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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叛徒?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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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乐山烈士墓工作人员的印象里,每年的11月27日,这一带都会下雨。这个日子没有写进《红岩》。因为小说的结尾是一场枪林弹雨、血火交融的大越狱,并以革命者的胜利告终。

小说的作者可以拒绝让真实的结局在文学作品里再次上演,但历史却永远无法抹去那惨绝人寰的一幕:1949年的11月27日,185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饮弹,血染歌乐山,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只有罗广斌等35人。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57天,距离重庆解放仅差3天。

那晚,歌乐山细雨霏霏。

曾让罗广斌出狱求援


2007年记者采访时,盛国玉(1926.1-2014.7)儿孙满堂,住在老家重庆垫江县。从小到大,她第一次出远门就是被特务从垫江押送到重庆,关进渣滓洞女牢二室。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渣滓洞,牢里的姐妹们有了新的话题。“我们常常一起讨论,新中国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儿啊。有人说,咱们女同志应该有花衣服穿。有人马上就添上一句,应该有两件,可以换洗。”说这话时,盛国玉她们穿的是囚服,胸前胸后都画着个大叉叉,难友们叫它“叉叉服”。

“喜讯在渣滓洞传得很快,有人乐观情绪多起来,觉得我们坐牢坐不到好久了。”傅伯雍(1919-2014.12)跟盛国玉是老乡,当年一起被捕,一起被关进渣滓洞。记者于2007年采访老人时,他还记得:“那个时候,楼上的人就喊我们贡献些材料,说是要给新中国建设出主意。楼上好像还专门成立了个设计小组,王敏是起头人。”

这些长年坚持地下工作的人们心里高兴啊!以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伪装、提心吊胆地隐蔽了。在这个心愿实现之前,铁窗下的革命者暂且把热情化作条条建议。“齐亮还提出,新中国要向苏维埃学习,所以鼓励我们学俄文、学英文。”傅伯雍回忆说。

但是,胜利与牺牲可能同时到来。这一点,很多革命者也明白。他们准备死,但不放弃生的希望。

关在白公馆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周从化认为:“……如果有人带信出去,并且领路和说明情况,就可以有相当武装力量突袭中美合作所,解放白公馆和渣滓洞,保全几百个干部……”白公馆的“党员核心”陈然、刘国鋕等人反复研究后,决定让罗广斌去请求“自新悔过”,寻找出狱的机会,以便与党组织和周从化将军介绍的武装力量取得联系,对两座监狱的人员实施营救。

罗广斌本来不乐意:“我自己知道,要求坚决地为组织牺牲,我是能够苛求自己作到的。但进一步的‘牺牲自己的气节’——虽然这已不是单纯的气节问题了,我却不愿意,……”罗广斌在解放后的回忆自传中写道。

深受难友们敬重的老党员谭沈明来给罗广斌做工作:“我们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要求忍辱负重。”他说服了罗广斌。狱中共产党员又用书面形式为罗广斌请求“自新悔过”出狱的问题作了说明。但等到将罗广斌出狱后的联系方法、突袭营救方案和时间都确定下来时,已经是1949年11月10日了。即使出得去,再从狱外组织营救,时间恐怕来不及。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施。

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冲出去?白公馆关着四五十人,看守只有6名,其中4名都已被革命者做过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武装,冲出白公馆比较容易。但是,白公馆周围还有一个警卫连,与他们作战就很困难了。即使白公馆越狱突围成功,渣滓洞里关押的革命者怎么办,敌人会不会把他们当作人质而全体枪决?手无寸铁的人们如何再去解放渣滓洞呢?这个办法也行不通。

在这种兴奋与焦虑、希望与担忧交织的气氛下,一位名叫许晓轩的老党员站了出来。他要求难友们稳定情绪,开展讨论,为已经取得政权的党提出建议。如果有人能活着出去,就把这些建议汇报给党组织。

而此刻,人民解放军已在北起长江、南至湘桂黔边境的千里战线上,开始向大西南发动强大的攻势。1949年11月22日,解放军突破白马山防线,直逼重庆。11月24日,解放军开始总攻重庆。


毛人凤下令“清理积案”


重庆解放指日可待的意思,在歌乐山的监狱里有了一种异样的表述方式。看守每每送来牢饭,总要“意味深长”地念叨两句:“吃吧,你们快点吃吧,吃不了几天了。”在白公馆二楼单独囚禁的郭德贤,有天听到了两个看守在门外走廊上小声嘀咕:外面那3个大坑挖得差不多了。

实际上,零星的屠杀早已开始了,头一个遇害的就是与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

徐远举在解放后交代:“1949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毛人凤分别向张群、杨森、王陵基及卢汉将军传达了台湾的决定,谓:‘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又谓:‘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饬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毛人凤对我说:蒋介石只是要将杨虎城杀掉。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在“清理积案”的指示下,9月6日,杨虎城将军及幼子杨拯中、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宋振中由贵州押往重庆,当晚被秘密杀害在歌乐山的戴公祠。

10月28日,陈然、王朴、雷震等10人被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其中包括涂孝文、蒲华辅等3名叛徒。

11月14日,又有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特务借口转移押出了监牢,在歌乐山上的电台岚垭壮烈牺牲。

11月26日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从特务头子毛人凤手中接过了经过批准的大屠杀名单。那天下午,解放军先头部队的两个营已经到达重庆近郊南温泉,距歌乐山只有几十公里。镇守此处的敌人力量不下一个师。双方打响了解放重庆最为艰苦、最为激烈的南温泉遭遇战。

执行屠杀的刽子手在27日下午陆陆续续赶到杨家山,他们中有看守,有特务,也有军警。下午3时,徐远举下达屠杀密令,各人进行准备;5时,举行会餐,人人宣誓“绝对保守秘密”。徐远举向刽子手们承诺: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发给金条和经费,预备潜伏。

6时许,刽子手们兵分两路:一路赶往白公馆,一路赶往渣滓洞。

歌乐山上有条小路,从白公馆通向松林坡,那里的3个大尸坑已经挖好了。

他们的手都是温暖的
“刘国鋕!”晚餐后,特务开始提人。头一个就喊刘国鋕。刘国鋕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两个小时前杀害黄显声将军的枪声一响,白公馆里关押的革命者便已明白。“别急,等我先做首诗!”“死到临头,还做什么诗?”特务不由分说,把刘国鋕和谭谟铐上一副手铐,押出白公馆。

没机会用笔写,刘国鋕索性高声朗诵起来:“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声音回响在通往刑场的山间小路上。

多年以后,刘国鋕的五哥刘国琪从香港回到重庆,来到歌乐山。时任歌乐山烈士陵园园长的厉华记得,那是园里第一次接待香港来的烈士家属。烈士墓前,刘国琪讲起一件往事:就在刘国鋕牺牲前两个月,他专门从香港赶回来营救。他带了一张香港汇丰银行开出的空白支票给徐远举:“只要放了刘国鋕,你愿意填多少就填多少。”徐远举也不愿跟钱过不去,他同意只要刘国鋕签一个认错书,立即释放。但刘国鋕坚持,要释放必须无条件。刘国琪当时跪倒在地,说国鋕你不要这样死心眼,只要命在什么都在。刘国鋕满面泪流,却摇了摇头。

刘国鋕之后,坐牢10年的许晓轩也被押出来。到罗广斌的牢房前,他站住了,他想留句话给罗广斌。因为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第十五军团司令,罗广斌最有希望活下去。“你要是能够出去,一定要把我们的意见告诉组织。还请转告党,我许晓轩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仍将这样。希望党组织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许晓轩的临终嘱托,罗广斌牢牢记住了。

眼见朝夕相处的难友被屠杀,悲愤的革命者只能拿起手中的笔。“兄弟,不要颤抖/大踏步跨出号门——他的嘴咧开,轻蔑地笑笑/‘啊,多么拙笨的蠢事/在革命者的面前/死亡的威胁是多么无力’……”写下这首诗的人叫文泽,一位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政工干部。诗稿刚刚完成,文泽就听到特务在叫自己的名字。

罗广斌在解放后的回忆材料中写道:“我和谭沈明、文泽、宣灏三人隔着窗子握了手说:‘安心去,你们先走一步,再见。’他们的手都是温暖的,没有冷,也没有抖,喊着口号,唱着歌,从容地大步向前走了……”“每一个人,临死都是倔强的,没有求饶,国歌和口号一直不停的在枪声弹雨下响着,牢狱锻炼得每个同志——党员和非党员,成为坚强的战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天下起小雨,仿佛老天掩面而泣。

那晚的寒冷和火一样炽热的情感,郭德贤在57年后依然铭心刻骨。“‘你们一定要灭亡!共产党一定要胜利!’他们跨出牢房时都喊口号。那场景跟电影、电视上演的不一样。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多大,是很低沉的。那才是从内心底发出的声音。”从重庆市广电局退休的郭德贤在病榻上对记者说。

眼看着自己的部队已经打到跟前,随时都可能迎来解放,却要在这拂晓时分被推上刑场,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面对如此残酷,从容不迫、慷慨赴死,又需要何等坚定的信念,何等无私的襟怀,何等无畏的勇气!

是夜,白公馆27位革命者殉难,还剩19人。“电话铃不停地响,我们都听得到。”郭德贤说。电话是渣滓洞那边打来要求增援的。那时,渣滓洞已杀害了两拨革命者,还剩下150多人。解放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到了,刽子手们心急火燎,已经不想按原方案分批屠杀了。

枪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渣滓洞方面,“那天白天没有什么异常。晚饭后,听住在楼上的男同志说,特务办公室都换上了大灯泡,还有火光,好像在烧材料。我们猜测敌人可能要撤退。”盛国玉说。

晚间下起雨,天很冷。渣滓洞女牢里的姐妹们唱了会儿歌,扭了一阵秧歌,便早早睡下。睡了没多久,盛国玉听到特务喊提人,一个小时内就提了两批。难友们都起来了,睡意全无。

深夜一两点,特务们突然走进一间间牢房:“起来,起来,办移交了,各人把衣物都带上。”所有人都被集中在楼下的8间牢房内,盛国玉和姐妹们被关进八号牢房,旁边7间牢房关着男同志。有人警惕地问了句:“把我们移交给谁?”“移交给警备司令部。”情况有些奇怪,但难友们只有等待。

脚步声突然响起,一群端着美式冲锋枪的特务转眼间冲进了渣滓洞内院。他们迅速站好,把枪口对准签子门。

那一声哨声,盛国玉和傅伯雍一辈子也难以忘记。哨声响后,枪就响了。

盛国玉记得,胡其芬一直在门口观察动静,枪响时,她第一个喊起口号:“打到国民党反动派!”口号声、骂声随之响成一片。

傅伯雍说:“打枪时,张学云就站在门口,他一把抓住门洞伸进来的枪管,想要夺枪。但是弹匣太长,卡着进不来。敌人把他打死了。就倒在我的身上。”

胡作霖扑向牢门,用身体挡住敌人的机枪眼。何雪松高喊:你们这些强盗也活不了多久了!敌人补枪时,打中了陈作仪的脚,他愤怒地站起来吼了一句:不要打脚,我起来你们打头好了!……

当盛国玉从昏死中苏醒过来,整间牢房已经是一片火海,敌人要毁尸灭迹。她冲出牢房,跳到放风坝上,躲进了旁边的厕所。

张学云倒下时,鲜血喷洒在傅伯雍身上,却因此保护了傅伯雍——敌人补枪时以为他已经死了。傅伯雍冲出牢门,本来也想往左手边的缺口墙跑。他知道,夏天发水,那里的墙曾被冲倒过。特务犯懒就让犯人们自己修。大家偷着往料里掺了好多砂子、石块、树根根,垒起没多久就倒了。第二次修好不久又有了缺口,不过垮得不多,还没来得及修。

此时,已有幸存者正攀着墙上缺口往外爬,墙哗啦啦地塌,缺口越来越大。尚未完全撤走的特务发现了火光中人影晃动,“跑了,跑了”,刽子手一边喊一边对着缺口墙的方向一阵扫射,又有一些人中弹倒下。傅伯雍见状,连忙躲进了大米储藏室,撬起地板,钻进地沟,一直躲到天亮。

部分人策反看守逃生


特务和军警都赶去支援渣滓洞了,白公馆反倒一下子安静了下来。罗广斌把看守杨钦典招呼了过来。杨钦典是狱中同志们的重点策反对象,对陈然、黄显声等人都很敬重。陈然牺牲后,他还嘱咐罗广斌莫要太强硬,有机会出去的话照顾好陈然的母亲和妹妹。

“杨排长,我们剩下的人怎么处理呀?”“我听说,要把你押送台湾,剩下的人都处决。”“你知道共产党的政策,你要立功呀。”罗广斌说。

革命者平时所做的策反工作在关键的时候起了作用,杨钦典答应帮忙。他偷偷把牢房钥匙交给了罗广斌,还有一把铁锤。“我先出去看看有没有人,没人的话,我在楼上跺三下脚,你们就跑!”杨钦典说。出门望风的时候,杨钦典又顺便告诉白公馆周围的警卫说“共军进城了”,警卫们一听,连忙撤走了。

回忆起脱险的情景,郭德贤说:罗广斌很能干,他像一个作战的指挥官。罗广斌把人分成五组,年轻人、老人相互照应。杨钦典的信号来了。罗广斌打开牢门,先跑上楼喊郭德贤。

“我听见脚步声,还以为是特务来拉我出去枪毙。”郭德贤说她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牢门打开一看却是罗广斌和周居正。罗广斌说,敌人撤走了,我们一齐冲出去。郭德贤有两个孩子,她背起一个,周居正帮忙背起一个。19个人跑出白公馆,爬上左面的山梁。

罗广斌等人走后5分钟,执行屠杀命令的特务便坐着汽车赶来了。他们见牢房空无一人,以为杨进兴已经把人干掉了,便掉头走了。白公馆看守所副所长杨进兴,后来也从渣滓洞赶回白公馆。他一看人没了,还以为是先他赶过来的特务将犯人“执行”了,也没深究。

白公馆生还的19人,再加上渣滓洞脱险的15人,以及身中三枪未死、从尸坑中爬了出来的谭谟,大屠杀中就只有这35人活了下来。根据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185人被定为烈士。

就在先烈们倒下的第二天,11月28日,解放军重庆主力部队由重庆西侧渡江成功,长驱直入。当天晚上,在激战56小时后,解放军终于攻下南温泉,打开了重庆南大门。

但是,屠杀到了29日仍在继续,关押在重庆“新世界监狱”的32名革命者被分三批押往松林坡。那时,距离重庆解放仅差几个小时。特务行凶后,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便仓皇逃走。

11月30日,重庆解放。

如今的白公馆依然保留着原样。墙角处一株石榴树,据说是许晓轩烈士亲手所种。半个多世纪以来,它茁壮成长。记者去的时候正值隆冬。没有了夏日里根深叶茂、榴花似火的景象,反倒显现出树干奇崛、虬枝如铸的震撼。树干从根部就分出一叉,旁逸斜出地越过高墙、伸向狱外,自由地迎接着共和国的每一个黎明。

没来得及的营救行动
上世纪80年代初,党史工作者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保存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一封信。信署名“吉祥”,其实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妇委书记胡其芬写的,时间是1949年11月19日,距离“11•27”大屠杀还有8天。

“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这是一封求救信,是渣滓洞的革命者向地下党组织的最后求救。信写成了,由看守黄茂才(也就是蓝先生)偷偷带给地下党员况淑华。况淑华马上转给地下党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已是21日。

刘康那时是个23岁的小伙子。他一看信,急得要命,马上四处活动筹集经费、动员武装。

地下党组织也派人找到准备起义的两名国民党师长,提出三个条件:一要放开大路,让解放军过江;二要保护城市安全,不能让敌人破坏;三就是要攻打渣滓洞、白公馆,救出革命者。头两个条件,对方都答应了。唯独第三个,两人都没答应:“守卫监狱的是内政部警察第二旅的人,都是现代化兵器武装,实力太强啊。”

最后的希望就落在刘康身上。11月26日,武装营救人员基本动员好了,人是来自“中央警察学校”的进步学生,驻守机场的国民党连长、共产党员王正修和准备起义的江北十区区长陈秉国,同意借枪出来。

11月27日下午,刘康等人又开会研究了各方面情况,因为还有一些事情未落实好,营救方案仍无法实施。

下半夜刘康起来上厕所,突然发现歌乐山红了半边天。他连连跺脚,“糟了!完了!”

“吉祥”的求救信,刘康保存了好长时间,直到1955年才交给组织。

在发现这封信的同时,胡康民还找到一份纸页发黄的报告,上面记载的正是先烈们的最后嘱托。

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有过活下去的机会。只要写份自白书,在悔过书上签个字,或者仅仅“承诺”一下出狱后不再干革命,他们也许就能与亲人团聚,就能保存生命、盼来解放——那不正是他们为之奋斗、孜孜以求的理想吗?

但是,他们不愿丧失气节,背叛信仰。他们情愿倒在黎明前,只留下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一份血泪嘱托。


听,歌乐山在哭泣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一人跑向歌乐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

车毅英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她以为父亲就关在歌乐山监狱里。

多年以后,车毅英这样描述当日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我说不出一句话。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歌乐山寻找亲人、朋友和同学时,山林再也无法沉寂下去,哭喊声处处可闻。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记者们亲眼看见遍地的焦尸、一两尺深的血水和亲人们的眼泪,索性写道:“这惨痛的情景,叫记者怎能下笔,怎么能形容得出来呢!”

12月1日,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在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哭起来。

“我们边哭边喊,说刘国鋕、陈然你们在哪儿啊,我们不是说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我们要抬着我们的红旗,含着自由的热泪,一起冲出去吗?”57年后说起这句话,郭德贤依然泪水涟涟。

革命志士惨遭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庆军管会:查明详情,收敛遗体,清理遗物。

12月14日的《大公报》报道了人们在电台岚垭挖掘烈士遗骨的情形。“挖出的这二十九具尸体,全部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这二十九具志士的尸体除了每人穿一件内裤外,连衣服鞋袜都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们把那西装、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332具。

全城最好的棺木都被调集到歌乐山下。两斤酒精消毒,一丈白绸裹尸。刚刚解放的重庆物资极度匮乏,人们竭尽全力,却也只能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收敛烈士的遗体。

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3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他们的姓名和头像被镌刻在坟茔后的石墙上。1961年,根据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真实斗争创作而成的小说《红岩》问世,已成为当代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小说。它还被不断地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广播剧、戏剧、歌剧,几十年来经久不衰、感动依旧。若问其中的原因,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早就回答过:“《红岩》是用烈士的鲜血写成的。”

叛徒和特务的下场


那些出卖、杀害革命者的叛徒和看守特务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先说刘国定和冉益智。一个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一个是副书记。这两人身居要职,却在被捕后双双叛变,致使重庆乃至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有关内容请见本公众号5月20日把亲身经历写成《红岩》的杨益言走了,请记住《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刘国定觉得自己官大,还和特务讨价还价要当少将,挂了个中校军衔,最终升为上校。被刘、冉二人直接或间接出卖的地下党员,大部分牺牲在渣滓洞和白公馆。

重庆解放前,刘国定苦苦哀求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让他去台湾,自然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他又筹措路费想逃往香港,但借不到钱,只好先逃到成都,后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冉益智在重庆解放的第三天居然跑到“脱险同志登记处”,厚着脸皮找罗广斌要求登记,被脱险同志认出,一顿训斥,叫他赶快去投案自首。冉益智匆忙溜走。半个月后,冉益智在路上碰到了国民党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当时已向人民政府自首,急于立功表现,他一见冉益智就喊:“你这个大叛徒,跟我到公安局去。”冉益智也高喊:“大特务!”两人边叫骂边扭打,推推搡搡,被巡逻的解放军发现送进了公安机关。

1951年,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4人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自己要求将尸体“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

叛徒任达哉出卖了许建业,为敌特的大破坏立下“首功”,但仍被视为“共党分子”关进渣滓洞,死于“11•27”大屠杀。涂孝文和蒲华辅“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没有再继续出卖同志,1949年10月28日遭特务枪杀。至于出卖了冉益智的余永安,1955年才被逮捕。但他不是党员,不能以叛徒论处,被送往农场接受改造。

那些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看守特务也没能逃脱法网。白公馆副所长杨进兴后来改名杨大发,潜逃到四川南充县青居乡。在那里,他换上土布衣服,很快租了几亩地,当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后来的减租退押和土改中,杨进兴狠斗地主阶级,因此被评为贫农,分了田地,还当选互助组小组长。1952年8月,有人偶然听到杨进兴夫妻两个斗嘴:“你恶啥子?你自己干过些啥?政府现在到处捉特务,你敢到乡上去坦白?”1955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乡亲们把这个可疑情况反映给公安机关。一调查,人们才知道,这个“杨大发”正是杀害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刽子手。杀害杨虎城将军、小萝卜头,制造“11•27”大屠杀,他也有份儿。1958年5月16日,杨进兴被执行枪决。

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长徐贵林,就是小说《红岩》中的“猫头鹰”。“11•27”大屠杀之后,他被编进了胡宗南部76军80师,在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虏。当时,解放军并不了解他的底细,就当作一般俘虏资遣了。徐贵林偷偷潜回重庆南岸弹子石地区,挑起菜担子,走背街串小巷卖起菜来。他满以为在弹子石这样的偏远郊区是不会有人认出他来的。但我公安机关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踪迹并迅速实施逮捕。1950年5月18日,重庆解放碑前召开千人群众大会,重庆市军管会当场宣布了对徐贵林执行枪决的命令。

最后来说说《红岩》中的头号反派人物徐鹏飞,也就是现实中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坐镇指挥了血洗白公馆、火烧渣滓洞之后,徐远举逃往成都,后又赶到云南昆明。镇守云南的卢汉将军宣布起义时将徐远举等人逮捕,1950年3月移送重庆。

历史出现戏剧性的一幕:1950年6月,36岁的徐远举头上冒着汗,双腿打着颤,被送进了白公馆。那时,白公馆已经由军统局监狱变成了战犯管理所,曾经关押革命者的监牢里,住进了特务头子和刽子手。1956年,徐远举被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积极接受改造,表现很好。1964年,徐远举以《血手染红岩》为题写下数万字的材料,详细交代了自己破坏《挺进报》和四川地下党组织、逮捕审讯共产党人,以及制造一系列大屠杀的全过程。1973年,徐远举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复兴医院抢救无效病故。

《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本应到此终了,但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的一次发现,让我们不得不继续说下去。

秘密报告如何出炉


上世纪80年代初,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找到一份2万多字的报告,名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那个时候,重庆的党史研究机构刚刚成立,大批档案资料原已尘封多年、无人问津。

“我当时吃了一惊,因为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份报告。”胡康民回忆说。

报告是罗广斌写的,递交给党组织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距离罗广斌等人从白公馆和渣滓洞中脱险不满一个月。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七个章节(其中第五、第六章节以及第四章节的部分内容已经遗失)。按胡康民的说法,他找到了小说《红岩》的一部“账本”。

报告的字迹,胡康民认得。蝇头小楷,娟秀工整,确实是罗广斌本人的笔体。这份报告真是罗广斌所写吗?他为什么要写?他怎么能掌握那么多信息?胡康民心中老大的问号。

从渣滓洞脱险的刘德斌也不知道这份报告的存在,“不过,我们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工作时,我每天晚上都看见老罗趴在地铺上写东西,写什么也不告诉我。”刘德斌的话让胡康民相信了报告的真实可靠。

1994年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胡康民第一次提到了“罗广斌的报告”。这时,他已经可以清晰地画出报告形成的时间轨迹:

1948年年底,罗广斌在渣滓洞的禁闭室里碰到老上级张国维。张国维被捕前是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张国维是个有心人,给罗广斌交代了一个任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没法活着出去,但你不一样。你有个哥,掌十万雄兵。你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罗广斌牢牢记住了张国维的嘱托,积极结交狱中难友。大家也逐渐信任他,愿意与他交流。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同志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姐表示致敬,江姐当天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罗广斌从中又了解了不少信息。

1949年2月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白公馆里关押的“重犯”中有不少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水平较高。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敞开胸襟,直言无忌。既没有思想束缚,也没有空话套话,他们完全凭着对革命的忠贞,披肝沥胆地道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也托付给罗广斌。

1949年12月25日,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罗广斌写出报告,交给党组织。“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同部分同志的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

当罗广斌写下这些文字时,曾与他朝夕相处、一起交谈讨论的许晓轩、陈然、刘国鋕、王朴、江竹筠……已经长眠地下,为这份报告平添了更多的血泪。


八条意见振聋发聩


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所在,罗广斌将烈士们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写成八条意见,交给党组织。胡康民据其总结成八条嘱托:

1、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切勿轻视敌人。
6、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严格整党整风。
8、严惩叛徒、特务。

当这八条嘱托首次公开时,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身陷囹圄的烈士们怎么会提出整党整风、路线问题、防止腐化这样深刻的党建理念?胡康民说,要理解先烈的嘱托,必须走进历史。

八条嘱托针对的是1948年的《挺进报》事件,以及在此前后的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这两件事给我四川地下党组织造成沉重打击,多人被捕入狱。

《挺进报》事件的恶果其实是叛徒造成的。叛徒只有极少几个,却是位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地下组织也不会遭受这么大的破坏。他们的叛变是狱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问题,也是最能引起后人共鸣和警醒的地方。

“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报告中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在今天看来仍值得回味再三。

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在党内取得一定地位后,私欲膨胀。据一位狱中同志揭发,他曾想利用职务之便,要求掌管组织活动经费的同志借些钱给他做生意。

曾与刘国定一起工作过的李维嘉老人也对记者说:“刘国定挪用组织经费给自己做了套西装,还说是工作需要。他明明有社会职业,还乱花组织的钱,我当时就有意见。”说这话时,老人的表情很严肃。

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平常大讲革命理论气节。在为曾紫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刘国鋕领誓,冉益智监誓。宣誓结束后,冉益智着重对他们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但只不过过了半个月,冉益智就把这对恋人出卖了。

惨痛的教训,让革命者痛定思痛:“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的组织教育”,这是个别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原因。因为“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

狱中同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眼看着革命组织的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严格地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

“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是许晓轩烈士的临终忠言。

这就是我们的烈士,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惦念着党的前途和命运。时至今日,这些血泪嘱托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今天,我们再一次追索歌乐山上这段血与火的历史,不仅是为弄清《红岩》背后的真实,更是为寻找一种生能舍己、血荐轩辕的精神。

淫威酷刑、铁狱黑牢,先烈们所面对的残忍,我们今天甚至无法想像、无法感受。这并不是他们惟一的选择,写份自白书、或者仅仅在悔过书上签个字,他们也许就可以活下去。但他们选择为信仰而死。坚持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对崇高理想信仰的忠诚。

作者:侯健美

来源:北京日报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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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任副总理的姬鹏飞的儿子,总参的少将,台海危机时卖秘通敌

据说不是为了钱,也不是被策反或者拉下水了,就是升官没升上去卖秘泄愤

事情败露后姬鹏飞自杀,他儿子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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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飞行员驾机叛逃到土耳其,成功后大喊“我是美国人”

1989年5月20日,苏联空军上尉亚历山大.祖耶夫驾驶一架米格-29战斗机叛逃到土耳其,他也是冷战期间最后一名叛逃的苏联飞行员。

事情的起因是祖耶夫申请成为试飞员,但是没有成功,从此怀恨在心。不久,他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再加上对苏联现状不满,他决定叛逃到美国。

祖耶夫的驻地茨哈卡亚空军基地位于黑海的东北海岸,离土耳其很近,位于格鲁吉亚巴统附近,这也为他的叛逃提供了条件。

祖耶夫精心策划,提前一天烤好了一个大蛋糕,并混入了大量捣碎后的安眠药。随后,他宣布妻子怀上了一个男孩,邀请战友一起庆祝。祖耶夫亲自为每一位战友切蛋糕,确保所有人都能够吃到足够的安眠药。

当战友们沉沉睡去后,祖耶夫切断了电话线,悄悄朝停机坪的米格-29战斗机走去。但是被执勤的两名哨兵拒绝,只好无功而返。利用哨兵换班的间歇,由于接班的哨兵没有及时到岗,祖耶夫主动表示可以为哨兵值班,骗取了哨兵的信任。

另外一名哨兵发现中队的其他人都在埋头大睡,产生了怀疑,立即返回停机坪。祖耶夫一不做二不休,掏出手枪抢先开火将哨兵打伤。在双方的交火中,祖耶夫本人也右臂受伤。

停机坪上的米格-29战斗机正处于待命状态,祖耶夫立刻跳入机舱,大油门拉起机头迅速起飞。一路沿着黑海的海岸线,祖耶夫向南狂奔了240多公里,抵达土耳其港口城市特拉布宗。

很快,祖耶夫顺利的降落在特拉布宗机场。当这架米格-29战机刚刚在跑道尽头停止滑动,祖耶夫就迫不及待的打开机舱,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终于,我是美国人了!”美国也反应迅速,紧急为祖耶夫处理了枪伤。为避免夜长梦多,美军连夜出动了一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将祖耶夫送到德国境内的一个美军基地。

土耳其政府不敢得罪苏联,立即应苏联政府的请求归还了这架米格-29战斗机,表示仍然愿意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

很快,祖耶夫被允许进入美国境内。他定居在加州圣地亚哥,并出版了一本自传《支点:从苏联帝国逃出的王牌飞行员》。作为一名军事顾问,祖耶夫为中情局和国防部工作,积极为美国空军出谋划策。在当时拍摄的各种视频中,可以看到祖耶夫和美军人员谈笑风生,俨然一副逍遥自在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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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翻了几十个回答,愣是没瞧见女人的名字。

  说实在的,这有点儿讽刺,毕竟在如今的某些舆论场上,有人一直攻击女性“没有家国情怀”。然而到这看看,人们能够想起来的,那些叛国叛得风生水起的,一个个都是男人。

  这种拧巴的印象是什么造成的?说到底,还是因为女性在历史当中的失语,她们是被概括、被抽象、被定义的群体,哪怕是在“叛徒”这个问题上也不例外。

  一个男人的背叛,会被视为个体的选择,一次具体案例需要具体分析的背叛,是政治和经济资源的背叛。

  而一个女人的背叛,会被视为群体的缩影,一种需要放在宏大叙事下审视的背叛,是精神和道德的背叛。

  在女人身上,个人行为就是集体倾向,私人生活就是政治道德。这是现代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枷锁,但这幅锁具的材料却是古已有之。在上位者眼中,女性无权代表自己,只能以群体的面貌出现;而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当中,女性群体的形象又被视为民族的象征,她们的婚育选择都成了政治行为,因此女性总是在背叛,至少时时刻刻都有背叛的危险。

  这篇回答,将以墨西哥的马林切为引,简单介绍一下历史上包袱最重的“叛徒”——女性。


我是婊子玛丽娜,母亲马林切,女神马琳凯。——卡洛斯.富恩特斯《墨西哥的五个太阳》

  公元1521年,一个令人窒息的年份。

  在这一年,罗马教宗把马丁.路德逐出了教会,奥斯曼帝国攻占了贝尔格莱德,麦哲伦的船队环绕地球一周回到了西班牙。与此同时,在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都城特诺奇蒂特兰终于被西班牙人攻破。

  在墨西哥征服者科尔特斯的身边,有一位名叫马林切的土著女性。她出生在纳瓦特尔语社区,小时候被继父卖给奴隶贩子,又被买主塔巴斯克人当做礼物送给了西班牙人,改名玛丽娜。作为科尔特斯的情妇,她为西班牙人预警了乔卢拉人的计谋,从而导致了乔卢拉大屠杀,又为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的交涉提供翻译,在墨西哥征服中功不可没。

  公元1938年,又一个令人窒息的年份。

  在这一年,英法在慕尼黑向纳粹妥协,苏联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拍出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奥森.威尔斯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吓坏了半个美国。与此同时,在墨西哥,卡德纳斯总统开始进行石油国有化。

  随着标准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专家的撤离,墨西哥一度陷入困境。有人建议向美国妥协,而反对这些人的民族主义报刊指责其为“马林切主义”(Malinchismo),意为崇洋媚外。这个词直到今天在墨西哥都依然流行。

  在20世纪中叶的墨西哥,马林切被升华成了历史上的头号叛徒,在本土民族主义者的叙事当中,她向西班牙人出卖了整个墨西哥。然而也是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马林切也被赋予了另一层含义:墨西哥民族的母亲。

  在革命制度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当中,墨西哥人是由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共同繁育形成的混血民族。在这种历史解读当中,马林切作为第一个梅斯蒂索人(混血)的母亲,具有代表墨西哥民族之母的象征意义。

  墨西哥被称为巴洛克的国家,而巴洛克艺术风格的灵魂就是矛盾。这种矛盾在马林切身上呈现地淋漓尽致:她是叛徒,又是自己人;是凶手,又是受害人;是被强迫的,又是主动的;是民族的婊子,也是民族的母亲。

  然而回过头来看,在马林切所处的时代,以及在马林切的亲身经历当中,有这么多的挣扎,以及民族观念的考量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明理人自然能够看出,“婊子”也好,“母亲”也罢,都是现代墨西哥人后来赋予马林切的意义建构。

  墨西哥的这一文化传统,可以说是特殊但也不特殊。墨西哥的特殊之处在于,把“母亲”和“婊子”这两个标签贴在了同一女性身上,并且把这位女性融入了自己的国家象征。墨西哥的平常之处在于,现代民族国家普遍使用“婊子”“母亲”和“女神”一类的标签,用来塑造和限定本国女性的形象。

  在19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开始把女性和民族形象绑定在一起。本国女性应当恪守“贤妻良母”的准则,不婚、出轨乃至外嫁都是对民族有害的行为。在攻击敌对国家的时候,就指认对方民族的女性都是“婊子”。在这种叙事当中,女性个人和集体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而女性的婚育选择也不再是私人领域的话题,反而成了公共政治议题。

  因此,在“叛国”这件事上,男性和女性的标准相差甚远——男性起码得迈开腿跑到另一个国家,才会被本国人称为叛徒,而女性只消张开腿和外国人上一次床就够了;一个男人的背叛即使祸害了几万条实打实的人命,也是就事论事的个人行为,而一个女人只要伤害到了他人界定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国格”,就应该以女性身份做出集体反省......

  比起给西班牙人当翻译的马林切,那位把西班牙人迎进都城好生招待的阿兹特克王蒙特祖玛二世,不应该是一位更大的叛徒吗?

  二战结束的时候,有法国人剃掉“女叛徒”们的头发对其羞辱,却没有人去扯掉贝当和赖伐尔的胡子。

  同样作为叛徒,给罗马皇帝韦伯芗阿谀奉承的约瑟夫斯就是犹太文化的保存者,和罗马将军提图斯上床的贝勒尼斯公主就是不折不扣的婊子。毕竟约瑟夫斯是书写国耻的人,而贝勒尼斯是被书写的国耻。

  1917年,法国人处决了玛塔·海丽,理由是她背叛了协约国,秘密为德国情报机构效力,害死了几万士兵。这一莫须有的罪名直到今天依然是个谜团,但或许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把女性指控为叛徒是件多么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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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个足坛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著名叛变吧。

从英雄和队长变成了俱乐部最痛恨的人,被球迷形容为犹大和叛徒。说到这里,我估计不少人猜出来我要说的是谁了,不错,正是让巴萨球迷至今都不能释怀的-----菲戈。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哪些俱乐部会对一名球员永不原谅,那么巴萨对菲戈绝对永远进入黑名单的。在1995年,出生于葡萄牙里斯本菲戈以创世界纪录的2000万美元的价格从里斯本竞技转会到西甲巴塞罗那,他到来成功的填补了米歇尔·劳德鲁普转会皇马带来的损失,菲戈在巴萨的首个赛季已经牢牢占据主力位置,很快便成长为球队进攻的利器。自1996年至1999年,菲戈一直在巴萨效力,其中还帮助球队在1997/98和1998/99两个赛季夺得西甲联赛冠军。

时间到了2000年的夏天,葡萄牙巨星菲戈正在与巴萨就续约展开谈判。为了要到300万的年薪,菲戈和他的经纪人维加利用转会皇马来胁迫巴萨就范,而当时恰逢皇马主席选举,老谋深算的弗洛伦蒂诺只用了区区30万美元就和菲戈的团队签署了一份对赌协议,协议规定如果弗洛伦蒂诺担任皇马主席,菲戈就必须加盟皇家马德里,否则菲戈将付出3000万美元违约金的代价。

当弗洛伦蒂诺以55%的得票率胜出如愿以偿的就职皇马主席时,菲戈和经纪人维加彻底傻掉了。而菲戈也一度想求助于佛洛伦蒂诺毁掉协议,在遭到拒绝后,菲戈和维加彻底跌入了两难,要么走了背负骂名,要么留下交绝违约金。最终,被逼上了绝路的菲戈选择了背叛巴萨而转投死敌皇马。

当事后赌约曝光,知道了真相的巴萨俱乐部和球迷彻底被激怒了。所有的巴塞罗那人都骂菲戈是个骗子,他不仅仅是一个爱钱的人,更是一个伪君子,一个欺骗了他们情感的犹大。菲戈还收到了很多巴塞罗那球迷的恐吓,威胁。

时间去到2002年11月23日,这是菲戈自离开巴萨后第二次回到诺坎普球场。此前,他曾在2000年10月重返这里,而那一次,他在90分钟的时间里受尽了球迷们的讥讽。随后的两次在诺坎普进行的国家德比他都因伤错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球迷们的敌意不但没有衰减,反而愈演愈烈。这一夜的诺坎普似乎完全只有这一种情绪。
在比赛开始后不久,菲戈就因做出铲抢动作过晚而犯规,并被出示了一张黄牌,口哨声和嘘声随之也加大了分贝。随后,他的队友劳尔在一轮盘带之后为皇马赢得了一个角球。

菲戈走到角球点来主罚。立刻有无数杂物从看台被扔至他附近的区域。在这样的情况下,身着黄色雨衣的工作人员前往事发区域阻止看台前排大声辱骂的球迷们。
在双方交换半场之后,菲戈主罚了他在下半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球迷们继续在他的周围投掷着杂物。他示意清理了球场内位于他面前的一些塑料瓶,而噪声的分贝进一步提升了。
球场的看台上大约有10万名球迷,而这个角球的主罚点是巴塞罗那极端球迷组织Boixos Nois(译注:意为“疯狂男孩”)所占据的看台距离最近的一个。
裁判暂停了比赛,他与巴萨队长科库和普约尔进行了交流,后者立刻向看台挥舞着双臂,呼吁球迷要冷静、克制。

在来来回回之后,菲戈最终在第三次走到角旗区后罚出了角球,而门将罗伯托-博纳诺直接将球击出,球最终飞出了横梁。皇马在球门另一侧又得到了一个角球。
菲戈慢跑至另一侧的角旗区,而更多的杂物被扔至球场,数量比此前还要更多,其中包括了那只著名的猪头。普约尔再次以大幅挥舞双臂的方式呼吁球迷们冷静下来,但裁判选择了中止比赛。16分钟之后,比赛恢复进行。


这场比赛最后的比分为0比0打平。赛后,加斯帕特认为菲戈以某种方式对巴萨的主场球迷有挑衅行为。而巴萨主帅范加尔则称菲戈应该被罚下。皇马主帅博斯克则称赞了自己麾下的这位边锋。

也许菲戈的内心对巴萨充满了愧疚,也许时光倒流,菲戈和维加可能不会为了区区30万美元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但是很多爱之深恨之切的事情都很难冰释前嫌。菲戈巴萨历史头号叛徒这个名号是永远都洗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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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年,面对李定国两蹶名王,南方战局不利的情况,清政府推出了“以汉制汉”政策,任命洪承畴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督五省军务,负责领导汉官和绿营军剿灭南明抗清势力。巧的是,二十年前,明朝崇祯皇帝给洪承畴授予的职务同样是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督五省军务。二十年前,洪承畴的对手是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为首的农民军,而现在,他的对手还是原来的农民军。张献忠的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张献忠的部下白文选、冯双礼等人,李自成的侄孙李来亨,李自成的部下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等人,此外还有“花关索”王光恩的弟弟王光兴、王光泰,“混十万”马进忠,以及部分摇黄十三家的部队,全都是当年洪承畴替明朝“剿匪”时的老对手。只是这一次,双方的立场正好反过来。二十年前,农民军要推翻明朝,洪承畴要保卫明朝,现在却变成了洪承畴要消灭明朝,农民军要保卫明朝。

洪承畴为了完成这次任务,精心挑选了全国绿营的精英,我没查到全部的名单,只挑了其中比较有名的一部分人介绍一下。包括王辅臣、李本深、胡茂桢、白广恩、刘忠、刘芳名、董学礼、陈德、南一魁、高第、张勇等人。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王辅臣,他在《康熙王朝》里出场过,说起王辅臣的经历,真是吕布看了沉默,石友三看了落泪。

少年时的王辅臣给一个大户人家当仆人,追随自己的姐夫参加了农民军,结果他拿公款赌博,输光了六百两银子。姐夫要执行军法处决他,他便抢先下手杀害姐夫,投靠了官军,拜大同总兵姜瓖的部下王进朝为义父。因为王辅臣长相酷似当时流传的吕布画像,因此他得了一个绰号——“活吕布”,不过后来他的表现证明,这个外号还不够准确,他应该叫“赛吕布”才对,和他一比,吕布简直就是个圣人。

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国,东征北京,姜瓖自知不敌,决定投降,王辅臣也跟着他一起投降了李自成。李自成认为姜瓖背主不忠,想要杀他,大顺军将领张天琳劝李自成说,杀了姜瓖会让其他明军将领害怕不敢投降,于是李自成饶了姜瓖一命,让他协助张天琳镇守大同。两个月后,李自成在山海关被清军打败,姜瓖当即率领王辅臣等人杀害了张天琳,投降清朝。

1649年,姜瓖怀疑多尔衮要解除自己的兵权,举兵反清,王辅臣也随他一起反清。王辅臣在战斗中表现勇猛,屡次击败阿济格麾下的八旗兵。1650年,姜瓖被叛徒杀死,王辅臣也被清军俘虏。阿济格认为王辅臣是一员猛将,在多尔衮面前保下了他的性命。不久,多尔衮病死,阿济格与济尔哈朗争夺摄政王之位失败,被幽禁至死,王辅臣当即决定向顺治皇帝效忠,被顺治皇帝任命为御前侍卫。

这一回,王辅臣被调到洪承畴麾下,继续和他过去的老同事、老对手大顺军作战。后来他被调到了吴三桂部,吴三桂极力向清廷举荐王辅臣,待他如同自家子侄一般。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吴三桂起兵反清,王辅臣观望一段时间之后,也响应了吴三桂。然而,1676年,王辅臣见清军势大难敌,又投降了清朝。1681年,康熙卸磨杀驴,逼王辅臣自杀。王辅臣的一生,彰显了“生命不息,叛变不止”的精神,一生叛变七次,为明、顺、清、周四朝效力,在这四个政权又都是叛徒,就算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混蛋的年代,想做出他这样的成绩也是极不容易了。

李本深和胡茂桢,这二位原本都是李自成的部下,隶属于高杰,李本深还是高杰的外甥。高杰因为和李自成的小妾私通,投降了官军,他们两个也跟着一起投降。高杰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是在清军入关之后,南明朝廷执行“借虏平寇”政策,数十万大军按兵不动,坐视清军消灭李自成,只有高杰一部进军河南,试图收复失地。结果,高杰在睢州被叛徒许定国杀害,北伐失败,李本深、胡茂桢等人没逮到许定国,于是大肆屠杀睢州百姓泄愤,然后便又逃回了南方,再也不提给高杰报仇之事。清军南下的时候,他们立刻投降,转过头来攻打他们的上司史可法,参加了扬州十日。李本深后来因随吴三桂反清,被清廷处决。

白广恩原本是陕西的农民军领袖混天猴的部下,混天猴被洪承畴消灭之后,他投降了洪承畴。当时农民军领袖可天飞何崇渭在甘肃环县的铁角城建立了根据地,在这里屯垦放牧。由于铁角城地势险要,可天飞又足智多谋,洪承畴很长时间都对这个农民军据点无计可施。而白广恩当农民军的时候曾经被可天飞收留过,熟悉铁角城的地理,投降之后,他立刻给洪承畴带路,偷袭铁角城,可天飞战死,白广恩因此受封“荡寇将军”。洪承畴调到辽东前线之后,白广恩隶属于孙传庭麾下,跟着孙传庭一起攻打李自成,然而在潼关决战中,白广恩抛弃孙传庭逃跑,很快就投降了李自成。李自成虽然痛恨白广恩,但为了招降其他明朝官军,还是封他为伯爵。清军入关之后,白广恩又背叛了李自成,投降清朝。此时白广恩年纪已经很大,打不了仗了,但洪承畴为了招降纳叛,还是把白广恩作为“弃暗投明典型”带在军中。

刘忠、刘芳名、董学礼、陈德、南一魁这五个人,都曾经是洪承畴的旧部,跟着他围剿农民军,在洪承畴调到辽东之后隶属于孙传庭,孙传庭败给李自成之后,他们都向李自成投降,又都在清军入关之后背叛李自成降清。其中,刘忠最得李自成的信任,被封为伯爵,后来他畏敌怯战,一枪未发就丢掉了重镇潞安,李自成又原谅了他,让他镇守洛阳这样的重镇,可是在李自成和多铎决战于潼关的时候,本该从背后夹击多铎的刘忠却按兵不动,最后在李自成战败之后投降了多铎。

董学礼原本是明朝的花马池副将,投降大顺之后,被李自成提拔为淮镇制将军(相当于总兵),负责镇守徐州。清军入关之后,董学礼投降。由于当时的局面十分混乱,所以一开始李自成并不知道董学礼已经叛变,所以也没为难他的家眷。然而董学礼邀功心切,写信劝降宁夏节度使陈之龙,结果信件被截获,大顺军当即杀光了他全家老小。后来,董学礼还参加了和大顺军余部的最后决战茅麓山之战。

陈德是明朝河南总兵陈永福的儿子,陈氏父子在开封之战中全力抵抗李自成,给他的部队造成了很大损失,甚至射瞎了李自成一只眼睛。后来李自成和孙传庭决战于汝州,明军绝粮,准备撤退。孙传庭留下陈永福率领河南兵断后,他带着从陕西带来的白广恩、高杰等嫡系人马先走,河南兵几天没吃饭了,认为孙传庭是故意让他们当炮灰,于是发动了兵变,李自成趁机攻击,孙传庭全军崩溃。这一下陈永福的官没法做了,崇祯绝对饶不了他,他的部队也剩得不多,弹尽粮绝。陈永福只剩下投降一条路可走,可又担心李自成为开封之战的事报复,李自成表示,当年的事是各为其主,怪不得陈永福,折箭为誓,许诺绝不报复,陈永福这才投降,李自成也信守诺言,封陈永福为伯爵,并且扩编了他们父子的部队。清军入关之后,陈永福为了给李自成在陕西准备反攻争取时间,死守太原。城破之后,关于陈永福的下落有两种说法,有人说他阵亡了,有人说他被俘投降,但即便是投降了,之后也没有见到陈永福替清军作战的记载。而陈德却未经战斗就投降了清军,而且之后多次与明军、大顺军为敌。

高第的身份很尴尬,他因为和曾经担任蓟辽经略的那个高第同名,而后半生又长期生活在吴三桂的阴影下,所以名气很低。很多人都以为吴三桂是山海关总兵,但其实吴三桂的防区在宁远,高第才是山海关总兵,洪承畴督师蓟辽的时候,高第做过他的部下。李自成攻克北京之后,高第先是跟着吴三桂一起投降了李自成,又跟着吴三桂一起背叛李自成,引清军入关。

张勇,就是在《鹿鼎记》里被归辛树打残的那个,这是归辛树这辈子干的唯一一件正事。历史上的张勇也是残疾人,坐着轿子上阵,推测可能是镇压贺珍起义或者米喇印起义时受的伤。他本是左良玉的部下,曾经跟着洪承畴围剿农民军。降清之后,多次镇压反清起义,后来在平三藩和征葛尔丹时立功(王辅臣就是他的手下败将),被封为一等靖逆侯,爵位远高于洪承畴,被称为“汉将之首”。

洪承畴从天南海北召集自己在明朝当督师时的旧部,组建了这个“变节者联盟”。这支军队堪称“史上最强叛徒天团”。参加这支军队的所有人,全都是资深的叛徒,除了洪承畴和张勇只叛变过一次之外,其他主要将领全都有至少两次的叛变经历,既背叛过大明,也背叛过李自成,而且还不能是只投降不干活的,必须是手上沾过同袍兄弟的血,屠杀过自己同胞的。

靠着这支全员三姓家奴的军团,洪承畴与李定国、刘文秀、李来亨等人战斗了五年,成功帮助清朝消灭了南明朝廷。古往今来要比叛变,恐怕很少有人能超过洪承畴,自己当叛徒很容易,难的是培养叛徒,但洪承畴做到了,清初的绿营将领,有一大半都曾经是洪承畴的部下。从1628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开始,洪承畴就以坚决“剿匪”,在所有明军将领中手段最凶残、最背信弃义而著称,直到南明灭亡,洪承畴以七十高龄,仍奋战在和大西军、大顺军战斗的前线,与农民军作战了三十多年,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反动事业。

我想,洪承畴应该当得起这个称呼——“地主阶级之剑”。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大明变了,隆武皇帝把大明的国策从“攘外必先安内”变成了“联寇御虏”,而他洪承畴从来没变,哪怕当了奴才,哪怕母亲、弟弟和所有亲朋好友都和他绝交,哪怕天天挨明朝遗民的唾骂,哪怕只给自己换来一个小小的三等轻车都尉,也要坚定不移地和农民起义军作对到底,和连饭都吃不上,还遭到掠夺和屠杀的老百姓作对到底。不仅自己当叛徒,而且还是卖国行业的教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叛徒前赴后继。这是什么精神?这才叫伟大的地主阶级反动战士,将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卖国事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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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连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jfj少将军衔,1989年台湾军情局局长殷宗文利用大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契机,将大批以“台商身份”为掩护的情报人员派往大陆。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邵正宗大校被台湾军情局特工张志鹏策反,代号为“少康一号”,继而由邵正宗去策反自己的上司刘连昆。1992年11月台湾军情局第六处副处长庞大为前往广州与刘连昆会面,吸收刘连昆加入台湾军情局,代号“少康二号”,并授予刘连昆国军少将军衔,成为第一位在两岸同时拥有少将军衔的间谍。1996年jfj大规模军演,两岸剑拔弩张。而刘连昆则在军演开始前的三个月就将相关情报提供给台湾军情局。在得到准确情报后,台湾方面在军事上采取针对性的防御措施;另一方面又将这些情报转送给美国,请求美国军事介入台海局势。频频被对手抢占先机,已经让大陆方面感到内部有人泄密,加之泄露的情报密级很高,这就更加缩小了排查范围。1999年3月将目标锁定在刘连昆身上。大陆反间谍机关统一行动,将刘连昆等涉案人员全部抓获。经审讯,刘连昆对自己的间谍行为供认不讳,后被军事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9年8月刘连昆被处决。


查尔斯·罗伯特·詹金斯

詹金斯1940年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1955年15岁时辍学谎报年龄入伍美国陆军服役,曾在神奈川县横滨市港北区驻扎,1964年以美军陆军第八骑兵团中士身分前往韩国驻防。

1965年1月5日凌晨2时30分,詹金斯带领三名班兵板门店南侧10公里处执行例行巡逻任务时,以“察看前方不寻常的声音”为由中途脱队,之后就没有再归队,与他同行的三名班兵四处寻找也都找不到人,断定其可能被朝鲜人民军俘虏。詹金斯的部队全面检查后从他遗留的信件判断其极有可能敌前逃亡,2周后朝鲜公布了詹金斯"投诚"的消息,詹金斯在朝鲜的宣传广播中宣称自己已在朝鲜找到了他的“香格里拉”,他亦被朝鲜政府及媒体塑造成反美宣传的样板,1980年曾经在朝鲜官方拍摄的韩战电影“无名的英雄”中,主演一名美军军官。同时詹金斯亦在平壤外语大学教授英语,1978年8月曾我瞳被朝鲜特务绑架来到朝鲜,成为詹金斯的学生,1980年两人结婚,并育有二女。事后詹金斯也曾表示他当年逃亡至朝鲜是为了逃避当时美国即将介入的越战。

2002年10月日本内阁大臣小泉纯一郎到北朝鲜与金正日交涉,金正日同意放人,曾我瞳遂得以返回日本,但詹金斯惧怕到日本之后美国会开始追究其敌前逃跑的罪行,所以与两个女儿继续留在朝鲜。直到2004年7月9日因健康状况协同两个女儿离开北朝鲜,詹金斯离开北朝鲜后,美国国防部开始追究其叛逃罪行,并设法要将詹金斯引渡回美国审判,但日本政府随即出面协商,由于敌前叛逃在军法属于唯一死刑,但美国也为了避免影响与日本的友好关系,所以对詹金斯的叛逃案保持慎重的态度,之后在日方的安排下,2004年7月18日詹金斯一家四口于印尼雅加达团聚,并赴日就医。9月11日詹金斯出院,前往东京驻日美军处自首,因日方介入,迫使美国国防部""从轻发落"",将詹金斯判处拘役30天,军阶降为二等兵

2004年12月 取得日本的居留权。2005年6月 被革除军籍,詹金斯高龄的母亲公开表示对40年前詹金斯的叛逃案存疑,并相信自己的儿子当年绝对不是叛逃。 2005年10月 詹金斯出书‘告白’写下他在朝鲜的经历以及朝鲜真实生活环境。2007年1月 在自家滑倒,肋骨骨折送医治疗。2008年1月 母亲中风,1月7日返回美国探望母亲,1月20日詹金斯母亲病逝,享年94岁。 2008年7月15日取得日本的永久居留权。

2017年12月12日,77岁的詹金斯在日本去世。


1981年,越南的两名飞行员和其他8名人员,驾机投奔中国。此事件一直鲜见于公开报道。



乔清陆(左一)

在这次的出逃行动中,越南空军上尉乔清陆是个关键人物。时年27岁的乔清陆,其父亲是一名越共老党员,曾被送到中国深造。随着1975年黎笋集团掌握越南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推行一系列反华扩张政策,像乔清陆父亲这样有中国背景的人士都被清除出党和政府机关。

乔清陆1969年便开始在越南人民军服役,在“赶走美帝,迎接解放”的教育下参加了南北越南统一战争。一九七五年国家统一后,乔清陆驾驶直升机继续在老挝、柬埔寨和柬泰、越中边界奔波,为各个战场上的越军运送给养。连年的战争使他产生了厌战及逃离越南的想法。

乔清陆作为飞行员,平时主要驾驶越南缴获的美式“休伊”UH_1直升机,这种直升机堪称越战的一张名片,美军大量配备使用这种直升机,运送部队快速机动的投入战斗,创造出“机降战”这一新型战术模式。越战时期,乌压压布满天空的休伊直升机,随着美军撤军、越南统一,竟然极短时间就在越南销声匿迹,只有越军机关有一架,编号576,乔清陆恰好就是576的飞行员。

当时,越南当局害怕军队尤其空军出现叛逃事件,采用严格措施避免此类事件。为此规定飞行员结束飞行任务后,都要卸掉电瓶和磁罗经集中保管,为的就是防备飞行员架机叛逃。

乔清陆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凭自己一个人是不行的,当他把外逃的打算告诉密友、越南空军地勤机械师黄春团时,得到了黄的积极响应。随后,他们又联系上同样有外逃的打算的建筑工程师杨文利。杨文利和黄春团,几度周折,终于以7000元越南盾的高价买到一副旧电瓶,又以同样方法购得一个磁罗经。这就为乔清陆驾机逃跑做好了必要的物资准备。

随后就是等机会了。

9月17日,乔清陆接到命令,自己将于28日由河内白梅机场驾驶76直升机,运送上级飞往中越边境。乔清陆知道机会来了,他再次召来同伴做了最后策划,在胡志明市制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行动方案。乔清陆提到,他将在本月底回到河内,因为越军总政治部仅有的一架美制UH—1H直升机要去中越边境视察防务,而作为有着1800多小时飞行经历的老资格飞行员,他被选为该机的驾驶员。他认为,这是出逃的绝佳机会,直升机所停放的河内白梅机场离中国不太远,直升机油量恰好够用。

按照这个方案,10人分成三组,乔清陆、黄春团一个组,负责驾驶飞机。黎玉山、杨文利一个组,负责携带电瓶在机场外剪断铁丝网,让乔清陆进入。其他几人则全部在一处可以降落直升机的平坦地点隐蔽,等待飞机到来将他们接走。

9月28日凌晨,行动开始,乔清陆和黄春团两人假装早起跑步,从住处跑到机场,黎玉山杨文利带着电瓶和磁罗经,在机场一个缺口外的铁丝网处等着他们,他们剪断铁丝网,将电瓶等装入飞机,然后发动飞机起飞!

飞机首先飞往其余几人等待的地方,迅速将他们接走,然后掉头向中国方向飞去!

白梅机场发觉飞机被盗飞,立即紧急告警,越军大为震怒,立即出动歼击机和苏式直升机追击。

乔清陆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他把飞机飞得又低又快,使越南雷达无法发现,还专门挨着山沟飞,这样即使歼击机飞来,也不能降低高度追。而笨拙的苏式直升机又赶不上美式休伊直升机灵巧迅捷。

就这样,他们躲过越军飞机的围追堵截,顺利进入中国。最后,成功降落在广西一块农田里。



恼羞成怒的越南当局,首先贼喊抓贼,污蔑乔清陆等人是在越南犯了杀人罪的罪犯,中国接纳他们就是“窝藏罪犯“,企图栽赃污蔑。


为此,中方举行了一次记者会。记者会上,乔清陆等人阐明了自身的清白,他们投诚完全出于对越南当局穷兵黩武和称霸野心的不满和谴责,郑重表示自己与越南决裂,有力回击了污蔑。10月8日,官媒发文称,“乔清陆等十人驾机逃离越南到我国,表明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来意后,受到我有关方面的接待”。

10月20日下午,黄文欢在北京会见了乔清陆一行。后来,除杨文利请求前往法国投奔亲友外,其余9人均定居中国。

河内防空体系号称拥有全方位、全高度的立体探测网。越北地区又是越南防空兵部署最严密的地区。但乔清陆等人驾驶的仅仅是一架低速缓慢的小型直升飞机,就能安然无恙的从河内一直飞到中国境内,无情揭穿了越南虚假的宣传。


这架飞机现在收藏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转载作者:枪骑兵,清風明月逍遥客

转载地址:越南空军飞行员,驾机秘密投诚中国,甩黎笋一大耳光!_手机搜狐网

1981年越南总政治部专机叛逃中国始末_手机搜狐网




黄文欢

黄文欢,1905年生于越南义安省,越南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越南共产党元老之一、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曾化名为李光华

1926年参加胡志明在中国举办的革命训练班,1930年加入indo-china共产党,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1942年回到祖国越南开展武装斗争和从事建立根据地活动,1945年担任越北解放区党委书记,后任越南国防部副部长和卫国军全国政治委员。

1950年12月至1957年4月,黄文欢以zy委员、政治局委员(1956年8月)的身份担任越南驻中国首任大使。回国后,黄文欢又担任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zy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1979年,黄文欢不满越南亲苏政策被迫辗转至中国,后此举被外界称为“叛逃到中国的级别最高的外国领导人”。


在北京1979年至1980年间,越南宣布撤消其国会代表、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职务,开除他的越南共产党党籍,1980年6月26日被越南政府缺席判处“死刑”。

1979年前黄文欢在越南医院被诊断为肺结核。1979年7月,来到中国后医生检查发现患的不是肺结核,而是肿瘤,确诊为肺癌,接近晚期。在jfj301医院的医治下,黄文欢多活了12年。至于为什么越南诊断为肺结核则耐人寻味。

1991年5月18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临终前他立下了遗嘱:《几句嘱咐》。其葬于北京8保山革命公墓

黄文欢(右)与胡志明会见毛

黄文欢与邓

1991年5月25日,黄文欢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8保山公墓大礼堂隆重举行。中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如小平等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向黄文欢同志遗体告别并敬送花圈。礼堂正上方高挂《沉痛悼念黄文欢同志》的醒目横幅,黄文欢的遗体静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黄文欢遗体前摆放着他家属黄日新等敬献的花圈,悼念黄文欢的花圈摆满了礼堂的两侧。

敬送花圈的还有共青团,外交部,中国人民jfj总医院等单位

在京的一些国际友人也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并致送花圈。

越南老一辈革命家、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告别仪式评价)

黄文欢同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为发展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同时也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颇有研究,一生用中文写了不少的诗歌、对联。
黄文欢是个很严谨的人,他从不随便对人讲重要的事。他常保持工作,办大事,而家人却常前往探望他,大家有谈有笑,完全不提及政治。“从未有举行家庭会议,商讨甚么甚么的事。人们传说黄文欢有他的军队和电台。那是谣传!黄文欢不会那样做。他是个光明正大的爱国者,他从来不做缺德的事。”(英国广播电台(BBC)越语组记者访问:国方《黄文欢的命运》)



下面是针对台湾方面来说的



林毅夫,经济学家,毕业于耶鲁大学,现任中国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52年10月15日,林毅夫生于中国台湾省宜兰县,父亲林火树给他取名叫林正义,是希望儿子长大后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林毅夫据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林毅夫自小牢记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训:“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一个人如果有能为十亿人谋福祉的能力,就应该毅然投身到这样的事业中去。因此林毅夫后来趁着在金门马山连任上尉连长驻守的机会毅然泅过海峡,投奔到祖国的怀抱,实现了父亲和自己的一个梦想。

社会上一直传说,林毅夫是抱着两只篮球游过海峡的。这个传说,在2008年3月7日的林毅夫夫妇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证实是谣言。陈云英(林毅夫妻子)在发布会上透露,林毅夫是个游泳健将,至今仍可以连续游2000米。“没有人能抱着篮球游过台湾海峡,不信你抱抱看!”林毅夫这时插进来说,“尤其是两个篮球。”

投奔大陆不久,林毅夫便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政治经济专业。对于林毅夫的“弃暗投明”,当初许多人并不了解。林毅夫最初想上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可是,校方以其“来历不明”将之拒之门外。在北大,林毅夫以其既谙熟西方经济学理论、英语口语又非常流畅的优势,很快即在同学中脱颖而出。

1980年,刚刚对外开放的大陆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西奥多·舒尔茨。舒尔茨自然不会放弃到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宣讲他的经济学理论的机会。当时,北大为找一个翻译颇费了一番心思,林毅夫荣幸地成为给舒尔茨做翻译的惟一人选。这个意外的机会,为他打开了通往世界经济学最高殿堂的大门。

舒尔茨对林毅夫的翻译非常赞赏。一天,舒尔茨问林毅夫:“你想到美国读博士吗?”林毅夫不假思索地说:“想呀。”

林毅夫本以为舒尔茨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想到舒尔茨回美国后不久,正式将林毅夫推荐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能师从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舒尔茨,是许多经济学人士梦寐以求的事情,林毅夫自然欣喜若狂。1982年,林毅夫从北京大学毕业,怀揣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证书,他远渡重洋,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

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林毅夫申请了全额奖学金。身在台湾的家人十分挂念林毅夫,当林毅夫所需的学费和生活费不足时,台湾的家人曾给他汇款资助。不仅如此,即使在林毅夫已功成名就的今天,其哥哥林旺松还出资在北京大学设立中国经济研究奖,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得以于2000年开始每年举办全国“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以促进中国高校经济学优秀大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加强青年学生与经济学家的联系,并从中选拔学生继续深造。


林毅夫曾是第七、八、九届全国z协委员,是总理和总理倚重的经济决策智囊,也是“十五”计划起草人之一,对中国的经济决策,尤其对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政策,极具影响力。

鉴于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现象的独到研究和见解,以及他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一些著名学者预言,他将是我国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

林毅夫植根于改革开放实际,自主创立并实践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力。丰富完善农业经济学理论,重新构建发展中国家制度安排和宏观经济理论,参与国有企业、金融体制、电信体制改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全球化、粮食和“三农”等重要改革政策制定。积极推动中非合作新模式,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参与创立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推动了合作转型和深化发展,为大陆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林毅夫担任过的职务,包括但不限于

国务院国家发展与改革计划委员会“十一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05年

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05年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2005年

国际贸易问题》编委,2005年

改革》杂志社学术委员,2005年

《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10本经济学著作》论证(编辑)委员会委员,2004年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2004年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2004年6月

全国政协信息特邀委员,2004年4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2004年4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顾问,2004年4月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2003-

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2003-

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咨询委员会顾问,2002-

辽宁省人民政府顾问,2002-

北京大学元培计划学生学习指导委员会委员,2002-

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2002-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领导小组主任委员,2001-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200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2001-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主任,200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2001-

厦门大学兼职教授,2001-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2001-

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2001-

国务院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十五”计划咨询审议委员会常务理事会成员,2000;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一届理事、第2、3届常务理事

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

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高级顾问组成员,2000

以下海外英文学术杂志编委:

《亚洲个案研究》(新加坡)、《汉城经济学杂志》(韩国)、《太平洋经济评论》(美国)、《中国经济评论》(美国)、《亚洲太平洋经济文献》(澳大利亚)、《香港企业管理杂志》(香港)。

以下中文学术杂志编委:

《经济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中国农村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经济学季刊



所获得的荣誉包括但不限于:

个人小传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科学与工程名人录》、《国际名人辞典》、《国际年度名人》等书。享誉国际的学术大家

国际著名出版发行公司“General Books LLC”于2010年5月编辑出版了《中国学者传记》。汉学家钱德明、民族学家黄现璠、经济学家张风波国学家余英时、科学家路甬祥、《淮南子》作者刘安、经济学家林毅夫等一批为世界学术研究作出卓越贡献的享誉国际的学术大家被精选入书。

2014年,林毅夫入围2014年度华人经济领袖

2015年10月26日,中国经济理论界的最高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揭晓:以林毅夫研究组、张军樊纲为主要贡献人的过渡经济学理论,高票获得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澳门科技大学荣誉工商管理博士,2016年9月10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荣博士亲临主礼,为世界杰出学者林毅夫教授颁授荣誉博士学位。

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林毅夫改革先锋称号,并颁发改革先锋奖章,获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

2018年12月22日,入选“中国改革开放海归40年40人”榜单。


吴文献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夜间,大陆福建沿海中国某守备师船运队一艘五十吨的小 登陆艇,从马尾装运物资前往 霞浦,以十节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行驶,艇上共有十人。驶至 马祖海域时,该艇依预订航行计划实行 灯火管制,摸黑航行。

计划已久的吴文献等三人趁机开枪,射杀艇长等七人,将登陆艇驶至马祖——此一事件震惊 福州军区,也震惊中央。“三义士”驾艇投奔马祖后,福州军区彻夜研究情况和对策,同时密切注意台湾有关单位和马祖的一切动静;解放军晚即便透过特殊渠道获知台湾将于一月九日派出专机,运载 台湾空军情报署官员前往马祖迎接“三义士”,并在台北筹办数万人的欢迎大会,届时数百名记者将在现场进行全球报导。福州军区于是提出在台海上空截击该专机的计划,同日凌晨立即上报中央。

一月九日早晨,中央军委便批准了该作战方案。当时的总理 周恩来指示中国空军,“有把握、有利就打掉它,没有把握也不是非打不可,总之不要吃亏”。于是zy军委、空军和福州军区做出具体部署。负责任务的 航空兵第廿四师的两对双机,以副大队长李纯光、副中队长胡英法驾驶歼五双机为主,飞行员沈学礼、杨才兴驾驶歼六双机为辅,拉开间隔平行前进,扩大搜索面。受领任务后,飞行员做好准备,在机场起飞线待命,各类战勤人员都处于 一级战备状态

一月九日早晨,台湾地区空军从台湾派出一架C-型运输机到 马祖接三名“义士”;飞机八时卅七分飞抵马祖,但由于操作失灵,降落时机翼擦地损伤,无法执行任务。台湾方面于是立即派出一架PBY型海上巡逻机运送维修器材和人员去马祖,其中包括少数 新闻记者。由于C-型运输机一时无法修复,加上PBY型海上巡逻机载运量小,无法一次运返义士和相关人员,于是台湾又从 嘉义救护机中队派出一架HU-216(SA-6) 信天翁水陆两用机前往,中午十二时十一分降落 马祖。当天台湾军方曾以三次无线电通话,传送专机将起飞的假消息以试探祖国大陆。飞机降落后两个多小时,方开始无线电通话,马祖方面问:“我们已准备好,何时起飞?”台北方面答:“按计划行动”。以后又通了两次话,未见祖国大陆动静。当天下午十五时三十分,台湾方面研判危险期已过,停留马祖的专机开始活动。十五时卅五分,HU-型救护机载著所谓的义士和记者、 台湾空军情报官从马祖起飞。

十五时三十三分,福州空军获悉马祖有飞机出动的情报,立即令待命的战机进入一级战斗准备。十五时卅八分,福建沿海的地面预警雷达发现HU-救护机在马祖东南七千公尺处,高度两 百至三百公尺,速度每小时两百至两百四十公里,航向一百二十度,直飞台北。十五时四十一分至四十三分, 福州机场两组四架飞机先后起飞,歼五双机为第一梯队,歼六双机为第二梯队兼掩护。当时的计划,若歼五双机未击落HU-专机时,第三梯队再进入攻击,两组飞机间隔五至十公里。十五时五十一分十五秒,歼五僚机胡英法发现该专机,立即报告长机和地面指挥所,长机李纯光于是下令攻击。福空指挥所也下令:“没有发现什么新情况,坚决打!”  胡英法迅速占位,以时速四百公里的速度飞向专机,距专机八百公尺时首次开炮,因距离远未击中,继续接近至五百七十六公尺时二度开炮,击中专机尾部,相距一百四十公尺时脱离。随后长机李纯光进入,保持每小时四百公里的速度前进,并降低高度至两百公尺,距离近待连 台湾空军的机徽都看得很清楚。距专机三百六十公尺时,他第一次开炮,专机左发动机冒白烟,相距一百三十公尺时脱离。此时专机左发动机已失效,只靠右发动机飞行,速度愈来愈慢,高度愈来愈低,并不断向台湾求救,“遭jfj数架飞机攻击,情况危急,请求紧急援助”。

此时台湾方面发现没有空中掩护,临时起飞战机已救不了该专机。李纯光接著回来再进行三次攻击,当他第五次进入欲再攻击时,专机已坠海。专机上共有十七人丧命。由于台湾地区空军组织不严密,事先没有进行有效护航,出事 后海、空军乱作一团,不知所措,出动三十多架次F-型战机和多艘军舰搜寻,均一无所获。

我之前的回答被知乎删了,因此阉割了大量细节内容,修改了十几次。还把我禁言,就这样吧。666,惹不起惹不起。一些字用拼音代替了。

求管理员了给我过吧。诶,真行,知乎连续删我两次回答,搞我心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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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曾祖父是前朝进士

祖父任前朝工部侍郎

堂祖父任前朝兵部尚书

其父任本朝工部尚书

其弟历任山东某知府,工部侍郎,湖广总督,松山道等地方大员

其本人任兵部职方司副主事任上投倭

导致潜伏丰臣秀吉身边数十年的我方志士暴露后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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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那些叛徒们,我觉得应该榜上有名吧。

在罗广斌和杨益言所著小说《红岩》里,让人看着最愤恨的是里面的叛徒甫志高,出卖了江姐他们,为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在现实当中,叛徒远不止一位,或者说,甫志高这个形象是融合了几个叛徒的特点创作出的。

在渣滓洞监狱二楼男牢房的墙上,有一张叛徒名单,共7人。他们分别是:刘国定(重庆市工委书记)、冉益智(重庆市工委书记)、李忠良(无职务,网上也找不到这个人的资料)、李文祥(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任达哉(无职务)、涂孝文(川东临委副书记,下川东地工委书记)、蒲华辅(川康特委书记)、骆安靖(上川东地工委委员兼第五工委书记)——

冉益智(1910-1951),早年曾加入国民党,后混入中共,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8年4月16日被捕,当天即叛变出卖组织;指认刘国定是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供出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和下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江竹筠(江姐)、李青林、刘国鋕(《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等大批党员被捕,为邀功请赏,他和刘国定争先恐后地向特务机关出卖自己的同志和组织,传授有关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规律及情况,被军统视为有功,授予西南特区中校军衔。重庆解放后被人发现并扭送公安机关,经法庭审判后枪决。

刘国定(1918-1951),抗战时期入党,先后任中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1948年4月被捕,在狱中被叛徒冉益智指认后即叛变,造成大批党员被捕,重庆地下党组织被严重破坏,甚至波及到沪、宁党的地下组织。临解放前夕,逃港未成。重庆解放后,自知罪孽深重,不得不向公安机关投案,经法庭审判后枪决。

任达哉(?-1949),抗战期间在重庆任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工人,失业后被发展为国民党军统的通讯员,介绍到《民主报》工作,负责监视民盟机关的活动;曾接受过军统渝组李克昌(《红岩》中郑克昌的原型)的领导。1945年,他混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4月,被捕后即交出领导他的上级和其他党员,并带领特务抓捕到负责工运的中共党员许建业(《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造成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严重破坏。1949年11月27日,这个可耻的叛徒最终还是被国民党特务在渣滓洞枪杀。

李文祥(1922-1951),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1948年4月,被叛徒刘国定出卖被捕,徐远举(《红岩》中徐鹏飞的原型)亲自审讯,几次严刑逼供,他挺过了第一关。但后来他没经受住感情因素的诱降(怕敌人杀他的妻子熊咏晖,然而熊咏晖在狱中反而表现得很坚强),当又被提审,让他与妻子见最后一面时,他的防线垮了,选择了叛变求生之路,出卖了大批同志,并参加军统工作,被授予上尉军衔。1950年被我公安机关逮捕,经法庭审判后枪决。

涂孝文(?-1949),抗战初期入党,历任中共四川江安县委、泸州中心县委书记,后调延安学习。1945年,作为四川省党组织代表之一,在延安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7月,由延安派回四川万县,负责下川东工委党的工作。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任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公开身份为辅成法学院学生。1948年6月11日,因冉益智出卖被捕,涂孝文即无耻叛变。叛变后供出了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及下川东地下党员江竹筠、黄绍辉、李青林等二十余名共产党员,但后来因为负罪感而痛悔自己的叛变。1949年10月28日,涂孝文被从重庆军统集中营的杨家山“优待室”提出,在重庆大坪刑场被国民党特务公开枪杀,临刑前和其他即将被枪杀的革命者一起高唱《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

蒲华辅(?-1949),重庆铜梁人,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我党,担任过游击队的政委,领导过铜梁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捕入狱,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才被组织上营救出狱。蒲华辅出狱后被派到四川工作,担任川康特委书记。1949年1月13日上午,他在和人接头时被特务跟踪。发觉异常后,蒲华辅不是想办法甩掉特务,而是慌忙跑进了地下党韩秉炀的家中躲避,最终连带韩秉炀一起被捕。特务们对蒲华辅进行刑讯时,开始的拷打他还勉强挺住了,但是当特务使用“火背篼”(一种铁容器刑具,背在人身上,里面加炭生火)的酷刑时,他便害怕得向特务求饶,说出了自己的党内职务,并出卖了部分党组织和同志(包括他的妻子郭德贤)。但看到了郭德贤在狱中的斗争表现后,无论军统特务如何威逼利诱,蒲华辅都不再配合他们,最终也被特务杀害。(郭德贤被营救出狱)

骆安靖(1921-?),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夏任中共长寿县委宣传委员。1940年,党实行“隐蔽精干”的方针后,骆安靖考入朝阳学院(校址在今重庆市下半城的陕西街),并于1945年毕业。1946年初,骆安靖任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委员、广安工委书记;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委成立后,骆安靖被调任上川东地工委委员,1948年1月兼任上川东第五工委书记。他离开重庆后,到广安县以中学教师为掩护,协助王璞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发动工作,同年7月被捕。面对审讯刚开始守口如瓶,但经过徐远举和刘国定的劝降之后也动摇了,最终加入了军统。骆安靖是重庆地下党叛徒中唯一一个既未被特务处死,也没有被人民政府处以死刑而得以寿终正寝的人,上世纪70年代,骆安靖刑满释放后,他选择了在监狱就业,跟一位老中医潜心于医术,改革开放后,他转到江北一家蔬菜商店工作,于上世纪末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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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方面:

1、美国的罗森贝格夫妇,出卖核机密给苏联,最后双双坐了美国的电椅。

2、苏联飞行员别连科,76年9月驾驶米格-25先飞到日本,后又叛逃美国,让双三性能的米格-25在美国人面前毫无秘密可言。

国内方面:

1、顾顺章,1930年代对中共危害最大的叛徒。要不是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冒死报信,恐怕周公、陈赓、李克农等中共精英就都不在了。

2、何家兴(一说霍家新)与贺芝华夫妇,1930年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的秘书。出卖自己的上级罗亦农,以此换得巡捕房给予的5万英镑和去英国留学的资格。罗亦农牺牲后,陈赓率中央特科击毙何家兴,击伤贺芝华。后来贺芝华就销声匿迹了。

3、白鑫,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出卖彭湃、杨殷等五位中央领导,致使彭湃、杨殷等四人血洒龙华。后白鑫被中央特科处决。

4、姜华亭,藏名洛桑扎西。原藏字419部队155团副团长兼炮兵主任,大尉军衔。因父亲是地主且在解放战争时期援助过国民党军队粮草,土改时被当地政府镇压。姜华亭随军进藏后和当地头人的女儿鬼混,后加入叛匪的部队-四水六岗卫教军,任参谋长。此人率领叛军利用解放军的战术袭击解放军驻藏部队的运输队、医疗队和护送部队,制造了多起惨绝人寰的袭击事件。

1959年西藏叛乱后,姜华亭带领叛军采取解放军的战术,时而大迂回转移,时而收缩兵力,时而集中兵力专打我军的后勤部队,给解放军平叛部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随着解放军平叛力度的加大,姜华亭部在西藏频遭打击,难以立足。1960年代初,姜华亭率领叛匪跑到不丹和尼泊尔境内,后来去了印度。1962年对印反击战前夕,他还把解放军在西藏的情况详细汇报给印度当局。

随着时间的流逝,姜华亭越来越没有利用价值,最后他只能在印度某地开饭馆,接受自己成为“流亡藏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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