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4万亩土地是真的吗，怎么又有所有宗室一共每年输饷100万石的说法？ 第1页

可以看出《太祖实录》里根本没有沈万三，然后我们再去看论文明朝有没有沈万三--沈万三及其后裔考辨 - 中国知网

一、引言

明代以来各种文献中，保存了不少涉及沈万三的内容，有些具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大多充满传奇色彩。沈万三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不断有人发表论文，对沈万三传说及其家族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世传沈万三遭到明太祖迫害流放等事，多数学者认为虽然不无附会夸张，但反映的基本事实是可信的。也有学者表示怀疑，如黄云眉援引乾隆《吴江县志》中“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等语，认为“果可信，沈之死尚在士诚据吴时，则诸书所摭沈事，什九皆归虚构，屏而不录可也。”

最早系统论述沈万三死于明朝以前的，似为伯骅发表的一篇短文，该文根据王行所撰《沈荣甫墓志铭》等文，提出两点理由以证明“沈万三并非死于明初”：一是沈万三子沈荣卒于洪武九年（1376），享年71岁，当时沈万三若在，必已为90岁以上老人；二是王行为沈家亲属所作应酬文字颇多，但沈万三之名仅此一见，而且文中称其为“荣甫之先君子”，说明元末王行来沈家任西席时他已不在人世。其后顾诚发表一篇长文宣布：“沈万三是元朝人，有关他本人在明初的一切‘事迹’纯属讹传。”顾氏所举关键证据，与伯骅等学者大致相同，但论证扎实细密远过前贤，成为沈万三研究经典文献。针对顾氏观点，王颋、樊树志提出一些不同看法，石雨则在网上发表十多篇“沈万三研究札记”，对顾诚、王颋均有所质疑。此外，书籍、报刊以及网络上，还有大量围绕沈万三的各种议论。

由于文献不足征，很多问题只能依靠猜测推断，以致各家观点多有歧异，读来使人有治丝益棼之感。本文拟对相关史料和各家见解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并尝试提出一些个人看法。然囿于史料匮乏，本文亦多倚赖理证，所提观点均属假说性质，愿就教于对此问题感兴趣之同好。

二、沈万三及其可以确定之亲属

在直接提到沈万三的原始史料中，只有两篇墓志铭最为可靠：一是刘三吾为沈汉杰（沈万三侄、沈万四子）所撰《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下称“汉杰铭”），据志文判断当撰于洪武二十四年；二是卢充为沈庄（沈万三孙）所撰《沈伯熙墓志铭》（下称“伯熙铭”），据志文判断当撰于洪武二十一年。“汉杰铭”述其家世云：

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爱其水田膏沃，土俗忠朴，因家焉。人遂以其所在污莱未田者归之。躬率子弟，服劳其间，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此起，富埒于素封。恒谓二子：“乐莫如兼济。”二子世遵先训，益大厥家。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仲华二子：德昌其长，汉杰其次。汉杰复善相土之宜，徙家西之北周庄，读书勤生，浸广先业，在里中为人排难解纷，奔人之急甚己之急，乡里诵其有祖、父长者风。妣邑中富室张氏，妇道母仪，甲乙是邦，先夫子二年卒，附葬其兆。二子：长即玠，娶龚氏，次琼，娶唐氏，皆簪缨族。二女：德宁，适吴江曹为，儒家子；妙智，赘张进，知绍兴诸暨县。孙男三：曰海，曰广，曰京华。孙女一：妙善，适曾坚，前黄陂县尹爟之子。皆玠出也。处士生元延佑庚申月日，卒以大明洪武辛亥五月十三日，寿五十有二。其月二十九日，葬于南兴隆荡之北。

据此可知，沈万三的父亲名祐，原本居住在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后迁居平江路长洲县东蔡村。沈祐有二子：长名富，字仲荣；次名贵，字仲华。但两人之通行名，为万三、万四。明人提到沈万三，常在名后加一“秀”字。关于“万三”或“万三秀”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系因排行，如黄谈到：“沈富，字仲荣，行三，故吴人呼沈万三秀。”另一种认为系因户等，如董谷谈到：“沈万三秀，不知其名，盖国初巨富者。谓之万户三秀者，国初每县分人为五等，曰哥、曰畸、曰郎、曰官、曰秀。哥最下，秀最上。洪武初，家给户由一纸，以此为第。而每等之中，又各有等。沈乃秀之三者也。”

综合考虑，第一种说法较为合理。其一，田艺蘅谈到：“元时称人以郎、官、秀为等第，至今人之鄙人曰‘不郎不秀’，是言不高不下也。”这很可能只是江南俗语。如果元朝及明初确实存在“人分五等”制度，官私典籍应当会留下一些线索，而现存户帖、黄册实物以及地方志中均未见此种制度，提到此事者仅限于与沈万三有关的几则笔记，元朝及明初是否有此制度实可怀疑。其二，解释沈万三之名，必须与其弟名一并考虑，若“万三”意为“万户三秀”，则其弟则当为“万户四秀”，此时其兄弟是否已分家，为何户等不同，皆需要斟酌。此外，江南富户不止沈万三一人，倘若当时民间流行这种称呼方式，则当有陆万一、程官二、钱郎四之类的称呼，然文献中并未发现此种称呼。其三，沈万三为江南富户之代表，“汉杰铭”谓其“率先两浙户家，输其税石者万，玉音嘉叹久之”。这样一个首屈一指的大富户，其户等仅为“秀之三”，也令人感到怀疑。

因此，如果把万三、万四名字结合起来考虑，得名于排行的可能性最大。元朝时取名，多有用数字者，沈祐两子可能本名万三、万四，迁苏发达后改名富、贵，并分别取字仲荣、仲华，不过时人仍以原名称之，为表尊重加一“秀”字。既然得名于户等说颇可怀疑，有些学者进一步推论，认为沈万三并非沈富之专称，其他子弟也可能继承此名，因此明清文献中所说沈万三并非一人，这种说法恐难成立。另外，孔迩等又写作“沈万山”，“山”当为“三”之讹，有人解释为“其财富多如山积”，亦属望文生义。

据“汉杰铭”，沈万四有两子，长名德昌，次名汉杰。汉杰生于元延祐七年（1320），卒于明洪武四年，享年52岁。汉杰有两子玠、琼，两女德宁、妙智。截至洪武二十四年作铭时，沈玠共有三子海、广、京华，另有一女妙善，沈琼则无子女。《逆臣录》“顾常招状”中，谓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其次子顾学礼“在家置酒，请到粮长并豪户”，参与者共15人，其中包括沈海，可知沈海牵入蓝案被杀。

“伯熙铭”行状部分云：

公讳庄，字伯熙，姓沈氏，苏人也。其先世以躬耕起家，曾大父祐由南浔徒[徙]长洲，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难，乡人以长者呼之。父旺丰姿庞厚，有二子，长曰至，季即伯熙也。伯熙为人持重和逊，衣冠步趋襢如也。平居善事亲，喜接宾客，闾闬间礼容恂恂，不倚富以自矜。虽爱憎一人，亦罔形乎词色，内外咸德之。尤克纪纲家事，好蓄书史奇玩，每清暇则出而陈之，坐若翁于堂上，俾家人具酒馔，伯熙与其兄献寿称觞，怡怡怿怿，一门之内，父子昆季蔼如也。洪武十九年春，兄至以户役故，缧绁赴秋官，时伯熙亦获戾京师，适与兄同系狱，入则抱其兄痛泣曰：“吾兄素羸，不堪事，今乃至于斯耶？”既而伯熙先出，遂得疾甚，药莫疗，竟以其年五月二十一日卒于京，春秋四十。以是月二十七日权厝于上元县之砺石冈。去年冬，兄子德全舁榇归，未克葬。今始营新丘于长洲二十六都影邨羔景字围之原，将卜以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窆焉。伯熙凡两娶唐氏，俱无子，先卒。后娶郭氏，生男一人曰基，甫六岁。

此铭对于沈祐、沈富之描述，正好可与“汉杰铭”相互印证。可知沈万三有一子名旺。但铭中对沈旺只有“丰姿庞厚”一句描述，使人很难了解其生平。《逆臣录》“顾常招状”谈到：“先年间，与本都粮长沈旺、家人倪原吉、豪民王士荣结交蓝大人家陈火者，往来买卖。”可知沈旺曾担任吴江县二十九都粮长。弘治《吴江志》谈到：顾学文卷入蓝玉案，连及“妻族沈旺、沈德全、沈昌年、沈文规、沈文矩、沈文衡、沈文学、沈文载、沈海，凡八人，皆万三子孙”。又据乾隆《吴江县志》所载洪武三十一年“抄白原行”，是年处决“胡蓝党犯人”，系以沈旺孙沈德全为首，可能沈旺被逮后不久即死。

沈旺有二子：长名至；次名庄，字伯熙，卒于洪武十九年，享年40岁，回推当生于元至正七年（1347）。沈庄有一子基，他去世时只有6岁，回推当生于洪武十四年。

“伯熙铭”并未谈及沈旺是否还有兄弟，但其他文献提到沈旺有一兄，名茂。如黄谈到：“富卒，二子茂、旺。我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见，令其岁献白金千锭，黄金百觔，甲马钱谷，多取资于茂。茂为广积库提举，侄孙玠为户部员外郎。后茂罪当辟，以有营建工绪未讫，但黥颡为蓝党，犹得乘马出入。既而发辽阳从戎。”乾隆《吴江县志》亦云：“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洪武初，以龙角来献，侑以白金二千锭、黄金三百斤，甲士十人、甲马十匹，建南京廊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车座，筑城甃阶，造铁桥水关诸处，费巨万计。时方征用人才，茂为广积库提举，旺之侄玠为户部员外郎。”所述故事未可尽信，但其基本信息当有所本。两书皆将沈茂、沈玠授职并提，其实二事并非同时。沈玠授职在洪武二十一年，而沈茂授职当在洪武初年。从《逆臣录》可知，沈万三次子沈旺、女婿顾学文皆担任粮长，而关于沈茂，却搜检不到相关活动信息。这当然可能是文献阙漏，但笔者认为更大的可能，是沈茂去世较早，或已迁徙外地。

沈万三之女婿，除顾学文外，见于传说还有几个，限于资料无法证其真伪。其中一个名宋通，“仕元为万户侯”，张士诚占据平江以及明朝建立后，均未出仕，“与妻偕隐焉”。此外，嘉庆《同里志》谓“元季陆仲和为沈万三婿，富甲江左”，并谓明初“以逾制为太祖抄没，其子弟诛夷殆尽，止一幼孙仅存，户名陆官奴，家于谢里村”。这位陆仲和，洪武十九年所颁《大诰续编》曾经提到，谓上年水灾，“将吴江县粮长准灾，又顾常、陆仲和准灾”；同年所颁《大诰三编》中，也提到“苏州府吴江县粮长陆和仲，当十八年粮长”，因谎报灾情，又被牵入“胡党”，以致“身亡家破”。此处“陆和仲”当系“陆仲和”之误。 再者，郎瑛《七修类稿》还提到沈万三“流云南，其婿余十舍，亦流潮州”。

三、沈荣、沈森并非沈万三之女

王行《半轩集》中，收录了为沈荣、沈森、沈经及其妻徐氏撰写的四篇墓志铭，提供了沈家五代成员的一些信息。因“荣甫铭”显示沈荣之父名富，正与沈万三之名相同，所以伯骅、顾诚、王颋均想当然地认定沈荣为沈万三之子，无论是论证沈万三死于明朝以前，还是说明其可能活到明初，均援引此铭作为主要证据。但对于沈荣是否就是沈茂，顾、王二氏的看法截然相反：顾诚认为，“荣甫铭”并未提及他任广积库提举，而且他在洪武九年即已去世，可见沈荣并非沈茂；王颋则认为，植物之“荣”者由“茂”所致，男子之美称曰“甫”，因此“荣甫”当是沈茂之字。

石雨认为，王颋采用“算命测字”的办法论证沈荣即沈茂，实难成立；他还指出，“汉杰铭”、“伯熙铭”中的沈富居尹山，而“荣甫铭”中的沈富居周庄，以目前的资料而言，尚无法确切判断是同一个人。笔者仔细研读相关文献后，认为石氏提出“两个沈富”之假说，确实不无道理。但因石氏未提供相应论证，故未引起学界重视。为便于后文分析，先将诸铭涉及墓主生平的内容摘录如下：

《沈荣甫墓志铭》（下称“荣甫铭”）：荣甫，姓沈氏，讳荣，世为苏之长洲人。考富，妣曾，生于元大德十年春正月闰之甲申，卒于国朝洪武九年秋八月之壬寅，得年七十有一。娶叶氏，先卒。丈夫子二：长森，次彬，森先七月卒。女子四：德淑适何，德美适张，德仪适周，德谊适钱，皆同郡也。孙男三：经、、绅。女二：徽、徵。以九月甲子，葬尹山乡长山之原。

《沈茂卿墓志铭》（下称“茂卿铭”）：茂卿，讳森，姓沈氏，茂卿其字也，世吴人。祖富，父荣，妣叶。生元天历二年蜡月壬寅，卒国朝洪武九年如月戊辰，年四十有八。娶程氏。子男一人，经。女二人：德徵、德徽。卜葬地，得吉于长洲县尹山乡长山之原。

《沈氏幽堂豫志铭》（下称“幽堂铭”）：姑苏沈经思则，家长洲之尹山，和易端谨人也。恒服先人之训，慎默无易言。家素修于礼，户庭之间，雍容怡愉，而静密严敬。岁时仪度，内外秩秩，思则自幼习之，以故亲礼贤士夫，弥复周谨，君子嘉焉。自其祖、父继没，年甫十六七，固已力持门户，人以为难能。黾勉自程，有举无坠，虽云先德所施，理宜有在，而其勤敏淬厉，克自树立，亦可见矣。已而竟以体故罢羸，不任忧劳之交，至而婴况痼之疾焉。洪武二十一年春，思则于是三十有九矣……

《姑苏沈经妻徐氏墓志铭》（下称“徐氏铭”）：徐氏讳某，姑苏长洲人。父某，母某。至正丁酉某月某日生。生十六年为同邑沈经妻，恭俭和婉，沈静寡言，凡纂组箴缕悉善。不及事其舅，事姑能执妇礼。闺门之内，夫夫妇妇，姻党称焉。归七年，洪武庚申七月廿一日卒。子一人，曰九九。卜吉于县之尹山乡之原。

王行《半轩集》卷九及补遗中，除为其父所撰《先君墓志》外，共有为他人所作墓志类文章22篇，有的是为友人所作，有的是受人请托为陌生人所作。笔者除细读以上四铭外，还将这几篇铭文与其他各铭进行了对比，并参酌其他史料，觉得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王行所撰墓志，凡志主与其有交往者，往往会在铭中述及，如《元故蒋处士墓碣铭》谓“行友蒋君”，《亡友王君墓志銘》谓“余友王君仲廉”，《学斋张公墓志铭》提到“一日谓余曰”；甚至仅有数面之缘，也会提到，如《宗处士墓志铭》谈到：“予与处士，虽居一城，而相去不能近。然时一相见，接其动容辞气，亦足以得其人也。”但观其为沈荣、沈森所作墓志铭，无一字涉及私人交情。王行曾为沈万三家“门馆先生”，应与沈万三子孙相当熟悉，倘若沈荣、沈森系沈万三子孙，这种写法显然不合情理。不唯如此，观其铭词，荣甫铭曰：“呜呼荣父，考诸其乡，盖所谓善人者矣。”茂卿铭曰：“呜呼茂卿，其没也耶！茂卿之病也，为之孥者曰：‘胡苦吾家翁耶？宁吾病，毋病吾家翁，吾惧吾无以依也。’为其交者曰：‘茂卿友道不薄也，虽偶婴于恙，善可恃，其必有瘳矣！’其父兄者曰：‘吾儿非常儿伦也，其于亲也笃矣，天岂固疾笃于亲者乎？年甫尔可无忧也。’呜呼！考诸其孥言，是能慈者也；质诸其友言，是能信者也；其父兄之与之，又必能孝弟矣。”这些铭词透露，对于沈荣、沈森父子之为人，王行都是从他人那里听来的，倘若王行自己就与他们熟识，应当不会这样措词。因此笔者判断，王行与沈荣、沈森父子并不熟悉，只与沈经有所交往。

其二，王行为沈荣所作墓志铭，行状部分比较简单，除说明父名、母姓、生卒时间、妻姓、子女情况外，只提到这样一件事：“荣父之先君子，游于故侍讲袁文清公之门，公每嘉其敦信义。时楚之长沙攸县人冯子振，方张声誉，号海粟，以文翰自矜许，来吴必主之，深加爱厚，为大书积善二字，殆以表其志也。及荣父持家政，乃筑堂构宇，以冯书揭诸题间，既以承大先志，又以勗其后人，是足以见其好善之心矣。”为沈森所作墓志铭，行状部分更是简略，只说明祖、父名、母姓、生卒时间、妻姓、子女情况，没有任何事迹描述。而王行为其他人（包括几位女性）所作墓志铭，内容要丰富得多，基本都有祖先世系、品德事迹等方面内容。如《许能翁墓志铭》系为家境较差的许运所作，其中云：“居阛阓中甚隘，一楼广不能逾常，而汛扫殊洁。才人墨客至其上，翁时致殽醴，令子将勤敬意。”《吕府君墓志铭》系为家境较好的吕梁所作：“君生长富贵家，不事生业，日驰马从犬鸷击猎为乐。然遇人能敬谨，视下慈惠，因得人欢心。亦颇好为义，乡里有急多赴之。”倘若沈荣、沈森有沈万三这样的父、祖，铭中竟然对沈万三没有任何交待，亦不叙述沈荣、沈森之品德事迹，实难令人理解。对比刘三吾所撰“汉杰铭”、卢充所撰“伯熙铭”，以及下文所引王行为沈达卿一家三代所撰诸文，这一点显得更加突出。

其三，仔细阅读“幽堂铭”对沈经品德事迹的描述，以及“荣甫铭”“茂卿铭”中的铭词，都是赞扬其家世代讲礼修善，看不出其为大富之家。在“徐氏铭”中，特别谈到徐氏“凡纂组箴缕悉善”，说明徐氏还要做一些针线活。“幽堂铭”撰写于洪武二十一年，稍后两年，莫礼曾到沈万三家拜访，弘治《吴江志》述其接待盛况云：“其家屏去金银器皿，以刻丝作铺筵，设紫定器十二卓，每卓设羊脂玉二枚，长尺余，阔寸许，中有沟道，所以置箸，否则箸污刻丝作故也。行酒用白玛瑙盘，其班纹乃紫葡萄一枝，五猿采之，谓之五猿争果，以为至宝。其赘婿顾学文设宣和定器十二卓，每汤一套则酒七行，每一行易一宝杯。两家僮仆皆衣青罗里翣，其他珍异肴果不言可知。”两相对比，很难将两个沈家视作一家。

其四，当时撰写墓志铭，凡墓主家族近世有过迁徙经历者，一般都要有所交代说明。像刘三吾所撰“汉杰铭”、卢充所撰“伯熙铭”，都首先交待沈祐自南浔徙居长洲之事实。王行为其他人所撰墓志铭，亦大多有此类内容，甚至远溯唐宋之世。而“荣甫铭”谓其“世为苏之长洲人”，“茂卿铭”谓其“世吴人”，“幽堂铭”谓“姑苏沈经思则，家长洲之尹山”，说明沈荣近世祖先并无迁徙之历史，而是世居长洲尹山的土著居民。这与自吴兴南浔迁居长洲周庄的沈万三家的情况迥然有异。

此外，沈荣字荣甫，名、字都有“荣”字，而沈万三字仲荣，若两人系父子，这种取名方式也不合常理。笔者认为，王行提到的沈荣，其父虽然亦名沈富，但此沈富只是偶然与沈万三同名，其实并非一人。此沈富应当有一定文化素养，曾从学于元侍读学士袁桷（1266—1327年），并多次接待过“以文翰自矜许”的长沙攸县人冯子振（约1253—1348年），冯子振为其大书“积善”二字。其子孙亦讲求礼度，亲礼贤士夫。其家世居长洲尹山，并非外来移民，其家境也不会太富，最多只是一个中富人家。

四、沈达卿、沈伯凝应当就是沈旺、沈至

王行《半轩集》中，还有一组为沈达卿、沈伯凝、沈程、沈巽、张文源等人撰写的文字，其中沈伯凝系沈达卿子，沈程、沈巽为沈伯凝子，张文源为沈伯凝婿。这组文章并未提及沈万三，但杜琼所撰《王半轩传》有如此说法：“长洲周庄沈达卿，其父号万三秀者，赀雄当世，为礼聘于家塾。每成章，辄偿白金以镒。半轩概麾去曰：‘使金坞可守，则燃脐之惨无及也。吾言止如是，直何滥取多田翁为哉！’”

这就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杜琼谓沈达卿是沈万三子，是根据王行诸文附会出来的，还是确有所本？二是如果杜琼之言可信，沈达卿是沈茂或沈旺之一，还是沈万三另外之子？顾诚认为，沈达卿是否就是沈茂，依据现有资料还说不准。王颋推断，“旺”者所期，盖“达”，因此“达卿”乃是沈旺之字；至于伯凝，自然就是沈至之字。石雨对于王颋以“测字”办法确定沈达卿就是沈旺，表示强烈怀疑，认为这样的结论有一道坎：《佳声楼记》提到沈伯凝有三子程、巽、衡，而据“伯熙铭”可以确定沈至只有一子德全，两者显然对不上。

为便于读者参酌，亦将这组文章中与沈达卿家庭状况有关的资料摘录如下：

《清安堂记》：东阳沈达卿氏，居吴长洲之周庄。奕世以来，咸以勤慎敦愿处乡里，治生修业，日以优裕。至达卿，产益广，赀益饶，勤慎敦愿益甚，而浸文以饰之。他无所嗜，惟蓄经书子史古图谱法书名翰之迹，楼而庋之，籖轴汇列。暇则左右阅视，喜溢眉宇间……几席既安，子妇孙曾秩焉序进，问兴居，奉甘毳，怡怡翼翼，四世一堂，周旋而下上。

《彝斋记》：吴长洲沈伯凝氏，好学而勤于古，鼎彝尊敦之器，金石法书之迹，以至于图画象物珍异之玩，一见辄能别识，定其久近高下是非良否之自，湖海间号称好古博雅者，无不叹其知鉴。

《佳声楼记》：长洲沈达卿，予友也，志于教孙。其子伯凝也，勤于教子。从予游者，曰程，曰巽，曰衡，所谓孙若子也。

《沈文矩字说》：吴兴沈伯凝氏，严于教子，家庭之间，雍睦可观。仲子程既冠矣，方其冠也，请字于宾，曰文矩。

《沈文权字说》：姑苏沈氏，以雄赀巨族闻海内。有子名巽，字文权，简厚寡默。乃父伯凝谨于教子，命之从余游。

《立志》：长洲张生文源，年甫弱冠，动止如老成人。厥甫怡云处士爱之，惟义方是教。其外舅沈翁伯凝，又与予交累代，尝遣之学于予。

笔者认为，杜琼系苏州吴县人，生于洪武二十九年，与王行、沈达卿既是同乡，生活年代亦相隔不远，其说当有所本。细读上述文章及相关资料，沈达卿家境确实与沈万三家境高度吻合，而且可以将沈达卿与沈旺、沈伯凝与沈至对应起来。理由如下：

其一，《清安堂记》谓“东阳沈达卿氏，居吴长洲之周庄”，《佳声楼记》称“长洲沈达卿”，《彝斋记》称“吴长洲沈伯凝氏”，说明当时沈达卿一家的居住地，是苏州长洲之周庄。《沈文矩字说》则称“吴兴沈伯凝氏”，说明沈伯凝之祖先来自吴兴。这与沈万三家自吴兴徙居长洲的经历正好相符。至于《清安堂记》为何称“东阳沈达卿”，笔者尚未得到确证。据说世传沈氏谱牒中，曾提到沈万三远祖情况云：“我祖为梁仆射休文公裔，世居武康，后迁洛之汴邑。至唐，六十九世祖讳直者，累官宗伯、右丞。其仲子权，任工部郎中。及宋，大学士括子讳时昇者，为太常卿，从宋南渡，徙于嘉兴。”梁仆射休文公指梁朝文学家沈约，曾任东阳太守，“东阳”二字或源于此。

其二，根据《佳声楼记》《韪轩记》《沈文矩字说》《沈文权字说》以及《立志》，沈达卿之孙、伯凝之子程（文矩）、巽（文权）、衡，及其女婿张文源，皆曾跟随王行学习。王行确实曾为沈万三家门馆先生，两者情况吻合。

其三，从《清安堂记》所述其家盛况，可知应为豪富之家，《沈文权字说》亦明确说“姑苏沈氏，以雄赀巨族闻海内”。搜检明初保留下来的史料，当时“以雄赀巨族闻海内”的“姑苏沈氏”，尚未发现沈万三家之外的另一家。何况当时周庄规模不大，除沈万三家外，存在另一沈姓巨富的可能性极小。

其四，苏州素称人文渊薮，发家致富之后，便往往致力于提高家庭的文化素质。正德《姑苏志》描述顾阿瑛之风流文雅后，特地提到：“同时有沈万三及福山曹氏，亦以财雄于吴，而文雅不及。”沈万三之“文雅”虽然不及顾阿瑛，但特地写上这样一句，恰好说明沈万三亦已追求“文雅”。据“伯熙铭”描述，沈万三之孙沈庄，“好蓄书史奇玩，每清暇则出而陈之，坐若翁于堂上，俾家人具酒馔，伯熙与其兄献寿称觞，怡怡怿怿，一门之内，父子昆季蔼如也”。可知“好蓄书史奇玩”，是沈庄与其父兄的共同爱好。从《清安堂记》《彝斋记》看，沈达卿、沈伯凝皆好收藏图书及法书名翰和古器物，沈伯凝的鉴赏力还得到广泛赞誉。沈达卿、沈伯凝与沈庄的爱好，显然高度一致。

根据上述几点，笔者认为可以确定杜琼所言有据，沈达卿应当就是沈万三子。前面谈到，沈万三当有两子，而沈达卿不可能是其长子沈茂。一是如前所述，沈茂很可能去世较早或是迁徙外地。二是从年龄上说，依照通常情理推测，沈万三长子茂应当比沈万四次子汉杰年长一些。根据“汉杰铭”，可以确知沈汉杰生于元延祐七年。王行《清安堂记》谈到沈达卿自言：“今吾之年，甲子一周矣。”该记撰写时间不明，但《彝斋记》《佳声楼记》皆写明了撰写时间，分别撰于洪武十四、十五年，该记不会更晚。以洪武十四年沈达卿虚岁62岁计，回推当生于元延祐七年，恰好与沈汉杰同年，与沈茂年龄恐不相符。排除了沈达卿为沈茂，那么也就剩下一种可能：沈达卿乃是沈万三次子旺。

沈旺也只有两子，已知次子庄字伯熙，那么如若沈达卿就是沈旺，则沈伯凝就只能是其长子沈至。但据《佳声楼记》，沈程、沈巽、沈衡均为沈伯凝之子，而“伯熙铭”谈到“兄子德全舁榇归”，学者多认为沈至子名德全，两者似有不合，所以王颋认为所谓“兄子”可能是其堂兄之子，并推断沈德全乃沈万四长子德昌之孙。这种推断显然不太合乎情理，所以遭到石雨质疑。笔者认为，两者之间其实并无矛盾。因为《佳声楼记》谓沈伯凝勤于教子，“从予游者，曰程，曰巽，曰衡”，但并未说沈伯凝只有这三个儿子；而《沈文矩字说》明言“仲子程既冠矣”，可知沈程乃是次子，而沈巽、沈衡均是其弟，可见他还有一兄，此人可能就是沈德全。

《逆臣录》透露的信息，为推测沈达卿、沈伯凝父子其实就是沈旺、沈至父子提供了重要的佐证。该书“顾常招状”提到“先年间，与本都粮长沈旺、家人倪原吉、豪民王士荣结交蓝大人家陈火者，往来买卖”；“顾安保招状”提到“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十二日，有表兄沈德全与同家人倪原吉、沈子良回家言说”；而“倪原吉招状”谓其“苏州府吴江县民，系沈文矩家人”，倪原吉招供自己“同文矩常与蓝府来往”，并具体谈到“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蓝玉回京，是原吉同文矩前去拜望”。由此判断，倪原吉应是沈家一位资历较老、地位较高的家人，先后曾跟随沈旺、沈德全、沈文矩外出经营应酬。已知沈德全为沈旺之孙，沈文矩当亦如是。而根据《沈文矩字说》，沈至次子程字文矩，两者当为一人。换句话说，根据王行诸记，可以确定“沈达卿—沈伯凝—沈文矩（程）”这样一条世系；而根据《逆臣录》诸招状和“伯熙铭”，可以推出“沈旺—[沈至]—沈德全与沈文矩”这样一条世系。两者正好可以对应起来。

另外，弘治《吴江志》莫辕传中谈到：“姻家沈文度者，万三之曾孙也，有女许嫁陕西刘巡检。后文度死，家谪戍边，先生收养其女于家。”顾诚据此认为沈文度死于蓝玉案中，恐不确。陆采《冶城客论》谈到：“永乐中，万三之子文度，坐纪纲党被籍。”可知沈文度身死家戍，乃是永乐年间受纪纲案连累。王颋认为文度当为沈衡之字，“度”、“衡”文义上确有联系，其说或可成立。再者，前揭弘治《吴江志》提到顾学文连及“妻族沈旺、沈德全、沈昌年、沈文规、沈文矩、沈文衡、沈文学、沈文载、沈海，凡八人，皆万三子孙”（所列实为九人），此处所说“万三子孙”，似当理解为万三兄弟之子孙，因为沈海肯定是沈万四之曾孙。其中之沈文规，笔者怀疑即《半轩集》补遗《天放生解》的赠文对象沈生。该文提到“既式其名，又规其字”，可知这位沈生名式，字中有一“规”字。古人字多二字，其字当为文规。文中描述其家境云：“居吴长洲，年盛而质美性通，家饶赀而无绮纨靡曼敖惰之溺”；“方当安泰之时，承祖父之荫庥，受已成之基构”。这些均与沈家相符，但其血缘世系尚难究明，或亦为沈伯凝子。至于沈昌年、沈文学、沈文载，限于资料更是难以揣断。

顺便说明，顾诚谓“沈达卿在元末明初苏州（元平江）文人中颇有名气”，并举著名诗人高启《寄沈达卿校理》、杨基《雨中怀沈达卿、茂卿》、释道衍（姚广孝）《清安堂铭并序》为证。笔者还看到许恕亦写过《次沈达卿理问韵二首》。王颋谓顾诚“存在着将‘同字异人’作‘同字同人’的问题”，确有道理。细审相关诗文，除姚广孝《清安堂铭并序》系为长洲沈达卿而作，高启、杨基、许恕诗中所说沈达卿，皆与长洲沈达卿事迹不类，肯定另有其人，其身份在陈基《六柳庄记》中可窥见一斑：“槜李沈君达卿，起家儒林，敭历台省，由丞相掾擢拜南行台监察御史，寻执法行中书为理官。”槜李系嘉兴之古称。贝琼《存善堂铭》中，则提到“笠泽沈茂卿氏，扁其堂曰存善”。笠泽系松江之古称，此沈茂卿与杨基之赠诗对象，未知是否一人。

五、沈万三很可能活到了明朝

乾隆《吴江县志》谓“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但同时又收录不少沈万三在明初的传说。所以其说“万三已死”，只能当作传说之一种，至少不能当作证明沈万三死于明朝以前的关键证据。伯骅和顾诚援以为据的关键史料，是王行所撰“荣甫铭”，笔者在前文已论证过，沈荣与沈万三并无关系，所以这条证据不能采用。这样一来，实际上已没有坚实证据说明沈万三没有活到明朝；当然反过来说，也没有坚实证据说明沈万三活到了明朝。

笔者仔细研读“汉杰铭”和其他史料，觉得不能排除沈万三活到明朝的可能性。“汉杰铭”后半部分关于沈汉杰之家世生平，是根据萧放撰写、沈玠提供的行状撰写的，但前半部分内容显然得自刘三吾个人之耳闻，内容如下：

自予备官春坊词垣以来，日于班次拱听圣训，恒钱谷所暨，必首称吴中沈氏。国初，有万三公、万四公兄弟，率先两浙户家，输其税石者万，玉音嘉叹久之。复献白金为两者千五百以佐用度。上曰：“尔心诚忠，意诚厚，第系天下观望，万一人人相效，是启利原，一有不效，人必不自安。我今富有天下，政不少此也。”好语却之，不得，乃俾任所意造廊房楹者六百五十，披甲马军者千，务罄是金乃已，其诚至若此。嗣是厥家或被告讦，或旁累所逮，往往曲为肆宥。宸衷眷注，固多沈氏长者，亦以风厉天下也。

笔者认为，刘三吾称国初万三、万四兄弟率先输税，无论得自何人，都说明此事在当时广为人知。此时距离明朝开国时间很近，倘若沈万三早在明朝建立前就已死去，很难相信会产生此种传说，而且被郑重其事写入沈万四儿子的墓志铭中。再者，《逆臣录》“顾以成招状”谈到：本年正月顾学文前去蓝玉府邸，蓝玉正与教书先生王行在耳房内说话，见到顾学文，遂问：“这个是谁？”王行禀说：“是小人乡人沈万三秀女婿。”蓝玉一听十分高兴，“赐与酒饭吃饮，吩咐常来这里说话”。王行向蓝玉介绍顾学文，只提他是沈万三女婿，说明当时沈万三名气很大。如果沈万三在明朝建立以前就去世了，他在明初能否有这样大的影响力令人怀疑。此外，《贞丰拟乘》记载：“徐民望，字南溪，世居周庄。明洪武初，沈万山因事被逮，多所株连，人情汹惧，谓欲诛尽贞丰居者。南溪奋然欲拯此一方民，不避斧钺，叩阍哀请。太祖嘉其志，温旨慰劳，赐玺书五字云：‘尔是好百姓’，民得以全，由是世为粮长。”此条资料标明“见《徐氏家乘》”，当为徐氏家族传说，与“汉杰铭”“伯熙铭”透露的沈家屡受打击的信息也相符合。结合广泛流传的沈万三下狱流放等传说，沈万三活到明初，甚至曾“因事被逮”，确有很大可能。

此外，伯骅、顾诚等误认沈荣为沈万三子，并据沈荣年龄估算沈万三年龄，可能高估了不少。前面谈到，根据王行《清安堂记》估计，沈旺（达卿）大约生于元延祐七年；而根据“伯熙铭”，可以确知沈旺次子庄生于元至正七年，父子相差27岁。假设沈万三与其次子沈旺亦相差27岁，回推当生于元至元三十年（1293），明朝建立时只有75岁。对比一下沈荣、沈森、沈经三代的年龄差：沈荣生于元大徳十年（1306），沈森生于元天历二年（1329），父子相差23岁；沈经生于元至正二十年，与其父沈森相差21岁。沈森、沈经均为长子，与其父年龄差要小一些。沈万三家境豪富、妻妾众多，结婚不会太晚，长次子间隔应当也不会太长，假设沈万三与其次子旺相差27岁，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即使年龄差更大一些，明朝建立时，沈万三恐怕也不会超过80岁。

如果沈万三活到了明朝，大约在明朝生活了多长时间呢？撰于洪武二十四年的“汉杰铭”，提到万三、万四兄弟率先输税，特地写明是在“国初”，即洪武初年。稍早几年的“伯熙铭”，谈到沈至兄弟“坐若翁于堂上”云云，而未提到其祖父，此时沈万三应当已不在人世。再往前说，《清安堂记》谈到：“几席既安，子妇孙曾秩焉序进，问兴居，奉甘毳，怡怡翼翼，四世一堂，周旋而下上。”所谓“四世一堂”，是指沈达卿及其子、孙、曾孙四代。该记撰写时间不晚于洪武十四年，此时沈万三当已去世，若有五世同堂之事，恐怕不会只字不提。笔者认为，入明数年后沈万三可能就去世了。

既然沈万三去世较早，恐怕亦未遭遇抄家流放。明朝建立后，虽然沈家屡遭敲打，但在蓝玉案前，其家并未出现家产被抄、家人遭流的迹象。上海夏宗显卒于洪武十二年，宋濂为其所撰新圹铭中谈到：“国朝有天下，患吏之病细民……于是以巨室为粮长，大者督粮万石，小者数千石。制定而弊复生，以法绳之，卒莫能禁。是时惟苏之沈氏，以奉法称。天子亲召与语，赐之酒食，时减免其田赋，名闻四方。”文中所说“苏之沈氏”，与“汉杰铭”相互印证，可以确定就是沈万三家。从宋濂特地赞其“以奉法称”看，直到此时，沈家应当尚未遭遇抄家流放之事。洪武二十一年，沈万四孙沈玠被擢为户部员外郎，次年与同时受官的一批富家子弟，于华盖殿奏曰：“臣等田地家财，都是上位保全底，又蒙赐俸，难以消受，敢辞。”“汉杰铭”亦记沈玠辞禄曰：“念臣一门，自国初到今，屡蒙恩宥，得保有妻孥田庐。”说明直到此时，沈家财产仍然得以保全。洪武二十三年，沈家宴请从南京归来的莫礼，极其奢靡豪华，以致莫旦发出这样的感慨：“乌乎!一钗七十万钱，前辈以为妖物，与祸相随。今观沈氏之富，岂止一钗七十万而已哉，其受祸宜也。”莫旦还明确说沈家覆亡是牵入蓝案所致：“洪武末年，坐蓝党籍没家产，父子兄弟俱坐极刑而死。”

总之，洪武十四年以前沈万三当已去世，下距其家被抄最少已有十几年。世上流传的沈万三被抄家流放的故事，可能是把其后裔的一些事情附会到他本人身上，这在民间传说中也是很常见的现象。^[52]

另外明初沈万三父子谪戍辽阳云南考——兼与顾城教授商榷 何先龙 71_73根据《大理古佚书钞》认为沈万三的确活到了洪武15年（因为明史说沈万三被流到了云南，而云南要到洪武15年才打下来），但是有人认为《大理古佚书钞》是伪书辨by侯冲。（作者：侯冲是中国社科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53]）

沈万三修建南京明城墙传说的历史建构 - 中国知网想不到在明朝造谣朱元璋居然没事

沈万三修建南京明城墙传说的历史记忆建构

民众对传说的记忆是发生传承、流变行为的基础，其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以口头语言、书面文字等形式出现，形成了口头文本与文献记录两种形式；另一种是以实物形式存在，比如庙堂雕塑等[5]。对沈万三修建明城墙的传说，本文欲从历史文本记忆和空间记忆两个角度分析。

（一）文本的历史演绎

文本具备的文字记忆功能，是最真实最直接的载体。关于沈万三修建南京明城墙，在明初没有史料记载，且总体而言多见于明清文人笔记小说和地方志中。

比如《留青日札·卷四·沈万三秀》[6]道：

“沈姓万三行秀者，率两浙大户输税万石，仍献白金五千两以佐用度。上命其造廊房楹六百五十，披甲马军者，十务罄所献金。乃巳又命分筑南京城自洪武门至水西门，其工先毕。太祖尝犒军，万三欲代出犒银……上曰：此虽汝好意，然不湏汝也。由此遂欲杀之，太后苦谏，以为彼富固敌国，然未尝为不法事，柰何杀之？上意乃释然，亦由此被人告讦或旁累所逮及往往曲宥之，后得流云南。”

这里的沈万三先是主动率领江南大户前来进献讨好朱元璋，随后被朱元璋命令去造廊房城墙，沈万三出色地完成后依旧没有成功讨好朱元璋，于是想要犒军，终于惹恼朱元璋，被流放云南。同样，在明代笔记小说《七修类稿》[7]中：

“国初，南部沈万三秀者，甚富，京城自洪武门至水西门，乃其所筑。太祖尝犒军，万三欲代出犒银，上曰：‘朕有百万军，汝能遍济之乎？对曰：‘每一军犒金一两。上曰：‘此虽汝至意，不须汝也。由此遂欲杀之。太后苦谏：‘彼固富敌国，然未尝为不法事，奈何杀之？得流云南，其婿馀十舍，亦流潮州。”

在这里展现了沈万三的富有程度，并且在筑城犒军流放后又多出了新的情节——沈万三的后代保留了部分财产后流放潮州。在《云蕉馆纪》[8]中，沈万三修建南京城墙的细节更为细致化，和朱元璋的矛盾更深刻，以至于他的结局是被杀害：

“万山恃其富，实愿与圣祖对半而筑，同时举工先完三曰。太祖酌酒慰之曰：古有白衣天子号曰素封卿之谓矣。然心实不悦也。适万山筑苏州街，以茅山石为心，上谓其有谋心将为逆，遂收杀之，血流出尽白。”

至清朝，该传说仍在继续，甚至被载入正史《明史·孝慈高皇后传》[9]中：

“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

只是《明史》虽为正史，却是清朝修纂的，距离明初已有近300年时间了，这条文献必然参考了许多前朝的资料，其正史的权威和真实性其实已经并不高了。随后，在道光时期的《昆明县志》中也有类似记载，但是这则史料并不能证明沈万三真的去了云南，很可能是受到清朝官修史书《明史》的影响。

总的来说，经过梳理，基本可以看出沈万三修筑南京明城墙传说发展的主题，沈万三主動示好明政府或是由于过于富有受明政府命令，出资建城墙，然后进一步出资犒军，最后开罪于朱元璋而被流放云南。

（二）传说的空间记忆

传说的空间记忆是指传说在流传中，不同空间地区里的关于传说物化的记忆。一旦一个传说在某一地域内的影响形成，即空间区域内的民众与传说或传说中的人物发生某种关联的时候，这个空间就变成记录传说发生的重要场所。该空间内残存的关于传说的种种痕迹，就是我们追溯与还原场景的重要资源。

就如沈万三修筑南京明城墙传说，该传说的空间传播范围较为广泛，据相关文献记载有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常州等江苏省内城市及安徽、云南、北京等省外的城市。主要还是集中在江南地区，这反映出对于沈万三修筑南京明城墙传说的空间记忆格局，说明江南人对沈万三这个传说人物更为熟知，那么根据空间记忆的理论，江南就是记录沈万三修建南京明城墙传说的中心区域，甚至很可能就是起源于江南。

民众在接受传说后往往会有“一定形式的表达”，比如在南京明城墙现存的保存最完好的中华门遗址中，就有沈万三个人的陈列馆，因为传说这里还埋了沈万三的聚宝盆，因此另有一个专门关于聚宝盆的陈列馆。并且，在城墙上还嵌入了关于沈万三修筑该城门事迹的石碑。每一位来中华门参观的游客都可以认识了解沈万三修筑南京明城墙的传说，成为传说的宣传传播途径。此外，南京还有一个沈万三故居和一个雕像，在景观上进一步印证传说中沈万三移居南京修筑城墙的情节。

文本的历史记忆是由古到今的，空间的表述则是流动的记忆，二者相辅，使沈万三修筑南京明城墙传说成为一种时空文化得以连续。

三、沈万三修建南京明城墙传说的历史记忆解读

民众对传说的记忆首先来自于历史，传说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常常会受到历史的影响。如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所说，不论传说如何荒唐，都是历史的产物，传说若离开其历史，就不能成立，传说用事实与虚构结合而成，其形成之经过，却依然包含事实真相[10]。由此可见，传说的源头指向历史，传说在一定程度上会反映历史的原貌。因此，对于沈万三修建南京明城墙传说进行解读，就要剝离属于历史真实的部分。

（一）江南富民群体的缩影

从沈万三修筑南京明城墙的传说不难看出沈万三与朱元璋、明初政府的矛盾，但沈万三一生主要活动在元朝，参与修筑南京明城墙的可能性极低，那么这个传说建构在其身上的原因便值得探讨。

1.沈万三及其家族

首先，必然要探讨沈万三究竟是何人，他和他的家族经历了什么。沈万三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主要的活动都发生在元朝，的确是一位极具传奇性的商贾巨富。

直接提到沈万三的原始史料只有两篇墓志铭最为可靠：一是刘三吾为沈汉杰，也就是为沈万三侄所撰《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二是卢充为沈庄，也就是沈万三孙子所撰《沈伯熙墓志铭》[11]。根据墓志铭内容可以推出沈万三的父亲名祐，沈祐有二子，其中长子名富，字仲荣。沈富就是沈万三，他布衣出身，白手起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因为他太过富有，所以财富由来也有了相关的传说，比如聚宝盆传说、掘地得金或是有高人教授商道等。但根据学者考证，沈万三的发家主要在于“耕稼”及“海外贸易”[12]。

沈万三的后人，据乾隆《吴江县志》所载：洪武三十一年“抄白原行”，是年处决“胡蓝党犯人”，系以沈旺孙沈德全为首[13]；弘治《吴江志》谈道：顾学文卷入蓝玉案，连及“妻族沈旺、沈德全、沈文衡、沈文学、沈文载、沈海，皆万三子孙”。由此可见，真正经历抄家流放的是沈万三的后人，将后人的遭遇附会到前人，这在传说中也是常见的，不足为奇，但是沈家与明朝政府的矛盾纠葛，以及沈家最后没落的结局基本都是真实的。

2.明初的江南富民群体

江南富民总体而言对朱元璋政权是持冷漠态度的[14]。元朝统一江南后，忽必烈为巩固政权，曾多方面推行“汉化”政策。尤其是对苏、杭、嘉、湖地区的江南大族，采取异乎寻常的“宽疏”政策，对他们充分保护。同样，在张士诚政权下，继续保持元朝对江南地主的“宽疏”态度，一方面尽量避免战祸，维持安定的局面，另一方面开发水利，便利吴民。因此，在朱元璋和张士诚对峙时，大部分江南富民站在张士诚这边，直至洪武初年，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15]由此可见江南地主们的态度。

这必然招致朱元璋的不满，等他登基称帝，便开始打击江南富民。他陆续命令江南富民迁徙至金陵：“吴元年十月乙已，徙苏州富民实濠州”、“洪武三年六月，徙苏、杭、嘉湖富人四千余户佃临濠”[16]，“洪武十三年，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17]。这些富民的到来为南京等地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确实参与进了南京城的修建，所以传说中的出资建城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由此可以看出，沈万三本身是极具传奇性的一个人物，他的家族在明初的遭遇可以说是明朝初年江南富民群体的缩影，于是传说选取了这个传奇人物，将当时人们对明初江南富民的遭遇及江南社会政治环境的记忆建构在他身上。

（二）明初朱元璋对江南政策的民生反映

1.传说里的朱元璋形象

从明至清，沈万三修筑南京明城墙传说没有发生很大的流变，只是在细节中有一些增减，无论是在传说文献中还是口头叙述文本中，都可以发现朱元璋形象基本是稳定的。对沈万三财富之多的嫉妒不满：沈万三献白金五千两后仍然命令其修筑南京廊房，又修筑城墙，最后沈万三完成任务也依旧引得不满，最后被流放，到了《云蕉馆纪》更是直接把沈万三寻个由头杀了。还有心心念念算计着沈万三的钱财，比如在修筑南京城墙的中华门时强行征调沈万三的聚宝盆埋在下面不还。在沈万三的众多传说中，朱元璋都是一个心胸狭隘斤斤计较、善妒的形象。

历史记忆的每次流变并不是任意的，不仅受自然、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的影响，而且受动作者个人的影响[18]。正如沈万三修筑明城墙传说中朱元璋的形象是传说的构建流传过程中每一个参与的人的选择的结果，其背后必然蕴藏着人们的心理取向，也就是当时民众对朱元璋一些政策的不满。

2.传说隐含的社会舆论

传说中对沈万三的流放、抄家或是直接杀头的情节，以及把朱元璋塑造成如此心胸狭隘的形象，足以看出传说制造者及传播者对朱元璋及其政权的不满情绪。这种社会舆情反映就承载着人们对于朱元璋打击江南的各种政策的记忆。

《明史·食货志》载：“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体现了明初江南赋税之重。然而，除了赋税重及上文提到的强制迁徙江南富民外，朱元璋还借通党的罪名，大力打击江南富民势力。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江南富民广受牵连，如沈万三传说中的重要人物陆仲和就在其中。洪武二十六年，蓝党事件让江浙富民再陷灾难，以致最后，“三吴巨姓，数年之中，既盈而覆，或徙或死，无一存者”[19]。

朱元璋对江南的残酷打击彰显着他的专断残酷，空前绝后。历史文献或是民间传说，都是对“过去”事件的一种诉说，反映了人们对于该事件的一种集体记忆，只是这个集体记忆在不同阶层和群体的选择中重新建构了[20]。这种社会舆情不能光明正大记于正史，但会自然而然地渗透进传说、野史中，形成另一种社会记忆传承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一则沈万三修建南京明城墙的传说中，朱元璋都有着狭隘自私的固定形象，以及沈万三最后都逃不过覆灭的情节。^[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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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恭枵，朱元璋第5个儿子的子孙，出生在开封，开封王，居然不知道他爸爸什么死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继承爵位的，好神奇。崇祯14年，李自成攻城时，出50万金（不知道啥金，白银还是啥）劳军^[55]，还杀1人赏50金^[56]。后来城破但是成功逃脱，在彰德（今河南安阳）老死^[57]，大概是老死吧，明史说是正常死亡，当时他也没有赶路，不像很累的样子，乱世老死不容易啊，但是他孙子就是死在广州了。。。。。。。。。。。。明史第120卷列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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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对宗室据《校邠庐抗议》记载：“国家经费有常，惟宗禄无定额，会典诸书奉恩将军以上俸数皆不录闻，近来岁支三百余万，十倍于国初，此宜与限制者也。”（【清】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影印本，第 952 册，第 524 页上栏）魏源《圣武记》记载：“顺治初，宗室从龙入关二千余，近日近三万余，岁禄数百万。”（【清】魏源：《圣武记》卷 11，台北：中华书局，2016 年，第 8 页）魏源在《复何竹芗同年论会计书》中也记载：“宗禄则生齿日繁。岁增一岁。非八旗生计之比。盖旗兵马甲有定额。而宗禄无定额。多一口即多一粮。计自乾隆至今六十载。其繁衍不知几倍。此又国用一大关键……宗禄则询之宗人府丞刘宜斋。名谊亦委诸满员所掌。汉官不知其数。此二者皆不能考。”这与明后期宗室禄粮数目公开且“定为永额”的措施恰好形成对比。（【清】魏源：《古微堂外集》，《魏源全集》，岳麓书社，2011 年，第 13 册，第 422，423 页）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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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b户部言：”先因怀王故绝该府折禄庄田，久已抵充甘固年例“上半之 http://www.guoxuedashi.NET/a/5682wpxo/88102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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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楚王华奎以千金赈恤贫宗写敕奖励 http://www.guoxuedashi.com/a/5682wpxo/88181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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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时复更定勋戚庄田世次递减法，视旧制稍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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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辛丑周王在铤奏称定限封爵大不利于宗姓其弛禁开科等情有干 祖宗宪制似难轻议本省各项钱粮每岁数十余万有司若肯留心催徵宗禄尚有余裕乞要姑从旧制 上曰周王所奏着差去科臣会同抚按官一并酌议具奏 http://www.guoxuedashi.NET/a/5682wpxo/88109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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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礼部题延长王真滰病故 http://www.guoxuedashi.NET/a/5682c/88201t.html
45. ^宜川王庶长子公鋺庶四子公□步庶五子公鑺庶六子公金□聿俱为镇国将军赐诰命冠服等物 http://www.guoxuedashi.NET/a/5684q/70474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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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各藩府进助工银两 福王一万两 唐王一万两 潞王三千两 襄王二千两 韩王一千两，德昌王一千五百两馀，各进有差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410920&remap=gb#p13
49. ^ 【蠲金筑南阳城】
50. ^ 【又援潞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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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 【恭枵出库金五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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