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伪史考》《希腊伪史续考》中具体有哪些内容不符合历史史实？ 第1页

《希腊伪史考》

何新著

同心出版社

2013年2月第一版

324页，48.00元

新近出版的《希腊伪史考》是何新先生的博客文章汇编。博客是自家的后花园，栽花，种草，吊嗓子，发牢骚，总归是个直抒胸臆的地方。学术型、研究型的博客偶然能见到，但大多人是不会以严谨的态度来经之营之的。这部“博文”集也不例外。书中到处可见饱满的情绪和昂扬的斗志，所缺的是细密的分析和连贯的论证。标题中空悬一个“考”字，像一道障眼法，让人误以为作者下了考辨、考证的真功夫。但稍读几页，就会发现，作者的“研究”，大约不出上网、查维基百科、摘抄百科全书的范围。把道听途说来的零星资讯塑成令人骇怪的观点，把几十篇单薄的博文粘贴成一个超长的文档，然后再找人印出来，一本书就这样诞生了。

书的写成，是很轻易的，但书中所涉及的话题却极其重大。按市价估算，养活四五个社科重大项目，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在序言第一页，作者就激动地宣告，古希腊历史完全是西方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古希腊的一切典籍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伪高手一手炮制的。也就是说，西方文明的根基不仅是虚浮的，而且压根儿就不存在。这个惊人的发现，足以让义和团情结尚存的人们心驰神醉、血脉贲张。

按常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此大胆的假设，再小心的论证也不为过。很多擅长经营宏大叙事者，在抛出高见之时，多少也要忸怩作态，拼凑些材料，完成学界几套规定动作，好交差了事。但《希腊伪史考》的作者却十分的特立独行，他连面子工程都不做（其实也是无力做），只负责把耸人听闻的观点，怒吼给我们听。比如，作者说彼得拉克、薄伽丘等人“杜撰或再创作了荷马史诗”（第23页），而且背后的黑手是共济会。但是证据何在？杜撰就是生编硬造，彼得拉克可有这样大的本事？1354年，拜占庭帝国派驻天主教教廷的特使，将一部希腊文的《伊利亚特》赠给彼得拉克。得到渴慕已久的荷马史诗，本是天大的好事，可是诗人在欣喜之余，却又感觉无比沮丧——因为他不通希腊文。在当年的书信中，彼得拉克说，自己虽然热切盼望能听到荷马的原声，但可惜手中的荷马“喑哑不能言”（mutus）。宝藏近在咫尺，但是却没有解锁的钥匙，这一幕已然定格在古典学术史上。一个读不懂希腊文、手捧荷马史诗而望洋兴叹的人，如何能“杜撰”出两万多行的希腊文诗句？

再看所谓“再创作”。作者提到皮拉图（Leonzio Pilato，？-1366）接受彼得拉克的建议，将两部荷马史诗译成拉丁文，再由薄伽丘润色。作者说皮拉图和薄伽丘“不仅是重要的抄本发掘及收藏者，也是再创作者”（第23页）。但是“再创作”究竟指的是什么，始终不清楚。揣摩作者之意，似乎是说二人在翻译过程中对荷马的原文上下其手，夹带私货，用自编的新故事代替了荷马的旧传说。按说这算是一个重大指控，等于说，原本成型于周代的古书，一下子降格成了元明之际的伪作。可是证据何在呢？翻遍这本印得非常疏朗的书，也找不到一丝证据。但一无证据，二无分析，这些都不能阻止作者判定皮图拉和薄伽丘作伪。而他所能依据的，自然还是充沛的情感和超人的胆识。

没有受过专门学术训练，稍微一碰具体细节，就不免出错。比如，作者要证明皮拉图和薄伽丘篡改、伪造了荷马史诗，使得劣币驱逐了良币，于是便极力抬高这个拉丁译本的地位：“以后这个拉丁译本就被作为荷马史诗的基本文本，被西方大量转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本。至于现在中国人顶礼膜拜的荷马史诗则已经是经过第四道的中文翻译……”（第31页）这个相当粗糙的拉丁文翻译，竟被作者当成了一座独木桥，好像后世欧洲各国的译者舍此便没有其他出路一般。但如果我们看看西方近代几个著名的译本，比如查普曼和蒲柏的英译本，达西埃夫人（Madame Dacier，1654-1720）的法文本，哪一个译者还会捧着这个十四世纪的拉丁译本不放呢？至于说中译本是“第四道”，也不明何义，难道作者竟会以为罗念生、王焕生的译本是从英文本转译的？

这部三百多页的灌水书，仅凭个人好恶和臆测，便随意给彼得拉克、薄伽丘安上各种罪名。古人已死，不会从地底下爬上来，和活人对簿公堂。这时诬枉古人，毫无压力，也毫无风险。作者在书中像念咒一样，反复高喊这样的指控，把自己的心情和嗓子都喊痛快了。但是谬误重复一千次，并不自动蜕变成真理。作者处理问题的随意和轻慢，也并不说明他的观点不值一驳。看在书名中“考”字的分上，和作者较一较真儿，还是多少有些必要的。

荷马史诗是伪造的吗？

作者和荷马史诗最过不去，车轱辘话说了一大摞，反复说这两部口传史诗不是信史，还搬来十九世纪德国和英国史学家以为佐证。可问题是，谁说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信史”呢？谁会相信《伊利亚特》卷十四中，宙斯和赫拉真的在山顶上豪放地男欢女爱？谁又相信《奥德赛》卷十一中，奥德修斯真的沉入地下，作冥府一日游？不要说十八世纪之后，就是未受启蒙洗礼的古人，都你追我赶、忙不迭地质疑这些神话。前苏格拉底派的哲人和后来的柏拉图，虽都对荷马作道德鞭挞，但共同的前提是，均不以这些故事为实录。早期基督教就更不用提了，希腊教父对荷马的诅咒和詈骂还言犹在耳（试读一下Tatian）。作者先把无人相信的理论扣在所有人身上，说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把夸诞的史诗当作了上古史，然后再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这样的胜利也未免太过轻巧了吧。

荷马史诗是否伪造，只要读读版本流传、校勘的简史，就不难弄明白。如果嫌这些文献学的书太过专业，还有一种省事的办法，就是看看考古发现。作者忿然道：“有谁来给我说一说？”我倒是可以请出一位证人，那就是在埃及发现的古代纸草文献（papyri）。这些文物从十九世纪开始陆续出土，既有残篇断简，也有篇幅较长的纸草卷子。其中有平头百姓过日子需要写的借条、契约、往来书信，有学生的习字帖，也有识文断字的人抄录的高雅文学。单单在著名的奥克西林克斯（Oxyrhynchus）一地，纸草残片和卷子就出土了数千件之多。这些外观破烂不堪的历史遗物，足以给作者上一课了。

目前出土的古代典籍的纸草写本中（区别于公文、文书类），以荷马史诗的残片数量为最多。我们先用数字来说话。纸草学领域，过去有一部常用的工具书，是Roger A. Pack编辑的《希腊-罗马时代埃及的希腊文、拉丁文典籍写本编目》（The Greek and Latin Literary Texts from Greco-Roman Egypt，第二版，1965年，以下简称《编目》）。编者将誊抄有古代典籍的所有已知的纸草写本，按照古典作家的姓名和所抄写文本的章节数，全部罗列出来，并加以编号。所以学者提到某件纸草残篇，往往会注出Pack这部书中的序号。《编目》中著录的有名有姓的希腊作家，共占七十五页（16-90页），著录的写本共计一千五百六十六件。这其中，抄录有荷马史诗的写本就占了二十一页（49-69页），共计六百零五件（编号552-1156），占到写本总数的五分之二。这还只是截止到1965年的情况。英国古文书学专家特纳在《希腊纸草》一书中（E. G. Turner, Greek Papyri，第二版，牛津，1980年），说当时已经编辑过的荷马史诗古抄本和残篇已有六百五十件之多，这个数字肯定在持续增长。这些纸草写本的年代，最早的被学者定在公元二世纪，最晚的定在六七世纪。这可以说明在古代晚期，荷马史诗在埃及一地是广受欢迎的。

这些古代写本，大多是残篇，只保留下几行、甚至几个字。但是古文献的专家凭借哪怕几个字母，都可以确定书手抄录的是荷马史诗哪几行。另外，也有保存相对完整、抄有大段诗行的写本。比如，英国人佩特里（William Flinders Petrie）于1888年在埃及哈瓦拉（Hawara）一处墓穴中，发现了荷马史诗的纸草残卷，现保存于牛津的“饱蠹楼”。在Pack《编目》中，残卷的编号为616，抄写的年代定在二世纪，学界有时简称为“Hawara Homer”。虽是残卷，但从保存较完好的部分，不难看出原本抄录在卷子上的，是《伊利亚特》第二卷全文。这个残卷的最后一页，止于史诗卷二最后一行（第877行），书手在卷末还写有“《伊利亚特》卷二”字样，甚至还有校对者校读过后所加的记号。

另有几件保存相对完好的荷马史诗写本，值得介绍。我们只需翻翻一部出版于1891年的老书，就会有更详细的了解。之所以引这本老书，是因为如今网上下载非常容易，读者可自行查对。这本书标题是《大英博物馆藏古代典籍纸草写本》（Classical Texts from Papyri in the British Museum），编辑者是凯尼恩（Frederic G. Kenyon，1863-1952）。凯尼恩于1909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知名的英国古文字学家。所著《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一书，已有极好的中译本，译者苏杰对他的生平有详细的介绍。编辑这本书时，凯尼恩还是写本部的助理，他将当时尚未披露的几部馆藏纸草写本做了详细的介绍，其中就列出了四件荷马史诗写本。比如，当时所知最长的荷马史诗写本（大英博物馆编号为126，Pack编号为634），是由英国人A. C. Harris于1854年在埃及发现的。这个写本的形制不是卷子（roll），而是册子（codex），共九页，每页对折，左上角装订的穿孔仍在。书手誊抄的是《伊利亚特》，始于第二卷101行，终于第四卷第40行。虽然卷二中，希腊和特洛伊英雄登台亮相的部分（Catalogue）省略了三百行，但只看抄在纸草页面上的，也有多半部第二卷和整部第三卷，加起来超过一千行。肯尼恩将这个写本的年代定在公元四五世纪之间（详第81-92页），但后来也有学者定在更早的三世纪。肯尼恩讨论的最后一部写本（大英博物馆编号128， Pack《编目》中编号为 998）是《伊利亚特》最后两卷，共保留了第二十三卷中的五百六十多行，以及第二十四卷中五百二十余行。就是说，这个写本为我们提供了古代晚期在民间传抄的一千多行的荷马史诗。

《希腊伪史考》的作者不是高呼“荷马史诗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伪作”吗？在立说之前，最好能先做初步的调研。如果想脚踏实地，甚至可以到现今的大英图书馆访一访这些卷子。若不明纸草文献的贡献，便没有资格对荷马史诗的传抄说三道四。当然，作者还可以祭出“阴谋论”这件法宝，谁也无权阻止他作下面的推测：由共济会资助的造伪高手，先雇人、雇船远赴埃及，购得生产纸草的原材料；再依老普林尼《自然史》中给出的步骤，加工出从十一世纪以来就已不见于欧洲的纸草；然后，将编造出的史诗文本秘密抄录于其上，并制造文字漫漶的假象；此后，再花钱雇人、雇船，千里迢迢，重返埃及，觅得几处穷乡僻壤，选择月黑风高夜，将整批赝品深埋于地下，并巧设标记，以为诱饵，吸引四百年后一群头脑简单的英国人来发掘整理。这就如同当年康有为所论，刘歆为辅佐王莽篡汉，不仅于古书多所羼乱，还私铸钟鼎彝器，偷偷埋藏各地，以欺后世。作者若能以康南海为榜样，揪出共济会里的刘歆，以自圆其说，倒是一个更加新颖、更加刺激的假说。

亚里士多德也是伪造的？

《希腊伪史考》的作者豪气干云，虽缺乏专业知识，却准备赤手空拳，推翻西方古典学问的大厦，打一个学术上的翻身仗。他不是质疑某部古代典籍，而是想一窝端，将全部希腊古书斥为伪作。按说这样的全称判断最容易推翻，只要随便找出一个特例，作者惊悚的论断就不攻自破了。上一节中，我找来纸草写本这样一位哑巴证人，证明荷马史诗的传抄渊源有自。但作者除了荷马之后，对亚里士多德也是揪着不放，所以这里只好再费些唇舌，在纸草文献之外，说说亚氏著作的流传。

为证明亚里士多德“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传疑人物”（125页），作者引用了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主编苗力田的综述。苗力田撮述西方学者的论点，介绍了亚氏著作在早期的传抄和编辑。这个过程一波三折，很有些扑朔迷离，但苗教授并未遽然下判断，将亚氏所有撰述均斥为伪造（否则翻译中文版全集，意义何在？）。《希腊伪史考》的作者却拿着鸡毛当令箭，从苗教授存疑的口吻，一下子飞跃到取消亚里士多德的历史存在。为更好说明，我先简要追述一下这件事的原委。由于其中涉及的人物众多，所以无关紧要的人名我就先略去。这段故事的来源，是希腊地理学家斯特雷波（Strabo，约公元前63-21年）。在其《地理志》一书中（13. 1. 54），提到亚氏辞世时，将其藏书（应当包括自己的撰述和札记）和主持的学园托付给弟子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继承。此人死后，亚氏的藏书就被人带到小亚细亚的Troad。由于接手这批藏书的人不事学问，所以只胡乱散放在家中。后来，帕伽玛（Pergamum）国王为建图书馆，广搜天下图籍，这家的后人怕藏书被官家征走，就把这批书埋于地下。这样一来，书籍不免受潮，又被虫蛀，所以严重受损。再后来，这家后人将书高价卖给雅典的藏书家Apellion。此人试图修补，将稿本誊抄在新卷之上，但传写中间，文字上不免又增了更多的讹误。后来，罗马执政官苏拉（Sulla，就是平定斯巴达克斯起义的主将）于公元前86年攻克雅典，将这批藏书据为己有，并运至罗马。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苏拉列传》中又记，最后是逍遥派一位学者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 of Rhodes）得到抄本，编定目录，并公之于众。以上就是这段故事的梗概。

讨论如此专业的问题，需要求助于专业人士。专治亚里士多德的学者乔纳森·巴恩斯（Jonathan Barnes）曾撰一篇长文，题为“Roman Aristotle”（载于他主编的论文集Philosophia Togata II，牛津，1997年）。巴恩斯对于上面这一段古代记载，做了穷尽的考证。学界一般认为，最后在罗马编定亚氏著作的安德罗尼库斯，做了大量校勘、编辑的工作，在历史上首次推出亚氏著作的定本，并直接导致了逍遥派学说在罗马的全面复兴。巴恩斯却证明，这位亚里士多德的大功臣，其实远称不上亚氏著述校勘整理的鼻祖。他的工作很可能只是简单的修修补补（加标题、分章节、疏通文句），而不是对勘不同抄本，然后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校雠。和我们眼前这个话题相关的是，巴恩斯在文中梳理了西塞罗的全部作品，确定了西塞罗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究竟有何了解、熟悉到何种程度（46-59页），从而证明了在安德罗尼库斯开始着手整理亚氏著作之前，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著作已经通过其他渠道流传于学者中间，大家不必非要等到罗马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问世。

如果《希腊伪史考》的作者想证明亚氏作品全是伪造，那么他也需要同时证明，现存拉丁文一切典籍中对亚氏的引用、总结、撮述也全是被西方的“刘歆”们阴谋羼入的。希腊和罗马血肉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谁要想将希腊枭首，也必须要砍罗马的头。所以，我建议作者为证成己说，不妨采用更简单、更凶猛的做法，就是干脆宣布所有拉丁文献也是伪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斩尽杀绝，从而将西方古代所有载籍夷为平地，变成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到那时，再妄诞的理论都不愁没有立足的空间。

“学术义和团”的焦虑

这本书拉拉杂杂，啰里啰嗦，但其独到之处可归纳为两点：把西方古典传统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这就是《希腊伪史考》的主题；不拿证据，不讲道理，这就是这本书的方法。

书中有一篇一页半的博文，题为“疑古不要只疑中国”，可算是对作者的创作心理最好的诠释。作者以为，既然顾颉刚可以怀疑中国古史和古籍，那我们为何不能怀疑西洋古史和古籍呢？“无脑一族的不少中国精英只会怀疑中国古史的一切，对矛盾百出千奇百怪的希腊伪史则始终深信不疑”（79页）。因为不满国人对自家历史的怀疑，于是在缺少任何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就硬要去怀疑西人的古史，这多少有点像是小孩子赌气。作者仿佛说：你们自甘堕落，抬高西方，那我就要把西方毁给你们看！这样可爱的愤怒好像是作者主要的精神动力。所以，作者要“通过疑洋人之古而颠覆西化精英们创造的迷信，是老顽童闲暇之一乐”（97页）。作此书的目的，“不为其他，只为找寻真相，戏弄西化精英并博智者一笑。也让西人知道中国人还并非皆属无脑一族”（101页）。这“一笑”和“一乐”，说明作者很戏谑、很欢乐，但是要真想让西人知道国人并非“无脑”，这本书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对西方学术宣告胜利，有两法。一种是深入西方学术腹地，然后以严谨的学术、充足的证据、理性的语言，将人家批驳得体无完肤，哑口无言，让老外输得心服口服，不得再藐视我天朝上国。这件工作，若假以时日，不见得就没人能完成。这是笨办法，也是讲理的办法。还有一种巧胜法，便是作者的招式：不看书，不学习，不和人家真正过招，将臆造的理论如同符咒般念动上千次，然后直接宣布自己的胜利。这样的胜利来得太容易，自然也很廉价，它拼的不是学识和学力，而是胆量和张狂。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又没有练得硬功夫，便只有在新时代活学活用精神胜利法了。

何新先生坚定地认为，西方伪造希腊历史的幕后黑手是共济会，而且这个“境外势力”已早早干预了我国内政。可怜的胡适，被作者册封为“共济会的中国门徒”（96页）。据作者称，这位胡骨干发展了他的下线顾颉刚，策划并制造了“古史辨”运动，否定了中国的上古史，沉重打击了国人的自尊自信。如此精彩的故事，想必会引来小说家的注意。但是，我还是执拗地想再问一句：证据何在？如何证明胡适是共济会中国分舵的堂主呢？共济会给他的委任状也罢，派遣证也罢，密电码也罢，好歹也应举出一两样证据，以作为呈堂证供。可惜我们的作者永远在指控，却永远不能举证。

《希腊伪史考》的论点，因为没有任何论证，所以连荒谬都说不上。书中暴露出的，不仅仅是无知，还有更惊人的狂妄和虚矫。面对这样一部蛮不讲理的书，其中数不清的车轱辘话、专业知识的硬伤、西文拼写错误、逻辑不通、排印错误等等，都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有一处，最后还是想提出来说一说。从正文第一页开始，一直到最后一页，所有“印度”、“印欧”之“印”字，都被一神秘记号取代。这个字，字典中不收，连“字”都称不上，恐怕只能称为“符”。它是左右结构，左边是一小横，右边是偏旁“卩”。这个“符”反复出现，贯穿全书，赋予这部毫无结构可言的随感集一种独特的连贯性。连“印刷”的“印”字都印错了上百次的书，居然还能印行，这实在令人称奇。不知道这又是哪个秘密帮会在作怪。

雅典大学希腊史专业的一个博士告诉我，他为何不愿驳斥“希腊伪史论”

微信聊了一下，原文如此，

您好。

但是我个人不是很主张主动去驳斥那些伪史论的信徒。因为这些人我也接触过他们，和他们辩论，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根本就是不按正常的逻辑思维套路出牌，他们都是故意选择性失明的，何况他们也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储备来作为和我们进行辩论的前提，他们只是借我们这个机会来宣讲他们的“教义”。

说实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知识层面的辩论，不是一个认知差异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价值观和信仰差异的问题。我觉得这些人如果和他们辩论，就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市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甚至我们和他们辩论，他们会进一步断章取义我们的话，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学术圈已经有不少老师的论文，被他们断章取义，拿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那些观点都是幼稚得让人哭笑不得的，所以貌似那些老师也并没有屈尊出来辩驳。而且我觉得这派别有用心的人最近的兴起，背后有某个神秘的权力机构默许，或者甚至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故意传播这些误导的信息，一部分也是为了煽动民族情绪。

而且我看过他们的东西，那些人看起来好像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地在胡说八道，因为他们是胡诹，所以，可以不费太多力气，去歪曲一些数据和信息来博人眼球，但是我们作为严谨审慎的学人，有时候需要耐心罗列许多跨学科的信息来反驳他们，但是他们同时却可以毫不费力再捏造十个观点来哗众取宠，这就是让人“应接不暇”了，反而还给不明就里的旁观者，觉得他们很得势的感觉。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就打过一个比方说，你在温格的时候，你和红 卫兵讲道理有用吗？我觉得对这些人不用主动搭理他们，但是要对他们有一定的预防，因为它们有时候会跑到专业学术圈踢馆，这个时候再对他们予以回击，但是不要主动攻击他们，惹一身腥，这样正中他们下怀，扩大他们影响。

您的朋友如果感兴趣，我可以给他拉到一个叫希腊万人迷的群，这个群里有很多专业学术人士，群里也是分了两派，有一派观点和我相近，认为谎言这个东西，最后是不攻自破的，踏实做好自己真正的学术，扩大影响，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有力的回击。另一派则和您的朋友认为的一样，还是要主动予以回击。所以我觉得您的朋友可以去那儿问问有没有群友有意向撰文。

亚里士多德老先生的神奇

我从最一开始学习世界历史时，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有好多困惑，后来看了何新的《希腊伪史考》，他的逻辑论证太粗糙，漏洞百出，但是他的这个观点确实很新奇，我不懂考古，只是就自己经验说点儿浅见，若是不对，权当饭后谈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自公元前 335 年至公元前 323 年在这十二年之中写出了他的绝大部分著作。亚里士多德全集现代中文是300万字左右，有的说古希腊文版本100万单词左右。司马迁历时14年创作出《史记》，526500余字，经过司马迁外孙杨恽的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纸莎草纸是为古埃及人广泛采用的书写载体，它用当时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的纸莎草的茎制成。羊皮纸是“羊（或其他动物）的皮，在木框架上拉张到极致，用刀削薄，干燥成的片状物”。而且纸莎草纸主要靠从古埃及进口，羊皮纸要是当作载体，得杀多少羊。公元1150年，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萨狄瓦，建立了欧洲第一个造纸场。公元1276年意大利的第一家造纸场在蒙地法罗建成。据说亚里士多德著作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在美国某博物馆，是用的纸，而且是用的印刷术，我不记得是哪个博物馆了。但是看看我们的古代著作，就拿《尚书》来讲，二万五千多字，流传就好几个版本，直到清华大学2008年7月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才发现了失传两千多年的《尚书》真正原貌。那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上百万字，而且有的实际作用不大，是一些哲学、数学、逻辑学之类的，竟然这么完美传下来，闹着玩呢吧。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是极端排斥异教文化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那时候绝对算得上，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这段期间，欧洲并没有官方史书，好像只有我们历朝历代官方编纂历史，他们那么精确的年代谁记载的，而且我们的史学家，谈到中国历史的时候，就很客观，抱有质疑精神，可一涉及外国历史，好家伙，比人家还信，真是厉害得不行。

网友总结古希腊伪史15个疑问

作者：枯木仔

古希腊造假的证据收集如下：

1.古希腊多山，人口稀少，粮食稀缺，不可能撑起盛大文明！

2.古希腊书写主要靠羊皮，一本《几何原本》厚度就要接近半米或一米，几百万雄篇，古希腊没有那么多羊……

3.古希腊粮食进口地埃及是沙漠地区，本身至今一直粮食缺乏，不可能为贫瘠山地的古希腊提供粮食。

4.古罗马时代，铁器软如狗屎，没有锋利的工具，不可能雕塑石雕，建筑神殿，大型罗马柱。比罗马早的古希腊更不可能有铁器制作精美石雕！

5.希腊石雕过于精美，超越了当时生产能力，并与文艺复兴风格类似！

6.所有精美的希腊石雕均为三无产品，缺乏史籍记载，发掘记录，发掘现场，造假痕迹明显。

7.古希腊历史遗迹，由法国人发现，由英国人主持发掘，一直持续几十年，挖掘出村宅规模遗迹，多有混凝土痕迹，并修复伪造扩建至今。

8.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造假，百年时间阿拉伯战乱动荡不堪，缺乏翻译历史背景。阿拉伯人不知道有百年翻译这回事，现存缺乏古希腊羊皮书，和阿拉伯文翻译原本。现存阿拉伯文残页，纸质胜过宋朝图书。

9.据称希腊羊皮书毁于亚历山大大火，残存的羊皮书支持了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但据考证2000年前，亚历山大图书馆原址在海里，不存在这个图书馆。

10.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后，西班牙的百年造书，才是文明回归欧洲的主因！但当时西班牙分裂混乱，缺乏翻译背景，同时缺乏残存阿拉伯文原版图书！所有能与欧洲文献统译的图书，纸质判断均为宋代以后。

11.梵提冈保存有上万册中国古籍，内容包罗万象，还存有明朝珍品《永乐大典》，却缺乏同期阿拉伯文献！

12、古埃及地质勘查表明，2000年前尼罗河三角洲还是海洋，不可能建造金字塔等古迹！所谓亚历山大港是一片沼泽泻湖，不可能建造城市，港口，灯塔，图书馆。

13、亚历山大不可能率领三万人的徒步标枪步兵，持续行军几万里，跨越几百种不同语言种族和高山、海洋、沙漠的障碍，仅用10年时间征服半个地球，建立一个跨越欧亚的巨大帝国。

14、亚历山大其人子虚乌有，什么“希腊化”运动更是凭空捏造的谎言。

15、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辩谬篇》《形而上学》《物理学》《气象学》《论天》《论生灭》《动物志》《动物之构造》《动物之运动》《动物之行进》《动物之生殖》《尼各马克伦理学》《158城邦制》《论灵魂》《论感觉和被感觉的》《论记忆》《论睡眠》《论梦》《论睡眠中的预兆》《论生命的长短》《论青年、老年及死亡》《论呼吸》《论气息》《尼各马可伦理学》《优台谟伦理学》《政治学》《雅典政制》《大伦理学》《欧代米亚伦理学》《论美德和邪恶》《经济学》《修辞学》《诗学》《亚历山大修辞学》等。

据说作者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的老师。

柏拉图的著作：

《伊壁鸠鲁篇》《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篇》《斐多篇》《克堤拉斯篇》《泰阿泰德篇》《政治家篇》《巴曼尼得斯篇》《菲力帕斯篇》《飨宴篇》《斐德罗篇》《阿奇拜得篇之一》《阿奇拜得篇之二》《高尔吉亚篇》《智者篇》《美诺篇》《会饮篇》《理想国》《蒂迈欧篇》《法律篇》等作品。

作者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克堤拉斯篇》《政治家篇》《智士篇》《泰阿泰德篇》等作品。

作者（后人整理）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

《至大论》（天文集）13卷、《光学》5卷、《行星假说》2卷、《恒星之像》2卷、《占星四书》4卷、《平球论》、《体积论》，以及《地理学指南》8卷等著作的作者，据说是亚历山大人克劳狄斯·托勒密。

即使今天的电脑信息时代，一个学者写一本著作也需呕心沥血。在使用昂贵莎草纸和羊皮纸的时代，一个学者如何完成如此之多的著作，所需条件以及是否可能，不需考古，只需常识即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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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有趣。《凤尾蝶》，谁又是扑火的飞蛾呢？

兴高采烈的破蛹
华丽新生的冲动
寻找灿烂天地美梦
主宰爱情的是谁
奋不顾身的扑火
就算轮回只为衬托
你笑 你哭 你的动作
都是我的圣经 珍惜的背颂
我喜 我悲 我的生活
为你放弃自由 要为你左右
你是火 你是风 你是织网的恶魔
破碎的燕尾蝶 还做最后的美梦
你是火 你是风 你是天使的诱惑
让我做燕尾蝶 拥抱最后的美梦
让我短暂快乐很感动
兴高采烈的破蛹
重获新生的冲动
寻找爱情世界美梦
既然不是毛毛虫
就要壮烈的扑火
短暂青春要像烟火
此生 此爱 此刻挥霍
挥霍我的色彩 在你的天空
你想 你说 你要我做
其实我很快乐 全都因为
你是火 你是风 你是织网的恶魔
破碎的燕尾蝶 还做最后的美梦
你是火 你是风 你是天使的诱惑
让我做燕尾蝶 拥抱最后的美梦
让我短暂让我很感动（让我快乐让我痛）
让我短暂快乐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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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o-jie-tu-52 网友的相关建议: 
      

以女真人和原辽东军为主的重甲步兵（包括各种工程兵，像推盾车的）、重甲骑兵。

以蒙古人为主的冷兵器轻骑兵。

以三顺王（孔、尚、耿）军队、佟氏武装为主的汉军重炮兵。

以原辽东军火器兵为主的火器营。

全员重甲，全员骑马机动。

1、后金军的甲胄、装束、武器，与大明辽东军基本一样，这个之前我科普过，这里不再赘述。

后金、清军在关外推行剃发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战场识别。不然两边打起来，都不知道该砍谁。

2、明军的红衣炮是找葡萄牙人代工的，后金（清）军的红衣炮，才是国产的。后金的铸炮技术，原胜于同时期的明军。

明军的红衣炮，都是从澳门运过来的，后金第一次入关的时候，葡萄牙人将红衣炮运到涿州，发现了后金骑兵，葡萄牙人死活不往前走了。这时，被崇祯打为阉党的冯铨主动出资，招募家丁、乡勇，这才把这些炮运到了北京。

明军装备的红衣炮少得可怜，松锦大战中，十几万明军装备的红衣炮不足二十门，而同时期清军一年就可以造六十门。

下面为松锦大战之后，清军缴获的明军火器。

松山之战，获红夷炮5门，发熕炮2门，大将军炮146门，二将军炮737门，三将军炮1237门，行营炮200门，佛郎机33门；

锦州之战，获红夷炮7门，发熕炮1门，子母炮3门，大将军炮18门，二将军炮147门，三将军炮176门，行营炮33门，佛郎机12门；

塔山之战，获缴获红夷炮1门，发熕炮2门，大小将军炮409门，佛郎机37门；

杏山之战，获红夷炮2门，大将军炮6门，二将军炮122门，行营炮182门，佛郎机65门。

清军共缴获大小火炮3583门，其中红衣炮仅15门，佛郎机也只有百余门，其他大多数火炮都质量低劣，不堪使用。

说说后金将红衣炮国产化的过程。

孔有德投降，他在登州跟着孙元化打过工，孙元化是火炮专家，所以孔有德的几个部下，像王天相与金世祥也学习了不少火炮知识，对原理、架构都很精通，结构制造就没有问题。

然后需要解决的就是制作工艺。当时后金军中有一名汉族工匠刘汉，他精通冶铁技术，以复杂的退火、淬火程序处理火炮的不同部位，造出的铁炮接近钢炮的水准，质量已超越欧洲同时期水平。

崇祯四年，后金成功仿制了明朝的红夷炮，因满人对“夷”犯忌讳，故改称“红衣大炮”，定名“天佑助威大将军”。相较明朝的红夷炮，后金版的炮架先进，高低角可调，转向也方便，并有瞄准装置。

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炮军”，满语为乌真超哈，汉旗军都统佟养性任总兵官，曹振彦任教官，开始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重炮兵。

3、入关初期的清军，从人员构成上来说，是吴三桂辽东军（4万，打完李自成后约2万）+三顺王辽东军（1万）+佟氏兄弟手下零散投降的辽东军（1万）+祖大寿系辽东军（1万）+建州女真本部（2万）+努尔哈赤、皇太极掳掠的东北索伦诸部壮丁（1万）+漠南蒙古军（3万）。

以上人数为估算值，但误差不会太大，合计约11万人，原辽东军占了约半数，这就是入关前后清军的全部家当。

入关后，姜瓖的宣大军8万、河南地主武装约10万、南明江北四镇23万、左梦庚部（左良玉之子）约8万，先后投降清军。

这才让清军有了绝对的兵力优势。

而后期抵抗清军的，湖南何腾蛟，主力为原李自成大顺军的李过、高一功部；东南郑成功，主力为原海盗集团；西南孙可望、李定国，主力为原张献忠的大西军。

基本就这么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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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下。

辽东军所谓的“军事地主制度”，就是明朝的卫所制度，即军籍即户籍，平常当地主，打仗的时候每户抽丁上阵，打仗→抢人、抢地盘→分地、种地。

努尔哈赤把这一套学来，搞出了八旗。

在清军入关前，关外最大的三股地主势力，即为吴襄系（辽西走廊南侧）、毛文龙系（辽宁半岛沿海）和祖大寿系（辽西走廊北侧）。在清军入关时，这三大系都给清军打工了，你说这得分多少地。

有很多朋友会说，人家毛文龙就占着个皮岛，怎么成地主了？

其实呢，在毛文龙死之前，东江所控制的地域甚至要大于明军在关外控制的地盘，请看下图：

图中深红色部分，即为毛文龙屯过田的地方。

所以，满洲不等于女真，八旗更不等于女真，它是一种满、蒙、汉相结合的军事贵族团体。

八旗军的主力，就是辽东军+爱新觉罗宗室+北方来的野人女真、海西女真+漠南蒙古。

上文所谓“祖大寿系”，并不是祖大寿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集团，简单列一下辽东军投降后金军的情况。

李永芳，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带500人投降；投降后金后授三等总兵官。

这位仁兄有点意思，明明是一个地道的汉人，投降后却处处满洲化，最典型的就是给他的儿子起名，请看：

三儿子，李·刚阿泰，后官至宣府总兵；四儿子李·哈什库；五儿子李·巴颜，一个汉人，官至正蓝旗二把手，后封一等昭信伯；六儿子李·呼图礼；七儿子李·胡拜；八儿子李·克胜额；九儿子李·克德。

个性不？

孙得功，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后金封爵封三等梅勒章京。

石廷柱，瓜尔佳氏，汉化满族人，投降前为关宁军广宁卫守备，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后历任昂邦章京、总兵官、镶红旗汉军固山额真、镇海将军，因战功卓著，死后追封太子太傅。

金砺，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武堡都司，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金后战功卓著，官至川陕总督，加太子太保，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孔有德，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恭顺王，后改封定南王，顺治九年因被李定国击败，自焚而死。清廷破格予以厚葬，并追谥为武壮。

耿仲明，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怀顺王，后改封靖南王。顺治六年，因其私藏逃人，多尔衮追查不休，耿仲明畏罪自缢于进军广东途中的江西吉安。

尚可喜，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副将，带军民万余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智顺王，后改封平南王。康熙十五年被其子尚之信逼迫而死。

祖大寿，汉族，李成梁管家祖承训之子，李家衰落后辽东最大的地主家族，吴三桂之娘舅。投降前为大明辽东军总兵，先是被围大凌河投降，再是被围锦州投降。投降后授汉军正黄旗总兵，跟随清军入关。

祖大乐，汉族，祖大寿之堂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无记载。

祖大弼，汉族，祖承训次子，祖大寿之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顺治时授散秩内大臣，隶属汉军镶黄旗。

祖泽远，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关宁参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战功卓著，官至湖广四川总督，一个人管半个南方，爵位为得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

祖可法，汉族，祖大寿养子，大凌河之战中作为祖大寿的人质被扣在后金营中，祖大寿降而复叛后归降后金。皇太极对其信任有加，授汉军正黄旗副都统。后跟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战功卓著，封为左都督，充任镇守湖广的总兵。

祖泽润，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大明锦州副将；投降后战功卓著，为汉军正黄旗固山额真。

吴三凤，汉族，吴三桂长兄，投降前为辽东军参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

张存仁，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副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投降后因其文武兼备，备受多尔衮赏识，先后任兵部尚书、直隶三省总督，爵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

洪承畴，不介绍了；吴三桂，不介绍了。

东北黑龙江流域的索伦诸部，也是八旗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雅克萨原住民，达斡尔族博穆博果尔叛逃，皇太极北伐，一次性抢回来近5000人；

尼布楚原住民，茂明安蒙古人，一千余户南下，加入后金；

索尼的赫舍里氏、沙尔虎达的瓜尔佳氏等等，之前都不是建州女真，都是从北边过来的。

真正的建州女真，能凑出一万壮丁，就顶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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