沙俄付之一炬11。

沙俄破坏中俄《北京条约》、残酷迫害华民的罪行,激起当地华民无比愤慨,他们一面坚持与沙俄殖民者作斗争,一面纷纷向清廷地方当局呈控,要求与俄国交涉,保护华民正当利益。由于华民的强烈要求和反抗,引起了清廷的密切注意,下令对被逐华民“妥为抚绥”,“勿令滋事”12。同时派员与俄国交涉。督办吉林“防务”的吴大澂和负责“招垦”的李金镛出于爱国热诚,曾与沙俄殖民当局反复交涉,要求俄国“照约保民”,不准“薄待沟民”13,并将沙俄排华罪行上达清廷。

由此可见,乌苏里地区的华民问题,是.在沙俄侵吞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以后产生的新问题。这个重要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华民问题是沙俄侵略政策和殖民政策的产物;是沙俄破坏中俄《北京条约》的必然结果。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即在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之前,沙俄开始了大规模排华活动。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列强掀起侵略我国边区和邻国的高潮,妄图把这些地方变成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在列强为瓜分中国而演出的这场前奏曲中,沙俄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利用中俄绵长的陆路边界,不断侵掠相邻的中国领土,是沙俄侵略我国的主要政策和突出特点。在侵吞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以后,沙俄准备继续操刀脔割,一口吞掉我国整个东北领土,将中俄边界推到长城脚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沙俄在中亚和近东的侵略扩张因遭英国的阻止而受挫,注意力开始向远东转移,亟欲实现其吞并我国东北和朝鲜的“宏图宿愿”。为此,沙俄决意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作为进一步吞噬中国领土的前沿阵地。

然而,对沙俄来说,乌苏里地区并不是一个巩固的阵地,而当地华民及其长期坚持的抗俄斗争,则是沙俄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不得巩固的重要因素。

乌苏里地区的华民(本文主要指汉族和满族),从职业上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居住在各山沟与河谷一带从事农业和渔猎的“沟民”,他们除了务农外,还挖掘山参,定碓捕貂,砍伐木材,采集木耳和开矿淘金等;一类是在华民聚居区、城镇、港口开设店铺,贩运货物,以及作佣工、“耍手艺”的华商和华工。这两类华民绝大部分来自今山东、河北、辽宁等地。其中山东人居多,被称为“东帮”。在俄国人到来很早以前,许多华民就已在该地区定居。这里历来是清政府“采捕参珠之地”和供八旗使用的“围猎山场”14,严禁汉、满人民入内。但是,汉、满人民不惜长途跋涉,含辛茹苦,冲破禁令,纷纷迁入。早在一七四二年宁古塔将军鄂弥达给乾隆皇帝的报告中说:“十数年间,已聚数千人”15。迨至十九世纪中叶,入侵该地区的沙俄殖民者曾亲眼看到,这里已有“很多完全定居的汉人和满人”,华民的村落,“分散在所有的河谷”16。在一九○八年被沙俄驱逐的挠头沟三十二家华民中,在乌苏里地区居住二百年的有五户;五十至九十年的有二十四户。最早迁人的在一七○八年(康熙四十七年),较晚的在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只有一户是在俄国占领以后(即一八六三年)迁入的17。可见,在被逐华民中,其中绝大多数是中俄《北京条约》允许留住的华民。

乌苏里地区的华民为数甚多。据一八八三年不完全统计,仅海参崴、双城子、伯力、乌苏里江和南部沿海一带,共有华民六万多人18。如果再加上其他少数民族,则大大超过俄国移民的人数。

华民不仅在人数上占优势,在经济上亦居举足轻重地位。就在沙俄占领该地区二十年以后,本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仍然完全操纵在华民手中。沙俄殖民者供认:海参崴和南乌苏里地区几个较大的俄国居民点,“靠了蛮子(对汉人的蔑称——引者)才获得食物和蔬菜”;内地和沿海一带的交通依靠华民“才方便起来”;华民不仅是当地“廉价而又优秀的雇工”19;“还是乌苏里产品的主要输出者”和“零售商品供应者”20,大小肆店大都由华民开设,仅伯力、红土崖、双城子、海参崴、彦杵河五处就有华商三百余家,在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到穆棱河口还有二百余家。总之,华民是乌苏里地区的真正主人,是该地区的开发者和建设者。对此事实,沙俄殖民者也无法否认。

在政治上,当地华民与沙俄殖民者始终处于对抗地位。他们拒不承认俄国政权,而继续服从“天朝”的统治21;拒不承担沙俄殖民当局下达的义务,而继续向清廷缴纳贡赋22;拒绝承认俄国法律,而继续自推“沟长”,负责行政管理、议定物价、调解纠纷,按照自订的“沟规”审处案件;他们坚决抵制同化政策,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开办华民学校,教授中国历史,使用中国历法,而拒绝学俄语、穿俄服,拒绝使用俄国改用的地名。尤其使沙俄殖民者恼火和惧怕的是,当地华民常常掀起武装抗俄斗争。例如,一八六八年爆发的青岛淘金工武装起义,极大地震撼了沙俄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曾使沙俄殖民者一时想卷起铺盖逃跑。不少俄国人在十几年以后谈起这次起义,仍若惊弓之鸟,不寒而慄23。

乌苏里地区华民的人数及其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说明他们是该地区“一股非同小可的势力”24;说明沙俄在该地区尚未站稳脚跟。沙俄殖民者哀叹:“中俄一旦开战,这些蛮子将是中国最好不过的前哨”,赫哲、鄂伦春人也将“以其反俄游击活动为中国效命”25。华民对沙俄殖民者来说,直如鲠骨在咽,针芒在背,必欲拔掉而后快。当时清廷一些稍具政治眼光的官吏也看穿了沙俄排华的用心,认为“俄人驱逐华民,用意甚深”26,“显系清理疆界,欲无内顾之忧”27。显然,沙俄驱逐华民,无疑是为了“净化边境”,清除隐患,消灭抗俄因素,把刚刚从中国夺来的乌苏里地区,建成真正“俄国人的俄国”,建成继续掠夺中国领土的可靠基地。

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沙俄排华舆论甚嚣尘上。俄国所谓第一流的国际法“权威”、外交部顾问马顿斯公然叫嚣:“和半野蛮民族打交道,不能考虑国际公理”28;沙俄军官纳达罗夫鼓吹:“蛮子离开乌苏里地区愈快,该地区的俄罗斯化也就愈迅速”,俄国政府应采取“断然措施”,把所有的汉人驱逐出去29;阿穆尔总督科尔弗认为:俄国的政策就是要在边区“增加俄罗斯血统民族,减少黄种居民”30。

在一八八三年沙俄政府的“特别会议”上确认,为了“对与我国相邻的亚洲能够施加政治影响和显示我们的力量”,必须加强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统治31。三年以后,亚历山大三世以“遗憾”和“抱愧”的心情指出,对远东地区“早就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32。于此前后,沙俄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大规模地驱逐华民便是其中之一。在一八八六年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召开的有高级官吏和地方长官参加的联席会议上,悍然决定驱逐所有居住在俄国边境五十里以内的所有华民。但是,在此以前,沙俄殖民当局对华民的驱逐早已下手了,沙皇的“御旨”和沙俄各种会议的决定,不过是对这一行动的追认而已。

沙俄排华手段之毒辣,花样之繁多,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排华史上,实属罕见。排华事件,“历年据吉林将军咨报者,指不胜屈”,“层见叠出”33。

大动干戈,明火执仗地用武力驱逐,是沙俄最野蛮的排华措施。一八八一年,将石头河一带数十家华民用武力驱赶出境。凶残的沙俄殖民者将华民扫地除门,不准携带任何东西。被逐华民被迫在珲春境内安家落户34。一八八三年,雷风河等六沟华民(渔民)也被“尽数驱逐”35。一八八四——八八五年,沙俄又将华民聚居区——秦孟河、苏城沟和海参崴一带华民“尽行驱逐,并“火其庐舍,收其田里,迁俄民安受其成”36。仅十几年时间,聚居在南乌苏里地区的大量“沟民”,被沙俄驱逐殆尽。

大肆烧杀抢掠,无故逮捕下狱,迫使华民回国,是沙俄最残暴的排华手段。一八七九年秋,在靠近中俄边界的三岔口、柳树河一带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迫害华民事件。当地华民“渔采耕种”,“历有多年”。十月六日,数十名俄国武装暴徒突然“闯入各屯,肆行焚抢,长达四日之久。该地“菜营”(采木耳的民间组织)、“窝铺”一百六十余家惨遭浩劫,牲畜、粮食被“搜掠一空,烧毁房屋十余间,杀死良民八口,受伤者四名,被拿者三、四十名”,解往三岔口、双城子“分别拘禁,性命难保”37。一八八一年九月,俄官马今克带领多人,闯入昂邦河一带华民窝铺,无故逮捕“铺民”六十八人,迫赴库页岛挖煤,“华人抵死不前”。惨绝人寰的沙俄暴徒,对华民“痛行鞭打”,“任用非刑”,其中杨信竟被“用棉包指,蘸油烧死”。其情其景,“惨不可言”38。被逐华民在回国途中,往往又“沿途被劫,甚至伤命”39。

由于沙俄殖民当局经常指使暴徒、“纵令兵役”,到处“杀掳良民,妄拿无辜,私行囚禁,以致在俄界旧居之中国人民多半被害”,逼得华民倾家荡产,无以生存,流离失所,“四处逃生”40。

沙俄殖民者绞尽脑汁,巧立名目,向华民大肆敲诈勒索。他们无耻地宣称:虽然按照《北京条约》俄国不准驱逐华民,但可通过“课以重税”、“最大限度地剥削”、“征收尽可能多的赋税”,“迫使他们离开俄国”41。沙俄殖民当局除向“沟民”、“猎户”每年每户强征两张貂皮外,自一八八五年开始还普遍征收“人头税”(或叫“护照税”、“身票”),迫令华民一律重新登记,领取“身票”后,方准居住。为起“身票”,华民必须缴纳一定的“手续费”。为了检查“身票”,沙俄不顾一八六一年《中俄勘分东界约记》的《牌文》中关于“所有东边界内原住之中国人民,其向来谋生出入行走之路,应听其便,俄国不得拦阻”的规定42,只准华民在设有关卡的指定地点通行。对“无票华民”,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押解出境。一八九二年八月(俄历),沙俄海参崴当局以“无票”为借口,逮捕双城子一带华民四百二十一人,押至珲春。在俄官查票时,许多“呈出护照者,均被查票官撕毁,不容理说”。同年,又逮捕红土崖华民六百余名,“勒令每人给钱八罗布(卢布),方可释放”43。可见,“查票”是假,借机驱逐、勒索是真。

沙俄殖民当局还在罕奇一带设卡驻兵,“稽查出入货物”,对华民从事“采捕鱼菜、小贸营生者,创收课税”,逼得华民“申诉无所”,或“颠连回华”,或“散处他处”44。此外,还往往向华民“私自派费”,任意敲剥。例如:“派沟民住棚者(指窝棚主人)每人纳五千六百文,佣工者三千六百文”,才准居住45。勒令秦孟河一带华民“自膳修道”,限期自筹一千卢布,违者责罚46。

剥夺华民耕地,是沙俄迫害华民的重要手段。列宁指出:俄国的移民政策是“靠疯狂地损害土著居民的地权”来维持的。在一八八二年经沙皇批准颁布的殖民条例中规定,华民非经总督批准,无权在当地获得土地。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华民占有土地的权利。据一八八五年沙俄殖民者统计,在北乌苏里地区二千零四十俄亩耕地中,俄国占有一千七百三十四俄亩,占百分之八十五,而比俄国移民众多的华民只占有三百零六俄亩(原文误为三百十六俄亩——引者),仅占百分之十五47。逼得华民耕地日蹙,生计日艰。正如吴大澂所说:俄国对华民“逼勒迁徙,夺其膏腴”,“所示俄界被逐各户及被占熟地清折,阅之令人发指”48。

沙俄殖民当局频频颁发的各种禁令,不仅堵塞了华民一切生路,而且使华民动辄得咎,为更进一步迫害、驱逐华民制造借口。关于禁止华民谋生的各种禁令,亦如前述,这里着重揭露沙俄不准藏枪、不准生产和贩运烧酒的险恶用心。

当地华民绝大部分从事渔猎,枪械是他们谋生的必要工具,而且具有自卫防盗的特殊作用。为了剥夺华民生计,消除抗俄自卫武装,沙俄下令一律不准华民藏枪,于交通要道派兵驻守,设卡稽查。凡遇华民持枪者,即人遭逮捕,枪被没收。对俄国移民则完全相反,不但允许藏枪,而且“每户各给一枪,每岁各给子药”49。可见,不准藏枪的禁令,乃是专为华民而设。为了掩盖迫害华民的罪行,沙俄殖民者胡说,颁发“不准樵采”、不准藏枪等禁令是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其实,沙俄殖民者才是自然资源的最大破坏者。他们滥砍滥伐,竭泽而渔,使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要子河一带本是当地狍子最多的地方,每年秋季,狍子都要结队迁往乌苏里江西岸。“哥萨克发现狍子成群过江的地方,就守候在那里,大批猎杀,既不分公母,也不分老幼”。自从俄人来到该地以后,再也不见“狍子搬家”了50。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给当地华民带来极大灾难。正如什连克所说:“世代经营的渔猎资源日益枯竭,也是导致异族人灭绝的原因”51。

在这一系列禁令中,禁止中国烧酒的生产和贩运,是沙俄巧妙地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进行排华的典型事例。在我国吉林、黑龙江与沙俄阿穆尔省、滨海省的边界贸易中,“烧酒问题”是中俄双方都极为重视的一件大事。八十年代初,李金镛与俄官巴拉巴什交涉“沟民事件”时,曾对沙俄禁止中国烧酒贸易提出抗议52;赴俄谈判伊犁问题的曾纪泽也曾就此问题与俄国交涉。沙俄尤为重视,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四日,沙俄殖民当局指使纳达洛夫在阿穆尔边区研究会上,以《乌苏里地区中国烧酒的生产和消费》为题,作了专门报告53;在阿尔谢尼耶夫所著《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一书中,也辟专章论述,名为《汉申》(即烧酒)。何以区区“烧酒问题竟掀起如此轩然大波?从俄国来说,除了与中国争夺酒类市场外,还隐藏着借此捣毁“烧锅”、驱逐华民的杀机。对中国来说,烧酒则是与当地华民的生计密切攸关的问题。

烧酒与其说是渔猎之民生活必需品,无如说是渔猎劳动的保护品。李金镛在与俄国交涉时说:“边民不饮不能御寒,海上捕参、采菜者更非多饮不可”54。因销售量极大,所以该地区,尤其是南乌苏里许多华民聚居区、产粮区,酒业异常发达。据一八八五年沙俄统计,南乌苏里共有一百二十八家“烧锅”,大部分集中在苏城河、济木河、刀兵河、乌拉河和绥芬河及其支流一带,年产量达十六万二千一百斤55。即使如此,只靠当地产量还供不应求,每年还要从东北内地经松花江和海路大量输入。

在当地生产或向该地贩运烧酒,都是有关中俄条约允许的。该地区的“烧锅”具有悠久历史,大都是一八六○年以前在该地区的老户所开设。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第一条、第八条规定,仍准当地华民照常营生,俄国不得侵犯;允许边界自由贸易,官员不得阻拦。甚至沙俄殖民者也认为:“一八八一年在彼得堡所订章程的第十四条,允许酒类从中国运往俄国”56。

为了借助烧酒一事大肆排华,沙俄公然背弃上述条约规定,在边界和内地设立许多检查站,“凡出售中国烧酒的人都要加以缉捕,查获中国烧酒一概没收”57,甚至采用暴力措施,捣毁“烧锅”,“勒令迁出”,“烧锅主被捕的事时有发生”58。

沙俄还极力推行同化政策,强迫华民说俄语、穿俄服、起俄名,强行割掉华民“发辫”59,妄图消灭当地各族人民的特点,使该地区尽快的“俄罗斯化”。更有甚者,沙俄竟无视中俄条约有关规定,动辄以驱逐相威胁,逼迫华民改为俄籍,公然取缔中国对华民的管理权,悍然决定华民犯罪由俄国法庭审处。恰如李金镛所说:“前者欲逼沟民隶俄籍,今则公然视为俄民”60。

为了刺探中国内地情报,为了便于迫害华民,沙俄还竭力从极少数中华民族的败类中培植奸细,奉为“智囊”,格外青睐。海参崴的文殿奎、双城子的孙福、红土崖的崔明善和李短辫子等人,就是沙俄物色的对象。在沙俄的豢养下,他们“诵俄言,服俄服,行俄行,去发留须,以讹诈华人”;他们为虎作伥,造谣惑众,播弄是非,甘为主子效犬马之劳。彦杵河的华商刘福被俄人收买后,曾被派到吉林刺探吴大澂“实边”情况。刘福向主子回报后,沙俄便“专仿其法”,大量向双城子、彦杵河一带移民,“垦田养兵”,将该地华民驱逐殆尽。华民对文殿奎、刘福之流,愤恨已极,“无不唾骂”61。

沙俄“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62。为了达到既定目的,“俄国是完全不择手段的”63。利用匪徒荼毒华民,可谓是沙俄独创的排华手段。沙俄殖民者对华民中的匪徒,往往擒而复纵,放虎归山,给当地华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威胁。对劫杀华民的俄国匪徒,则更是视而不见,有意放纵。张洛五本是乌苏里地区的著名盗首,一八八一年曾被华民捕获,暂“送俄狱监禁”。不料竟被俄官乘“黑夜放出”。对该犯“虽有迭次拿获”,但又经“俄官迭次放纵”。该匪出狱后,继续鸠集党羽,为非作歹,因而造成蚂蚁河、刀兵河和海参崴一带“匪徒扰攘”,劫杀华民案件接连发生64。匪首双木匠本在俄境居住,因持有俄人执照,出入无禁,时赴我国境内作恶,劫财后便逃至俄境潜藏。双木匠曾被我国捕获,将其洋枪、洋炮、火药、铅丸全部搜缴。该犯依恃俄国殖民者越狱逃至海参崴,并从俄人那里重新购置枪炮,继续杀人越货。正是:“我所驱逐搜捕之人,转为彼所容留庇护之辈,贼以彼族为护符,彼族以贼匪为奇货”,同恶相济,狼狈为奸。在沙俄殖民者卵翼下,盗匪如虎添翼,有恃无恐,为祸最烈,贻害无穷,使沙俄统治下的乌苏里地区,变成了地道的“逋逃渊薮”65。

沙俄殖民当局一面助桀为虐,纵匪为恶;一面却以华民中盗匪嚣张为借口,大肆逮捕无辜华民,进行残酷迫害。可见,沙俄“卖放”匪徒,绝不是个别押解者的“贿纵”现象,而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残害华民的卑鄙手段

在交涉华民问题过程中,面对大量排华事实,沙俄外交官员装聋作傻,百般抵赖,“或云不知,或云无之”66;他们颠倒黑白,当面扯谎,造谣诬陷。在处理迫害华民案件中,俄官“支吾延宕”“久拖不决”,对劫杀华民的俄国暴徒从“未究办一人”67。李金镛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对沙俄外交作了如下准确地概括:“要之,俄人可诿则诿,可图则图,可欺则欺,可挟则挟,狡展性成,迄无底止”68。曾与沙俄殖民当局多次打过交道的吴大澂也深刻地揭示了沙俄关于华民问题交涉的“秘诀”:“俄人虐待沟民之案,不一而足,屡次照会廓米萨尔(沙俄界务官——引者),大半置之不理”,“及移文诘责,或置不覆,或讳言并无其事,一味以狡猾之词,为推诿之计。其边界官与兄等办事,即守此一诀。其驻京公使复译署,外部之复曾侯(外部,即外交部;曾侯,即曾纪泽一一引者),亦大略相同”69,充分揭示了沙俄外交的丑恶面目。

沙俄迫害华民的罪行,今天已成为历史。苏联御用学者为了掩盖老沙皇排华罪行,不惜篡改历史,胡说当时“俄方对中国居民(指乌苏里地区的华民一一引者)的利益持友善态度”70。通过对沙俄排华罪行的揭露,已將这种“友善”的画皮剥得净光。用老沙皇的火和剑、用当地华民的血和泪写成的沙俄排华史,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60页。

② 《中俄边界条约集》,第28页。

③ 阿尔谢尼耶夫:《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伯力1914年版,第136页。

④ 同③ ,第34-35页。

⑤ 明清档案部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七年。

⑥ 明清档案部藏《珲春协领和副都统衙门档案》。原档年代不清,综观上下文,约为光绪七年前后。

⑦ 李金镛:《珲牍偶存》,《渐学庐丛书》本,第2页。

⑧ 同② ,第35页。

⑨ 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辽海丛书》本,第28页。

⑩ 纳达罗夫:《〈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103页,第106页。

(11) 吉林省档案:《为将查明塔界接壤处所现立界牌缘由咨请核夺示遵由》,光绪十年闰五月。

(12) 同⑤ ,光绪六年。

(13) 同⑦ ,第2页,第5页。

(14)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3卷,第22页。

(15) 《清高宗实录》,第175卷,第14页。

(16) 布谢:《乌苏里地区》,载《美丽的俄罗斯》,第12卷,第2分册,1895年彼得堡--莫斯科版,第413页。

(17) 吉林省档案:《照会俄领俄人在密山之暴行》,光绪三十四年。

(18) 同⑨ ,第36-37页。

(19) 同⑩ ,第116页。

(20)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1958年版,第11页。

(21) 同⑥ ,同治九年;同⑩ ,第48页。

(22) 《哥萨克东方侵略史》,上海作新社1904年版,第68页。

(23) 同(20) ,第5页并参见拙文《一八六八年青岛淘金工起义》,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24) 同⑩ ,第51页。

(25) 同⑩ ,第52页。

(26) 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版,第98页。

(27) 同⑤ ,光绪六年四月初五日。

(28) 马顿斯:《俄国和中国》,转引自《俄国的远东政策》,第42页。

(29) 同⑩ ,第45,第119页。

(30) 翁特贝格尔:《滨海省》(1856-1898) 彼得堡1900年版,第309页。

(31) 纳罗奇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 》,莫斯科1956年版,第359页。

(32) 同(20) ,第26页。

(33) 同⑦ ,第13页;《清季外交史料》,第27卷,第8页。

(34) 同⑦ ,第2页。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有数条石头河,这里所说的石头河,位于南乌苏里沙俄苏昌管辖区,据纳达罗夫统计,该河一带有耕地176． 5俄亩,仅次于苏城河一带(见《〈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107页)。

(35) 同⑤ ,光绪九年,雷风河位于兴凯湖东南,自南注入兴凯湖(见《吉林通志》,“吉林新界全图”,又第20卷)。

(36) 同⑨ ,第21、 第38页;《清季外交史料》,第57卷,第9页。

(37) 同⑤ ,光绪五年;吉林省档案:《为咨复宁古塔将俄人在三岔口抢夺财物焚烧渔采窝铺等情暨扎委员知府余沛恩等妥为据约办理辨由》,光绪五年八月初一日。

(38) 同⑦ ,第9页,吉林省档案:《为据李守以奉扎复陈俄官情况确有可疑等情咨文钦差督办吴查照由》,光绪八年八月初五日。

(39) 同⑦ ,第9页。

(40) 同⑤ ,光绪七年。

(41) 同⑩ ,第51-52页。

(42) 同② ,第35页。

(43) 《许文肃公遗稿》,第4卷,第15-16页。

(44) 同⑤ ,光绪十一年;同⑨ 。

(45) 同⑦ 。

(46) 同⑦ ,第4页,第7页。

(47) 同⑩ ,第14页。

(48) 同(26) ,第98-99页。

(49) 胡夷花:《东三省海防札记》,丁敦甫手抄本,第42页。

(50) 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的莽林中》,莫斯科1951年版,第330页。

(51) 同③ ,第34页。

(52) 同⑩ ,第67页,该书中译本中“李振云”,应为“李金镛”;同⑦ ,第3页,第9页。

(53) 同⑩ ,第65-84页。

(54) 同⑦ ,第3页。

(55) 同⑩ ,第77-78页。

(56) 同⑩ ,第67页。“在彼得堡所订章程”,即1881年2月14日签订的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

(57) 同⑩ ,第83页。

(58) 同③ 。

(59) 《许竹篑先生出使函稿》,第11卷,第11-12页。

(60) 同⑦ ,第5页。

(61) 同⑨ ,第37-38页。

(62) 同① ,第22卷,第17页。

(63) 同① ,第16卷,第182页。

(64) 同⑦ ,第11-12页,吉林省档案:《为据李守以奉扎复陈俄官情况确有可疑等情咨文钦差督办吴查照由》,光绪八年八月初五日。

(65) 同⑤ ,光结五年九月。

(66) 同⑦ ,第4页。

(67) 同⑦ ,第13页。

(68) 同⑦ ,第15页。

(69) 同(26) ,第98-99页。

(70) 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莫斯科1975年版,第134页。

引自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沙俄在乌苏里地区的排华暴行

张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