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 第1页

东方老牌大国晋国，实权由六家大夫（韩、赵、魏、智、范、中行）把持，打着打着就只剩下了智家、赵家、韩家、魏家。这四家中以智家的势力最大。

智伯瑶执政后，对三家大夫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说：“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后来被吴、越夺去了霸主地位。为了使晋国强大起来，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给公家，我智家先拿出一个万户来，你们呢？”三家大夫想，我们都把土地交给中央，可中央不就是你智瑶当家吗，最后不落你里？可是三家实力不济心也不齐，韩康子、魏桓子就从了。

没想到赵襄子说谁傻谁交地！于是公元前455年，智伯以晋国中央命令智家和韩、魏两家一起发兵攻打赵家。

智瑶、韩康子、魏桓子三家围住晋阳，引水灌城。智瑶巡视水势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当兵啊！”魏桓子用胳臂肘碰了碰韩康子，韩康子也踩了踩魏桓子的足背。智家的谋士疵对智瑶说：“韩魏两家一定要反叛了。”智瑶问：“你怎么会知道？”疵说：“我是就人之常情而论的。我们调集韩、魏两家的军队来围攻赵家，赵氏灭亡，随后灾难必然会降临到韩、魏两家。我们约定灭掉赵氏后，三家分其地。现在，晋阳城仅差六尺就被水淹没了，城中粮绝，已经在宰马为食了，破城也是指日可待。然而，这两人不但没有高兴的表情，反而面有忧色。这不是要反叛又是什么？”智瑶不听。

赵襄子眼看就要玩完，无奈于是派人秘密出城见韩魏二人，说道：“我听说唇亡则齿寒。现在智瑶率领韩、魏两家进攻赵家，赵家一亡，就该轮到你们两家了。”韩康子、魏桓子说：“我们也知道会这样，只怕事情还未办好而计谋先泄露了出去，那样就要大祸临头了。”张孟谈说：“计谋出自两位主公之口，只进入我一人耳中，有什么妨害呢？”于是如此这般。

当夜，韩赵魏把智瑶给抓了。

孙子在《吴问》篇中准确地预测晋国大致的政治演变格局与趋势，六卿专权局面无法长期维系，一定会逐步决出胜负。而六卿出局的顺序，就应该先是范氏、中行氏，接着是智氏，再就是韩氏、魏氏，最后由赵氏取得晋国政权。

根据就是：六卿之中，赵氏的亩制最大，不仅如此，其征收租赋也不过分。亩大，税轻，公家取民有度，官兵数量寡少，在上者不致过分骄奢，在下者尚可温饱生存。苛政丧民，宽政得众，赵氏必然兴旺发达，晋国的政权最终要落入赵氏之手。

两千多年后，果不其然。

不要说什么张学良脑子发热，不要扯什么偶然事件救了共产党，小张必须服从地方军阀的历史行程，他不抓蒋介石才是小概率事件。换了他爹张作霖处理同样的局面，怕是下手还要再早一点。

先不说张学良，几百年前的吴三桂为什么主动造反？为什么造反后会主动出击？第一个原因是清朝即将巩固中原，如果等大清再搞定西北（噶尔丹）和东南（台湾），必定要来消化自己这个旁系军阀。第二个原因是他这个最强的外系军阀被封到了最穷的云南，财政上靠中央支持才能养兵。

顺治十七年，云南省俸饷九百余万，加以粤闽二藩运饷，年需两千余万。邻近诸省挽输不足，则补给于江南。

所以，只要清朝皇帝翻脸，吴三桂闭门自守也当不成西南王。与其守上几年，等部队拿不到军饷自行溃散，不如提前打出去，起码手里还有主动权。

【历史⑨课】中国历史地图の重绘详细版
吴三桂起兵形势

军阀的心思都是一样的。到了民国中期，只要国民党中央军决定“毕其功于一役”地剿共，剿共区域内必然有军阀会反蒋，而率先反蒋的军阀肯定是对地盘控制最弱的那个。为什么呢？首先因为中央军剿共之后一定会去收拾他，其次没有固定地盘的军阀要仰赖蒋介石的财政支持，所以屡屡被赶到剿共前线。这样的军阀死的最快，怨气最大，危机感最深，也没有守住地盘慢慢发展的退路，当然会选一个好机会拼死一搏——我说的不是张学良，而是蔡廷锴、陈铭枢。

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提到了十九路军的独立建国事件：

参加过一二八抗战的十九路军何止是消极怠工，他们在第五次围剿的高潮阶段宣布福建独立，反蒋建国！蒋介石的防线出现了漏洞，还被迫从正面抽调部队进入福建对付十九路军，为此把众多主力的侧翼暴露给中央苏区。

……此时中央红军尚有5万骨干，如果积极配合十九路军，完全有可能打破蒋介石的封锁，甚至可能直接重创蒋介石政权。但是，当时毛泽东并不在红军领导层，博古李德等高层领导战术上崇尚硬碰硬，战略上拒绝和十九路军合作，坐视蒋介石镇压福建事变再回来围剿，浪费了最后一次立足南方的机会，只能选择战略转移，走上长征之路。

这和张学良的反戈一击像不像？都是国民党全力剿共，都是调集兵力企图一举全歼红军的前夕，都是在蒋介石的背后狠插一刀，都差点带来国民党的总崩溃。之所以两者这么像，是因为军阀的想法都差不多，在类似的环境下当然会做出类似的选择。

十九路军本来是参加北伐的粤军，南昌起义的时候还差点被共产党拉走一部分，但很快被老领导陈铭枢带到了福建，名义上服从蒋介石，算是勉强有了个根基。中原大战前后，蒋介石只控制四大集团军之一，西有冯玉祥，西北阎锡山，西南李宗仁，哪个都有可能要他命。所以蒋介石给十九路军的待遇还不错，十九路军先后在济南打败阎锡山，在湖南打败李宗仁，在郑州顶住冯玉祥，巩固了自己中央系支流的地位。但紧接着就被调到江西剿共——打的很艰苦。陈铭枢在回忆录中这么写：

“对红军作战不易；十九路军长期转战，兵力渐感疲敝；东北自万宝山案发生后，日军蠢蠢欲动，强邻压境，东陲堪虞；蒋对军事指挥，亦复低能，加以私心太重，赏罚不明。”

红军这边的记录，就是著名的“高兴圩大战”。毛、彭、林精锐尽出，企图一举吃掉十九路军，结果啃了硬骨头，损失三四千人没拿下来。而蔡廷锴也死了2000多老兵，伤了元气，赶快退走。但没等十九路军恢复过来，1932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被调到上海打日本人，打的依然很凶，以至于在中学历史课本能占大半页。等到蒋日和谈，十九路军回福建，任务是从东面继续打共军的中央苏区。打到1934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掏空家底准备干掉共产党。就在这关键的当口……十九路军反了！

十九路军为啥反？因为蒋介石始终无法把这支粤军“中央化”，而十九路军也始终视自己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团体，有资格占一个省割地称雄。

十九路军内部尤其是“三巨头”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有着紧密的“个人关系”。十九路军上层除戴戟（安徽人）等少数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广东人，而且蔡廷锴与区寿年、沈光汉、谭启秀等几位师旅长还都是广东一个县的（罗定）。早在1907年，陈铭枢与蒋光鼐就一起考入广东陆军小学，为该校第二期同学。后来两人又一起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和保定军校。长期的同学和共事，使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陈铭枢对蒋光鼐一直以兄长视之。大约在1917年，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已相聚于林虎部的“肇军游击第一营”。此后，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十九路军的前身虽然屡经改组，但军官们始终保持紧密的个人纽带。到1927年宁汉分裂时，十九路军的“团体”意识已相当强烈。

地域关系的欠缺以及陈铭枢的思想复杂也是十九路军与蒋介石关系中的隐患。十九路军是以广东人为主体的军事集团，亲历福建事变的陈祖康甚至断言十九路军“绝对不信任广东以外的人”。蒋介石对陈铭枢的粤人身份也有疑虑，怀疑他已成为粤籍元老胡汉民在“军队之人”。与蒋光鼐、蔡廷锴等较单纯的军人不同，陈铭枢兴趣广泛而思想复杂，这也不利于维持他与蒋介石的关系。

这样一支自成体系的部队，和蒋介石粘在一起只能靠利益关系。蒋介石看重他是因为始终有强劲的外敌，十九路军则需要从蒋介石那边拿到财政支持。现在蒋介石已经压倒了冯、阎、李各路军阀，与日本人谈了和平协议，只剩下共军还没摆平，眼看就用不着旁系军队帮自己打仗了，再加上十九路军一贯相对左倾，陈铭枢蔡廷锴终于下定了决心。就在第五次围剿的高潮阶段，十九路军作为最靠近共军的围剿部队，果断割据福建，反蒋独立建国。他们成立了一个“中华共和国”，最高政权机构是“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执政党是“生产人民党”，以陈铭枢为总书记。国旗是红蓝两色中间夹着五角星，意思是老子不国不共，算独立势力，希望能在国共之间左右逢源，起码也要待价而沽。

当然，左倾的军阀也还是军阀。对于十九路军要给自己刷一半红漆的做法，蒋介石在军事上全力对付，政治上则远不像对红军那么重视，甚至可以说鄙夷，颇有“别给我装了”的意思：

“此次师出无名，其军心必动摇，干部钱多，必不如前之肯牺牲”。——《电呈预防西南异动及应付闽变之刍见》

所以，推断十九路军为什么独立，意识形态是一方面，归根结底还得从军阀利益上分析。这支部队离开了自己起家的地盘，很靠近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又不肯融入中央军体系，当然担心蒋介石击败红军就来搞自己，造反是迟早的事情。而且他们和吴三桂一样，都未控制能自筹军费的富庶地区（福建为穷省，每月仅从广东方面就接受20万银元的接济），都没有闭关自守的选择，所以必须选对手最脆弱的时候，主动出击以求挽回局面。这就是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的根源。

看了吴三桂和陈铭枢这两个前辈，张学良的选择就很顺理成章了。东北军也离开了起家的地盘，西北的地盘也不足以养兵，国民党还赶着他们去剿共，矛盾本来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偏偏共产党还很扎手，先是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狠揍过东北军，然后徐海东带25军过路也在东北军身上刷了1000多条枪的装备，最后中央红军到陕北，四战四捷，吃掉东北军3个师，中央军直接就砍掉了这三个师的编制，停发军饷。（东北军总共只有十几个师的兵力）换了你是张学良，你反不反？如果共产党不进攻，你会不会主动打红军？蒋介石跑过来威胁你，说不剿共就交出地盘，你抓不抓他？

王以哲，何柱国这些高级军官认为，现在东北军没有地盘，补给军费全部靠南京提供。中央提供给东北军的军费很低，一个师仅有3万元，大约是中央军一个师的四分之一（中央军整编师每月军饷12万）。之前老萨在说杨虎城因为对冯玉祥提供军费不满，导致杨冯决裂的时候曾经分析过：一个师3万元的军费顶多只能保证士兵军官吃饱肚子，加上给与少量的军饷。这点点军饷用于士兵养家是肯定不够的，也造成了东北军家属几乎无法生存，境遇极惨。东北军士兵一方面因为不战逃出东北老家，被全国舆论抨击，造成全军情绪极为低落，另一方面由于随军家属无依无靠，更是兵无斗志。

最后还要回到毛选第一卷的总结：

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其实类似的事件之后还发生过一次——高树勋投共。那是1945年9月的事情，日本刚刚投降，国民党对共产党还有绝对优势，不是1949年大决战后望风而降的状况。但国民党为了反共，更为了消耗其他军阀，逼着老西北军打头阵，企图让华北解放军和这些杂牌军同归于尽。结果高树勋没地盘、没出路，没补给，果断带着新8军和上万地方部队投共，刘伯承因此痛快淋漓地赢了一仗，吃掉了高树勋的上司孙连仲。

总而言之，红军之所以能在旧中国站住脚，原因不是西安事变之类的偶然事件，而是因为红军看准了旧中国的社会结构，通过科学分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长征后，红军被四五家军阀三面包围在陕北看似凶险，实际上在政治上很安全。无论蒋介石在哪个方向策动剿共，被送上来当炮灰的地方军阀都必然和中央军发生矛盾，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军事冲突。有十九路军的例子在前，只要东北军或其他军阀还占据着西北地区，我可以推断，就算没有一个西安事变扣住蒋介石，XX事变也是迟早的事情，比如说入晋的中央军就绝不会与和阎锡山长期“和平共处”。所以，在远离蒋介石统治中心的西部地区，蒋介石通过“围剿”来消灭红军是不可能的。

相关回答：

东北军在当时的各路军阀中战斗力不能算差

张学良上位后首先拿当时四面受困的苏联试了试手，大家知道，就是中东路冲突，那叫败的一个惨啊，可以说是全无还手之力，这下子才知道自己那些内战练出来的兵真的不行，而这些兵在内战中实力还算强的（当然是和各路军阀相比------包括中央军）。

张恐怕不仅是对东北军的战斗力没了信心，对中国人恐怕都没了信心：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人种真的不行啊。。。。。。（老蒋北伐时在济南被日本人狠狠打了一次，外交官被凌迟处死，蒋连个屁都没敢放，数十万北伐军绕着济南城走------不要以为张学良没种，蒋也好不到哪去，相比起来，张还至少打了一次------先动的手）

以后日本人来了，一想起这个日本可是在日俄战争中战胜过毛子的啊，我手下的这些人哪打得过啊，真打起来，全国军阀站在我后面摇旗呐喊，恐怕就是没有一个帮衬的人啊，拉倒吧，逃吧！

一口气逃到关内，被蒋调来调去，最后调到大西北，剿共去！

这时候的张学良，真是被人骂的头都抬不起来，心里委屈啊：我打过的啊，可是我连日本人手下败将毛子我都打不过啊，和日本人，这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嘛------可是一到西北，抬眼四处一瞧：哟，剿共？这下总算找到出气的地方啦，借着剿共的名义，扩张自己的地盘，当一个西北王也不错啊！

一开始和红军交手，估计不仅是张学良，包括整个东北军，对于胜利，都是很自信的，打不过外国人，打中国自己的同胞，我怕谁！

1935年10月1日，劳山-----东北军110师，和红军交战六个小时，全军覆没；110师长何立中受重伤，三天后死去。

1935年10月，榆林桥------东北军107师一个团被围歼，团长高福源被俘。

1935年11月，东北军109师，和红军交战，全军覆没；师长牛元峰战场自杀。

东北军整个傻掉了。。。。。。

短短三个月时间，东北军可以说是在内战史上丢尽了脸，从来没有败的这么惨，对于张学良来说，最大的震惊是：对手矮小瘦弱，武器还不如我，人数也不如我多，但是我们却败的如此干脆，就算是和毛子交手也不过如此（毛子的武器，身体可比我们强得多了，相比起来，红军更可怕啊），原来中国人当中也有这么强的军队！原来我们中国人不是人种不行！如果我和这些人联手，由这些人来训练我的军队（就算是对方当头也行啊）------打回东北复仇雪耻，想想梦中都能笑醒啊！

和红军继续打下去，失败是必然的，和红军联手，机会是大大的。

对中国，对中国人，有了新的认识，有了新的信心------这就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底气之来源。

==========================================

加上一段话吧

镇压太平天国，湖南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三个湖南人，加上安徽人李鸿章，这四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谓的同治中兴和这四个人关系很大，这四个人算得上晚清中国最有能力的四个人了。

胡林翼死的最早，我记得在哪里看到这则逸闻：太平天国已经不行了，胡林翼在长江边上和友人座谈，这时候一艘外国汽船逆流而上，速度竟然远超顺流而下的中国船，胡林翼突然脸色大变，一口鲜血喷出------中外差距如此之大，就算是灭了天平天国，这些洋鬼子，我们如何对付？不久就郁闷而死。

曾国藩呢？处理天天津教案，给外国人赔礼道歉，全无对太平天国时的狠劲------为啥？知道整不过人家啊。。。。。。死的时候未必是很放心的。

左宗棠，算是四人中的异类。

李鸿章，后期已经对中国复兴不抱期望，死前留遗书，劝告朝廷千万要克制，外国人欺负要忍辱负重，打一仗败一仗，元气没法恢复啊------可难道他不知道中国那时候和外国冲突，哪一次是中国惹人家的？其实他的内心，已经对中国的生存已经彻底丧失了信心，最大的希望只是能多熬一会而已啊。

在那个时期的中国精英脑中，绝大部分都已经觉得中国人种已经不如人家了（现在还有不少这种人啊）包括后来的孙中山，其实也并不存在中国有朝一日能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幻想，前一阵子爱因斯坦日记内容曝光，对中国人种也说了不少贬低的话，当时的中国人，在世人的眼里，估计也就这形象了。

袁世凯并没有和日本冲突，为什么日本能像战胜国向战败国发最后通牒一样要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

蒋介石为什么在一生中最威风的时候------北伐啊，在济南被日本人毫无理由的突击，杀人放火凌迟了中国外交官，一声不吭，几十万大军绕着济南走（这时候济南城有多少日本人啊？），中国人为什么不发作？

当时的中国人确实已经到了对外国人畏之如虎的地步啊，蒋介石及其政府如此窝囊，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忍了啊。。。。。。

有人评论我的这篇文章是为张学良洗地

我为他洗什么地？面对日本人的进攻，不战而逃，肯定是混账之极啊，但是，换另一个军阀，比如蒋介石，就能奋起抵抗吗？济南事件之后大家还这么认为吗？

就算是TG，是不是就更有自信呢？

不见得啊------共产国际派来一个李德，这个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外国人，立即被TG上层奉为上宾，李德胜的军事指挥权立即被剥夺，军权转交给所谓的【三人小组】，其实就是李德的手里------看起来信心也不咋样啊。。。。。。

中国的精英们啊。。。。。。。

TG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并取得最后的胜利，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充满了自信并且完全相信中国人，能将中国人的活力全部释放的神人啊！

那还有没有对中国人有信心的中国人呢？有啊。

鲁迅的一篇文章曾经入选过教科书------【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鲁迅托人转发祝贺电报：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我是看到鲁迅的这句话后就成了鲁迅的崇拜者）

张学良在没尝过红军的铁拳之前，作为中国人的自信力早就丧失了，挨过铁拳之后，打醒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信心回来了，再重复一遍------这就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底气啊！

窃以为，“西安事变”乃是张学良激愤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

“西安事变”不仅是张学良，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1990年，张学良在与历史学家唐德刚谈话中，提及“西安事变”时，表现出了两种似乎前后矛盾的态度：

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是应该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也带兵，也带过部下。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到南京，我真是都准备好，预备死！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呀，我不在乎的，真是不在乎！就是今天我还敢说这句话，当你面说，假如国家要用（得）着我，虽然九十岁了，我赴汤蹈火我不推辞！好事我不干，假设那个事没人能干，没人敢干，我今天虽然九十了，我还是想。可是为私人事情，我也不帮谁私人忙，也不帮谁，我就是过去，我也不是帮蒋先生忙，也不是帮谁私人的忙，我完全是问心无愧！（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121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

甚至在其九十五岁生日之际，张学良还强调：

“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王书君（美）《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1142页。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

一方面认为自己所作所为该杀；另一方面又并不为当年的作为而后悔。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张学良明知是大逆不道的“忤逆”之举也毫不后悔呢？！

某不才，愿谈谈个人见解。不妥之处，还望各位知友批评指正。

这里首先感谢 网友 @胡舌 的批评意见。针对@胡舌网友意见，增加了部分内容。希望更多的网友提出宝贵意见。

一些网友认为，在下引用张学良的自述过多，难免会有溢美隐匿。为此，补充了其他当事人，如蒋介石、宋美龄、晏道刚等人的记述，并补充了史实资料。

一、发动“西安事变”乃是张学良个人自作主张。

很多人声称张学良上了TG的当，被TG洗脑之后才发动西安事变的。然而，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却声称：

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祸首为谁？祸首则为我心。……
……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西安之事，言来深为痛心，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闻西安之变，深为惊讶。

补充说明一点，《西安事变反省录》是张学良于1955年按照按照蒋介石的要求所写，该文写作的背景是：

蒋先生跟我讲，说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我就回了他一封信，……他老先生看见这篇东西，很得意、很高兴。……就这个前头，他把这段去掉了。谁去掉的呢？大概这是（蒋）经国干的事。……他要干什么呢？把这个东西发表呀，给这个政治部看。（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131页）

此书老蒋满意，小蒋亲自斧正，虽说张学良对其篡改标题大为不满，但也公开承认为个人所书，其权威性也应无疑。

言归正传，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说法也深以为然。在其代表作《苏俄在中国》中，蒋公讲到：

“但是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全明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至于其在事变以前，对张、杨进行策反工作的，除了极少数的共产分子之外，其他如公开作反动宣传的，并不是共党，而是其共党的外卫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第三党”与“救国会”以及所谓“学生联合会”等中立分子。可是这些中立份子，确实不是共产党员……从张学良自述其事变以前的经过，分析他被共匪诱惑生效的原因，并不是共党有什么真正伎俩，而其根本还是在我们内部有了矛盾，自己心理发生动摇，所以他共党才得乘机而入，针对我们的矛盾与弱点，来尽量扩大为其利用而已。”（秦孝仪:《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专著》71——73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民国73年出版）

那么，蒋公所言的“内部有了矛盾”又是什么呢？我们下文再说。

二、率东北军赴西北“剿匪”乃张学良勉为其难之举。

张学良为什么会率兵“剿匪”呢？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是这样说的：

当蒋公指示剿讨刘桂堂土匪或三省边区共匪，任良选择时，实皆非所愿，但由于情感及服从上的关系，毅然表示，愿担任比较困难之剿共任务，良从未自动请求调用东北军，一则不愿东北军离开华北；二则不愿意同他们再发生旧日亲密的关系。调用东北军，多由于蒋公的命令。

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公开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

“我原本就不想和共产党打。但蒋先生举出几件工作，让我从中挑一个。他说：‘国民对你感到不满，这回要好好干’。于是我就问：‘哪件工作最难？’他回答说：‘和共产党打仗最难。’于是我就选择了最难的——和共产党打仗”。“我原本就不想和共产党打仗。但蒋先生对我非常好，他让我选，没办法我就选了个最难的——和共产党打仗。但实际上我不想和共产党打。我讨厌中国人互相残杀的内战”。〔《日本NHK记者采访实录：张学良开口说话》101页〕

因此，蒋公才会在其《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作如是说：

“他又自述其从二十余岁起，担当方面军任务以后，参加内战，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过去的经历，来判断其利用共党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学忠原系与他对敌作战的，但由他收编以后，乃成为他忠实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对战很久的敌人，后来和谈后，就成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对我中央国民革命军亦曾对抗作战的敌人，但一旦为了国家的统一，归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诚的服从中央，完成了统一。因之，他认为与共匪停战以后，亦必如过去各种内战情形一样，他总觉得共党亦是中国人，今日在某一问题上，虽已成为敌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标下，亦尽可为良友。”（《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专著》73页）

三、西北“剿匪”连遭败绩，东北军厌战情绪弥漫。

在现如今很多网友看来，张学良最大罪状就是“剿匪不力”——西安事变之前，TG已经被打的奄奄一息，浪荡公子张学良为了一己私利发动“西安事变”，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害的蒋公“安内”大业功亏一篑！

不错，红军长征之前，共军约有30万之众，到达陕北后，只剩了不到3万人，似乎真的是奄奄一息、不堪一击了。为此，蒋介石于1935年9月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正如当今某些网友所认为的那样，张学良起初也是信心满满：

“共产党逃到陕西之后，我预测对共产党的讨伐亦将告一段落，便留在湖北教练士兵。不料却接到了让我到陕西去的命令。当时我在峨媚，曾向蒋先生表露过欲出洋之意。但尔后再一寻思，陕西共产党刘志丹的兵力只有数千人，而且陕西的领导人是我的老朋友，他让人传话给我说愿意和我合作。如果能将西北建成杭日战争的根据地，不是应该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么？这样，进入陕西之后，我立即着手建立根据地。”〔《日本NHK记者采访实录：张学良开口说话》101页）

然而，令张学良大跌眼镜的是，东北军到达陕北之后，不仅进展甚微，东北军却伤亡惨重——最精锐的两个师惨遭覆灭。

对于出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之后的张学良首先给予的最大冲击，是他的直系部队接连败北。盖正当他就职前后，由江西流窜而来的共产匪军在陕西与土共汇合，先后打败了东北军第一一○师及一○七师、一○九师。尤其是一九三五年九月第一一○师在甘泉之战被匪击溃，师长何立中战死，被俘数千人，而何立中更是在东北军中特受张学良赏识的优秀干部。（《蒋总统秘录·第五卷》145页，中央日报社译印）

当然，会有网友说，那是因为张学良申请入（共）党心切，故意搞出的“苦肉计”当投名状！

那么，红军1936年“东征”消灭晋绥军7个团，扩红8000多人，筹款30余万元，迫使晋绥军撤回山西。难道也是阎锡山的投名状？红军1936年山城堡伏击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中央军精锐第一军，歼敌1.5余人，主力第78师几乎全歼。难道也是胡宗南的投名状？

1991年5月29日，张学良会见东北同乡时，有人问：“就是因为蒋老总统的‘安内攘外’政策不能贯彻，导致中共统治神州四十年，不知张学良先生如何解释？”，张学良对此回答说：

“我不想再涉及政治，但作为一个曾经与中共交过手、打过仗的人，我必须承认中共的军事力量不可忽视。当年我手下两个精锐师与中共红军对阵，他们人数虽不多，但最后还是把我的两个师吃掉了，师长战死。面对这样顽强善战的军队，既然消灭不了他，最好就与他合作。”（《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1111-1112页）

更令东北军寒心的是，在东北军两个师精锐师被歼灭后，国民政府非但不补充兵员，反而把两个师的建制取消了，而且对东北军处处掣肘。据时任西北“剿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谢珂回忆：

张学良向中央报告两个师的损失情形，请与补充，何应钦极力反对，未与补充，并由军委会严加申斥。另外军政部在军费项下扣除了100万元，据说是扣张学良以前在北平军分会时的欠账，因此影响东北军的发饱，张亲到南京交涉，未有结果，张对此事极不满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20页）

22年之后，张学良在其《杂忆随感漫录》中，依然对此刻骨铭心：

“一百十师和一百零九师覆灭，师长何立中、牛元峰先后阵亡死事。因此之故，我心中更加悲痛。一者：何立中、牛元峰为我多年僚属，生死患难，二人品学皆可称道，实为东北军将领中的皎皎者。二者：阵亡和伤患官兵，我当时无力以善其后。中央之抚恤办法，由军政部发给抚恤证件，统由死伤者的原籍省县支领。我所率领者多为东北籍官兵，在当时情况下，官兵睹此规定，多有不平。某次在（南）京曾谈到此一问题，有人说东北为东北军所失陷，等到收复东北，再去领抚恤金可也。我闻之心中深为酸楚。三者：兵员及枪械无法补充。因当时的规定，各省皆以省籍为补充区域，而东北军自然无有，枪支弹药亦无法补充。更有甚者，官兵的情绪不安，皆以如此的牺牲消耗，远不如抗日牺牲为光荣，尤以东北籍的将领更具深一层的烦闷――历年流寓的苦痛，思乡的观念，加深了抗日而不愿‘剿匪’的心情。自然，他们的情绪，皆影响我的情绪。”《张学良遗稿》，第105―106页。

这怎不令东北军产生这样的联想：剿匪成了，红军被消灭；不成，东北军被削弱。此后，不愿与共产党打内战的厌战情绪在东北军中漫延开来。当年担任张学良的行政处长的卢广绩在谈到当时东北军将士的情绪时说道：

“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对手，人也不多，说只要有三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就能把共产党消灭了。但实际打起来才知道，这场仗绝不是三个月或半年就可将共产党红军消灭的容易事。司令部迁到西安之后，我们的形势越发不利，有两位师长战死了，牺牲很大。我们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认为再这样打下去，我们东北军在没回老家之前就得让人家打光了。”〔《日本NHK记者采访实录：张学良开口说话》102页〕在此情形之下，张学良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产生了抵触情绪。
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一如昔年，在其他国内战争中所经历者然。（《西安事变反省录》）

四、东北军官兵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意向强烈。

自“九一八”以来，东北军不仅离乡背井，而且饱受国民指责非议。对于他们来说，不打日本，却与国人打内战，实在是难以接受。《蒋总统秘录》中是这样介绍“西安事变”的背景的：

东北军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後，不得不撤离沦陷在日军铁蹄下的故乡而退驻关内，几年以来，一般官兵怀乡与抗日的意向特别强烈。（《蒋总统秘录·第五卷》第145页）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则有这样的记述：

……良为促进部属剿匪努力，曾表示东北军如此无能，余当引咎辞职。此论一出，彼等不但未能接受，反而哗然。风言流语潮涌而来，最使难受者：一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彼时外人多认良为蒋公之亲信，言听计从者；非虽不能进言，是不肯痛切陈词。良之左右，则误会良对蒋公私感至上，忘却一切，只知逢迎；而不计及东北人之利害。良内生烦闷之心，外听侮辱之言；当时之心情，真笔墨难以形容者也。求去不得，欲罢不能；图进不成，而心秘藏所图者，被他人误解则不计，而左右亲密僚属同袍，希望他日共同患难者，对良误解如是，真使良伤心万分！（《西安事变反省录》）

而中共则对此洞若观火，不失时机地对东北军开展了统战工作。而东北军的一个被俘团长——六十七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成了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高福源与张学良私交良好，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参加了解放军官训练班的学习以后，思想发生重要变化，彭德怀后来回忆说：

“高福源系北京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和张学良关系好，有相当强烈的抗日要求。我们待之如宾，同他多次谈抗日救国的道理，谈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以至消灭东北军。请他参观我们红军，观看我军演出话剧、抗日歌曲。他认为我们抗日是真的。但他对共产党抗日有许多疑问，最主要的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怎样结合？我根据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讲话的精神，采取民主讨论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他要求去被围在甘泉的一一○师，我同意他去。”（《彭德怀自述》第208―20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36年1月上旬，高福源同意劝说张学良与红军停战。
“某晚，他（高福源）又来我处，谈到张学良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张（学良）能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他高兴极了，问：‘你们真敢于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我说：‘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他说：‘明早？’我说：‘好吧！欢送你。’送给他二百元，派骑兵送他到王以哲军防线以外。”（《彭德怀自述》，第209页。）

此后，通过高福源、王以哲、李克农等人，张学良与TG开始了沟通联络，密商如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详情不再赘述。

而陈布雷代蒋介石所著《西安半月记》也坦言：

“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

五、张学良多次主动要求抗战，却被蒋介石严词拒绝。

“九一八”之后，一个人背负了丢失东北三省的所有罪名，“不抵抗将军”名号令其千夫所指，连其弟张学思都当面指责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本来是蒋、张共识——为避免扩大事端而不抵抗，但为了维护总司令伟光正形象，由张学良来充当“背锅侠”，其所承受的痛苦、压力可想而知。

详见知乎：

而外界的议论，则更让张学良饱受刺激。据张学良《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写道：

“有一次黄炎培经过洛阳，去慰劳绥远的军队，我在欢宴的席间，对黄笑着说：‘黄先生，你们上海各界有点不公平。我们西北驻军多年辛苦，你们未曾慰问。’黄立即答曰：‘你们是剿匪，打内仗，我们不但不愿意慰问你们，我们是反对这个内战，也就是反对你们，谁来慰问你们啊！’这些言词和那爽直的态度，使我心中甚受刺激。”（杨天石《人物述往》下卷第418页）

在此情形之下，张学良自然愤懑不平。多次要求率兵抗战。然而，蒋不仅没有从其所愿安排其去抗日来洗去“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反而被派往西北去“剿共”。

但是，如前所述，东北军在连遭败绩后，已不愿意再和共军死磕，打回老家去的呼声愈来愈高。其实，不但是部下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本人也心有戚戚焉。在接受NHK记者采访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先生被任命为剿共司令官，要剿除共产党。当时先生是否认为剿共固然是大事，但抗日是更大的事呢？”
“我根本不愿意剿共。因为蒋先生对我很好，他要我挑一件事情做。我挑了。但实实在在地说，我对内战、剿共是不愿意的。”
——“先生所率领的东北军，据说是中国最精锐的军队。由于日本占领了满洲，东北军被赶出了东北，常年累月，受尽苦难。他们生在东北、家在东北，当然想回家乡去，这种想法当时非常强烈吧？”
“是，是的。”
——“回东北，就意味着要和日本打。也就是说，东北军当时不想在西北与共产党打仗，而愿意回东北去。不，是为了打日本，要到东北去。他们怀有这种强烈的感情吧？"
“主题就在这个地方。比较强烈的愿望是抗战，回家乡是主题。怎么才能回家乡？只能跟日本打，不愿意跟共产党打而失掉这些力量。他们愿意保存这些力量，自己拿这些力量回家乡。……我那时候处境非常难。我的部下对这些事情、对我有相当的怨气，就是不满意。说：你服从蒋先生是为你自己，可是我们怎么办？……”。（《日本NHK记者采访实录：张学良开口说话》103页）

甚至在写给老蒋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也作如是说：

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策出于他人，实有动于我心。

然而，蒋介石对于张学良要求停止“剿匪”、参加抗日的要求却毫不理会，甚至予以严厉驳斥。

委员长不相信我说的，而更愿意妄信他周围那些人的不正确而且是片面的意见，实在使人毫无办法。曾扩情的诗中有‘华山高如许，不见隐黄尘。’用这句话来形容委员长和他周围的人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1936年8月，日军进犯绥远。张学良遂向蒋介石正式提出书面净谏，请求接受中共“停战议和，一致对外”的倡议，立即结束内战，进行全民抗战。但蒋介石却指摘张学良受了共产党的利用，拒绝接受。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寿辰，日本首相广田张毅亲自致电祝贺。张学良与阎锡山趁祝寿之际一同劝说蒋介石开展抗战，蒋介石却声严色厉地说：“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随后，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的讲话中大骂张学良。21年之后，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写道：

“迨蒋委员长避寿至洛阳，适又有阎百川（阎锡山）等会聚，我想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提出来讨论。不意，蒋委员长在阅兵训话时，严厉斥责‘共匪’为最大的汉奸，一般人愚昧，不明‘共匪’之居心险测，妄言容共，实皆为‘共匪’之张本。我聆听之下，希望落空，甚为懊丧，曾自饮泣。因而愤恨消极，思谋引退，原僚属反对，讥我不负责任，不体念部属，动则屏抛他们。而我身心又念到国难家仇，如何图报乎？我遂请求，图东北军调动，离开‘剿匪’任务。又恳请派我随孔庸之（孔祥熙）为贺英使节，皆未蒙允准。彷徨午夜，不知如何是好。”（《张学良遗稿》第111页）。

为此，时任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专门给蒋发电请示：

“东北军自去冬陕北直罗镇役之后，一〇九、一一〇师遭受重大损失，中央不予补充，还要取消一一〇师的番号，因而对中央颇有怨望。他们对剿共心怀畏怯，认为剿共不是他们的前途。东北地方被日寇侵占后，一些军官家属逃到关内，流离失所，生活极感困苦。对日寇敌忾同仇，是东北军官兵普遍心理。前线官兵已有许多与共产党联系。张副司令心中痛苦，指挥确有困难，万望对于张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他难以忍受。张副司令曾经请求开赴绥远前线抗日，此时可否考虑将东北军开赴绥远、察哈尔一带，担任抗日前线作战。……”《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26―127页。

结果却是蒋介石仍然不为所动。

1936年11月，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部奋起抵抗日本关东军支持下的伪蒙古军取得胜利。11月27日，张学良又一次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日。

“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洗一份前愆，为国家尽一份天职。”，“今者前锋既至，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即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贵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凡此种种，想皆洞鉴之中。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余万人，拥护钧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38页。

而蒋介石在张学良的信上的批示则为六个字：“时机尚未成熟。”。

12月3日，屡次请战绥远被拒的张学良，情绪冲动之下驾机飞往洛阳谒见蒋介石，再次当面请求将东北军开往绥远，结果再次被拒。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写到：

东北军之兵心，为察（哈尔）绥（远）战事而动摇。（杨天石主编：《史事探幽》上卷第78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而正是这次冲突埋下了“西安事变”的伏笔！张学良在其《西安事变反省录》中是这样记述的：

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向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蒋公由洛阳来西安时，出心相随，实恐他人生变，殊不知他日作孽者，乃良自身也。

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亲自督促张、杨“剿匪”。在行车途中，张学良再次向蒋介石请求参加对日作战，但又一次遭到了蒋的拒绝。晏道刚回忆说：

“蒋于12月4日由洛阳专车到临潼。杨虎城、邵力子和我三人由西安到临潼去迎接。我在蒋未到之前对邵力子先生讲：‘希望我们一致要求蒋委员长对张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之难受。’邵亦同意。4日下午4时许，蒋的专车到达临潼，杨、邵与我三人在月台上见张学良于列车刚停时便从蒋的车厢走下，面红耳赤，一面走一面对杨等三人说：‘我正被委员长骂的不得了，你们快上去，我在钱慕尹（钱大钧）车厢里等你们。’杨、邵和我等上车与蒋略谈几句便下车，我即到钱的车厢去约张同行。我问钱：‘委员长到西安邀集一些将领来，他是一个什么做法？’钱答：‘大概是对各将领打打气，并作‘进剿’布置吧！’”《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27页。

次日，蒋介石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发表演说，又一次对抗日言论破口大骂。

我们在采访卢广绩时，他向我们讲道：“有一天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给东北军的官兵训话。他在台上一面跺着脚，一面大喊：‘要打垮了共产党，再打日本。如果有人说要先打日本，再打共产党，就是反对我的安内攘外的政策，也就是反对我，必须把他抓起来。’他这是在嚇唬张学良”。
12月7日，张学良前往蒋介石下榻的临潼华清池，含泪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仍旧顽固不化，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至此，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对立已无可挽回了。（《日本NHK记者采访实录：张学良开口说话》116-117页）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于浙江奉化。即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当闻听“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仍然不忘请缨抗日。7月18日，张学良致函蒋介石，要求蒋给以杀敌机会。函云：

卢桥冲突，日渐扩大，日本军人之凶焰，肆行无厌，真令人发指！良知钧座鸿谋，早有成竹，万一不幸，中日问题，必须以兵，俯乞钧座赐良杀敌之机，任何职务，任何等级，皆所不辞。能使我之血，得染敌襟，死得其愿矣。如蒙钧座之允诺，良生当陨首，死当结草。钧座俯临华夏，决不令匹夫一志之不得伸。临书惶悚，不知所云，俯乞鉴宥。（《张学良三次请缨抗日——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之一》）

当然，即便是不要职务、不要等级，只要“死得其愿”，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张学良在回忆往事时才会多次重申：

我跟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旁的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就是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没有旁的冲突，一点冲突没有，旁的没有冲突。（《张学良口述历史》122页）

蒋公在其日记中也专门写到：

“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顾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後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後，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十一月二十八日日记）（《蒋总统秘录·第五卷》149页）

六、张学良少年气盛，激愤之下做出“大逆不道”之事。

如前所述，“西安事变”之前，“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的呼声已经成为张学良本人及其东北军的一致声音，而蒋则对此严厉斥责。蒋、张对此产生了激烈矛盾。

蒋开始着手准备将张、杨调离西北。据时任张学良秘书张潜华回忆：

12月4日，蒋因当时的军事布置已经完全就绪，遂偕张学良抵西安。当天晚上，蒋即向张杨提出两种方案，可任择其一：（一）继续参加反共战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调赴前线作战，由中央军督后，支援接应。（二）退出反共战争——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进行整训；由中央军接收陕甘，负责“剿共”作战。（《文史资料存稿汇编·西安事变》39页）

蒋先生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已经付诸行动——几路大军已经向西安方向开拔，陈诚、蒋鼎文等已经被待命接替！12月9日，蒋介石给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写了这样一封密信：

力子主席兄勋鉴：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巳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
十二月九日

对此结果，张肯定难以接受——一心要北上抗日雪耻，却被调往南方与两广势力周旋。何时才能雪耻？何时才能打回老家去？东北军官兵离故土越来越远，怎不离心离德？

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只身前往华清池谒蒋，痛苦陈词，对蒋介石作最后的“哭谏”。然而，蒋介石则又一次明确表示“剿共是既定国策，决不动摇，你就是拿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 ”

张学良已经感到束手无策了，只好将最后希望寄托到杨虎城身上：

八日上午，我时杨虎城说：“我的劝说失败了，蒋介石还拍桌子和我吵了一阵，你可以再走一趟。如果他再不听，那我们就‘先礼后兵’了。”（王书君（美）《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第651页）

12月8日上午，杨虎城来到华清池，劝说蒋介石与红军停战，再此遭到蒋介石拒绝。

12月9日，最终导火索爆发。据《蒋总统秘录》记载：

（1936年）十二月九日，有受共党煽动的“救国会”、“学生联合会”等游行队伍涌到西北剿匪总部及陕西省政府，然後喧嚷“向蒋委员长请愿”，冲过警察的阻止，沿陇海路向临潼前进。张学良接到报告，乃赶赴灞桥附近和游行请愿者谈话，虽得以制止，但张学良的方法，不是在说服那些人，而是迎合他们的心意，当场敷衍了事。

那么，蒋先生是希望张学良如何“说服那些人”，而张学良又是如何对应的呢？当天，张学良命令部下孙铭九带领一部分东北军出面保护学生。并亲自出面说服学生：

“游行队伍到张学良司令部、杨虎城司令部、国民党省政府请愿，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我们决定从西安出发赶赴临潼的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到达灞桥时，国民党宪兵队在桥上架设了机枪，还有骑兵。骑自行车走在前头的二十几个学生被宪兵队抓起来了。宪兵说有人再往前走就开枪。正当游行队伍与宪兵队对峙的时候，张学良将军坐汽车来到了游行队伍的面前…………张学良将军说到：‘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如果你们大家能信得过我，我一定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回答大家。”（采访李连璧）（《张学良开口说话）118-119页）

“一周之内用事实回答”！在此情形之下，张学良已成骑虎之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对此，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是这样记述的：“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

在被幽禁多年重获自由之后，张学良终于向唐德刚公布发动“西安事变”的直接动因：

还有蒋先生几句话，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否则）我不愿意说出来。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可是怕我发火，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火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123页〕
据张公告我，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的阴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将军告我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我告诉张汉公，西安事变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呀！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他认真地说，"别人都在胡说。"说后他又哈哈大笑。〔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11页〕

而《蒋总统秘录》中也记载了张学良当时的动机：

▼关于劫持蒋总统的动机，张学良于十三日下午五时召集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作了如下的讲话﹕
「我内心不愿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用枪来打自己人，我万分的难过！我曾同　蒋委员长讲过几次，可惜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辞。
「我同蒋委员长意见上的冲突，非告一段落不可，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我辞职。第二、作口头谏诤。第三、兵诤。.........
「最后，采取第三种办法的近因是——第一、上海七位『救国』领袖被捕，他们犯了什么罪？只好说像他自己所说的『爱国未遂罪』。有一次，我对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说﹕『全国人只有你这样看.........』第二、『一二九』西安学生游行，.........我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委员长反怪我不弹压。.........
「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蒋总统秘录》164-165页）

补充说明一下《蒋总统秘录》，该书是日本人古屋奎二关于蒋介石生平的重要著作，国民政府《中央日报》对其中译本特别说明如下：

本报的译文，由陈在俊先生执笔，力求忠实于原著，每因一字一句之推敲而数易其稿。最难得者，为蒙秦孝仪先生于百忙中不独身督其事，抑且亲正其讹。而本报薛总编辑心镕负责每次报端的刊载及本册的梓行，态度严谨，甚费心力。

秦孝仪二十八岁时，就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最后升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此书经过其“身督其事，抑且亲正其讹”，权威性可见一斑。

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又一次提到了这次讲话：

　　 当事变之后，良曾召集西北剿匪总部全体同人训话，及在西京公园民众大会上之讲演，皆曾有纪录可考，当年在场者，今日在台湾想大有人在。除非其别有用心，当该可证实，良该当时公开之言论，尊崇蒋公仍为吾等之领袖也。就是到最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当初乎？

七、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争地盘、贪富贵、保实力吗？

很多网友对于张学良“西安事变”之举归结于争地盘、贪富贵、保实力。但是，张学良却这样解释：

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第121页）

当然，会有网友说，唱高调谁不会？倘若说张学良是夫子自道的话，宋美龄对张学良的评价则更是直接：

“他（张学良）不要地盘，也不要钱，他要牺牲。”（何虎生《张学良传》，工人出版社2012年版）

为什么宋美龄会如此评价张学良呢？在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谈及张学良、宋子文双方争论时曾有这样的记述：

所可喜者，双方辩论虽甚激昂，始终绝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历来叛变军人所斤斤不能去怀之主题此次竟未有一人置怀，由此足见彼等此举有异於历来之叛变。民意与公论已促成自私心理之消灭，实为中国政治进步最大之徵象，足令人认此实为最後一次叛变之史实。

而唐德刚2001年为《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所写的序言中更是对于其予以高度认可：

九一八事变以后，学良再次追随时代前进。环顾当时政坛，能真正洗心革面、大彻大悟的国民党高干，恐怕又只剩下个张学良了。热河抗战之后，他在政治上，决心解除兵权，从此摆脱“军阀”的背景，把数十万大军拱手献于中央。“杯酒释兵权”之外，中国历史上亦绝无此先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慢说军阀时代，就是在国民党治下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龙云、刘湘、盛世才、马鸿边等等．他们肯这样做吗？（王书君（美）《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第10页）

窃以为，对于张学良这样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公子而言，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大悲大痛之后，兵权、实力、地位……已经并不那么看重。很多网友所不知道的是，张学良早在被派往西北“剿匪”之前，就已经主动请辞兵权，要求充当蒋介石的侍从官了。上世纪80年度，在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张学良专门解释到：

“回到中国后，我已经不想再带兵了。我想加深我与蒋先生之间的相互认识和了解，我希望当蒋先生的侍从室主任。我想让蒋先生成为像墨索里尼那样强有力的领袖。但蒋先生不让我当侍从室主任。”〔《日本NHK记者采访实录：张学良开口说话》100-10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而在蒋公非常满意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也曾清清楚楚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良由国外归来……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三省剿匪副司令一职，本拟不就，王维宙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因此之故，好些旧日僚属，当良归国途中，到港迎迓。在船上数日，良对彼等态度表示冷淡，彼等安知良心中之事；遂致忿忿，恐当时之人，今日尚有在台湾者。（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事。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不仅主动放弃兵权，甘愿充当蒋介石的侍从，甚至主动疏远东北军旧日僚属，这能叫做“争地盘、贪富贵、保实力”？

附上张学良为蒋公所写的挽联：

2016年1月29日补充

网友

称：“抛开张学良跟TG怎么勾搭，怎么会申请入党，西北大联合，事变之后的三位一体军事同盟来谈西安事变就是扯淡。”在评论中，

又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构思一盘大棋——西北大联合计划(跟杨虎城，红军组成军事上的三位一体，内与外蒙古新疆形成呼应，外与阎锡山等军阀形成和平相处的默契，最重要的是得到苏联外交跟军上的飞机大炮的支持)。也就是说，张学良为了自保，妄图在苏联撑腰之下充当“西北王”，利令智昏之下才绑架了蒋介石。

为了证明此事，这位网友还披露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后发给TG的这样一封电报：“为了革命的目的，我把反革命的头目蒋介石抓了，请速来共商大事”。

众所周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后，发给TG的“文寅电”全文是这样的：

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指胡宗南、毛炳文)敌南进。（张友坤《张学良年谱（修订版）》798页，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据这位网友声称：“答案得益于杨奎松教授的《西安事变新探》”。但是，在下拜读杨奎松该书后，并没有发现这位网友声称的电报出处何在，不知道这位网友是在哪里挖掘出如此奇葩的电文来的——难道又是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大作？还望这位网友能够指正一二，或提供一些证据来——哪怕是当事人的口述也算。谢谢。

当然，某些网友闻听张学良申请入党、TG提出西北大联合、TG张杨密谈……顿觉脑洞大开，似乎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内幕似的。

然而，窃以为，多看几本书，多了解点史实，就不会对此大惊小怪了。

不错，张学良提出过入党申请。那么，盛世才能入党，张学良申请入党又有什么奇怪的？值此乱世，为了生存，多找几条路有什么问题吗？在张学良看来，只要有利于抗日主张，有利于打回老家去，连老蒋都敢绑架，何况入党乎？

何况，张学良申请入党算什么？“西安事变”前，阎锡山不仅亲任共产组织负责人，还给共党组织发枪呢！——1936年9月，阎锡山把手下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大搞“牺牲救国同盟会”，不仅亲任会长（1936年10月后，阎锡山主动邀请薄一波主持工作），甚至还安排给这样一个共党组织发一万枝枪！

不错，“西北大联合”并非凭空捏造，可那明明是ＴＧ的主张啊，怎么变成了张学良的主动提出的构想了？ＴＧ能跟蒋介石这样不共戴天的对手都能提出“统一战线”，为什么就不能向张学良提出“西北大联合”呢？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对于某些网友的质疑，我还想问一问：老蒋在“西安事变”前安排专人和TG谈判又算怎么回事？

据当时在曾养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CC派重要人物）单线联系下具体负责联络TG的谌小岑回忆：

一星期后，我接到他（曾养甫）一个电报，要我去南京。见面之下，他正要出门，简短地以“打通共产党关系”相嘱。他知道我在五四运动中，加入过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同周有过一些关系。他也知道我常同一些左派朋友来往。“打通共产党关系”，我听了这句话之后，在他家里呆了半个钟头。……曾养甫郑重地嘱咐我，蒋介石对这项谈判是绝对秘密的。有一次，他向蒋报告谈判经过，正谈话间，陈布雷进来了，蒋立刻顾左右而言他。蒋并问过他负责联系谈判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否可靠，要特别谨慎云云。……。（《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84-90页）

而蒋介石呢，在其代表作《苏俄在中国》中专门提及了此事：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报告，对於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节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后，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一、遵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后他们终於接受这四项原则。一切条件大抵都达到协议，只待我回京作最后之核示。（秦孝仪:《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专著》69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民国73年出版）

按照某些网友的逻辑，凡是在“剿共”时期和TG眉来眼去，暗中勾搭的都是党国罪人！那么此事中的蒋委员长、CC派头子陈立夫又算什么呢？难道是在自掘坟墓？

不错，张学良不仅和TG联系密切，甚至曾经和苏联方面也有过接触。对此，蒋介石也是心知肚明。1936年9月18日，南京中央检查新闻处处长贺衷寒致蒋介石密电，其中提到：“莫德惠十三日由俄抵西安，业与张学良会晤，任务不明。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与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而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也曾致电国民政府秘书长翁文灏：“张学良有代表驻莫斯科。”（鱼汲胜：“共产国际、苏联及各国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大事记”，陕西省档案馆：《理论导刊》1986年11期）

但是说张学良去构思这盘大棋，我只想问一句：张学良凭什么相信ＴＧ的承诺——苏联会给东北军飞机大炮？

ＴＧ在中央军、东北军围剿之下苦苦支撑 ，过冬的棉衣还是张学良从上海调运过去慷慨解囊相赠的。在这种情形之下， 苏联都没向TG提供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苏联凭什么就要送给东北军飞机大炮呢？

当年张学良在欧洲时想拜访苏联，却因“中东路事件”之仇被拒之门外，难道他会那么相信ＴＧ的传话？张学良是公子哥，可他智商不至于低到水平面之下吧？

按这位网友说法，张学良为达个人目的，与TG沆瀣一气，妄图绑架国家领袖。但是，据《蒋总统秘录》记载，张学良对蒋的态度却是这样的：

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的确实日期不详，但据在当时为张学良幕僚之一的苗剑秋（现住台北）曾经告诉美国记者史诺说﹕“六月或是七月”；另在其自着文章中又曾提到﹕“在八月十日前后”。据苗剑秋所云——周恩来主张﹕“倒蒋抗日”；于是，张学良便答以﹕“那么，就请送我回去或是杀了我，”周反问﹕“为什么？”张说﹕“日寇不会等待我们是“倒蒋”呢还是“剿匪”的。单凭我的部队，抵抗不了日本。在中国抗日的日子到来之前，我除了站在势力强大的中央军一起和你们战争下去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他说到这里，为民族的悲运哀伤而哭了起来，据说周恩来也感动得流泪。于是，张乃提议“拥蒋抗日”，周对之答称﹕“没有这样的心情”；于是张又紧接一句﹕“那么就联蒋抗日，如何？”周答﹕“好！”（《蒋总统秘录》148页）

有这样构思“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吗？

我们再来看看《西安事变反省录》：

事变之后，……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二、三日后，周偕二人同来，一为博古（秦邦宪），另一人则记忆不清矣。周到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闻西安之变，深为惊讶。

“西安事变”后TG的反映竟然是“深为惊讶”！既然有如此大的野心，如此举动竟然事先不和ＴＧ通气？（补充说明一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记载，张、周赴西安会面时间为12月17日傍晚）。

而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际，是如何执行其“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呢？《蒋总统秘录》转载了陈布雷代蒋先生代写的《西安半月记》，作为当事人，有着这样的记载：

“张（学良）遂自述其此次行动之动机，非叛变而为革命。
“余（蒋总统）厉声斥止之曰﹕“然则尔尚诿称今日之叛变为不知乎？”
“张言﹕“即是敌人，亦有谈判余地。”
“余愤极，诘之曰﹕“敌人尚有话可说乎？尔以余为何如人？余岂能屈于叛逆？.........”
“张气稍馁，谓﹕“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
“余闻其“交人民公断”一语，乃怒诘之曰﹕“尔妄想国内民众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尔自谓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
“张闻言，顿时变色曰﹕“尔尚如此倔强乎？”
“余反诘之曰﹕“何谓倔强？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尔小子何知，乃视余今日之正气为倔强乎；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
“彼闻言，低头不语，移时，问﹕“真无考虑余地乎？”
“余挥之曰﹕“去休！”

有这样执行“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吗？

而所谓“三位一体”军事同盟，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也有清楚说明：

“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也。讨论当时情况，决议，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所求得遂，拥护蒋公回京。同时调动共党军队，集中耀县、三原以备万一。事变当时，所谓八项要求，并非宣传空语，所求只希望政府应允，所计划者，仍为蒋公领导。”

而“三位一体”所争取的“八项要求”又是什么呢，《蒋总统秘录》是这样记载的：

蒋委员长被劫持的第一个报告到达南京，是在十二日下午，到了傍晚，张学良的电报继之到达。电文略谓﹕「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不忍坐视，因对介公（蒋总统）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同时并提出八项主张如左﹕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切实遵守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八项主张哪一条不是出于公心？哪一条要割据自立？张学良不是搞什么“西北大联合”吗？上面哪一条与什么“西北大联合”有关系？

请注意此电的时间：“十二日傍晚”，而TG方面同日是这样回复张学良的：

（一）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二）提议立即将东北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固原、庆阳、廊、甘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三）红军担任钳制胡、曹、毛、吴、李仙洲各军。（四）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五）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张学良年谱》802页）

TG在如此关键此刻为什么不用“西北大联合”去忽悠张学良我们姑且不论。起码，从这个电文可以判断出，张学良公布电文时根本不可能获悉所谓“苏联拒绝提供飞机大炮”的。那么，张学良此刻为什么不提“西北大联合”了呢？

张学良“西北大联合”的大棋是这样下的吗？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力驳众议，毅然陪同蒋介石赴南京。据时任西北“剿总”第四处处长的卢广绩回忆：

记得在决定送蒋回南京的前一天，张召集我们东北高级将领开会，张在会上讲了一段极为沉痛感人的话，大意是这样：“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脸，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土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地送回南京，那是不是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天下国家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在他说这番话时，感情异常激动，显示出他对这次事变的纯真性情，光明磊落。因此在他说完话以后，会场中出现一片寂静情景，鸦雀无声，使在场的人都被他的真挚动人的讲话所感动，甚至落泪。通过张副司令这番讲话，说服大家对送蒋回南京，都无异议，而对于保证条件，也就无更多的争执。(《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10页)

最终，张学良以身陷囹圄 数十年 的代价，终于换来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难道，这就是张学良的“西北大联合”计划？！

最后，我们来对比一下“福建事变”，看看所谓“西北大联合”这样的棋该是怎么样下的：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等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福建事变爆发。21日，李济深等通电脱离国民党。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宣布革命政府的中心任务是外求民族解放，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内求打倒军阀，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人民民主自由，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

我们可以将《

》与张学良的电报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