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从哪个年代（历史事件）开始落后于西方？ 第1页

华夏地区的衰落基本上是从宋朝开始的，但欧洲的崛起基本上在11-12世纪开启。

衰落的根源在于战略能力，博弈能力的退化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力的衰颓以及制度化建设的滞后。

战国汉唐

我国在战国和汉唐时期的战略能力和组织力很强，同时也是我国科技文化飞速进步的时期，组织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在同时期的世界几乎无敌手。而唐朝的文化和科技创新成果恰恰是战国秦汉南北朝以来组织力精华的集中释放。

五代的恶劣风气

五代到北宋，流行的是”千年田八百主“，流行的是”为子孙计“，流行的是”谋田宅“。这是直接把个人谋取私利放在嘴边的时代，这是彻底解构国家的组织能力和社会的基层体系的时代，这是一个纯粹的自私时代。

五代的那些军阀们和汉末的曹操孙坚刘备，是两个物种，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

五代的时候根本没有三国的那种”正气“，那种要重新建构社会，重新建立组织，重新匡扶意识形态的意识。一个个都想着赚钱发财，贪生怕死。反抗不公和重建社会的意识长期被埋没。

而宋朝对此并未做出真正的改变，而是被这种趋势裹挟，随波逐流，最终造成了社会的极度分裂化和碎片化。

宋朝开启的退步

从宋朝开始，组织力的溃散变得更加严重了，一百年都收拾不了西夏，绝对是组织力严重弱化退化的体现。而北宋末年的两次太原之战，十几万宋军奈何不了两万金军，乃至上演”十七个金军骑兵吓退一千宋兵“的罕见场景，这绝对是组织力大幅落后的体现。

摆脱了挫宋朝廷的枷锁以后，岳飞才有能力重建强组织力的岳家军，但又被南宋朝廷亲手掐死了，这怎么也提不上”强大的组织力“，宋朝的孱弱组织力是衰败的根源。宋朝的科技创新在1050年以后就已经大大减少，与之对应的恰恰是仁宗以来与士大夫共天下造成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的严重削弱。

碎片化的宋朝社会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变迁引发的农民阶层分化，导致宋代乡村从一元化、均质化向多元化、异质化发展，使得乡村社会利益矛盾不断出现，王安石认为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兼并积蓄富厚，皆蚕食细民所得”。

然而，面对这种冲突，当时的乡村社会管理体制表现得较为迟钝，对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缺乏及时的回应性，这种陈旧的社会管理体制，远远滞后于社会阶层的重大变化，从而形成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并且日益严重。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社会上的多余资源几乎全部来自于土地所产生的农业剩余，国家不可能开辟新的资源聚集的渠道，只能依靠农业剩余来保障政府的运转，这就决定了国家的资源来源只有从农村中汲取。土地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基于此，历史上封建王朝都一直采取抑制土地兼并和对农民直接授田两手措施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体现国家威权在乡村社会的存在。到了宋初，虽然统治者也曾提出过限制占田的政策，但由于推行不力，效果不好，很快就不了了之。

宋代大规模的土地的流转，改变了乡村中农民各阶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使得富民阶层与国家之间由于利益的趋同性而导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而兼业阶层和无地阶层逐渐被边缘化，从而对宋代政府的认同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都对宋代乡村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宋代的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一个运转有序、功能完备的整体，而是成为一个碎片化的联合体。

因此，至少从宋朝来说，组织力和生产力水平的进步落后是同步的，并不是说”因为组织力过强所以不重视生产力“，恰恰相反，是因为组织力太过孱弱导致生产力无法得到有效的培养和发育。

宋朝的畸变与近代英国衰落的相似之处

如同 @范二真人 的回答所说的：

唐宋变革以来国内庄园制被租佃制取代，大地产衰落，土地集约化程度降低，难以大规模发展畜牧业；农业技术的发展促使人口增加需要更多耕地，难以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畜牧业的衰落导致整个社会的畜力缺乏，进而导致国家在对外作战时后勤转运能力孱弱，而国内的交通运输都大打折扣，使国家对下层控制力以及整体动员能力都大为衰减。宋朝对西夏作战要搞筑垒浅攻而无法直接大军远征犁庭扫穴，正是汉地畜牧业衰落导致后勤转运能力、国家动员能力和军事机动能力衰减的结果。 作者：范二真人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197647/answer/1337647622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与之相似的是，19世纪后期的英国，同样面临着社会碎片化的问题，由此导致了英国逐渐落后于美德等国。

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长期的军事竞争机制被削弱，个人、团体、组织和政府在长期强烈威胁感知下形成的合作机制以及凝聚力也随之分散，取而代之的是经济上的自由化、政治干预最小化，最终导致政府资本动员和政治动员效应的不足。这种动员的不足尤其表现在维多利亚时代，不管英国经济地位是多么出，它比英国以往各个时代都更少地为冲突进行动员。另一方面，正如格申克龙所说，工业化的资本大多来源于小企业主和家庭，无法实现有效的广泛组织，这使得19世纪70年代爆发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无法组织起广泛的资本，继而导致英国国力开始下滑。

从宋朝开始的社会结构倒退

如同答主 @沧溟宗 所说，宋朝之后的华夏，表面去贵族化的同时，士人借助科举崛起，农民沦为佃户乃至奴隶制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就倒回去西周至春秋时代的国野之别，国人经常出城去，监督野人为他们种地，但国人至少还承担国家的军事义务。

士人有佃户给他们种地，却大多为了利益集团站队，去结党营私和争权夺利，却又不承担军事义务。而战国时代打破国野之别，全民都是国家的国人，各国都在改革提高国民的组织能力和军事能力，能动员出数十万的战士，而国民军事能力提升，又加强遭遇利益侵害时的自卫能力。这就是战国至西汉的组织能力看上去远大于宋明的原因。

宋元王朝的全面崩溃，和罗马帝国晚期的全面崩溃非常类似，都是绝大部分社会中下层都被地产关系束缚在了他们的土地上，乡间自由农很少。后来女真蒙古入侵时，都没有再发生举族结坞堡自保的情况，有些汉军世侯，但那和南北朝的豪强也已经相去甚远了。

农村的地权碎裂化萌芽于晚唐和五代，成型于宋朝。

正是这一过程，使得我国的乡村和农村的自组织力迅速下降，所有资源全部被抽到了中心，这样地方的权贵和精英喜欢聚到中心，乡间就没有人组织了，所以这就导致农村的组织力迅速弱化。

与宋元同时期的欧洲变化

从中世纪中期（也就是大概13-14世纪）开始，欧洲就很重视机械和工具的使用。当时欧洲就已经有很多专门的工匠，开始发明各种器具，并且做各种技术改进，节省了大量的人力。

在哥白尼的时代以前，甚至更早。欧洲就开始了广泛的修建天文台的活动，造的天文台质量越来越高，也提供了大量的观测数据，这才为后来的欧洲天文学革命，甚至科学革命，真正做好了铺垫。

而且有记载显示，其实在那个时期，西北欧的人力成本就比同期的宋元明要高了。

这背后，恰恰是农奴市民对于封建领主和地主的反抗与斗争，就是不愿意陷入这种“低水平苦力劳动”之中，就是不愿意吃不必要的苦。所以西北欧才能在13-14世纪完成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历史性转变。自由民也越来越多，农民和市民越来越有博弈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人的独立和自由意志，才有施展的空间。后面的文艺复兴才可能普及开来。

事实上，英国在18世纪登顶之前，国内至少经历过两轮大的变化，分别是12-15世纪的转型，以及16-17世纪的原工业化和近代国家体系的建构。

欧洲的中世纪转型与扩大内需的过程

我们以率先进入所谓“近代化”的英国为例。

英国恰恰是改善了生活质量，向外开拓，才培育出消费市场，最终导出工业革命的。没有普遍充足的内需，就根本不可能有工业革命。

而这又离不开英国在16-17世纪开展的“原工业化”，也就是从荷兰和法国德国挖一批工厂和工程师过来，这个过程类似我国和前苏联的工业化过程。

而“原工业化”，也是一个扩大内需和提高生活水平的过程。

在“原工业化”之前，英国还有中世纪的几百年转型升级的过程。这几百年让英国国内有了比较成型的市场。

英国的中世纪转型

中世纪转型的过程也很复杂，简单来说就是乡村的富农逐渐崛起，但这个富农和宋明的地主有本质区别，因为中世纪英国的体制相对强势完善，所以英国的国王经常让富农和小领主出兵出力出物资。这个过程里面，英国有很多人逐渐接触到了国际市场，逐渐懂得了怎么和意大利人德国人尼德兰人打交道，也知道该怎么掌握商路，赚取高额利润。经过这样的过程，英国的国内市场和基本的经济政治体制在13-15世纪逐渐搭起来了。这几百年的博弈经验，对于英国后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和弥足珍贵的。包括英法百年战争，虽然法国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但英国在这个过程中，同样得到了历练，在不断的军事和贸易对抗中，一次次升级自己的发展模式。

同时，由于爱德华一世采取了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措施，保证和维护了英格兰货币流通的良好声誉，进而促进了英格兰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并为其军事征服和司法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

西北欧在11-15世纪这几百年之间发生的社会的巨大变化才是后来欧洲崛起的根本。这一点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来了，包括麦克法兰和侯建新等名家都支持这一观点。

这期间当然有生产力的进步，但这是农民，市民，领主，国王，行会等势力相互博弈的结果和产物。

同时，对于英国来说，中世纪的社会转型同样离不开外向型的海军建设。

中世纪的英国海军的建设及其对国内的影响

至少在金雀花王朝建立之后（13-14世纪），英国就逐渐形成了海军-商人-海盗一体的群体和传统。

当然，这离不开对抗维京人反复入侵的经历。

每次金雀花王朝的国王打仗，就召集很多平民的渔船出海作战，当然国王自己也建一些大船，此时英国的主要作战敌人是法国和北欧的国家。

一开始，英国的君主们手里的钱少，于是就征调平民的渔船出海作战，这对平民来说其实是一个负担。但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平民也学精了，知道出海作战的时候也顺便打个草谷，从敌人那捞点油水。

而征调各种小渔船的行动，非常耐人寻味。因为小渔船的主人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生产资料，那就是一条船，尽管小，也是自己的空间，也是一个根据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后来英国资本主义形成的根源之一。（当然，此系笔者个人观点，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指出）。

而被雇佣的人，包括工人，包括欧陆其他国家的“大陆军”，包括江南的纺织工人，实际上都没有生产资料，就算工资再高，也并没有自己可以倚仗的根据地，这是十分致命的。

这个过程发生在百年战争之前，实际上百年战争就是这个模式的成熟期，后来英国又把这种军-商-匪复合的模式用在了大西洋和印度洋航道上。

在这几百年里，英国经历了反复的磨炼，逐渐形成了成熟的“军-商-匪”一体的海军模式，之后又把这种模式用到对付西班牙和葡萄牙上面。

甚至可以说，英国在海军上面，玩的比西班牙还早，只是早年一直被困在北海附近（因为北欧和法国的海军在当时更猛，英国在反复和他们周旋）。而西葡两国占了一定的时代窗口期，使得其更早地向大西洋方向开拓。

欧洲与英国的社会博弈的重要性

12-13世纪两百年间，恰恰是农民和市民有组织的斗争和博弈，才使得西欧由实物地租转向货币地租，才使得个人意识得以萌芽，公民权利得到有效的扩大，代议制民主初步形成，欧洲的国际博弈经验越来越多。

如果没有这两百年的斗争和博弈，那西北欧根本不可能开启现代社会。

英国在12世纪中期金雀花王朝建立以后，就逐渐走上了政治上的正轨，国家能力开始逐渐伸展，同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重塑，国王带头进行扩张，带动地方的群体参与进来，当然很多时候由于国王比较蠢，所以英国也干过很多亏本的事，但基本上到了14世纪，英国在国际博弈和战争方面，就有了充足的经验积累，知道该怎么应对欧洲的局面。英国也在发展自己的毛纺织业的过程中，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和发展商贸的经验。

欧洲与日本的贵族变化

咱们再看一下12-13世纪欧洲贵族的变化。

“因为地租的增涨不是按照生活费用增涨的比例的，贵族越来越变为贫困化了。他们被迫抵押出他们的庄园；当他们未能付出利息的时候，抵押品的赎回权被取消而他们就丧失了土地。十二世纪的欧洲在不太尖锐的程度上已感受到世界从1918 年以来所感受到的；就是，那些依靠固定收入过活的人们的痛苦。商人、手艺工人或自由农民的进款，是有伸缩性的；如果他们克勤克俭，他们的进款会增加而不会减少。但那些依靠从长期租赁所得的固定地租而生活的地主，则不然。当生活费用上升的时候，他们一年比一年更加穷苦。”

咱们再看14-15世纪英国发生的变化。

14-15世纪英国的变化，自耕农和大地主的演变

15世纪的萧条和经济变化对不同阶层的影响方式也不同。受雇的劳工和农民还能够挺住，因为工资仍然很高而物价不变。而在约克郡西区、东盎格里亚、西部地区土地较少的农民会通过纺织来增加收入，而更有进取心的农民会通过租得领主的土地来增加收入。这些年，耕种自己土地并且饲养羊、母鸡、猪、牛和蜜蜂的这些公簿持有农比种植谷物的大土地主更成功。这一时期也见证了自耕农阶层的兴起。“自耕农”最初是指那些自由持有农，但是现在它可以指所有富裕起来的农民，不管他们持有土地的形式是自由持有，还是公簿持有，或者是租约持有。

这一时期，大地主遭受了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一些最大的家族通过联姻积聚更多的土地以生存下去，但仍有不少曾经繁盛的贵族家族衰落了下去。有一些家族通过将女儿嫁于富商或者从事能创造财富的贸易的人而免于破产。然而并非所有商人都富了起来。15世纪英国许多城镇的人口和财富都出现了下降。另一些地方繁荣起来，如布里斯托尔与爱尔兰和西班牙进行贸易，并拥有西部地区布料工业的腹地；南安普敦则是意大利远洋商船的停靠港口，这些商船运来了丝绸、缎子、毛大衣、香料、糖和宝石以换取羊毛、布、兽皮和金属。但是最繁荣的城市是伦敦，当地的商人控制了农村的织布业并且控制了商人冒险者公司。1334年，伦敦应纳税非教会财产只占英国的百分之二，到1515年已达到百分之九，但不是所有伦敦人都富起来了。织工师傅成了被雇佣者，行会成员也因垄断商人团体包括布料商(从事纺织品贸易的那些人)、杂货商的出现而失去了许多权力。成功的商人是那些繁荣起来、并且用不断增长的财富来建造教区教堂和栋木梁住宅的人。

注意，这与我们印象中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也是从12-13世纪开始），“地主愈富，农民愈贫”的现象是截然相反的。

中世纪欧洲贵族的衰落，和日本的武士贫困化是一回事，两者都属于只擅长军事斗争而对日常生活和经济层面知之甚少。而商人，自由农民和手工业者，因为在长期的博弈中，逐渐积累了经验，因此在较为完善的机制中，得以越来越富裕。如此一来，日本的内需市场，就渐渐成熟起来。

英国乡绅与宋明地主的本质差异

相比于宋代之后的乡绅，英国形成了能征善战，纵横捭阖，积极扩张的新生力量，并配合以荷兰的国债股票运作经验，锻造出了讲求实用，执行高效，进步飞快的国家体制。因此可以充分利用乡村的劳动力。而且乡村的劳动力，也知道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和利益集团进行反复的博弈和争夺，英国在这种反复的磨合中，不断改革，不断前进。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16-17世纪的英国精英阶层，经历了中世纪几百年血与火的磨炼，本身已经成为了拥有极强的战略能力和外交能力，凶狠残暴的军事能力，敏锐的经商和把控市场的能力的一个群体，其和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土地主，有着本质的能力差别。

因此，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土地兼并，往往导致产生大量的流民，而且精英阶级本身就缺乏组织性，对此不管不顾，就算管，也只是局部的，零散的管，很难做到全国范围内的有力的资源调配和组织，也根本看不到向海外，尤其是向东南亚地区开拓的潜力和可能，因此自然就控制不住局面。

由此形成的英国工业化和扩张的潜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在圈地运动中的精英阶层，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国际博弈和市场竞争中刀锋舔血活下来的，且和国王普遍具有密切的关系，以及相对独立的法人地位，这样的话，他们自然知道，遇到大量的流民，该如何利用外部资源处理，该向哪里去开拓，哪里有拓展空间的可能，哪里有解决问题的机会。虽然不少农民失去了土地，但精英阶层同样可以将这些农民组织成士兵，组织成殖民团体，组织成工匠群体。

只要有一定的目标和较强的组织性，那么这些原来的农民，也可以把握住一些机会，创造出相当的财富，并且在更大的国际竞争中（不仅包括经济竞争，还包括军事战争，抢地盘的战争，贸易上的劫掠行为）战胜对手，赢得更加充足的资源。

而英国的战争经验，国际博弈经验，经济建设经验和商贸经验，才使得英国在16世纪大航海的过程中脱颖而出，一骑绝尘。

而这些变化远远早于工业革命，甚至这才是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发源在西北欧的根源。

另外，西欧历史上的革命和起义并不少。而且西欧不仅有战争和剧烈的革命，包括宗教革命，还有平常散布于各地各村落各农庄法庭的”小型斗地主“运动，相当于把土地革命分散到了平常的生活和打官司里面。这一点在侯建新的《资本主义起源新论》里有详细的论述。

这之后才是原工业化。

与之相比，绝大多数国家，缺的东西还不仅仅是“原工业化”，而是这几百年的中世纪转型都没有，所以过渡到“工业时代”，其实很艰难，本身就处于断档的风险中。

低水平重复和内卷化的畸形社会

相比欧洲来说，宋朝以后的中国，才是真真切切地走进了内卷化的泥潭。完全是低水平的重复，配合上政治思想上的PUA。导致将近一千年，社会经济几乎停滞，甚至倒退了。而欧洲则一直在琢磨机械，技术，节省人力。

宋末元初杰出的史学家马端临，有一段话说的切中要害：“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益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以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以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伙，……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官既无借于民之材，而徒欲多为之法以征其身，户调口赋，日增月益，上之人厌弃贱薄不倚民为重，而民益穷苦憔悴积以身为累矣。”

这段话说的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如果缺乏外向开拓型的战略视野，只能看到眼前一亩三分地的东西，眼界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那必然会导致思维的单一化，最终必然内卷。

宋明与同时期欧洲的区别

宋明之后，始终缺乏一个社会各界摆在台面上进行博弈的场合，因此大户们干脆利用自己的特权转嫁税收负担，结果逼得自耕农只能避在大户的名下，这样自耕农事实上没有合法的地位，只是看起来可以少交点税，但人身的自主性其实大大降低了。而这种方法的解决，必须要有公开的反复博弈才可以，要不然必然会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宋朝以来，朝廷基本丧失了对基层的管理和把控，这样就只能通过收税（包括商税）来调度资源，但由于宋朝的执行能力和组织能力本身就很弱，所以宋朝就算能收上来一大笔钱，也没法把钱真正用对地方。比如说投入到军事的支出很多，但宋朝的军事水平嘛。。。

明朝改善了宋朝的问题，不过明朝对基层的把控依然不算太有力，尤其是朱棣以后，这样也有前面朝代类似的问题，就是一旦发展出流转型的经济，朝廷就很难进行调度和动员。

实际上英国后来的经济体系同样具有高流动性，但英国也配合着搞出来了一种代议制的体系（其实早期非常粗陋），这样也方便更多人参与到税收的讨论和征调里面。

其实英王，领主和平民在议会里斗争最激烈的点恰恰在于收多少税，收税的目的是干什么。这种反复的博弈中，英国逐渐走出了一条新的模式（在高流转性的经济体系里面如何进行调度）。

为宋朝找理由是徒劳的

“五代太动荡了，所以宋朝选择保守一点是对的”吗？

如果要说动荡，那么同时期的欧洲比中原要动荡的多，也碎片化的多，也乱的多，造反也更多，但只要有不断整合和不断开拓的动力，那么碎片化反而可以成为新的潜在资源，进而博弈出一条新的道路。

宋朝放弃西北是合理的吗？

西北的战略意义从来没有下降，是宋明执行力比较差以至于未能开拓西北而已。实际上宋太宗就派人到西北探测过情况，但后面的人也没有接上，说明至少宋初的君臣还是很看重西北的。

更不用说西北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交融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博弈场合，放弃了西北，本身就失去了和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打交道的机会，这样损失更大。

宋朝注重修身，所以不重视事功是合理的吗？

想做好人，可不是光修身就能做到的，人都是在动态环境中成长的，在战争里面逐渐历练出来的，在外交场上逐渐磨砺出来的，不可能光“修身”就能修出来的。

这些道理，战国汉唐的人都明白，宋朝选择自我收缩的“修身”实际上是一种逃避问题的借口，并不是“本该”这样。

宋朝的措施让社会更“稳定”了，所以是对的吗？

社会结构“稳定”，是一种表面现象，根源是统治者对基层群众采取了更为隐蔽的压榨方法，使得宋朝长期处于社会较为碎片化的松散无力的状态，这样自然会把很多矛盾消弭，但这本身就是很有害的。

同时期的西欧，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碎片化的状态，但欧洲的国王们还是比较愿意把各种力量整合起来，共同去开疆扩土，或者设置基层的巡回法庭加强对基层的监控，基层的人看到这个机会也利用法庭上的博弈为自己争取权益，这样整个社会的活力实际上就起来了。

堆人不代表组织力强

而后来的”遇到问题就堆人来解决“则更不是组织力强的体现，相反是根本没有有效组织，遇到问题不会处理，只会堆人，这根本就不是”组织力过强“，而是”组织力过弱“。乃至到了明清以后，越发退缩内卷。明初的组织力很强，后来组织力严重退化，从东非到马六甲到河套再到辽东，一再退却，可见，组织力和生产力的进步落后是高度同频的。

明朝。主要表现在军事领域，但全面落后是欧洲大陆工业革命后的事情。

纠结这个问题很无聊，真的

任何势力都是此消彼长的，谁都有落后挨打的时候，这时候就别拿中国去挑战全球了，累不累呀。

比如西欧当年我就不提了，自己家门口那点玩意都没摆平呢。如西班牙妄想征服中国，却连自己家门口的宿敌，法国人都没摆平，明明是吃了第一口殖民扩张的红利，结果最后混成二流国家了，19世纪的时候还差点亡国。英格兰当年日不落，结果现在跟着以前看不起的穷亲戚混饭吃呢。

人类之光米粒坚，当年不也是差点被英国扼杀在摇篮了？就更别提白宫都被烧了破事，更骚的是，当年入侵墨西哥，结果侵略战争打成卫国战争................。一战之前，谁会正眼看它吗？

波兰当年平独露镇，结果近代两次亡国不说，现在国际上连个存在感都很薄弱。

阿拉伯嘛，倒是没啥拿得出手，顶多是当年占了西班牙，并统治了400年，差点灭了法兰克王国，还把败仗庭帝国堵在君士坦丁堡瑟瑟发抖。

土耳其呢，也垃圾，被帖木儿这个老瘸子打的大空位，之后的事嘛，无非也就是拳打欧洲联军，脚踢败仗庭，并把后者一脚踢死了............，还把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殖民了几百年而已。

蒙古嘛，算了吧，不值一提，仅仅才征服东欧，西亚，中亚加一块区区200年而已，并且子孙后代还在东欧和中亚等地花式搞事，把这些地方搅了个天翻地覆，一直到18世纪才算消停。

中国，那就更不值一提了，也就才2000年前帝国化了而已，建立了一套制度体系罢了。至于2000多年以前就有人来拜码头认大哥的行为，别提了，太LOW。周围地区很长时间还在用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根本就不值一提。然后近代还被拳打脚踢割地赔款，至于后来嘛，虽然穷的掉底重新统一，然后1950年在半岛上把17个堂口挨个biu。反正都是往事，不值一提。

好好过好自己的日子得了，扯那没用的干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