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明末辽东经略熊廷弼？ 第1页

一个历史形象、名望和实际能力严重不相符的人物。

明清战争中，明朝纸上谈兵的集大成者。

一、

在晚明时代，卫所军户制度早已荒废，明军征兵动员体系全面转为招募制。军备建设和作战指导体系，也主要以戚继光《练兵实纪》作为指导思想。

戚氏练兵的特点就是成本高，他推崇人少而精，装备大量战车与火器军械，步骑混编混练的新式边镇军，与和明朝初年的军户兵相比，从里到外完全不一样。

万历三大征和萨尔浒之战共同特点之一，同样是兵少。

壬辰战争的第二阶段，入朝明军数量达到最高峰，也就刚过十万人，第一阶段战事结束，明朝财政就吃紧了，随即发生蓟镇南兵兵变这种闹饷事件。

万历二十四年南征播州杨氏，号称24万，其中官军也不过7万多人，余下16万人都是当地川贵土兵。

到了萨尔浒之战，四路进剿明军“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加上在广宁、海州等地防备蒙古、确保粮道的兵力，也就11万人。

二、

万历四十七年8月，熊廷弼接任经略（5月即得到任命，8月初才抵达辽阳，与杨镐完成权利交接），他在当年11月初拟了《敬陈战守大略疏》，提出了一个用兵18万，“四路堵截，先守后攻”的放大加强版萨尔浒之战。

虽然叫四路堵截，其实是五路加三点——

五路：东叆阳；南清河；西抚顺；北三岔儿堡”，“其在镇江，当设兵二万人，……半札义州，半札镇江，夹鸭绿而守。”
三点：辽城空虚，应再设兵二万，平时驻札辽阳，以壮中坚，有事策应四路，以作外援。又于海州、三岔河设兵一万，联络东西，以备后劲。金、复设兵一万，防护海运，以杜南侵。……
“今议用兵十八万，马九万匹。”

熊在11月初递上去奏疏。12月初，熊廷弼和兵部、户部就闹僵了，双方打了四个月的打口水仗。

原因很简单，兵部、户部明确表示：我供不起。

三、

在兵部和熊廷弼这场持续数月的口水仗中，有一个双方都很关心、冲突也最激烈的争议话题——辽人守辽土。

在明清战争的绝大多时间，明朝一方的绝大多数决策者，都是“辽人守辽”路线的拥护支持者。

熊廷弼是极少数另类，他是“辽人守辽土”的坚决反对者。

万历三十六年，熊第一次来辽东做巡按，就特别看不惯辽东的社会氛围和辽人的言行风貌。辽东土著当中的胡乣人口比例过高，辽东社会胡俗多，辽人身上胡气重，辽东本地将领要么是鞑官血统或投附夷丁出身，要么和边外蒙古女真部落首领联姻结亲，来往过于频密。熊认定这些现象和行为，对辽东地方安全构成隐患。

在那些从未接触过蒙古人和女真人，首次出山海关到辽东上任的明朝官员当中，普遍存在相似的文化偏见。官员经历过宦海历练，大部分人颇具城府，就算看不顺眼，也知道加以掩饰。熊廷弼是一个另类，他口快敢言，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熊廷弼弹劾李成梁，借反腐治贪的机会打击辽东李氏将门，在这个过程中，这种偏见已表露的很明显。

相隔十一年，在款虏还是拒虏这个问题上，熊的态度发生巨变；在排斥辽人这个问题上，熊的态度完全没有变化，还更为偏执。

他当巡按时，就对开原三万卫下女真和蒙古族军户过于集中，胡乣达官比例过高的现象，表示过担忧：

“开原半是达官苗裔，而包藏祸心之强虏，且为之招，有其事而始寒心，晚矣——《按辽疏稿·请免商税疏》”。

辽民和后金关系如何，并非之看族属出身，而是看利害关系。辽东的女真族鞑官和军户，在明清战争中选择不同的道路。辽阳黑氏和佟氏家族，哈达王氏，开原三万卫等，效忠明朝；抚顺佟氏、广宁石氏和王氏家族，辽阳东宁卫等投靠后金。

实际上，开原三万卫的明初女真族出身的明军，和建州女真有严重的利益冲突，始终是压制努尔哈赤的中坚力量（万历初年开始，开原——哈达叶赫马市利益集团，就与抚顺——建州马市集团长期存在利益冲突）

熊廷弼不会了解到这些详情，他就是凭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固执偏见。

四、

今日辽人已倾心向奴矣，彼虽杀其身及其父母，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彼遣为奸细，则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皇上以为民心如此，能战乎？能守乎？
一切军法，臣能行于各将，而各将不能行于欲逃之军，责令喂马，不听；责令收拾器械，不听。心心念念，只想一走，而各将其奈军何？
凡一切应行事宜，臣能行于道府，而道府不能行于欲逃之民。谕以守城，不听；谕以挑壕，不听；谕以采草斫木等事，一一不听。心心念念，只想一走，而道府其奈民何？——《辽左大势久去疏》万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这是万历47年八月下旬，熊廷弼向朝廷呈送的奏疏，他声称“辽人”是汉奸，打算给努尔哈赤当内应。

此时，他刚抵达辽阳住二十几天，还没有去巡查其他地方，他所看到的景象仅限于辽阳城，但张口就是“辽人”如何如何。全辽地方大了，沈阳抚顺宽甸金州镇江，在这些地方生活的土著居民也是辽人，都和辽阳城的情况一模一样吗？

五、

熊廷弼不仅对辽民看不顺眼，对辽将辽兵更是相似的态度。他认定辽将普遍贪腐成性，辽兵缺乏训练，辽籍官兵还与努尔哈赤关系深厚，会给后金当奸细。

熊出任经略的一年零两个月，也是整个明清战争期间，辽东军民受到歧视、排斥的时期。

譬如守沈阳的贺世贤，是陕北榆林人，出身延绥边镇系统，他是借着惩治贪腐、打击辽东“李家将”的机会，于万历三十九年调到辽东的客将，也是在辽东做官履历最长久的客将。

至于守奉集堡的柴国柱、守虎皮驿的尤世功与周世禄，以及守辽阳和其他地点的将领，都是在明清战争爆发后，于万历四十六年夏秋才陆续出关，抵达辽东不满两年的北方边镇军和南方浙兵、川土兵。

这些客将客军皆被委以重用，辽东土著官兵却被边缘化对待，随之就出现两个难题。

首先是客军的新兵多，又普遍念家，逃兵现象严重。万历48年正月，熊又给朝廷发去一道《新兵全伍脱逃疏》，里面强调的就是这事。

熊此时已经区别辽民的地域出身。他一方面防范辽北和辽西等地普遍有鞑官胡人血统的辽民，一方面又从辽南招募汉人军户居多的南卫兵（南卫是指位于辽东半岛的金、复、盖、海等卫所的军户）。他把南卫兵调拨到宽甸、叆阳和镇江等地，即可以防守朝鲜贡道，还能落实“四路堵截”当中的叆阳和镇江两路。

但是辽东镇上百年的军事传统，都是一贯喜欢吸收“夷丁”，鞑官和夷丁是确保辽军战斗力的中坚力量。辽南虽然汉人军户多，早已经沦为承担屯田和修边墙任务的壮丁，战斗力是最差的。熊招募南卫兵，又不能保证有充足时间进行训练，新兵素质差，纷纷逃亡。

熊很武断地得出一个结论：辽兵要么有当汉奸的嫌疑，不能用；要么素质差战力低，不堪用，以后尽量用外地调来的客军。

六、

在萨尔浒之战中，数万明军成建制被消灭，损失了过多有经验的宿将和骨干老兵。兵部已经需要通过从新招募新兵来补充兵员。偏偏又碰见一个特立独行的新任经略，他要求兵部给他提供高达18万兵力，而且放着辽东的兵源不用，执意要求从外地给他调客军。

客军入辽后，逃兵现象更严重，“沙汰”的比率也居高不下。恐惧心理和思乡情结作用在一起，导致这些刚刚从外地调来的客军新兵大批逃亡。为了赶时间和凑数，招募流程从速从简，剩下没逃走的新兵，也普遍未经过训练，身体素质不高，折腾半天送到辽东了，还得“沙汰”一批。

先跑一拨，再筛一拨，也就剩不下多少了。

小规模零散兵士的逃亡现象，军官已经管不过来，出现成建制的逃亡，军官才会上报。

“新兵逃去，各将皆不报，及全哨、全营逃，始报，而法不加众矣——《新兵全伍脱逃疏》。”

对客军新兵逃亡问题，熊廷弼也提出解决办法：偷生怕死、畏敌恐惧，这是人之天性，哪怕军饷给足也未必管用，毕竟命比钱更重要，不能单纯用恩德感化，必须严刑峻法，施行高压管束，在士兵当中大搞连坐。新兵逃亡，只有两条路行的通，从辽东半岛南端和鸭绿江口搭船，走海路往山东跑；从辽西走廊一带入山海关，往蓟镇跑。所以他还要求辽东半岛最南端金州、复州、盖州等卫所的官员、山东沿海登州等地和蓟镇等地官员，以及京畿天津各衢驿的官员，要加强人口盘查，搜检船只，缉拿逃兵。

其次是客辽矛盾激化，客军和辽军将领，也分化成几个小集团。

熊廷弼偏好来自西北边镇的武将。入辽客军当中，出身延绥、宁夏、甘肃和宣大等镇的武将，都能得到重视；其次是来自蓟州、真保（真定和保定）和南方川、浙的武将。

早在四十七年秋，辽东前线已经出现“经抚不和”的问题：

巡抚周永春支持款虏和信任辽人辽将，也不赞同熊18万人的用兵计划，无法和熊共事，只不过周选择退避忍让，没有让矛盾爆发。

一些对熊廷弼很不满的武将，逐渐向周永春身边靠拢，这其中有刚遭到排挤的原辽军河西总兵李光荣，还有不赞同熊的作战计划、刚调到辽东的客军将领、甘肃镇总兵李怀信。

就新兵逃亡、淘汰率过高，粮草军饷供应这些难题，熊也多次责备兵、户两部。他说话一向不知道分寸，兵户两部官员一忍再忍，实在忍不了，开始组织反击。

四十七年十二月，熊在奏疏中抱怨“兵部所调援兵，俱是纸上虚数，十无二三（《熊襄湣公集部·调纸上有兵疏》）”，指责兵部不能配合他的工作，现在他不仅手中兵不够用，而且兵员素质差，逃兵太多，还得花费时间整顿军纪、训练新兵。

兵部尚书黄嘉善随后反驳，本来就不赞同你那个四路防守的计划，张嘴就是18万，让我从哪给你弄去啊，兵部只提供12万，再多就没了。

四十八年正月，熊那的《新兵全伍脱逃疏》送到北京，再度引起兵部、户部官员的极度反感。我们又是开征辽饷，又是截运漕粮，想方设法给你募兵调兵，送到你手里，跑了这么多人，你还得花时间和精力整顿逃兵问题。放着辽东本地的军民不用，非得从外地调客军，你瞎折腾什么呀！

七、

就在正月月底，朝廷一些官员，也对熊廷弼发起针锋相对的反诘：记得去年九月初，你说的明明白白，“挨到明春二、三月间，大兵一集，何虑不能制之”，日子可快到了，请问熊经略廷弼大人，你何时报捷？

这套风凉话也把熊廷弼激怒了。熊廷弼组织反击的言辞还是老一套：我要求18万兵，现在手上才10万，兵力不够，粮饷也有缺口，才导致原计划不能按期落实，是你们兵部和户部耽误了事。

那么，熊廷弼执行要求用客军，会给兵部和户部带来多少麻烦？或者说，在明清战争初期，明朝调外地客军出关赴辽，这项工作是如何运行的？明朝官方资料对此有很多记录，笔者就简单摘抄一条万历四十八年二月、兵部尚书黄嘉善陈述调兵任务的奏疏：

兵部又奏：辽势日危，蓟镇之精锐，强半东发。臣部调西镇入卫官兵，分防蓟、密要害。兹经臣以镇江、宽甸诸堡缺兵，督责甚急；抚臣以广宁一带缺兵，屡疏恳请。惟宁夏、甘、固三镇入卫官兵，共五千四百员名，可暂调出关，月饷安家俱厚。其宁、固二镇官兵赴经略处，甘肃官兵赴抚臣处，各听分发。俟六月换班之期，各省镇接班兵到，随发出关更代，发回本镇。

北方九边各镇客军奉命入辽的程序，简而言之，就是接力补班和定期换班调防。

虽说明清战争发生在辽镇，但是九边各镇的明军，也直接面对漠南蒙古左右两翼各落和西域的东察合台汗国，自己都要保留一定兵力，兵力数量不能太少，兵员素质也不能太低，不能都派到辽东去。

蓟镇距离辽东最近，蓟镇兵大批入辽支援，如果察哈尔趁机破塞入寇、袭略京畿地区可怎么办？兵部只好拆东墙补西墙，再从其他军镇拨出兵力，充实到蓟镇协防。西北边镇入辽客军，分成至少两个批次，每班在辽东驻守四到六个月，当时间到了，再由下一班前来接替。

客军入辽，要向官兵们支付开拔、安家费和优越的月饷。宁夏甘肃这些地方，距离辽东都超过两千里地，这一来一去，中间赶路耗费的时间、消耗的精力和花费的盘缠，里里外外全都靠花钱才能撑起来。调客军的成本远远高于招募本地的辽军，刚调过去，新兵又跑了，谁遇到这事都得急。

黄嘉善还提到经臣和抚臣，表示这次奉命入辽的西北边镇客军5400人，一半拨给熊廷弼，一半拨给周永春。此时的辽东，很可能已是进一步分裂的状态：熊、周二人无法共事，他们各管一摊了。

在晚明时代，卫所军户制度早已荒废，明军征兵动员体系全面转为招募制。军备建设和作战指导体系，也主要以戚继光《练兵实纪》作为指导思想。戚氏练兵的特点就是成本高，他推崇人少而精，装备大量战车与火器军械，步骑混编混练的新式边镇军，与和明朝初年的军户兵相比，从里到外完全不一样。

万历三大征共同特点之一，同样是兵少。壬辰战争的第二阶段，入朝明军数量达到最高峰，也就刚过十万人，第一阶段战事结束，明朝财政就吃紧了，随即发生蓟镇南兵兵变这种闹饷事件。万历二十四年南征播州杨氏，号称24万，其中官军也不过7万多人，余下16万人都是当地川贵土兵。

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阵亡4.587万人，考虑到这些人大都是老兵，这种损失足以用“伤筋动骨”来形容。再加上战后几个月已经出现逃亡现象，熊廷弼在四十七年秋统计出来的驻辽官兵数额，只有5万人左右。内阁与兵部的计划，是到万历四十八年春季，通过招募新兵和调拨各镇各地现有兵力，让辽东前线的明军总兵力恢复到12～13万人。这已是明朝动员的极限。

熊廷弼要18万兵，兵部不答应，不是故意为难他，是确实供不起。在这种情况下，熊还固执地坚持不用辽兵、埋怨新兵素质差，兵部也也要反驳。

八、

熊又特别好斗，喜欢和人争执。从四十七年十二月开始，他和兵部就通过写奏疏互相指责的方式，展开一场持续数月的论战。

又言惮征调者，倡“以辽守辽”之说，以为远征不如近募，图存不必远求，贵精而不贵多。今其说屡试不验，独贵精之说尚牢固不破。辽阳、沈阳、抚顺、清河、叆阳、宽甸、镇江，皆当贼一面来路。不置兵，无以阻其阐入；不多置兵，无以当其聚攻。
而主贵精之说，势自不能分散布置，必屯聚辽城一处，然后可以应沈阳，则百二十里应抚顺、清河；则二百余里应宽甸、叆阳；则三百余里应镇江；则四百余里鞭长不及马腹，如何能济？况海州、三岔河、金、复等处，尚议添设，以护海运，以防门户，则贵精不贵多之说，做何铺摆？如此议论，不误尽国家大事不止。——《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八年正月二十四

这是在口水仗期间，熊进行论战的诸多奏疏之一。

他继续强调不用辽人辽兵，又解释自己什么一定用那么多的兵，为什么要把摊子铺的特别大。论战持续时间长，文字内容还特别丰富，话说的越多，越能反映出熊的真相想法和实际能力。

在正月末和二月初，兵部尚书黄嘉善也发动犀利的反攻。黄的奏疏虽说是给皇帝看的，其中的措辞语气，明显是对熊廷弼和陈王庭加以责备质疑，甚至有下最后通牒的味道——

兵部尚书黄嘉善覆奏：经略熊廷弼、巡按陈王庭交章，谓辽人不足恃、援兵不当缓是已。夫各边健儿，岂其借材于异域？辽于九边处一，谓其不可为兵，然乎、否乎？……海、盖、金、复，岫岩、三岔河一带，地既需守，兵卒难调，募本处之民团练，当无所逃。况就彼团练可以护粮、可以转饷、可以省费、则更调宜讲也。若曰逃去之数，皆为虚数，另调边兵以充之。——《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八年二月初七

辽东一向是九边重镇之一，你偏说这里的兵不能用，我才不信呢。你多次抱怨兵少，反复要求兵部再给你调客军。我就明确答复你：你身上的臭毛病忒多，我已经伺候不起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在辽东本地军民中组织团练，优先用辽兵，辽兵不够用或者也出现逃兵，我再调拨客军，给你补上。

九、

万历四十八年三月下旬，正当熊廷弼和兵部的嘴仗打得正欢时，后金军突然占据抚顺关和抚顺城，在辽河平原上获得一个永备驻军据点。

总兵贺世贤、周守廉各报称：达贼无数，进抚顺关口下营。臣已申饬各路谨备，惟清、叆、宽甸无兵可发，即辽城已颓塌，兵复怯弱，除咨抚臣周永春先遣参将，别镇带领甘肃、青州兵马，前来协力战守。总兵麻承恩三岔河防援。宁前副参游窦承武等兵马渐东，为广宁壮势。又咨督臣文球，遣蓟镇骁将，提兵出镇前屯，并催督已未出关兵将，速来策应。外伏乞亟敕兵部，星夜马上差人分催各镇，挑选精锐兵马来援。——《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至此，熊的“四路堵截”的规划已经成为无法施行的纸上谈兵，辽东战场局势由此急剧恶化。

后金军占领抚顺，在辽河平原上获得永久驻兵点，熊廷弼要为此负主要责任，因为这不是兵部没给他18万兵，而是他又失察的责任。

47年夏秋季，后金迁都，从苏子河谷深处的赫图阿拉，迁到河口的界凡。。

因为界凡距离抚顺太近，明朝从一开始就掌握了相关情报

熊到辽东出任经略后，他指挥的第一仗，就是进攻界凡：47年8月，努尔哈赤出征叶赫，熊没有直接派兵去救援，而是调兵出抚顺关，去进攻界凡，想来个围魏救赵。努尔哈赤早有预备，明军被留守后金军击退了。

自48年年初开始，后金加快向西扩展的步伐。努尔哈赤着手在萨尔浒山和靠近铁岭、抚顺的周边地区，修建萨尔浒城、尚间城（即萨尔浒之战当中击败马林的尚间崖）、温德痕（今抚顺上马镇温道村）、章丹（今抚顺松树村）等处堡寨，作为永备屯驻基地。

温德痕和章丹两座堡寨紧贴着边墙，就在抚顺关的视距范围之内。此时出关明军已经超过十万，熊手中兵力已比较充裕。总兵贺世贤、柴国柱先后两次向熊汇报军情，分析后金有对辽东发动进攻的迹象，希望先发制人，派兵去骚扰后金在温德痕和章丹的修城工作。

熊廷弼无动于衷，没有回应。而是一边继续和兵部尚书黄嘉善打口水仗，一边向宽甸、镇江等处增兵，还在慢条斯理的打造他的思路堵截。

后金军占据抚顺之后，从当年五月初开始，到九月初为止，努尔哈赤对辽河平原上组织五次大规模攻势。

熊廷弼被迫改变策略，把他手中能调动的12万人里面的大约10万人（也就是兵部承诺的兵力）集中在辽河东岸、辽东东路防区的核心的“三城一驿”——沈阳、辽阳、奉集堡，虎皮驿。

镇路卫所堡，辽阳是辽东两大镇城之一，相当于省会；沈阳是沈阳中卫城；奉集堡虽然仅为堡城，但位置在沈阳东南（辽阳东北），位置重要。而虎皮驿位于辽沈中间，确保辽沈联络

沈、奉为辽阳门户。沈—奉—辽三城互为犄角，在辽河东岸形成一个核心防御区。

熊在沈部署贺世贤统帅的3万人，在奉部署柴国柱的2万多人，自己在辽阳带着4万多人。凭借坚固三城的城池和集中10万兵力，才挡住了后金军的进攻。

辽东巡抚周永春另带约2万兵力，驻守辽西广宁和辽西走廊一带，防备蒙古。

这种形势是非常危急的，根本算不上局势好转。

惟是贼倾巢移住新寨，添筑山城，劄屯关口，专心并力，以图辽沈。……此贼扼要之计，臣心恶之。昨六月十二日之举，虽被堵截，怏怏而去，然大众尚全屯抚顺城下，图为再计。——《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十七日

失算了，万万没想到奴酋还有这一手，一句“臣心恶之”，透露出熊心中的悔恨懊恼。

十、

太多论述明清战争的专业论述和通俗历史读物，都把熊廷弼描述成军事才华出色、能力挽危局的杰出帅才，把他拔的太高，吹捧的实在太过分了。

经常有各种言论，称呼熊廷弼担任经略的一年零两个月（47年8月初～48年10月），辽东局势转危为安这样、努尔哈赤对沈阳、辽阳的进攻都失败了等等说法。说这是熊主辽期间的功劳，一次证明他的军事指挥才能。

这种说法本身就以偏概全。

熊刚上任时，他先给皇帝许诺一个从防守转入反攻的时间，然后提出这个“四路堵截、先守后攻”的计划——

臣惟辽阳、沈阳，皆为河东腹心内地。自东失抚顺、清河，北失开原、铁岭，而辽沈遂为辽阳之冲边矣。……屡疏乞讨道将兵马器械等项，伏乞皇上亟敕该部火速发遣前来。……邀皇上之灵，守住辽阳数月，选练人马，整造器械，挨到明春二三月间，大兵一集，何虑不能制之？——《收集兵力以固辽阳疏》

只要兵部给我18万人，我把这18万人部署到抚顺、叆阳、清河这几个点，堵住努尔哈赤出山的路，挡住后金军的攻势，明年开春23月就能反攻了。

这比袁崇焕的“五年平辽”更加浮夸。

按照他的这番计划，后金军就不应该冲进辽河平原，没有能力进攻沈阳和辽阳的

而实际情况，是明朝拿不出18万这么多军队，根本满足不了他这个大计划。

万历四十八年5月到泰昌元年9月间，后金军在辽河平原上发动五次大规模攻势，虽然没有攻下沈奉辽三城，但是完全肃清了三城周边的大小所堡

十一、

此人根本不考虑明朝国家财政和军事动员的实际情况，也完全不了解明军军备实情，就是一个热衷用长篇大论打口水仗的纸上谈兵之辈。

到了天启元年，辽沈都丢了之后，熊重新当经略时，依然喜欢如此铺摊子的方式，提出一个要求20万兵力的“三方布置”计划

熊不是称职的军事家，他连带兵打仗的基本军事素养都不具备。明朝把一个御史、一个擅长查案子、清肃官场的纪检监察官员派到辽东，强行让他当军事统帅。这个辽东经略当的越久，犯错就会越多。

明清战争爆发后，明朝派往辽东三任经略——杨镐、熊廷弼和袁应泰。朝廷让所谓懂“兵事”的文官挂帅，而实际上，这三人领兵御敌的水平，属于黄鼠狼下耗子，一个不如一个。

太多论述明清战争的专业论述和通俗历史读物，都把熊廷弼描述成军事才华出色、能力挽危局的杰出帅才，把他拔的太高，吹捧的实在太过分了。

熊廷弼落得一个传首九边的下场，对此，笔者的评价就是八个字——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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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诸位补充几个小细节。

1、熊廷弼和杨镐的关系非常好

世人对杨、熊的评价，基本是相反的，通常都说杨早在壬辰战争期间，带兵打仗就有过很多过失，让他指挥萨尔浒也是用人不当。

但是杨和熊的私人关系非常好，杨镐是他的伯乐和举荐人。

万历四十六以前，两人没什么来往。。十一年前，熊廷弼当过辽东巡按，工作重心是监察风纪，整顿辽东地方官场，调查巡抚赵楫和总兵李成梁的“弃地啖虏案”，他对辽东军备建设方面的成效并不突出。

在万历四十六年，他同样是辽东经略的备选人之一。明清战争爆发时，他和杨镐的境遇类似，都在老家当闲人。因为熊的从政资历和官职都相对浅薄，各方面都不如杨，他很快就被朝廷放弃了。

万历四十六年以前，两人没什么直接来往。

当年十一月，明朝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萨尔浒之战的战前筹备工作，身为经略的杨镐，主动奏请朝廷，提出重新起用熊廷弼，给他一个合适的官职，让他担任高级谋士，“以谋谟庙廊”。

到了萨尔浒战后的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朝廷虽然正在考虑更换经略的人选，但愿意举荐熊廷弼的人并不多。最开始是由祝耀祖科道言官提出建议。这两人在京城官场中影响力很有限，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是经略杨镐、内阁首辅方从哲和明神宗。

在战败后饱受指责的舆论压力下，杨镐再次主动举荐熊，方从哲随后附议并奏请皇帝，明神宗又迅速接受了方从哲推荐的人选。

这件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家已经闲待了六年多的熊廷弼，能当上继任经略，并非众望所归，而是少数人推荐和操作的结果。

因为熊对杨怀有几分感恩之情，到辽东见到杨之后，权利交接过程非常顺利。两人惺惺相惜。

2、辽东明军不敢出城野战，也是从熊廷弼担任经略期间出现

很多人讲述明清战争，都在陈述一个和历史有明显出入的故事：明军不敢和后金野地浪战，这个风气出现在天启年间，是打孙承宗经营辽西走廊、袁崇焕守宁远城开始的。

这个说法不准确。

总兵贺世贤领马步一万一千余人、柴国柱领马步一万一千余人，李怀信除将原分广宁兵马交付李光荣掌管外，止领马步七千余人，各驻虎皮驿、三块石等处，当贼来路。
……今东贼四万，入驻开原，欲令三总兵扬兵于汎、懿之北，以示驱逐；或声言于抚顺之东，以示捣剿，而促其速归。三总兵皆虑兵马寡怯不能敌，又虑西虏五万骑之见聚养膳木，乘我兵东出，而从西入抢，我兵北行，而从中隔断，皆按兵不敢动。似此光景，何论镇江？何论朝鲜？——《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五

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努尔哈赤前往开原，与内喀尔喀蒙古贵族举行盟誓。明朝迅速获得情报。熊希望有所行动，至少能形成一定干扰。

因为新兵多，战斗力明显下滑等原因，明军将领已经出现刻意避免野战的行为。

即便是贺世贤、柴国柱和李怀信这三个西北边镇军出身的将领，照样不遵守熊的命令，已然在公开抗命，轻易不敢出城。

熊这份奏疏指责贺、柴等公开抗命的武将。

3、

后世吹捧熊廷弼的人士，主要集中在明末和清朝中前期。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个人，就是清高宗乾隆。

乾隆专门写过一篇《论熊廷弼》，里面有“明之晓谕军事者，当以熊廷弼为巨擘”这些内容。

问题是乾隆作为一个很会玩弄权术的皇帝，他是个玩政治的高手，但不是军事家。乾隆从没有带兵亲征的经验。乾隆就特别喜欢远程指挥，身在北京，给几千里地之外的前线将领发号施令，对边疆战事指手画脚，亲口制造了很多麻烦。

这个对打仗不懂装懂还经常捣乱的外行，说熊廷弼“晓谕军事”，恐怕就要质疑这话的效力有几成，是否具备权威性。

若不是看在他有皇帝这层身份，谁都不在乎他在军事方面发表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